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法缘由

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曾在北京组织过“留法俭学会”。目的是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说是“参战”，其实大多数是做苦力。这批华工没有护照，归陆军部管，生活是很悲惨的。战后，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人口损失很大，严重缺乏劳动力。

留法俭学会合影

1916年6月22日的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成立，它是中法两国人士联合组织的一个教育文化机构，该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推举欧乐、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汪精卫为副会长，李石曾、辈纳、法露、李圣章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主要工作是编辑中法文图书报刊，宣传介绍法国新教育，促进中法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中国学生赴法留学。

1916年底，蔡元培受命担任北大校长，从法国回到北京。李石曾、吴玉章也先后回国。1917年5月由蔡元培、汪精卫任正副会长的北京华法教育会宣告成立。5月27日，关闭4年的留法预备学堂复校。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先后发表了讲话。蔡元培分析：

1．法国学术界思想活跃，受专制主义和宗教影响少。

2．法国科学程度高，“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法国”。

3．法国巴黎“风气均极俭朴，其学校之不收费，所取膳宿费极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俭之费用，求正当之学术”。

吴玉章勉励青年学生要把留学与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

在华法教育会的影响下，各地纷纷成立分会，这些分会大多有早期留法俭学生作为骨干，得到社会政府支持，举办各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提供学习语言和培训生产技能的场所。这些学校均以培养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安排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如成立较早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在试办章程中写道，宗旨：转为赴法以工求学之预备；学课：以法文为主课，附以中文及普通知识。各班除半日授课外，并以半日制造工艺品，以资实习。这些预备学校的青年，也都有明确的目的，为留法勤工俭学做准备。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拉开序幕，到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其中四川、湖南两省最多。这两年间近两千名留学生前呼后应到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绝无仅有的一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历了由学生俭学到工人勤工，以求学再到学生“监工以济学，以勤工求俭学”这样一个过程。以最少的经费实现出国留学求知的目的，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步形成高潮。

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一边读书一边依靠自己劳动解决生活费用，成为吸引他们赴法勤工俭学的直接动因。

一批热心人士的身体力行，积极筹划和组织，促成运动的兴起。如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倡导和试验工作，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以低廉的生活费用到科学文化发达而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法国去，通过俭学和勤工的方法为中国培养人才。他们深入学生内部，成立组织，创办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政府虽然于1906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由于内忧外患，民生无计，教育事业根本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更是捉襟见肘。1918年《教育杂志》专门刊文称：“自民国三年至五年，政治之变端迭甚，财政上发生极端困难，教育因之根本动摇。”

1915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仅存86所，其中大学10所，专门学校和其他学校76所。到了1918年，情况丝毫没有改观。这一年，全国公私立中等学校有117740名学生，而同时期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仅为17265人。对于数以十万计的各类中等学校学生而言，升入大学的机会太渺茫了。

当时，蔡元培说：“我们办华法教育会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们这些求学无门、无依无靠的寒门子弟找一条振兴实业、提升教育的道路。”

1919年，上海、四川、湖南、广东、河北、山东、福建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的分会，留法预备学校也增加到二十几所。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的积极活动，推动了这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国申请赴法的青年学生人数很快超过了500人，加上当时国内报刊广为宣传，一些社会名流也通过演讲表示提倡与支持，留法勤工俭学逐渐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一大批如许包野这样怀抱救国救民思想、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年轻人前往心目中的“圣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迪。

远渡重洋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到法国远隔万里，航程有1.6万公里之多，邮船要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锡兰、科伦坡，再经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亚丁，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进入地中海，由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上岸，共计航行近四十天。沿途所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

当时大多数学生是从上海出发的，而许包野等来自广东、福建的学生基本上是从香港启程的。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启航了，邮船向遥远的地中海，向法国驶去。许包野等广大青年学生们就要离开哺育自己长大的祖国了，他们倚在高高的船栏上，深情地凝望着渐渐远去的故土，许多人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站在后舱的船舷边，许包野凝望渐行渐远的故国家园，心潮起伏。乘长风破万里浪，祖逖击楫中流，郑和七下西洋，不都是到大风大浪中去铸就勇毅性格，开拓广阔胸襟吗？虽然浊浪滔滔，前程未卜，但与其当一个井底蛙终老乡里，何如走出去成就一番事业，大丈夫理当如此。当初许包野七岁从暹罗返回家乡，乘坐小小的渔船漂荡在江海之间，汹涌的波涛一阵阵地扑打到木船上，那时没见过大世面的他，胆战心惊，以为就要葬身鱼腹了。如今他乘坐万吨邮轮，从太平洋，经印度洋过地中海，才算完全领略了大海的变幻莫测与神奇魅力。

当时船上的舱分五等，一等是包房，旅客多是洋人、高官。勤工俭学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舱，又称“一统舱”，舱位设在船头，分上下铺位。再往下是放牲口饲料、杂物的五等舱了。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点名，报到后，发给每人一个洋瓷铁盘子、一个洋瓷铁碗、一副刀叉，作为吃饭的用具，并叮咛大家要好自保存，丢了不补发。每顿饭都要等头等、二等、三等舱客人吃完，才呼唤四等舱客人持盘碗到厨房前小窗口来领。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学生们苦笑着说：“这真正是‘要饭’了。”

四等舱多安置在船的顶篷的一个角落里，在半明半暗堆着各种货物的货舱里，设置了一些重叠的多层铺，舱内空气污浊，很不是味。赴法勤工俭学的几批学生，大都是乘坐的这种四等舱，从出国一开始，就很有点勤俭的劲头。许包野上船后，除了困得实在没有办法，在船舱里睡睡觉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甲板上。

海上的狂风巨浪来势凶猛，不是内地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许包野和同学们经常组织起来，将所带的行李用油布一类东西连扎起来，以蔽风雨。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从头上浇来，衣被尽为湿透。好在船离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热带中航行，衣被湿了，易为海风吹干。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的航行时间最长，大家吃尽了苦头，在汹涌澎湃的波浪中，轮船振荡得很厉害，同行者多在舱中静卧，轮船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很凶，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有少数人痛哭流涕非常想家。

当时在大统舱里装了不少活牛，这是因为船上没有冷冻设备，蔬菜又少，带着活牛以备航海途中现吃现宰。几百人就睡在牛栏旁边。那时已经是春天了，统舱里闷热，加上牛粪，臭气熏天，船身又摇晃不止，很多人头晕呕吐，吃不下饭。一路上是很遭罪的。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据说沿途水中还有鱼雷没有扫清，精神上的压力也很不小，很怕船只碰上出事。为防万一，船上给每人发了一只救生圈，作为救生工具。

轮船经香港在九龙码头停泊了一天，几个在上海上船的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就想在这里下船不走了。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

抵达西贡港时，许包野和大家还特意登岸看了看。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与国内不同的另一种小火车，窄轨，小车厢，构造也简单，是法国人在西贡修建的。在西贡停留期间，许多当地华侨热情地赶到码头迎送。学生们上岸游览，也受到华侨的盛情款待。西贡的华侨大都经营小本生意，不但要缴纳相当重的营业税，每人每年还得向法国殖民当局缴“身税“18元，即使穷得连饭都吃不饱的华侨也不能幸免，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这些在国内无以为生的人们，千里流落异国，但仍逃脱不了当牛做马的命运。华侨的境遇使学生们更增强了改造中国的责任感。

邮船离开了西贡，朝着下一站新加坡驶去，在水天相连的大海里，远远看到了鲸鱼喷出的水柱，时喷时停。这种壮观的海上奇景，使学生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船到达新加坡，停靠的时间比较长，许多人上岸休息观光，许包野也上岸去看了看。当时，新加坡还是由英国人统治，港口上有警察检验护照和作疫病检查。许包野对新加坡最突出的印象是华侨多，因为有副对联这样写着：“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这时早已是民国了，还写什么“皇恩浩荡”，除了表明这些同胞思想守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倾吐了他们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是很欣慰的。祖国虽然贫穷落后，可她在爱国同胞的心目中，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里风平浪静，天气炎热异常。邮船还在科伦坡停了一天，然后经四五天的航行，从险要的吉布提海峡进入红海，这时已经是1920年5月了。穿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停留的时候，又有个别人动摇，想中途回国。

1920年5月4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乘坐的法国邮船在地中海行驶时，有人提议开一个“五四运动纪念会”，得到大家热烈响应。许包野和同学们一起动手，很快就在三等餐室布置了会场。会场正中悬挂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午后1点钟，纪念大会正式开始。首先是全体肃立共唱国歌，而后开始演说。一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率先讲述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继而大家又讨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社会原因，许包野聆听了大家的发言，也从自身的感受谈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利用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切实考察”“尽心研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以利“改造中国”。最后，纪念会以“高唱国歌”，三呼“五四运动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结束。

通过这次大会，许包野和来自各地的学生接触，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他们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着他们。在他们那里，许包野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一天，他借了《新青年》，只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这“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愈文中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

从上海到马赛，航程达三万一千多里，历时近四十天。一路上，许包野体察到世界的伟大和壮观，开阔了视野。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瓜分掠夺，对人民的剥削奴役，了解到人世间的不平。但是万里航程的颠簸困苦，使勤工俭学生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折磨，不少人双腿肿胀，浑身无力，有些同学还生了病。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更加严酷的、全新的生活。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还好，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

到达马赛港后，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的代表和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在码头上接待了学生们。上岸后，许包野和大家感到异常奇怪，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居然是一个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真是咄咄怪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无不感到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后来才得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原来因为战后的马赛社会秩序很乱，北洋政府怕中国人当领事对付不了法国马赛那些地痞流氓，不能应付纷乱局面，特意请了一位法国人替中国政府当领事。这件事给了许包野很大刺激，堂堂的中国政府竟连一个驻马赛领事都派不出来，足见它的极端腐败和无能了。

四十天的海上漂泊，历经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众多著名港口，使许包野打开了眼界，但心头总像压着铅块似的沉重。尽管这些著名港口风景绮丽，有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可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港口上许许多多衣衫褴褛的苦力和乞丐，有些还是很小的孩子，在那里做工或讨饭。这些城市大多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真是哪里有帝国主义统治，哪里就逃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命运！

在马赛登陆时，许包野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他是自己的主人，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亲及其他长辈给他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许包野且行且思，浮想缤纷。留学法国是他全面接受影响，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而赴法的经历和思考是他思想定型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他从一开始就以开放的心怀感知自然、热爱自然、享受自然，以纯粹学术的眼光考察人生问题，研究民生问题，同时在这个起点上，许包野不仅仅真切地体会到中西之间个体的差异，而且真实地看到群体的差异。后者的差异使他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致命的摧毁，此后的刻苦学习与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就是他重建自信的过程，也是他思想成长的过程。

初到法国

这批勤工俭学生抵达马赛港后，休息了两天。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商业港口，工业很发达，有许多工厂。这个时候，华法教育会派李璜从巴黎来接他们。李璜到法国的时间比较早，法语讲得很流利。他把大家带到巴黎，很快开始了分配，你到这个组，他到那个组，这个组进什么学校，那个组进什么学校，都做了安排。为了克服语言障碍，许包野等大部分学生开始大都被安排去学法语，因为不懂法语，既无法做工，又无法进学校。

巴黎是“花都”，既无严冬，也无酷暑，四季如春，繁花似锦，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名胜古迹，都是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巴黎，同时也是“浪漫之都”，它那庄严精致的巴黎圣母院、威严凝重的凯旋门、雄伟壮丽的埃菲尔铁塔以及明媚秀丽的塞纳河，把巴黎装点得美轮美奂。巴黎，还是“革命之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于此，人类历史上最有威力、影响最深远的歌曲《国际歌》的旋律从这里响起。巴黎还是旅游的仙境、购物的天堂，因此，文学家利尔克说：“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

先贤祠是给对法国哲学和历史颇有兴趣的许包野印象最深的地方。先贤祠是法兰西民族的精髓和象征，1791年4月4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将圣女洁娜维耶芙神殿改名为先贤祠，入祀在历史上为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伟人。伟人的遗体被安放在先贤祠的底层，供奉的有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但更多的是法兰西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有的是两人一个墓室，有的是多人一个墓室。绕过一层的巨型圆柱，来到地下基室，赫然看到他所崇拜的卢梭与伏尔泰被安放在最显要的位置，并且分别拥有一个墓室。卢梭的棺木上写着“自然与真理之人”。凝望着墓前肖像上这位钟表匠之子、日内瓦公民，他那卷曲金黄的头发、高高隆起的鼻子、深邃坚定的眼光，经由那些震古烁今雄辩优美的文字，复活了一个民主自由先知的永恒形象。面对这个形象，许包野不由自主地感到亲切，感到一种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相通。但诋毁与侮辱一直伴随着他，在卢梭诞生两百周年之际，报纸和杂志又掀起新一轮对他的攻击，读着那些诽谤卢梭的文字，许包野感到困惑不解又饶有兴味，这样一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人们在享受他创造的成果的同时又为何那么讨厌他？这更激起他追索与探究卢梭精神境界的强烈欲望。有意思的是，入祀先贤祠的第一人米拉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的著名代表和演说家，19世纪大批评家圣佩韦评价他是“体现出法国革命新纪元的第一个伟人形象”。

1919到1920年，赴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大都能比较及时地转入工厂做工或进学校学习。但是，初到异国，不论是“勤工”还是“俭学”，对这些青年学生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勤工”的学生主要集中在法国的钢铁、运输、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做工的地点，分布在巴黎、里昂等地区的上百家工厂企业。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曾在巴黎西郊比央古工业区的雷诺汽车厂考察劳动情况和做工；赵世炎、邓小平、陈毅等人在法国南部施乃德钢铁厂当过钢铁工人；王若飞、徐特立等在里昂附近的工厂里做过学徒工或正式工人。在重工业部门“勤工”的学生，劳动强度很大，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在轧钢车间做工的学生，干的是“拉红铁”的工作。大条钢出炉时，像一条条红蛇飞奔而来，灼热火烫，热气扑人，他们必须戴着石棉手套，接连不停地扶住条钢，使它安稳地通过机器，轧切成规定的尺寸，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致命的创伤。干一班下来，学生们个个汗流浃背，连脸上的皮肤都被烘得像焦了一样。

这些学生，大多年龄在20岁左右，对于上夜班很不习惯。在下夜班归来的路上，他们顾不上观赏街头五光十色的景致，常常是躺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中就睡着了。学生们的劳动如此艰苦、紧张，但工资却极低，一天只有10到15个法郎，当时法郎贬值，仅折合中国币1元左右。为节省一些开支，他们尽量紧缩饮食、住宿费用。有的住木板工棚，有的几个人合租一间小屋。他们通常是几个人合买一只煤油炉，分班轮流做饭，吃得也非常节省。但学生们非常珍视“俭学”，他们把自己半年或一年时间劳动积蓄的钱，用到学校读书，钱花完了，就再去做工。

“马老五”，是法语“马勒尔五”的汉语发音，意为“粗工”“苦工”。从身着洋装、手握笔杆的留学生到卖苦力的“马老五”，赴法留学生不论年龄、资历、学问，一概践行着五四时期“工读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有中学、小学毕业生，还有当过校长、教员的，但到了法国，却做着一样的苦工：打锤子、用铁锉、扫马粪、扛布袋等。留法学生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血泪，放弃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也在赤贫的无产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蒙尼达公学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一所法国中学。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热心旅欧教育的人士均曾就读该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对中国学生也特别友善，不但食宿费用低廉，还为中国学生特设专班，补习法文。他们被送到蒙尼达公学修读法语。蒙达尼是位于巴黎南郊的一个小城。1920年，蒙达尼公学招收了150名左右的中国勤工俭学生。该校负责人沙博（华法教育会法方成员）尽力创造条件，使中国学生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该校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专门班，学费收得很少。沙博和他的夫人还想方设法照料好中国学生的饮食。许包野感到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你学习，你不懂法文和法语，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学起来要快得多。

许包野作为官费生，经济上尚有补助，当时澄海文祠设有出国留学助学金津贴，每年可领取400元大洋。按当时的汇率，尚可维持俭学费用。但不久补助津贴中断，也逐渐感受到大多数自费生的艰苦。当时法国的蔬菜，同中国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这些东西。城市的菜，大都是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运来的。主食方面，能买到大米，卖面包的杂货店也很多。由于当时法郎的币值不高，刚到法国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兑换10个法郎。许包野这样的学生一天有几个法郎，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独立生活，既要缴纳房租费，又要支出伙食费，再加上要用一部分零用钱，勉勉强强也可以维持一般的生活，余下的钱就很少了。

在法国，许包野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他们时有争论，许包野对此是有所触动的。但是，1920到1921年期间，这种触动，还没有彻底改变许包野那种“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想法。如果说在思想上有所发展变化的话，那就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并且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去。

思想启蒙

刚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同大家说：“现在生活昂贵，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法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法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许包野这样的学生每个人每月的花费平均在一百五十法郎，膳费、宿费、学费等由华法教育会替留学生一次性缴纳的。其他费用则由留学生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唯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艰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许包野身边的许多同学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时炒个卷心菜，那是特别的享受。

华侨协社离巴黎有20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勤工俭学生的境遇都十分悲惨。许包野每个月去华侨协社领取生活费，经常看到很多学生有的住进了巴黎的贫民窟，而大部分则挤到普安特大街（avpoint）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华侨协社是旅法华人的公共机关，其性质如中国的会馆及外国的商会，各种机关皆设其中，成立于1919年8月31日，是一座别墅式建筑。勤工俭学生初到法国时，多集于此候工候学。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当时花园里搭的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

1920年冬天，法国战后经济一落千丈，失业风潮席卷全国，大批复员军人也加入到觅工的队伍里，一船船登陆的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华侨协社的帐篷里栖身。到1921年初，失业的勤工俭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华侨协社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随时都有爆发流行病的可能。

欧战后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批勤工俭学生进厂，入校已不可能。至1920年底，失工、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挤满了华侨协社的院落，华侨协社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避难所。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华侨协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里面挤进了四十多人，真是无法想象。起初，李石曾的“豆腐公司”每日向学生提供饭食，组织他们复习法文，后来连面包和白开水也供不起了。后因勤工俭学生领导和参加了向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的“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中法当局便停发了维持费。

人是铁，饭是钢。相对住而言，吃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华法教育会发给失业学生的生活费每天仅5法郎。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对于许包野他们这样的学生，5法郎只能购买最廉价的食品，常用的食谱是白水煮马铃薯，兼之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煮得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后来的青年党魁李璜曾经描述了勤工俭学生的惨状：“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

法国的冬天异常寒冷，更令这些身无分文的穷学生雪上加霜。据统计，仅在巴黎地区，1919至1921年，勤工俭学生就医的就有140人之多，高达20％。其中意外死亡5人，病死六十多人。

无工无钱的学生每人每天可向华法教育会借贷5法郎度日，每10天领取一次，称为维持费。而华法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支付学生的维持费要么是国内捐款，要么挪用筹办中法大学、中比大学的款项，再加上管理不善，经费捉襟见肘。一纸通告更令局势雪上加霜，华法教育会在1921年1月12日和16日的通告中，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从2月底停发维持费，这实际上是要把学生们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一点点救济金也剥夺净。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华法教育会和学生们的关系，还停发了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从中国到法国的留学通道也随之关闭。一时间群情激奋。一位学生写道：“通告发出后，遂起学生界之大恐慌，除一部分在工厂做工者，其余在学校读书及候工者，皆因无人接济，大为恐慌。”学生李季伟在家书中称，当年有2名勤工俭学生自杀，4人精神失常。和很多同学相比，许包野的家庭还算富裕，家里时不时还能汇点生活费，他也经常拿出一部分钱来接济周围的困难同学，对于庞大的群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写出了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国同学宣言》：

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3月1日就要饿死了……我们怎样直接行动呢？一、即日向公使、领事下一个呈文。二、如本月28日还没有答复，全体到公使馆、领事馆去。……要求生存权、求学权，绝不是可耻的事，这是社会革命的发动点。工读主义的旗帜，我们不要老老实实捧他了。

许包野看到这篇宣言，立即和身边的同学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争取生存和学习的权利。

1月下旬，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代表会议在巴黎举行，决定以争取“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向中国政府要求发给学生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并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读书。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召集驻法公使馆、领事馆、华法教育学会和留学监督处四机关开会，议定各派一人，成立“勤工俭学生善后委员会”，专门办理遣送学生回国事宜。2月27日晚，又有二三百名勤工俭学生从各地赶到巴黎，准备第二天参加预定的行动。2月28日早上，四五百名勤工俭学生高呼着要“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上午10点钟，各路学生汇集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前，随即围住了公使馆。学生们推举蔡和森等11名代表进使馆见公使陈箓，法国当局出动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镇压。中法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镇压暴行传开后，激起了旅法各界侨胞的愤怒抗议。他们纷纷声援学生，并向公使馆提出严厉斥责。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广大勤工俭学生的坚决斗争，迫使陈箓不得不请法国警察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将国内捐款的一部分发给困难的学生，并答应继续发给救济金。至此，“二二八”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这场风波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它宣告了追求光明、进步和知识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中的腐朽势力的决裂，揭开了勤工俭学生联合起来同中国反动政府斗争的序幕，许包野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参加游行示威、救护受伤同学、营救被捕的学生，积极融入进步同学中去。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税和筑路权作保，向法国当局大肆借款3亿法郎购买军火，这一阴谋经法国报纸披露后，舆论大哗。当时兼任天津《益世报》记者的周恩来，特地从德国赶到法国调查内幕，《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第二次侨法同胞拒款大会经过始末》等报道，使得刚到法国的北洋政府专使朱启钤和财政次长吴鼎昌颇为尴尬。学生们不顾温饱，帮助六大华人社团散发传单，还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先后两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厦召开“拒款大会”。

与上次的“二二八运动”不同，这次“造反”，不单蒙尼达派和勤工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就连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也实现了大联合。在“拒款大会”上，威风凛凛的山东、河北华工把驻法公使馆的电话线剪断，还在使馆门前泼上酒精，首次显示了华工的力量，许包野亲眼看到了广大旅法华工和学生的力量，深深体会到团结才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会”上，陈箓不敢露面，他的秘书王曾思在几百名华人面前签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及以后的种种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许包野在1920年底转到了里昂大学学习。里昂位于法国东南部，处于索恩河与罗讷河的汇合处，位于从地中海通欧洲北部的战略走廊带上，在罗马帝国之前即已繁荣，长期为法国的政治中心。19世纪，这里曾多次爆发工人起义。里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见证了中国古代的繁荣。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列强攫取豪夺的肥肉，单单1855年、1860年，里昂商会就两次派遣商队到遥远的中国，去广州、北京、福建和四川等地，采购回欧洲奇缺但受欢迎的丝绸、茶叶、药品和瓷器。

华法教育会经过多方考察，决定把当时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校址最终选定里昂，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历史上里昂和中国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二是当时的里昂政要爱德华·赫里欧大力支持此事。赫里欧曾长期担任里昂市市长，后担任过法国总理、众议院院长、国民议会议长等要职。他向中方表示，愿意将里昂圣-伊雷内堡的一个军事要塞捐赠出来，作为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校址。除此之外，里昂是法国的一个大学区，学校较多，可供中国留学生选择分科求学，且里昂物价比巴黎低得多，符合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的现状和要求。于是蔡元培报请孙中山批准，将中法大学海外部设在里昂，对外称为里昂中法大学。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公推吴稚晖任校长，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里昂中法大学于1921年9月竣工。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课程是由法国国立里昂大学协助完成的。换言之，凡在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经考核后即可进入法国国立里昂大学学习，利用其提供的教学资源，完成大学学业。中国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在国立里昂大学的文、理、法、医四个学院，以及化学、制革、工业、建筑、美术、音乐、商业、农业、兽医、制丝、纺织等十二所高等专门学校进行学习，一些学生还可以去国立里昂大学以外的其他大学学习。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师资匮乏、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里昂中法大学所采取的海外办学形式，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走曲线救国道路的有益尝试。

“拒款大会”后，法国政府和北洋政府对此极为愤怒，宣布停止向留法学生发放勤工俭学费用。

听到这个消息后，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免试入学的赴法留学生们，在绝望中孤注一掷，认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留法的学生在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通过与校方谈判、游行、占领校舍等方式奋起抗争。

在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率领下，他们于1921年9月20日从巴黎出发，从法国各地分赴里昂，并于9月21日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这一行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强制干预，107名学生被关进蒙吕克堡监狱。闻讯后，占领里昂大学运动的联络员聂荣臻，辗转多方求助，最终救出3人，其中便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其余104人被法方于10月13日遣送回国。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一事暴露了诸多矛盾——祖国命运与外国侵略、救国理想与卖国求荣、为个人与为国家、技术救国与制度救国……这些矛盾，在短短的几天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何分析，如何引导，如何参与，如何影响，不同的理念、思维，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许包野在当时的法国里昂大学就读选的是哲学和法律。而哲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探求知识的艰难道路上，许包野常能体会到学习如行山阴道上，有无数的精神愉悦，但有时也会觉得这门功课的枯燥无味。

在法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许包野逐渐感觉到，出国留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勤工俭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1921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他的面前。他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总之，许包野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很多，《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这些著作很容易见到。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他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这时的《向导》与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剖析。虽在异国，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

经历了1921年的三次大斗争之后，勤工俭学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革命的思想和信念更加清晰坚定。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更加认识到在法国建立一个严密的有战斗力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在巴黎正式成立。同年冬，参加“少共”的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留法学生继续开展斗争，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党员。作为中国赴法留学生集中地的里昂中法大学，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李富春、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人都曾在此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此时的许包野已转学到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