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及两汉散文

一、《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百家九流之说而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成书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吕氏春秋》是一部理论著作，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所以其中很多文章风格不一。但亦有不少短小精悍的作品，文风平实畅达，用事实来说理。其行文常常先提出论点，而后运用寓言来设喻说理。书中有寓言280多则，既易于读者理解，又意趣横生，如《荡兵》、《顺说》、《察今》等篇就是如此。

二、李斯的散文

李斯（约前280—前208），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李斯是秦代唯一可称为作家的人物。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

《谏逐客书》是秦相李斯的代表作，又名《上秦王书》。这是李斯于秦王十年（前237）任客卿时写给秦王（统一六国后称始皇）的一篇奏议书。

这是一封打动秦王的谏书。首句开宗明义，提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的论点。下文就围绕这一论点，摆事实、讲道理，从正反两方面展开论述，且往往详于正面论述，略于反面推理。此文气势奔放，极富文采，颇有战国纵横说辞之风。清代李兆洛视此文为“骈体初祖”，并收入《骈体文抄》一书之中。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这些大多出自李斯之手的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总体风格是“质而能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秦刻石文为后世碑文之祖，汉魏碑铭，受其影响很大。

三、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贾谊是汉初的代表作家。他的政论散文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过秦论》是贾谊专题政论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过秦论”，即论说秦朝的过失。“过”，用作动词，指责过失的意思。

《过秦论》中心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重点是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三主失道”、“仁义不施”，目的是让汉文帝以史为鉴而改革政治。上篇分析秦亡的原因，传播最广，艺术特色鲜明。既有战国纵横家议论的余风，又有汉代散文句式趋向骈偶、文辞富丽等新的特征。

贾谊针对具体问题而写的疏牍文代表作是《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皆为行文感情深厚，言辞激切之作。

晁错（约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史记》卷一〇一、《汉书》卷四九有传。

《论贵粟疏》是晁错于大约汉文帝十一年（前169）上给文帝的一封奏疏。文章善于从正反对照论述，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具有先秦法家的余风。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鲁迅先生评贾谊、晁错二人异同非常精到，特录如下：“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晁错明申商。’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汉文学史纲要》）

四、《淮南子》

刘安（约前179—前122）。《史记》卷一一八有传。

《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群臣或门客集体编成。内篇论道，有21篇，10余万字，今存；外篇杂说，有33篇，今已失传。书名原为《鸿烈》，又名《鸿烈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淮南子》虽然兼采各家，思想非常庞杂，实际上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可视为汉初黄老思想的延续。

《淮南子》一书不但在哲学史上地位昭著，在神话史和文学史上也颇有成就。它辑录了宏富的上古神话，并由此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淮南子》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来说理，文风新奇瑰丽。如卷六《览冥训》一篇，就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二是行文多铺叙张扬，语言重修饰整饬。文中排比、对偶句比比皆是，这显然是受了辞赋的影响。它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一样，对后世骈体文的产生起到了催化作用。

五、董仲舒、刘向的策对、书录等（经学文风）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省枣强）人，西汉大儒。董仲舒平生讲学著述，推尊儒术，抑黜百家，开以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著有《春秋繁露》等书。《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五六有传。

《贤良对策》3篇，是董仲舒写给武帝的3篇对策，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3篇文章，从政治与思想上看，对中国后世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熙载说：“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唯董仲舒一路无秦气。”（《艺概·文概》）“汉代文章从纵横驰骋变为坐而论道，可以说是由董仲舒开其端。”（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刘向（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玄孙。西汉后期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汉书》卷三六有传。

刘向的政论散文《谏营昌陵疏》反对成帝大营昌陵，历述古代帝王薄葬之益、厚葬之害的历史事实。此文虽有一些神学成分，但仍能依据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有很强的说服力，是一篇极富教益的文章。

刘向还著有《说苑》、《新序》、《列女传》三本历史故事集，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意味。这三本故事集上承《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

六、西汉书信体散文及赋家之文

西汉散文以政论文为主，成就也最高，而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独具一格。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

赋家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与《谏猎疏》等数篇也是佳作。其散文语言朴实，多用排比，因而很有气势，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

赋家扬雄摹拟《周易》而作的《太玄》，因其内容艰深，读者不能解意，他又作《解难》一文以解之。他摹拟《论语》而作《法言》，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而作《解嘲》，其散文与他的辞赋一样擅长摹拟。

七、西汉后期政论散文：《盐铁论》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学（读书人）、贤良（读书人已被选为“贤良方正”的）60余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反映了儒、法两家的思想分歧。《盐铁论》便是桓宽根据会议记录的“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该文与同时代的经学文风大异其趣，多引史鉴，以言时事，语言简明直率，与汉初政论散文相似。篇中有些段落运用排比铺陈手法，富有文采。

八、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王充、王符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刘熙载《艺概》卷一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后汉书》卷四九有传。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该书是王充的发愤之作，针对当时“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后汉书》卷四九《王充列传》）而作。其目的是“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以轻重得体的语言诠释事物，树立辨别真伪的标准。其宗旨是“疾虚妄”。

《论衡》是一本从内容到形式都别具一格的书。《论衡》多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体现了王充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文章风格质朴无华，不加雕饰，其主要特点有：

其一，批判广泛、深刻。王充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妄。针对当时今文派经学和谶纬神学大行于世，愚妄与迷信充斥的现实，他志在澄清历史和现实、哲学和政治的各种问题，其批判广泛而又深入。尤其是“九虚”（《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三增”（《语增》、《儒增》、《艺增》）、《论死》、《订鬼》各篇，代表了王充“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其二，注重为文的实用性。王充主张为文要实用，反对浮夸因袭，文章要负起劝善惩恶的教育责任。但他并不废弃文采，对汉代赋家的艺术成就也能作出中肯的评价。

其三，紧扣事理的论辩性。王充在批驳各种“虚妄”之说时，重在用事实说话，旁征博引历史与现实中的事例进行条分缕析，多方求证，于质朴无华中显出雄辩的气度。

王符（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性耿介，终身隐居不仕。王符仕途不得志，“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卷四九《王符列传》）。《潜夫论》共10卷35篇，另有叙录1篇。

《潜夫论》一书对当时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和不合理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与深刻的揭批，文风朴实、温雅。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引经据典，言之有理，论证透辟。

仲长统（约179—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邹县）人。《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说其“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著《昌言》一书，文辞流畅，条理分明，感情激愤。

此外还有桓谭（前23—56）的《新论》、崔寔（生卒年不详）的《政论》等，对当时社会的弊端揭露都很深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