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婚姻大事，差点赔上父女情

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日子过得飞快，在普渡大学获得了双学士学位。毕业后，我继续就读芝加哥大学。虽然妈妈一直劝我不要再读书了，说女子才高难找丈夫。但我心意已决，宁可自立不靠父母供给学费，也要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于是申请了奖学金。

我告诉父母不需要家里的钱，大学里完全供给。但其实生活费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我只有在宿舍的餐厅里找活干，每日所得只够买一餐糊口。

有一天，我收到芝加哥扶轮社（Rotary Club）的晚餐邀请。这是专门宴请有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的，毫无疑问我欣然接受这次可以大吃一顿的邀请。那天晚上芝加哥有大风雪，但我依然不想错过饱餐的机会，穿上妈妈替我缝制的蓝绿色旗袍，长头发盘成了髻，前往赴约。

1961年，与父母合照，不久我就离港上大学

因受大风雪的影响，很多人都未能赴宴，隔壁桌只有一位男子孤单单地坐着，后来被请过来，刚好坐在我身边。他就是来自奥地利的苏海文，也是个饿坏了的拿取奖学金的学生。

我们认识不到半年，他向我求婚，更写信请求我父亲答允，但爸爸没有回复。当我打电话征求爸爸的意见时，他说妈妈不会讲英文，日常沟通成问题，因此非常反对。而且爸爸则担心作为中国人，一旦中国开放，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效力，那不善中文的外国丈夫，跟着在中国又能起多大作用，有什么地位呢？

我能理解妈妈反对的心情，那就是中国女人不嫁外国男人的传统观念。但爸爸比较开明，应该还有机会，因此我赶回香港，亲自跟他说明，表露一下我的心迹。我说：“爸爸，海文有风度、有学问，获得了奥地利的法律博士学位，美国两个硕士学位，读过国际法、公司法，将来肯定能帮爸爸发展业务。”爸爸听了我的话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没说什么，挥挥手让我从他的办公室出去。

在回家的路上，司机老李直率地说：“你可是大家闺秀，又有学问，怎么能嫁个外国人呢？这让你爸妈如何见朋友！他又没有什么背景，配不上你。大小姐呀，只有香港湾仔的女郎才跟洋鬼子在一起。”老李帮我家开车已经有三十多年，像我们自家人，也当我是他的女儿一样训话。

爸爸反对我同外国人结婚的理由和妈妈的不同，他考虑的其实是中国开放后，外国人难以为中国全心效力。

我和爸爸就我婚姻大事的分歧，成为横亘在我们父女间的一道鸿沟，一时间似乎无法跨越。爸爸的家国情怀，是他最大的考虑。但是，我当时认为中国多年封闭，“文革”大乱，我对爸爸说：“爸爸，依我看，你我都难以亲自看到中国开放。”那年是1968年，爸爸已能看到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前途，中国有一天会成为强国。历史的确见证了爸爸的远见。在十年内，不单是我和父亲看到中国开放后的快速发展，连祖父也亲眼看到了。

但是在60年代末，很少有人能想到中国会有今日，能成为世界强国，能在全世界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仍能维持7.4％的增长率。当日的中国，历经“文革”的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短缺，油、肉、米、糖都由国家配给。在香港的亲友纷纷送油送肉回乡。1967年，香港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关于天星渡轮增费五毛钱引起的示威游行，港人都恐怕国内的“文革”会影响香港的治安。爸爸也未能例外，把另外三个女儿，都送到美国在我身边就读中学。

在事业上我尊重爸爸坚持己见，但实在难以接受他对我婚姻大事的反对。我知道爸爸不是一个固执、不讲情理的人，只有慢慢地启迪他的理性思维。但我自己也非常矛盾：一方面是西方教育所学来的自主权，自己命运要由自己来决定；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孝顺美德，要遵命服从父母意愿。我看得出海文要和我结婚，是为了真爱，不是为了我的家庭背景或金钱，因为他当时完全不知道爸爸在香港的地位，也不在乎我爸爸住大屋、驾豪车。在普渡大学圈子内同学中，海文是很优秀的一位，他不仅仅有精深学问、为人朴实文静，而且愿意为社会进步多作贡献；此外，我们在音乐上也有共识共感。

作出最后的决定很不容易，我很怕伤了父母的心。没有其他办法，我只好把我们的婚礼请帖放在爸爸的书桌上，独自一人回到美国答应嫁给海文。无奈，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们的婚礼父母可能会缺席。

第二节 爸爸，胸怀广阔，接受现实

爸爸到底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令我喜出望外。他还花了很大的力气劝说妈妈，同她一起来芝加哥出席我的婚礼。回想结婚之日，妈妈内心一定蛮不好受，她穿的是藏青色的线织旗袍，在香港这一般是送殡时穿的颜色。

爸爸来芝加哥后，曾与海文约谈，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会面。事后海文说：“他能换位思考，关心我们的婚姻大事。而且他确实很聪明、很有智慧，难怪生意场上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爸爸觉得海文文雅有学问、有智慧。他们俩互相欣赏，从此奏响了日后美好相处的序曲。

海文还告诉我，爸爸详细询问了他的背景，又简单地讲了他自己的生意，同时也说了一下我，指出我的性格倔强，什么事一旦作出决定很难改变，要海文好好照顾我。

直到结婚以后，海文第一次来香港到我家里，才发现我的家境不平常——住海边大洋房、有五辆昂贵汽车和一艘游艇。我倒是安慰海文，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因为我已经跟爸爸说好了，结婚以后，会在美国或加拿大走自己的路，跟着他、支持他走法律这一行业。

爸爸后来也再次跟我提到过海文，他认为海文人品好、能力强、外表文静、肚子里学问绝好，同时也夸了我的眼光。

婚后，我们夫妻一起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海文在加拿大皇家银行一手筹建了法律部门。

一年后，我们的女儿苏黎敏（Michele）出世，当年在爸爸眼中的那个倔强的小丫头，如今也做了母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那时的日子，可谓简单、安逸、舒适。

爸妈都极爱黎敏，因为她特别漂亮、灵敏、聪明、非常可爱。我一有时间就带着女儿回香港看望父母。

第三节 爸爸认准的目标，千方百计也一定要达成

爸爸一到北美公干，一定会抽空来加拿大看我们，并带一些小礼物给海文。自从黎敏出世后，爸爸总是要谈到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和前景。后来他干脆直截了当地跟我和海文说：“如果你们要回香港，我可以在公司给你们安排工作。”爸爸一直是希望我能帮他做生意。入大学时便劝我读经济学或商科，但他从来不会勉强我。

其实，爸爸一直都在争取劝动我们回香港。爸爸的诚意打动了海文，他答应爸爸会认真考虑，而我却坚决反对回香港，也反对海文加入家族企业。这是因为我自尊心太强，当初父母不赞成我的婚姻，我就想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想依靠爸爸取得收入。这一年，我和海文反复交谈，商量未来之路。

海文喜欢新的挑战，觉得从事航运是开创新事业的起点。加上当时在加拿大银行里有种族歧视，不会重用外来人员。当年加拿大只重视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连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也看不起，更不用说亚洲人及别的种族的人。

但我仍努力劝说海文放弃回香港的打算。我说海文的法学学得如此优秀，读了那么多书，文笔也那么好，无论是当律师还是到大学教书，都会大有作为。一旦回到香港，这些都丢掉太可惜了。

海文却很平静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学位不等于学问，他觉得我的爸爸没有高学位，但却通过刻苦自学，在实践中学习，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值得他好好跟着学习。至于法律思维已经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无论如何也不会丢掉。

我还是不同意海文的想法，毕竟他不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特点。他在西方企业，如果不想干，交一封辞职信就能离开，但如果加入家族企业，便成为终生职业，即使有所不满，也要低声下气。向自己父亲辞职是多丢脸的事，如何向朋友们解释。而且家族企业，周末假期聚在一起时，难免也有生意经要谈，影响休闲。

海文则认为到家族企业任职是个机会，自己即将进入而立之年，不再是朝三暮四的人，对于有挑战的事业，就要抓住不放全身心的投入。

作为爸爸的女儿，我当然希望海文能助他一臂之力；但作为海文的妻子，我又不想丈夫为我而牺牲自己的事业。我便将丑话说在前头，不愿意夫妻因为这个事情起矛盾，到时候吃后悔药也来不及。我对海文说爸爸很有个性，也很严格，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要达到爸爸的高标准要求不容易，万一跟爸爸不和睦，到时候一边是我的父亲，一边是我的丈夫，我夹在中间，非常为难，因此希望海文和爸爸的距离能够拉开些。

可是，海文说自己越来越喜欢我爸爸的个性和能力，认为强将之下无弱兵，自己会努力去干，同时也相信爸爸的眼光和魄力，如果能跟随他工作，人生会更有意义。看来，海文比我更了解和佩服爸爸。

倒是有一桩小事，最终促成我们返回香港工作。

有一次，爸爸来加拿大看我们，晚饭后，我挽着爸爸在林荫道上散步。爸爸长叹一口气轻声跟我说：

“陪庆，我真感到累了！”

爸爸给我的印象，从来都是西装笔挺，精神抖擞，从不言“累”。但今天怎么满脸倦容，脚步沉重。

我劝爸爸找个助手，提提箱子办办事，也不至于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但爸爸说没有找到符合他的心意和能跟上他的节奏的人。

我当时心里软了下来，觉得作为长女有责任帮他分忧，便说海文愿意回香港帮他。爸爸听后备感欣慰，觉得海文在事业上能帮他分担压力；妈妈还可以照看外孙女，尽享天伦之乐。

就这样，1970年，我们一家三口回到香港。

爸爸让海文到环球航运公司工作。而我在香港大学教儿童心理学。

此后，我的妹妹们都陆续出嫁，他们的丈夫各有专业，有学建筑设计的，有读商科的，也有学医的。不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爸爸都以包容的开阔胸襟，陆续让他们加入自己的事业，发挥他们各自的才能。最终他们都成为爸爸事业上最值得信任、最有力的接班人。

1991年，爸爸仙逝，但包氏家族的事业，如航运、地产、贸易、金融，在女婿们的努力下，继续生机勃勃、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