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出人意料的二等兵

我们既然把靡菲斯特看作独特的个体，就必须把它视为比浮士德的另一个（不够重要的）自我更为丰富的形象……我们还需把它从浮士德的阴影里提出来，让它与它的对手或伙伴比肩而立……更有目的性地发展自我，才能最终抵达超人之路。

——弗里茨·克雷默《靡菲斯托费勒斯与浮士德的协议》，1926年

政治领域跟其他任何人类活动领域一样，性格、价值和信仰至少与其他可以粗略说成“经济”的因素同等重要。我报复性地想，如果认为现实世界几乎是由“工资”、“原材料”和“工业生产”构成的，那是何等痛快的事啊！

——弗里茨·克雷默，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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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11日，飞行员出身的政客查尔斯·林德伯格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发表演说，指责“美国犹太人鼓动战争”。

1927年，林德伯格独自驾驶飞机一口气从纽约飞到巴黎，没过多久便成为美国尽人皆知的名人。到1941年，他已成为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很多人强烈要求美国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反对者中影响力最大的。他声称，“鼓动战争是不应当的”。

美国的犹太人应该千方百计反对美国参加“二战”，因为他们会是最早受战争影响的人。

宽容是一种有赖于和平与力量的美德。历史表明宽容无法战胜战争和毁灭。少数几位有远见的犹太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站出来反对战争。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在于，他们在美国的电影、媒体、广播和政府部门有很大一部分所有权，影响也很大。

林德伯格最后说道：“犹太人的领导人出于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却不明智的理由，出于非美国人的理由，希望我们卷入战争……我们不能容忍其他民族天生的激情与偏见导致美国走向毁灭。”

说完这番话不到三个月，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上述以及其他主张美国中立的观点顷刻间荡然无存。

年轻的基辛格自然不在林德伯格所说的“鼓动战争”的犹太人之列。“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到纽约时，“我正在橄榄球赛现场……观看纽约巨人队和布鲁克林道奇队打比赛，那时原本只有棒球队的道奇队已经成立了橄榄球队。那是我看的第一次职业球赛……看完比赛出来见到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头版新闻就是珍珠港遭袭。还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儿”。此时基辛格已经在纽约城市大学念书，长期以来那些在学术上有远大抱负的移民都喜欢入读这所学校。基辛格从家坐地铁只要20分钟就到了。他学习成绩好，几乎门门优秀（滑稽的是，只有历史一门是良好）。课余他喜欢看美式足球或棒球比赛，也在乔治·华盛顿桥下的网球场打网球。会计生涯似乎在召唤他。

然而，这位勤奋的学生非常清楚战争即将来临。华盛顿高地的德国犹太难民一直在焦虑地关注欧洲事态的发展，至少有一条：许多家庭，包括基辛格一家，还有亲戚在德国。事实根本不像林德伯格说的那样，华盛顿高地“鼓动战争”的犹太人寥寥无几。然而，战争爆发对这些难民而言反倒是一种解脱，并且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指责犹太人的利益跟美国国家利益不符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基辛格一家所在的犹太教堂出版的月刊引用了《耶利米书》29章7节中的一段话：“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按布罗伊尔拉比的话说：“在这庄严的时刻，不仅仅是深深的感激之情驱使我们行使自己的职责……这个国家的幸福和未来与我们犹太人的幸福和未来是密切相连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基辛格还有其他约9 500名德国犹太难民就一定要穿上美军的制服征伐自己的祖国。1940年6月，国会通过《外国人登记法案》，对出生于德国但尚未归化的美国居民提出一系列限制。其中一条是不得参军。这就造成一种矛盾，因为《选择性训练和兵役法》要求所有21～36岁的男性美国居民有义务当兵。直到1942年3月才出台的《“二战”权力法》加快了归化进程，允许在部队光荣服役至少三个月的“敌方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直到第二年11月征兵年龄降到18岁，基辛格才够资格参军。即便参了军，在德国出生的“应召士兵”能做的工作也有限。事实上，基辛格的弟弟沃尔特就因为德国人身份而被调出第26步兵师并被派到太平洋战区。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外号“野蛮的比尔”）要说服美国军方在德国出生的士兵具备作战部队“急需的特殊资质”尚需时日。

共有50万左右的犹太人当兵打仗，其中35 000人牺牲。犹太难民的参军比例比全国平均数略高。既然美国参加了“二战”，这些犹太士兵就带有一种独特的双重动机。一位难民士兵说：“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被迫离开祖国，所以比起那些还没有遭受希特勒迫害的一般美国人，我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把希特勒好好揍一顿。”这些士兵“盲目跟随长官，稀里糊涂地打仗。所有人不仅是为美国作战，而且是为犹太人永恒的权利作战……其中包括宗教自由权，即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宗教”。然而，下面我们将看到，军队生活的现实似乎是刻意捉弄人，这些崇高的情感追求只能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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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刚满19岁不久便接到了入伍通知书。这位心事重重的青年难民现在是一个好学的纽约人，跟安纳利斯·弗莱舍尔（这是一位朴实的纽约姑娘，她父母同意他俩交往）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似乎命中注定要在华盛顿高地当一名会计，默默无闻、清清白白地过一辈子。历史再次插了一手。1943年2月中旬，家人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冰岛酒家为基辛格饯行，然后他受命乘坐火车前往克罗夫特营。军营在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以南5英里，面积很大，设有营房和靶场，可一次性容纳多达两万名士兵，让他们进行基本训练。到了营地，基辛格将自己的所见告诉了弟弟，那些人完全没有礼貌，“把他推来搡去的，给他打防疫针，让他报数、立正”。接下来的17个星期他任由带队的中尉宰割，越来越恨那个中尉，“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恨，可能也没什么真正的理由”。6月19日，基辛格熬过三个月的基本训练，成为一名归化的美国公民。他举起右手，念出以下誓言：

我宣誓……我完全和彻底地断绝并放弃对我迄今为止所隶属（或作为其公民）的任何外国王子、君主、国家、主权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效忠和忠诚；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我将信念坚定，忠诚不渝；我自愿承担这一义务，毫无保留，绝不逃避。因此，请上帝帮助我！

现在基辛格成了一名美国兵。

克罗夫特营和全都是犹太人、很少跟外界打交道的华盛顿高地可谓大相径庭。理论上讲士兵们享有宗教自由，但实际上，正统犹太教徒理应遵守的教规教习很少有人关注。部队有意把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安排在一起生活。只是因为非裔美国人依然遭到隔离，所以部队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综合性学校。但是新兵学习的不仅是训练和打靶，还有赌博、喝酒、嫖娼这些普通美国士兵最爱的事。如何度过新兵基本训练期？基辛格给弟弟提出了坦率的忠告，一看便知：

睁大眼睛，竖起耳朵，闭上嘴巴……

任何时候只站中间，因为纠错都从队尾开始。任何时候都不要惹人注意，只要他们不认识你，就不会找你的碴儿。因此千万要压制你的本性，不要挤到最前排……

你一定会在这里碰到一些人渣，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不要赌博！人堆里总会有那么几个职业骗子，他们会让你输个精光。不要借钱给别人，这对你没有一丁点儿好处。借钱容易讨钱难，结果是连朋友也做不成。不要逛妓院。你我都爱女色，但是我不会想去碰那些一身梅毒、成天围着兵营跑的肮脏女人……

我俩有时不大合得来，但是我猜你和我一样知道，在“紧急关头”我们可以彼此信赖。现在我们就处于紧急关头。

一些犹太士兵尽最大努力遵守教规，即便在新兵训练营也不例外。然而，对其他人来说，“美国人吃汉堡”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当然，在克罗夫特营这种地方，侮辱人的反犹话语随处可闻。但是另一名犹太士兵、小说家诺曼·梅勒发现，部队里什么人都有，几乎每个人的民族或种族都会遭到辱骂：犹太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波兰人。而且，按照官方的说法，在部队里反犹太主义是违法的，部队倡导美国为“犹太基督教”价值而战的理念。无论如何，对从未到过南方的北方新兵来说，克罗夫特这样的兵营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偏见世界。纽约来的一名出生在外国的新兵听到一些南方人叫他“他妈的北方佬”时，很是惊讶。另一名士兵回忆：

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有犹太教徒。有些基本上是大字不识的南方老农。其他人，我指那些学生，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些都快大学毕业了……部队把这些人全都一锅煮，即便是……话多的书呆子。你的家庭观念是什么根本没关系。这是一个新世界，有新的标准……评价你的只有一个主要标准，即关键时刻你能不能顶上去。

有一个方面犹太人表现得很突出，即便他们不严守教规。大部分的“书呆子”都是犹太人，在每个新兵参加的陆军普通分类测试中，犹太士兵的成绩远远高于平均成绩。这关系重大，因为凡是得分在110分以上的士兵都有资格获得部队中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机会之一：（加入）陆军特训计划。出台该计划出于三点考虑：增加未来军官储备；增加部队技术专家人数；避免大学因为征兵而在财务上大伤元气。该计划于1942年12月出台，选派学习好的士兵到全美各地的大学学习强化课程，如工程学、外语、医学、牙医学、兽医学等受部队重视的课程。学三个学期，每学期12周，学期与学期之间仅隔一周，相当于学完大学一年半的课程。到1943年12月，有大约30万所谓的“会考试的孩子”在全美各地的400所大学、学院学习，74 000人学的是基础工程学，15 000人学的是高级工程学。基辛格是其中一员，他弟弟也是。

对那些入选的学员来说，被特训计划挑中无异于进了天堂，既可免受基本训练之苦，也不会作为步兵替补随时被送到前线打仗。这些“会考试的孩子”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一凌晨一点不用上课，那些学校离家近的人就可以走亲访友。比起兵营，大学里的食宿“离天堂仅一步之遥——饭菜都是用不锈钢托盘盛装，冷牛奶可以尽情地喝，宿舍里的床上用品干干净净”。的确，课业很紧张，那些课程都是高度压缩的，前两个学期有近1/5的人退学。不过学习高强度的工程课还是要比另一种选择好多了，于是有了这么一首歌（配乐为《我的邦尼在海洋》）：

啊，妈妈，请取下您亲手缝的军属旗，

您的儿子进入了陆军特训计划。

他不会受伤，因为用的是计算尺，

所以您永远都不用缝制金星。

他不过是个穿卡其布军装的爱玩的大学生，

最多算童子军而不能算战士。

所以，妈妈，请取下我们家的军属旗，

您的儿子进入了特训计划。

空军可能会夺得所有的荣誉。

步兵会展示所有的勇气。

但等着吧，我们会跟您讲我们的故事，

我们根本没有打仗，我们是坐着学习。

半年前，我们都是战士，

以为会出国打那些日本鬼子，

现在部队只是一个模糊的回忆，

因为我们都在特训计划中学习。

啊，当战争平息，

孙子们坐在我们的腿上要听故事，

我们会满脸通红地说起，

我们的战斗就只是在特训计划中学习。

这个计划的标志是一盏燃着的油灯，它也得了一个绰号：“闪光的夜壶”。

基辛格毫无怨言。他通过了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的进一步审查，有幸被派到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的一所名为拉斐特的文理学院学习工程学。学校始建于19世纪，环境优雅，离纽约才80多英里，可以回家和家人、女朋友度周末。室友兼同学的查尔斯·科伊尔还清晰地记得跟年轻的基辛格一起生活的情景。他后来回忆道：“所有的‘常规’课程他学起来都从容不迫，然后热衷于整理零碎的新思想。他似乎不大关心老师在讲什么，更专注于他们打算表达什么。”即便是按照特训计划的标准，基辛格的书生气也特别重。但是科伊尔印象最深的还是基辛格极其主动的读书风格。

我的一半时间都用在磕磕碰碰地看那些被他吃透了的书，另一半时间则用在对他那极为灵活的大脑表示敬畏……他不是读书，是吃书，用眼睛吃，用手指吃，边吃边在椅子上、床上扭动，还嘟嘟囔囔地批评着。他无精打采地低头看书，突然间会气愤地喊出一句德语口音的“狗屁！”，把作者的论证痛骂一番。随后就开始撕书，边撕边骂，弄懂书中的意思……他学什么像什么，学单词、学发音都非常到位，我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听到他发脾气的时候居然会在脏字眼上加“–ing”这个音节，感到特别新鲜……这家伙太聪明、脑子太好使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要知道我们都是被精心挑出来的聪明人啊！他常常走进套房的客厅，我们三四个人正在聊天，很可能是聊关于性的话题。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书，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看着玩儿！

基辛格学习认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军容不整。

谁都不像他那样衣衫不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滑稽”。任何军装不修改、不裁剪的话谁穿都不合身，但基辛格从来都没想过要修改或裁剪。对他而言，穿军装就是一场闹剧。他穿军装倒是比我快，但总把衣服穿反，每次穿反的状况还不一样。视察的时候，无论是谁从他身边走过都能发现他衣服上的某样东西需要整饬。

但是基辛格去拉斐特学院深造不是要加入仪仗队。1943年10月正式入伍到1944年4月，他学了12门课，包括化学、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和军事科学。分数大多在80分到95分之间，化学是满分100分，数学比较差，只有72分。他的物理老师写道：“基辛格先生无疑是我教过的所有班级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脑子很聪明，所有功课都能主动学习，每天上课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布置的作业全部完成，还常常做一些规定之外的作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如果需要学生反应迅速，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善于分析问题，具有探究精神，我自然认为基辛格先生是佼佼者。”可惜，部队里准备安排他做的不是这种工作。

事实上，部队一旦需要增加作战人力，特训计划就很容易受影响，到1943年年底，国会确定部队总人数为7 700 000人的时候，这种需要就提高了。陆军地面部队主将莱斯利·麦克奈尔一直怀疑（这种怀疑是错误的）念大学能否显著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在他看来，问题不是士兵缺乏技能，而是部队缺乏新兵，尤其是国会通过了特别慷慨的延期入伍规定，为了就业把征兵人数减少了500万。最终，陆军部部长亨利·L．史汀生屈服于将军们的压力，于1944年2月18日宣布收紧特训计划。80％的“会考试的孩子”最后接到命令回部队当步兵。

这就是美国部队素来为人所诟病的那种违背逻辑的混乱。10多万的士兵因为智力过人被选拔出来，他们花费好几个月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在这段时期他们错过了提拔的机会。现在又要他们回部队，全然不管他们天生的聪明或者刚学到的技能。这帮“会学习的孩子”痛苦地唱道：“把你的计量尺扔进大海，齐步前进吧，上船离开。”该计划设在胡德营的基本训练中心的名字也被人调侃，被人说成是代表了“一切都被国会打个稀巴烂”。说汉语的被派到欧洲，说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其中有基辛格的弟弟沃尔特）被派到亚洲。更糟糕的是，动不动就有人辱骂回部队的这些“会学习的孩子”是“童子军”，还有更难听的，骂他们是“大学傻蛋”。因为这么多特训队员被派去当步兵，一位批评家半开玩笑地说，不知道“搁置特训计划是不是一个阴谋，要把美国最聪明的人安排到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去了那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打死”。一位新政策的受害者后来回忆道：“为什么我们要把部队里最聪明的人挑出来扔到绞肉机里，那里伤亡最惨重啊！”查尔斯·科伊尔回忆，当消息传到拉斐特学院说“我们全都要被送到步兵师当二等兵，大伙儿全都大叫起来，唉声叹气，基辛格又是用他特有的方式骂脏话，加后缀”。避免被送进绞肉机的唯一办法是改学医，因为部队仍然认为需要培养更多医生。基辛格参加了考试，但唯一的指标给了伦纳德·魏斯，不过基辛格后来承认，幸好他们“没让我当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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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本营跟拉斐特学院迥然不同，营房都是怪里怪气的四方形，图书馆是用木板搭建的。营地位于森林山市以北的乡村，那里地势平坦，气候炎热。营地中全都是一排排沥青纸棚屋，每间屋子摆放了24张双层床。夏天闷热难耐，棚屋的窗户很小，不透气。从1943年11月起，这就是第84步兵师所在地，基辛格和2 800名原特训计划的学员就被安置在这里。这支部队有个绰号叫“劈木头的”，一听就知道不是很需要有知识的人。基辛格和那些会学习的同学坐了好长时间火车才抵达营地，一路上思考着命运的大逆转。一位特训计划学员唐纳德·爱德华兹回忆，火车抵达克莱本营时有军乐队奏乐欢迎。有一位新兵嘟囔：“我看还不如奏哀乐得了！”昔日学校的高才生如今又变成庞大的美军机器里的小齿轮了。

美军在欧洲战区投放了45个师，第84师是其中之一。一个师共有约14 000名士兵，分3个团，每个团3 000人，外加师属炮兵。一个团又分3个营，每个营约850人，一个营下面有5个连，每个连有4个排，一个排有3个班，每班12人。经过六周的加速基本训练，二等兵亨利·基辛格，编号32816775，被派到第335步兵团2营G连。他现在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名步兵，一名小兵。

拉斐特学院的生活有多轻松，克莱本营的生活就有多艰苦。有时候要急行军，“必须行军9英里，时间为一小时多一点点”。有时候要“徒步行军25英里，背着装得满满的背包”。那时“水都有配额”，每人全天只有一壶水。另外，还有“野外问题”，夜晚要在有蛇出没的沼泽地搭帐篷露营。两栖作战之前有游泳训练，还有跳伞训练。很多时候还要做一些无聊的事，比如把新步枪上的棕色润滑油擦干，把自己的军队编号刻在行李袋、头盔和皮靴上。最近的大城市亚历山德里亚有一些娱乐场所，比如酒吧（士兵们经常在酒吧打架），还有妓院（很多士兵在妓院里染上了性病）。更靠近营区的是“满是可恶的破棚屋的新兴小镇”。

基辛格后来回忆：“我们步兵师成员主要是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孩子，是地道的美国中部地区人。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些人。当兵的一大收获就是感到自己像个美国人。”事实上，有些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贾”，就因为他有德国口音。但是他担任连队教导员，每周给士兵们讲一次“战争当前的形势”，人缘很好。查尔斯·科伊尔回忆：“他能够把每天、每周的各种新闻搜集起来，尽管当中有矛盾的地方、叫人看不懂的地方，但他都会跟我们讲自己是如何理解的，讲过之后我们每个人……就会对第二天要发生的事多一点儿把握……我们都说基辛格是唯一比《时代》周刊眼光长远的人……而且他的意见都是具有建设性的。”科伊尔回忆，这个书呆子已经知道了以幽默作为防御手段的价值。“他特别聪明，从不跟人动手。他总是耐心地跟那些山里来的孩子讲道理，后来他们都喜欢上了他。有时他嘲讽部队，有时他嘲讽自己，有时也会嘲讽某些士兵，但嘲讽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这是一种典型的纽约式幽默。”

然而，有时基辛格需要听别人讲。大多数的部队讲话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让听众昏昏欲睡。但有一天却是个例外。讲话的人叫弗里茨·克雷默，他跟基辛格一样生长在德国，也只是个二等兵。但是他，用他的顶头上司的话说，是一个“很出人意料的‘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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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后来说弗里茨·克雷默“是我成长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把他称作基辛格这个浮士德的靡菲斯托费勒斯。自然，克雷默很熟悉歌德的这部戏剧，他17岁就写过一篇有关它的很有见地的文章。弗里茨·古斯塔夫·安东·克雷默1908年生于工业城市埃森，父亲是位律师，胸怀大志，母亲是一位富有的化工品制造商的女儿。弗里茨小时候体弱多病，虽然上了学，但有4年是在家请家教度过的。他也是家庭破裂的受害者，那时候家庭破裂的现象还很少见。父亲在法律界步步高升，做到了哈根的检察官，后来又到科布伦茨当检察官。母亲则在法兰克福市外的山区为“困难生”建了一所寄宿学校。

克雷默大基辛格15岁，他的未成年时期恰逢世界风云变幻，先是“一战”和十月革命，后来又赶上魏玛共和国建立。他逐渐认识到战争“摧毁了一切基石：生命、制度、价值和信仰。他清晰地记得战役、封锁、饥饿、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德国皇帝的政变、《凡尔赛条约》、法国占领莱茵兰地区、家中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贫如洗、德国街头革命等”。对许多克雷默这一代的中产阶级德国人来说，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以上种种事件，希特勒才成为魅力十足的德国“救世主”。但是克雷默不是一般人。他出国留过学，先是在日内瓦，后来到伦敦经济学院，最后去了罗马。他太太是瑞典人。他既讨厌社会主义，又讨厌法西斯主义，信仰保守主义是那种有时等于自我嘲讽的保守主义。17岁起他就戴单片眼镜（“要帮助那只视力好的眼睛……所以另一只视力差的眼睛必须更卖力”），习惯穿马裤和及膝的马靴。但是他的保守主义与众不同，跟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保守主义区别很大。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德国国家人民党继承了威廉保守党的衣钵，但后来人民党被纳粹轻易吞并。

彼得·德鲁克，这位未来的管理“大师”，首次见到克雷默是在1929年，当时两人都在法兰克福上学。4月的某一天，天气寒冷，德鲁克在美因河边散步，惊讶地发现河上有条单人皮艇，上面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人，身上就一条单薄的游泳裤，一条宽黑丝带上挂着个单片眼镜……奋力逆流划行”，在他划船的时候，一面曾经的德意志帝国海军（那时已不复存在）的红黑白三色旗在风中飘舞。他的鼻子又大又尖，呈三角形，呈现在脸上就像是一片船帆，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巴，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石板灰眼睛，这一形象让德鲁克既想到猎犬，又想到森林狼。因为克雷默长得像腓特烈大帝，亦崇拜腓特烈大帝，同学们都称他为“年轻的弗里茨”。“克雷默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是俾斯麦时期以前的路德教、斯巴达人的那种旧式普鲁士君主主义者……既反对纳粹卐字饰背后隐藏的丑陋和野蛮，也反对‘德国老好人’那种善良、体面而又软弱、胆小的自由主义”。当时还不满21岁的克雷默曾告诉德鲁克，他“今生只有两个志向：一是要当军队总参谋长顾问；二是要当一名伟大的外交部部长的政治导师”。德鲁克问他为什么不想自己当一名伟大的外交部部长。他回答说：“我擅长思考，不擅长行动……我不习惯聚光灯，不会演讲。”

克雷默从来都是一个精英，更确切地说，是道德贵族，他像尼采一样鄙视民粹政治的粗俗，但也同样厌恶那些他眼中“精明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被他的言论或个性化的着装所蒙骗。他晚年逐渐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幕后操纵者，既有几分像列奥·施特劳斯，又有几分像奇爱博士。但是克雷默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的学术训练领域实际上是国际法，而一个正统的普鲁士保守派似乎根本不可能去研究这个领域。在日内瓦，他师从国际法权威尤金·博雷尔和学者、外交家威廉·E．拉帕德。拉帕德帮助说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把国际联盟总部设在日内瓦，并出任国联授权部部长。克雷默在伦敦学习期间，教过他的教授有曾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助理的菲利普·诺尔·贝克、（与赫尔施·劳特派特一同）创办了《国际法年摘》，后来成为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的阿诺德·麦克奈尔。最后，在法兰克福，克雷默又师从国际法领域的德国顶尖专家卡尔·施特鲁普。在施特鲁普的指导下，克雷默撰写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联盟条约》、《国际联盟盟约》与《洛迦诺公约》之间的关系”。论文于1932年发表，对我们了解克雷默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克雷默的核心观点是《国际联盟盟约》和《洛迦诺公约》（以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与法国在战后和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建立防御联盟的路线是矛盾的。尤其是《法国联盟条约》与《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相悖，该条文要求签约国“面对外来侵略时，尊重并保护所有联盟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政治独立”。克雷默认为，该条款不仅使得双边防御联盟变得多余，而且使法国的“联盟体系”给德国（更不要说匈牙利）带来了“永久性的”“普遍的政治压力”，极大地、令人难以容忍地限制了其活动自由。因此它构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联盟中的联盟”。这个观点有三个地方引人注目。首先是它的历史性：论文有近一半的内容是分析1914年以前的欧洲联盟体系。其次，它明确区分了权力与法律，例如克雷默直言不讳地断言，“显然，英国1914年参战不是因为比利时，而是因为它是法国的盟国”。克雷默跟他的导师施特鲁普一样，认为无论如何正式声明互惠防御协议的有效性，实际上只有当它表明两国会对共同敌国采取联合行动时，这种关系才有意义。这种协议的存在本身就增加了战争危险。文中有一段很重要，克雷默警告人们不要忘记“既然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的前提是杜绝对立政治势力的自由行动、终止权力平衡，那该国势必会成为享有这种安全的霸权国，因此所有其他国家就不会安全”。

因此，克雷默像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拒绝1918年后由协议体系建立的国际秩序：不仅是《凡尔赛条约》（该条约中的德国犯有“战争罪”这条存在异议），还包括一整套法国参与订立的协议。尽管如此（这是他博士论文第三点引人注目的地方），他还是暗中承认国际联盟这个机构的合法性。他的观点与施特鲁普和同时代的阿尔布雷希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相似，认为威尔逊关于集体安全的理想愿景被英法两国轻率肆意的行动颠覆了。按照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标准，这是一个自由的、非保守的观点。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施特鲁普和阿尔布雷希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都是犹太人。两人都在1933年纳粹掌权后不久失去教职。这就是后来成为基辛格的靡菲斯托费勒斯的人所具有的知识背景。

克雷默尽管牢记师训，外表上却是一个普鲁士君主主义者，就像是一个德国保守派的漫画形象，并且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人都只能看到他的表面。实则不然。他父亲乔治·克雷默是犹太裔，19岁改信基督教；母亲在结婚以前叫戈尔德施密特，也是后来才改信基督教的。乔治·克雷默是新教徒，博士，预备军官，一心想成为一个普鲁士人的典范。虽然他是犹太裔，离过婚，后来又遇上了“一战”，这些都延缓了他前进的脚步，但是到1921年他已经获得了好多人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职位。因为他资历深，观点又非常保守，所以在纳粹肃清犹太人的运动初期他仍能安然无恙，但是1935年他被迫退休，因为根据《帝国公民法》，所有“非雅利安人”都是二等公民。1941年1月他被逮捕，因为他没有佩戴黄星，那时按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1942年5月，他被迫将房产交给一户“雅利安”家庭。两个月后他被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1942年11月1日死于营养不良。

弗里茨·克雷默从来不提他父亲，也和他父亲很不一样，他很聪明，希特勒一上台他就离开了德国，放弃市法官办事员的职位移民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在罗马大学对他的德语博士学位进行认定之后，他就在罗马的国际私法统一学会找了份工作，这家协会是国际联盟于1926年建立的一个附属机构。克雷默是学国际法的，就这样开始了与国际法相关的工作。一个德国武官想制止他在单人皮艇上挂帝国旗，他便与反对者对簿公堂，说根据国际法他想挂什么旗就能挂什么旗。但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是不容蔑视第三帝国的，尤其是这两个独裁者越来越臭味相投后。1937年，克雷默担心留在意大利不安全，便把妻子和儿子送回德国与母亲住在一起。在德鲁克的帮助下，他拿到了前往美国的签证。一开始他找不到大学里的工作，就在缅因州的一家土豆农场干活，后来在国会图书馆找了份工作，着手编“一部‘1815—1914年欧陆议会’方面的历史–司法参考书”。与此同时，他还在帮助导师施特鲁普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已经离开德国，想往西去，但导师死前最西也只到了巴黎。

克雷默从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中学到一条重要的经验，他也将把这条经验传授给弟子基辛格了，即道德重于物质。他在1940年1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即便是好朋友也指责我的信念太浪漫，很不切实际；我坚信政治领域跟其他任何人类活动领域一样，性格、价值和信仰至少与其他可以粗略说成“经济”的因素同等重要。我报复性地想，如果认为现实世界几乎是由包括“工资”、“原材料”和“工业生产”，或者其他可用确切数字来表示价值的物品构成的，那是何等痛快的事啊！说实话，我完全不懂任何略有历史知识的人，怎么就认识不到一个人对妻儿或国家的热爱、他的荣誉感、他的责任心、他为了某种思想或理想甘愿牺牲自己的愿望以及或许是看到美丽的日落而产生的对心灵的影响，这一切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政治现实，就像一部劳动法会影响我们的政治现实一样。如果坦克兵不愿拼命为国而战，那么成千上万最现代化的坦克在保卫祖国时将不过是一堆堆废铁。如果运用法律的法官道德品质可疑，那么，最好的法律、最先进的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白费纸张。

以上信条，克雷默毕生恪守。但是他承认时代精神的确是物质主义，欧洲如此（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彼此争斗），美国也是如此（经济学和政治学称霸天下）。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他跟美国知识界接触之后），克雷默对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更强了。他笔触沉重地写道：“那些骄傲地、通常是傲慢地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必须知道，一个‘聪明的’头脑也只是思考方法、分析方法层面的完美，而这并非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更非世界上最高的价值。如果他们继续运用这样的头脑，而没有深深的信念、信仰和自我约束，那么人类文明很可能在劫难逃。”

1943年5月，克雷默应征入伍，有幸将言论付诸实践。美国军队对他的疑心应该比对基辛格的大得多。不错，美国军队马上要跟德国作战，克雷默有作战所需的那种知识。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英语，还能说至少10种其他语言。但是他还有好多其他地方不对劲儿。为了保护还在德国的妻儿（母子俩直到“二战”结束都在德国），克雷默在入伍前填的表上明确声明希望不要攻打自己的祖国。事实上，他丝毫不反对攻打纳粹，但是“我做过律师，声明上的措辞都经过仔细推敲，希望一方面他们能招我，另一方面，一旦这份非机密问卷表落入歹人之手，技术上也不能指控我有‘叛国罪’，以免德国人报复我的家人”。这还不算。克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显示，起初，在美国大学校长、那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保罗·道格拉斯的唆使下，联邦调查局对克雷默进行了多次调查；克雷默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就住在道格拉斯在华盛顿的家中。（道格拉斯起疑心是因为：克雷默的碗柜上贴着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有着那种“明显的犹太人”的面貌；有怪癖，上楼不走楼梯，翻墙爬窗户。）另一个告密者犯嘀咕，克雷默“很可能百分之百地支持德国，但又肯定反对希特勒”。他舞技“一流”，因为没有其他衣服，总是马靴配马裤；他崇尚普鲁士君主主义，却也光顾新罕布什尔州奥尔巴尼市明显具有自由主义特色的世界友谊中心；已经有家室，却（有另一个告密者说他）“跟几十个女孩子关系亲密”。总之，克雷默可疑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不难理解虽然他被直接派到专门培养审讯官的马里兰州的军事情报培训中心里奇营，却没有被战略服务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选中，最后被分到第84步兵师。克雷默怀疑战略服务局的决定跟他“明显地怀疑东方（苏联）独裁”有关。但是美国有关部门对他的反苏情绪根本不当回事。

所幸亚历山大·博林将军没有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局长的烦忧。1943年6月，也就是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那个月，博林将军接手第84师。博林是“一战”后被授过勋的老兵，“一战”前还曾率部亲征墨西哥抓捕革命将军潘乔·维拉，但未果，他比多数将军都清楚演讲可以鼓舞士气。据传他在一次训练中听到克雷默用德语厉声喊话。将军问：“士兵，这是干吗？”克雷默答道：“模仿德国人打仗的声音，将军。”之后，他很快就被调到总部。实际上，克雷默早就被调到第84师情报处，负责给士兵们讲“敌军作战秩序、一般性思想工作和时事”，后来博林才被任命为第84师师长。但是，博林发现了克雷默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让派遣中心派来的这个滑稽的德国人来阐述为什么要打德国可能最有说服力。克雷默自己都说：“我可能比很多人都清楚什么是独裁以及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颇令人玩味的是，克雷默一直是二等兵。不过一位军官说得好：“他是没有军衔……但他能完成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有赖于此。”

5

一晃就到了1944年夏天，G连士兵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酷暑中徒步行军10英里后正在小憩。突然，他们注意到一个戴着单片眼镜、手拿马鞭的二等兵跟他们喊话。他厉声道：“谁是这里的指挥官？”一名中尉吃了一惊，说他是。克雷默说：“长官，我是将军派来的，我要跟你们连讲讲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G连的士兵们听了他的演说后都很钦佩，而其中最钦佩克雷默的是基辛格这个二等兵。他后来回忆道：“主题是战争的道德和政治利害关系……克雷默讲得很有激情，很深刻，很有感染力，好像是在对连队的每个士兵单独讲话。一生中我头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写信给这个讲话的人，说他深深打动了我。”

基辛格这封信写得很幼稚，也很直接：“克雷默二等兵，你好！昨天听了你的演说。确实就应该这么讲。我能对你有所帮助吗？基辛格二等兵。”但是克雷默欣赏基辛格不说废话。他后来回忆：“他的信没有任何虚饰。没有那些‘令人振奋’‘好极了’等我讨厌的词语。我说‘这是一个有自制力和主动性的人’。”过了几天，克雷默邀请这位年轻人到士兵俱乐部吃饭。“他质疑了我的观点，也谈了他的价值观，”基辛格回忆，“这次见面促成了一种关系，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们似乎不必从心理需求的角度上臆测基辛格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需要一个代理父亲。克雷默可不是寻常角色：比基辛格年长，博览群书，“一战”后在几个重大智库经受过教育与考验，很有主见。他能大大方方地用德语讲德国思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几乎一眼就发现了基辛格在思想上的潜力。按他的说法，不到20分钟他就意识到“这个19岁的小犹太难民，尽管他的民族对迎面而来的历史洪流一无所知”，却和他很有缘分。基辛格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迫切愿望。他想理解事情的真相”。基辛格“对历史有美妙的感悟力。这种能力不管你多聪明都学不来，是天赐的”。克雷默后来否认自己是基辛格的“伯乐”，他说自己只不过“唤起了他的本能”。他告诉爱徒：“亨利，你这种人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这么聪明？”后来，两人在欧洲共事，基辛格回忆克雷默“可以说是在教我历史。他对历史兴趣很大，我们晚上经常边走边聊，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历史。克雷默……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当好政治家，如何处理价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还关注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经常以历史事件举例说明”。

两人见面的时候，自然都深深懂得各自的命运将会怎样受制于历史的巨大力量或者说他人的治国安邦之术。

6

1944年9月21日那天或前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乘坐轮船从基辛格身边驶过，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存在。丘吉尔乘坐“玛丽王后号”豪华游轮匆匆赶回伦敦，5天以来他都在魁北克，带领英国军界最高领导人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及美国陆海军要员进行艰苦卓绝的会谈。基辛格二等兵呢，则搭乘着拥挤不堪的军舰前往西欧前线。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在“二战”的关键时间点召开。1944年6月6日发起的“霸王行动”大获成功。盟军在诺曼底建立了桥头堡。8月15日的“龙骑兵行动”直捣法国南部，再获成功。9月，盟军步步深入，直抵荷德边境。在德国攻打苏联、美国加入“二战”以后，盟军的经济、军事优势极为明显，战争孰胜孰负已成定局。在东线：苏联红军发起“巴格拉季昂行动”之后，罗马尼亚和芬兰向斯大林求和；德国北方集团军被围困在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半岛。但是轴心国的军队远未被击溃，在魁北克作战的部队虽不至于扬扬自得，但也不时地表现出群情激奋。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前往加拿大时在日记里写道，丘吉尔“根本不了解详情”，他“不过是一知半解，满口无稽之谈，那些废话听得我怒火中烧”。丘吉尔强调要提醒罗斯福总统“当其他国家只是准备参战时，英国就在英勇作战了，要不是这样，美国恐怕只能勉强自保了”。英国提议进军奥地利，不让斯大林称霸中欧的野心得逞，但是罗斯福日渐软弱，尽管丘吉尔警告“苏联会很快侵占巴尔干地区，随后会出现苏联影响扩展到该地区的危险”，罗斯福似乎不为所动。英国还极力要求在对日海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丘吉尔坚决要求让新加坡重新“作战”。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明确表示，希望不出动皇家海军（他说皇家海军是个“累赘”）就打败日本，结果丘吉尔“出言不逊，脾气火暴”。后来英美两国又起争端，丘吉尔和罗斯福推出由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起草的计划，要把德国重新变成“一个以农业和牧业为主的国家”，这项计划遭到有先见之明的布鲁克的强烈反对，因为他认为“25年后”还需要把德国当作盟国，“共同抵制苏联威胁”。

然而，首先必须击败德国。希特勒的部队已经退回到1939年前的第三帝国边境以内，打败德国似乎指日可待。有人竟希望可以“在圣诞节之前就结束战争”，似乎完全忘记了30年前也有人说过这种大错特错的话。罗斯福是对的，他警告说“不能认为德国已经出局，还有一场大仗要打”。到魁北克会议举行的时候，盟军在西欧的推进已开始失去动力。艾森豪威尔将军是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勉强控制着自以为是的蒙哥马利元帅和嗜血成性的巴顿将军，两人对艾森豪威尔拉长战线、稳步推进的策略大为光火。就在魁北克会议即将结束之前，蒙哥马利大胆动用空军绕过齐格菲防线北部，但败走阿纳姆。更糟的是，盟军未能夺取斯海尔德河口，给持续补给带来困难，进而延缓了整个西线战场的进程。与此同时，德国的抵抗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顽强，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又是推行官僚统治，又是宣传，又是大搞恐怖活动，多管齐下，另一方面是普通德国人也逐渐意识到战败首先带来的将是严厉惩罚，之后才是和平。

这些情况美国第84师的普通士兵当然一无所知。1944年9月6日到7日那一夜，伴随着营区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远方》，他们告别克莱本营，情绪高昂。二等兵唐纳德·爱德华兹在日记里写道：“人人都希望在法国获得的突破能持续下去，这样第84师就只是一支维和部队而已。”实际上，爱德华兹和别人打赌这场战争会“在三个月内结束”。火车上都是谣言：“我们被派往中国、印度、缅甸、意大利、希腊、法国或英国。”但是这次行程相当长，火车足足开了两天多，一路经过孟菲斯、亚特兰大、里士满、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最终开到了新泽西州的基尔默营。到了营地，服务店里的“很多人都说第84师会捡个大便宜。营地的一名骨干士兵说：‘是啊，你们这帮人会捡个大便宜，你们是占领军嘛！’”

基尔默营中都是两层的木制营房，外面刷成五颜六色，比克莱本营美观，但是经过10天的训练和操课（中间也会穿插一些开心的讲话，比如教士兵们船要是沉了如何逃命、被俘了怎么办、如何“解决个人事务”等），部队就开拔了。士兵们吭哧吭哧地背着30磅重的背包和行李袋，坐了火车又换轮渡来到曼哈顿57号码头，登上一艘改装的城堡线游轮“斯特灵城堡号”。基辛格和战友们的兴奋劲儿转瞬即逝。G连官兵受命在大部队登船之前清扫轮船，还被指派当炊事员，全程协助船上厨师做饭。改装的游轮不仅狭小不堪，船上的厨房也是害虫出没，厨师都是满嘴脏话的英国佬。“问题是英国厨师做英国饭，吃饭的却又是习惯美国口味的美国佬……不是做得太生就是做得太熟，要么就是很少放作料。”咖啡喝起来“像泥水”，豆子“像鹅卵石”，土豆“硬得像石头”，肉“比石块还硬”。后来的情况更糟。9月21日“斯特灵城堡号”起航不久，在离纽约不远的地方就遭遇大雾。刚刚开出5个小时，轮船就撞上一艘油轮，只好抛锚过夜，亮着灯，鸣着雾笛，第二天上午返回码头。打赌在圣诞节前就能再见到自由女神像的人没想到这么快钱就到手了。整整过了一个星期，轮船才修好重新起航。

1944年9月横渡大西洋并非毫无危险，最大的危险还是源自德国潜艇。（仅1944年9月一个月内，就有13艘盟军军舰被德国潜艇击沉。）然而，“斯特灵城堡号”所在的护航队经过11天枯燥的航行后居然安然无恙地抵达了利物浦。那天的天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一支英军乐队奏乐欢迎第84师官兵登陆，部队列队穿过城区抵达主要火车站，沿路看到极多的古老石头房子、靠马路左侧行驶的小汽车、窄轨火车头，很多人啧啧称奇。他们的目的地是温彻斯特和斯托克布里奇之间的一座乡村宅院克劳利庄园。对一些士兵来说，这是他们头一次见识英国的等级制度。一位在军官食堂帮厨的二等兵对一位战友诉苦：“这让我想起美国内战之前的南方庄园。所有奴隶站在一旁，无微不至地伺候主人。有时候不禁想故意洒点儿汤到某个人头上。”基辛格过得还不错，在伦敦有亲戚，放假那两天就去走访亲戚。其他士兵去伦敦玩时看到的是英国生活完全不同的一面。即便在“灯光管制”期（德军空袭减少后实施的部分灯火管制），皮卡迪利广场的“开放人肉市场”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士兵们都很想乘机大捞一把。10月底欧洲大陆传来的消息并不好。一名重伤员告诉第84师的新兵：“这些德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只要有一线希望似乎决不肯投降，真是太厉害了！”

二等兵基辛格很快就会发现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