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书稿，选题的平面直感应该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间设定，虽然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是规划一个特殊时间的历史范围，旨在有非常明确针对性的研究指向；二是“现代作家群落”的概念，明显有着区别既定“作家群体”“文学社团流派”的一般指涉，新的概念背后显然有作者的问题思考。这样看，选题的因素和视角是有新意的，较同类论题有理论探究和文学史再认识的积极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经历了几轮重写，不论不同特点风格的各类文学史，因文学史观倾向政治的、或文学的、或文化的某一方面而形成、立足，也不论读者、学者、专家对某种类型文学史有所偏爱或持以不同意见。但是时至今日，文学史写作一直方兴未艾，丝毫没有减弱之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新老话题依然交替前行，每个时代总有重写革新的文学史不断问世。在这个学术史视野中，现代作家社团流派的研究是文学史里最具有活力的生态现象，它既有宏观整体的文学思潮的统领性，又有微观局部个体作家作品的可感性。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十分丰富多彩，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湖畔诗社等作家同仁聚合、趣味相投、文学观念相近的结社；也有新月诗派、新感觉小说派、京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松散型的风格迥异的创作流派；还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样政治派别和统一战线主导的作家联合团体，正是它们支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恢宏而壮观的大厦。为此，对这一整体的思潮流派和个体的作家群体的关注，一直成为文学史研究攻占的制高点，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厚实，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和经验。本书“绪论”在陈述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对前人研究成果做了较为详细的清理和辨析，也正是面对学术研究课题高起点的挑战。作者勇敢地对传统的“社团流派”文学史概念提出反思，并且引入“文学群落”概念重新思考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各作家群之间的关系，试图在一个特定文学历史时段节点和文学社团流派平面的双向交叉之中深入研究，形成该研究课题的突围之势。本书论题所呈现的积极探索，力求研究创新的学术锐气，我觉得是最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是其一。

其二，本书在理论视点的寻找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的把握上做出了一定的积极努力和实践。作者立足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基础，消化吸收了文化生态学的“群落”理论，就其内涵、特征予以一定的学理性解析，并借此提出了“作家群落”概念来完整考察和辨析作家群体聚合中人文性（情感、兴趣、爱好、审美、批评等）与自然社会性（地域、教育、职业、媒介等）交织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这更有益于真实立体地揭示文学场域的丰富构成，其理论视点对现代作家群体研究的深入具有开拓性。客观地说，最重要的不在理论的本身而是理论的运用，并且是吻合研究对象的理论方法和思考。作者一方面注重“群落”理论的文化内涵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回到文学史的原生态——1930年代文学社团流派实际状况，为已有研究成果基本倾向的重点把脉。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政治急剧变化的年代，文坛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动，通常文学史概括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其中典型现象便是作家队伍的分化、改组，作家的消沉、颓废与奋进、反抗相交并行。过去文学史先有对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的转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应运而生、小说社会剖析派等主流群体现象的详细描述；后有对语丝社任意而谈的散文随笔群体创作内在演变的细致分析，对现代都市崛起的新感觉小说流派的重估等文学视角的观照；再后注意到一些作家群体乡村与都市的交叉，如京派作家群体肌体中的地缘血脉关系，政治话语、现代出版报刊媒介、大学教育与作家群体的生成之间的密切联系等文化与文学的考量。显然，作者吸收了前人研究所长，又试图在“群落”理论视野中克服已有研究单一取向的某些弊端，力求获得社团流派文学文化整合研究之深入功效。作者认为“作家群落最大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文化谱系，融合了独特地域、教育背景、政治经济和出版传媒等多种因素，映射出复杂的人事交往和文化心态；其次，作家群落还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机体，涉及群体的形态的演变、文化心理的转变等多个方面。因此，作家群落概念的采用将摆脱传统文学社团流派观念与框架的束缚与羁绊，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中对文学社群做出客观真实的揭示。在作家群落的视野中，中国现代文坛正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家群落组成，这些作家群落形态各异，不断变化，互相争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作家群落现象，由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幕幕绮丽的风景”。无疑，这一认知是作者在兼顾理论与实践，即侧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作家群体本身包孕的双重或多重因素的把握，基于文学史的基础、文学研究的经验总结而形成的。

其三，自然，作者最用心的是将既定理论向着文学史和具体研究对象的转换和消化。全书所设立的1930年代作家群落时代语境、生存话语、群落聚散形态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心态和文学特征之论证框架，不仅是以此立论思路、缜密的逻辑寻求对文学史作家群体现象的深度切入，而且确立新月、京派、《现代》、左联、论语、开明六大作家群落具体案例，重新厘清和辨析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现象，深入探究1930年代前后的作家群落聚散成因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该书研究个性最突出之处是，论述了文学社团流派核心的作家主体层面的思想话语、趣味爱好、创作取向、文学风格等，与构成作家聚合的外部政治、地域、期刊，乃至教育环境等非文学的文化因素作用，如何合力形成了不是单一文学、文化概念给定的具有作家群落自己特征的建构。这里作者概括的作家“群落形态的多样性”“群落内在的统一性”“群落的文化心态复杂丰富性”之特征，虽然不无包容性过于泛化和笼统，但是多少注意了具体群落个案的解析。比如分析作家群落构成的自觉意识和凝聚力，非简单以文学观念的一致性和群体生存天然的排他性，甚至时代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必然性予以解读，而是深入探究每个作家群体中“知识权威”“精神领袖”核心人物的特性和差异，确立群体阵地、办刊物的编辑理念、作者队伍建设、稿件处理方式等的不同和相同，以及褒贬赞誉同志作家文人群体特有书话、书评、作品评奖等方式的考量。这些明显地对既定20世纪30年代文学社团流派之定位有一定的改写，又在微观的具体作家群落特征、心态的总结、文化元素的解剖中，重新激活过去文学社团流派不太注意的一些自身本体要素，深化了作家群体现象的研究。细细阅读书中这些章节的论述，作者对1930年代作家群体关系、特殊文学现象及其文学史特征等的再阐释，时常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知。

这部书稿是顾金春博士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为他的导师，我十分清楚选题的最初酝酿和形成过程。金春博士提出选题的设想时，我一方面积极支持，另一方面也向他坦诚分析其难度，并且结合我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一些体会与他交流。虽然90年代初我曾经提出“文学社群”概念，试图推进既有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但是实际研究中深入不够，面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对象，以及不断有新的成果抬高研究水准的现实，常常处于该课题既“困惑”又“诱惑”的双重矛盾之中。后来金春博士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也真切地体验到学术研究这样痛苦的情景。上述谈到本书的一些积极努力和追求，可以见得金春博士知难而上，对课题用了心、下了功夫。尽管我们仍然可以对论题的周详缜密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对具体社团流派的驾驭和重读尚有诸多不满足之处，可是作者的创新意识，积极寻找最佳的视角，回归文学社团流派的本体，及1930年代文学史的原生态，对“作家群落”的命题有相对自圆其说之论述，已属难能可贵了。

最后，尤其要指出的是，对这一课题金春博士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执着。他博士毕业以后一直没有放下课题，认真自觉充实自我、提高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思考和修改博士论文答辩中专家所提出的中肯意见。后来他以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获得立项，足可见一斑。现在的书稿除了对原博士论文的立论做了较大的内容修改外，又整理出了相对应每一章的史料性的附录，这对文学史面貌的还原和论题的深入具有积极的提示性。他重新爬梳整理1930年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原始史料，并且力求贴近作家群落视域，突出论从史出，坐实了文学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使得书稿在立论和材料上确实对读者有真正的学术参考价值。

金春博士的书稿即将付梓了，和他一样高兴和期待！师生之谊，让我写几句话不好推托。纯属同道唱和，有偏爱之嫌。如话题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同行的批评指正，都是一心一意做学术研究人的幸事！

权为序。

杨洪承

农历丙申年季夏于金陵外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