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第25辑） - 平章范晔谋反案

中国文学研究（第25辑）作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平章范晔谋反案

朱晓海

［摘要］范晔曾谋反，自古无异论。清人平地掀起浪涛，今人甚至运用叙述学理论为之鼓吹。本文试图厘清此一公案。先论正史的可靠性如何、现代叙事学膏肓之弊在何处；次论刘宋文帝时期内政大势，范晔在其中的位份；进而直接针对范晔事件展示其首尾、研析他有无被冤枉或设计；最后就其本传中数处零星记载，举证说明撰史者有无丑化范晔的嫌疑。

［关键词］《宋书》范晔宋文帝彭城王义康徐湛之何尚之

学林对于《宋书·范晔传》原本毫无异议，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王鸣盛始发疑难，陈澧、傅维森继之。张述祖撰范晔年谱，虽不尽认同彼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于王氏等“非难沈约，以为立意侮辱先生，则事属可疑”；于范晔一案，称引《宋书》中诸条记载，“皆以先生谋逆为实事”，然末了仅谦虚委婉地表示：“详情如何，尚难定论。”今人信从王、陈等人之说，且以彼等结论著于教科书中，贻误后生，是为不可不辩正者。僻处海陬，闻见陋寡，唯悉汪涌豪、瞿林东、李珍、曹旭等先后尝撰文驳正。窃以为尚有些许可补充的余地，故弗揣愚鲁，先论正史的可信度，以及个人对近、现代叙述学的评价；次论刘宋文帝用人，包括提拔范晔的策略，以见范晔案于当时政治脉络中的位份；进而细究范晔谋反案的记载是否属实；最后就《范晔传》其间零碎处，说明有无丑化范晔造型的嫌疑。

一

旧史传记的撰写者固然有他们的观点，对于手边既有的材料进行一番筛选，呈现的造型也必然是某种剪裁，但如果了解正史中的传记并非一家之言，运用那些史料时，就可以省却不少疑虑。

以私家而言，某人传记的原始素材绝大多数来自宗谱、任职经历、日常同居的见闻、传主遗留下的手稿，甚至死者生前所撰的自述等。在此基础上，再益以口耳相传的逸言、故事，成为旁人或后世亲属所撰写的传主行状、家传的材料来源。行状必然经由传主家属、友朋、故吏过目确认，这些同时期的存者不可能集体错误或失忆；家传也无从向壁虚构，否则，难逃传主后裔责难。

以公家而言，某人传记的材料几乎全来自吏部等机构收藏的档案，包括履历、被弹劾并奖惩的记录、传主所上的奏章或著作，以及起居注中所载该当事人与皇帝间的言行互动、辞色反应及其背景。那些档案纯属客观记录；起居注以及由此撰成的实录，如扶育对刘宋文帝所言：“书言记事，史岂能屈典谟而讳哉？”奠基在这些材料之上，然后出现著作郎等撰写的传记。

此后，经过史臣核对、参考、思辨公、私两方面的某人传记，才是那个人物在那朝国史中的传记。

行状、家传不乏溢美；著作郎等人撰写的传记难免偏差或有所保留，然而由于一本国史的修撰往往历经好几阶段，那些溢美或偏差、有所保留的部分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修正。好比《宋书》，历经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前废帝永光以来的纪、传文字，沈约就毫不讳言：“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刘宋孝武帝居然滥用政治权威，越俎代庖，亲手撰写《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这种记载“垂之将来，难以取信”，因而“谨更创立，制成新史”。按照《宋书》卷一百《自序》的记载，范晔属于“元嘉名臣”，其传记最早应该出自曾任南台御史的苏宝生笔下；后来经过著作郎徐爰过目；最后在沈约手下拍板定案。《范晔传》原貌究竟如何，不得而悉。若说沈约衔憾于范晔，则不禁令人狐疑：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的沈约，五岁小童对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范晔，究竟有何情绪、认知上的纠结，或者外在环境上的不得已、不能兼容，以致精心改动或调整原先的叙事，刻意将范晔塑造成这一负面样版。如果今日所见的《范晔传》基本上乃苏宝生原稿，他本身于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七月即因“坐知高闇反，不即启闻，与闇共伏诛”，则何以会特别将尚未正式举兵犯跸的范晔描述为不忠？如果照陈澧所说：《范晔传》“必当时史官承何尚之等授意为之，沈休文仍之而不改”，则其他的传记也会同样蒙上不实的嫌疑阴影。诚如是，苏宝生、沈约等撰写的某人传记既与事实大有间，则必然会在士林间引发质难非议。君不见：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谓亮立传，谓亮将略非所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此乃羌无故实的臆度之说，尚且如此，则有清之前，何以从未闻对《宋书》公正度的疑虑，或野老的“谤书”谣传？纵使“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史臣也得在谨慎甄别之后去取。简言之，一部史书能进入正史行列，断非偶然。它们的列传虽然不能代表传主真正完整的面貌，但其客观可信度确实较高，不容滥用叙事理论者妄疑。

《南史》卷三三《范泰传附孙晔传》与《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以内容情节而言，几乎雷同，除了论及他撰写《后汉书》时，“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在狱中，“上有白团扇甚佳，送晔，令书出诗、赋美句。晔受旨，援笔而书曰：‘去白日之照照，袭长夜之悠悠’，上循览凄然”，仅于传末加上：

晔少时，兄晏常云：“此儿进利，终破门户。”果如其言。

以坐实他参与谋反的记载。司马光撰写《通鉴》时，对范晔这位同行也采纳了《宋书》的批判立场，不但没有变更《宋书》对范晔等谋反始末的记载，反而根据已亡逸的材料，增补了孔熙先两段煽动范晔的说辞及范晔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反应。李延寿曾“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司马光当时“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许多均为后世所不及见者。由此可见：李延寿、司马光二人显然都没有见到有利于范晔形象，或与《宋书·范晔传》有相当出入的材料，以致李延寿仅删落这小集团事先拟的一封檄文、一封书信、徐湛之告发的表文、孔熙先入狱后上文帝的奏章；司马光在记述这桩事件中连一条考异也没有。针对这点，若说那些有利于范晔形象或与《宋书·范晔传》有相当出入的史料全部遗失，以致李、司马二人均不得见，乃最简单，但也最苍白的解释，因为假使那些有利于范晔形象或与《宋书·范晔传》有相当出入的材料确实曾经存在，但在唐、宋两代已全部被历史沙汰，这现象本身就暗示：那些材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或人大可辩称：这正显示沈约精巧编织的《宋书·范晔传》对后世看待范晔生平影响之大，但此说显然忽略将《宋书》“删为《宋略》”、“其叙事、评论多善”的裴子野对范晔的评价与苏、沈是一样的，而且都将范晔与元嘉时期另一政治犯刘湛相提并论。连极度厌恶裴氏文学观的萧纲也不能不称誉对方“乃是良史之才”；他的《宋略》乃沈约自叹“吾弗逮也”者，“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称重之”，“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裴氏此书撰写于侯景之乱前，公、私藏书都未遭兵燹摧残，他当时难道没有其他的逸闻、故事，可以标示《宋略》与《宋书》对范晔剪影之异同，而仅仅增录孔熙先一封事后怪“罪”允诺为谋反内应的许耀书信？

不论哪一家的叙事学说，共通的致命弊病就是：经常无法说明撰写者为何要使用他们所提的那些手法，塑造这段故事。这种弊病正如同民国初年“古史辨”此一风潮下的学术论著，这本是伪作，那篇是后来羼入，却无法提出任何个别且具体可信的理由来说明：那些绝大多数的无名人士为何要作伪、蒙混？高唱叙事学及运用叙事学的学者另一严重弊病乃是：当他们将某篇报道解构，宣布该篇报道仅能视为某事件、人物的一种面向之后，经常不能提出还可以建构出什么别的面向。历史真相永远不可能复原，但并不意味不应当在可能的程度内尽量逼近历史真相。能否重构某人形象固然与有无其他可供参考、索隐的史料相关，然而真正的症结在：某些学者根本无意于建构，只满足于解构。既有的记载都是某一特殊角度、立场下的诗意性剪裁、营造，不足为凭，至少不能充分信任；将它们偏见化、虚实夹杂化之后，又不提供另一种可能的剪裁、营造成果，于是一段或整段历史最终形成一片荒原。后人对于过往究竟发生过什么事、该事件中甲与乙之间的因果关系、谁“贤”，谁“不肖”，仅能当作一出说书、戏剧来姑妄听之、观之。

王、陈二氏虽然试图说明“诬蔑”范晔的原委，并建构范晔的另一形象，可惜都脆弱到不堪反解构，且详下文。

二

要想正确理解范晔案的位份，或许得先以较为宏观的视野鸟瞰刘宋早期政治脉络。

从武帝临终前告诫太子的话，可知：顾命大臣乃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人。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四月，拓跋魏南侵，檀道济受命北征，然后留镇广陵，所以实际掌权者归于徐羡之等三人。景平二年（424年）六月，废、弑少帝。同年八月丁酉，文帝入京即位，三日后，庚子，出谢晦为荆州刺史，将徐、傅、谢三人统一阵线的可能性缩减，再三日后，癸卯，将王弘进位为司空，此举固然是分掉徐、傅二人手上的权力，同时也意图分化王弘与徐、傅二人勾结的可能。元嘉三年（426年）正月丙寅，诛徐、傅二人，沈约曾指出：

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

王华乃侨姓高门；孔宁子乃吴姓高门，结合南、北两方世家力量铲除权臣。同时，先派到彦之、檀道济西征谢晦，同样是在分化当年的顾命大臣，藉此向檀道济暗示：只要这次能表现得好，今上不会追究杀害少帝、庐陵王的事。次日丁卯，命王弘与骠骑将军、彭城王义康居守。前者为异姓；后者为同姓，维持后方的权力平稳。二月己卯，平谢晦。文帝遵从父训：

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

彭城王义康正式接任荆州刺史。此后，中枢大权由王弘、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共掌，入参机要。有次燕集，文帝曾当众“拊御床”对王氏兄弟说：

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

这与东晋初年：

及（元）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帝乃止。

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耳。然而这五十步的差异蕴含的意义匪浅。王导当时总揽大权，否则社会、政界不会流传“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元嘉三年后参与机要的人事安排，两人是自己的心腹，王华、王昙首“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另二人是先帝旧臣。亏王华还是文帝的老部下，居然还看不透对方分相权的目的，感慨“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

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

根本未曾体会：文帝固然关注天下的治或不治，然而更在意的乃是他手中的皇权会不会受相权所制。好在旁观者清，而王弘也够世故，接受劝告，所以先在相权方面自请退让，元嘉五年（428年）六月，由一品的司徒降为二品的卫将军；然后于元嘉六年（429年）上表，劝文帝将彭城王义康由荆州刺史调回京，担任司徒，文帝“敬从所执”，是年四月，义康返京。彭城王是皇室近亲；王弘是世族代表，分录尚书事，这种表面平衡的情形一直维持到元嘉九年（432年）五月壬申，王弘过世。之所以仅说“表面平衡”，因为彭城王权力欲甚大，而“二府并置佐领兵”，王弘听从王昙首的意见，以自己“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相对“相府初建，或有未克”，“割二千人”予彭城王，而且王弘“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文帝虽然于元嘉九年三月将王弘进位为太保，以期多少避免一面倒，但王弘未几即过世，而彭城王垂涎已久的扬州刺史终于落入自己手中。

继续陈述之前，有必要先说明：文帝为何要起用彭城王。检查当时皇室近亲：

武帝弟、侄

长沙景王，武帝中弟，生于东晋海西公太和三年（368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庚午，年五十三，封长沙王，卒于武帝永初三年（422年）六月，年五十五。

长沙成王义欣，武帝侄，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盖武帝永初三年，年十九，袭长沙王爵，卒于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年三十六。元嘉六年（429年），年二十六。

临川烈武王，武帝少弟，生于东晋海西公太和五年（370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年）闰月，年四十三，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庚午，追封临川王。

临川康王义庆，武帝侄，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庚午，年十八，袭临川王爵，卒于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年四十二。元嘉六年，年二十七。

营浦侯遵考，武帝族弟，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年三十三，封营浦县侯，卒于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年八十二。元嘉六年，年三十八。

武帝七子

少帝，长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八月癸酉，封皇太子，永初三年（422年）五月癸亥，年十七，即帝位，卒于景平二年（424年）六月癸丑，年十九。

庐陵王义真，第二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乙亥，年四岁，封庐陵王，卒于景平二年（424年）六月癸未，年十八。

文帝义隆，第三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乙亥，年四岁，封宜都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八月丁酉，年十八，即帝位，卒于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甲子，年四十七。

彭城王义康，第四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六月乙亥，封彭城王，卒于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年四十三。元嘉六年（429年），年二十一。

江夏王义恭，第五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八月庚子，年十二，封江夏王，卒于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八月癸酉，年五十三。元嘉六年（429年），年十七。

南郡王义宣，第六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八月庚子，年十岁，卒于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六月戊子，年四十。元嘉六年（429年），年十五。

衡阳王义季，第七子，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年十岁，封衡阳王，卒于文帝元嘉二四年（447年）八月乙未，年三十三。元嘉六年（429年），年十五。

文帝十九子中前四子

太子邵，长子，生于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丁巳，年六岁，封为太子，卒于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五月，年三十。元嘉六年，年六岁。

始兴王浚，第二子，生于文帝元嘉六年（429年），元嘉十三年（436年）九月癸丑，年八岁，封为始兴王，卒于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五月，年二十五。元嘉六年，年一岁。

孝武帝骏，第三子，生于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年七岁，封武陵王。元嘉三十年（453年），年二十四，即皇帝位，卒于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庚申，年三十五。

南平王铄，第四子，生于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元嘉十六年（439年）八月庚子，年九岁，封为南平王，卒于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七月己巳，年二十三。

元嘉六年时，文帝仅有二子，且均在冲龄；叔父辈，仅余疏族的营浦侯遵考；兄弟辈，连同从兄弟计，成年者仅临川王义庆、长沙王义欣、彭城王义康等人。义庆乃“宗室令美”，文帝并非没有赋予他重任之心，否则，就不会先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当对方因天变坚辞之后，又任命为中书令，前后担任丹阳尹九年，但义庆谨小慎微的个性，好比“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使得文帝只好以彭城王义康为宗亲代表的人选。何况彭城王不似江夏王“性褊急”、南郡王“人才素短”，乃“少而聪慧”者，“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适合总揽政务。

元嘉九年，以往的局面因王弘过世解体，而文帝与彭城王关系由“凡所陈奏，入无不可”何时演变为前者视后者若芒刺在背，大概在元嘉十三年正月“上有疾”之后。《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记载：

（义康党人）见太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上尝危殆，使义康具顾命诏。义康还省，流涕以告（刘）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义康、景仁并不答，而（孔）胤秀等辄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

旧史虽指明：孔胤秀等人寻索前朝兄终弟及的故事，“义康不知也”，但从他对刘湛的意见沉默“不答”，未尝斥为悖谬，可知：他并非无心帝位，所以“及太祖疾豫，微闻之”以后，就觉得彭城王一伙“欲倾移朝廷，使神器有归”。此后就形成了文帝与彭城王间的暗中较劲了。文帝的代表是殷景仁；彭城王的代表是刘湛。彼此关系恶化到：

义康寮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刘）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谢湛，曰：“老父悖耄……合门惭惧，无地自处。”

而“凡朝士游殷氏门者，不得入刘氏之门”。刘湛屡次透过义康于文帝面前毁谤殷景仁，以期倾黜景仁，结果不但“其事不行”，文帝反而“遇之愈隆”。这并非文帝偏爱殷某，而是本诸对手的对手即为同志的心态，增加对手势力膨胀的阻碍。刘湛后来干脆打算釜底抽薪：

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上微闻之，迁（中书令、中护军、尚书仆射）景仁于西掖门外、晋鄱阳主第，以为护军府，密迩宫禁，故其计不行。

殷景仁深悉政海波诡云谲，顾虑到自己未必不会沦为被文帝牺牲的棋子，所以在谋刺案发生之前，即“称疾解职”，但又“不见许”，命令他带职“停家养病”。根据旧史记载：

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

文帝已经准备下手，所以元嘉十六年春正月，不知道文帝是否学习郑庄公对付太叔段的权术，不加裁抑，反而命彭城王义康“进位大将军”，以松懈其戒心，但是从这年秋开始，“不复幸东府”。这种对峙的情况维持到元嘉十七年（440年）九、十月间，当时殷景仁可能已经有些“情理乖错”，只是尚未“疾转笃”，不再能如往常替文帝暗中谋划，或揭露、剖析某些事件背后的复杂状况，所以十月戊午，文帝果断地撕破脸，处死刘湛及其党羽，而且“诛讨处分一皆委”付刘湛的对头殷景仁。同时，罢彭城王司徒、录尚书的职务，出为江州刺史。

这年十一月癸丑，殷景仁过世，文帝组织新的执政班子：何尚之、沈演之、范晔、庾炳之。成员的交集在均与彭城王、刘湛有芥蒂。虽然因为某些客观形势，何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沈演之则由于“刘湛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湛等不同，湛因此谗之于义康。尝因论事不合旨，义康变色曰：‘自今而后，我不复相信’”。“元嘉元［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范）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文身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接着又利用他本生嫡母亡，“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当时“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御史中丞刘损应该也是义康“授用”者之一。刘损仰承其意，弹劾之。表面上，庾炳之虽然游于刘、殷二人之间，但“密尽忠于朝廷”，文帝与卧病在家的殷景仁之间的谋策往来，“常令炳之衔命去来”。

或许有人会认为文帝要对付彭城王，何必如此周章。殊不知：彭城王虽然感喟：

（谢）述唯劝吾进；刘湛唯劝吾进。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

但即使至此刻，仍未警悟，仍奢望东山再起：

上又遣沙门释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

启程赴江州前，徐湛之奉“敕”“入相伴慰”，“经逾旬日”，彭城王以行动示意：

遗臣利刃，期以际会。

表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而彭城王在朝专权十来年，“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朝野辐凑”，“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势力盘根错节，岂能一朝锄尽？旧史记载：

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太祖至所亲敬。义康南上后，久之，上尝就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稽颡，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因恸哭……车子，义康小字也。

这位大姊确实洞悉文帝的意图，否则，巴东令扶育“诣阙上表”，请求文帝与彭城王修复兄弟之好，何以“即收付建康狱，赐死”？但她对政治的诡谲阴暗了解得毕竟欠深刻，所以对彭城王死期估记得早了。文帝表面仍示宽厚：

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至豫州，辞州见许，增督广、交二州、湘州之始兴诸军事。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皆报示之。

实则其最终意图并未因会稽长公主而动摇，这可从他对公主的回应得悉：

上流涕，举手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即封所饮酒，赐义康，并书曰：“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

文帝许诺的是这年“岁暮”不会处决彭城王，不代表他年不处决，所以日后“裁弟”并不算违背誓言。彭城王如果够机灵，应该读出信中消息：“忆”他的是“会稽姊”，而非文帝，文帝对他只有猜防，视为隐忧。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范晔等谋反案揭露。借着这次谋反案“事逮义康”，“削义康王爵”，“免义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宁、丰城、益阳、兴平四县主为庶人，绝籍属，徙付安成郡，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既从皇室宗牒除名，就彻底斩断了义康继承大统的宗法正当性。

“（元嘉）二十四年（447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反，袭杀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诸葛智之聚众据郡，复欲奉戴义康”，文帝按照群臣意见，“徙（义康）广州远郡，放之边表”，仍派沈邵监管。

后“值……索虏寇瓜步，天下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451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

综上所述，范晔等谋反案乃文帝铲除彭城王义康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就引发质疑：范晔等谋反案是否为文帝或文帝示意亲信媒蘖而成，藉此牵涉彭城王，以达到削除刘义康王爵并宗籍的目的？下文即就此点详究。

三

这次谋反案，孔熙先坦承：“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国宪。”不但为发起者，而且许多参与者也都是他勾引加入。如谢综，固然因为父谢述“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与“素为”府主义康“所狎”，所以当义康外放江州时，按照文帝“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的诏令，“随从南上”，孔熙先利用这两层既有的关系“奖说”，使得谢综“亦有酬报之心”。又如在“台省宿卫殿省”的许耀，他的大姨子乃法静尼，以往“出入义康家”，“感激旧恩，规相拯拔”。许耀“尝有病”，而“熙先善于治病”，法静“就熙先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要自往酬谢，因成周旋”，熙先“深相待结”，最后告知密谋，对方因此“许为内应”。

范晔亦然，孔熙先先“倾身事（谢）综”，“日夕往来，情意稍款”，然后透过谢综的引荐，与范晔交往。孔熙先重施拉拢谢综的故技，与范晔博戏中，“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加以本身“素有词辩”“文艺”，让本身才气纵横的范晔颇为赏“爱”，一改过去对孔熙先“不为”其“所重”的态度，“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然后孔熙先才游说范晔加入。

孔熙先的规划相当用心。彭城王左右幕僚（如谢综）若无此意，不待举事，恐怕就已经因内部意见分歧，胎死腹中。禁宫若无内应（如许耀），政变就难以发于肘腋。至于所以“欲要朝廷大臣”，因为中央级执事若无同意者，不仅内（禁宫）、外（江州）之间缺少重要的环节，而且在举事时，难以向各方宣告。孔氏所以挑中范晔，是因“晔意志不满”。这也是为何“（谢）综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旧好”、大将军长史“（仲）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目的就是拉拢并稳住范晔，以便届时作为中央出面宣示四方的人选。所以不需要着意拉拢另一中央的代表人徐湛之，因为彭城王与徐湛之“虽为舅甥，恩过子弟”，双方“宿有密契”，“潜通奸意”，徐湛之还向彭城王“报示天文”，所以按照“规有异志”的仲承祖的想法，只需代表彭城王的自己与对方相互认识，让对方有好印象，“告以密计”即可。

“（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义康出藩，诛（刘）湛等，以（沈）演之为右卫将军。”同年十一月癸丑，“（殷）景仁寻卒，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根据《宋书》卷一百《自序》：

元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宠爱殊异，以（沈璞）为主簿。顺阳范晔为长史，行州事……太祖召璞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浚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耳目，赏罚得失特宜详慎。范晔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怀，辄以密启，每至施行，必从中出。晔正谓圣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末见其际也。

卷六五《刘道产传》：

（元嘉）二十年，贼退。朝议：贼虽攻城，一战便走，听依本要，于事为重。右卫将军沈演之、丹阳尹羊玄保、后军长史范晔并谓：宜随功劳裁量，不可全用本誓。

可知：至早于元嘉十八年，范晔始与沈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然而凡事不能仅看片面。“性疏”，做不到“特宜详慎”的处事态度，因此连地方层级的首善之区的业务尚且不能获得文帝信托，以致实不符名，“其实委（沈）卿也”。沈璞与文帝当时的关系，犹如卧病在家的殷景仁与文帝一般，大小规划由前者“密启”，然后由中诏令行，以免范晔持异议碍事，所谓“必多不同”，则范晔被文帝提拔至中央，岂真能“参机密”？无怪乎本传会记载：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

换言之，议事时，有他无他均可。对照《宋书》卷五二《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

义康出藩，湛伏诛，以炳之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俱参机密。尤堪玩味真正“同参机密”的是何人。是以范晔内调，进入中枢，当如上文所述，主要因为他与彭城王有嫌隙，所以刘损弹劾范晔时，文帝“不罪也”，这与维护殷景仁如出一辙；其次才是“才艺可施”。

范晔岂会察觉不到自己近乎政治花瓶这点？是以“以此为怨”。当时迁转为吏部尚书的何尚之就已“察其意趣异常”，因此“白太祖”：

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

“上曰”：

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

何尚之担任吏部尚书多久，不得而详，但接着升任中书令，这两项官职都是大权在握者，根本无须排挤范晔。他那番建言不但不是排挤，反而应当说是保全对方。何尚之后来曾说：

昔启范晔，当时亦惧犯触之尤。

从文帝的回答，可以知道：至少对文帝而言，将何尚之的建议视为“不能容才”的“谗说”，乃是外界“万方”不明就理的误会。他一样觉得范晔“意趣异常”，只是尚未从暇“衅”演变为“事迹”，并未因为对范晔文翰的欣赏，而觉得何尚之的提醒是“犯触”逆鳞。至于旧史所说：

后晔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

并非指何尚之逆料到范晔可能谋反，而是嘉许何尚之担心届时又要“诛大臣”，“有亏皇化”这点。元嘉二十一年，诏迁沈演之为中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中领军具实权；太子詹事确实为清望官，但任务是“翼赞东朝”，等于将他排除在预参机密的小圈子之外了，范晔“意志不满”的情绪愈发加深，难怪沈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由此可见：当初同参机要的一小伙人中，不仅何尚之，沈演之也无排挤范晔的必要。沈演之转中领军前，旧史记载：

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对范晔，却完全未表示任何期勉。沈演之转中领军后，旧史记载：

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岛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相，任寄不异也。

可见文帝对沈演之始终“任寄”非常。至于庾炳之，范晔自己都说：“外人传庾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庾氏当时“内外归附，势倾朝野”，范晔岂在他竞争名单中？庾炳之处心积虑的是仗势贪污、勒索。王鸣盛“想蔚宗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何、沈、庾等因而“共相倾陷”，可谓全然昧于当时枢机所寄，高估范晔的位份权势了。

孔熙先起先以彭城王冤屈，导致天（“天文乖错”）、人（“天下愤怨”）为由，劝范晔“顺天、人之心”，建功立业。接着以执政者“比肩竞逐”“荣名势利先后”，而范晔为“谗夫侧目，为日久矣”，他当以“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戮及百口，犹曰未厌”为鉴戒，先发制人，以便“享厚利，收鸿名”。最后采取骂人揭短的策略，以范晔心病“激之”：

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

所谓连姻帝室，是指或以公主下嫁，如徐湛之“父达之尚高祖长女会稽公主”、何尚之“子邵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范晔外甥谢综弟“纬尚太祖第五女长城公主”；或纳臣女为王妃，如“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庐陵王义真妃，（谢）景仁女也”、“（随王）诞妃即（徐）湛之女，（南平王）铄妃即（江）湛妹”。陈澧以范晔之孙范鲁连为“吴兴昭公主外孙”，“非连姻帝室邪”？可谓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吴兴公主乃高祖次女，尚孝武文穆王皇后之父王偃。换言之，范晔之子、范鲁连之父范蔼娶的是王偃与吴兴公主所生之女，根本不是连姻帝室，至多只能说连姻外戚。王鸣盛认为：“江左门户高于蔚宗者多，岂皆连姻帝室？”确如所论，但问题在皇室不肯与之连姻的源由：“人以犬豕相遇。”质言之，就是范晔有“禽兽行”，所谓“晔素有闺门论议，朝野所知”，这就狠狠戳到范晔不堪的丑事了。《通鉴》记载范晔对孔熙先这三番游说的反应分别是：“晔甚惊愕”“晔犹豫未决”“晔默然不应，反意乃决”。“惊愕”可以从对方面部表情获悉；“犹豫”也可从对方思虑的状况推知；最值得注意的是“默然不应”，检视故籍：

景帝与（梁）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于是景帝默然无声。

以立秋日署（侯）文东部督邮……文卬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孙）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复问狐狸。”宝默然。

尝从（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辛）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武）帝因召（王）济，切让之。既而曰：“知愧不？”济答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可以明了：默然意谓对方说得有理有据，自己无从反驳，所以只好缄口。换言之，范晔乱伦乃是事实，并非史臣污蔑，否则文帝逮捕的诏书中，“晔素无行检，少负暇衅”在指什么？笔者可以同意：“惊愕”“犹豫未决”“默然不应”乃是实记录；“反意乃决”则是史臣自加的推断之词，确实如傅维森所质疑：“恶知默然不答时，即有反心也”，但是此时反意不决与日后参与谋反丝毫不冲突。

不论孔熙先的游说是否达到策反范晔的效果，范晔并非刚涉足宦海者，自然不会在这种大事上贸然涉险。根本没有陈澧所说：“自古未闻谋逆者而先自请杀其所奉之人者”的龃龉，所以史载：

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藩王政以訞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长存，将重乱阶。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

陈澧诘问：“所谓‘探时旨’者何也？”对曰：即范晔先需要确定文帝对彭城王的态度。如果已经动了杀机，他自然不会加入孔熙先的阵营，赔上自己；如果没有打算处决彭城王，或者还要观看局势，才下最后决定，则自己叛乱就有空间了。结果“上不纳”。陈澧因为认定：“‘欲探时旨’当以微辞尝试，何乃作此言”，所以范晔的建议乃出自真心的劝告，然后将这段记载解读为：

探得文帝欲杀义康则不反，不杀则反邪？蔚宗劝杀义康，即蔚宗之不反明矣！探得文帝欲杀义康则反，不杀则不反邪？则文帝既不纳矣，不杀义康矣，蔚宗之不反又明矣……蔚宗知熙先等谋反事，故劝文帝速杀义康以绝之也。

视为“蔚宗不反铁案也”，可谓按一己成见，从事循环论证。范晔至此是否反意乃决，虽不敢必，但从徐湛之元嘉二十二年告发的章表所云：

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惧，深见劝诱……谶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议论转恶，全身为难。

可知：至晚于元嘉二十一年，即迁为太子詹事时，范晔已经铁了心，故不仅沈演之看出不对劲，从他外甥笑他前后态度幡然转变：

詹事当前共畴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

也可见：他已深陷其中，与孔熙先等沆瀣一气了。陈澧质疑“谋逆之事，则诡秘之不暇”，则“攘袂瞋目”仅能视为“平日论事”的表现。试问：秘密集会时，商议政变后的人员“选授”，以及“凡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范晔于此际是否会“攘袂瞋目”，一泄胸中积愤？他身为“领东宫众务”的太子詹事，在太子池射堂上“跃马顾盼”，意气风发，又有何嫌？

范晔懂得做贼要谨慎，故先试探文帝意向，徐湛之更是老于世故者。以见存史料而言，与这次谋反案有关的，徐湛之共五次上表。第五次乃因为自己出卖同伙，所作“朝野侧目，众议沸腾”的开脱之辞，可置不论。第一次是检举范晔：

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谗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

这是因为彭城王临行前，表露出东山再起的意向，又命他“申情范晔，释中间之憾”，虽然他“谓此侥幸，亦不宣达”于文帝，但既知义康有此“侥幸”之心，他就不能不防患未然。衡量自己与彭城王及范晔的关系亲疏，自保的伏笔当然以后者不安分较佳。文帝知悉此事，所以后来遣中使质问范晔时，说：

名、爵期怀，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扇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

第二次是大将军义康府史“仲承祖始达熙先等意，便极言奸状”，这应该就在《范晔传》所说“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之后，徐湛之向文帝散布了一团烟雾。事后他解释：

臣儿女近情，不识大体，上闻之初，不务指斥，纸翰所载，尤复漫略者……仰缘圣慈不欲穷尽，故言势依违，未敢缕陈。

对照他推托：彭城王外放前，对自己表现的“逆图”言行乃一时“怨愤所至”，若“便以关启，惧成虚妄，思量反复，实经愚心，非为纳受，曲相蔽匿”，可知：连阴谋者的姓名都没透露。他这次上表内容所以如此“漫略”“依违”，实乃首鼠两端。彭城王这厢政变成功，以他与义康的关系，定会飞黄腾达；文帝这厢锄奸获胜，他也可借口事先透露，所谓“见关之日，便即以闻”，设法脱罪。第三度乃“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即以启闻”，但这封表依旧未将谋反始末及涉案人员交代清楚，这自然是因为自己涉足其间，留有不少与这小集团成员相互商议、同志共署的痕迹。第四度，亦即最后，才是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的那封表：

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迹翰墨，谨封上呈。

转折点在第二至第三封表之间，何以从“不务指斥”变成含蓄举发。旧史记载徐湛之曾对范晔等说：

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

他将此推诿为“诱引之辞”，乃地道谎言，反正“所征之人又已死没”。元嘉十八年“冬十月辛亥，以巴冬、建平二郡太守臧质为徐、兖二州刺史”、“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由于“在镇奢费，爵命无章，为有司所纠，遇赦”，因为被罢职，这才会断定“岁内当还”。因为元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这次谋反案破灭期间，仅有两度大赦：一在元嘉二十一年，这是针对元嘉十九年以前积欠公家税收而逃亡的农民，所谓“诸逋债”者而发，则臧质所遇的大赦只可能是元嘉十九年四月因为文帝“久疾愈”，以示普天同庆的这次。而在此之前，元嘉五年，萧思话为青州刺史；九年，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故曰“思话三州义故”。如果到了元嘉二十年，萧思话迁转为雍州刺史，二十二年离任，则当有四州义故了，并且十九年原本是要将萧思话内调为侍中，领前军将将军的，只是后来他“未就征”。而这也应当是孔休之草拟那封檄文的时候，因此才会将此二人纳入主事者的行列。史臣还特别指出：因为臧质“与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所以“量质必与之同”。简言之，这正是徐湛之倾向谋反一方的时候。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因为范晔的临场畏怯，那次变发肘腋的图谋未能实行，徐湛之所担心的“但当勿失机”成真，是以当孔熙先“忽”然传“令”众人要付诸行动时，他衡量形势不利，这才有“近”日的第三封表。综上所述，远在元嘉十七年，经由何尚之的提醒，文帝就已经多了个心眼，后来，因为徐湛之的首鼠两端，一方面固然使得文帝已经有数：这个谋反案在暗中酝酿；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文帝始终没有把柄，如同明知道浓雾中有魍魉，却看不到身影。当然，徐湛之的这种油滑也使得彭城王一方的人继续在做龙图霸业的大梦。直等到徐湛之的第三表将雾气稍微吹散，文帝就得以藉此索求录鬼簿及鬼画符。就这点而言，徐湛之可谓立了大功。这也是何以徐湛之自“诣廷尉归罪”，文帝反而“慰遣，令还郡”；再度“乞蒙隳放，伏待鈇锧”，文帝又“优诏不许”唯一合理的原委。陈澧将上述看似反常的现象解释为：徐湛之“非有”何尚之、沈演之的“奥援”，“力为之”“脱其罪”，否则，“必不能如此”，乃地道的臆测之词。若文帝翻脸，将徐湛之下狱鞫问，非但会显得文帝过河拆桥，而且会逼供出：文帝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于皇帝形象只会有损，不会有利。换言之，文帝并没有高明到设下陷阱，等君入瓮。

不过，从沈约特别保留下来的一篇檄文、一封书信，可以看出：范晔与孔熙先等想法略有出入。前者以“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跸”为背景，所以文帝已成“大行皇帝”。后者既然假借义康之口“宣示同党”，文帝又无失德之处，当然不能命他们诛独夫，故仅以“除君侧之恶”为口号，还吩咐“处分之要”“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待事平之后，“吾当谢罪北阙”。虽然后者是自欺欺人，因为不论文帝在政变中存活下来与否，至终都只有宾天一途，但这点自欺或许是导致原订计划：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

未就的原委。陈澧既同意《南史》这段记载“必别有所本”，却又说此乃“当时诬诳之语”，试问：司马光也不辨虚实，随李延寿而起舞吗？至于《宋书》之所以仅“含糊言之”，“差互不得发”，陈澧推断：如此一来，范晔“其罪可以末减也”，将不合乎沈约欲罗织范晔之罪的本衷。这位撰写《汉儒通义》的学人大概忘记：在汉人的观念中，孔子作《春秋》，乃为汉制法。当时所说的《春秋》乃公羊家《春秋》。公羊家定下“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的规范。无论范晔当时是否赞成或实际弑文帝，既然他已动了谋反之意，其罪就与“亲弑”者无别，已经谈不上末减或罪加一等的问题了。

当时“略相署置：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所拟的檄文中说：

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日月；诚着幽显……投命奋戈，万殒莫顾。

征虏将军之于抚军将军、中军将军之于太子詹事，均为三品。既未升级，陈澧因此质疑：范晔岂肯为此而谋逆？真是东家丘之浅见。枪杆子出政权，乃历朝颠扑不破的原理，所以领衔诸人都要暂“行”军职，乃是为了向四方显示：已掌控中央军力。徐湛之于既有的丹阳尹外加扬州刺史；范晔加南徐州刺史，则不仅京师，整个吴、会均已在握。加官晋爵乃拥戴事成后必然之事，岂有大功未就，先就高自位置、互相弹冠的道理？

事败露之后，范晔先“不即首款”。等到中使宣旨：其他人“并已答款”，“何不依实”？他还“以理”——“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颈，愚夫不为”，“臣不容有此”——狡辩。之所以不说“辩解”，而使用具有贬义的“狡辩”，因为由三品升至一、二品，全然不是可坐致的发展。以他之前预参机密者而言，元嘉二年至三年二月间，任太子詹事的王昙首，至元嘉七年卒前，仍任此官，追赠的左光禄大夫也是三品；元嘉九年任尚书仆射的殷景仁至元嘉十七年过世，仍任此官，追赠的才是一品司空。以范晔同期预参机密者而言，沈演之元嘉二十年任右卫将军，以后调任的中领军、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均为三品，元嘉二十六年死后追赠的金紫光禄大夫也是三品；何尚之元嘉二十三年任尚书右仆射，二十九年以尚书令致仕，至孝武帝时起复，先后任尚书令、中书令，这些都是三品官，卒后方追赠一品的司空；庾炳之从元嘉十七年任吏部尚书，直到元嘉二十五年被免官前，均未调动。谁说“自然必至”？难道范晔期望的是死后哀荣？至第三度中使问他：难道要与孔熙先等当面对质，他只好推诿：“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直至中使“示以墨迹”，他仍仅承认知道此事，而且“久欲上闻”，仅因“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陈澧诘问：“此何人墨迹”，当然是范晔的墨迹，因为“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陈澧以上文既说：“熙先使弟休先先为檄文”，“晔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认为“此（孔熙先）诬引之明证”。他全然忽略了“所造”指范晔亲笔之作；“治定”指修改别人的草稿成定稿，所以《南史》易为“改定”。尤其按照《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子僧虔传》所言：

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

范晔也认为自己的书法“小小有意”，还谦称“每愧此名”，足见：他的字迹自成一格，非常易于辨识，诚如孔熙先所说：“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西晋贾后欲废太子，“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然后拿出事先由潘岳所拟内容悖逆的书信，“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廷议时，“尚书左仆射裴頠……请比校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这才使得众臣“无敢言非者”。武昌王浑所以被斥为“不忠不义”，先“免为庶人”，接着“逼令自杀”，就因为“与左右人作文檄，自号楚王”，“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由于“文檄处分事迹炳然”，怎么喊冤，也抵赖不掉确实是自己写的。“（蔡）兴宗每奏选事，（戴）法兴、（巢）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存者”，兴宗就于朝堂当面质问义恭、师伯两位辅政大臣：“主上谅闇，不亲万机。选举密事，多被删改”，“不知是何天子意”？把柄就在批发下来的文件上面的字与两位辅政大臣素常的“笔迹”不符。

纵使入狱前一晚，范晔仍旧不轻易松口：

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

这种态度等于将天下人都当成傻子，而王鸣盛居然相信：“蔚宗特知情不举。”如果仅是耳“闻”知情，那些檄文、书疏是谁撰写的？如果真的“冀其事消弭”，那又何来“期以其日为乱”？如果他未谋逆，仅是被孔熙先诬陷，或何尚之等人罗织，何至于才“入狱”，即“问徐丹阳所在”？身为丹阳尹、征虏将军的徐湛之岂是可“轻”忽的“小儿”？而何尚之等人若要排挤范晔，干徐湛之何事？岂非正因为两人始终参与这次政变阴谋中，而且对外书檄均以地位最高的他两人为领衔的“贼帅”，所以自己被捕后，才会问身为同党的徐某在何处。

旧史记载：

晔本意谓入狱即死，而上穷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当长系。”晔闻之惊喜。

检点《宋书》论及“穷治”者：

有司奏曰：“……天慈矜厚，减法崇恩，赐全二息及其（始安王）爵封……然非所以弃恶流衅，惩惧乱臣者也。臣等参议，谓宜降休仁为庶人，绝其属籍，见息悉徙远郡……收（太妃）邢付狱，依法穷治。”诏曰：“邢匹妇狂愚，不足与计……”

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袆忿怼有怨言，请免官，削爵土，付宛陵县狱，依法穷治。”不许。

（严）道育叛亡，讨捕不得，上大怒，穷治其事，分遣中使，入东诸郡搜讨，遂不获。

可知：“穷治”指“依法”，即从严，不让任何涉案者漏网，或得到宽宥。文帝所以“穷治”，目的也在此。希望借着审讯已逮捕入狱者的供词，“还自违伐，多举事端”，“首尾乖互，自为矛楯”，将整件谋反案厘清，因而钩索出其他涉及此案，但尚隐而未见者，以便将彭城王的党羽一举歼灭。陈澧竟解释为：“文帝爱其才，不信其谋反，至此时犹然，故欲穷治其狱”，真令人哭笑不得。

旧史又记载：

晔尝谓死者神灭，欲着《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云“当相讼地下”，其谬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绝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

与徐湛之的书信中有那句话，当然是因为怨愤对方出卖自己及同伙的人，陈澧将后一段托人告知何尚之的话也如此解释，则是不解行文结构。前者重在平日言论与情绪下的表现互相矛盾，所以批评他“谬乱如此”；后段如果也如此，则此例证当在“谬乱如此”的批评之前。如今既加上一个“又”字，就代表与前段重点不同，乃是重申他的鬼神观，所以才会说：“天下绝无佛鬼”：假使我的看法不正确，则我死后，灵魂势必存在，将会前来“相报”。对照《文选》卷二九《诗己·杂诗上》张衡《四愁诗·序》：

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

《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列传·始安王休仁传·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

为诏之辞，不得不云有兵谋，非事实也，故相报卿知。

《魏书》卷四五《韦阆传附苏湛传》：

（萧）宝夤令姜俭报湛云：“……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为身计，不复作魏臣也。与卿契阔，故以相报。”

智《净土十疑论》第七疑：

有三菩萨……契志同生兜率，愿见弥勒，若先亡者得见弥勒，誓来相报。

可知：报，告也，“相报”指告知对方，与报复何尚之毫不相干。既然如此，陈澧说：“蔚宗知为何尚之谗害，故临死恨极，欲为厉鬼以报雠”，乃未通解文辞的瞽说。

四

最后，要清理其他有关的说辞及零碎的记载。

将范晔与刘湛并列，并非沈约一家之见。裴子野同样如此，认为：二人“皆忸志而贪权，矜才以恂逆”，“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裴子野“曾祖松之”，为《三国志》注；“祖骃”，为《史记集解》，乃史学世家。若如王鸣盛所说：“沈约史才较蔚宗远逊”，“似犹有忌心”，那么裴氏又是基于什么动机，要抹黑范晔呢？裴氏是否也是傅维森笔下所说的“纤人”呢？事实上，沈约毫无妒忌范晔《后汉书》乃佳作之意，否则，在所录的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大可删去他自诩的一段：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多不能尽之。

沈约非此之为，反而于录毕书信后，说“晔自序并实”。如果说范晔自诩：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

颇有夺去沈约光环之嫌，因为沈约也自诩：

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

那就更不理解实况了。永明台柱三人，其中声律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王融也毫不讳言：“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然而文坛均奉沈约为宗主，除了他长寿，政坛地位高，影响力持久，更要紧的是他有著作：《四声谱》。王融“常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谢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也无这方面的著作；范晔亦然，永明声律说的实际倡导者与盟主当然非沈约莫属，范氏有何可招沈氏妒忌的？

或人认为：编撰者的策略乃在于叙述方式上运用了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所说的夹叙（alternance），将这次谋反倡议者孔熙先的事迹，违反记传常例地置入《范晔传》中，而且分量惊人，乃沈约有意为之。这是不熟悉传统正史，才会以不怪为怪。试观《汉书》卷九七下《外戚列传·孝成赵皇后传》，全篇五分之三的篇幅藉由司隶解光的调查报告，详述赵昭仪如何残害皇嗣，因为全篇主旨就在说明“燕飞来，啄皇孙”的童谣应验，但实际操作者乃昭仪赵合德，非皇后赵飞燕。可是按班氏体例，身为皇后，或昭仪等妃嫔有子为帝者方能入《外戚列传》，则赵合德之事不得不夹叙于赵飞燕传中。《宋书》仅将违背人伦纲常最严重的文帝太子邵、始兴王浚归入书末，题为《二凶传》，既不如《宋史》卷四七五至卷四七七另立《叛臣传》，或《辽史》卷一一二至卷一一四、《金史》卷一三三另立《逆臣传》，又不似《三国志》将反对司马氏者一律归诸卷二八、《陈书》将叛变者一律归诸卷三五，则按照常例，传主子孙有可叙或应交代者，都会附在传主之后。孔熙先似乎应附于他伯父孔淳之之后，然而传末特别交代“（其弟）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晔传》”。原因很简单，孔淳之所在的那部分记载的都是视富贵如敝屣的高士；默之是位地道的经生，“注《穀梁春秋》”者，若将一个谋反者附载于后，简直是熏莸不伦、兰艾同圃，而且将形成篇幅上本末倒置的现象，所以《宋书》如此安排。这种现象如同《宋书》不列《文学》或者说《文苑列传》，因此只有将影响力甚大的鲍照生平，藉由“招聚文学之士……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为桥段，将之附于卷五一《宗室列传·临川烈武王传附子义庆传》内。整件谋反案，如孔熙先自供，乃他兄弟二人“首为奸谋”，煽动范晔同伙、联系各方欲拯彭城王者的也是他，要交代整件案情始末，当然只有放在范晔传中最合适。

《宋书》每次提到这案件，例如：

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火、木合东井；四月，月犯心，太白入轩辕；七月，太白昼见，其冬，太子詹事范晔谋反伏诛。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等谋反，事逮义康。

二十二年，范晔等谋逆。虽然也会用“党与”“等”字，但都以范晔代表之。那是因为一方面顾及史书惯例：详彼即略此，《范晔传》末既已开列了被处死的主要人物名单，别处就无须缕陈众人名字；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次谋反的小集团中，孔熙先虽“首为奸谋”，但他仅为五品的散骑侍郎，其中以担任三品的太子詹事范晔地位最高，如出狱赴刑场前范晔所言：“今日次第当以位邪？”这与刻意凸出范晔的谋反形象无关。王鸣盛所说“熙先主谋……真不可解”，“竟以（范晔）为首乱之人”，乃是他为了作翻案文章，而忽忘了史学家应具备的常识。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六朝人每取小字。以刘宋非皇室者为例，刘穆之“小字道民”、向靖“小字弥”、“道儿，（谢）述小字”、“佛，（褚）淡之小字”、“干木，（徐）羡之小字”、“（谢）曜，弘微兄，多，其小字”、“（刘）湛小字班虎”、“（鲁）秀小字天念”、“阿益者，（王）蕴小字”、“童乌，（王）绚小字”、“铁，（殷）景仁小字”。撰、作者若知所取小字的来由，则会书之。如：

太宗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为小字，故（后废）帝字慧贞。

世祖武皇帝……将产之夕，孝皇后、昭皇后并梦龙据屋，故小字上为龙儿。

父被害，（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腰，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

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谢）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范晔即其中一例。自汉至唐，孕妇生产时，大多的姿势乃蹲踞，与女性日常“如厕”时的姿势极接近，而且生产与大解都必须用力，孕妇大解时，因此流产，或足月即将临盆的胎儿随之下地，乃正常的现象。正如陈澧所举《国语》卷十《晋语四》：“大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范晔被及时拦住，未坠入坑中，为秽物窒息，仅额部被粪坑边缘砖头所伤，乃其母敏捷所致，然其中惊险，自不待言。学者指出：许多小字有祈福、祝愿之意。“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毛《传》：“瓦，纺砖也。”范晔生母很可能期望以此女性象征物挡煞，庇佑他能顺利长大。类似“鲁爽小字女生”。简言之，这段记载毫无陈澧所说“丑诋蔚宗”之意。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按：虽然各代的尺实际长度并不一致，但习惯认定成年男子为七尺之躯。凡超过或低于这标准的，就会记载。以《宋书》为例，刘宋武帝刘裕“身长七尺六寸”、太子邵“长七尺四寸”、文帝义隆“时年十四，身长七尺五寸”、文帝弟南郡王义宣“长七尺五寸”、薛安都“身长七尺八寸”、吐延“身长七尺八寸”、沈约祖父沈林子“时年十八，身长七尺五寸”、臧质“长六尺七寸”。身材高于常人，丝毫不暗示个人品行、才能高，似太子邵乃弑君父之元凶；义宣“人才素短”；薛安都叛变，投奔拓跋魏；吐延“性刻暴”。由此可知：身材低，也毫无贬义的暗示。至于“秃眉须”，同样是标示他异于寻常人，因为一般唯有妇女、宦寺，才会缺乏成年男子第二性征：“眉须”，故《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记载：

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嫪毐）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汉书》卷六六《蔡义传》说：

义为丞相时，年八十余，短小无须眉，貌似老妪。《三国志》卷八《袁绍传》：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范晔妓妾成群，竟也如此，故著录之。实则须眉有特异现象，旧史多会记载，如昌邑王贺“少须眉”、汉元帝“额有壮发，故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诸葛恪“少须眉”、刘曜“生而眉白”、臧质“秃顶拳发”、拓跋孚“貌短而秃”。陈澧既表示“貌陋何足为病”，却又认为这段形容“欲诋蔚宗貌陋耳”，自相矛盾。实则这段记载至多可以解释为范晔缺乏威仪。假使真要认为史书中每段叙述都有其用意，则有关范晔外貌的记述，何尝不可以视为内（“性精微，有思致”）、外（貌寝）如此不一，可见其乃旷世奇才？如《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太史公曰》所意图表示的：“以为其人魁梧奇伟”，孰料居然“貌如妇人好女”，符合圣人必有异表的论断。

“善弹琵琶，能为新声”（按：琵琶本乃胡地传入的乐器，不待言）。正由于它早已经被接纳为汉族常用乐器之一，故魏、晋朝、野燕乐时，流行的清商三调都有琵琶为伴奏乐器之一，否则将无法解释嵇康何以将“琵琶、筝、笛”相提并论；阮咸“善弹琵琶”被视为他“妙解音律”的表现；也无法解释成公绥、傅玄、孙该等人何以均采颂扬的笔调，撰写《琵琶赋》。难道这些文士都不严夷、夏之防吗？至于“新声”，有时确实会被等同郑、卫之音，或衰世产物，与之相对的乃雅乐，但也经常是称许之意。如同嵇康《琴赋》“进御君子，新声熮亮，何其伟也”、傅玄《正都赋》“奏新声，理秘曲”；引申到文学写作上，陆机“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被当成高度创作巧思的代词。其实，最要紧的是史臣这些话根据的乃夫子自道：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恨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假若结合“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视为史臣将范晔塑造为一反传统者，就更是断章取义了，因为这乃是表扬之词，作为上文“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的例证。与另一位因谋反而被处死者谢灵运“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属于同样的称许。

在刑场与家属诀别时：

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怍。陈澧虽然不及习得叙事学，但较之今人，他解构、建构的能力绝不遑多让：

蔚宗真谋逆，其母、妻断无不号泣而但骂之、击之者……妇人有此大义灭亲者邪……细读之，则母、妻皆冤愤之词，不敢言天子信谗，滥杀无罪，但谓蔚宗上有老母，且受天子恩遇，足明其无逆谋也。蔚宗对母、妻不悲涕，忍其悲涕耳。按照陈氏的说法，其妻“不号泣而但骂之”，暗示了：范晔未谋逆，然而其母“泣”又“击晔”，则应该是暗示范晔“真谋逆”了，两者岂非自相矛盾？骂、击的对象表面是范晔，实际怨愤的是文帝。“受天子恩遇”实际是意谓“天子……滥杀无辜”。且不论陈氏的推论逻辑通不通，他显然昧于：最简单平顺的解释往往就是最适当的解释，乃诠释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像他这般曲解，在解释效力上，已落下乘。

旧史记载：

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姬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范晔之事被正式揭穿乃突发：

其夜，先呼晔及朝臣集华林东合，止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于时，上在延贤堂，遣使问晔：“……云何乃有异谋？”内外消息隔绝，故于骤然被质问下，他“仓卒怖惧”。收监下狱与范家被抄恐怕几乎同时进行，所以他母亲等人应该根本来不及事先脱产，寄放他处。而籍没家产时，巨细靡遗，都会誊录在册。换言之，史臣这段记述所根据的乃官方司法部门的档案。史臣确实毋庸写这一段，记下这一笔，确实可能意图塑造范晔了无亲情，然而更当追究的是：这种情况本身究竟是向壁虚构，还是本诸事实？若如陈澧所辩称：“富贵家老妇人性好俭啬者多矣，岂可骤以为其子不孝？”则非但范晔为人后的嫡母俭啬，他的弟子、叔父都俭啬，其“断章，余取所求焉”，可谓至矣。

至于刘湛、范晔传末的史臣论全然无评论范晔的文字，并非“反映了（沈约）他对范晔‘谋反’一事记载有所保留”。这就像“王融、谢朓，文学之士，致显位，而死于非命，此天然合传，《南齐书》搭配最为得宜者”，但对于这两位均因政治风波而丧命者，在史臣论中，萧子显对谢朓全然略过。《宋书》卷六三史臣仅取王华一人为诫惕，对于同卷的王昙首、殷景仁、沈演之这么重要的人士只字不提；卷六六史臣仅论及何尚之一人，同卷的王敬弘根本不予品评，纵使评何尚之，也仅就他主张并合荆、郢二州一点论述，有关他为人高下、仕宦功过，概不置词；卷六八，沈约徒借机标榜自己的声律说，对于同样“空疏”、总在抱怨“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能“参权要”、最后因造反弃市的传主谢灵运本身言行，毫不评论。瞿、李二位因不评论范晔而认为可“思考的余地”，实际原委将涉及一大课题，即沈、萧二人的史评观，须另文述之。

结语

综合所述，应该已足够显示：不是沈约罗织范晔，而是王鸣盛、陈澧等人在罗织《宋书》的编撰者。王鸣盛说：

今读其《（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傅维森进而辩称：

夫言不逮行，世亦恒有，然奸险之辈言虽华而不实；乖诈之士论必诞而鲜据，执此两端，以例范史，匪惟不类，适彰显之。无论《后汉书》道德的调门多高，“言”“论”如何“实”而有“据”，范晔不忠不孝、帷薄不修、贪图名利权位，不知止足、始终不肯面对自己的错误，而“畏死乃尔”，乃昭昭不可掩的事实。

古人蒙学阶段，《论语》乃继《孝经》的第二项教材。《论语》卷十五《卫灵公》记载：“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集解》引包咸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可惜对于王、陈等人，“不以言举人”这基本学问尚未内化。尤其怪异的是，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开篇就说“汝等皆当以（吾）罪人弃之”，他们却视若无睹，将“狗鼠不食”、已抛诸粪壤者拾回洗濯，奉为珍馐。

范晔曾议论：

（班）固伤（司马）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之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用在他自己身上，不也相当适当吗？

［作者简介］朱晓海，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以下引文凡出自沈约《宋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六九《范晔传》，第877—883页者，为节省篇幅计，均不复标举卷数、页码。
分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卷六一《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九·范蔚宗以谋反诛》，第395—396页；陈澧《陈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五册《申范》，第512—537页；傅维森《缺斋遗稿》，林庆彰等编《晚清四部丛刊》（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第十编第98册卷二《读宋书范蔚宗传书后》，第66—68页。此外，笔者有幸拜读到某外国学人的论稿：“Clio's wrath—An analysis of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Fan Ye's Sougshu biography”，与王、陈等同调，但有许多启发读者进一步思索之处。
张述祖《范蔚宗年谱》，《史学年报》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第29—30页。
分见汪涌豪《范蔚宗谋反一事辨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2期（1988年7月），第60—64页；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第三节，第58—67页；曹旭《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1期（2014年1月），第54—63页。
为人处事谨慎者，会将自己的奏章草稿尽焚之。《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附弟纯传》，第727页：“雍州刺史张邵以黩货下廷尉，将致大辟，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太祖手诏酬纳焉。述语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将加曲恕，吾所启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疏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知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刘宋以前余例详参拙作《阮籍〈咏怀〉诗谜解》，《燕京学报》第20期（2006年5月），第10—11页。
如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黄晖《论衡校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三十《自纪》，第1179—1199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以下简称《汉书》）卷一百《叙传》，第1760—1772页、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五十《自叙》，第644—722页。见知最早的自序传出自司马相如，东方朔可能也有，见浦起龙《史通通释》（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卷九《内篇·序传》，第122页、卷十六《外篇·杂说上》，第229页。
见存最早同类型者盖欧阳询《艺文类聚》（台北：文光出版社，1977年）卷四十《礼部下·冢墓》，第731页所录《杨雄家牒》。
卢弼《三国志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以下简称《三国志》）卷十九《陈思王植传》，第517页：“（明帝）景初中诏曰：……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据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斠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以下简称《晋书》）卷五十《曹志传》，第951页，可知：曹植生前，已编好自己的文集，“有手所作目录”。
长孙无忌等《隋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三三《经籍志二·史·起居注·叙论》，第491页：“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
《史通通释》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第163页，明言《东观汉纪》有开国“功臣”“列传”、“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其中包括《顺列皇后传》《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卷二《内篇·载言》，第16页：“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亦堪为证。有关臣属的那些谱注并非独立于《晋纪》之外，而是编织在《晋纪》之中。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6页。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543页：“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之所以仅说“一定程度”，以《宋书》为例，萧子显《南齐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五二《文学列传·王智深传》，第415页：“（沈）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今本《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的部分确实都已省除，但如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南郡王义宣传》，第869页：“世祖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即血亲乱伦；卷八三《宗越传》，第1016页：“及（广陵）城陷，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所杀凡数千人”，仍透露了一些线索；卷八《明帝纪》的“鄙渎事”则仍保留稍多。这是“讳恶”，“溢美”亦然。李善注《文选》（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卷六十《行状》所载任昉《齐竟陵王宣王行状》，第844—845页，叙述子良外、内任官时的美绩，《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列传·竟陵文宣王传》，第329—331页，将那些华词悉数刊去。然而萧子显于《南齐书》卷二二为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立传时，铺张至七千余字，可谓空前绝后，《南史》则大加刊削。
《宋书》卷一百《自序》，第1190页。据卷六一《武三王列传·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第801页，可知：“大明中，撰国史”时，孝武帝还“自为义恭作传”。
姚思廉《梁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十三《沈约传》，第121页：“（天监）十二年卒官，时年七十二”，由此上推得知。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67页；卷七五《王僧达传》，第944页。
《晋书》卷八二《陈寿传》，第1409页。
《后汉书集解》卷六十下《蔡邕传》，第712页。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第11页。
“正史”的观念早于曹魏时期已见世。见《汉书》卷一上《高祖本纪》，第27页，《集解》所引孟康语。此所以萧梁时期的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七卷。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杂史》，第490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卷八《九辩》之三，第4b页。“照照”作“昭昭”。
李延寿《北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一百《序传》，第1489页。
高似孙《纬略》，《百部丛书集成·守山阁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卷十二《通鉴》，第11a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十册卷四七《史部三·编年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第58页，则作三百二十二种。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第216页。
许嵩《建康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二《太祖文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30页。裴氏此论被司马光采用，见《通鉴》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20页。
《梁书》卷四九《文学列传上·庾于陵传附弟肩吾传·与湘东王书》，第338页。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第216—217页。
《史通通释》卷十二《外篇·古今正史》，第168页。
《史通通释》卷十七《外篇·杂说中·宋略》，第237页。
《宋书》卷四三《徐羡之传》，第648页：“宫车晏驾，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
《宋书》卷四《少帝纪》，第43页；卷四三《檀道济传》，第654页。
《宋书》卷四《少帝纪·景平二年》，第44页：“始，徐羡之、傅亮将废帝，讽王弘、檀道济……来朝”，“是旦，道济、谢晦领兵居前；羡之等随后”，“就收玺绂，拜辞送于东宫”。卷四二《王弘传》，第640页：“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所以豁免。然而既说“非首谋”，可见：废少帝一事，王弘首肯，至少默许。
《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史臣论》，第818页。
《宋书》卷六三《王华传》，第812页：“先是，会稽孔宁子为太祖镇西咨议参军，以文义见赏。”孔乃会稽四姓之一，详参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台北：正文书局有限公司，2000年）中卷《赏誉》第86条，第415页。
《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第654页：“晦本谓道济与羡之等同诛，忽闻来上，人情凶惧，遂不战自溃。”文帝从未否认少帝当废、庐陵王当贬为庶人，所以从不称少帝，而以被废之后封的营阳王称之，否则，文帝入承大统就失去合法性了。他处决徐羡之三人的借口是杀害皇室近亲。
《宋书》卷五一《宗室列传·临川烈武王道规传》，第719页：“在京尹九年，出为……荆州刺史……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所以说“正式”，因为据《宋书》卷四《文帝纪》，第47页，元嘉三年元月丁卯已发布义康由南徐州刺史改为荆州刺史的任命。
《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第814页。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1167页。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1673页。
《宋书》卷六九《刘湛传》，第875页。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第640页：“永初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左命功，封容华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近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卷六三《殷景仁传》，第815页：“入为宋世子洗马……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高祖甚知之，迁太子中庶子。”
《宋书》卷六三《王华传》，第813页。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第641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权轴之要，任归二南……明公位极台鼎……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挹损’……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卷六十《范泰传》，第787页：“时司徒王弘辅政，泰谓弘曰：‘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身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列传·江夏王义恭传》，第795页：“元嘉……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以上诸人卒年、享年分见《宋书》卷五一《宗室列传·长沙景王道怜传》，第713页；《长沙景王道怜传附子成王传》，第714页；《临川烈武王道规传》，第718页；《临川烈武王道规附子义庆传》，第721页；《营浦侯遵考传》，第722页。封爵之年分见卷三《武帝纪》，第38页；卷五一《宗室列传·营浦侯遵考传》，第722页。
以上诸人卒年、享年分见《宋书》卷四《少帝纪》，第44页；卷六一《武三王列传·庐陵孝献王义真传》，第794页；卷五《文帝纪》，第59页；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7页；卷七《前废帝纪》，第801页；卷六一《武三王列传·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第801页；卷六《孝武帝纪》，第64页；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南郡王义宣传》，第872页；卷五《文帝纪》，第56页；卷六一《武三王列传·衡阳文王义季传》，第803页（按：今本“二十三”之“二”乃形近之讹）。膺封、即帝位之年分见《宋书》卷三《武帝纪》，第39页；卷四《少帝纪》，第43页；卷三《武帝纪》，第38页；卷五《文帝纪》，第46、47页。
以上诸人卒年分见《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61、73、63页。膺封之年份分见《宋书》卷五《文帝纪》，第49、51、52页。
《宋书》卷五一《宗室列传·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子义庆传》，第719页。
《宋书》卷五一《宗室列传·临川烈武王道规附子康王义庆传》，第720页。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六一《武三王列传·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第795页；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南郡王义宣传》，第868页。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3页。
⑨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4页。
《宋书》卷六九《刘湛传》，第876页。
《宋书》卷五三《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738页。
《宋书》卷六九《刘湛传》，第876页。
《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第816页。
《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第816页。
《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第816页。
《宋书》卷五《文帝纪》，第52页。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4页。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六三《殷景仁传》，第816页。史臣将殷氏，“问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舆出听事观望，忽惊曰：‘当合可有大树？’既而曰：‘我误邪？’”等“情理乖错”的现象归诸处理刘湛案毕之后，但一个人精神错乱，或罹患痴呆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至多仅能视为病情恶化到众人都察觉的地步。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第840页。
《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第817页。
据《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3页：“九年，（王）弘薨，又领扬州刺史。其年，太妃薨”校改。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续汉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十三《五行志一·服妖》，第1183页，刘昭《注补》引《风俗通》曰：“时京师宾、婚嘉会……酒酣之后，续以挽歌。”《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下卷《任诞》第43条，第680页：“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黜免》第7条，第776页，刘《注》引《司马晞传》：“晞未败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使左右习和之”，因为自古以降，音乐“以悲哀为主”、为动听。陈澧强辩：“挽歌不许人听，则何必歌邪？”完全无视：挽歌的原始用意，固然便于挽者出力，更要紧的是令闻者同感悲戚，结果听众却全从艺术角度出发，“以悲为乐”，好似庆幸别人家的丧事，丧家当然不快。换言之，这与许不许听无关，而是听者的心态、目的问题。详参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8年）卷二《琴赋·序》，第84页；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上《论·乐论》，第99页。
以公而言，这是国丧；以私而言，范晔是现任部属，按礼，必须守丧制。郭茂倩《乐府诗集》（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卷四六《清商曲辞三·吴声歌曲三·读曲歌·叙论》，第671页，所引《古今乐录》曰：“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燕，止窃读曲，细吟而已。”范晔居然以此为乐，彭城王当然震怒。孔颖达《礼记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卷八《檀弓上》，第149页：“夫子曰：‘居君之母与妻之丧，居处、言语、饮食衎尔’”，郑《注》：“衎尔，自得貌。为小君恻隐不能至。”陈澧引此以为范晔无过，可谓全然不理解卷二三《礼器》，第450页，所说的“礼，时为大”，经、传中的规范至后世有许多变动。
贾公彦《仪礼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卷三十《丧服·齐衰》，第357页：“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所以丧期仅一年，“服阙”时，乃元嘉十七年。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第877页。
《宋书》卷五三《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738页。
《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附子述传》，第728页。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4、863、865页。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孔颖达《周易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卷七《系辞上》，第151页。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4、863、865页。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4、863、865页。
《宋书》卷七一《王僧绰传》，第893页。
“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尚可推说：这是仲氏自己的谋算行动，彭城王仅仅命令他至建康述职、办差，但“法静尼南上，熙先……付以笺书，陈说图谶。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綦奁等物”，既言及“图谶”，可见：义康知道，且感激孔熙先的意图，故馈赠之。馈赠物单中以“铜匕”居首，与赠予徐湛之“利刃”，同样在暗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5、866、866—867、865页。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5、866、866—867、865页。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5、866、866—867、865页。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根据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卷三七《职官十九·秩品二·宋官品》，第1007—1008页，徐湛之担任的丹阳尹乃第三品；仲承祖担任的大将军长史乃第六品，所以史臣以“结事湛之”形容后者与前者交往的态度。
《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第817页。
《宋书》卷五二《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740页。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第817页。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第817页。
《宋书》卷五二《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738页：“顷之，转侍中，领本州岛大中正，迁吏部尚书，领义阳王师。”
《宋书》卷五二《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738页。
分见《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89页；卷六六《何尚之传》，第842页；卷五二《谢景仁传》，第728页。
分见《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第726页；卷七一《王僧绰传》，第893页。
《史记会注考证》卷五一《荆燕世家》，第767—768页：“（燕王刘泽）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三国志》卷五九《吴主五子列传·孙奋传》，第1118页：因遭禁锢，“男、女……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奋上表，乞自比禽兽，使男、女自相配偶”。
以上引文分见《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八《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补》，第808页；《汉书》卷七七《孙宝传》，第1432页；《三国志》卷二五《辛毗传》，第610页；《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子济传》，第834—835页。
实际则远在元嘉十九年已定意谋反，详下文。
《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听不聪·雷震》，第630页：“西池是（晋）明帝为太子时所造次，故号太子池”；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甲编卷十九《山川志三·池塘》，第895页，所录《丹阳记》曰：“西池，孙登所创……（东晋）明帝重修之耳。”
《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东宫官·太子詹事》，第823页。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这两句的意思是：在众多的臣子中，不乏对于名位、爵位有所期待、想念者，所以文帝才说：他知道范晔对目前的名、爵还不会满足。与范晔是否称得上“嘉遇”无关。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698页：“曾哀之，腾辞上议”；《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92页：“泰豫元年……六月壬辰，诏曰：‘……若守宰维恩可纪，廉勤允着，依事腾闻……’”；《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四年》，第35页：“诏曰：‘……或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并即腾奏，具以名上……’”腾，上达、禀告也。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920页：“与范晔、徐湛之等厚善，晔谋反，量质必与之同。”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宋书》卷五《文帝纪》，第53页。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920页。
分见《宋书》卷五《文帝纪》，第54、53页。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第970—971页。卷五《文帝纪》，第48、50页，将前两次任命分别系于元嘉三年十二月、十年四月，恐非是。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920页。
据《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十七年》，第52页：“十一月丙戌，以……秘书监徐湛之为中护军”；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4页：“（元嘉）十七年十月……（彭城王）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停省十余日……秘书监徐湛之往来慰视于省”；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89—890页：“复为秘书监……迁冠军将军、丹阳尹，进号征虏将军，加散骑常侍。以（母会稽长）公主忧，不拜。过葬，复受前职，湛之表启固辞，又诣廷尉受罪，上诏狱官勿得受，然后救命。固辞常侍，许之”；卷二九《符瑞志下·白雀》，第432页：“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卫猗之获白雀，丹阳尹徐湛之以献”，可知：元嘉十七十一月之前，徐湛之担任秘书监，十一月后至十九年、二十年之交，徐湛之任中护军；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因为文帝夺情，“就命”丹阳尹。因此，这次“令还郡”不是让他守丧，乃是继续视职。
章钰《新校资治通鉴注》（台北：世界书局，2009年）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13—3914页，胡《注》：“杜佑曰：武帐冈在广莫门外宣武场，设行宫殿便坐于上，因名。”广莫门乃北门。
李延寿《南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卷三三《范泰传附子晔传》，第398页。
《新校资治通鉴注》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18页。
孔颖达《左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卷四七《昭公十四年》，第821页：“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杜《注》：“末，薄也；减，轻也。”
《论衡校释》卷十二《程材》，第544页：“《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徐彦《公羊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卷二八《哀公十四年》，第358页，何休《解诂》：“孔子……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以上引文并见《公羊传注疏》卷九《庄公三十二年》，第112页。两汉的案例分见《汉书》卷九三《佞幸列传·董贤传》，第1592页；《后汉书集解》卷三二《樊宏传附子儵传》，第405页。其实，秦时业然。《史记会注考证》卷九九《叔孙通列传》，第1085页：“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
《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秩品二·宋》，第1007页；《晋》，第1003页。
分见《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第814页；《殷景仁传》，第816页；《沈演之传》，第817页；卷六六《何尚之传》，第841—843页；卷五三《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738、740—741页。上述各官官品详参《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秩品二·宋官品》。宋官品部分未载国子祭酒品第，《梁官品》，第1010页，以国子祭酒与中书令、列曹尚书、光禄大夫同为第三班，据此推之。
《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第994页。
《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754页。
《宋书》卷七九《文五王列传·武昌王浑传》，第985页。
《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第959页：“世祖晏驾，与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仆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
《南史》卷二九《蔡廓传附子兴宗传》，第359页。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列传·始安王休仁传》，第904—905页；卷七九《文五王列传·庐江王袆传》，第985页；卷九九《二凶传》，第1168页。
《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澄聿注《注十疑论》，《卍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11年）第107册，第724页。
《建康实录》卷十二《太祖文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30页。《新校资治通鉴注》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第3920页。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第216页。
傅氏用词盖本诸王通《中说》，《百部丛书集成·汉魏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卷上《事君第三》，第15a页：“沈约，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纤人犹小人。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史臣论》，第862页。另外，可参《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列传·陆厥传》，第415—416页。
以上引文并见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下《序》，第452、448页；中《齐吏部谢朓》，第392页。
Todorov，Tzvetan，“Les categories du recit littéraire”，Communications 8，p.139，1966.
唯一的例外是孝成班婕妤，这是班氏假公（标榜女性的典范）济私（班固的姑婆）。详参梁端校注《列女传》（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卷八《续列女传·班女婕妤》，第6b—7b页；《汉书》卷十《成帝纪·赞》，第136页。相传《续列女传》乃班固之妹班昭所撰。
以上引文并见《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孔淳之传》，第1102页。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二年》，第55页；卷二六《天文志四》，第382页；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彭城王义康传》，第866页；卷七一《徐湛之传》，第890页。
《通典》卷三七《职官十九·秩品二·宋官品》，第1007页。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第635页；卷四五《向靖传》，第670页；卷五二《褚叔度传附兄淡之传》，第731页；卷五七《蔡廓传》，第763页；卷五八《谢弘微传》，第773页；卷六九《刘湛传》，第876页；卷七六《鲁爽传》，第927页；卷八五《王景文传》，第1055页；《南史》卷二三《王彧传附侄王蕴传》，第300页；《通鉴》卷一二二《宋纪四·文帝元嘉十二年》，第3856页，胡《注》。
以上引文分见《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92页；《南史》卷四《齐本纪上·武帝纪》，第65页；卷十五《徐湛之传附孙孝嗣传》，第205页；《诗品集注（增订本）》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第201页。《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773页：“灵运小名客儿。”
详参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章第三节，第97—100页。
详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萧衍以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第267—268页。
孔颖达《毛诗注疏》卷十一之二《小雅·鸿雁之什·斯干》，第387—388页。
《南史》卷四十《鲁爽传》，第473页。
其他案例详参拙作《读〈平复帖〉》，《新文学》第4辑（2005年6月），第263页。
以上分见《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第12页；卷九九《二凶传》，第1167页；卷五《文帝纪》，第46页；卷六八《武二王列传·南郡王义宣传》，第868页；卷八八《薛安都传》，第1070页；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第1142页；卷一百《自序》，第1182页；卷七四《臧质传》，第920页。
以上分见《汉书》卷六三《武五子列传·昌邑哀王髆传附子贺传》，第1268页；《三国志》卷六四《诸葛恪传》，第1150页，裴《注》所引《吴录》；《晋书》卷二五《舆服志》，第569页；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1752页；《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920页；《北史》卷十六《太武五王列传·临淮王传附孙孚传》，第275页。
据《文选》卷二七《乐诗戊·府上》，石崇《王明君辞·序》，第401页：“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则西汉时，已传入。
《乐府诗集》卷三十《相和歌辞五·平调曲一·叙论》，第441页；卷三三《相和歌辞八·清调曲一·叙论》，第495页；卷三六《相和歌辞十一·瑟调曲一·叙论》，第535页。
《嵇康集校注》卷五《声无哀乐论》，第215页。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侄咸传》，第933页。
徐坚《初学记》（台北：鼎文书局，1976年）卷十六《乐部下·琵琶三》，第392页。
传统对雅乐与俗乐的划分主要在两点：一，前者由圣王制作；二，前者不以感官享受，而以陶冶情性、提升道德为宗。由于自孔子之后无圣王，所有既知的雅乐都出自西周中叶之前，因此雅乐往往与古乐混为一谈。详参郭永吉《西汉儒家的政治地位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7年6月）第四章第四节，第221页。
《嵇康集校注》卷二《琴赋》，第92页。
《艺文类聚》卷六一《居处部一·总载居处》，第1110页。
《文选》卷十七《赋壬·论文》，陆机《文赋》，第245页，李善《注》所引臧荣绪《晋书》。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845页。
此处之母当为“所出继从伯弘之”的妻子，非范泰之妾、范晔“所生母”。叔父也当是范弘之的弟弟。至于“弟子”的“弟”当为范弘之兄弟，“弟子”乃从弟子的省称。
《左传注疏》卷三八《襄公二十八年》，第654页。
《十七史商榷》卷五九《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七·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第371页。
《宋书》卷六一《武三王列传·庐陵孝献王义真传》，第793页。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850页。
正因如此，《景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选》（台北：台湾图书馆，1981年）卷二五《史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第17a页，李周翰才会觉得纳闷，妄作解人：“约修《宋书》，至灵运传，嘉其文章，因为此传论于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详参郭永吉《从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经学教育礼制蠡测》（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5年11月）第四章，第96—101页。
《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下卷《贤媛》第4条，第608页。
《后汉书集解》卷四十下《班彪传附子固传·论》，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