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屈原与楚辞

伟大的屈原和他的《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不朽的灵魂。他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一、楚辞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楚辞作为一种诗体，又称为“骚体”，因楚辞体的诗以屈原的《离骚》最有名、最具代表性。楚辞在汉代又称作“赋”。

绚丽丰赡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母体。楚国民歌和地方音乐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

早在周初，江、汉、汝水之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周南）、《江有汜》（召南）等都产生于楚国，其他一些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楚国的民歌，如《论语·微子》中的“接舆歌”和《孟子·离娄上》的“沧浪歌”。还有一首著名的《越人歌》。根据西汉刘向《说苑·善说》庄辛口述，《越人歌》是一位懂得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成楚语的越歌，可谓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缠绵悱恻，一如楚辞。

春秋时期，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仍极发达。《楚辞》不必全能歌唱，但其中许多篇章中存在有属乐曲组成部分的“乱”、“倡”和“少歌”，这说明《楚辞》与楚地音乐关系十分亲近。

楚辞还受到楚国民间巫风的影响。战国时代的楚国盛行巫风，“信巫鬼，重淫祀”，这使得楚文化和楚辞作品深深印上了“巫迹”。《楚辞》中的《九歌》，就是根据楚国各地民间祭神的歌曲加工创作的。

二、屈原的生平、作品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屈原是与楚王同姓（芈姓）的贵族。屈原的先人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封于屈地，因以为氏。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起初，楚怀王曾让屈原起草宪令，上官大夫探听宪令内容未遂，便进谗怀王，怀王降左徒屈原为三闾大夫，从此疏远屈原，不加重用。楚怀王听从其怀王幼弟的主意而不听屈原的劝告，于三十年（前299）至秦，一入武关，秦伏兵便绝其后，将其扣留。三年，死于秦。怀王长子熊横继位，即顷襄王。顷襄王上台后，任子兰为令尹。子兰是楚保守派贵族的代表，他十分嫉恨屈原，昏庸的顷襄王听信其谗言，将屈原流放江南。屈原被放逐后，眼见国势已经一蹶不振，迫近危亡，他忧心如焚，最后满怀悲愤，怀石投汨罗江自杀（今湖南湘阴境内）。

屈原先后有两次去郢都飘荡在外的经历，一次是在汉北，当楚怀王疏远之时，另一次是在江南，乃被楚顷襄王放逐之地。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

王逸把刘向编的《楚辞》作了注，叫《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编集屈原作品的本子。收入《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橘颂》、《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大招》、《渔父》皆非屈原所作。《远游》有浓重的求仙色彩，作者问题争议较大。其他如《卜居》、《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显然是后人伪作，但尚需拿出过硬的证据。

三、《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篇抒情诗。全诗370多句，近2500字。

“离骚”二字，历来有不同解释。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谓已遭忧作辞也。”（按，离同罹。）这个解释比较切合该诗的内容。近世学者有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

《离骚》的写作时间，至今争论纷纭。两汉诸家多认为在屈原壮年时期，即楚怀王时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均持此说。但具体年代也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是作于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

《离骚》的前半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用自传体形式叙述自己的身世，接着叙述自己的才能、德行、抱负和不幸遭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

《离骚》的后半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到篇末）写主人公遭谗被疏之后，继续求索和内心的冲突，以及最后的抉择，穿插了女媭劝告、南华陈辞、上叩天阍、追求上女、追求下女、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远游西海8个叙事性故事情节，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及强烈的感情波澜表达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即使被疏远、流放，也始终不渝地“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表达诗人热爱祖国眷恋故土的深厚感情。在这里，忠君与爱国是统一的。支持着屈原奋斗终生并以死为殉的是他的美政思想。其一生的全部政治活动是为了实现美政思想，而《离骚》则是美政思想的投射。

《离骚》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其一，塑造了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

在《离骚》中，诗人以自我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主人公还具有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和超群意识，在楚国贵族集团围攻下，更加坚持其精神的高贵、思想的超群，“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其二，宏伟结构的设置和思想感情线索的贯穿。

以思想感情发展变化为线索，使《离骚》的结构设置显得复杂、层深，却章法井然，波澜起伏。在行文的过程中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以情感线索贯串故事情节，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及强烈的感情波澜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三，创作方法的突破：浪漫主义特色。

《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表现在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楚国社会的黑暗和混浊，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其浪漫主义文学成就。特别在诗的后半部分，把现实跟曲折奇丽的神话境界和神话人物融为一体，构成恍惚迷离、变幻多姿的画面以及宏伟壮观的场景，表现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

其四，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形成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继《诗经》之后，《离骚》中大量地运用多种多样的比喻象征手法，来表现作品的主题。《诗经》中的比兴，主要是以彼喻此、借彼咏此，且多为诗中片断，大都比较单纯。而《离骚》中的比兴运用有较大变化、发展，创造出了富有象征意味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

美人和香草意象系列是屈原的首创。美人的意象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司马迁评云：“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列传》）屈原的这种比兴手法，在文学史上形成了绵延不绝、影响深远的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托物以讽的传统。

其五，形式和语言的突破创新。

《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吸收楚地民歌的营养，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后人称之为“骚体”。这种新诗体，句式自由灵活，声律宛转活脱，形成了容量较大的思想感情的载体，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和创新，影响深远。

总之，《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是文学史上光照千秋的伟大作品。

四、《九歌》、《九章》、《橘颂》、《天问》等

屈原的《九歌》是袭用这一古乐曲名而根据楚地民间神话，利用民间祭歌的形式经加工、润色、提高而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九歌》是巫祭文化的产物。

《九歌》的“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所谓“九歌”即指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11篇，分别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从《九歌》内容看，11篇不可能作于一时一地，是屈原长期搜集，最后写定应在晚年放逐江南沅、湘之时。

《九歌》与屈原其他作品的幽愤风格不同，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具有缠绵哀婉的风格。

其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根据对自然环境的细致观察，借助丰富奇特的想象，把人的生活与理想中神的特点相结合，通过对神的思想感情及其性格的刻画，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愿望。

其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意境和心理描写。在《九歌》中，屈原善于把景物的描绘、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和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出优美的意境，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如《湘夫人》的开头：“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孤寂冷落的哀怨之情和凄迷苍茫的悲凉之景互相融合，格调清丽，形成了优美的意境。《九歌》还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状态，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其典型者有《山鬼》、《湘君》、《湘夫人》，写尽了恋爱中的男女的心理。

其三，语言单纯自然、优美含蓄而情味悠长。

其四，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可谓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具有很强的表演性，首先是歌、乐、舞合一，诗中有不少对舞的场面；其次是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最后是巫觋与神分角色演唱，已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据王逸《楚辞章句》中排列的次序，依次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朱熹《楚辞集注》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九章》大都是屈原被疏远或流放在外时创作的，在思想内容上与《离骚》大体相近。《九章》不像《离骚》是抒情主人公灵均生平和心路历程的完整反映，而是侧重于对某一方面的片段抒写，多直抒胸臆，文笔比较朴素，想象夸饰成分极少。

《橘颂》是一首托物咏志的咏物诗，其风格比较特殊，学术界多认为它是诗人早期的作品。通过赞美橘树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调。形式上基本是四言，“兮”字置于字末，当为诗人早期进行艺术实践的产物。

《天问》是屈原的第2首长诗，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天问》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基本由四字句构成，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天问》对当时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臆说提出了怀疑，也对于一些古史传说中的问题提出怀疑，与当时的普遍思想观念不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近人大都认为《招魂》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诗人采用民间招魂的形式，极力描写天地四方的阴森恐怖，描绘故乡居室、饮食、音乐之美，以此来招怀王的亡魂。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

五、屈原和楚辞的影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辞指楚辞。赋，主要由楚辞发展而来。屈原之后的辞赋作者作品多佚，仅有宋玉的作品传世。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九辩》的内容主旨，王逸认为是“闵师”之作，是同情老师屈原遭遇所写。全诗将个人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具有悲愤深沉的风格特征。对秋景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后世树立了“悲秋”的主题。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他和他的作品的出现，开创了我国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创造了崭新的诗歌样式楚辞体，扩充了诗歌的表现力。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正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