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的一生，跨清民两代，自二十二岁时（甲午年）开始关心国事，一生事功，在清朝者十八年，在民国者十八年，恰好各得其半。

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择取任何一点，都可以累辞数万，编著成书。但简单归纳起来，可以说他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谈到他的政治生命，说他是立宪运动者，固为一般论任公者所公认；然而未尝不可以说他是个革命运动者，因为他实与革命有过一段因缘。至于他在思想界的影响，任公的著述，估计不下千数百万言，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梁任公，一生言行所以能有多方面的影响，就当时的环境及他个人而言，有几种必然的因素。当时的世界潮流，西方自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来，一二百年的演变，民权政治的思想，已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受进化论影响，与民权政治同时而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发展到了顶点。中国受这三种思想撞击最厉害的，是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直是一本惨痛的历史。中国到了求变的时代，就等待求变的人物来推动而已。任公便是求变的人物，他生当其时，这是注定他将发生影响的外在原因。

就任公本身而言，他具有发生影响的条件：第一，他生而好学。他曾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中。”任公自幼聪慧，因而能脱颖而出，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在科第时代，一个普通人中举之后，往往趾高气扬，容易心满意足。任公与众不同。中举的次年，竟反过来拜尚是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又从基本做起。四年万木草堂的生活，孜孜不倦，奠定了他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但他并不就此而止。西学之风袭来，他又乘风而去。先读翻译作品，不能满足，再从文字工夫下手。他读过英文，拉丁文。可惜他学习西洋语文的天分不高，后来虽又涉猎法文，德文，皆无大成。然而日本文给了他最大的方便，西洋知识通过日文而饱为吸收。任公的西学大进，实得力于日文。以后他的求知欲未尝稍止。四七之年，蛰伏巴黎，以学生为老师，知识仍与时俱进。直至垂暮之年，读书仍为嗜好，且趣味愈扩愈广。他曾对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个新方向，便觉得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其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任公的成就及影响，的确倚靠他好学不厌精神的支持。一般人以为任公之学，博而不深。后人看前人，自然很容易发现他的缺点，但与他同时代者，又有几人能超过他！？

人或者都能饱学，但未必都能运用其所学，以启迪社会，激发后人。任公则二者兼而有之，既好学不厌，且诲人不倦。他一生的言论著述，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于一千四百万字，每天执笔，平均在三千言以上。他的著作特色，如其自评：“笔端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他能“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今日读之，脑筋随之而去，明日再读之，脑筋又随之而转。他能把人当做傀儡，牵动线丝，左之右之，惟其言是听。谭嗣同誉他有贾谊之笔，张謇称他“笔破乾坤舌雷雨”。每发一论，必至风靡而不可收拾。韩文举说他发表能力之特强：“但胸中有一材料，无不提之以入笔下，又喜欢自造新名词，或杂引泰东泰西故事。”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自然不少人要随他转移了，也决定了他的必然影响。

梁任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是一贯的，尤其以政治的立场变化最多，有时他站在甲方，有时又转至乙方，而甲乙两方却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因此人们认为他个性上有缺点，认为他是善变的。他自己也承认个性流质，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如此一来，言论前后不无矛盾之处。一再的改变，自然减少了他的影响力量。

不过，任公的政治理想是不变的。在清朝他反对专制，在民国他依然反对专制。他抱定的宗旨是实现民权政治。他常常说，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最初他追随其师康南海弄维新，搞变法，他的手段是温和的。及至发觉温和的路走不通，急转直下，想采取激烈的手段，不惜以流血方式，希冀实现理想。但一番尝试之后，他发觉国民并未普遍觉醒，未能获得他们一致的支持。他又退回到温和的态度，想从教育方面先下手，先新民而后兴国。惟其所定的目标太高，他以为觉醒国民的努力，非有十年二十年不能为功。岂知他以往所提倡的进取、冒险、破坏等等新国民道德，早已深植人心，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再趋转激进的时候，一般国民已朝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上前去，专制政体已被众人合力推倒。民国之后，对他误解的人不少。但请问他是否已经忘记了既定的目标？举两个显明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正面的解答：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之役，反对康南海张勋的复辟运动，任公都是倡导人，而且都曾亲与其事。当这两出丑剧锣密鼓紧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发表声讨宣言，且置生死于度外，誓与之周旋到底。任公所争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在过去，他要求虚君实民，而今既为民主，更应该名实相符，颠倒时代本末，摇撼国本的行为是决不容许的。后来，他又甘心卷入政治的漩涡，目标依然是要实现他的理想。他想把那批官僚政客带上正途，可惜“先时人物”的他，抱着民权政治的理想而来，抱着民权政治的理想而去。个人的政治活动，“一生成功者少，失意者多！”

研究梁任公的一生。言史事，在清朝的十八年较诸在民国的十八年为单纯；言思想，则清朝的部分，多以政治思想为重要；民国的部分，以学术方面为重要。因此，他的一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可以就时与事分，也可以就思想而分。就思想而分，原则上不外乎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财政经济思想，人生哲学思想等等。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很少人将任公的思想作一有系统而详细的分析，盖任公的方面极多，欲一一研究，实非易事。

大部分评论任公的学者，都用时与事的分类方法。譬如徐佛苏所记《梁任公先生逸事》便主张分为四时期：“一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二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三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四为入校讲学倡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之时期。”徐氏又称第一期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期为立宪与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期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期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毛以亨著《梁启超》则将之分为五时期：“一、少年读书时期——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绪二十年甲午；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年甲午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流亡办报时期——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国元年；四、民国从政时期——民国六年至民国八年；五、文化运动的晚年——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八年。”过去《大公报》、《东方杂志》有几篇叙述任公的短文，分期也大多类此。抗战时期几篇论述任公的著作，也与此相似。

对于这几种分类法，著者稍有不尽同意之处。民国开国前的十八年间，用维新及立宪来代表任公的言行，未免有笼统不清之感。而且注意力放在立宪运动上，忽略了他的一段与革命的关系，尤其任公鼓吹革命的思想，也因此变得暗淡无光了。这里试拟一个稍异于前的分法。其一生约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成长时期：

1．幼年抚育时期：包括幼年生活及家庭教育。

2．求学时期：包括中举前后的教育。

二、推翻专制运动时期：

1．求变时期：包括戊戌之前的求变思想及活动。

2．流亡时期：

（1）流亡前期：包括革命思想的流露及从事革命的运动。

（2）流亡后期：包括立宪运动及影响革命的言论。

三、维护民国时期：

1．从政时期：

（1）归国从政：包括组党活动。

（2）护国讨袁及反复辟：包括躬历讨袁之经过，及反复辟的言论。

（3）指导政治：包括卷入政治漩涡及其政治精神。

2．献身文化学术时期：

（1）舍政治而献身文化学术：包括青年之指导及学术之提倡。

（2）治学而不忘政治：包括晚年的言论活动。

本文只想说明任公在推翻专制运动时期的政治理想，亦即他的前期思想。因此，除了他的成长时期，略为提及一二，民国以后的行谊，则暂置之不谈。私意以为自任公开始关心国事到辛亥革命，这十八年间，其中许多有关他的言行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即如前面所说，任公抱有一个民权政治的理想，这个理想以什么为基本理论？初有民权思想的表现是如何的？以后这个理想是否因为学识的日进而有所蜕变，而至于成熟？成熟之后如何积极的表现？第二，任公既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如何趋于激烈，与革命党的关系如何？第三，他对于革命的鼓吹如何？第四，他为什么后来又反对流血革命，转变的由来如何？第五，转变后的影响如何？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同时又希望指出在这十八年当中任公显明的几次起伏转变，在此先说明其时限关系：

1．戊戌之前：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谓其为思想孕育，明倡民权与隐言族类时期，亦即自强学会至戊戌政变为止。此一时期，专注重说明任公思想上的特质。

2．流亡日本前期：二十七岁至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谓其为破坏主义时期，亦即自《清议报》、《新民丛报》至游新大陆归来为止。此一时期，任公与革命有多方面的关系。

3．流亡日本后期：三十二岁至三十九岁，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谓其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时期，自新大陆归来至辛亥革命为止。此一时期，任公的态度转变，行动上弃革命而立宪，然言论上仍多有影响革命之处。

本文依此时限关系，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运动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