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先生序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声名洋溢的人物。他的言论对于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广大的影响，甚至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读过他的文字，并得到启示。然而从民国十八年他逝世到现在三十多年当中，虽有一些论述他的文字，却都比较简略。国外虽有人写了一部专论他与中国近代思想关系的书，但可惜作者不能体会任公立言的意旨和精神，虽然旁征博引，大放厥词，却不免有捕风捉影、弄巧成拙之感。现在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部二十余万言的书）才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读者不必同意于书中一切的论断，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精心结构的著作。

张先生根据可靠的史料（最主要的是千余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及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明：一、任公虽曾受康南海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并不为南海所范围；二、在清亡以前任公虽致力于君宪运动，他不能忘情于民权革命；三、他与革命运动虽暂合而终离，但他的言论直接或间接有助于革命思想的发展；四、他在《新民丛报》中攻驳《民报》的文字有助于革命主张之更趋于明晰与缜密；五、他与辛亥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他对革命不乏助成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先觉者”。在这些论断当中颇有未经人道的创见。

张先生对于任公与革命运动暂合终离的事实提出了解释。张先生着眼于任公多年所服膺的民权思想，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个人的感情，以及他与康南海的师生关系。从前由于民权思想及政治现状之影响而暂合，后来因感情左右而终离。在大体上这是不错的。但细绎饮冰室遗著，我们可以看出任公的民权思想与《民报》所揭橥的民权主义有不尽相同之处。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他主张辨别是非，却不相信真理绝对，因此他也不坚持个人一时一地的见解必然是正确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讳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清末民初时代的言论家当中他是最富有“民主态度”的一个人。他反对“民之父母”的政治观。民权的目的是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一个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无微不至，纵然使得人人丰衣足食，但因为它阻碍了个人自动自发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论者也讲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S．Mill），毋宁说是法国革命先觉的卢梭（J．J．Rousseau）。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权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为宗旨。他们的民权观念，因此与任公的民权观念大有分别。这不是说任公的民权观念优于革命家的民权观念。自由主义的民权政治只能在宪政已成的国家里面出现。任公的“民主态度”在中国清季民初的现状之下是不合时宜的。一般人不但不赞美他虚怀若谷，反要讥笑他反复无常。如果上述的观察尚无大误，那么任公之与革命运动终归分离似乎还有思想上的因素。任公自述其癸卯思想转变的经过说这是不但由于康南海屡加“责备”与“婉劝”，他自己也“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这话是值得注意的。入民国后任公效忠于共和政府，投身于政党政治，倾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反对康南海的宣统复辟，但到底不与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合流。这虽然由于人事的关系，但不能说全无思想态度上的影响。

张先生这部书的目的是“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经过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其得失。”毫无疑问，张先生已经十足的达成了这个目的。笔者要建议于张先生：希望他续写一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把任公壬子年以后的行谊作同样系统的精密的检讨。这一建议必然可以得到本书读者的赞同，更盼望能得到张先生的允诺。

萧公权 1964年3月27日

1. 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