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散文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石城之行

一九五七年的雪佛兰小汽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高速在爱荷华的大平原上疾驶。北纬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阳以四十余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蓝空滚着铜环，而金黄色的光波溢进玻璃窗来，抚我新剃过的脸。我深深地饮着飘过草香的空气，让北美成熟的秋注满我多东方回忆的肺叶。是的，这是深秋，亦即北佬们所谓的“小阳春”（Indian 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恋的好天气。不久寒流将从北极掠过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着长统靴子在雪中挣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阳正凝望平原上做着金色梦的玉蜀黍们；奇迹似的，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飞逐，老鹰自地平线升起，在远空打着圈子，觊觎人家白色栅栏里的雏鸡，或者是安格尔教授告诉我的，草丛里的野鼠。正是万圣节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装饰着画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着禾墩的空田尽处，伸展着一片片缓缓起伏的黄艳艳的阳光，我真想请安格尔教授把车停在路边，让我去那上面狂奔，乱嚷，打几个滚，最后便仰卧在上面晒太阳，睡一个童话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摇篮上睡觉。我一直羡慕塞拉的名画《星期日午后的大碗岛》中懒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国绅士，羡慕以抒情诗的节奏跳跳蹦蹦于其上的那个红衣小女孩。我更羡慕鲍罗丁在音乐中展露的那种广阔，那种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东方人毕竟是东方人，我自然没有把这思想告诉安格尔教授。

东方人确实是东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边的安格尔先生来说，他今年已经五十开外，出版过一本小说和六本诗集，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且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而他，戴着灰格白底的鸭舌小帽，穿套头的毛线衣、磨得发白的蓝色工作裤和（在中国只有中学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来，我是“绅士”得多了，眼镜，领带，皮大衣，笔挺的西装裤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觉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学生。从反光镜中，我不时瞥见后座的安格尔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丽丝。看上去，安格尔太太也有五十多岁了。莎拉是安格尔的小女儿，十五岁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发自在地垂落在颈后，细直的鼻子微微翘起，止于鼻尖，形成她顽皮的焦点，而脸上，美国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免不了的。后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丽丝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见东方人，几度跳到前座来和我挤在一起，斜昂着头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触我的颈背。

昨夜安格尔教授打电话给我，约我今天中午去“郊外”一游。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所谓的“郊外”是指何处，自然答应了下来。而现在，我们在平而直的公路上疾驶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没有停车的意思。自然，老师邀你出游，那是不好拒绝的。我在“受宠”之余，心里仍不免怀着鬼胎，正觉“惊”多于“宠”。他们所谓请客，往往只是吃不饱的“点心”。正如我上次在他们家中经验过的一样——两片面包，一块牛油，一盘番茄汤，几块饼干。那晚回到宿舍“四方城”中，已是十一点半，要去吃自助餐已经太迟，结果只饮了一杯冰牛奶，饿了一夜。

“保罗，”安格尔太太终于开口了，“我们去安娜摩莎（Anamosa）吃午饭吧。我好久没去看玛丽了。”

“哦，我们还是直接去石城好些。”

“石城”（Stone City）？这地名好熟！我一定在哪儿听过，或是看过这名字。只是现在它已漏出我的记忆之网。

“哦，保罗，又不远，顺便弯一弯不行吗？”安格尔太太坚持着。

“O please，Daddy！”莎拉在想念她的好朋友琳达。

安格尔教授OK了一声，把车转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爱女儿是有名的。他曾经为两个女儿写了一百首十四行诗，出版了一个单行本《美国的孩子》（American Child）。莎拉爱马，他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匹小白马。莎拉要骑马参加爱荷华大学“校友回校大游行”，父亲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来一辆拖车，把小白马载在拖车上，运去游行的广场，因为公路上是不准骑马的。可是父母老后，女儿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门前，经常可以看见坐在靠椅上无聊地晒着太阳的老人。这景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看见一位七十五岁（一说已八十）步态蹒跚的老工匠独住在一座颇大的空屋中，因而才了解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老人的冬夜》一诗的凄凉意境。

不过那次的游行是很有趣味的。平时人口仅及二万八千的爱荷华城，当晚竟挤满了五万以上的观众——有的自西达拉匹兹（Cedar Rapids）赶来，有的甚至来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数英里长的游行行列，包括竞选广告车，赛美花车，老人队，双人脚踏车队，单轮脚踏车队，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画舫，开辟西部时用的老火车，以及四马拉的旧马车，最精彩的是老爷车队，爱荷华州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小汽车全部都出动了。一时街上火车尖叫，汽船鸣笛，古车蹒跚而行，给人一种时间的错觉。百人左右的大乐队间隔数十丈便出现一组，领先的女孩子，在华氏四十几度的寒夜穿着短裤，精神抖擞地舞着指挥杖，踏着步子。最动人的一队是“苏格兰高地乐队”（The Scottish Highlanders），不但阵容壮大，色彩华丽，音乐也最悠扬。一时你只见花裙和流苏飘动，鼓号和风笛齐鸣，那嘹亮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又回荡，使你怅然想起司各特的传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车在一个小镇的巷口停了下来，我从古代的光荣梦中醒来。向一只小花狗吠声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来一对老年的夫妻欢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厅坐定后，安格尔教授遂将我介绍给鲍尔先生及太太。鲍尔先生头发已经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纪，以皱纹装饰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远的忧郁，有别于一般面有得色、颐有余肉的典型美国人。他听安格尔教授说我来自台湾，眼中的浅蓝色立刻增加了光辉。他说二十年前曾去过中国，在广州住过三年多；接着他讲了几句迄今犹能追忆的广东话，他的目光停在虚空里，显然是陷入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异国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谈中国，流浪者的乡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起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时母亲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后面找小朋友琳达去了，安格尔教授夫妇也随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场。我的眼睛被吸引到墙上的一幅翻印油画：小河、小桥、近村、远径、圆圆的树，一切皆呈半寐状态，梦想在一片童话式的处女绿中；稍加思索，我认出那是美国已故名画家伍德（Grant Wood，1892—1942）的名作《石城》（Stone City）。在国内，我和咪也有这么一小张翻版，两人都说这画太美了，而且静得出奇，当是出于幻想。联想到刚才车上安格尔教授所说的“石城”，我不禁因吃惊而心跳了。这时安格尔教授已回到客厅里，发现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画瞥了一眼，说：

“这风景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石城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别墅，好久没有人看守，今天特别去看一看。”

我惊喜未定，鲍尔先生向我解释，伍德原是安格尔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西达拉匹兹，曾在爱荷华大学的艺术系授课，这幅《石城》便是伍德从安格尔教授的夏屋走廊上远眺石城镇所作。

匆匆吃过“零食”式的午餐，我们别了鲍尔家人，继续开车向石城疾驶。随着沿途树影的加长，我们渐渐接近了目的地。终于在转过第三个小山坡时，我们从异于伍德画中的角度眺见了石城。河水在斜阳下反映着淡郁郁的金色，小桥犹在，只是已经陈旧剥落，不似画中那么光彩。啊，磨坊犹在，丛树犹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铜币一般，被时间磨得黯淡多了；而圆浑的山峦顶上，只见半黄的草地和凌乱的禾墩，一如黄金时代的余灰残烬。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来时，一切都会变的。草的颜色比画中的还鲜！”安格尔教授解释说。

转眼我们就驶行于木桥上了，过了小河，我们渐渐盘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视中了。到了山顶，安格尔教授将车停在别墅的矮木栅门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门走去，忽然安格尔太太叫出声来，原来门上的锁已经给人扭坏。进了屋去，过道上、客厅里、书房里，到处狼藉着破杯、碎纸、分了尸的书、断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发椅垫，凌乱不堪，有如兵后劫余。安格尔教授一耸哲学式的两肩，对我苦笑。莎拉看见她的玩具被毁，无言地捡起来捧在手里。安格尔太太绝望地诉苦着，拾起一件破家具，又丢下另一件。

“这些野孩子！这些该死的野孩子！”

“哪里来的野孩子呢？你们不能报警吗？”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学放了暑假，就成群结党，来我们这里胡闹、作乐、跳舞、喝酒。”说着她拾起一只断了颈子的空酒杯，“报警吗？每年我们都报的，有什么用处呢？你晓得是谁闯进来的呢？”

“不可以请人看守吗？”我又问。

“噢，那太贵了，同时也没有人肯做这种事啊！每年夏天，我们只来这里住三个月，总不能雇一个人来看其他的九个月啊。”

接着安格尔太太想起了楼上的两大间卧室和一间客房，匆匆赶了上去，大家也跟在后面。凌乱的情形一如楼下：席梦思上有污秽的足印，地板上横着钓竿，滚着开口的皮球。嗟叹既毕，她也只好颓然坐了下来。安格尔教授和我立在朝西的走廊上，倚栏而眺。太阳已经在下降，暮霭升起于黄金球和我们之间。从此处俯瞰，正好看到画中的石城。自然，在艺术家的画布上，一切皆被简化、美化，且重加安排，经过想象的沉淀作用了。安格尔教授告诉我，当初伍德即在此廊上支架作画，数易其稿始成。接着他为我追述伍德的生平，说格兰特（Grant，伍德之名）年轻时不肯做工，作画之余，成天闲逛，常常把胶水贴成的纸花献给女人，不久那束花便散落了；或者教小学生把灯罩做成羊皮纸手稿的形状。可是爱荷华的人都喜欢他，朋友们分钱给他用，古玩店悬卖他的作品，甚至一位百万财主也从老远赶来赴他开的波希米亚式的晚会——他的卧室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免费借用的。可是他鄙视这种局限于一隅的声名，曾经数次去巴黎，想要征服艺术的京都。然而巴黎是不容易征服的，你必须用巴黎没有的东西去征服巴黎；而伍德只是一个模仿者，他从印象主义一直学到抽象主义。他在塞纳路租了一间画展室，展出自己的三十七幅风景，但是批评界始终非常冷淡。在第四次游欧时，他从十五世纪的德国原始派那种精确而细腻的乡土风物画上，悟出他的艺术必须以自己的故乡，以美国的中西部为对象。赶回爱荷华后，他开始创造一种朴实、坚厚而又经过艺术简化的风格，等到《美国的哥特式》一画展出时，批评界乃一致承认他的艺术。不过，这幅《石城》应该仍属他的比较“软性”的作品，不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成就，可是一种迷人的纯真仍是难以抗拒的。

“格兰特已经死了十七年了，可是对于我，他一直坐在这长廊上，做着征服巴黎的梦。”

橙红色的日轮坠向了辽阔的地平线，秋晚的凉意渐浓。草上已经见霜，薄薄的一层，但是在我，已有十年不见了。具有图案美的柏树尖上还流连着淡淡的夕照，而脚底下的山谷里，阴影已经在扩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一两声蟋蟀的微鸣，但除此以外，鸟声寂寂，四野悄悄。我想念的不是亚热带的岛，而是嘉陵江边的一座古城。

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驶。橙红色弥留在平原上，转眼即将消灭。天空蓝得很虚幻，不久便可以写上星座的神话了。我们似乎以高速梦游于一个不知名的世纪，而来自东方的我，更与一切时空的背景脱了节，如一缕游丝，完全不着边际。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爱荷华城

南太基

从什么时候起甲板上就有风的，谁也说不清楚。先是拂面如扇，继而浸肘如水，终于鼓腋翩翩欲飞。当然谁也不愿意就这样飞走。满船海客，纷纷披上夹克或毛衫。黄昏也说它冷了。于是有更多的鸥飞过来加班，穿梭不停，像真的要把暝色织成更浓更密的什么。不再浮光耀金，落日的海葬仪式已近尾声，西南方兀自牵着几束马尾，愈曳愈长愈淡薄。收回渺渺之目，这才发现原是庞然而踞的大陆，已经夷然而偃，愈漂愈远，再也追不上来了。红帽子，黄烟囱，这艘三层乳白渡轮，正踏着万顷波纹，施施驶出浮标夹道的水巷，向汪洋。

仍有十几只鸥，追随船尾翻滚的白浪，有时急骤地俯冲，争啄水中的食物。怪可怜的芭蕾舞女，黄喙白羽，洁净而且窈窕，正张开遒劲有力的翅膀，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风的背很阔，很冰。风的舌有咸水的腥气。乌衣巫的瓶中，夜，愈酿愈浓。北纬四十一度的洋面，仍有一层翳翳的毛玻璃的什么，在抵抗黑暗的冻结。进了公海，什么也摸不到握不着了。我们把自己交给船，船把自己交给虚无，谁也负不了责任的完整无憾的虚无。蓝黝黝的浑沦中，天的茫茫面对海的茫茫，海的茫茫面对的仍是天的茫茫，分辨不清，究竟是天欲掬海，或是海欲溺天。

前甲板风大，乘客陆续移到后甲板来。好几对人影绸缪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幼婴，倚在我左侧的船舷。昏朦中，她的鼻梁仍俏拔地挺出，衬在一张灰白欲溶的脸上。妈妈和婴孩都有略透棕色的金发，母女相对而笑的瞳仁中，映出一些淡淡的波影。一个白发老叟陷在漏空的凉椅内，向自己的烟斗，吞吐恍惚。海客们在各自的绝缘中咀嚼自己的渺小，面对永不可解的天之谜，海之谜，夜之谜。空空荡荡，最单纯的空间和时间最难懂，也最耐读。就像此刻，从此地到好望角到挪威的长长峡湾，多少亿立方米的碧洪咸着同样的咸，从高纬度的防波堤咸到低纬度的船坞，天文数字的鲨、鲸、鲱、鳕和海豚究竟在想些什么？希腊的人鱼老了。西班牙的楼船沉了。海盗在公海上已绝迹，金币未锈，贪婪的眼珠都磨成了珍珠。同样的咸咸了多少世纪，水族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就像此刻，我究竟在想什么？读天，读夜，读海。三本厚厚的空空的书，你读了又读，仍然什么也没有读懂但仍然爱读，即使你念过每一丛珊瑚每一座星。三小时的航程，短暂的也是永恒的过程，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海岸与海岸间，你伸向过去和未来。把躯体遗在现在，说，陆地不存在，时间静止，空间泯灭，让我从容整理自己的灵魂。因为这只是过渡，逝者已逝，来者犹未来，你是无牵无挂的自己。一切都纯粹而且透明。空间湮灭。时间休止。而且，我实在也很倦了。长沙发陷成软软的盆地，多安全的盆地啊。我想，我实在应该横下去了。

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只知道醒来时，渡轮的汽笛犹曳着尾音，满港的回声应和着。“南太基到了。”一个中年的美国太太对我笑笑。仓促间，我提起行囊加入下船的乘客，沿着海藻和蛤蜊攀附的浮桥，踏上了南太基岛。冽冽的海风中，几盏零零落落的街灯，在榆树的浓荫和幢幢古屋之间，微弱地抵抗着四围的黑暗。敞向码头的大街，人影渐稀。我沿着红砖砌成的人行道走过去，走进十七世纪。摸索了十几分钟，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是迷路了。对街的消火栓旁，正立着一个警察。我让过一辆一九五七或一九五八年的老福特，向他走去。

用疑惑的神情打量了我好一会，他才说：“要找旅馆吗？前面的小巷子向左转，走到底，再向右转，有一家上等的客栈。”遵循他的指示，我进了那个小巷子，但数分钟后，又迷了路，冷落的街灯和树影里，迷魂阵的卵石路和红砖路，尽皆曲折而且狭窄而且一脚高后是一脚低。这条巷子貌似那条巷子冒充另一条含糊的巷子。一度我闯进了一条窄街，正四顾茫然间，鬼火似的街灯拨出一方朦胧，凑上去细细辨认，赫然“Coffin”六个字母！惶然急退出来，惊疑未定，忆起似乎在《白鲸记》的开头几章见过那条“棺材街”。幸而再转一个弯，便找到一家“殖民客栈”。也幸好，客舍女主人是一个爱笑的棕发碧眼小妇人，可亲的笑容里，找不出任何诡谲的联想。讲妥房价，我在旅客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Pai Chin。于是那双碧睛说：“派先生，让我带你去你的房间吧。”欣然，我跟她上楼并走过长长的回廊，一面暗暗好笑，那只是中文“白鲸”的罗马拼音。

一切安顿下来，已经是午夜了。好长的一天。从旭日冒红就踹上了新英格兰的公路，越过的州界多于跨过的门槛，三百英里的奔突，两小时半的航行之后，每一片肌肉都向疲乏投降了。淋浴过后，双人床加倍地宽大柔软。不久，大西洋便把南太基摇成了一只小摇篮了。

再度恢复知觉，感到好冷，淅沥的行板自下面的古砖道传来。岛上正在落雨。寒湿的雨气漾进窗来，夹着好清新好干净的植物体香。拉上毛毯，贪馋地嗅了好一阵，除了精致得有点餍鼻搔心的蔷薇清芬，辨不出其他成分来。外面，还是黑沉沉的。掏出夜光表，发现还不到四点钟。蔷薇的香气特别醒脑，心念一动，神志爽爽，再也睡不着了。就这样将自己搁浅在夜的礁上，昨天已成过去，今天尚未开始。就这样孤悬在大西洋里，被围于异国的鱼龙，听四周汹涌着重吨的蓝色之外无非是蓝色之下流转着压力更大的蓝色，我该是岛上唯一的中国人，虽然和中国阻隔了一整个大陆加上一整个大洋。绝缘中的绝缘，过渡中的过渡。雨，下得更大了。寒气透进薄薄的毛毡。决定不能再睡下去，索性起来，披上厚夹克，把窗扉合上。街上还没有一点破晓的消息。坐在临窗的桌前，捻亮壁灯，想写一封长长的航空信，但是信纸不够。便从手提袋里，捡出《白鲸记》，翻到“南太基”一章，麦尔维尔沉雄的男低音遂震荡着室内的空气。

“南太基！拿出你的地图来看一看。看它究竟占据世界的哪个角落；看它怎样立在那里，远离大陆，比砥柱灯塔更孤独。你看——只有一座土岗子，一肘湾沙；除了岸，什么背景都没有。此地的沙，你拿去充吸墨纸，二十年也用不完。爱说笑的人曾对你说，岛民得自种野草，因为岛上原无野草；说蓟草要从加拿大运来；说为了封住一只漏油桶，岛民得去海外订购木塞；说他们在岛上把木片木屑携来携去，像在罗马携带十字架真迹的残片一样；说岛民都在门前种草，为了夏天好遮阴；说一片草叶便成绿洲，一天走过三片叶子便算是草原；说岛民穿流沙鞋子，像拉布兰人的雪靴；说大西洋将他们关起来，系起来，四面八方围起来，堵起来，隔成一个纯粹的岛屿，怪不得他们坐的椅子用的桌子都会发现粘着小蛤蜊，像黏附在玳瑁的背甲上那样。这些耸听的危言莫非说明南太基不是伊利诺伊罢了。

“莫怪这些出生在岸边的南太基人要向海索取生活了！开始他们在沙滩上捉蟹；胆子大些，便涉水出去网鲭；经验既多，便坐船出海捕鳕；最后，竟遣出整队的艨艟巨舟，去探索水的世界，周而复始地环绕着泽国或远窥白令海峡，不分季节，不分海域，向《旧约》洪水也淹不死的最雄壮的宏伟兽群无尽止地挑战，最怪异的最嵯峨的兽群！

“就像这样，这些赤条条的南太基人，这些海上隐士，从他们海上的蚁丘出发，去蹂躏去征服水的世界，如众多的亚历山大；且相约分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像海霸三邦瓜分波兰。任美国将墨西哥并入得克萨斯，吞罢加拿大再吞古巴；任英国占领印度，悬他们的火旗在太阳上；我们的水陆球仍有三分之二属南太基人。因为海是南太基人的，他们拥有海，正如帝王拥有帝国，其他的舟子只能过路罢了。南太基的商船只是延长的桥梁，南太基的武装的船只是浮动的堡垒。即使海盗与私掠船员，纵横海上如响马纵横陆上，毕竟掠劫的只是其他的船只，像他们自身一样的飘零的陆地罢了，何曾要直接向无底的海洋讨生活。南太基人，只有他们才住在海上喧嚷在海上；只有他们，如《圣经》所载，是骑舟赴海，往返耕海像耕自己的大农场。海是他们的家，海是他们的生意，诺亚的洪水亦无法使之中断，虽然它淹没中国的亿万生灵……”

这真是《山海经》了。麦尔维尔只解诺亚避洪，未闻大禹治水罢了。窃笑一声，我继续读下去：“南太基人生活在海上，像松鸡生活在平原；他们遁于波间，他们攀波浪像羚羊的猎人攀阿尔卑斯。陆上无家的海鸥，日落时收敛双翼，在波间摇撼入梦；相同地，夜来时，南太基人望不见陆地，卷起船帆卧下来休息，就在他们枕下，成群的海象和鲸冲波来去。”

不知何时雨已经歇了。下面的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不久，卵石道上曳过辘辘的车声。壁灯的黄晕，在渐明的曙色里显得微弱起来。阖上厚达八百页的《白鲸记》，捻熄了壁灯，我走向略有红意的曙色，把窗扉推开。蔷薇的嘘息浮在空中，犹有湿湿的雨味自泥中漾起。清晨嫩得簇簇新，没有一条皱纹。当街一排大榆树，垂着新沐的绿发，背光处的丛叶叠着层次不同的翠黑。饫着洗得透明的空气，忽然，我感到饿了。

从“殖民客栈”出来，一个灿亮而凉爽的早晨在外面迎我，立刻感觉头脑清醒，肺叶纯净，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新生。出了窄巷子，满身鲜翠的树影，榆树重叠着枫叶的影子，在刚炼出炉的金阳光中，一拍，便全部抖落了。粗卵石铺砌的大街上，晨曦亮得撩人眉睫。两边的红砖人行道，浮着荇藻纵横的树荫。菜贩子，瓜果贩子，卖花童子，在薄雾中张罗各自的摊位，烘出一派朝气。那淡淡的雾氛，要叠叠不拢，要牵牵不破，在无风的空中悬着一张光之网。

大街向港口斜斜敞开，蓝色的水平被高矮不齐的船桅所分割，白漆的船身迎着太阳加倍地晃眼。星条旗在联邦邮局的上空微微拂动。圣玛丽天主堂从殖民式的白屋间巍然升起。终于走进一家海味店，点了一碗蛤蜊浓羹，面海而坐。港内泊着百十来只精巧的游艇和渔船，密樯稠桅之间，船的白和水的蓝对比得鲜丽刺眼。港外，是鸥的跑道鲸的大街，是盛得满满蓝得恍恍惚惚的大西洋。这里是南太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里是渔人的迦太基帝国，世界捕鲸业的京城。一八四〇年，全盛期的南太基点亮了大半个世界的蜡烛，那时，眼前的这港中，矗立七十艘三桅捕鲸船的幢幢帆影。在那以前，岛上住着四个印第安部落。然后是十七世纪的教友派移民。然后有人用三十金镑外加两顶海狸帽子就把南太基买了下来。但那些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阖上厚厚的《白鲸记》，就统统给盖起来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大西洋，它一定蓝成一种健忘的蓝来，把一切一切赖得一干二净。“哪，你点的蛤蜊浓羹！”浆得挺硬的女侍的白衣裙遮住了港景。

食罢蛤羹，沿着已经醒透了的大街缓缓步回市中心，向岛上唯一的租车行租到一辆敞篷汽车。那是一辆老克莱斯勒，车身高耸而轮廓鲁钝，一副方头大耳的土相，叙起年资来，至少至少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出品，可以当我那辆小道奇的舅公而有余。只好付了五十元押金，跨上招摇的驾驶台，敧斜倾侧，且吆且喝地一路闯出城去。

过了浸信会教堂，过了曾掀起荷兰风的十七世纪老磨坊，老克莱斯勒转进一条接一条的红砖巷子。丛丛盛开的白蔷薇红玫瑰，从乳色的矮围栅里攀越出来，在蜘蛛吐丝的无风的晴朗里，从容地，把上午酿得好香。更灿更烂的花簇，从浅青的斜屋顶上泻落到篱门或夏廊，溅起多少浪沫。已经是九点多钟了，还有好多红顶白墙的漂亮楼房，赖在深邃的榆荫里不出来晒太阳。一出了橙子街，公路便豪阔地展开在沙岸，向司康赛那边伸延过去。我向油门狠狠踩下，立刻召来长长的海风，自起潮的水面。没遮拦的敞篷车在更没遮拦的荒地上迎风而起，我的鬓发，我的四肢百骸千万个汗毛孔皆乘风而起，变成一只怪狼狈的风筝。麦尔维尔所说一草成林的罕象，委实是夸张了。也许百年前确是如此，但眼前的海岸上，虽因岛小风大高树难生，在浅沼和洼地之间，仍有一蓬蓬的蓟和矮灌木。沙地起伏成缓缓的土丘。除了一座遗世独立的灯塔和几堆为世所遗的苍黑色块垒，此外，便只有一片蓝蒙蒙的虚无，名字叫大西洋，从此地一直虚无到欧洲。吞吐洋流的硕大海兽，仍在虚无的蓝域中，喷洒水柱，对着太阳和月光和诺亚以前就是那样子的星象。十九世纪似乎从未发生过，《白鲸记》只是一个雄壮的谣言，麦尔维尔的玩笑开得太大了。魁怪客，塔士提哥，依希美尔和阿哈布船长。麦老胡子啊，倒真像有那回事似的。

在纯然的蓝里浸了好久。天蓝蓝，海蓝蓝，发蓝蓝，眼蓝蓝，记忆亦蓝蓝乡愁亦蓝蓝复蓝蓝。天是一个珐琅盖子，海是一个瓷釉盒子，将我盖在里面，要将我咒成一个蓝疯子，青其面而蓝其牙，再掀开盖子时，连我的母亲也认不出是我了。我的心因荒凉而颤抖。台湾的太阳在水陆球的反面，等他来救我时，恐怕我已经蓝入膏肓，且蓝发而死，连蓝遗嘱也未及留下。细沙岸上，曝着被鸥啄空了的鳀骸，连绵数里的腐鱼腥臭。乃知死亡不必是黑色的。巴巴地从纽约赶到这荒岛上来，没有看到充塞乎天地之间的那座白鲸，没有看到鼓潮驱浪的巨鲸队，不，连一扇鲸尾都没有看到，只捡到满湾的小鳀尸骸。我迟来了一百多年。除非敲开一道蓝色的门，观海神于千寻之下，再也看不到十九世纪的捕鲸英雄了，再也看不到殉宝的海盗船，为童贞女皇开拓海疆的舰队，看不见，滑腻而性感的雌人鱼。海是最富的守财奴，永不泄露秘密的女巫。我迟来了好几千年。

我看我还是回去的好。风渐起。浪渐起。那蓝眼巫的咒语愈念愈凶了。何必调遣那么多海里的深阔，来威胁一个已够荒凉的异乡人？蓝色的宇宙围成三百六十度的隔绝，将一切都隔绝在蓝的那边，将我隔绝在蓝的这边，在一个既不古代也不现代的遗忘里。因为古代已锁在塔里，而我的祖国，已锁在我胸中，肺结核一般锁在我胸中。因为现代在高速而晕眩的纽约，食蚁兽吮人一般的纽约。因为你是不现实而且不成熟的，异乡人，只为了崇拜一支男得充血的笔，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甘愿在大西洋的水牢里，做海神的一夕之囚。因为像那只运斤手一样，你也嗜伐嗜斩，总想向一面无表情的石壁上砍出自己的声音来。因为像它一样，你也罹了史诗的自大狂，幻想你必须饮海止渴嚼山充饥，幻想你的呼吸是神的气候，且幻想你的幻想是现实。

敞篷车在蓝色的吆喝声中再度振翼，向南太基港。所有的浪全卷过来拦截。回程船票仍在我袋中，渡轮仍在港里。这是越狱的唯一机会了。风渐小，浪渐不可闻。进了市区，在捕鲸业博物馆前停下来，不熄引擎，任克莱斯勒喃喃诉苦如一只大号的病猫。仍想在离去前再闯一次十九世纪的单行道。一跨进梁木枒杈的大陈列室，我的心膨胀起来。二十世纪被摒于门外。这是古鲸业史诗的资料室。百年前千年前的潮涨潮落，人与海的争雄与巍巍黑兽群的肉搏，节奏铿然起自每一件遗物。泪，从我的眶中溢出。泪是咸的，泪是对海的一声回答，说，我原自咸中来我不能忘记。在吊空的帆索和锚链下走过去，在四分仪和六分仪之间，在三桅船的模型和航海日志和单筒望远镜之间走过去，向一艘捕鲸快艇的真迹，耳际是十九世纪的风声，是鳕角到好望角到南中国海的涛声。我似乎呼吸着阿哈布船长呼吸过的恐怖和绝望的愤怒。昂起头来，横木板钉成的阔壁上，犀利的短渔叉排列成严厉的秩序，两柄长铁叉斜交而倚于其间。这是捕鲸人的兵器架。这些嗜血的凶手仍保持金属敌意的沉默，铮铮钅从钅从的沉默，虽然它们熟悉掷叉手的膂力和孤注一掷的意志，熟悉山岳般黑色的惊惶和绝望，和十几英亩的蓝被捣成鼎沸的白的那种混乱。

在一片巨大的阴影下回过头来，赫然，一柱史无前例的双头狼牙棒，头下尾上地倒立着，阻我的去路，石灰色的匙形骨分峙在左右，交合处是柱的根部。目光攀柱而上，越过粗大的梁木，止于柱尖的屋顶。两排巨齿深深地嵌在牙床里，最低的齿间钉着一张硬卡片，上书：“世界最大鲸颚，长十八英尺，左右齿数各为二十三。雄鲸身长八十三英尺。”所以这便是鱼类的砧板啊渔人万劫不复的地狱门！塔土提哥们魁怪客们走过去便走不过来了。独脚船长走过去便走不回来了。我走过来了可能走——渡轮的汽笛忽然响起，震动整个海港，而尤为重要的是，震破了蓝眼巫咒语的效力，及时震断了我的迷失和晕眩。大陆在砧板和地狱门的那边喊我，未来的一切在门外等我。因为，汽笛又响了。南太基啊，我想我应该走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注：南太基（Nantucket）是美国东北角马萨诸塞州鳕岬之南的一个小岛，长十四英里，宽三点五英里，距大陆约三十英里。十七世纪以迄十九世纪中叶，南太基一直是世界捕鲸业及制烛业中心之一。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不朽巨著《白鲸记》（Moby Dick）开卷数章即以该岛为背景。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特去岛上一游，俾翻译《白鲸记》时，更能把握其气氛。文中所引“南太基”一章各段，原系艺术效果的安排，因此颇有删节，幸勿以译文不全罪我。

丹佛城——新西域的阳关

城，是一片孤城。山，是万仞石山。城在新的西域。西域在新的大陆。新大陆在一九六九的初秋。你问：谁是张骞？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但即使新大陆也不太新了。四百年前，还是红番各族出没之地，侠隐和阿拉帕火的武士纵马扬戈，呼啸而过。然后来了西班牙人。然后来了联邦的骑兵。忽然发一声喊：“黄金，黄金，黄金！”便召来汹涌的淘金潮，喊热了荒冷的西部。于是凭空矗起了奥马哈，丹佛，雷诺。最后来的是我，来教淘金人的后人如何淘如何采公元前东方的文学——另一种金矿，更贵，更深。这件事，不想就不想，一想，就教人好生蹊跷。

一想起西域，就觉得好远，好空。新西域也是这样。科罗拉多的面积七倍于台湾，人口不到台湾的七分之一。所以西出阳关，不，我是说西出丹佛，立即车少人稀。事实上，新西域四巷竞走的现代驿道，只是千里漫漫的水泥荒原，只能行车，不可行人。往往，驶了好几十里，敻不见人，鹿、兔、臭鼬之类倒不时掠过车前。西出阳关，何止不见故人，连红人也见不到了。

只见山。在左。在右。在前。在后。在脚下。在额顶。只有山永远在那里，红人搬不走，淘金人也淘它不空。在丹佛城内，沿任何平行的街道向西，远景尽处永远是山。西出丹佛，方觉地势渐险，已惊怪石当道，才一分钟，早陷入众峰的重围了。于是蔽天塞地的落基大山连嶂竞起，交苍接黛，一似岩石在玩叠罗汉的游戏。而要判断最后是哪一尊罗汉最高，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三盘九弯之后，你以为这下子总该登峰造极了吧，等到再转一个坡顶，才发现后面，不，上面还有一峰，在一切借口之外傲然拔起，耸一座新的挑战。这样，山外生山，石上擎石，逼得天空也让无可让了。因为这是科罗拉多，新西域的大石帝国，在这里，石是一切。落基山是史前巨恐龙的化石，蟠蟠蜿蜿，矫乎千里，龙头在科罗拉多，犹有回首攫天吐气成云之势，龙尾一摆，伸出加拿大之外，昂成阿拉斯加。对于大石帝国而言，美利坚合众国只是两面山坡拼成，因为所谓“大陆分水岭”（Continental Divide）鼻梁一样，不偏不颇切过科罗拉多的州境。我说这是大石帝国，因为石中最崇高的一些贵族都簇拥在这里，成为永不退朝的宫廷。海拔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雪峰，科罗拉多境内，就拥有五十四座，郁郁垒垒，亿万兆吨的花岗岩片麻岩在重重叠叠的青苍黯黮之上，擎起炫人眼眸的皑皑，似乎有一个冷冷的声音在上面说：最白的即是最高。也就难怪丹佛的落日特别的早，四点半钟出门，天就黑下来了。西望落基诸峰，横障着多少重多少重的翠屏风啊！西行的车辆，上下盘旋为劳，一过下午三点，就落进一层深似一层的山影中了。

树，是一种爱攀山的生命，可是山太高时，树也会爬不上去的。秋天的白杨，千树成林，在熟得不能再熟的艳阳下，迎着已寒的山风翻动千层的黄金，映人眉眼，使灿烂的秋色维持一种动态美。世彭戏呼之为“摇钱树”，化俗为雅，且饶谐趣。譬如白杨，爬到八千多英尺，就集体停在那里，再也爬不上去了。再高，就只有针叶直干的松杉之类能够攀登。可是一旦高逾一万二三千英尺，越过了所谓“森林线”（timber line），即高贵挺拔的柏树也不胜苦寒，有时整座森林竟会秃毙在岭上，苍白的树干平行戟立得触目惊心，车过时，像检阅一长列死犹不仆的僵尸。

入山一深，感觉就显得有点异样。空气稀薄，呼吸为难，好像整座落基山脉就压在你胸口。同时耳鸣口干，头晕目涩，暂时产生一种所谓“高眩”（vertigo）的症状。耶诞之次日，叶珊从西岸飞来山城，饮酒论诗，谈天说地，相与周旋了七夕才飞去。一下喷射机，他就百症俱发，不胜晕山之苦。他在伯克利住了三年，那里的海拔只有七十五英尺，一听我说丹佛的高度是五千二百八十，他立刻心乱意迷，以后数日，一直眼花落井，有若梦游。乃知枕霞餐露、骑鹤听松等传说，也许可以期之费长房王子乔之属，像我们这种既抛不掉身份证又缺不了特效药的凡人，实在是难可与等期啊。费长房王子乔渺不可追，倒也罢了。来到大石帝国之后，竟常常想念两位亦仙亦凡的人物：一位是李白，另一位是米芾。不提苏轼，当然有欠公平，可是高处不胜寒的人，显然是不宜上落基山的。至于韩愈那样“小鸡”气，上华山而不敢下，竟觳觫坐地大哭，“恐高症”显然进入三期，不来科罗拉多也罢。李白每次登高，都兴奋得很可笑也很可爱。在峨眉山顶，“余亦能高咏”的狂士，居然“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真是憨得要命吧。只是跟这样的人一起驾车，安全实在可忧。我来丹佛，驾车违禁的传票已经拿过四张。换了李白，斗酒应得传票百张。至于米芾那石癫，见奇石必衣冠而拜，也是心理分析的特佳对象。我想他可能患有一种“岩石意结”（rock complex），就像屈原可能患有“花狂”（floramania）一样。石奇必拜，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拜它的清奇高古呢，还是拜它的头角峥嵘？拜它的坚贞不移呢，还是拜它的神骨仙姿？总之这样的石痴石癖，若登落基大山，一定大有可观，说不定真会伏地不起，蝉蜕而成拜石教主呢。

说来说去，登高之际，生理的不适还在其次，心理的不安恐怕更难排除。人之为物，卑琐自囿得实在可悯。上了山后，于天为近，于人为远，一面兴奋莫名，飘飘自赏，一面又惶恐难喻，悚然以惊，怅然以疑。这是因为登高凌绝，灵魂便无所逃于赤裸的自然之前，而人接受伟大和美的容量是有限的，一次竟超过这限度，他就有不胜重负之感。将一握畏怯的自我，毫无保留地掷入大化，是可惧的。一滴水落入海中，是加入，还是被并吞？是加入的喜悦，还是被吞的恐惧？这种不胜之感，恐怕是所谓“恐闭症”的倒置吧。也许这种感觉，竟是放大了的“恐闭症”也说不定，因为入山既深，便成山囚，四望莫非怪石危壁，可堪一惊。因为人实在已经被文明娇养惯了，一旦拔出红尘十丈，市声四面，那种奇异的静便使他不安。所以现代人的狼狈是双重的：在工业社会里，他感到孤绝无援，但是一旦投入自然，他照样难以欣然神会。

而无论入山见山或者入山浑不见山，山总在那里是一个事实。也许踏破名山反而不如悠然见南山。时常，在丹佛市的闹街驶行，一脉青山，在车窗的一角悠然浮现，最能动人清兴。我在寺钟女子学院的办公室在崔德堂四楼，斜落而下的鳞鳞红瓦上，不时走动三五只灰鸽子，嘀嘀咕咕一下午的慵倦和温柔。偶尔，越过高高的橡树顶，越过风中的联邦星条旗和那边惠德丽教堂的联鸣钟楼，落基诸峰起伏的山势，似真似幻地涌进窗来。在那样的距离下，雄浑的山势只呈现一勾幽渺的轮廓，若隐若现若一弦琴音。最最壮丽是雪后，晚秋的太阳分外灿明，反映在五十英里外的雪峰上，皎白之上晃荡着金红的霞光，那种精巧灵致的形象，使一切神话显得可能。

每到周末，我的车首总指向西北，因为世彭在丹佛西北二十五英里的科罗拉多大学教书，他家就在落基山黛青的影下。那个山城就叫波德（Boulder），也就是庞然大石之意。一下了超级大道，才进市区，嵯峨峻峭的山势，就逼在街道的尽头，举起那样沉重的苍青黛绿，俯临在市镇的上空，压得你抬不起眼睫。愈行愈近，山势愈益耸起，相对地，天空也愈益缩小，终于巨岩争立，绝壁削面而上，你完完全全暴露在眈眈的巉岩之中。每次进波德市，我都要猛吸一口气，而且坐得直些。

到了山脚下的杨宅，就像到了家里一样，不是和世彭饮酒论戏（他是科大的戏剧教授），便是和他好客的夫人惟全摊开楚河汉界，下一盘象棋。晚餐后，至少还有两顿宵夜，最后总是以鬼故事结束。子夜后，市镇和山都沉沉睡去，三人才在幢幢魅影之中，怵然上楼就寝。他们在楼上的小书房里，特为我置了一张床，我戏呼之为“陈蕃之榻”。戏剧教授的书房，不免挂满各式面具。京戏的一些，虽然怒目横眉，倒不怎么吓人，唯有一张歌舞伎的脸谱，石灰白的粉面上，一对似笑非笑的细眼，红唇之间嚼着一抹非齿非舌的墨黑的什么，妩媚之中隐隐含着狰狞。只要一进门，她的眼睛就停在我的脸上，眯得我背脊发麻。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取下来，关到抽屉里去。然后在落基山隐隐的鼾息里，告诉自己这已经够安全了，才勉强裹紧了毛毡入睡。第二天清晨，拉开窗帷，一大半是山，一小半是天空。而把天挤到一边去的，是屹屹于众山之上和白雾之上的奥都本峰，那样逼人眉睫，好像一伸臂，就染得你满手的草碧苔青。从波德出发，我们常常深入落基山区。九月间，到半山去看白杨林子，在风里炫耀黄金，回来的途中，系一枝白杨在汽车的天线上，算是俘虏了几片秋色。中秋节的午夜，我们一直开到山顶，在盈耳的松涛中，俯瞰三千英尺下波德的夜市。也许是心理作用，那夜的月色特别清亮，好像一抖大衣，便能抖落一地的水银。山的背后是平原是沙漠是海，海的那边是岛，岛的那边是大陆，旧大陆上是长城是汉时关秦时月。但除了寂寂的清辉之外，头顶的月什么也没说。抵抗不住高处的冷风，我们终于躲回车中，盘盘旋旋，开下山来。

月下的山峰，景色的奇幻，只有雪中的山峰可以媲美。先是世彭说了一个多月，下雪天一定要去他家，围着火锅饮酒听戏，然后踏雪上山，看结满坚冰的湖和山涧。他早就准备了酒、花生和一大锅下酒菜，偏偏天不下雪。然后十月初旬的一个早晨，在异样的寂静中醒来，觉得室内有一种奇幻的光。然后发现那只是一种反射，一层流动的白光浮漾在天花板上。四周阒阒寞寞，下面的街上更无一点车声。心知有异，立刻披衣起床。一拉窗帷，那样一大幅皎白迎面给我一掴，打得我猛抽一口气。好像是谁在一挥杖之间，将这座钢铁为筋水泥为骨的丹佛城吹成了童话的魔境，白天白地，冷冷的温柔覆盖着一切。所有的树都枝柯倒悬如垂柳，不胜白天鹅绒的重负。而除了几缕灰烟从人家烟囱的白烟斗里袅袅升起之外，茫然的白毫无遗憾的白将一切的一切网在一片惘然的忘记之中。目光尽处，落基山峰已把它重吨的沉雄和苍古羽化为几两重的一盘奶油蛋糕，好像一只花猫一舐就可以舐净那样。白。白。白。白外仍然是白外仍然是不分郡界不分州界的无疵的白，那样六角的结晶体那样小心翼翼的精灵图案一英寸一英寸地接过去接成了千里的虚无什么也不是的美丽，而新的雪花如亿万张降落伞似的继续在降落，降落在落基山的蛋糕上那边教堂的钟楼上降落在人家电视的天线上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嚷一声结果只喃喃地说：冬啊冬啊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捧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后又成为雪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雪花继续降落，蹑手蹑脚，无声地依附在我的大衣上。雪花继续降落，像一群伶俐的精灵在跟我捉迷藏，当我发动汽车，用雨刷子来回驱逐挡风玻璃上的积雪。

最过瘾是在第二天，当积雪的皑皑重负压弯了枫榆和黑橡的枝丫，且造成许多断柯。每条街上都多少纵横着一些折枝，汽车迂回绕行其间，另有一种雅趣。行过两线分驶的林荫大道，下面溅起吱吱响的雪水，上面不时有零落的雪块自高高的枝丫上滑下，砰然落在车顶，或坠在挡风玻璃上，扬起一阵飞旋的白霰。这种美丽的奇袭最能激人豪兴，于是在加速的驶行中我吆喝起来，亢奋如一个马背的牧人。也曾在五湖平原的密歇根冻过两个冰封的冬季，那里的雪更深，冰更厚，却没有这种奇袭的现象，因为中西部下雪，总在感恩节的前后，到那时秋色已老，叶落殆尽，但余残枝，因此雪的负荷不大。丹佛城高一英里，所谓高处不胜寒，一到九月底十月初，就开始下起雪来，有的树黄叶未落，有的树绿叶犹繁，乃有折枝满林断柯横道的异景。等到第三天，积雪成冰，枝枝丫丫就变成一丛丛水晶的珊瑚，风起处，琅琅相击有声。冰柱从人家的屋檐上倒垂下来，扬杖一挥，乒乒乓乓便落满一地的碎水晶。我的白车车首也悬满冰柱，看去像一只乱髭髤的大号白猫，狼狈而可笑。

高处不胜寒，孤峙在新西域屋顶上的丹佛城，入秋以来，已然受到九次风雪的袭击。雪大的时候，丹佛城瑟缩在零下的气温里，如临大敌，有人换上雪胎，有人在车胎上加上铁链，辚辚辘辘，有一种重坦克压境的声威。州公路局的扫雪车全部出动，对空降的冬之白旅展开防卫战，在除雪之外，还要向路面的顽雪坚冰喷沙撒盐，维持数十万辆汽车的交通。我既不换雪胎，更不能忍受铁链铿铿对耳神经的迫害，因此几度陷在雪泥深处，不得不借路人之力，或者招来庞然如巨型螳螂的拖车，克服美丽而危险的“白祸”。当然，这种不设防的汽车，只能绕着丹佛打转。上了一万英尺的雪山，没有雪胎铁链，守关人就要阻你前进。真正大风雪来袭的时候，地面积雪数英尺，空中雪扬成雾，百里茫茫，公路局就要在险隘的关口封山，于是一切车辆，从横行的黄貂鱼到猛烈的美洲豹到排天动地而来体魄修伟像一节火车车厢的重吨大卡车，都只能偃然冬蛰了。

就在第九次风雪围攻丹佛的开始，叶珊从西海岸越过万仞石峰飞来这孤城。可以说，他是骑在雪背上来的，因为从丹佛国际机场接他出来不到两分钟，那样轻巧的白雨就那样优优雅雅舒舒缓缓地下下来了。叶珊大为动容，说自从别了爱荷华，已经有三年不见雪了。我说爱荷华的那些往事提它做什么，现在来了山国雪乡，让我们好好聊一聊吧。当晚钟玲从威斯康星飞来，我们又去接她，在我的楼上谈到半夜，才冒着大雪送她回旅店。那时正是耶诞期间，“现代语文协会”在丹佛开年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中文日文的各种语文学者，来开会的多到八千人，一时咬牙切齿，喃喃嘁嘁，好像到了拜波之塔一样。第二天，叶珊正待去开会，我说：“八千学者，不缺你一个，你不去，就像南极少了一头企鹅，谁晓得！”叶珊为他的疏懒找到一个遁词，心安理得，果然不甚出动，每天只是和我孵在一起，到了晚上，便燃起钟玲送我的茉莉蜡烛，一更，二更，三更，直聊到舌花谢尽眼花灿烂才各自爬回床去。临走前夕，为了及时送他去乘次晨七时的飞机，我特地买了一架华美无比的德产闹钟，放在他枕边。不料到时它完全不闹，只好延到第二天走。凭空多出来的一天，雪霁云开，碧空金阳的晴冷气候，爽朗得像一个北欧佳人。我载叶珊南下珂泉，去瞻仰有名的“众神乐园”。车过梁实秋闻一多的母校，叶珊动议何不去翻查两位前贤的“底细”。我笑笑说：“你算了吧。”第二天清晨，闹钟响了，我的客人也走了。地上一排空酒瓶子，是他七夕的成绩。而雪，仍然在下着。

等到刘国松挟四十幅日月云烟也越过大哉落基飞落丹佛时，第九场雪已近尾声了。身为画家，国松既不吸烟，也不饮酒，甚至不胜啤酒，比我更清教。我常笑他不云不雨，不成气候。可是说到饕餮，他又胜我许多。于是风自西北来，吹来世彭灶上的饭香，下一刻，我们的白车便在丹佛波德间的公路上疾驶了。到波德正是半下午的光景，云翳寒日，已然西倾。先是前几天世彭和我踹着新雪上山，在皓皓照人的绝壁下，说这样的雪景，国松应该来膜拜一次才对。现在画家来了，我们就推他入画。车在势蟠龙蛇黛黑纠缠着皎白的山道上盘旋上升，两侧的冰壁上淡淡反映冷冷的落晖。寂天寞地之中，千山万山都陷入一种清癯而古远的冷梦，像在追忆冰河期的一些事情。也许白发的朗斯峰和劳伦斯峰都在回忆，六千万年以前，究竟是怎样孔武的一双手，怎样肌腱勃怒地一引一推，就把它们拧得这样皱成一堆，鸟在其中，兔和松鼠和红狐和山羊在其中，松柏和针枞和白杨在其中，科罗拉多河阿肯色河诞生在其中。道旁的乱石中，山涧都已结冰，偶然，从一个冰窟窿底，可以隐隐窥见，还没有完全冻死的涧水在下面琤琤地奔流，向暖洋洋的海。一个戴遮耳皮帽的红衣人正危立在悬崖上，向乱石堆中的几只啤酒瓶练靶，枪声瑟瑟，似乎炸不响凝冻的寒气，只擦出一条尖细的颤音。

转过一个石岗子，眼前豁然一亮，万顷皑皑将风景推拓到极远极长，那样空阔的白颤颤地刷你的眼睛。在猛吸的冷气中，一瞬间，你幻觉自己的睫毛都冻成了冰柱。下面，三百英尺下平砌着一面冰湖，从此岸到彼岸，一抚十英里的湖面是虚无的冰，冰，冰上是空幻的雪。此外一无所有，没有天鹅，也没有舞者。只有泠然的音乐，因为风在说，这里是千山啊万山的心脏，一片冰心，浸在白玉的壶里。如此而已，更无其他。忽然，国松和世彭发一声喊，挥臂狂呼像叫阵的印第安人，齐向湖面奔去。雪，还在下着。我立在湖岸，把两臂张到不可能的长度，就在那样空无的冰空下，一刹间，不知道究竟要拥抱天，拥抱湖，拥抱落日，还是要拥抱一些更远更空的什么，像中国。

一九七〇年一月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悬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濛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禁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都呼吸沉重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答答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是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来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禁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还是火成岩削成？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一九七四年春分之夜

高速的联想

那天下午从九龙驾车回马料水，正是下班时分，大埔路上，高低长短形形色色的车辆，首尾相衔，时速二十五英里。一只鹰看下来，会以为那是相对爬行的两队单角蜗牛，单角，因为每辆车只有一根收音机天线。不料快到沙田时，莫名其妙地塞起车来，一时单角的蜗牛都变成了独须的病猫，废气暧暧，马达喃喃，像集体在腹诽狭窄的公路。熄火又不能，因为每隔一会，整条车队又得蠢蠢蠕动。前面究竟在搞什么鬼，方向盘的舵手谁也不知道。载道的怨声和咒语中，只有我沾沾自喜，欣然独笑。俯瞥仪表板上，从左数过来第七个蓝色钮键，轻轻一按，我的翠绿色小车忽然离地升起，升起，像一片逍遥的绿云牵动多少愕然仰羡的眼光，悠悠扬扬向东北飞逝。

那当然是真的：在拥挤的大埔路上，我常发那样的狂想。我爱开车。我爱操纵一架马力强劲反应灵敏野蛮又柔驯的机器，我爱方向盘在掌中微微颤动四轮在身体下面平稳飞旋的那种感觉，我爱用背肌承受的压力去体会曲折起伏的地形、山势，一句话，我崇拜速度。阿拉伯的劳伦斯曾说：“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兽欲。”以运动的速度而言，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是十分可怜的。褐雨燕的最高时速，是二百九十点五英里。狩猎的鹰在俯冲下扑时，能快到每小时一百八十英里。比赛的鸽子，有九十六点二九英里的时速。兽中最迅速的选手是豹和羚羊：长腿黑斑的亚洲豹，绰号“猎豹”者，在短程冲刺时，时速可到七十英里，可惜五百码后，就降成四十多英里了；叉角羚羊奋蹄疾奔，可以维持六十英里时速。和这些相比，“动若脱兔”只能算“中驷之才”：英国野兔的时速不过四十五英里。“白驹过隙”就更慢了，骑师胯下的赛马每小时只驰四十三点二六英里。人的速度最是可怜，一百码之外只能达到二十六点二二英里的时速。

可怜的凡人，奔腾不如虎豹，跳跃不如跳蚤，游泳不如旗鱼，负重不如蚂蚁，但是人会创造并驾驭高速的机器，以逸待劳，不但突破自己体能的极限，甚至超迈飞禽走兽，意气风发，逸兴遄飞之余，几疑可以追神迹，蹑仙踪。高速，为什么令人兴奋呢？生理学家一定有他的解释，例如循环加速，心跳变剧，等等。但在心理上，至少在潜意识里，追求高速，其实是人与神争的一大欲望：地心引力是自然的法则，也就是人的命运，高速的运动就是要反抗这法则，虽不能把它推翻，至少可以把它的限制压到最低。赛跑或赛车的选手打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刹那，是一闪宗教的启示，因为凡人体能的边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人进一步，便是神退一步，从此，人更自由了。

滑雪，赛跑，游泳，赛车，飞行等等的选手，都称得上是英雄。他们的自由和光荣是从神手里，不是从别人的手里，夺过来的。他们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牺牲了别人，而是因为克服了自然，包括他们自己。

若论紧张刺激的动感，高速运动似乎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凭借的机械愈多，和自然的接触就愈少，动感也就减小。赛跑，该是最直接的运动。赛马，就间接些，但凭借的不是机械，而是一匹汗油生光肌腱勃怒奋鬣扬蹄的神驹。最间接的，该是赛车了，人和自然之间，隔了一只铁盒，四只轮胎。不过，愈是间接的运动，就愈高速。这对于生就低速之躯的人类说来，实在是一件难以两全的事情。其他动物面对自己天生的体速，该都是心安理得，受之怡然的吧？我常想，一只时速零点零三英里的蜗牛，放在跑车的挡风玻璃里去看剧动的世界，会有怎样的感受？

许多人爱驾敞篷的跑车，就是想在高速之中，承受、享受更多的自然：时速超过七十五英里，八十英里，九十英里，全世界轰然向你扑来，发交给风，肺交给激湍洪波的气流，这时，该有点飞的感觉了吧。阿拉伯的劳伦斯有耐性骑骆驼，却不耐烦驾驶汽车：他认为汽车是没有灵性的东西，只合在风雨中乘坐。从沙漠回到文明，才下了骆驼背，他便跨上电单车，去拜访哈代和萧伯纳。他在电单车上，每月至少驰骋两千四百英里，快的时候，时速高达一百英里，终因车祸丧生。

我骑过五年单车，也驾过四年汽车，却从未驾过电单车，但劳伦斯驰骤生风的豪情，我可以仿佛想象。电单车的骁腾慓悍，远在单车之上，而冲风抢路身随车转的那种投入感，更远胜靠在桶形椅背踏在厚地毯上的方向盘舵手。电影《逍遥遊》（Easy Rider）里，三骑士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里直线疾驰的那一景，在摇滚乐亢奋的节奏下，是现代电影的一大高潮。我想，在潜意识里，现代少年是把桀骜难驯的电单车当马骑的：现代骑士仍然是戴盔着靴，而两脚踏镫双肘向外分掌龙头两角的骑姿，却富于浪漫的夸张，只有马达的厉啸逆人神经而过，比不上古典的马嘶。现代车辆的引擎，用马力来标示电力，依稀有怀古之风。准此，则敞篷车可以比拟远古的战车，而四门的“轿车”（sedan）更是复古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福特车厂驱出的“野马”（Mustang）号拟跑车，颈长尾短，慓悍异常，一时纵横于超级公路，逼得克莱斯勒车厂只好放出一群修矫灵猛的“战马”（Charger）来竞逐。

我学开车，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当时我从皮奥瑞亚去爱荷华访叶珊与黄用，一路上，火车误点，灰狗的长途车转车费时，这才省悟，要过州历郡亲身去纵览惠特曼和桑德堡诗中体魄雄伟的美国，手里必须有一个方向盘。父亲在国内闻言大惊，一封航空信从松山飞来，力阻我学驾车。但无穷无尽更无红灯的高速公路在敻阔自由的原野上张臂迎我，我的逻辑是：与其把生命交托给他人，不如握在自己的手里。学了七小时后，考到了驾驶执照。发那张硬卡给我的美国警察说：“公路是你的了，别忘了，命也是你的。”

奇妙的方向盘，转动时世界便绕着你转动，静止时，公路便平直如一条分发线。前面的风景为你剖开，后面的背景呢，便在反光镜中缩成微小，更微小的幻影。时速上了七十英里，反光镜中分巷的白虚线便疾射而去如空战时机枪连闪的子弹，万水千山，记忆里，漫漫的长途远征全被魔幻的反光镜收了进去，再也不放出来了。“欢迎进入内布拉斯卡”，“欢迎来加利福尼亚”，“欢迎来内华达”，闯州穿郡，记不清越过多少条边界，多少道税关。高速令人兴奋，因为那纯是一个动的世界，挡风玻璃是一望无餍的窗子，光景不息，视域无限，油门大开时，直线的超级大道变成一条巨长的拉链，拉开前面的远景蜃楼摩天绝壁拔地倏忽都削面而逝成为车尾的背景被拉链又拉拢。高速，使整座雪山簇簇的白峰尽为你回头，千顷平畴旋成车轮滚滚的辐辏。春去秋来，多变的气象在挡风窗上展示着神的容颜：风沙雨露和冰雪，烈日和冷月，沙漠里的飞蓬，草原夏夜密密麻麻的虫尸，扑面踹来大卡车轮隙踢起的卵石，这一切，都由那一方弧形的大玻璃共同承受。

从海岸到海岸，从极东的森林洞（Woods Hole）浸在大西洋的寒碧到太平洋暖潮里浴着的长堤，不断的是我的轮印横贯新大陆。坦荡荡四巷并驱的大道自天边伸来又没向天边。美利坚，卷不尽展不绝一幅横轴的山水只为方向盘后面的远眺之目而舒放。现代的徐霞客坐游异域的烟景，为我配音的不是古典的马蹄嘚嘚风帆飘飘，是八汽缸引擎轻快的低吟。

二十轮轰轰地翻滚，体格修长而魁梧的铝壳大卡车，身长数倍于一辆小轿车，超它时全身的神经紧缩如猛收一张网，胃部隐隐地痉挛，两车并驰，就像在狭长的悬崖上和一匹犀牛赛跑，真是疯狂。一时小车惊窜于左，重吨的货柜车奔腾而咆哮于右，右耳太浅，怎盛得下那样一旋涡的骚音？一九六五年初，一个苦寒凛冽的早晨，灰白迷蒙的天色像一块毛玻璃，道奇小车载我自芝加哥出发，碾着满地的残雪碎冰，一日七百英里的长征，要赶回盖提斯堡去。出城的州际公路上，遇上了重载的大货车队，首尾相衔，长可半英里，像一道绝壁蔽天水声震耳的大峡谷。不由分说，将我夹在缝里，挟持而去。就这样一直对峙到印第安纳州境，车行渐稀，才放我出峡。

后来驶车日久，这样的超车也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浑不觉二十轮卡车有多威武，直到前几天，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悚栗片《决斗》（Duel）。一位急于回家的归客，在野外公路上超越一辆庞然巨物的油车，激怒了高踞驾驶座上的隐身司机，油车变成了金属的恐龙怪兽，挟其邪恶的暴力盲目地冲刺，一路上天崩地塌火杂杂衔尾追来。反光镜里，惊瞥赫现那油车的车头已经是一头狂兽，而一进隧道，车灯亮起，可骇目光灼灼黑凛凛一尊妖牛。看过斯皮尔伯格后期作品《大白鲨》，就知道在《决斗》里，他是把那辆大油车当作一匹猛兽来处理的，但它比大白鲨更凶顽更神秘，更令人分泌肾上腺素。

香港是一个弯曲如爪的半岛，旁边错落着许多小岛，地形分割而公路狭险，最高的时速不过五十英里，一般时速都在四十英里以下，再好的车再强大的马力也不能放足驰骤。低速的大埔路上，蜗步在一串慢车的背影之后，常想念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和西南部沙漠里，天高路邈，一车绝尘，那样无阻的开阔空旷。虽说能源的荒年，美国把超级公路的限速降为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去年八月我驶车在南加州，时速七十英里，也未闻警笛长啸来追逐。

更念烟波相接，一座多雨的岛上，多少现代的愚公，亚热带小阳春的艳阳下在移山开道，开路机的履带轧轧，铲土机的巨螯孔武地举起，起重机碌碌地滚着辘轳，为了铺一条巨毡从基隆到高雄，迎接一个新时代的驶来。那样壮阔的气象，四衢无阻，千车齐毂并驰的路景，郑成功、吴凤没有梦过，阿眉族、泰耶鲁族的民谣从不曾唱过。我要拣一个秋晴的日子，左窗亮着金艳艳的晨曦，从台北出发，穿过牧神最绿最翠的辖区，腾跃在世界最美丽的岛上；而当晚从高雄驰回台北，我要驰限速甚至纵一点超速，在亢奋的脉搏中，写一首现代诗歌咏带一点汽油味的牧神，像陶潜和王维从未梦过的那样。

更大的愿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声的土地上驰骋。中国最浪漫的一条古驿道，应该在西北。最好是细雨霏霏的黎明，从渭城出发，收音机天线上系着依依的柳枝。挡风窗上犹浥着轻尘，而渭城已渐远，波声渐渺。甘州曲，凉州词，阳关三叠的节拍里车向西北，琴音诗韵的河西孔道，右边是古长城的雉堞隐隐，左边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际，我以七十英里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轮印下重重叠叠多少古英雄长征的蹄印。

一九七七年一月

花鸟

客厅的落地长窗外，是一方不能算小的阳台，黑漆的栏杆之间，隐约可见谷底的小村，人烟暧暧。当初发明阳台的人，一定是一位乐观外向的天才，才会突破家居的局限，把一个幻想的半岛推向户外，向山和海，向半空晚霞和一夜星斗。

阳台而无花，犹之墙壁而无画，多么空虚。所以一盆盆的花，便从下面那世界搬了上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栏杆三面竟已偎满了花盆，但这种美丽的移民一点也没有计划，欧阳修所谓的“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么十几盆栽，有的是初来此地，不畏辛劳，挤三等火车抱回来的，有的是同事离开中大的遗爱，也有的，是买了车后供在后座带回来的。无论是什么来历，我们都一般看待。花神的孩子，名号不同，容颜各异，但迎风招展的神态都是动人的。

朝西一隅，是茎藤四延和栏杆已绸缪难解的九重葛，开的是一串串粉白带浅紫的花朵。右边是一盆桂苗，高只近尺，花时竟也有高洁清雅的异香，随风漾来。近邻是两盆茉莉和一盆玉兰。这两种香草虽不得列于《离骚》狂吟的芳谱，她们细腻而幽邃的远芬，却是我无力抵抗的。开窗的夏夜，她们的体香回泛在空中，一直远飘来书房里，嗅得人神摇摇而意惚惚，不能久安于座，总忍不住要推纱门出去，亲近亲近。比较起来，玉兰修长的白瓣香得温醇些，茉莉的丛蕊似更醉鼻餍心，总之都太迷人。

再过去是两盆海棠。浅红色的花，油绿色的叶，相配之下，别有一种民俗画的色调，最富中国韵味，而秋海棠叶的象征，从小已印在心头。其旁还有一盆铁海棠，虬蔓郁结的刺茎上，开出四瓣对称的深红小花。此花生命力最强，暴风雨后，只有她屹立不摇，颜色不改。再向右依次是绣球花，蟹爪兰，昙花，杜鹃。蟹爪兰花色洋红而神态凌厉，有张牙奋爪作势攫人之意，简直是一只花魇，令我不敢亲近。昙花已经绽过三次，一次还是双葩对开，真是吉夕素仙。夏秋之间，一夕盛放，皎白的千层长瓣，眼看她恣纵迅疾地展开，幽幽地吐出粉黄娇嫩的簇蕊，却像一切奇迹那样，在目迷神眩的异光中，甫启即闭了。一年含蓄，只为一夕的挥霍，大概是芳族之中最羞涩最自谦最没有发表欲的一姝了。

在这些空中半岛，啊不，空中花园之上，我是两园丁之一，专掌浇水，每日夕阳沉山，便在晚霞的浮光里，提一把白柄蓝身的喷水壶，向众芳施水。另一位园丁当然是阳台的女主人，专司杀虫施肥，修剪枝叶，翻掘盆土。有时蓓蕾新发，野雀常来偷食，我就攘臂冲出去，大声驱逐。而高台多悲风，脚下那山谷只敞对海湾，海风一起，便成了老子所谓“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一具风箱。于是便轮到我一盆盆搬进屋来。寒流来袭，亦复如此。女园丁笑我是陶侃运甓。美，也是有代价的。

无风的晴日，盆花之间常依偎一只白漆的鸟笼。里面的客人是一只灰翼蓝身的小鹦鹉，我为它取名蓝宝宝。走近去看，才发现翅膀不是全灰，而是灰中间白，并带一点点蓝；颈背上是一圈圈的灰纹，两翼的灰纹则弧形相掩，饰以白边，状如鱼鳞。翼尖交叠的下面，伸出修长几近半身的尾巴，毛色深孔雀蓝，常在笼栏边拂来拂去。身体的细毛蓝得很轻浅，很飘逸。胸前有一片白羽，上覆浑圆的小蓝点，点数经常在变，少则两点，长全时多至六点，排成弧形，像一条项链。

蓝宝宝的可爱，不只外貌的娇美。如果你有耐性，多跟它做一会伴，就会发现它的语言天才。它参加我们的生活成为最受宠爱的“小家人”才半年，韩惟全由美游港，在我们家小住数日，首先发现它在牙牙学语，学我们的人语。起先我们不信，以为它时发时歇的咿唔唼喋，不过是禽类的哓哓自语，无意识的饶舌罢了。经惟全一提醒，蓝宝宝的断续鸟语，在侧耳细听之下，居然有点人话的意思。只是有时嗫嚅吞吐，似是而非，加以人腔鸟调，句读含混不清，那意境在人禽之间，恐怕连公冶长再世，也难以体会，更无论圣芳济了。

幸运的时候，蓝宝宝会吐出三两个短句：“小鸟过来”，“干什么”，“知道了”，“臭鸟不乖”，还有节奏起伏的“小鸟小鸟小小鸟”。小小曲喙的发音设备，毕竟和人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人语的唇音齿音等等，蓝宝宝虽有娓娓巧舌，仍是模拟难工的。听说要小鹦鹉认真学话，得先施以剪舌的手术，剪了之后就不会那么“大舌头”了。此举是否见效，我不知道，但为了推行人语而违反人道，太无聊也太残忍了，我是绝对不肯的。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这世界，属于人，也属于花、鸟、虫、鱼；人类之间，禁止别人发言或强迫人人千口一词，也就够威武的了，又何必向禽兽去行人政呢？因此，盆中的铁海棠，女园丁和我都任其自然，不加扭曲，而蓝宝宝呢，会讲几句人话，固然能取悦于人，满足主人的虚荣心，我们也任其自由发展，从不刻意去教它。写到这里，又听到蓝宝宝在阳台上叫了。不过这一次它是和外面的野雀呼应酬答，是在鸟语。

那样的啁啾，该是羽类的世界语吧。而无论蓝宝宝是在阳台上或是屋里，只要左近传来鸠呼或雀噪，它一定脆音相应，一逗一答，一呼一和，旁听起来十分有趣，或许在飞禽的世界里，也像人世一样，南腔北调，有各种复杂的方言，可惜我们莫能分辨，只好一概称为鸟语。

平时说到鸟语，总不免想起“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声溜的圆”之类的婉婉好音，绝少想到鸟语之中，也有极其可怖的一类。后来参观底特律的大动物园，进入了笼高树密的鸟苑，绿重翠叠的阴影里，一时不见高栖的众禽，只听到四周怪笑吃吃，惊叹咄咄，厉呼磔磔，盈耳不知究竟有多少巫师隐身在幽处施法念咒，真是听觉上最骇人的一次经验。看过希区柯克的悚栗片《鸟》，大家惊疑之余，都说真想不到鸟类会有这么“邪恶”。其实人类君临这个世界，品尝珍馐，饕餮万物，把一切都视为当然，却忘了自己经常捕囚或烹食鸟类的种种罪行有多么残忍了。兀鹰食人，毕竟先等人自毙；人食乳鸽，却是一笼一笼地蓄意谋杀。

想到此地，蓝光一闪，一片青云飘落在我的肩上，原来是有人把蓝宝宝放出来了。每次出笼，它一定振翅疾飞，在屋里回翔一圈，然后栖在我肩头或腕际。我的耳边、颈背、颏下，是它最爱来依偎探讨的地方。最温驯的时候，它会憩在人的手背，低下头来，用小喙亲吻人的手指，一动也不动地，讨人欢喜。有时它更会从嘴里吐出一粒“雀粟”来，邀你共享，据说这是它表示友谊的亲切举动，但你尽可放心，它不会强人所难的，不一会，它又径自啄回去了。有时它也会轻咬你的手指头，并露出它可笑的花舌头。兴奋起来，它还会不断地向你磕头，颈毛松开，瞳仁缩小，嘴里更是呢呢喃喃，不知所云。不过所谓“小鸟依人”，只是片面的，只许它来亲人，不许你去抚它。你才一伸手，它立刻回过身来面对着你，注意你的一举一动，不然便是蓝羽一张，早已飞之冥冥。

不少朋友在我的客厅里，常因这一闪蓝云的猝然降临而大吃一惊。女作家心岱便是其中的一位。说时迟那时快，蓝宝宝华丽的翅膀一收，已经栖在她的手腕上了。心岱惊魂未定，只好强自镇定，听我们向她夸耀小鸟的种种。后来她回到台北，还在《联合副刊》发表《蓝宝》一文，以记其事。

我发现，许多朋友都不知道养一只小鹦鹉多么有趣，又多么简单。小鹦鹉的身价，就它带给主人的乐趣说来，是非常便宜的。在台湾，每只售六七十元，在香港只要港币六元，美国的超级市场里也常有出售，每只不过五六美金。在丹佛时，我先后养过四只，其中黄底灰纹的一只毛色特别娇嫩，算是珍品，则是花十五美金买来的。买小鹦鹉时，要注意两件事情。年龄要看额头和鼻端，额上黑纹愈密，鼻上色泽愈紫，则愈幼小，要买，当然要初生的稚鹦，才容易和你亲近。至于健康呢，则要翻过身来看它的肛门，周围的细白绒毛要干，才显得消化良好。小鹦鹉最怕泻肚子，一泻就糟。

此外的投资，无非是一只鸟笼，两枝栖木，一片鱼骨和极其迷你的水缸粟钵而已。鱼骨的用场，是供它啄食，以吸取充分的钙质。那么小的肚子，耗费的粟量当然有限，再穷的主人也供得起的。有时为了调剂，不妨喂一点青菜和果皮，让它啄个三五口，也就够了。熟了以后，可以放出笼来，任它自由飞憩，不过门窗要小心关好，否则它爱向亮处飞，极易夺门而去。我养过的近十头小鹦鹉之中，就有两头是这么无端飞掉的。有了这种伤心的教训，我只在晚上才敢把鸟放出笼来。

小鸟依人，也会缠人，过分亲狎之后，也有烦恼的。你吃苹果，它便飞来奇袭，与人争食。你特别削一片喂它，它只浅尝三两口，仍纵回你的口边，定要和你分享大块。你看报，它便来嚼食纸边，吃得津津有味。你写字呢，它便停在纸上，研究你写些什么，甚至以为笔尖来回挥动是在逗它玩乐，便来追咬你的笔尖。要赶它回笼，可不容易。如果它玩得还未尽兴，则无论你如何好言劝诱或恶声威胁，都不能使它俯首归心。最后只有关灯的一招，在黑暗里，它是不敢飞的。于是你伸手擒来，毛茸茸软温温的一团，小心脏抵着你的手心猛跳，吱吱的抗议声中，你已经把它置回笼里。

蓝宝宝是大埔的菜市上六元买来的，在我所有的“禽缘”里，它是最乖巧最可爱的一只，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不肯舍弃它的。前年夏天，我们举家回台北去，只好把蓝宝宝寄在宋淇府上，劳宋夫人做了半个月的“鸟妈妈”。记得交托之时，还郑重其事，拟了一张“养鸟须知”的备忘录，悬于笼侧，文曰：

一 小米一钵，清水半缸，间日一换，不食烟火，俨然羽仙。

二 风口日曝之处，不宜放置鸟笼。

三 无须为鸟沐浴，造化自有安排。

四 智商仿佛两岁稚婴。略通人语，颇喜传讹。闺中隐私，不宜多言，慎之慎之。

一九七七年五月

我的四个假想敌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部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姻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芝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趁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 dreams，I fear，are infanticid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士、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将士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的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样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作‘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稀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觉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车。每次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那平行的双轨一路从天边疾射而来，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视，久视便受它催眠。

乡居的少年那么神往于火车，大概是因为它雄伟而修长，轩昂的车头一声高啸，一节节的车厢铿铿跟进，那气派真是慑人。至于轮轨相击枕木相应的节奏，初则铿锵而慷慨，继则单调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韵。过桥时俯瞰深谷，真若下临无地，蹑虚而行，一颗心，也忐忐忑忑待在半空。黑暗迎面撞来，当头罩下，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是过山洞。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里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这一连串的经验，从惊到喜，中间还带着不安和神秘，历时虽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车最早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抗战第二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平行，依着横断山脉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入川之后，刚亢的铁轨只能在山外远远喊我了。一直要等胜利还都，进了金陵大学，才有京沪路上疾驶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随母亲回她的故乡武进，铁轨无尽，伸入江南温柔的水乡，柳丝弄晴，轻轻地抚着麦浪。可是半年后再坐京沪路的班车东去，却不再中途下车，而是直达上海。那是最难忘的火车之旅了：红旗渡江的前夕，我们仓皇离京，还是母子同行，幸好儿子已经长大，能够照顾行李。车厢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却无法像火柴那么排得平整，而是交肱叠股，摩肩错臂，互补着虚实。母亲还有座位。我呢，整个人只有一只脚半踩在茶几上，另一只则在半空，不是虚悬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压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体之间。这么维持着“势力平衡”，换腿当然不能，如厕更是妄想。到了上海，还要奋力夺窗而出，否则就会被新涌上来的回程旅客夹在中间，挟回南京去了。

来台之后，与火车更有缘分。什么快车慢车、山线海线，都有缘在双轨之上领略，只是从前京沪路上的东西往返，这时，变成了纵贯线上的南北来回。滚滚疾转的风火千轮上，现代哪吒的心情，有时是出发的兴奋，有时是回程的慵懒，有时是午晴的遐思，有时是夜雨的落寞。大玻璃窗招来豪阔的山水，远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断，窗内的思绪不绝，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长途，终站尚远，两头都搭不上现实，这是你一切都被动的过渡时期，可以绝对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识乱流。

饿了，买一盒便当充午餐，虽只一片排骨，几块酱瓜，但在快览风景的高速动感下，却显得特别可口。台中站到了，车头重重地喘一口气，颈挂零食拼盘的小贩一拥而上。太阳饼、凤梨酥的诱惑总难以拒绝。照例一盒盒买上车来，也不一定是为了有多美味，而是细嚼之余有一股甜津津的乡情，以及那许多年来，唉，从年轻时起，在这条线上进站、出站、过站、初旅、重游、挥别，重重叠叠的回忆。

最生动的回忆却不在这条线上，在阿里山和东海岸。拜阿里山神是在十二年前。朱红色的窄轨小火车在洪荒的岑寂里盘旋而上，忽进忽退，忽蠕蠕于悬崖，忽隐身于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声在峭壁间来回反弹。万绿丛中牵曳着这一线媚红，连高古的山颜也板不起脸来了。

拜东岸的海神却近在三年以前，是和我存一同乘电气化火车从北回线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毕竟不是海峡所能比，东望，是令人绝望的水蓝世界，起伏不休的咸波，在远方，摇撼着多少个港口多少只船，扪不到边，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连长锚千丈也难窥。一路上怪壁碍天，奇岩镇地，被千古的风浪刻成最丑所以也最美的形貌，罗列在岸边如百里露天的艺廊，刀痕刚劲，一件件都凿着时间的签名，最能满足狂士的“石癖”。不仅岸边多石，海中也多岛。火车过时，一个个岛屿都不甘寂寞，跟它赛起跑来。毕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过跑三两分钟，大的，像龟山岛，也只能追逐十几分钟，就认输放弃了。

萨洛扬的小说里，有一个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车越野而过，总是兴奋地在后面追赶。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国里，对着世界地图悠然出神的，也是那样寂寞的一个孩子，只是在他的门前，连火车也不经过。后来远去外国，越洋过海，坐的却常是飞机，而非火车。飞机虽可想成庄子的逍遥之游，列子的御风之旅，但是出没云间，游行虚碧，变化不多，机窗也太狭小，久之并不耐看。哪像火车的长途，催眠的节奏，多变的风景，从阔窗里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间，又像驶出了世外。所以在海外旅行，凡铿铿的双轨能到之处，我总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实的“长亭”——上面，等那阳刚之美的火车轰轰隆隆其势不断地踹进站来，来载我去远方。

在美国的那几年，坐过好多次火车，在爱荷华城读书的那一年，常坐火车去芝加哥看刘鎏和孙璐。美国是汽车王国，火车并不考究。去芝加哥的老式火车颇有十九世纪遗风，坐起来实在不大舒服，但沿途的风景却看之不倦。尤其到了秋天，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焦味，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路艳烧到天边，谁见过那样美丽的“火灾”呢？过密西西比河，铁桥上敲起空旷的铿锵，桥影如网，张着抽象美的线条，倏忽已踹过好一片壮阔的烟波。等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灯火迎面渐密，那黑人老车掌就喉音重浊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有一次，从芝城坐火车回爱荷华城。正是耶诞假后，满车都是回校的学生，大半还背着、拎着行囊，更显拥挤。我和好几个美国学生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等于站在老火车轧轧交挣的关节之上，又冻又渴，饮水的纸杯在众人手上，从厕所一路传到我们跟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不能去厕所，因为连那里面也站满了人。火车原已误点，我们在呵气翳窗的芝城总站上早已困立了三四个小时，偏偏隆冬的膀胱最容易注满。终于“满载而归”，一直熬到爱大的宿舍。一泻之余，顿觉身轻若仙，重心全失。

美国火车经常误点，真是恶名昭彰。我在美国下决心学开汽车，完全是给老爷火车激出来的。火车误点，或是半途停下来等到地老天荒，甚至为了说不清楚的深奥原因向后倒开，都是最不浪漫的事。几次耽误，我一怒之下，决定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不问山长水远，都可即时命驾。执照一到手，便与火车分道扬镳，从此我骋我的高速路，它敲它的双铁轨。不过在高速路旁，偶见迤迤的列车同一方向疾行，那修长而魁伟的体魄，那稳重而剽悍的气派，尤其是在天高云远的西部，仍令我怦然心动。总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赶，兴奋得像西部片里马背上的大盗，直到把它追进了山洞。

一九七六年去英国，周榆瑞带我和彭歌去剑桥一游。我们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上候车，匆匆来往的人群，使人想起那许多著名小说里的角色，在这“生之旋涡”里卷进又卷出的神色与心情。火车出城了，一路开得不快，看不尽人家后院晒着的衣裳和红砖翠篱之间明艳而动人的园艺。那年西欧大旱，耐干的玫瑰却恣肆着娇红。不过是八月底，英国给我的感觉却是过了成熟焦点的晚秋，尽管是迟暮了，仍不失为美人。到剑桥飘起霏霏的细雨，更为那一幢幢严整雅洁的中世纪学院平添了一分迷蒙的柔美。经过人文传统日琢月磨的景物，究竟多一种沉潜的秀逸气韵，不是铝光闪闪的新厦可比。在空幻的雨气里，我们撑着黑伞，踱过剑河上的石洞拱桥，心底回旋的是弥尔顿牧歌中的抑扬名句，不是硖石才子的江南乡音。红砖与翠藤可以为证，半部英国文学史不过是这河水的回声。雨气终于浓成暮色，我们才挥别了灯暖如橘的剑桥小站。往往，大旅途里最具风味的，是这种一日来回的“便游”（sidetrip）。

两年后我去瑞典开会，回程顺便一游丹麦与德国，特意把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的机票，换成黄底绿字的美丽火车票。这一程如果在云上直飞，一小时便到了，但是在铁轨上轮转，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却足足走了八个小时。云上之旅海天一色，美得未免抽象。风火轮上八小时的滚滚滑行，却带我深入瑞典南部的四省，越过青青的麦田和黄艳艳的芥菜花田，攀过银桦蔽天杉柏密矗的山地，渡过北欧之喉的峨瑞升德海峡，在香熟的夕照里驶入丹麦。瑞典是森林王国，火车上凡是门窗几椅之类都用木制，给人的感觉温厚而可亲。车上供应的午餐是烘面包夹鲜虾仁，灌以甘洌的嘉士伯啤酒，最合我的口胃。瑞典南端和丹麦北部这一带，陆上多湖，海中多岛，我在诗里曾说这地区是“屠龙英雄的泽国，佯狂王子的故乡”，想象中不知有多阴郁，多神秘。其实那时候正是春夏之交，纬度高远的北欧日长夜短，柔蓝的海峡上，迟暮的天色久久不肯落幕。我在延长的黄昏里独游哥本哈根的夜市，向人鱼之港的灯影花香里，寻找疑真疑幻的传说。

德国之旅，从杜塞尔多夫到科隆的一程，我也改乘火车。德国的车厢跟瑞典的相似，也是一边是狭长的过道，另一边是方形的隔间，装饰古拙而亲切，令人想起旧世界的电影。乘客稀少，由我独占一间，皮箱和提袋任意堆在长椅上。银灰与橘红相映的火车沿莱茵河南下，正自纵览河景，查票员说科隆到了。刚要把行李提上走廊，猛一转身，忽然瞥见蜂房蚁穴的街屋之上峻然拔起两座黑黝黝的尖峰，瞬间的感觉，极其突兀而可惊。定下神来，火车已经驶近那一双怪物，峭险的尖塔下原来还整齐地绕着许多小塔，锋芒逼人，拱卫成一派森严的气象，那么崇高而神秘，中世纪哥特式的肃然神貌耸在半空，无闻于下界琐细的市声。原来是科隆的大教堂，在莱茵河畔顶天立地已七百多岁。火车在转弯。不知道是否因为微侧，竟感觉那一对巨塔也峨然倾斜，令人吃惊。不知飞机回降时成何景象，至少火车进城的这一幕十分壮观。

三年前去里昂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从巴黎到里昂，当然是乘火车，为了深入法国东部的田园诗里，看各色的牛群，或黄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尽草原缓坡上远连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镇，点名一般地换着站牌。小村更一现即逝，总有白杨或青枫排列于乡道，掩映着粉墙红顶的村舍，衬以教堂的细瘦尖塔，那么秀气地指着远天。席思礼、毕沙洛，在初秋的风里吹弄着牧笛吗？那年法国刚通了东南线的电气快车，叫作Le TGV（Train Grande Vitesse），时速三百八十公里，在报上大事宣扬。回程时，法国笔会招待我们坐上这娇红的电鳗。由于座位是前后相对，我一路竟倒骑着长鳗进入巴黎。在车上也不觉得怎么“风驰电掣”，颇感不过如此。今年初夏和纪刚、王蓝、健昭、杨牧一行，从东京坐子弹车射去京都，也只觉其“稳健”而已。车到半途，天色渐昧，正吃着鳗鱼佐饭的日本便当，吞着苦涩的札幌啤酒，车厢里忽然起了骚动，惊叹不绝。在邻客的探首指点之下，讶见富士山的雪顶白矗晚空，明知其为真实，却影影绰绰，像一片可怪的幻象。车行极快，不到三五分钟，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遮。那样快的变动，敢说浮世绘的画师，戴笠挎剑的武士，都不曾见过。

台湾中南部的大学常请台北的教授前往授课，许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台中、台南或高雄。从前龚定庵奔波于北京与杭州之间，柳亚子说他“北驾南舣到白头”。这些朋友在岛上南北奔波，看样子也会奔到白头，不过如今是在双轨之上，不是驾马舣舟。我常笑他们是演《双城记》。其实近十年来，自己在台北与香港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在台北，三十年来我一直以厦门街为家。现在的汀洲街二十年前是一条窄轨铁路，小火车可通新店。当时年少，我曾在夜里踏着轨旁的碎石，鞋声轧轧地走回家去，有时索性走在轨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长梯。时常在冬日的深宵，诗写到一半，正独对天地之悠悠，寒战的汽笛声会一路沿着小巷呜呜传来，凄清之中有其温婉，好像在说：全台北都睡了，我也要回站去了，你，还要独撑这倾斜的世界吗？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张继。而我，总还有一声汽笛。

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碾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睡，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音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古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论国事，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返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此情此景，总令我想起杜米叶（Honor Daumier）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小贩子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写火车的诗很多，我自己都写过不少。我甚至译过好几首这样的诗，却最喜欢土耳其诗人塔朗吉（Cahit Sitki Taranci）的这首：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

黄绳系腕——泰国记游之二

从泰国回来，妻和我的腕上都系了一条黄线。

那是一条金黄色的棉线，戴在腕上，像一环美丽的手镯。那黄，是泰国佛教最高贵的颜色，令人想起袈裟和金塔。那线，牵着阿若他雅的因缘。

到曼谷的第三天，泰华作家传文和信慧带我们去北方八十八公里外的阿若他雅，凭吊大城王朝的废都。停车在蒙谷菩毗提佛寺前面，隔着初夏的绿荫，古色斑斓的纪念塔已隐约可窥，幢幢然像大城王朝的鬼影。但转过头来，面前这佛寺却亮丽耀眼，高柱和白墙撑起五十度斜坡的红瓦屋顶，高檐上蟠游着蛇王纳加，险脊尖上鹰扬着禽王格鲁达，气派动人。

我们依礼脱鞋入寺，刚跨进正堂，呼吸不由得一紧。黑黯黯那一座重吨的，什么呢，啊，佛像，向我们当顶累累地压下，磅礴的气势岂是仰瞻的眼睫所能承接，更哪能望其项背！等到颈子和胸口略为习惯这种重荷，才依其陡峭的轮廓渐渐看清那上面，由四层金叶的莲座托向高处，塔形冠几乎触及红漆描金的天花方板，是一尊黑凛凛的青铜佛像。它就坐在那高头，右腿交叠在左腿上面，脚心朝上，左手平摊在怀里，掌心向天，右手覆盖在右膝上，手掌朝内，手指朝下，指着地面。从莲座下吃力地望上去，那圆膝和五指显得分外地重大。

这是佛像坐姿里有名的“呼地作证”（Bhumisparsa Mudra），又称为“降妖伏魔”（Maravijaya）。原来释迦牟尼在成正觉之前，天魔玛剌不服，问他有何德业，能够自悟而又度人。释迦说他前身前世早已积善积德，于是便从三昧的坐姿变成伏魔的手势，以手指地，唤大地的女神出来作证。她从长发里绞出许多水来，正是释迦前世所积之德。她愈绞愈多，终于洪水滔滔，把天魔的大军全部淹没。释迦乃恢复三昧的冥想坐姿，而入彻悟。曼谷玉佛寺的壁画上，就有露乳的地神绞发灭火之状，而众多魔兵之中，一半已驯，一半犹在张牙舞爪。

一说此事不过是寓言，只因当日释迦树下跏趺，心神未定，又想成等正觉，又想回去世间寻欢逐乐。终于他垂手按膝，表示自己在彻悟之前不再起身的决心。然则所谓伏魔，正是自伏心魔。还是长发生水的故事比较生动。

想到这里，对它右掌按膝的手势更加敬仰而心动，不禁望之怔怔。后来问人，又自己去翻书，才知道这佛像高达二十二米半，镀有缅甸的金，铸造的年代约在十五世纪后半叶，相当于明英宗到宪宗之朝，低眉俯视之态据说是素可泰王朝的风格。一七六七年，缅甸入寇，一举焚灭了四百十七年的大城王朝。据说这尊泰国最大的坐佛当日竟无法掳走，任其弃置野外，风雨交侵。也就因此，这佛像看上去颇有沧桑的痕迹，不像曼谷一带其他的雕像那么光鲜。它太高大，何况像座已经高过人头了，实在看不出那一身是黑漆，或是岁月消磨的青铜本色。只觉得黝黑的阴影里，那高处还张着两只眼睛，修长的眼白衬托着乌眸，正炯炯俯视着我们，而无论你躲去哪里，都不出它的眸光。

佛面上一点鲜丽的朱砂，更增法相的神秘与庄严。但是佛身上还有两种妩媚的色彩。左肩上斜披下来的黄缦，闪着金色的丝光。摊开的左掌，大拇指上垂挂着一串缤纷的花带，用洁白的茉莉织成，还飘着泰国兰装饰的秀长流苏。这花带泰语叫作斑马来（Puang-Ma-Lai），不但借花可以献佛，也可送人。

“你们要进香吗？”传文走过来说。

“要啊。”我存立刻答道。

“香烛每套十铢。”传文说。

我们向佛堂门口的香桌上每人买了一套。所谓一套，原来就是一枝莲、一支烛、三根香，还有一方金箔，用两片稍大一些的米黄棉纸包住。我们随着泰国的信徒，走到莲座下面的长条香案，把一尺半长的一枝单花含苞白莲放在一只浅铜盆里，再点亮红烛插上烛台，最后更燃香插入香炉。莲是佛座，烛是觉悟之光，至于三根香，则是献给佛祖、佛法、僧侣，所谓三宝。炉香袅袅之中，我们也与众人合掌跪祷。

“这金箔该怎么办呢？”我问一旁的信慧。

“撕下来，贴在佛身上。”她说。

“泰国人的传统，”传文笑说，“贴在佛头，就得智慧。贴在佛口，就善言辞。贴在佛的心口呢，就会心广体胖。”

我举头看佛，有五六层楼那么高，岂止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莲台已经高过我头顶，“临时抱佛脚”都不可能。急切里，分开棉纸，取出闪光的金箔。怎么办呢？一看，也有人干脆贴在莲座底层，就照贴了。回头看我存怎么贴时，她已贴好，正心满意足地走了过来。原来龛下另有一座三尺高的佛像，脸上、身上贴满了金叶。

“你们要是喜欢，”信慧说，“还可以为黑佛披上黄缦。”

她把我们带到票台前面。一只盛着黄线的盒子上写着：“披黄缦，一次一百三十铢。”那就是台币一百五十多元了。

“怎么披呢，这么高？”我问。

“他们会帮你做的。”信慧说。

我立刻付了泰币。那比丘尼从柜里取出一整匹黄缦，着我守在莲坛下面。不久，有声从屋顶反弹下来。仰望中，人头从佛像的巨肩后探出，一声低呼，金橘色的瀑布从半空泻落下来，兜头泼了我一身。黄洪停时，我抱了一满怀。但是也抱不了多久，因为黄缦的那一端她开始收线了。白带子收尽时，金橘色的瀑布便回流上升。这次轮到我放她收。再举头看时，我捐的黄缦已经飘然披上了黑佛的左肩。典礼完成。

我捐黄缦，不全是为了好奇。当天上午，在曼谷的玉佛寺内，我随众人跪在大堂上时，无意间把腿一伸，脚底对住了玉佛。那要算是冒犯神明了，令我蠢蠢不安。现在为佛披缦，潜意识里该是赎罪吧，冥冥之中或许功过能相抵么？

《六祖坛经》里说，梁武帝曾问达摩：“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答曰：“实无功德。”每次读到这一段，都不禁觉得好笑。岂知心净即佛，更无须他求。韦刺史以此相问，六祖答得好：“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只要心净，无意之间冒犯了玉佛，并不能算是罪过。另一方面，烧香拜叩，捐款披袈，连梁武帝都及不上，更有什么功德？

想到这里，坦然一笑。走去票台，向满盛黄线的盒中取出四条。一条为我存系于左腕，一条自系，余下的两条准备带回台湾给两个女儿。

这美丽的纤细手镯，现在仍系在我的左腕，见证阿若他雅的一梦。

一九八八年五月

桥跨黄金城

一、长桥古堡

一行六人终于上得桥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旁对立的灯柱，一盏盏古典的玻璃灯罩举着暖目的金黄。刮面是水寒的河风，一面还欺凌着我的两肘和膝盖。所幸两排金黄的桥灯，不但暖目，更加温心，正好为夜行人祛寒。水声潺潺盈耳，桥下，想必是魔涛河了。三十多年前，独客美国，常在冬天下午听斯麦塔纳的《魔涛河》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绝未想到，有一天竟会踏上他们的故乡，把他们宏美的音波还原成这桥下的水波。靠在厚实的石栏上，可以俯见桥墩旁的木架上，一排排都是栖定的白鸥，虽然夜深风寒，却不见瑟缩之态。远处的河面倒漾着岸上的灯光，一律是安慰的熟铜烂金，温柔之中带着神秘，像什么童话的插图。

桥真是奇妙的东西。它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耽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重吨的魁梧把你凌空托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拘，简直是以桥为鞍，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常而恒迁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的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

但此刻我却不能在桥上从容觅句，因为已经夜深，十一月初的气候，在中欧这内陆国家，昼夜的温差颇大。在呢大衣里面，我只穿了一套厚西装，却无毛衣。此刻，桥上的气温该只有六七摄氏度吧。当然不是无知，竟然穿得这么单薄就来桥上，而是因为刚去对岸山上的布拉格堡，参加国际笔会的欢迎酒会，恐怕户内太暖，不敢穿得太多。

想到这里，不禁回顾对岸。高近百尺的桥尾堡，一座雄赳赳的哥特式四方塔楼，顶着黑压压的楔状塔尖，晕黄的灯光向上仰照，在夜色中矗然赫然有若巨灵。其后的簇簇尖塔探头探脑，都挤着要窥看我们，只恨这桥尾堡太近太高了，项背所阻，谁也出不了头。但更远更高处，晶莹天际，已经露出了一角布拉格堡。

“快来这边看！”茵西在前面喊我们。

大家转过身去，赶向桥心。茵西正在那边等我们。她的目光兴奋，正越过我们头顶，眺向远方，更伸臂向空指点。我们赶到她身边，再度回顾，顿然，全愕呆了。

刚才的桥尾堡矮了下去。在它的后面，不，上面，越过西岸所有的屋顶、塔顶、树顶，堂堂崛起布拉格堡嵯峨的幻象，那君临全城不可一世的气势、气派、气概，并不全在巍然而高，更在其千窗排比、横行不断、一气呵成的逦然而长。不知有几万烛光的脚灯反照宫墙，只觉连延的白壁上笼着一层虚幻的蛋壳青，显得分外晶莹惑眼，就这么展开了几近一公里的长梦。奇迹之上更奇迹，堡中的广场上更升起圣维徒斯大教堂，一簇峻塔锋芒毕露，凌乎这一切壮丽之上，刺进波希米亚高寒的夜空。

那一簇高高低低的塔楼，头角峥嵘，轮廓矍铄，把圣徒信徒的祷告举向天际，是布拉格所有眼睛仰望的焦点。那下面埋的是查理四世，藏的，是六百年前波希米亚君王的皇冠和权杖。所谓布拉格堡（ hrad）并非一座单纯的城堡，而是一组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建筑，盘盘囷囷，历六世纪而告完成，其中至少有六座宫殿、四座塔楼、五座教堂，还有一座画廊。

刚才的酒会就在堡的西北端，一间豪华的西班牙厅（Spanish Hall）举行。惯于天花板低压头顶的现代人，在高如三楼的空厅上俯仰睥睨，真是“敞快”。复瓣密蕊的大吊灯已经灿人眉睫，再经四面的壁镜交相反映，更显富丽堂皇。原定十一点才散，但过了九点，微醺的我们已经不耐这样的摩肩接踵，胡乱掠食，便提前出走。

一踏进宽如广场的第二庭院，夜色逼人之中觉得还有样东西在压迫夜色，令人不安。原来是有两尊巨灵在宫楼的背后，正眈眈俯窥着我们。惊疑之下，六人穿过幽暗的走廊，来到第三庭院。尚未定下神来，逼人颧额的双塔早蔽天塞地挡在前面，不，上面；绝壁拔升的气势，所有的线条所有的锐角都飞腾向上，把我们的目光一直带到塔顶，但是那嶙峋的斜坡太陡了，无可托趾，而仰瞥的角度也太高了，怎堪久留，所以冒险攀缘的目光立刻又失足滑落，直跌下来。

这圣维徒斯大教堂起建于一三四四年，朝西这边的新哥特式双塔却是十九世纪末所筑，高八十二米，门顶的八瓣玫瑰大窗直径为十点四米，彩色玻璃绘的是《创世记》。凡此都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大家辛苦攀望，昏昏的夜空中只见这双塔肃立争高，被脚灯从下照明，宛若梦游所见，当然不遑辨认玫瑰窗的主题。

茵西领着我们，在布拉格堡深宫巨寺交错重叠的光影之间一路向东，摸索出路。她兼擅德文与俄文，两者均为布拉格的征服者所使用。她领着我们问路、点菜，都用德文。其实捷克语文出于斯拉夫系，为其西支，与俄文接近。以“茶”一字为例，欧洲各国皆用中文的发音，捷克文说，和俄文一样，是学汉语，德文说tee，却和英文一样，是学闽南语。

在暖黄的街灯指引下，我们沿着灰紫色砖砌的坡道，一路走向这城堡的后门。布拉格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但显然都不在这里。寒寂无风的空气中，只有六人的笑语和足音，在迤逦的荒巷里隐隐回荡。巷长而斜，整洁而又干净，偶尔有车驶过，轮胎在砖道上磨出细密而急骤的声响，恍若阵雨由远而近，复归于远，听来很有情韵。

终于我们走出了城堡，回顾堡门，两侧各有一名卫兵站岗。想起卡夫卡的K欲进入一神秘的古堡而不得其门，我们从一座深堡中却得其门而出，也许是象征布拉格真的自由了：不但摆脱了纳粹的噩梦，而且现在是开明的总统，也是杰出的戏剧家，哈维尔（ Havel，1936— ），坐在这布拉格堡里办公。

堡门右侧，地势突出成悬崖，上有看台，还围着一段残留的古堞。凭堞远眺，越过万户起伏的屋顶和静静北流的魔涛河，东岸的灯火尽在眼底。夜色迷离，第一次俯瞰这陌生的名城，自然难有指认的惊喜。但满城金黄的灯火，丛丛簇簇，宛若光蕊，那一盘温柔而神秘的金辉，令人目暖而神驰，尽管陌生，却感其似曾相识，直疑是梦境。也难怪布拉格叫作黄金城。

而在这一片高低迤逦远近交错的灯网之中，有一排金黄色分外显赫，互相呼应着凌水而渡，正在我们东南。那应该是——啊，有名的查理大桥了。茵西欣然点头，笑说正是。

于是我们振奋精神，重举倦足，在土黄的宫墙外，沿着织成图案的古老石阶，步下山去。

而现在，我们竟然立在桥心，回顾刚才摸索而出的古寺深宫，忽已矗现在彼岸，变成了幻异蛊人的空中楼阁、梦中城堡。真的，我们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吗？这庄周式的疑问，即使问桥下北逝的流水，这千年古都的见证人，除了不置可否的潺潺之外，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

二、查理大桥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那座着魔的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捷克文为Karlöv most）。魔涛河（Moldau，捷克文为Vltava）上架桥十二，只有这座查理大桥不能通车，只可徒步，难怪行人都喜欢由此过桥。说是过桥，其实是游桥。因为桥上不但可以俯观流水，还可以远眺两岸：凝望流水久了，会有点受它催眠，也就是出神吧；而从桥上看岸，不但左右逢源，而且因为够远，正是美感的距离。如果桥上不起车尘，更可从容漫步。如果桥上有人卖艺，或有雕刻可观，当然就更动人。这些条件查理大桥无不具备，所以行人多在桥上流连，并不急于过桥：手段，反而胜于目的。

查理大桥为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16—1376）而命名，始建于一三五七年，直到十五世纪初才完成。桥长五百二十米，宽十米，由十六座桥墩支撑，全用灰扑扑的砂岩砌成。造桥人是查理四世的建筑总监巴勒（Peter Parler）：他是哥特式建筑的天才，包括圣维徒斯大教堂及老城桥塔在内，布拉格在中世纪的几座雄伟建筑都是他的杰作。十七世纪以来，两侧的石栏上不断加供圣徒的雕像，或为独像，例如圣奥古斯丁，或为群像，例如圣母恸抱耶稣，或为本地的守护神，例如圣温塞斯拉斯（Wenceslas），等距对峙，共有三十一组之多，连像座均高达二丈，简直是露天的天主教雕刻大展。

桥上既不走车，十米石砖铺砌的桥面全成了步道，便显得很宽坦了。两侧也有一些摊贩，多半是卖河上风光的绘画或照片，水准颇高，不然就是土产的发卡胸针、项链耳环之类，造型也不俗气，偶尔也有俄式的木偶或荷兰风味的瓷器街屋。这些小货摊排得很松，都挂出营业执照，而且一律不放音乐，更不用扩音器。音乐也有，或为吉他、提琴，或为爵士乐队，但因桥面空旷，水声潺潺，即使热烈的爵士乐萨克斯风，也迅随河风散去。一曲既罢，掌声零落，我们不忍，总是向倒置的呢帽多投几枚铜币。有一次还见有人变戏法，十分高明。这样悠闲的河上风情，令我想起《清明上河图》的景况。

行人在桥上，认真赶路的很少，多半是东张西望，或是三五成群，欲行还歇，仍以年轻人为多。人来人往，都各行其是，包括情侣相拥而吻，公开之中不失个别的隐私。若是独游，这桥上该也是旁观众生或是想心事最佳的去处。

河景也是大有可观的，而且观之不厌。布拉格乃千年之古城，久为波希米亚王国之京师，在查理四世任罗马皇帝的岁月，更贵为帝都，也是十四世纪欧洲有数的大城。这幸运的黄金城未遭兵燹重大的破坏，也绝少碍眼的现代建筑龃龉其间，因此历代的建筑风格，从高雅的罗马式到雄浑的哥特式，从巴洛克的宫殿到新艺术的荫道，均得保存迄今，乃使布拉格成为“具体而巨”的建筑史博物馆，而布拉格人简直就生活在艺术的传统里。

站在查理大桥上放眼两岸，或是徜徉在老城广场，看不尽哥特式的楼塔黛里带青，凛凛森严，犹似戴盔披甲，在守卫早已陷落的古城。但对照这些冷肃的身影，满城却千门万户，热闹着橙红屋顶和下面整齐而密切的排窗，那活泼生动的节奏，直追莫扎特的快板。最可贵的，是一排排的街屋，甚至一栋栋的宫殿，几乎全是四层楼高，所以放眼看去，情韵流畅而气象完整。

桥墩上栖着不少白鸥，每逢行人喂食，就纷纷飞起，在石栏边穿梭交织。行人只要向空中抛出一片面包，尚未落下，只觉白光一闪，早已被敏捷的黄喙接了过去。不过是几片而已，竟然召来这许多素衣侠高来高去，翻空蹑虚，展露如此惊人的轻功。

三、黄金巷

布拉格堡一探，犹未尽兴。隔一日，茵西又领了我们去黄金巷（）。那是一条令人怀古的砖道长巷，在堡之东北隅，一端可通古时囚人的达利波塔，另一端可通白塔。从堡尾的石阶一路上坡，入了古堡，两个右转就到了。巷的南边是伯尔格瑞夫宫，北边是碉堡的石壁，古时厚达一米。壁垒既峻，宫墙又高，黄金巷蜷在其间，有如峡谷，一排矮小的街屋，盖着瓦顶，就势贴靠在厚实的堡壁上。十六世纪以后，住在这一排陋屋里的，是号称神枪手（sharpshooters）的炮兵，后来金匠、裁缝之类也来此开铺。相传在鲁道夫二世之朝，这巷里开的都是炼金店，所以叫作黄金巷。

如今这些矮屋，有的漆成土红色，有的漆成淡黄、浅灰，蜷缩在斜覆的红瓦屋顶下，令人幻觉，怎么走进童话的插图里来了？这条巷子只有一百三十米长，但其宽度却不规则，阔处约为窄处的三倍。走过窄处，张臂几乎可以触到两边的墙壁，加以屋矮门低，墙壁的颜色又涂得稚气可掬，乃令人觉其可亲可爱，又有点不太现实。进了门去，更是屋小如舟，只要人多了一点，就会摩肩接踵，又仿佛是挤在电梯间里。

炮兵和金匠当然都不见了。兴奋的游客探头探脑，进出于迷你的玩具店、水晶店、书店、咖啡馆，总不免买些小纪念品回去。最吸引人的一家在浅绿色的墙上钉了一块细长的铜牌，上刻“弗兰茨·卡夫卡屋”，颇带凡·高风格的草绿色门楣上，草草写上“二十二号”。里面是一间极小的书店，除了陈列一些卡夫卡的图片说明，就是卖书了。我用七十克朗（crown，捷克文为korun，与台币等值）买到一张布拉格的“漫画地图”，十分得意。

“漫画地图”是我给取的绰号，因为正规地图原有的抽象符号，都用漫画的笔法，简要明快地绘成生动的具象，其结果是：地形与方位保持了常态，但建筑与行人、街道与广场的比例，却自由缩放，别有谐趣。

黄金巷快到尽头时，有一段变得更窄，下面是灰色的石砖古道，上面是苍白的一线阴天，两侧是削面而起的墙壁，纵横着斑驳的沧桑。行人走过，步声跫然，隐蔽之中别有一种隔世之感。这时光隧道通向一个空落落的天井，三面围着铁灰的厚墙，只有几扇封死了的高窗。显然，这就是古堡的尽头了。

寒冷的岑寂中，我们围坐在一柄夏天的凉伞下，捧喝着咖啡与热茶取暖。南边的石城墙上嵌着两扉木门，灰褐而斑驳，也是封死了的。门上的铜环，上一次是谁来叩响的呢，问满院的寂寞，所有的顽石都不肯回答。我们就那么坐着，似乎在倾听六百年古堡隐隐的耳语，在诉说一个灰颓的故事。若是深夜在此，查理四世的鬼魂一声咳嗽，整座空城该都有回声。而透过窄巷，仍可窥见那一头的游客来往不绝，恍若隔了一世。

四、犹太区

凡爱好音乐的人都知道，布拉格是斯麦塔纳和德沃夏克之城。同样，文学的读者也都知道，卡夫卡，悲哀的犹太天才，也是在此地诞生，写作，度过他一生短暂的岁月。

悲哀的犹太人在布拉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斯拉夫人来得最早，在第五世纪便住在今日布拉格堡所在的山上了。然后在第十世纪来了亚伯拉罕的后人，先是定居在魔涛河较上游的东岸，十三世纪中叶更在老城之北，正当魔涛河向东大转弯处，以今日“犹太旧新教堂”（Staronov syngoga）为中心，发展出犹太区来。尽管犹太人纳税甚丰，当局对他们的态度却时宽时苛，而布拉格的市民也很不友善，因此犹太人没有公民权，有时甚至遭到迫迁。直到一八四八年，开明的哈布司堡朝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才赋予其公民权。犹太人为了感恩，乃将此一地区改称“约瑟夫城”（Josefov），一直沿用迄今。

这约瑟夫城围在布拉格老城之中，乃布拉格最小的一区，却是游客必访之地。茵西果然带我们去一游。我们从地铁的佛罗伦斯站（Florenc）坐车到桥站（），再转车到老城站（），沿着西洛卡街东行一段，便到了老犹太公墓。从西洛卡街一路蜿蜒到利斯托巴杜街，这一片凌乱而又荒芜的墓地呈不规则的“Z”字形。其间的墓据说多达一万二千，三百多年间的葬者层层相叠，常在古墓之上堆上新土，再葬新鬼。最早的碑石刻于一四三九年，死者是诗人兼法学专家阿必多·卡拉；最后葬此的是摩西·贝克，时在一七八七年。由于已经墓满，“死无葬身之地”，此后的死者便葬去别处。

那天照例天阴，冷寂无风，进得墓地已经半下午了。叶落殆尽的枯树林中，飘满蚀黄锈赤的墓地上，尽堆着一排排一列列的石碑，都已半陷在土里，或正或斜，或倾侧而欲倒，或入土已深而只见碑顶，或出土而高欲与人齐，或交肩叠背相恃相倚，加以光影或迎或背，碑形或方或三角或繁复对称，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石面的浮雕古拙而苍劲，有些花纹图案本身已恣肆淋漓，再历经风霜雨露天长地久的侵蚀，半由人雕凿半由造化磨炼，终于斑驳陆离完成这满院的雕刻大展，陈列着三百多年的生老病死，一整个民族流浪他乡的惊魂扰梦。

我们走走停停，凭吊久之，徒然猜测碑石上的希伯来古文刻的是谁何的姓氏与行业，不过发现石头的质地亦颇有差异：其中石纹粗犷、苍青而近黑者乃是砂岩，肌理光洁，或白皙或浅红者应为大理石；砂岩的墓碑年代古远，大理石碑当较晚期。

“这一大片迷魂石阵，”我转过头去对天恩说，“可称为布拉格的碑林。”

“一点也不错，”天恩走近来，“可是怎么只有石碑，不见坟墓？”

茵西也走过来，一面翻阅小册子，说道：“据说是石上填土，土上再立碑，共有十层之深。”

“真是不可思议，”隐地也拎着相机，追了上来。四顾不见邦媛，我存和我问茵西，茵西笑答：

“她在外面等我们呢。她说，黄昏的时候莫看坟墓。”

经此一说，大家都有点惴惴不安了，更觉得墓地的阴森加重了秋深的萧瑟。一时众人默然面对群碑，天色似乎也暗了一层。

“扰攘一生，也不过留下一块顽石。”天恩感叹。

“能留下一块碑就不错了，”茵西说，“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在这一带杀害了七万多犹太人。这些冤魂在犹太教堂的纪念墙上，每个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窄窄一小行而已——”

“真的啊？”隐地说，“在哪里呢？”

“就在隔壁的教堂，”茵西说，“跟我来吧。”

墓地入口处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教堂，叫作克劳兹教堂（Klaus Synagogue），里面展出古希伯来文的手稿和名贵的版画，但令人低回难遣的，却是楼上收集的儿童作品。那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素描和水彩，线条活泼，构图单纯，色调生动，在稚拙之中流露出童真的淘气、谐趣。观其潜力，若是加以培养，未必不能成就来日的米罗和克利。但是，看过了旁边的说明之后，你忽然笑不起来了。原来这些孩子都是纳粹占领期间关在泰瑞辛（Terezin）集中营里的小俘虏：当别的孩子在唱儿歌看童话，他们却挤在让人窒息的货车厢里，被押去令人呛咳而绝的毒气室，那灭族的屠场。

脚步沉重，心情更低沉，我们又去南边的一座教堂。那是十五世纪所建的文艺复兴式古屋，叫平卡斯教堂（Pinkas Synagogue），正在翻修。进得内堂，迎面是一股悲肃空廓的气氛，已经直觉事态严重。窗高而小，下面只有一面又一面石壁，令人绝望地仰面窥天，呼吸不畅，如在地牢。高峻峭起的石壁，一幅连接着一幅，从高出人头的上端，密密麻麻，几乎是不留余地，令人的目光难以举步，一排排横刻着死者的姓名和遇难的日期，名字用血的红色，死期用讣闻的黑色，一直排列到墙脚。我们看得眼花而鼻酸。凑近去细审徐读，才把这灭族的浩劫一一还原成家庭的噩耗。我站在F部的墙下，发现竟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宗亲，是这样刻的：

FREUD Artur 17.Ⅴ 1887-1.Ⅹ 1944 Flora 24.Ⅱ 1893-1.Ⅹ 1944

这么一排字，一个悲痛的极短篇，就说尽了这对苦命夫妻的一生。丈夫阿瑟·弗洛伊德比妻子芙罗拉大六岁，两人同日遇难，均死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丈夫五十七岁，妻子五十一岁，其时离大战结束不过七个月，竟也难逃劫数。另有一家人与汉学家佛朗科同姓，刻列如下：

FRANKL Leo 28.Ⅰ 1904-26.Ⅹ 1942 Olga 16.Ⅲ 1910-

26.Ⅹ 1942 Pavel 2.Ⅶ 1938-26.Ⅹ 1942

足见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死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爸爸利欧只有三十八岁，妈妈娥佳只有三十二，男孩巴维才四岁呢。仅此一幅就摩肩接踵，横刻了近二百排之多，几乎任挑一家来核对，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去，偶有例外，也差得不多。在接近墙脚的地方，我发现佛莱歇一家三代的死期：

FLEISCHER Adolf 15.Ⅹ 1872-6.Ⅵ 1943 Hermina 20.Ⅶ 1874-18.Ⅶ 1943 Oscar 29.Ⅳ 1902-28.Ⅳ 1942 Gerda 12.Ⅳ 1913-28.Ⅳ 1942 Jiri 23.Ⅹ 1937-28.Ⅳ 1942

根据这一串不祥数字，当可推测祖父阿道夫死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享年（忍年？）七十一岁，祖母海敏娜比他晚死约一个半月，忍年六十九岁：那一个半月她的悲恸或忧疑可想而知。至于父亲奥斯卡、母亲葛儿妲、孩子吉瑞，则早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时殉命，但祖父母是否知道，仅凭这一行半行数字却难推想。

我一路看过去，心乱而眼酸，一面面石壁向我压来，令我窒息。七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具赤裸裸的尸体，从耄耋到稚婴，在绝望而封闭的毒气室巨墓里扭曲着挣扎着死去，千肢万骸向我一铲铲一车车抛来投来，将我一层层一叠叠压盖在下面。于是七万多个名字，七万多不甘冤死的鬼魂，在这一面面密密麻麻的哭墙上一起恸哭了起来，灭族的哭声、喊声，夫喊妻，母叫子，祖呼孙，那样高分贝的悲痛和怨恨，向我衰弱的耳神经汹涌而来，历史的余波回响卷成灭顶的大旋涡，将我卷进……我听见在战争的深处母亲喊我的回声。

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我们的哭墙在何处？眼前这石壁上，无论多么拥挤，七万多犹太冤魂总算已各就各位，丈夫靠着亡妻，夭儿偎着生母，还有可供凭吊的方寸归宿。但我的同胞族人，武士刀燃烧弹下那许多孤魂野鬼，无名无姓，无宗无亲，无碑无坟，天地间，何曾有一面半面的哭墙供人指认？

五、卡夫卡

今日留居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已经不多了。曾经，他们有功于发展黄金城的经济与文化，但是往往赢不到当地捷克人的友谊。最狠的还是希特勒。他的计划是要“彻底解决”，只保留一座“灭族绝种博物馆”，那就是今日幸存的六座犹太教堂和一座犹太公墓。

德文与捷克文并为捷克的文学语言。里尔克（R.M．Rilke，1875—1926）、费尔非（Franz Werfel，1890 —1945）、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同为诞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但是前二人的交游不出犹太与德裔的圈子，倒是犹太裔的卡夫卡有意和当地的捷克人来往，并且公开支持社会主义。

然而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卡夫卡始终突不破自己的困境，注定要不快乐一生。身为犹太种，他成为反犹太的对象。来自德语家庭，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敌视。父亲是殷商，他又不见容于无产阶级。另一层不快则由于厌恨自己的职业：他在“劳工意外保险协会”一连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也难怪他对官僚制度的荒谬着墨尤多。

此外，卡夫卡和女人之间亦多矛盾：他先后订过两次婚，都没有下文。但是一直压迫着他，使他的人格扭曲变形的，是他那壮硕而独断的父亲。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里，卡夫卡怪父亲不了解他，使他丧失信心，并且产生罪恶感。他的父亲甚至骂他“虫豸”（einungeziefer）。紧张的家庭生活，强烈的宗教疑问，不断折磨着他。在《审判》、《城堡》、《变形记》等作品中，年轻的主角总是遭受父权人物或当局的误解、误判、虐待，甚至杀害。

就这么，这苦闷而焦虑的心灵在昼魇里徘徊梦游，一生都自困于布拉格的迷宫，直到末年，才因肺病死于维也纳近郊的疗养院。生前他发表的作品太少，未能成名，甚至临终都嘱友人布洛德（Max Brod）将他的遗稿一烧了之。幸而布洛德不但不听他的，反而将那些杰作，连同三千页的日记、书信，都编妥印出。不幸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作品都无法流通。一九三一年，他的许多手稿被盖世太保没收，从此没有下文。后来，他的三个姊妹都被送去集中营，惨遭杀害。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卡夫卡死后三十年，他的德文作品才译成了捷克文，并经苏格兰诗人缪尔夫妇（Edwin and Willa Muir）译成英文。

布拉格，美丽而悲哀的黄金城，其犹太经验尤其可哀。这金碧辉煌的文化古都，到处都听得见卡夫卡咳嗽的回声。最富于市井风味历史趣味的老城广场（），有一座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宫，卡夫卡就在里面的德文学校读过书，他的父亲也在里面开过时装配件店。广场的对面，还有卡夫卡艺廊，犹太区的入口处，梅索街五号有卡夫卡的雕像。许多书店的橱窗里都摆着他的书，挂着他的画像。

画中的卡夫卡浓眉大眼，忧郁的眼神满含焦灼，那一对瞳仁正是高高的狱窗，深囚的灵魂就攀在窗口向外窥探。黑发蓄成平头，低压在额头上。招风的大耳朵突出于两侧，警醒得似乎在收听什么可疑、可惊的动静。挺直的鼻梁，轮廓刚劲地从眉心削落下来，被丰满而富感性的嘴唇托个正着。

布拉格的迷宫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场噩梦，最后这噩梦却回过头来，为这座黄金城加上了桂冠。

六、遭窃记

布拉格的地铁也叫Metro，没有巴黎、伦敦的规模，只有三线，却也干净、迅疾、方便，而且便宜。令人吃惊的是：地道挖得很深，而自动电梯不但斜坡陡峭，并且移得很快，起步要是踏不稳准，同时牢牢抓住扶手，就很容易跌跤。梯道斜落而长，分为两层，每层都有五楼那么高。斜降而下，虽无滑雪那么迅猛，势亦可惊。俯冲之际，下瞰深谷，令人有伊于胡底之忧。

布城人口一百二十多万，街上并不显得怎么熙来攘往，可是地铁站上却真是挤，也许不是那么挤，而是因为电梯太快，加以一边俯冲而下，另一边则仰昂而上，倍增交错之势，令人分外紧张。尖峰时段，车上摩肩擦背，就更挤了。

我们一到布拉格，驻捷克代表处的谢新平代表伉俪及黄顾问接机设宴，席间不免问起当地的治安。主人笑了一下说：“倒不会抢，可是扒手不少，也得提防。”大家松了一口气，隐地却说：“不抢就好。至于偷嘛，也是凭智慧——”逗得大家笑了。

从此我们心上有了小偷的阴影，尤其一进地铁站，向导茵西就会提醒大家加强戒备。我在国外旅行，只要有机会搭地铁，很少放过，觉得跟当地中、下层民众挤在一起，虽然说不上什么“深入民间”，至少也算见到了当地生活的某一横剖面，能与当地人同一节奏，总是值得。

有一天，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上，见一干瘦老者声色颇厉地在责备几个少女，老者手拉吊环而立，少女们则坐在一排。开始我们以为那滔滔不绝的斯拉夫语，是长辈在训晚辈，直到一位少女赧赧含笑站起来，而老者立刻向空位上坐下去，才恍然他们并非一家人，而是老者责骂年轻人不懂让座，有失敬老之礼。我们颇有感慨，觉得那老叟能理直气壮地当众要年轻人让座，足见古礼尚未尽失，民风未尽浇薄。不料第二天在同样满座的地铁车上，一位十五六岁的男孩，像是中学生模样，竟然起身让我，令我很感意外。不忍辜负这好孩子的美意，我一面笑谢，一面立刻坐了下去。那孩子“日行一善”，似乎还有点害羞，竟然半别过脸去。这一幕给我的印象至深，迄今温馨犹在心头。这小小的国民外交家，一念之仁，赢得游客由衷的铭感，胜过了千言不惭的观光手册。苦难的波希米亚人，一连经历了纳粹等许多凌虐折磨，竟然还有这么善良的子弟，令人对“共产国家”不禁改观。

到布拉格第四天的晚上，我们乘地铁回旅馆。车到共和广场（ Republicky），五个人都已下车，我跟在后面，正要跨出车厢，忽听有人大叫“钱包！钱包！”声高而情急。等我定过神来，隐地已冲回车上，后面跟着茵西。车厢里一阵惊愕错乱，只听见隐地说：“证件全不见了！”整个车厢的目光都猬聚在隐地身上，看着他抓住一个六十上下的老人，抓住那老人手上的棕色提袋，打开一看——却是空的！

这时车门已自动合上。透过车窗，邦媛、天恩、我存正在月台上惶惑地向我们探望。车动了。茵西向他们大叫：“你们先回旅馆去！”列车出了站，加起速来。那被搜的老人也似乎一脸惶惑，拎着看来是无辜的提包。茵西追问隐地灾情有多惨重，我在心乱之中，只朦朦意识到“证件全不见了”似乎比丢钱更加严重。忽然，终站佛罗伦斯到了。隐地说：“下车吧！”茵西和我便随他下车。我们一路走回旅馆，途中隐地检查自己的背包，发现连美金带台币，被扒的钱包里大约值五百多美金。“还好，”他最后说，“大半的美金在背包里。台湾的身份证跟签账卡一起不见了，幸好护照没丢。不过——”

“不过怎么？”我紧张地问道。

“被扒的钱包是放在后边裤袋里的，”隐地啧啧纳罕，“袋是纽扣扣好的，可是钱包扒走了，纽扣还是扣得好好的。真是奇怪！”

茵西和我也想不通。我笑说：“恐怕真有三只手—— 一手解纽，一手偷钱，第三只再把纽扣上。”

知道护照还在，余钱无损，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我忽然大笑，指着隐地说：“都是你，听谢代表说此地只偷不抢，别人都没开口，你却抢着说，偷钱要靠智慧，也是应该。真是一语成谶！”

七、缘短情长

捷克的玻璃业颇为悠久，早在十四世纪已经制造教堂的玻璃彩窗。今日波希米亚的雕花水晶，更广受各国欢迎。在布拉格逛街，最诱惑人的是琳琅满目的水晶店，几乎每条街都有，有的街更一连开了几家。那些彩杯与花瓶，果盘与吊灯，不但造型优雅，而且色调清纯，惊艳之际，观赏在目，摩挲在手，令人不觉陷入了一座透明的迷宫，唉，七彩的梦。醒来的时候，那梦已经包装好了，提在你的袋里，相当重呢，但心头却觉得轻快。何况价钱一点也不贵：台币三两百就可以买到小巧精致，上千，就可以拥有高贵大方了。

我们一家家看过去，提袋愈来愈沉，眼睛愈来愈亮，情绪不断上升。当然，有人不免觉得贵了，或是担心行李重了，我便念出即兴的四字诀来鼓舞士气：

昨天太穷

后天太老

今天不买

明天懊恼

大家觉得有趣，就一齐念将起来，真的感到理直气壮，愈买愈顺手了。

捷克的观光局要是懂事，应该把我这《劝购曲》买去宣传，一定能教无数守财奴解其啬囊。

捷克的木器也做得不赖。纪念品店里可以买到彩绘的漆盒，玲珑鲜丽，令人抚玩不忍释手。两三千元就可以买到精品。有一盒绘的是《天方夜谭》的魔毯飞行，神奇富丽，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念吝啬，竟未下手，落得“明天懊恼”之讥。

还有一种俄式木偶，有点像中国的不倒翁，绘的是胖墩墩的花衣村姑，七色鲜艳若俄国画家夏高（Marc Chagall）的画面。橱窗里常见这村姑成排站着，有时多达十一二个，但依次一个比一个要小一号。仔细看时，原来这些胖妞都可以齐腰剥开，里面是空的，正好装下小一号的“妹妹”。

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ni），不是真人而是木偶所演。莫扎特生于萨尔斯堡，死于维也纳，但他的音乐却和布拉格不可分割。他一生去过那黄金城三次，第二次去就是为了《唐·乔凡尼》的世界首演。那富丽而饱满的序曲正是在演出的前夕神速谱成，乐队简直是现看现奏。莫扎特亲自指挥，前台与后台通力合作，居然十分成功。可是《唐·乔凡尼》在维也纳却不很受欢迎，所以莫扎特对布拉格心存感激，而布拉格也引以自豪。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布拉格的国家木偶剧场（National Marionette Theatre）首次演出《唐·乔凡尼》，不料极为叫座，三年下来，演了近七百场，观众已达十一万人。我们去的那夜，也是客满。那些木偶约有半个人高，造型近于漫画，幕后由人拉线操纵，与音乐密切配合，而举手投足，弯腰扭头，甚至仰天跪地，一切动作在突兀之中别有谐趣，其妙正在真幻之间。

临行的上午，别情依依。隐地、天恩、我存和我四人，“回光返照”，再去查理大桥。清冷的薄阴天，河风欺面，只有七八度的光景。桥上众艺杂陈，行人来去，仍是那么天长地久的市井闲情。想起二百年前，莫扎特排练罢《唐·乔凡尼》，沿着栗树掩映的小巷一路回家，也是从查理大桥，就是我正踏着的这座灰砖古桥，到对岸的史泰尼茨酒店喝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想起卡夫卡、里尔克的脚步也在这桥上橐橐踏过，感动之中更觉得离情渐浓。

我们提着桥头店中刚买的木偶：隐地和天恩各提着一个小卓别林，戴高帽，挥手杖，蓄黑髭，张着外八字，十分惹笑。我提的则是大眼睛翘鼻子的木偶皮诺曹，也是人见人爱。

沿着桥尾斜落的石级，我们走下桥去，来到康佩小村，进了一家叫“金剪刀”的小餐馆。店小如舟，掩映着白纱的窗景却精巧如画，菜价只有台北的一半。这一切，加上户内的温暖，对照着河上的凄冽，令我们懒而又赖，像古希腊耽食落拓枣的浪子，流连忘归。尤其是隐地，尽管遭窃，对布拉格之眷眷仍不改其深。问起他此刻的心情，他的语气恬淡而隽永：

“完全是缘分，”隐地说，“钱包跟我已经多年，到此缘尽，所以分手。至于那张身份证嘛，不肯跟我回去，也只是另一个自我，潜意识里要永远留在布拉格城。”

看来隐地经此一劫，境界日高。他已经不再是苦主，而是哲学家了。偷，而能得手，是聪明。被偷，而能放手，甚至放心，就是智慧了。

于是我们随智者过桥，再过六百年的查理大桥。白鸥飞起，回头是岸。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黄河一掬

厢型车终于在大坝上停定，大家陆续跳下车来。还未及看清河水的流势，脸上忽感微微刺麻，风沙早已刷过来了。没遮没拦的长风挟着细沙，像一阵小规模的沙尘暴，在华北大平原上卷地刮来，不冷，但是挺欺负人，使胸臆发紧。我存和幼珊都把自己裹得密密实实，火红的风衣牵动了荒旷的河景。我也戴着扁呢帽，把绒袄的拉链直拉到喉核。一行八九个人，跟着永波、建辉、周晖，向大坝下面的河岸走去。

这是临别济南的前一天上午，山东大学安排我们去看黄河。车沿着二环东路一直驶来，做主人的见我神情热切，问题不绝，不愿扫客人的兴，也不想纵容我期待太奢，只平实地回答，最后补了一句：“水色有点浑，水势倒还不小。不过去年断流了一百多天，不会太壮观。”

这些话我也听说过，心里已有准备。现在当场便见分晓，再提警告，就像孩子回家，已到门口，却听邻人说，这些年你妈妈病了，瘦了，几乎要认不得了，总还是难受的。

天高地迥，河景完全敞开，触目空廓而寂寥，几乎什么也没有。河面不算很阔，最多五百米吧，可是两岸的沙地都很宽坦，平面就延伸得倍加旷远，似乎再也钩不到边。昊天和洪水的接缝处，一线苍苍像是麦田，后面像是新造的白杨树林。此外，除了漠漠的天穹，下面是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低调土黄，河水是土黄里带一点赭，调得不很匀称，沙地是稻草黄带一点灰，泥多则暗，沙多则浅，上面是浅黄或发白的枯草。

“河面怎么不很规则？”我转问建辉。

“黄河从西边来，”建辉说，“到这里朝北一个大转弯。”

这才看出，黄浪滔滔，远来的这条浑龙一扭腰身，转出了一个大锐角，对岸变成了一个半岛，岛尖正对着我们。回头再望此岸的堤坝，已经落在远处，像瓦灰色的一长段城垣。更远处，在对岸的一线青意后面，隆起一脉山影，状如压瘪了的英文大写字母M，又像半浮在水面的象背。那形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无须向陪我的主人求证。我指给我存看。

“你确定是鹊山吗？”我存将信将疑。

“当然是的，”我笑道，“正是赵孟頫的名画《鹊华秋色》里，左边的那座鹊山。曾繁仁校长带我们去淄博，出济南不久，高速公路右边先出现华山，尖得像一座翠绿的金字塔，接着再出现的就是鹊山。一刚一柔，无端端在平地耸起，令人难忘。从淄博回来，又出现在左边，可惜不能停下来细看。”

周晖走过来，证实了我的指认。

“徐志摩那年空难，”我又说，“飞机叫济南号，果然在济南附近出事，太巧合了。不过撞的不是泰山，是开山，在党家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我倒不清楚。”建辉说。

我指着远处的鹊山说：“就在鹊山的背后。”又回头对建辉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

于是永波和建辉领路，沿着一大片麦苗田，带着众人在泥泞的窄埂上，一脚高一脚低，向最低的近水处走去。终于够低了，也够近了，但沙泥也更湿软。我虚踩在浮土和枯草上，就探身要去摸水，大家在背后叫小心。岌岌加上翼翼，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

一刹那，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凉凉的，令人兴奋。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流到我手边你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触到你一息的脉搏。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就算如此吧，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绝对值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又如何？又如何呢？至少我指隙曾流过黄河。

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黄河也终于亲认过我。在诗里文里我高呼低唤他不知多少遍，在山大演讲时我朗诵那首《民歌》，等到第二遍，五百听众就齐声来和我：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我高呼一声“风”，五百张口的肺活量忽然爆发，合力应一声“也听见”。我再呼“沙”，五百管喉再合应一声“也听见”。全场就在热血的呼应中结束。

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地不可磨灭。流沙河写信告诉我，他坐火车过黄河读我的《黄河》一诗，十分感动，奇怪我没见过黄河怎么写得出来。其实这是胎里带来的，从《诗经》到刘鹗，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黄河断流，就等于中国断奶。山大副校长徐显明在席间痛陈国情，说他每次过黄河大桥都不禁要流泪。这话简直有《世说新语》的慷慨，我完全懂得。龚自珍《己亥杂诗》不也说过么：

亦是今生未曾有，

满襟清泪渡黄河。

他的情人灵箫怕龚自珍耽于儿女情长，甚至用黄河来激励须眉：

为恐刘郎英气尽，

卷帘梳洗望黄河。

想到这里，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对着滚滚东去的黄河低头默祷了一阵，右手一扬，雪白的名片一番飘舞，就被起伏的浪头接去了。大家齐望着我，似乎不觉得这僭妄的一投有何不妥，反而纵容地赞许笑呼。我存和幼珊也相继来水边探求黄河的浸礼。看到女儿认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么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机会带她来认河，想当年做爸爸的告别这一片后土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纪，我的眼睛就湿了。

回到车上，大家忙着拭去鞋底的湿泥。我默默，只觉得不忍。翌晨山大的友人去机场送别，我就穿着泥鞋登机。回到高雄，我才把干土刮尽，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

二〇〇一年七月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如果镜子是无心的相机，所以健忘，那么相机就是多情的镜子，所以留影。这世界，对镜子只是过眼云烟，但是对相机却是过目不忘。如果当初有幸映照海伦的镜子是一架相机，我们就有福像希腊的英雄，得以餍足传说的绝色了。可怜古人，只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即使那喀索斯（Narcissus），也不过临流自恋，哪像现代人这样，自怜起来，总有千百张照片，不，千百面镜子，可供顾影。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钟呢？谁也不能，除了摄影师。一张团体照，先是为让座扰攘了半天，好不容易都各就神位，后排的立者不是高矮悬殊，就是左右失称，不然就是谁的眼镜反光，或是帽穗不整，总之是教摄影师看不顺眼，要叫阵一般呼喝纠正。大太阳下，或是寒风之中，一连十几分钟，管你是君王还是总统，谁能够违背掌控相机的人呢？

“不要动！”

最后的一道命令有绝对的权威。谁敢动一根睫毛，做害群之马呢？这一声呼喝的威慑，简直像美国的警察喝止逃犯：Freeze！真吓得众人决眥裂眶，笑容僵硬，再三吩咐Say cheese也没用。相片冲出来了，一看，美中不足，总有人反应迟缓，还是眨了眼睛。人类正如希腊神话的百眼怪物阿格斯（Argus），总有几只眼睛是闭目养神的。

排排坐，不为吃果果，却为照群相。其结果照例是单调而乏味。近年去各地演讲，常受镁光闪闪的电击，听众轮番来合影，更成了“换汤不换药”的场面，久之深尝为药之苦。笑容本应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一旦努力维持，就变成了假面，沦为伪善。久之我竟发明了一个应战的新招。

摄影师在要按快门之前，照例要喊“一——二——三！”这老招其实并不管用，甚至会帮倒忙，因为喊“一——二——”的时候，“摄众”已经全神戒备，等到喊“三——”表情早已呆滞，而笑容，如果真有的话，也早因勉强延长而开始僵化。所以群照千篇一律，总不免刻板乏味。倒是行动中的人像，例如腾跳的选手、引吭的歌手、旋身的舞者、举杖的指挥，表情与姿势就都自然而生动。

因此近年我接受摄影，常要对方省掉这记旧招，而改为任我望向别处，只等他一声叫“好！”我就蓦然回首，注视镜头。这样，我的表情也好，姿势也好，都是新的，即使笑容也是初绽。在一切都还来不及发呆之前，快门一闪，刹那早已成擒。

摄影，是一门艺术吗？当然是的。不过这门艺术，是神做一半，人做一半。对莫奈来说，光，就是神。濛鸿之初，神曰，天应有光，光乃生。断霞横空，月影在水，哲人冥思，佳人回眸，都是已有之景，已然之情，也就是说神已做了一半。但是要捕永恒于刹那，擒光影于恰好，还有待把握相机的高手。当奇迹发生，你得在场，你的追光宝盒得在手边，一掏便出，像西部神枪手那样。

阿富汗少女眼瞳奋睁的神色，既惊且怒，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上，瞪得全世界背脊发毛，良心不安。仅此一瞥，比起阿富汗派遣能言善辩的外交官去联合国控诉，更为有力，更加深刻，更像一场眼睁睁的梦魇。但是那奇迹千载难逢，一瞥便逝，不容你喊什么“一——二——三”！

其实摄影要成为艺术，至少成为终身难忘的纪念，镜头前面的受摄人，有时，也可以反客为主，有所贡献的。不论端坐或肃立，正面而又正色的人像，实在太常见了，为什么不照侧面或背影呢？今日媒体这么发达，记者拍照，电视摄影，久矣我已习于镜头的瞪视。记者成了业余导演，一会儿要我坐在桌前作写诗状，一会儿又要我倚架翻书；到了户外，不是要我独步长廊，便是要我憩歇在菩提树下，甚至伫立在堤上，看整座海峡在悲怆的暮色里把落日接走。我成了一个半调子的临时演员，在自己的诗境里进进出出。久之我也会选择背景，安排姿势，或出其不意地回头挥手。

有一年带中山大学的学生去南非交流，到了祖鲁族的村落，大家都争与土著并立摄影，我认为那样太可惜了，便请一位祖鲁战士朝我挥戈，矛尖直指我咽喉，我则举手护头，作危急状。

一九八一年大陆开放不久，辛笛与柯灵随团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主办的“四十年代文学研讨会”。辛笛当年出过诗集《手掌集》，我就此书提出一篇论文，因题生题，就叫《试为辛笛看手相》，大家觉得有趣。会后晚宴，摄影师特别为我与辛笛先生合照留念。突然我把他的右手握起，请他摊开掌心，任我指指点点，像是在看手相。辛笛大悦，众人大笑。

有一次在西子湾，钟玲为获得“国家文艺奖”宴请系上的研究生，餐后师生轮流照相。何瑞莲与郑淑锦，一左一右，正要和我合影，忽然我的两肩同受压力，原来是瑞莲的右肘和淑锦的左臂一齐搁了上来。她们是见机即兴，还是早有阴谋，我不知道。总之这一招奇袭，令平日保守的师生一惊，一笑，并且为我家满坑满谷的照片添了有趣的一张。那天阳光颇艳，我戴了一副墨镜，有人看到照片，说我像个黑道大哥。

上个月回中文大学，许云娴带我去新亚书院的新景点“天人合一”。她告诉我，金耀基校长夸称此乃香港第二景，人问第一景何在，金耀基笑曰：“尚未发现。”我们走近“天人合一”，只觉水光潋滟，一片空明，怎么吐露港波满欲溢，竟然侵到校园的崖边来了？正感目迷神荡，惊疑未定，云娴笑说：“且随我来。”便领我向空明走去。这才发现，原来崖边是一汪小池，泓澄清澈，满而未溢，远远看过来，竟有与海相接的幻觉。人工巧接天然，故云“天人合一”。一条小径沿着悬崖绕到池后，狭险至极。大家轮流危立在径道上，背海面池照起相来。轮到我时，我便跪了下来，把下巴搁在池边。照片冲出来后，只见我的头颅浮在浩渺之上，朋友乍见，一时都愕然不解。

人生一世，贪嗔兼痴，自有千般因缘，种种难舍。雪泥鸿爪，谁能留得住，记得清呢？记日记吗，太耗时了。摄影，不但快速，而且巨细不遗，倒是方便得多。黄金分割的一小块长方形，是一整个迷幻世界，容得下你的亲人、情人、友人；而更重要的，是你，这世界的主角，也在其中。王尔德说他一生最长的罗曼史，便是自恋。所以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照片，尤其是自己的倩影。孙悟空可以吹毛分身，七十二变。现代人摄影分身，何止七十二变呢？家家户户，照片泛滥成灾，是必然的。

这种自恋的罗曼史，不像日记那样只堪私藏，反而公开炫示才能满足。主人要享炫耀之乐，客人就得尽观赏之责。几张零照倒不足畏，最可畏的，是主人隆而重之，抱出好几本相簿来飨客。眼看这展示会，餐罢最后的一道甜点，一时是收不了的了，客人只好深呼吸以迎战，不仅凝眸细赏，更要啧啧赞叹。如果运气好，主人起身去添茶或听电话，客人便可趁机一下子多翻几页。

一人之自恋，他人之疲倦。话虽如此，敝帚仍然值得自珍。我家照片泛滥，相簿枕藉，上万张是一定的，好几万也可能。年轻时照的太少，后来照的太多，近年照的有不少实在多余。其中值得珍藏并对之怀旧甚至怀古的，也该有好几百张。身为人子、人夫、人父、人祖、人友、人师，那些亲友与宝贝学生的照片当然最为可贵。但身为诗人，有两张照片，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张是群照，摄于一九六一年初。当时我英译的《中国新诗选》在香港出版，“台北美国大使馆”办了一个茶会庆祝，邀请入选的诗人参加，胡适与罗家伦更以新文学前辈的身份光临。胡适是新诗的开山祖，会上免不了应邀致词，用流利的英语，从追述新诗的发轫到鼓励后辈的诗人，说了十分钟话。有些入选的诗人，如痖弦、阮囊、向明，那天未能出席，十分可惜。但上照的仍为多数，计有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叶珊和我，共为十一人。就当年而言，大半个诗坛都在其中了。

另一张是我和弗罗斯特的合照，摄于一九五九年。当时我三十一岁，老诗人已经八十五了。他正面坐着，我则站在椅后，斜侍于侧。老诗人须发皆白，似在冥想，却不很显得龙钟。他手握老派的派克钢笔，正应我之请准备在我新买的《弗罗斯特诗集》上题字。我心里想的，是眼前这一头银丝，若能偷剪数缕，回去分赠给台湾的诗友，这大礼可是既轻又重啊。

这张合照经过放大装框，高踞我书房的架顶，久已成了我的“长老缪斯”，也是我家四个女儿“眼熟能详”的艺术图腾，跟凡·高、王尔德、披头士一样。只有教美国诗到弗罗斯特时，才把他请下架来，拿去班上给小他一百一十岁的学生传观，使他们惊觉，书上的大诗人跟他们并非毫无关系。

胡适逝于一九六二年，弗罗斯特逝于翌年。留下了照片，虽然不像留下著作那么重要，却也是另一方式的传后，令隔代的读者更感亲切。从照片上看，翩翩才子的王尔德实在嫌胖了，不像他的警句那么锋芒逼人，不免扫兴。我常想，如果孔子真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仔细端详，圣人究竟是什么模样，难道真如郑人所说，“累累若丧家之狗”？中国的历史太长，古代的圣贤豪杰不要说照片了，连画像也非当代的写真。后世画家所作的画像，该是依据古人的人品或风格揣摩而来，像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与苏六朋的《太白醉酒图》，虽为逸品，却是写意。杨荫深编著的《中国文学家列传》，五百二十人中附画像的约有五分之一，可是面貌往往相似，不出麻衣相法的典型脸谱，望之令人发笑。

英国工党的要角班东尼（Tony Benn）有一句名言：“人生的遭遇，大半是片刻的欢乐换来终身的不安；摄影，却是片刻的不安换来终身的欢乐。”难怪有那么多发烧的摄影迷不断地换相机，装胶卷，睁一眼，闭一眼，镁光闪闪，快门刷刷，明知这世界不断在逃走，却千方百计，要将它留住。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拜冰之旅

一

一生何其有幸，蒙海青睐，直到现今。先是中文大学的宿舍，阳台临海，吐露港的水光粼粼，十年都看之不足，依依难舍。幸而再回台湾不是回台北，而是来了高雄，海缘得以不断。中山大学宿舍的阳台，竟也遥接水天，里面是高雄港，而越过旗津，外面烟波浩荡，竟是海峡。我的研究室也有巨幅长窗，可以恣览海景，看一线长弧沿着微微隆起的汪洋水镜，把夕照的火球炙炙接走。

天长地久，朝夕与海为邻的这种缘分，不是高攀而是“阔交”。加上读厦门大学那半年，迄今我的海缘已长达三十二年，占了我年岁的五分之二，对爱海的人来说，真是够阔的了。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只是近海，还说不上亲海。至于要与海深交，那只能徒羡水手、水兵、渔夫、潜夫、蛙人了。折中一下，岸上人要亲海尚有一途，就是航海了，只要不晕船，还是很有趣的。

近年空运发达，远行的人都乘机，不再坐船了。飞行比航行固然便捷，但是反过来却失去航海的逍遥从容。飞行像是蜻蜓点水，点的却是繁忙紧张的机场。航行则不同，反正一切都交给船了，船当然也交给海了，做定了海的长客，几天，甚至几星期都不用理会陆上的烦恼了，可以心安理得地逃避现实。让人间缩成一条水平线吧，让日月星辰陪着你从容踱步，世界上没有地方比长长的甲板更便于思前想后，想不完心事的了。比起甲板的海阔天空，坐飞机简直像坐牢，比坐牢还挤，进餐时，大丈夫只能屈而不敢伸，如厕呢，算了吧。我深深怀念有船可乘的从前。

我这一代人当然是常坐船的。不提河船，第一次航海是父母带我从上海回福建。第二次是抗战时母亲带我，自沪过港去越南。第三次是内战时从上海去厦门，半年后又从厦门去香港，最后则是从香港坐船首次来台湾，在基隆上岸。最远最久的一次却是一九五九年从美国坐招商局的货轮“海上号”，横越太平洋，停泊横滨，绕过鹅銮鼻，由高雄登陆回到台湾，历时将近一个月。

之后就很久没坐海船了。其间曾经乘风破浪，从法国的加莱（Calais）去英国的福克斯东（Folkstone），或从苏格兰西岸开车上船，去离岛斯开（Isle of Skye），都只能算是近渡，而非远航。

所以在香港十一年，每次在尖沙咀码头，赫然看见远洋的游轮来停泊，都非常惊喜。乳白色的船影，映得整个维多利亚港顿然亮丽起来，高雅而优越的姿态令人联想到一只白天鹅，临水自鉴。“伊丽莎白号”来港停泊，我正在太平山顶的旋转餐厅上，用一览无遗的高度俯瞰她雍容安稳地泊定在码头，足足高兴了一天。苏联的游轮“高尔基号”停靠岸边时，我和国彬用俄文的拼音读出了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兴奋得沿舷而奔，似乎要窥破铁幕的深邃。那气氛，跟“伊丽莎白号”自不相同。

二

二〇〇六年是我们夫妻的金婚之年，四个女儿早就蠢蠢欲动，迫不及待地在讨论该如何庆祝了。饮水思源，她们理应关心，因为半世纪前若非妈妈为爸爸披上婚纱，她们怎会一个接一个密集地来厦门街的古屋报到，演成八根小辫子满屋笑摇的盛会呢？可是金婚庆典的讨论会并不简单：四姐妹天各一方，近者在高雄、台中，远者在纽约、温哥华，长途电话打了又打，海底电缆想必为之线热。四姐妹都长大了，变成“熟女”，每人一个大“异果”（ego），所以屡乔不定。最后留下了两路待选：陆路是驾车去加拿大的落基山区游邦夫或贾斯帕公园，水路则是乘大游轮去阿拉斯加看冰河。起点同样是温哥华。

水路是我的选择，始终不曾动摇。我的理由是：陆路也许较有弹性，随时可以修正计划，但自由的代价是不断要找旅馆，三餐要找饭店，而三代九人同游，一辆厢型车太挤，分驾两车又联络不便，而行李之复杂，装车加提取之纷扰，更是烦心。女人又特别多，每天要等齐了可以上路，总不会在十点以前。如此折腾来去，游则游矣，逍遥则未必，辛苦定难免。李白早就说过：“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反过来呢，如果走水路，就稳当而逍遥，把一切都交给一条船，一艘无所不备无所不纳的远洋巨舶，旅馆与餐厅全在其中，而行程呢，她本身就是世上载重行远的最大行宫。祖孙三代的九人行，全由她轻轻松松地接下，而且不用鸡零狗碎地付账找钱：一张船票就全都付了。

做爸爸的详陈其利，何况还真有魁伟奇丽的冰河会在船头巍然崛起。妈妈的想法也一样。我们毕竟是金婚的双主角啊，四位千金加起来，怎么敌得过五十年历劫不换的真金呢？女儿和女婿拗不过我们，于是，有这么一艘巨舶，就远在温哥华等我们了。

三

高架凌空的狮桥大门已过了，我们的冰川之旅终于起程。全程一千九百八十七海里，相当于二千二百八十五英里，一连七夜都住在船上。途中只靠三个港口，第一个港口锡特卡，要第三天中午才到，所以第一段水程八百多英里一直以船为家，满船海客也只有一心一意把什么都交给海了。

出航的兴奋加上海天空阔的自由，把海客留在甲板上，不愿就回舱休息。何况高纬近五十度的八月中旬，黄昏来得很迟，一望无垠的水面尚无暮感。累，是有点累了。倒不是上船时有多纷乱，因为乘客应该知道或预备的事情，在船票预售时早已详细交代，所以到时登舟，码头上秩序井然，先接行李，后上乘客，一一分区依号，步骤清楚而且流畅。乘客随侍役引导，住进各自的舱房，一小时后，行李就送到门口了。一切比预期的都简捷得多。于是你确信，全程的服务必然一流。

有一点累，是因为上船从下午一点开始，粗定之后，所有乘客都必须参加开船之前的救生训练。五点整警铃一响，逾千乘客必须分区集合，穿上救生衣，随船上的官佐赶到各自的救生艇前，等候指示。这行动虽然只是预习，却也令人有些紧张，不禁想到“泰坦尼克号”。预习完毕，五点三刻，我们的游轮“无限号”（Infinity）准时开船。

一连七天，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这艘“无限号”：二〇〇一年在法国建造，吨位九万一千，全长九百六十四英尺，近于五分之一英里，动力为燃汽轮机（GTS），时速二十四海里，相当于四十四公里。像一切远航游轮，她也是一艘楼船，高十一层，有电梯十座。至于乘载量，也是海量，能容乘客二千零三十八人，船员九百五十人。官佐清一色是希腊籍，船长和大副、轮机长等都出生于雅典的海港派瑞厄斯（Piraeus）。舱房与餐厅的职员非常国际化，来自五十多国；各种活动的安排则多由美国籍职员负责。

厨房当然热闹非凡。一连七天，要让三千人饕餮无缺，贮藏也极可观。单说牛肉，就预备了九千二百五十磅，还不包括二千二百五十磅小牛肉。鱼带了六千磅，鸡三千磅，蔬菜二万六千磅，水果三万六千磅。至于各式各样的酒，从微醺的啤酒到酩酊的伏特加，一共带了一万三千八百瓶。我能够吞的咽的，虽然远在平均的一人份之下，但想想有这么多佳肴美酒，库满舱盈地来助游兴，总还是令人高兴的，尤其是为那些贪嘴馋肠。

不少人会以为，要跻身于如此的豪华远航之列，一定得破一笔小财吧？倒也未必。若是要住进顶楼的套房，敞舱与阳台均宽逾一千平方英尺，那票价当然可观。其实有窗朝外的所谓“海景舱”（ocean-view stateroom），也有二百三十五间，已经很正点了。我们夫妻住的这样一间，设备也颇齐全，而最重要的是有一圆窗，直径三英尺半，阔蓝的海景浩荡，一望无阻。就凭这一面魔镜，整海的波涛都召之即来，任我检阅。所以舱不嫌小，窗不嫌大，海呢，不嫌其变化无穷。我们的海景舱在第七层，房号7007，贴近船头，要去船尾用餐，得沿深长的内廊越过“船腰”（midship section），迈步疾走至少六百步。

至于票价，夫妻同舱，是三千一百六十美元。这价钱绝不算贵：想想看，七宿加二十一餐再乘以二，加各种设备、各种活动，加清新的海风、变幻的海景、停靠的港口、壮丽的冰河，再加这日间的逍遥行宫夜间的千人摇篮，不，水床，为你两千里一路乘风破浪。再加上管理完善，态度周到，真令人觉得毫无遗憾，值得重游。老帝国主义加上新科技万能，好到不行。

船上的设备堪称多元：除了大小各式餐馆、酒吧之外，还有戏院、赌场、泳池、健身房、电脑室、照相馆等等，再加上简直像一条街那样密集排列的珠宝店、民俗店、时装店、糕饼店等。至于活动，更多姿彩。我们看过一次油画拍卖，觉得作品都不高明。赌场必须穿越，却不觉得诱惑。甲板上的推铁饼戏，倒和女儿玩过几回。戏院也是常去，看了一些老片。孙女姝婷常跟着我们，但似乎不太懂阿姨们在讲什么。她的十三岁哥哥飞黄，习于独来独往，在船上巧遇了美国同学，就跟着去全船乱窜，往往不知此刻究竟在第几层的何处，呈半失踪状态。九万吨的大船像一座深山，我们和四个女儿、一个大女婿，也经常在山里捉迷藏。

四

加拿大的西岸面对太平洋，陆上多山，水上多岛，船行其间，海客左顾右盼，山姿岛态再添上倒影波光，简直应接不暇。那绵延的山岭贴近岸边，与其后的落基主脉大致平行，可以视为副脉。屏风一般的近海群岛，或断或续，其实也是海底起伏的丘陵，不甘寂寞的一些，爱出峰头，探出水面，就成了小屿大岛。最大的一座屏于温哥华沿岸，形状有如扁长的台湾，面积也有台湾的六分之五。近岸多岛，又与岸平行，就有许多海峡，由南往北，依次名为乔治亚、江斯通、夏洛蒂皇后、黑卡蒂；再往北，小岛与窄峡就更纷繁，而且岸区已属阿拉斯加东南部的狭长地带，状如勺柄。“无限号”的冰川之旅，停泊的三个港口，锡特卡、朱诺、凯其根，全在阿拉斯加，要看的赫巴德冰川（Hubbard Glacier）与满汀河冰川（Mendenhall Glacier），也在朱诺一带。“无限号”驶到赫巴德冰川，乃是此行的北端，余程就回头南下了。

正是八月中旬，台湾方苦于酷暑，高纬的加拿大与阿拉斯加却冷如台湾的隆冬：温哥华近北纬五十度，相当于布拉格；阿拉斯加首府朱诺近北纬六十度，已相当于圣彼得堡了。我们的航程，温度总在二十一摄氏度至十一摄氏度之间。当风立在甲板上，往往觉得更冷，必须戴帽。

一路往北，前半程岛多岸近，常有转折，好像行于狭长的回廊，只觉风平浪静。过了加拿大西岸的北限，进入阿拉斯加的水域，渐觉海阔岛渺，真正入了海神的辖区：大哉水的帝国，岛的棋盘，以经纬纵横恣画方格，让水族浮潜，鲸鲨出没，永远开放的蓝色公路，让有鳍的有尾的有桨的有舵的有帆的有轮机辘辘有声呐与雷达的甚至仅凭四肢伶俐的一切一切，自由来去。

第二天的夜里，背肌与肩头上的压力有些变化，直觉有一点风浪，啊，出外海了。船是海之子，我们是船之子。海是摇篮轻轻地摇船是摇篮轻轻地摇着，我们的梦。这跟我第一次从美国乘船回台湾大不相同。那一次是将近半世纪前，乘的是货船，只有一万多吨，而越的是整个太平洋。全程风浪撼人，近日本时遭遇台风，我有诗为证：“看大台风煽动满海的波涛都叛变/练习在抛物线上走索且呕吐。”

出来外海，才真正告别了陆地，也才真正懂得：在我们的水陆大球上谁是庄家，而大洋占百分之七十一是什么意思。四望无岛无鸟无船空无一物，只有这浅蓝起伏之外，之下，是更多更深的蓝波蓝澜。什么坐标都没有，除了日月。但日月也在移动，不知是什么神力把这双魔球此起彼落，东抛而西接。视界的世界净化成三个圆，水平之圆仰对阴阳之双圆，构成几何学之美学。海上正闲，但是带去的几本书一本也没看，海，倒是看了又看。海之为书也深邃而神秘，风把波浪一页接一页直掀到天边，我读得十分入迷却读不透其主题。也许那主题太古老了几乎与造化同寿，能接通生命的起源历万劫千灾而迄今，但如何追溯回去历白垩纪，侏罗纪，直到奥妙的奥陶纪？太久了，我们早已经失忆。面对这一片汪洋浩渺的深蓝色隐喻，我们的潜意识蠢蠢不安，虽欲潜而不够深，不能像线锤一样直探到海底。鲸群之歌连声呐也未必能听懂。人鱼的传说也许是跨界的试探，可惜潜水艇探的是敌情而非人情。

在甲板上这样倚舷的想入非非，被姝婷上来传婆婆的话打断，说大家在下面的餐厅等我入席呢，今晚的盛宴要正式穿着。

五

赫巴德冰河等我们虽然已经好几百年，但我们直到第四天近午才得以觐见。船速慢了下来，迎面而来的浮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半透明的结晶通体浅蓝色，远望像一杯鸡尾酒，似乎叮当有声。终于满海都漂着冰了，小的不能再称为块，大的几乎可称为丘，或长或尖，或扁或凸，或不规则成奇形怪状。庄重的“无限号”更慢了，显然不愿做破冰船，为冰所破。迎面的冰风挟着细雨，雾气弥漫。甲板上挤满了人，都披上雨衣，拉起套帽，也有人打起了伞。船，极其缓慢地在转头。

薄雾后面隐隐约约似有一脉山岭横陈，高约二十多层楼，却似无峰头崛起，山壁绝峭，石颜上也似乎没有树木，只见一片浅陶土色，笼着一层不很确定的浅蓝带绿。再后面就没有山了，而这道怪石屏风的前面，凌乱堆陈着欲化不化的冰淇淋或奶昔（milk-shake）一类的尾食甜品。再近一些，啊，原来这就是天地之间，山海之间积雪成冰，拥冰自重，任太阳用烈焰千百年烤问而顽固如故坚不吐实的，割据阿拉斯加东南陡坡的，啊，冰川。这正是赫巴德冰川的峻颜冷面，削平的颅顶高三百英尺，其宽却横陈六英里。凭我们九万吨的巨舶岂敢一触眼前这亿兆吨的超级冰壁，早在半里路外就踟蹰不进，开始大转其弯了。再往前开就太险了，恐怕遭冰城炮轰，因为这凛凛的顽冰深处常有空气被囚在冷牢里，一闷就几十年几世纪，好不容易等到哪一个夏日，天气稍暖，冰锁稍懈，就会，啊，破狱而出，城破冰飞，不可收拾。

“爸爸，你听见嘶嘶声没有？”佩珊转头问我。

“我没听见。”我笑答。

“一爆开来，”她说，“重则如开炮，轻则如开汽水。书上说的。”

大家都笑了。好像是回应我们的轻佻，忽然从远处，不，是从莫名的深处，传来沉郁顿挫的闷雷，像要发又发不透彻的警讯，继而有重浊撞击的骚响，下坠不已。显然，量以吨计的晶体结构，在冰壁森严的某处失去了平衡，在颓然解体。该是一种反叛冷酷的解构主义吧。骇耳惶然，告诉骇目睁大了去找，却只闻噼里啪啦，找不到究竟在何处坍塌。

终于冰崩壁裂恢复了平衡，冷寂又恢复了秩序。大家一惊，一笑。笑声立刻被冰风吹熄。甲板上挤满了人和伞，此外只见海天漠漠，雨雾凄凄，听不见一声鸟鸣。三千海客，听不见人语喧闹。“无限号”如履薄冰，在敌阵中小心地转向。我们像是闯进了一颗外星，被陌生的地形威慑得噤声。笑声显得格格不入，亵渎了大冰帝国肃静的清规。除了脚下所踏的这艘高科技游轮之外，百里内找不到任何东西证明我们在人间。而这，就是此行最高的遁世之乐了。

六

不过拜冰之旅也不全是遁世之乐，而是站在更远处更古时来看我们这水陆大球。人类奢夸大陆，其实五大洲只是被海洋包围的几个超级大岛，当初泡在母怀的“洋水”里，像婴孩投胎一般，没有“洋水”，陆地就难活了。同样重要的是：全球的陆地被冰覆盖的面积占十分之一，有一个半中国那么大；而全球可饮的淡水有四分之三是藏在冰山、冰川、冰原里，三倍于所有的江河湖泊与大气中的水分。一旦大冰帝国崩溃，海洋就要涨潮，多少繁荣的港城水都被吞没，不知文明又要遭多久的浩劫。所以冰川长冻，不知为人类保全了多少水库，为洪水又设了多少巨闸。

一条冰川的身世颇为曲折。冰川的身份，简言之便是“潜移之冰”（ice in motion）。冰川的出身，是某一地区，特别是高寒的地区，降雪多过化雪。先是雪片凝成雪珠，积压多了便成雪饼，就是冰了。等到积重难挽，冰层底部抵不住引力，便顺着坡势下移，成为慢镜头的雪崩，慢者一日一寸，快者一日七尺。就这么，冰川会爬了，一面爬下坡去，一面势挟碎石与断岩，其量以百万吨计，辟出一道下山之路，志在入海。沿路的磐石磊磊就这么给推到两边，久之就塑出了峡江深谷。壮大的冰川潜移而不默化，很有耐性，终于抵达河口，却被造化拦下。几经海风吹拂，开始松软，再加海水侵蚀，领头的冰面就会崩落坠海，场面可观。据说霍普金斯冰川落冰之多，令人只敢在两英里外遥望冰崖。

赫巴德冰川背后的“靠山”都逼近海岸，高峻的飞峨威慑山（Fairweather Mountain）海拔四千六百六十三米，另一座魁岭（Crillon Mountain）也有三千八百七十九米。太平洋温和的西风被山势所阻，上升后遇到冷气凝缩，在海面便下雨；到山顶便下雪，一整个冬天会达一百英尺之多。到了夏天，内陆化雪，但在阿拉斯加东南这一带，太平洋的水汽湿润，沿岸仍然阴冷，年复一年，积雪永不化尽，乃累积成许多冰川。地理、气候与阿拉斯加相似的挪威、智利，也是山高近海，坡陡河急，难留重冰，成为冰川奇观的三大胜景。

七

回航途中，船泊朱诺港，亦即阿拉斯加的州府。我们意犹未尽，再去朝拜了一道冰川，名为满汀河。朱诺在十九世纪末淘金潮中盛极一时，如今仍为渔业、林业中心。镇上人口不到三万，辖区之广却超过三千平方英里，管的却不是人而是冰。不是几块冰而是一整片冰原（Juneau Ice Field），其面积依气候变化而定，大时达五千平方英里，为台湾的三分之一强，缩时也有一千五百平方英里，近于香港的四倍。气候暖化，那片冰原就因化冰而退缩。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从冰原蠕蠕南移的满汀河远长于今日，但从一七七〇年迄今，这道冰川一直往高处退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下游”露出了一个盆地，雪水注入，竟成一湖。今天隔着湖水，可以望见冰川的前端，学者称为“颜面”（face），宽达三英里，高二百英尺，曳着后面的身躯，长达十二英里，像一只无以名之又无以状之的史前怪兽，遍身白毛，正倒伏在长长的坡谷间，欲就湖饮水。

我们沿湖北行，走近诺吉特溪口，看急湍成瀑，白沫飞溅，嚣嚣注入湖中。那白毛巨兽却似未惊醒，仍斜伏在谷坡上做他的冷梦。两侧的斜坡上密覆蓊蓊郁郁的雨林，与了无动静的冰川对照成趣。下面的湖水冰清石静，对悠久的地质史并不感兴趣：她毕竟生于二十世纪，造化怀中还在做娇娇孙女，只顾着在她的妆镜中寻找云踪。

早来的游人已经回头去等车了。“无限号”规定八点半要开船，我们已经来不及乘直升机直接降在冰川上，再换钉鞋去走冰川，听脚下冰库、冰窖的深处，哪一个冬季在吹气或呻吟，咆哮或崩溃。但已经来不及了，“无限号”在朱诺的码头上，层层乳白的楼窗与阳台像凭空添加一整条亮丽的街屋，正等待我们回去，去继续拜冰之旅的余程。但高潮已经过去了。向望远镜筒再一次扫描，把白毛兽召来眼前：那不是白毛，而是一片一片如削如剥的鳞甲，淡青的鳞上蒙着一层赭灰，一片片，一瓣瓣，一波波，一直排列到谷顶，终被远坡遮住。向导说，那无穷无尽的皱褶，是因为冰川在下山时，下层的冰比较能屈能伸，而面上的一些较脆，挣扎之际，冰面就开裂成如此的刀雕图案。

我回头对千刀万剐的冰川再看一眼，心中默祷：“坚持下去吧，坚守你高寒凛冽的冰城冰阵。切莫放水，切莫推波助澜，助长再一次洪水的声势。阿拉斯加大冰箱里，不能少你这一片冰场。”

二〇〇七年四月

失帽记

二〇〇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变化，其间有得有失。这一年我自己年届八十，其间也得失互见：得者不少，难以细表，失者不多，却有一件难过至今。我失去了一顶帽子。

一顶帽子值得那么难过吗？当然不值得，如果是一顶普通的帽子，甚至是高价的名牌。但是去年我失去的那顶，不幸失去的那一顶，绝不普通。

帅气、神气的帽子我戴过许多顶，头发白了稀了之后尤其喜欢戴帽。一顶帅帽遮羞之功，远超过假发。丘吉尔和戴高乐同为二战之英雄，但是戴高乐戴了高帽尤其英雄，所以戴高乐戴高帽而乐之，也所以我从未见过戴高乐不戴高帽。

戴高乐那顶高卢军帽丢过没有，我不得而知。我自己好不容易选得合头的几顶帅帽，却无一久留，全都不告而别。其中包括两顶苏格兰呢帽，一顶大概是掉在英国北境某餐厅，另一顶则应遗失在莫斯科某旅馆。还有第三顶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的布恰花园所购，白底红字，状若戴高乐的圆筒鸭舌军帽而其筒较低，当日戴之招摇过市，风光了一时，后竟不明所终。

一个人一生最容易丢失也丢得最多的，该是帽与伞。其实伞也是一种帽子，虽然不戴在头上，毕竟也是为遮头而设，而两者所以易失，也都是为了主人要出门，所以终于和主人永诀，更都是因为同属身外之物，一旦离手离头，几次转身就给主人忘了。

帽子有关风流形象。独孤信出猎暮归，驰马入城，其帽微侧，吏人慕之，翌晨戴帽尽侧。千年之后，纳兰性德的词集亦称《侧帽》。孟嘉重九登高，风吹落帽，浑然不觉。桓温命孙盛作文嘲之，孟嘉也作文以答，传为佳话，更成登高典故。杜甫七律《九日蓝田崔氏庄》并有“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之句。他的《饮中八仙歌》更写饮者的狂态：“张旭三杯著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尽管如此，失帽却与风流无关，只和落拓有份。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为我八秩庆生，举办了书刊手稿展览，并邀我重回沙田去签书、演讲。现场相当热闹，用媒体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人气颇旺。联合书院更编印了一册精美的场刊，图文并茂地呈现我香港时期十一年，在学府与文坛的各种活动，题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学生命》，在现场送给观众。典礼由黄国彬教授代表文学院致词，除了联合书院冯国培院长、图书馆潘明珠副馆长、中文系陈雄根主任等主办人之外，与会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卢玮銮、张双庆、杨钟基等，令我深感温馨。放眼台下，昔日的高足如黄坤尧、黄秀莲、樊善标、何杏枫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师，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讲的听众多为学生，由中学老师带领而来。讲毕照例要签书，为了促使长龙蠕动得较快，签名也必须加速。不过今日的粉丝不比往年，索签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签书、签笔记本、签便条、签书包、签学生证，还要题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赠言，当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签人即兴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么hui？恩惠的惠吗？”“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头。”乱军之中，常常被这么乱喊口令。不仅如此，一粉丝在桌前索签，另一粉丝却在你椅后催你抬头、停签、对准众多相机里的某一镜头，与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夹缝之中又有第三只手伸来，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这时你必须全神贯注，以免出错。你的手上，忽然是握着自己的笔，忽然是他人递过来的，所以常会掉笔。你想喝茶，却鞭长莫及。你想脱衣，却匀不出手。你内急已久，早应泄洪，却不容你抽身疾退。这时，你真难身外分身，来护笔、护表、护稿、扶杯。主办人焦待于旋涡之外，不知该纵容或喝止炒热了的粉丝。

去年底在中文大学演讲的那一次，听众之盛况不能算怎么拥挤，但也足以令我穷于应付，心神难专。等到曲终人散，又急于赶赴晚宴，不遑检视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穿梭不息，始终无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户外，准备上车，天寒风起，需要戴帽，连忙逐袋寻找。这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

事后几位主人回去现场，又向接送的车中寻找，都不见帽子踪影。我存和我，夫妻俩像侦探，合力苦思，最后确见那帽子是在何时、何地，所以应该排除在某地、某时失去的可能，诸如此类过程。机场话别时，我仍不放心，还谆谆嘱咐潘明珠、樊善标，如果寻获，务必寄回高雄给我。半个月后，他们把我因“积重难返”而留下的奖牌、赠书、礼品等等寄到台湾。包裹层层解开，真相揭晓，那顶可怜的帽子，终于是丢定了。

仅仅为了一顶帽子，无论有多贵或是多罕见，本来也不会令我如此大惊小怪。但是那顶帽子不是我买来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为人子继承得来的。那是我父亲生前戴过的，后来成了他身后的遗物，我存整理所发现，不忍径弃，就说动我且戴起来。果然正合我头，而且款式潇洒，毛色可亲，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顶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头上，由后脑斜压向前额，有优雅的缓缓坡度，大致上可称贝雷软帽（beret），常覆在法国人头顶。至于毛色，则圆顶部分呈浅陶土色，看来温暖体贴。四周部分则前窄后宽，织成细密的十字花纹，为淡米黄色。戴在我的头上，倜傥风流，有欧洲名士的超逸，不只一次赢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睐。但帽内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气愈寒，尤其风大，帽内就愈加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毕竟，同样的这一顶温暖曾经覆盖过父亲，如今移爱到我的头上，恩佑两代，不愧是父子相传的忠厚家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双亲之爱，才有今日之我。当年父亲爱我，应该不逊于母亲。但小时我不常在他身边，始终呵护着我庇佑着我的，甚至在抗战沦陷区逃难，生死同命的，是母亲。呵护之亲，操作之劳，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没有为我做过？反之，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从未对我疾言厉色，所以绝非什么严父。不过父子之间始终也不亲热。小时他倒是常对我讲论圣贤之道，勉励我要立志立功。长夏的蝉声里，倒是有好几次父子俩坐在一起看书：他靠在躺椅上看《纲鉴易知录》，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国演义》。冬夜的桐油灯下，他更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张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韩愈啦，都是他介绍我初识的。

后来做父亲的渐渐老了，做儿子的越长大了，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长期出差数下南洋，或担任同乡会理事长，投入乡情侨务；我则学府文坛，烛烧两头，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关节病苦于脚痛，时发时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二十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学之聘，由香港来高雄定居。我存即毅然卖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亲、她的母亲一起接来高雄安顿。

许多年来，父亲的病情与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顾，并得我岳母操劳陪伴。身为他的独子，我却未能经常省视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母亲临终时的泪眼，谆谆叮嘱：“爸爸你要好好照顾。”实在愧疚无已。父亲和母亲鹣鲽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赖。只记得他们大吵过一次，却几乎不曾小吵。母亲逝于五十三岁，长她十岁的父亲，尽管亲友屡来劝婚，却终不再娶，鳏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还是忍年，九十七岁。

可怜的老人，以风烛之年独承失明与痛风之苦，又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遣忧，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机喋喋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历历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独子为什么不常在身边。而即使在身边时，也从未陪他久聊一会，更从未握他的手或紧紧拥抱住他的病躯。更别提四个可爱的孙女，都长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听得见谁的声音？

长寿的代价，是沧桑。

所以在遗物之中竟还保有他常戴的帽子，无异是继承了最重要的遗产。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不够，而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遗憾，而自他去后，我遗憾更多。幸而还留下这么一顶帽子，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幻觉依靠这灵媒之介，犹可贯通阴阳，串联两代，一时还不致径将上一个戴帽人完全淡忘。这一份与父共帽的心情，说得高些，是感恩，说得重些，是赎罪。不幸，连最后的这一点凭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来时，风势助威，我站在岁末的风中，倍加畏冷。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

二〇〇九年四月

雁山瓯水

一

去年年底，温州市龙湾区的文联为成立十周年纪念邀请我去访问。正值隆冬，尽管地球正患暖化，但大陆各地却冷得失常。温州虽在江南之南，却并不很温，常会降到十摄氏度以下。高雄的朋友都不赞成，说太冷了，何必这时候去。结果我还是去了，因为一幅瓯绣正挂在我家的壁上，绣的是我自书的《乡愁》一诗，颇能逼真我的手稿。更因为温州古称永嘉，常令人联想到古代的名士，例如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做过永嘉太守；又如王十朋、叶适、高明，当然还有号称“永嘉四灵”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都是永嘉人。更因温州还一再出现在有名的游记和题诗之中，作者包括沈括、徐霞客、袁枚、王思任、康有为、潘天寿、张大千。

天公也很作美。一月十一日和我存、季珊母女抵达温州的永强机场，刚刚下过冷雨，迎面一片阴寒，至少比高雄骤低十摄氏度。接机的主人说，近日的天气一直如此。但是从第二天起，一直到十八日我们离开，却都冬阳高照，晴冷之中洋溢着暖意，真不愧为温州。我们走后次日，竟又下起雨来，实在幸运。不仅如此，十五日黄昏我们还巧睹了日食。

另一幸事则是，在我演讲之后，导游原本安排是先去北雁荡，再去南雁荡，但为摆脱媒体紧跟，临时改为先去南雁荡。原先的“反高潮”倒过来，变成“顺高潮”，终于渐入佳境。

二

雁荡山是一个笼统的名词，其实包括北雁荡、中雁荡、南雁荡，从温州市所辖的乐清市北境一路向西南蟠蜿，直到平阳县西境，延伸了一百二十多公里。它也可以专指北雁荡山，因为北雁荡“开辟”最久，题咏最多，游客也最热衷。

我们先去拜山的，是南雁荡。入了平阳县境，往西进发，最后在路边一家“农家小院美食村”午餐。从楼上回栏尽头，赫然已见突兀的山颜石貌，头角峥嵘地顶住西天。情况显然有异了。不再是谦逊的缓缓起伏，而是有意地拔起，崛起。

在粗砾横陈的沙滩上待渡片刻，大家颤巍巍地分批上了长竹筏，由渡夫撑着竹篙送到对岸。仰对玉屏峰高傲的轮廓，想必不轻易让人过关，我们不禁深深吐纳，把巉岩峻坡交给有限的肺活量去应付。同来的主人似乎猜到吾意，含蓄地说，上面是有一险处叫“云关”。

三个台客，却有九个主人陪同：他们是浙江大学骆寒超教授与夫人，作家叶坪，文联的女作家杨旸、董秀红、翁美玲，摄影记者江国荣、余日迁，还有导游吴玲珍。后面六位都是温州的金童玉女，深恐长者登高失足，一路不断争来搀扶，有时更左右掖助，偶尔还在险处将我们“架空”，几乎不让我们自逞“健步”。就这么“三人行，必有二人防焉”，一行人攀上了洞景区。

雁荡山的身世历经火劫与水劫，可以追溯到两亿三千万年前。先是火山爆发，然后崩陷、复活、再隆起，终于呈现今日所见的叠嶂、方山、石门、柱峰、岩洞、天桥与峡谷，地质上称为“白垩纪流纹质破火山”。另一方面，此一山系位于东南沿海，承受了浙江省最丰沛的雨量，尤其是夏季的台风，所以火劫亿载之后又有流水急湍来刻画，形成了生动的飞瀑流泉和一汪汪的清潭。

我们一路攀坡穿洞，早过了山麓的村舍、菜圃、浅溪、枯涧。隔着时稀时密的杉柏与枫林，山颜石貌蚀刻可观，陡峭的山坡甚至绝壁，露出大斧劈、小斧劈的皴法，但山顶却常见黛绿掩蔽，又变成雨点皴法了。有些山颜石纹没有那么刚正平削，皱得又浅又密，就很像传统的披麻皴。这种种肌理，不知塞尚见了会有什么启发？

除非转弯太急或太陡，脚下的青石板级都平直宽坦，并不难登。南雁荡海拔一千二百五十七米，不算很高，但峰峦回旋之势，景随步移，变幻多端，仍令人仰瞻俯瞰，一瞥难尽其妙。云关过了是仙姑洞，忽闻铁石交叩，铿铿有声。原来是骡队自天而降，瘦蹄嘚嘚，一共七匹，就在我们身边转弯路过，背篓里全是累累的石块。骡子的眼睛狭长而温驯，我每次见到都会心动，但那天所见的几匹，长颈上的鬃毛全是白色，倒没见过。

骡队过后，见有一位算命的手相师在坡道转角设有摊位，众人便怂恿我不妨一试，并且围过来听他有何说法。那手相师向我摊开的掌心，诠释我的什么生命线啦，事业线啦，感情线啦都如何如何，大概都是拣正面的说，而结论是我会长寿云云。众人都笑了，我更笑说：“我已经长寿了。”众人意犹未尽，问他可看得出我是何许人物。他含糊以答：“位阶应该不低。”众人大笑。我告诉大家，有一次在北京故宫，一位公安曾叫我“老同志”，还有一次在乡下，有个村妇叫我“老领导”。

过了九曲岭，曲折的木栏一路引我们上坡，直到西洞。岩貌高古突兀，以丑为美，反怪为奇，九仞悬崖勾结上岌岌绝壁，搭成一道不规则的竖桥，只许透进挤扁的天光，叫作洞天，是天机么，还是危机？我们步步为营，跨着碇步过溪。隆冬水浅，却清澈流畅。不料刚才的骡队又迎面而来，这次不再是在陡坡上，而是在平地的溪边，却是一条杂石窄径。骡子两侧都驮着石袋，众人仓皇闪避，一时大乱，美玲和秀红等要紧贴岩壁才得幸免。

终于出得山来，再度登筏回渡，日色已斜。砾滩满是卵石，水光诱人，我忍不住，便捡了一块，俯身作势，漂起水花来。众人纷纷加入，捡到够扁的卵石，就供我挥旋。可惜石块虽多，真够扁圆的却难找。我努力投石问路，只能激起三两浪花。其他人童心未泯，也来竞投，但顽石不肯点头，寒水也吝于展笑。扫兴之余，众人匆匆上车，向两个半小时车程终点的北雁荡山火速驶去。

三

当晚投宿响岭头的银鹰山庄。抵达时已近七点，匆匆晚餐过后，导游小吴便迫不及待带我们去灵峰窥探有名的夜景。气温降得很快，幸好无风，但可以感觉，温度当在近零摄氏度的低个位数。我存和我都戴了帽子，穿上大衣，我裹的还是羽毛厚装，并加上围巾，益以口罩。暖气从口罩内呼出，和寒气在眼镜片上相遇，变成碍眼的雾气。前后虽有两支手电筒交叉照路，仍然看不分明，只好踉跄而行。

终于摸索到别有洞天的奇峰怪岩之间，反衬在尚未暗透的夜色之上，小吴为我们指点四周峰头的暧昧轮廓、巧合形态，说那是情侣相拥，这是犀牛望月，那是双乳倒悬，这是牛背牧童，而势如压顶的危岩则是雄鹰展翅。大家仰窥得颈肩酸痛，恍惚迷离，像是在集体梦游。忽然我直觉，透过杉丛的叶隙，有什么东西在更高更远处，以神秘的灿烂似乎在向我们打暗号，不，亮号。这时整个灵峰园区万籁岑寂，地面的光害几乎零度，只有远处的观音洞狭缝里，欲含欲吐，氤氲着一线微红。但是浩瀚的夜空被四围的近峰远嶂遮去了大半，要观星象只能伸颈仰面，向当顶的天心，而且是树影疏处，去决眦辨认。哪，东南方仰度七十附近，三星朗朗由上而下等距地排列，正是星空不移的纵标，猎户座易认的腰带。“你们的目光要投向更高处。”我回头招呼望石生情、编织故事的小吴和她的听众，并为她们指点希腊人编织的更加古老的故事，也是古代天文学家和船长海客的传说。“猎户的腰带找到了吧？对，就是那三颗的一排。再向左看，那颗很亮丽的，像红宝石，叫Betelgeuse，我们的星宿叫参宿四。腰带右侧，跟参宿四等距拱卫腰带两侧的，那颗淡蓝的亮星，希腊人叫Rigel，我们的祖先叫参宿七。腰带右下方，你们看，又有一排等距的三颗星，是猎户斜佩的剑，剑端顺方向延长五倍距离，就是夜空最明亮的恒星了——正是天狼星。这些星象是亘古不变的——孔子所见是如此，徐霞客所见也如此。”

四

次晨又是无憾的响晴天，令人振奋。越过鳞鳞灰瓦的屋顶，巍巍两山的缺口处，一炉火旺旺的红霞托出了金灿灿的日轮，好像雁荡山神在隆重欢迎我们。下得楼去，户外的庭院像笼在一张毛茸茸泛白的巨网里，心知有异。美玲、杨旸、秀红等兴奋地告诉我存和季珊，昨夜下了霜。难怪草叶面上密密麻麻都铺满了冰晶。跟昨夜的繁星一般，这景象我们在台湾，尤其久困在城市，已经多年未见了。

雁荡山的地势变化多姿，隔世绝尘，自成福地仙境，远观只见奇峰连嶂，难窥其深，近玩却又曲折幽邃，景随步转，难尽全貌。正如苏轼所叹，不识真面目，只缘在山中。难怪徐霞客也叹道：“欲穷雁荡之胜，非飞仙不能。”古今题咏记游之作多达五千篇以上，仍以《徐霞客游记》给人的印象最深。徐霞客曾三次登上雁荡山，首次是在明代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当时才二十八岁。大家最熟悉的他的《游雁荡山日记》常见于古今文选，就是那年四月初九所记。

我们是从钟鼓二岩之间向西北行，进入灵岩景区的。到双珠谷附近，就被徐霞客的白石雕像吸引，停了下来。当然是徐霞客，雁荡山道由他来领路，再适当不过。像高约三米，右手捋着长髯，面带笑意，眼神投向远方，在峰岭之间徘徊，又像入神，又像出神。柳宗元所说的“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正是这种境界。徐霞客逝于五十五岁，雕像看起来却太老了。他去世后才三年，明朝就亡了，幸而未遭亡国之痛。他未能像史可法一样以死报国，但是明朝失去的江山却保存在他的游记里，那么壮丽动人，依然是永恒的华山夏水，真应了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

沿着展旗峰蔽天的连嶂北行，景随位移，应接不暇，浅窄的眼眶，纤弱的睫毛，怎么承得起那么磅礴的山势，容得下那么迤逦的去脉来龙？到了南天门，拔地而起的天柱峰逼人左颊，似乎要抢展旗峰的霸权，比一比谁更夺目。岩石帝国一尊尊一座座高傲的重镇，将我们重重围住，用峭壁和危崖眈眈俯瞰着我们。

幸好有一座千年古刹，高门楣顶悬着黑底金字的横匾，“灵岩禅寺”，背负着屏霞峰，面对着峙立争高的天柱峰与展旗峰，而庭前散布的茶座正好让我们歇下来，在茶香冉冉中仰观“雁荡飞渡”的表演。

顺着茶客一齐眺望的方向，我发现一个红点在天柱峰顶蠕动。三四分钟后他已经荡落到山腰，原来是用两条长索系腰，不断调整，并且荡索蹬岩，一路缒下绝壁来的。然后又发现他上身着红衫，下身却着黑裤。终于缒到山脚了，赢得一阵掌声。

小吴说，这功夫是古代的农夫上山采药练出来的。雁荡山产的石斛乃名贵草药，偏偏生在岌岌的险处，采药人被迫冒险犯难，只好千钧一发，委身长绳，学飞檐走壁的蜘蛛。

话未说完，茶客又转过头来，仰对南天门的虚空。这才发现，所谓南天门的两根参天巨柱——天柱峰顶与展旗峰顶——之间，竟有一痕细丝牵连。原来已有一个人影倒悬在钢索上，四肢并用地正在攀缘南天门楣，或起立，或前进，或仰卧，或跳跃，或翻筋斗。突然那身影失足倒栽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他其实并未离索，只是用双脚倒扣住绳索。观众惊呼声定，他已抵达半途，正把树叶纷纷撒下。最后他一扬旗用碎步奔抵展旗峰顶。

顶礼过南海观音，大家又绕到寺后去看方竹。竹笋初生，竿呈圆锥形，长成后竟变四方形，墨绿色泽非常古雅，节头有小刺枝，像是塔层。季珊就近一手握竹一手拍照，可见其枝亭亭挺立，只比她的手指稍粗。我要她们母女多多摄影，备日后游记之用。四百年前徐霞客早在日记中如此记载：“十五日，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杖，老柯斩伐殆尽矣！”他当日所见，是能仁寺中方竹，离灵岩寺不过十里。我握着“径寸”的一截黛绿，幻觉是在和徐霞客握手。有竹为证，我怎能不继他之后，续一篇雁荡游记呢？

沿着灵岩寺旁的石径右转登山，不久便入了小龙湫溪谷，到了湫脚。不出所料，落差六十米的瀑址只有细股涓涓在虚应故事。只有层层岩脉，重重山峦，将一片岑寂围在中间。应该是理想的回声谷吧，我不禁半合双掌于两颊，形成喇叭，突发阮籍之长啸。想必惊动了静定已久的神灵，一时山鸣谷应，余韵不绝。没料到最好的音响效果便是造化，这一声楚狂、晋狂的长啸激起了同游的豪兴，大家纷纷也来参加，简直成了竹林七贤。日迁说，曾经听我在演讲时吟过古诗，要我即吟一首。我便朗吟起苏轼的《念奴娇》来。大家听到“一时多少豪杰”，一起拍手，我乘兴续吟“遥想公瑾当年……”把下半阕也吟完，效果居然不错。近年我发音低哑，无复壮岁金石之声，不免受挫。也许是昨夜睡熟，天气晴爽，又饱吸了山中的芬多精，有点脱胎换骨，更因为初入名山，受了徐霞客的感召，总之那天的长啸朗吟竟然恢复了沛然的元气，顿觉亲近了古人，回归了造化。继我之后，叶坪也即兴吟了一首七绝欢迎我来温州，又朗诵了骆夫人四十年前写给丈夫的一首新月体情诗，引来再惊空山的掌声。

雁荡山开山凿胜，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唐宋。东晋的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他癖在游历，又出身豪门，僮奴既众，门生亦夥，出门探胜寻幽，往往伐木开径，惊动官府。不过当时他游屐所及，多在中雁荡山，而北雁荡山之洞天福地还深藏未通。雁荡诸山在远古火山爆发后由酸性岩浆堆积而成，其后又历经流水侵蚀而呈今貌。北宋的科学家沈括早已指出：“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观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时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巍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之类，皆是植土龛岩，亦此类耳。”直到二〇〇五年，联合国才将此山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是以今日游客朝山，已得现代建设之便，远非当年徐霞客历险苦攀能比。

从小龙湫的下面可以搭乘电梯直上五十米出来，就接上贴着绝壁的铁栏栈道，下临幽深的卧龙谷，可以指认小龙湫的源头。我攀上栏杆俯窥深谷，害同游的主人们吓了一跳。

下午我们就径去大龙湫，明知隆冬不能奢求水旺，也要去瞻仰那一跃一百九十七米的坠势。先是经过所谓剪刀峰，想象步移景换，变成玉兰花、啄木鸟、熊岩、桅杆峰、一帆峰，等等的幻象。终于抵达飞瀑注成的寒潭，只见一泓清浅，水光粼粼，可撑长筏。徐霞客第一次来时，正值初夏，“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但此刻，崖顶水势不大，落姿舒缓，先还成股，到了半途，就散成了白烟轻雾，全不负责，要等临到落地之前，才收拾拢来，洒出一阵纤纤雨脚，仍然能令冒雨戏水的季珊和陪伴的女孩子们兴奋尖叫。这镜头，咔嚓之间，全被国荣和日迁快手捉住。我避过瀑脚，施展壁虎功贴着瀑壁的深穴游走，直到路尽才停。日迁也跟下来。不料瀑布鼓动的险风阵阵也贴着穴壁袭来。我戴了毛线红帽，裹着厚实羽衣，仍不胜其瑟缩。

峰高嶂连，虽然是大晴天，暮色仍来得很快。整座湫谷一时只留下我们的跫音，此外万籁都歇。过了伏虎峰，我们一路踏着石径南行，只见千佛山并列的峰头接成迤逦不断的连嶂，屏于东天。晴艳的落照反映在岌岌的绝壁上，十分壮观，把我们的左颊都烘得暖融融的，那排场，好像雁荡山脉在列队说再见。

五

雁荡山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天下奇秀”之誉，号称“东南第一山”。从北雁荡、中雁荡、西雁荡到南雁荡，盘盘囷囷，郁郁磊磊，这一整座龙脉世家，嵯峨帝国，拱卫了昔日的永嘉，今日的温州，只开放东海之岸，让瓯江浩荡出海。只就北雁荡山而言，山水之错综复杂，景象之变幻无限，就已令古人题咏再三，犹叹其妙难穷。但是在一切旅游图册中，从未见提到晚明的王思任（1574—1646），实在可惜。此人也许不是徐霞客那样的大旅行家，但游兴之高，游记之妙，绝对也是古今罕见。他的文笔汪洋恣肆，匪夷所思，感兴之强烈，即使放在现代散文里，也可夸独特。在《小洋》一文中，他极言山高石密，溪流曲折，有“天为山欺，水求石放”之句。他的长文《雁荡山记》如此开篇：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山故怪石供，有紧无要，有文无理，有骨无肉，有筋无脉，有体无衣，俱出堆累雕錾之手。落海水不过二条，穿锁结织，如注锡流觞，去来袅脚下。昔西域罗汉诺拒那居震旦大海际，僧贯休作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之语。至宋时构宫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顶，见一大池，群雁家焉，遂以此传播。谢康乐称山水癖，守永嘉，绝不知有雁荡。沈存中以为当时陵谷土蔽，未经洗发。

第一句就很有趣，说此山是大地小时候的玩具，山中每一景都是捏面人所挑糖担子卖的糖制人物；不然就是开天辟地以前无以名之的巨人族，浩劫之前花园中的盆景之类。这两个比喻，前者以小喻大，后者以大喻小，奇想直追《格列佛游记》。“劫灰”一词尤其暗合雁荡山火山地质的身世。“落海水”一句应指余脉入海，形成外岛与港湾。“见一大池”句释雁荡山名由来。“康乐”指谢灵运封号。“存中”是沈括的字。王思任这篇游记，长三千八百余字，为古来罕见，至于想象之生动，文采之倜傥，更是可惊。直到文末，作者意犹未尽，又夸此山：“吾观灵峰之洞，白云之寨，即穷李思训数月之思，恐不能貌其胜。然非云而胡以胜也？云壮为雨，雨壮为瀑，酌水知源，助龙湫大观。他时无此洪沛力者，伊谁之臂哉。”隆冬入山，山犹此石，但水势不盛，瀑布溪涧的壮观，只能求之于古人的记游。我的温州主人们安慰我：夏天可以再来。

我对温州的年轻游伴们说：温州之名，在台湾绝不陌生，台北市南区的不少街道，久以温州及其所辖的县市命名，其中包括瑞安街和泰顺街。我有不少文坛、学府的朋友，都住在温州街的长巷岔弄。他如青田、丽水、龙泉、永康等街，也都取之于温州的近邻。至于散文大家琦君，名播两岸，更是温州自豪的乡亲。

温州人好客，美味的馄饨常温客肠。我为他们的文联盛会演讲，又去当地闻名的越秀中学访问。他们带我和我存母女先后参观了永昌堡、发绣、瓯绣、瓯塑。我特别向瓯绣的“省级大师”林缇致意，感谢她把我《乡愁》一诗的手迹刺成瓯绣。有一天他们特地带我去参观谢灵运遗址“池上楼”，凭吊“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千古名句，并承“博雅茶坊”主人伉俪接待，得以遍赏白糖双炊糕、灯盏糕、芙蓉糖、冻米糖之类的名点。

六

一月十五日，不拜山了，改去朝海。四十多座岛屿组成的洞头县，浮列在东海上等待我们。七座的休旅车上了“灵霓北堤”，车头朝向东南，以高速驶过茫茫的海面，一边与海争地，要填来扩充市区，一边插竿牵网，培育螺蛤之类，养殖海产。没料到海阔堤长，过了霓屿和状元坳，跨越了许多桥后，才抵达洞头岛。当地县政府的邱顾问带我们一行攀上陡峭的仙叠岩，俯眺东海。在苍茫的暮霭中，他向南指指点点，说对面近海的一脉长屿也叫“半屏山”，那方向正遥对台湾，“像和你们高雄的半屏山隔海呼应”。又说洞头县民会讲闽南话，原是福建的移民。此时岩高风急，浊浪连天，令人不胜天涯海角、岁末暮年之感。指顾之间，夕照已烘起晚霞，主人说不早了，便带大家回车，准备去市内晚餐。车随坡转，我恋恋回顾酣熟的落日，才一瞬间，咦，怎么日轮满满竟变成了月钩弯弯，缺了三分之二，唯有金辉不改。惊疑间，过了五秒钟才回过神来。“是日食！快停车！”大家一齐回头，都看见了，一时嗟叹连连，议论纷纷。这才想起，温州的报上已经有预告，说今天下午四点三十七分日环食会从云南瑞丽开始，而于四点五十九分在胶东半岛结束，至于大陆其他地区，则只能见到日偏食，甚至所谓“带食日落”。果然，在我们的车窗外，越过掩映的丛丛芦苇，几分钟后，那艳金带红的“日钩”就坠入暮色苍茫里去了。想此刻，月球上不管是神或是人，一定也眺见地球的“地食”了吧？

温州简称瓯，瓯江即由此入海。河口有大小三岛，最里面的最小，叫江心屿，隔水南望鹿城市区，北邻永嘉县界。王思任的游记《孤屿》说：“九斗山之城北，有江枕曰孤屿，谢康乐所朝夕也。屿去城百楫，东西两山贯耳，海潭注其间，故于山名孤屿，而于水又名中川。”临别温州前一日，伴我和妻女共登雁荡的主人，加上文联的曹凌云主席，又伴我们游岛。

天气依然晴艳，像维持了七日的奇迹。码头待渡，我们的眼神早已飞越寒潮，一遍遍扫掠过岛上的地势与塔影。最夺目的是左右遥对的东塔、西塔。左边的西塔就像常见的七层浮屠，但是东塔，咦，怎么顶上不尖，反而鼓鼓的有一圈黑影？日迁、国荣、美玲一伙七嘴八舌，争相解释，说那是早年英国人在塔旁建领事馆，嫌塔顶鸟群聒噪，竟把塔顶毁掉，不料仍有飞鸟衔来种子，结果断垣颓壁中却长出一棵榕树，成了一座怪塔。

登上江心屿，首先便攀上石级斜坡，去探东塔虚实。果然是座空塔，一眼就望穿了，幻觉古树老根，有一半是蟠在虚空。江心孤屿，老树还真不少。南岸有一棵，不，应该说一座老榕树，不但主干上分出许多巨柯，每一柯都霜皮铜骨，槎桠轮囷，可以独当一面，蔽荫半空，即连主干本身也不容三五人合抱，还攀附着粗比巨蟒的交错根条。园方特别在其四周架设铁栏围护。如果树而能言，则风翻树叶当如翻书页，该诉说南北朝以来有多少沧桑，诉说谢灵运、李白、杜甫，以迄文天祥如何在其浓荫下走过。园中还有棵香樟，主干已半仆在地上，根也裸露出半截，却不碍其抽枝发叶，历经千春。其侧特立木牌，说明估计高寿已逾一千三百年。

游园时另有一番惊喜，不，惊艳，真正的惊艳，因为她依偎在墙角，毫不招展弄姿，所以远见浑然不觉，要到近处才蓦然醒悟，是蜡梅！树身只高人三两尺，花发节上，相依颇密，排列三层，内层赧赧深紫，中层浅黄，外层辐射成鳞片，作椭圆形。傲对霜雪，愈冷愈艳，真是别树一帜的绝色佳人。我存凑近去细嗅，季珊近距去摄影。我也跟过去一亲芗泽，啊，何其矜持而又高贵，只淡淡地却又自给自足地轻放幽香。那香，轻易就俘虏了所有的鼻子与心。同游有人要我唱《乡愁四韵》，更有人低哼了起来。

岛上古迹很多，除江心寺外，尚有文信国公祠、浩然楼、谢公亭、澄鲜阁等。江心寺壁上有不少题词，王思任《孤屿》文中述及：“方丈中留高宗手书‘清辉’二字，懦夫乃有力笔。”我对文天祥祠最是低回，在他青袍坐姿的塑像前悲痛沉思，鞠躬而退。祠中凭吊忠臣的诗文不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乾隆年间秦瀛所写七律中的两联：“南渡山川余一旅，中原天地识三仁。誓登祖逖江边楫，愤激田横岛上人。”

谢灵运公认为山水诗起源，所咏山水如《登池上楼》、《游南亭》、《游赤石进帆海》、《晚出西射堂》等，多在温州一带；至于《登江中孤屿》一诗，描写的正是江心屿。但这些山水诗中，记游写景的分量不多，用典与议论却相杂，则不免病“隔”。因此像“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之句，已经难得。我常觉得，中国水墨画中对朝暾晚霞，水光潋滟，往往无能为力；西方风景画如印象派，反而要向中国古典诗中去寻求。

二〇一〇年二月

西湖怀古

接受了浙江大学的邀请，在清明节前六天由高雄直飞杭州，开始一周的访问。联络人是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江弱水教授。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弱水就以卞之琳先生弟子的身份和我通信，后来我又参加过他的博士论文评审。他写诗，也娴于诗学，有《古典诗的现代性》与《中西同步与位移》两书，可以印证其博涉与圆览。非但如此，他的小品文也写得风趣生动。去年五月他来台学术访问两月，事后出版了随笔集《陆客台湾》，对此行所见的世情与人物，正叙侧写，均有可观。

浙江大学的邀请，我很快就接受了，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联络人是弱水，此行一定会妥善安排，他的品位我当然放心。其次，我上回去杭州，是在二〇〇四年五月，先在同济和复旦两校演讲，然后由喻大翔教授陪我们夫妻去游杭州，那头也由弱水接待。不过比这一切更早的，是小时候住在南京，就曾随父母来过这风雅的钱塘古都。那时我究竟几岁，已不记得，倒是后来常听父母提起，总之这件事久成我孺慕的一幕。

但是我去杭州，另有一个动机，就是成全吾妻我存的寻根之旅。我存的父亲范赉先生，也就是我从未见面的岳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春天，因肺疾殁于四川的乐山。时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才三十九岁，留下哀伤而无助的三个女人，我存的外婆、母亲与八岁的我存，去面对不知该如何应变的国破家亡。后来的情形，只有在我存和她母亲的零星回忆和当年仅存的一本相簿里去拼凑梗概：她的父亲籍贯江苏武进，南京东南大学毕业，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浙大任教，抗战初期带家人一路逃难去大后方，终因肺病恶化而滞于乐山。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去四川大学访问，事后与我存专程南下乐山，凭着当年葬后留下的两张地图，想去按图索墓。毕竟事隔半个多世纪了，“再回头已百年身”，物是人非么，不但人非，抑且物非了，瞻峨门外，大渡河边，整座胡家山上早已变得沧桑难认，哪里找得到那个孤坟？

但是回过头来，浙江大学幸而犹在，不但犹在，而且校誉更隆，全国排名，长在前列。趁我前去访问，一定会发现可贵的资料，可助拼图。此意向弱水提出，他说那是当然。

三月三十日的黄昏，弱水在萧山机场接机，把我们安置在西湖北山路的“新新饭店”。七年前我们也是下榻这里，但这回住的却是别馆的“秋水山庄”，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报人史量才为爱妻沈秋水所筑的别墅。夜色苍茫，宽大的阳台上只见隔水的长堤，柳影不绝，灯光如练。我们果然置身杭州了。

次晨弱水和他的太太杨岭来带我们去游湖。这才发现，昨夜所见的柳堤原来是白堤，而所隔的烟水只是北里湖，还不是西湖的主湖。四人沿着北山路东行，弱水背湖仰面，为我们指点山上矗立的保俶塔。终于去到白堤东端的断桥残雪，弱水说，相传《白蛇传》中许仙就是在这里邂逅了白娘子。桥上有一木亭，匾书“云水光中”，十多年前简锦松游湖，见题词含有我名，曾摄影相赠。那天游客不少，更多晨运的市民，就在亭前相拥起舞，一片太平盛世气象。不知当年父母带我来游，是否也这般旖旎风光。杭州人得天独厚，传统特长，一道堤上有多少故事，一声橹里有多少兴亡，真令我不胜艳羡。去夏我和家人游佛罗伦萨，也不胜低回，但是杭州的风流儒雅，似乎更令我神往。苏堤与白堤，岳飞墓与秋瑾墓，灵隐寺与香积寺，雷峰塔与六和塔，这一切牵人心肠的地标，甚至是引人梦游的坐标，又何逊于佛罗伦萨与威尼斯？

正是春分已过，清明待来，柳曳翠烟，桃绽绛霞，令人不由想起袁宏道赞叹的“断桥至苏公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如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那天春晴料峭，日色淡薄，白堤上游人虽多，却无什么歌吹，近午时倒是令人有些出汗。天上不时可见老鹰盘旋，游人却不怎么在意，后来越飞越低，才发现是有人在堤上收线，原来竟是风筝。于是彩蝶翩翩，也会降落到女孩子手上来，我也接到一只，只有巴掌大小，竟能曼舞湖上的风云。这季节西湖的风势正好放风筝，否则不可能这样收放自如。

弱水说：“走累了吧，不如上船。”四人便上了一条白帆布棚遮顶的游船，相对而坐，游起湖来。船夫兴致很好，带有本地乡音的普通话也斯文亲切。记得他只是撑篙，并不摇桨，过了张岱的湖心亭，过了诗心禅意的三潭印月，把我们放在小瀛洲浒。小船再来接渡，就把我们撑回堤上去了。

这就是我三月底的杭州之行：西湖之缘虽得以续，也只能浅尝即止，步堤倚舷，不满一天。湖上风平浪静，岸上岁月悠悠，我的深心却不得安宁。那么长远的记忆啊，民族的，家族的，童年的，悲壮的，倜傥的，缠绵的，方寸的此心怎么容得下理得清呢？湖边一宿，别说杭州通判的“水光潋滟晴方好”了，就鉴湖女侠的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都令我客枕难安。

当天晚上，我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蒙民伟国际会议中心演讲，题目是《美感经验之互通──灵感从何而来》。我用不少投影来印证，讲了一个多小时。开场白就以我与杭州和浙大的因缘切入，说明小时候就随父母来过此城，又说不但杭州是我存的出生地，而且浙大是我岳父任教的学府。六百多师生报以热烈掌声。由于听众太挤，向隅的百多位只能另辟一室以屏幕听取。所以我事先还特别去另室致意一番。

我的讲座是以“东方论坛”的名义举行，并由罗卫东副校长主持，胡志毅教授介绍。讲前有一简短仪式，把客座教授的聘书颁赠给我。这么一来，我不是有幸成为岳父范赉教授的同仁了吗？

更高兴的，是浙大事先已搜到有关我岳父的资料，也在那场合一并相赠。我存的寻根之旅遂不虚此行了。根据那些信史，我岳父短暂的一生乃有了这样的轮廓：

范赉，字肖岩，江苏武进人，一九〇〇年出生。东南大学毕业，留学法国，卒业于巴黎大学理科植物系。一九二八年起任教于浙江大学，为农学院园艺副教授，每月薪资由一百六十大洋调整为二百四十大洋。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曾代园艺系主任。长女我存一九三一年生于杭州刀茅巷。当时浙大的农艺场、园艺场、林场、植物园等占地多达七千多亩。范教授带学生临场生物实习，曾远至舟山群岛东北端的小岛嵊山。

二〇一一年八月

故国神游

五月中旬去西安讲学。那是我第一次去陕西，当然也是首访西安，对那千年古都神往既久，当然也有莫大的期待。结果几乎扑了一个空，当然那是我自己浅薄，去投的又是如此深厚的传统，加以为期不满五天，又有两场演讲、一场活动，所以知之既少，入之又浅，谈不上有何心得。“五日京兆”吗？从西周、西汉、西晋一直到隋唐，从镐京、咸阳、渭城到长安，其中历经变化，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都得说上半天。自宋以来，其帝国之光彩就已渐渐失色，所以轮到贾平凹来写《老西安》一书时，他的副题干脆就叫作“废都斜阳”了。

从头到尾，今日西安市中心的主要景点，例如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等，都过门而未入。倒是听西安人说，钟楼与鼓楼正是成语“晨钟暮鼓”之所由，而古人买东西得跑去东大街和西大街，因此而有“买东西”一词。最令我感动的是，西安还有一处“燕国志士荆轲墓”。矛盾的是，我对这古都虽然所知不多，所见更少，可是所感所思却很深。这么多年，我虽然一步也未踏过斯土，可是自作多情地却写过好几首诗，以长安为背景或现场。

我在西安的一场演讲就叫作“诗与长安”：前面一小半多引古人之作，例如李白的《忆秦娥》、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世说新语》日近长安远之说。

后面的大半场就引到我自己所写涉及长安的诗，一共七首，依次是《秦俑》、《寻李白》、《飞碟之夜》、《昭君》、《盲丐》、《飞将军》、《刺秦王》。我用光碟投影，一路说明并朗诵。《秦俑》颇长，从古西安说到西安事变，从桃花源说到十二尊金人和徐福的六千童男女；中间引入《诗经·秦风》四句，我就曼声吟诵出来，颇有立体效果。《寻李白》有赞谪仙三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漱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入选许多选集。《飞碟之夜》用科幻小说笔法想象安禄山的飞碟部队如何占领长安。《昭君》讽刺，卫青与霍去病都无法达成的事，竟要弱女子去承担。《盲丐》写我自己在美国远怀汉唐盛世的苦心，结尾有这样两句：“一枝箫哭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飞将军》为汉朝的名将李广抱不平，其事皆取自《史记》。《刺秦王》也本于《史记》，但叙事则始于荆轲谋刺失败，伤重倚柱时的感慨。这些事，凡中国的读书人都应知道，而这些诗，凡中国的心灵都会共鸣。行知学院礼堂上坐满的二千五百人，虽欠空调，却无人离席。

另一场演讲在西安美术学院，题为“诗与美学”，情况也差不多。更值得一记的，是该校活泼的校风与可观的校园。在会议室与长廊上，一排排黑白的人像照吸引我左顾右盼，屡屡停步，只因照中人都有美学甚至文化的地位，就我匆匆一瞥的印象，至少包含蔡元培、陈寅恪、鲁迅、胡适、徐悲鸿、朱光潜、梁思成、林徽因、蔡威廉（蔡元培之女）、林文铮（蔡元培女婿，杭州艺专教务长）；外国人之中还有法兰克福学派主角的哲学家马尔库塞。

至于校园何以特别可观，也只消一瞥就立可断定。远处纵目，只见一排排一丛丛直立的方尖石体，高低参差，平均与人相等，瞬间印象又像碑林，又像陶俑。其实都不是，主人笑说，而是“拴马桩”。走近去看，才发现那些削方石体，雕纹或粗或细，顶上都踞着、栖着、蹲着、跪着一座雕品，踞者许是雄狮，栖者许是猛禽，蹲者许是圉人，跪者许是奴仆，更有奴仆或守卫之类跨在狮背，千奇百怪，难以缕陈。人物的体态、面貌、表情又不同于秦兵的陶俑，该多是胡人吧，唐三彩牵马的胡圉正是如此。主人说这些拴马桩多半来自渭北的农庄。看今日西安市地图，西北郊外汉长安旧址就有罗家寨、马家寨、雷家寨等六七个寨，说不定就来自那些庄宅；当然，客栈、酒家、衙门前面也需要这些吧。正遐想间，主人又说，那边还有不少可看，校园里有好几千桩。我们夫妻那天真是大开眼界，这和江南水乡处处是桥与船大不相同。

我去西安，除了讲学之外，还参加了一个活动，经“粥会”会长陆炳文先生之介，认识了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后人。右老是陕西三原县人，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后来成了国民党党国大老，但在文化界更以书法大师久享盛誉。他是长我半个世纪的前辈，但是同在台湾，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从未得识耆宿。我更没有想到，海峡两岸对峙，尽管历经反右与“文革”的重大变化，陕西人对这位远隔的乡贤始终血浓于水，保持着敬爱与怀念。因此早在二〇〇二年，复建于右任故居的工作已在西安展开，七年后正值他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终于及时落成。

右老乃现代书法大家，关中草圣，原与书法外行的我难有联想。但是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台所写怀乡之诗颇为陕西乡亲所重。有心人联想到我的《乡愁》一诗，竟然安排了一个下午，就在“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内，举办“忆长安话乡愁”雅集，由西安文坛与乐界的名流朗诵并演唱右老与我的诗作共二十首。盛会由右老侄孙于大方、于大平策划，我们夫妻得以认识右老的许多晚辈，更品尝了于府精美的厨艺，领略了右老曾孙辈的纯真与礼貌。

对这位前辈，我曾凑过一副对联：“遗墨淋漓长在壁，美髯倜傥似当风。”为了要写西安之行，我读了贾平凹的《老西安》一书。像贾平凹这样的当代名家，我本来以为不会提到意识对立而且已故多年的右老。不料他说于右任曾跑遍关中搜寻石碑，几乎搜尽了陕西的魏晋石碑，并“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他又说：“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最后他说：“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

贾平凹这本《老西安》写得自然而又深入，显示作者真是性情中人。书中还有这么一段，很值得玩味：“毛主席在陕北生活了十三年，新中国成立后却从未再回陕西，甚至只字未提过延安。这让陕西人很没了面子。”我在西安不过几天，偏偏碰上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纪念，不但当地有纪念的活动，北京的《诗刊》也发表了特辑。

西安之行，虽然无缘遍访古迹，甚至走马看花都说不上，幸而还去了一趟“西安博物院”，稍稍解了“恨古人吾不见”之憾。博物院面积颇广，由博物馆、荐福寺、小雁塔三者组成。我存十多年前已来过西安，这次陪我同来，也未能畅览她想看的文物，好在我们还是在此博物馆中流连了近一小时。秦朝的瓦当、西汉的鎏金铜钟、唐朝的三彩腾空骑马胡人俑、鎏金走龙等，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怀古之情与美感。我存在高雄市美术馆担任导览义工已有十六年，去年还获得“文建会”的服务奖章。她对古文物，尤其是古玉，所知颇多，并不太需要他人解释，几次开口之后，内地的导览也知道遇见内行了。

另外一件事，她就不陪我了。先是在开花的石榴树荫下，我们仰见了逼在半空的小雁塔，我立刻决定要攀登绝顶。导游是一位很帅气的青年，他说，很抱歉，规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几乎无塔不登，两年前我在佛罗伦萨登过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和觉陀钟楼都比眼前这小雁塔高，我怎么能拒绝唐代风云的号召呢？于是我对导游说，何妨先陪我爬到第三层，如果见我余勇可贾，就让我一路仰攻到顶如何。他答应了，就和炳文陪我登上第三层，见我并无异状，索性让我放步登高。一层比一层的内壁缩紧，到了十层以上，里面的空间便逼人愈甚，由不得登高客不缩头缩颈，收肘弓腰，谦卑起来。同时塔外的风景也不断地匍匐下去。这时，也没人能够分神去扶别人了。如是螺旋自拔，不让土地公在后拽腿，终于钻到了塔顶。全西安都在脚底了。足之所苦，目之所乐，登高三昧，不过如此。我总相信，登高眺远，等于向神明报到，用意是总算向八荒九垓前朝远代致敬过了。诸公登慈恩寺塔之盛事，不能与杜甫、岑参同步，也算是虚应了故事，写起游记来至少踏实得多。

导游历史熟稔，谈吐不凡，看得出胸怀大志，有先忧后乐的气概，令我油然想到定庵的警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问其姓名，答曰“继伟”。我对他说：“将来我还会听见你的名字。”

这次去西安，错过的名胜古迹太多，只能寄望于他日。但是其中竟有一处平白错过，尤其令我不释。那就是在唐诗中屡次出现的“乐游原”。最奇怪的是：每次我向西安人提起，反应总是漠然，不是根本不知其处，就是知有其处却不在乎。也有人说，这地方有是有，还在那儿，可是你去不了。

李白的词《忆秦娥》，后半阕云：“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赞其后两句，曾说：“寥寥八字，关尽千古登临之口。”此地所谓“登临”，登的是乐游原，临的是汉家陵阙。杜甫七古《乐游园歌》咏当时长安士女春秋佳节登临之盛，前四句是：“乐游古园翠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亟言其地势之高，视域之广。诗末两句则是：“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能够让人“独立苍茫”当然是登临胜地。

到了晚唐，又有一对伤心人，也是李、杜，来此登高怀古。李商隐的《乐游原》非常有名：“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杜牧有两首七绝咏及其地，《登乐游原》说：“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另一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又说：“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前引盛唐与晚唐各有李、杜吟咏其地。乐游原在长安东南，诗人登高所望，都是朝西北，那方向不论是汉朝的五陵或唐朝的五陵，都令人怀古伤今，诗情与史感余韵不绝。初唐的王勃有《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接字》一诗，因为是春游，而大唐帝国正值发轫，就没有李、杜甚至陈子昂俯仰古今之叹。

我去西安，受了李、杜的召引，满心以为可以一登古原，西吊唐魂汉魄，印证自己从小吟诵唐诗的情怀。结果扑了一个空。西安的主人见我不甘死心，某夜当真为我驱车，不是去登古原，而是到西安东南郊外，一处上山坡道的起点，昏暗的街灯下但见铁闸深闭，其上有一告示木牌，潦草的字体大书“西安乐游原”。如此而已，更无其他。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