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亦“相重”
——从日记、书信看蔡元培与鲁迅的“六同”关系

通过蔡元培和鲁迅日记中关于他们交往过程的考查，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交往颇多，关系复杂，可用同学、同乡、同事、同人、同道、同好这“六同”来概括。而这“六同”又是异中之同，二人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得他们在如此密切的交往中又能保持各自卓特的个性和人格，可谓“君子和而不同”。仔细辨析他们的关系，可一改我们对文人关系的成见。

同为“越中三杰”的蔡元培与鲁迅的“没世不渝”的友谊，早已为人称道。他们的关系，我用“六同”——即学习德语的“同学”（蔡元培学习德语时与鲁迅交换过学习技巧）、绍兴的“同乡”、教育部的“同事”、文学革命的“同人”、民主革命的“同道”、美术的“同好”来概括。当然，这“六同”只是异中之同，有此“六同”并不否认他们个性的差异。他们之间的友谊，既见诸公开的交往和言论，也隐藏于比较私密的个人书信往来和日记当中。通过对蔡元培、鲁迅日记和书信所载有关二人交往事项的钩沉，可使我们了解蔡、鲁交往的始末、诸多真实感人的细节。

图七　蔡元培给孙伏园主编的《贡献》杂志手书《文人》（《贡献》1927年第3期）

图八　蔡元培手书《文人》（《墨海潮美术月刊》1930年第3期）

鲁迅作为后学晚辈，一生得到蔡元培的很多提携和扶助。这体现出蔡元培的宽厚包容，与鲁迅的多疑和善怒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蔡元培是菩萨低眉，鲁迅则是金刚怒目。有人据此质疑鲁迅的人格，其实，鲁迅生前写过七论“文人相轻”，反对将正当的批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冠以“文人相轻”的恶名，反对在是非善恶面前“一律拱手低眉”，而是“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蔡元培也有《文人》七律一首，表达他对文人关系的看法。鲁迅和蔡元培，既有“相轻”的一面，也有“相重”的一面，正是“君子和而不同”。

蔡元培日记从1894年阴历六月初一开始，时断时续，到1940年2月28日（逝世前5日）止，凡四十七年，其中有日记的三十一年。由于鲁迅与蔡元培的直接交往并不算多，鲁迅在蔡氏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也有限。但这些记载，恰恰能说明他们的深厚的乡谊、相近的志趣。

（1911年4月4日）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

（1911年5月9日）寄周豫才《中央文学志》一册。

（1936年10月19日）是日晨五时，鲁迅先生（周树人、豫才）去世，孙夫人来院告我，并约我加入治丧委员会。

（1936年10月20日）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吊鲁迅，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1936年10月22日）二时，往万国殡仪馆送鲁迅葬，送至虹桥路万国公墓。

（1936年11月1日）午后二时，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在清华同学会开会，议决推动上海各界开追悼会，教育界由我和黎曜生、郑西谷接洽。

（1937年5月13日）孝焱寄来季茀函，为鲁迅遗集事，属函告中央宣传部，为作函致邵力子。

（1938年4月19日）沈雁冰来，谈《鲁迅全集》付印事，携有许广平函，附全集目次。并有致王云五函，属转致。

（1938年4月20日）得马孝焱六日嵊县函，言一时未能来港。又言季茀为《鲁迅全集》作序事，欲函商，属我直接与通讯。

（1938年6月5日）作《鲁迅全集》序成，送致沈雁冰，并附去甲种纪念本一部之预约价法币百元，取得收条。

（1938年6月15日）得许广平函，说《鲁迅全集》作序事，并述季茀函中语。

（1939年4月27日）前有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君来，携有该会一函，言我既为《鲁迅全集》作序，并力为提倡，会中议决，应赠乙种纪念本一部，前所收预定乙种纪念本之国币百元，应送还云云。王君留函及款而去。我今日复该会一函，谢其赠书，又言“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云云。函、款均托喻卡尔送去。

（1939年7月1日）得许广平女士函，言我所送之赙敬百元，仍送纪念委员（会），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此款再分配用途。

一、学习德语的“同学”

在鲁迅与蔡元培的交往中，他们何时第一次通信、第一次见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细节。

由于鲁迅先于蔡元培辞世，他没有留下有关与蔡氏交往的回忆文字。但不能排除在他们通信之前，鲁迅在绍兴早已目睹过蔡氏的风采，因为当鲁迅于1898年离开故乡去南京读书时，三十一岁的蔡元培已是誉满京师的翰林院编修，他在绍兴的行动肯定受人瞩目。

蔡、鲁虽为同乡，但他们首次交往的契机，则是他们共同的“外国语”——德语。

1903年四五月间，蔡元培在上海宣传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通缉，恰此时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闹分裂，蔡元培愤而辞去教育会与学社一切职务，赴青岛学德语，以备将来赴德留学。他说：“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至友汤蛰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画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适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中间几经周折，直到1907年5月，蔡元培随孙宝琦大使赴德，实现了他的留德梦。

鲁迅虽是蔡元培的晚辈，但他学习德语却早于蔡氏。鲁迅于1899年2月由江南水师学堂转入矿路学堂后即开始学习德语。在仙台医专鲁迅所学外国语也为德语。1906年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后，将学籍挂在“独逸语学协会”下设的德文学校，继续学习德语。

蔡元培与鲁迅最早的书信往来始于1911年4月4日，但这之前已开始神交。蔡元培后来回忆二人的交往时说：“三十年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之堂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岂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

蔡元培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鲁迅的名字是在1911年4月4日：“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此时，鲁迅在陈子英任监督（校长）的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并兼任监学（教务长）。由于蔡元培从1906年12月18日至1911年元旦之间没有日记，不知蔡元培留德后，是否在此之前还有不为人知的书信往来。但就所能查阅的资料看，1911年4月4日蔡元培给鲁迅从德国邮寄《中央文学报》是他们首次直接交往。所以，这份杂志在他们的交往中意义非凡。

蔡元培寄《中央文学报》给鲁迅的缘由、《中央文学报》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等问题，都是耐人寻味的。查蔡元培日记首次出现“周豫才”前后，1911年2月4日有“寄子英报”（子英即光复会成员、鲁迅留日时相识的绍兴同乡陈子英，此处“报”疑为《中央文学报》）。同年3月20日“寄《中央文学报》一册”，3月28日“《文学应声》13、《文学中央志》13，发出”，4月10日“寄《文学应声》及《文学中央志》各一册”，5月2日“寄《中央文学杂志》一册”。由此推断，蔡元培可能先与同为光复会成员的陈子英通信并寄德文《中央文学报》，鲁迅在陈子英处看到后，便托陈子英向蔡元培函索此报。

图九　《德国中央文学报》1850年10月1日创刊号

《中央文学报》是一份什么刊物呢？目前可查的很可能也是唯一的中文文献，是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的附件（2）“可敬的孚赫的书评，《中央文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书评。两篇书评都请寄还给我。”同日，马克思给路德维希·库格曼信里也提到了《中央报》。这里所说孚赫的书评和另一篇书评都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索引对《中央文学报》的注解为：“《德国中央文学报》（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für 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1850年至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

这个注解过于简略，说它是“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也不大准确，该报全称《德国中央文学报》，由神父Fr.Zarncke 创办。1891年他死后，由他儿子Eduard Zarncke接办。除了登载一些如前述对《资本论》等的评述文章外，更主要的是介绍德语文学界的最新动向和新近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一点正是鲁迅对它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鲁迅搜购德文书刊，始于从仙台医专退学后寄居东京时期，周作人说：“在仙台所学的是医学专门学问，后来对鲁迅有用的只是德文，差不多是他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做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西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这些在那时候都是弱小民族，大都还被帝国主义的大国兼并，他们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译，只有德文译本还可得到，这时鲁迅的德文便大有用处了。鲁迅在东京各旧书店尽力寻找这类资料，发现旧德文杂志上说什么译本刊行，便托相识书商向‘丸善书店’往欧洲订购。”

至于搜求这些德文书刊的动机，鲁迅说他开始文艺活动时并不想创作，注重的是绍介、翻译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为此，“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他要通过这些德文报刊了解欧洲弱小民族文学的发展动向，并通过德文报刊上的批评和介绍，决定翻译、绍介的对象。正如袁狄涌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