从雍正十年中举(1732年)，乾隆元年(1736年)中进士，到乾隆七年(1742年)出任范县县令，兼理朝城县事务，这十年是板桥人生的相对稳定期。中举之后，板桥幸得江西大商人程羽宸千金之助，安心读书，作画；又因社会地位提高，交游更广，心情稍稍舒畅，诗文创作少了个人牢骚，多了山林的闲适感，如诗作《赠瓮山无方上人二首》《瓮山示无方上人》《访青崖和尚和壁间晴岚学士虚亭侍读原韵》《寄青崖和尚》《法海寺访仁公》《同起林上人重访仁公》《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等，极写山中清幽景色，绝少尘世纷扰，有一种浓浓的禅意，非心情宁静不能写出。

当然，中进士后，板桥等待做官的心情也更加迫切，亦曾上诗权贵，希望早日得官。乾隆元年五月，与户部郎中伊福纳游西山，访大同知府图牧山，作《赠牧山》《又赠图牧山》二诗。与清廷内阁职掌缮写文书的小官员方超然也攀结关系，并大肆吹捧方的书法：“书成便拟《兰亭序》，何用萧郎赚辩才！”又贬低自己：“笑我笔花枯已尽，半生冤枉作贫儿。”往日板桥的自傲自尊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对国子学正侯嘉亦大大地吹捧一番：“大哉侯生诗，直达其肺腑。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洒洒如贯珠，斩斩入规矩。当今文士场，如公那可睹？”同时又贬低自己的诗作：“我诗无部曲，弥漫列卒伍。转斗屡蹶伤，犹思暴猛虎。”(《赠国子淀在侯嘉弟》)乾隆三年，作《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四首诗。晏老夫子，即晏斯盛，他是康熙朝进士，雍正、乾隆时历官翰林检讨、贵州学政、鸿胪少卿、安徽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职。时晏正官安徽布政使，寄驻江宁(南京)。该诗既歌颂晏斯盛，又展示自己的诗才。诗的结尾表现出明显的求官之意：“手把干将浑未试，几回磨淬大江流。”不知何故，此次求官仍未得官。乾隆四年，卢见曾复为淮南盐运使，板桥书《赠卢雅雨诗墨迹》，便表达了多年求官不得的怨恨之情：“何限鹓鸾供奉班，惟予引对又空还。”诗中鸾乃指朝廷中官的品位。这一求官不得的怨恨之情，终于找到了恰当的发泄机会。乾隆五年，四十八岁的郑板桥借序董伟业的《竹枝词》之机，再次表达了对金钱与权势的愤怒、鄙视：“挟荆轲之匕首，血濡缕而皆亡。燃温峤之灵犀，怪无微而不照。”不怕“招尤惹谤”，即使“割舌奚辞”！他对董伟业所抱的“焚香恨晚”的感觉：“识曲怜才，焚香恨晚。”恰恰是自己不被统治者重视的冷落情怀的曲折反映。他要极力展示自己的个性，不顾什么礼教规范的束缚：“酒情跳荡，市上呼刍；诗兴颠狂，坟头拉鬼。于嬉笑怒骂之中，具潇洒风流之致。”我辈虽“身轻似叶，原不借乎缙绅”，本来“眼大如箕，又何知夫钱瞄虏”！对于权钱结合的世界，板桥再次发出了挑战，恢复了青壮年落拓时与世俗抗争的姿态。

一、风波宦海一钓叟

在专制政体下从事政治活动，无异于在风波不定的海洋上垂钓。“伴君如伴虎”，虽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大俗话，却亦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它以形象生动的比喻道出了专制政体下政治活动的危险性。作为艺术家的郑板桥，他凭着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特殊的技艺，在风波不定的宦海之中，钓取他的人生理想，实现他“字养生民”的精神追求。

(一)牛刀初试——范县做宰

乾隆七年春天，板桥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然而，他只补了个七品县令的缺，并兼理朝城县。这与板桥心中所想差距很大。但无论如何，毕竟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心中还是高兴的。辞京赴任之前，板桥作诗赠慎郡王允禧：“红杏花开应教频，东风吹动马头尘。阑干苜蓿尝来少，琬琰诗篇捧去新。莫以梁园留赋客，须教《七月》课豳民。我朝开国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诗文当然不能免俗，有吹捧当朝之意。然腹联两句——“莫以梁园留赋客，须教《七月》课豳民”，则表明板桥此时的一腔热情乃在于为范县的老百姓做点好事，并不是完全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诗中“梁园”乃是指汉景帝之子刘武在都城大梁所筑之园，辞赋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曾在这里为客。板桥告诉慎郡王自己不愿当词赋清客，要求积极用世，诗所表达的积极用世之意还是明确的。

范县，在河南省的东北部，邻接山东；南面濒临黄河，清代时属山东省。板桥此次为范县宰，还兼理朝城县。朝城县乃一古县，唐代开元七年(719年)改为武圣县，天祐三年(906年)改为武阳县。板桥一身而任两县之主，这究竟是上司对他的“器重”呢，还是因为他与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有密切私交的缘故呢？

据野史记载，板桥初到范县时，第一件事便是命令皂隶将县大堂的墙壁挖出许多小孔，与大街相通。当时县中同僚、皂隶人等，皆不知板桥用意，颇感奇怪，问他此举为何，板桥出人意料地答道：“出前官恶习俗气耳。”这种近乎荒诞的故事，虽然不一定有史料价值，但却以艺术的真实性揭示了板桥与众不同的为政之道：与民亲近，让百姓尽可能多地了解官府人员的行动，增加政治行为的透明度。这种与众不同的为政作风处理的事，亦是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风流县令郑板桥的故事之一。

与板桥的性格、精神气质相通的另一则故事，便是他“巧点鸳鸯”。板桥一生最看不惯以富欺贫、嫌贫爱富的行为。他要利用手中的暂时权力来为贫寒有德之人主持公道。据《扬州画舫录·虹桥上》卷十所载，板桥为范县县令之时，巧用富翁之钱，巧嫁富翁之女。当时，有一富翁反悔，不愿将女儿嫁给一个穷秀才，便送千金为板桥贺寿，意欲利用板桥手中之权，合理合法地退掉这桩婚姻。板桥顺水推舟，受下这千金之礼，不动声色，假装收富翁之女为义女。先将富翁的未来贫婿潜收在县衙之中，然后招义女入县衙拜见义父。板桥拿出富翁所送千金作为妆资，在县衙为他们举办婚事，再送他们同归秀才故里。板桥的行为，当然算不得是主张婚姻自由，也很难说是追求个性解放。这种行为，与尊重婚姻当事人双方自由选择的近代思想差距还甚远，而毋宁说是传统价值体系下尊重贫士的德行而已。但这种尊重贫士的德行，反对以富欺贫的举措，恰恰体现了板桥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那就是以人的德行来抗拒外在的金钱“异化”力量，维护人性的尊严。而反对以富欺贫这种薄德行为，正是在抗拒当时社会普遍的崇富嫌贫的社会习气。封建社会的德行，往往正是因封建统治阶层内部人物的破坏才走向反面的。这一故事又表明，封建社会的道德必须依赖封建的法权来维护，而封建社会的危机已经全面、深刻地暴露出来了。板桥用法权来避免金钱势力对婚姻的干扰，虽然还谈不上是维护人的个性，但却维护了人性的尊严，避免人在自己的创造物——金钱面前的“异化”，具有比较普遍的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