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文学——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三国文学以太和六年（232）曹植去世分为前后两期，即习称的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共计70年（196—265）。

一、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三国前期文学）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208）之前，此时的建安文士经历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他们大都经历过汉末战乱，忧时悯乱的作品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此时以三曹为首、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以曹植与曹丕为代表作家。

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建安文学在创作与风格上呈现出一些新的面貌。就诗歌体式而言，五言诗创作开始盛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另一方面，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使诗歌具有鲜明的个性，曹植的诗歌创作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建安风骨”的形成。

“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概括。“风骨”一词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世说新语》中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概念始自刘勰。《文心雕龙》中有《风骨》篇：“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他所说的风骨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明晰简练的言辞表现出来刚健有力的美学特征。虽没有直接与建安文学相联系，但文中多举建安作者为例。而钟嵘则提出“建安风力”（《诗品序》）作为品评诗歌的标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所提到的“汉魏风骨”实指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如何形成，又具有怎样的内涵呢？“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建安风骨的成因及内涵。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宁，经历了汉末战乱的文人普遍具有忧时伤势的政治情怀，他们的诗文作品大都内容充实，感情充沛，具有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同时又表现出明朗刚健、骨力遒劲的艺术风格。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刚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蔡琰等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建安时期的曹氏家族堪称文学世家，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曹彪，曹丕的妻子甄后和曹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能文。其中成就最高者为有“魏氏三祖”之称的曹操、曹丕和曹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家族社会地位不高。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北方中原的广大地区。他生性机警，简易通脱，思想上很少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束缚，崇尚刑名之学，这种个性及思想也影响了其文学创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作用。汉末文士在社会动乱中颠沛流离，散居各地，是曹操将他们汲引罗纳到自己身边，从而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彬彬之盛的局面，如徐干、刘桢、阮瑀、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玚、王粲等都是在他的感召延揽下来到邺城的。他在鼓励这些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另外，曹操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兴盛。《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兴之所至，他往往也要他人参与其事，形成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这些都促进了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2首（包括有疑问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纪事、述志、游仙、咏史。纪事作品主要有《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苦寒行》等，反映了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的苦难生活。述志诗主要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对君、臣、民各方面都作出规范，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短歌行》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等都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秋胡行》等，这一类作品上承汉乐府中的游仙之作，描写神仙生活，服食养生，期待高蹈轻举。《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短歌行》其二等，以歌咏古人的方式抒写己意。

曹操的诗歌在艺术方面主要有几个特点：

第一，从诗题看其诗大部分沿用汉乐府旧题，但在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时又有所创新，如汉乐府民歌虽然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反映现实较为狭小，而他则在乐府诗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有“诗史”之称。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另外，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但他的《短歌行》却加入了渴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这些革新都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其诗风以慷慨悲凉为基调。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作为政治家的曹操面对残破艰难的社会现实，其诗中所抒发之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不仅是曹操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也是建安文学共同的特征。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第三，在体裁上，其诗有四言、五言和杂言三大类，成就皆不凡。比较而言，其四言诗更为出色，四言诗自《诗经》之后鲜有佳作，曹操不是机械地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方面均有创新，如抒情、述志与写景结合，多用比兴，节奏强烈等，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

曹丕字子桓，是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魏王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代汉自立。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今存辞赋约30篇，诗约40首，另《典论》一书中存《自序》与《论文》2篇。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公宴诗，游赏宴乐，摹写山水，往往诸子同题共作；二是抒情言志之作；三是男女爱情及游子思妇题材。第三类内容他写得最有特色。另外，他的诗歌体裁有四、五、六、七言和杂言等。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人七言诗。另外，这首诗歌凄婉动人，细腻缠绵，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

曹植字子建，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后世称陈思王。他少年之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受曹操宠爱，但他缺乏政治家的胸怀与手段，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这一段经历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悲剧命运。曹丕继位后，曹植颇受猜忌，屡徙封地，名为侯王，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依旧不得信任，最终郁郁而终，年仅41岁。

曹植在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他的诗歌今存80余首，辞赋、散文40余篇，其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中慷慨赴国难的游侠少年实际上是自我的化身。后期作品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中抒写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和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深沉的愤激与悲凉成为作品的基调，《赠白马王彪》可说是其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体现出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诗歌个性鲜明，抒情性增强。如曹植诗中有不少乐府诗，但他运用乐府体裁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将乐府诗改变为以抒情为主。如《美女篇》从形式上看是模仿《陌上桑》，但内容上表现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实际是以美人迟暮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使诗歌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第二，结构精巧，发端精警。曹植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先声夺人，渲染气氛。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宏阔的景象来暗示作者跌宕起伏的心情和处境的险恶，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注重对偶及锤炼字句。曹植诗歌体现了魏晋诗歌骈偶化的趋势，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而炼字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都具有警醒的效果。另外，曹植诗中的自然景物描写也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建安作家中，曹植留存作品最多，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被钟嵘称为“建安之杰”。“建安七子”与蔡琰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人。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孔融字文举，为人机辩，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最后被曹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杀害。其诗有《六言诗》、《杂诗》、《临终诗》等。其散文以气运词，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

王粲字仲宜。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王粲家世显赫，曾避难荆州依刘表，未得重用，后依附曹操。他为人聪慧，才思敏捷，以诗赋知名，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写军阀混战的混乱惨痛的社会场景，触目惊心。其《登楼赋》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完美结合，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所长在书檄，以《移豫州檄》为代表，诗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阮瑀字元瑜，《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等诗作都具有现实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他少有才气，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自娱。其诗作以《室思》、《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写妇女苦闷的作品影响最大，另著有《中论》一书。

刘桢字公干，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之作。

应玚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诗多公宴、斗鸡等应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但在汉末动荡中遭遇不幸，流落匈奴12年，后被曹操赎回。这种文化教养及人生遭遇，使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悲愤诗》。全诗长达540字。诗歌通过社会动荡中的个人遭遇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全诗脉络清晰，详略得当，直赋其事，间用比兴，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二、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在其末年发生了司马氏篡政的高平陵事件，所以文学史上常以“正始文学”指代三国后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比建安时期规模略小，主要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两批人物，正始名士有傅嘏、荀粲、裴徽、何晏、夏侯玄、王弼、钟会等，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向秀、刘伶、山涛、王戎、阮咸等。这一时期思想自由，文人注重玄学清谈，校练名理，文学成就以嵇康、阮籍为最高，其次是应璩、刘劭、何晏、向秀和刘伶等。

就文学整体风貌而言，建安文学中那种积极用世、忧国忧民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索及忧生之嗟成为正始文学的主调。艺术方面，正始作家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大大加强了新兴五言诗的抒情性，使诗歌艺术进一步文人化。另外，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五言咏怀组诗的体例，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玄学思潮的影响与政局的变动。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又融合了儒家思想精义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出现在正始年间。“正始名士”与“竹林七贤”是正始前中期有代表性的谈玄群体。他们服膺“以无为本”（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蔑视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注重自由自在、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首先，正始文士立足玄学，对代表政权主流的“礼法之士”展开攻击，揭露其虚伪丑陋的真实面目，具有尖锐的批判意识；其次，玄学名士盛谈老庄玄理，竞相撰写玄学论文，使文章的思辨之风大盛；再次，玄学潮的盛行使文人在诗歌方面追求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后世文学理论中谈到的冲淡、自然、飘逸、旷达等诗歌风格无不与此有关。更有甚者，诗歌成为敷衍玄学理趣的工具，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得以产生，并在东晋时期成为诗坛的主流。

除玄学思潮的影响之外，政局变迁也对正始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明帝景初三年（239），明帝去世，临终前命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即帝位，而曹爽与司马懿为争取主动权展开激烈的斗争，生活于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深感苦闷。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时发动政变，诛杀曹爽，而依附于曹爽的名士如何晏、邓飏、丁谧等随之被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铲除异己，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人，这一系列的杀戮造成政治上的高压局面，使文人们普遍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幻灭感与危机感，他们在诗文创作时便不得不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来抒写忧愤之意与人生之嗟，这种情形自然影响了该时期的文学风格。

总之，政治因素与玄学影响纠葛一起，共同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11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身处曹魏盛世的阮籍具有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颇怀功业志尚。少年时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时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本传）表现出目空一切的少年英雄之志。但随着政局的变化，曹魏国运转衰，曹爽与司马懿明争暗斗，政局险恶，社会士风也普遍由积极而转向消极，阮籍的人生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33岁时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38岁曹爽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杀。

高平陵事件之后，司马氏父子在政治上实行高压策略，残杀异己，阮籍作为一正直文士，对司马氏的行径心怀不满，但他在当时盛名已具，司马氏集团对其倍加注意，使其处境更为艰难。出于“保身”之考虑，他不得不与司马氏虚于周旋：43岁时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其间又做过10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求为步兵校尉，后世称其阮步兵。后又在景元四年（263）被迫乘醉挥毫，写下“劝进文”，劝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这使他内心极为痛苦，数月之后便郁郁而亡，两年后魏主正式禅位于晋。

至慎与至狂是阮籍最为显著的性格特点。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但另一方面，他对虚伪的礼法之士极为蔑视，生活方式上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如母亲去世时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葬母时弃丧礼规矩于不顾，食酒肉不辍，临决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还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对志同道合之人则青目有加。这种看似矛盾的行径恰体现了其内心的痛苦。而之所以能为司马昭所容，实在是因为他的狂傲不羁多属伦理道德范畴，于现实政治无害。这种隐忍与矛盾使阮籍一生思想上极其苦闷，他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希望能在混乱残酷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远祸。

这样的性格特点直接影响了阮籍的诗文风格。《咏怀诗》82首是其诗歌的代表之作，内容广泛，涉及时势与人生的诸多方面。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忧生之嗟。《咏怀诗》中约半数之上皆是阮籍关于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由此而来的深深的忧伤。《咏怀诗》其一为组诗之总纲：“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描写自己在夜深人静时难以排解的苦闷心情。这样的心绪源于他对社会的不满但又无力抗争的现实。第二，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如《洪生资制度》。第三，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类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如《咏怀诗》之十九“西方有佳人”、四十三“鸿鹄相随飞”和七十九“林中有奇鸟”莫不如此。总之，82首《咏怀诗》表现了阮籍苦闷的心灵世界，它非一时一地所作，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怀诗的先河。

就艺术特色而言，其诗蕴藉含蓄，自然飘逸，风格隐约曲折，“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另外，常借比兴与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香草美人以抒写情怀。其精神实质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严羽《沧浪诗话》：“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除诗歌之外，阮籍尚有文、赋、传、论等10篇，《大人先生传》体现了其文的最高成就。

嵇康（223—263），字叔夜，祖先为会稽人，后移居谯国铚地（今安徽宿州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其魅力首先因为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能之士，其次在于其风姿特秀、爽朗清举的风神外貌。当然，最重要的魅力来源于其人格：高洁、正直、孤傲、特立独行。嵇康幼年失怙，在母、兄抚育下形成任性不羁的性格。与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不同，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而《晋书·本传》记载他“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些只是他的玄学修养对自我性情的一种约束，现实他是非之心非常明确，对丑恶现象也往往愤激斥责，不肯与当政者虚与委蛇，如他本无荣进仕宦之意，当山涛荐其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时，他撰《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即“七不堪”与“二不可”，讥讽依附于司马氏集团的无操守文人，并“非汤、武而薄周、孔”，直击司马氏借名教以篡权之事实，使其被杀成为必然。而京师三千太学生为之上书请命之举则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

嵇康本时期最有成就的文章家，现存文14篇。其文包括书、论、传、箴、诫、楚辞等多种文体，其玄学论文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如《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皆任心而论，见解独到。嵇康现存诗50余首，有四言、五言和六言等不同诗体。以四言诗《赠秀才入军》、《杂诗》、《秋胡行》、《幽愤诗》为代表。《幽愤诗》为其蒙冤入狱之时的作品，可以说是嵇康的绝笔之作，诗中对自己一生的思想与行为作了回顾及反省，结构完整，朴实真率，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嵇康把庄子理想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回会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便体现了这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嵇康由于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此外，其诗亦有高古与劲健的风格特点。

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名士”，是正始文学中成就最高者，也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因个性差异而有了不同的命运：阮籍以至慎得以善终，嵇康则因龙性难训而惨遭杀害，个性形成与生平经历有关，对他们各自文学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