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浓郁的政治氛围

传统文人结社文化心态因袭延续是文人结社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1920年代新文学社团的形成方面尤为明显，对于1930年代京派等文学群落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影响，但1930年代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于文人聚散和作家群落的形成更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当时苏联经济上的一枝独秀，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艺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并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风靡欧亚美非四洲，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左翼文化团体，如“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联盟”（简称“纳普”）、国际作家联盟等。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左翼文艺思潮，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撼和影响，尤其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已处于颠簸震荡状态的中国文化战线，出现剧烈的震动与大规模的重组。鲁迅曾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这清楚地说明了政治环境的剧变对革命文学产生的重要影响。政治与文学关系日趋密切，由此成为作家聚集成群的重要因素，并决定了作家群落的发展走向。“政治文化对30年代文学的影响，首先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变化，即与20年代相比，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较为明显。30年代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明显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带有明显的‘亚政治文化’特征，这是30年代文学特色的一个明显的标识。”“20年代文学群体主要是以艺术追求的大致相同来加以聚合的。而30年代文学群体则主要是以其政治倾向的一致性为其标识的。”因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益所形成的浓郁的政治氛围，成为驱动1930年代文人聚散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一直争议不休，既有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又有文学与政治并行不悖的“平行论”，还有一种“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想象关系”的“想象论”。虽然两者属于不同系统，结构和要素、价值与功能都不相同，但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密切。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强调文人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章写作要“经世致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生动地表达了入世精神和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曹丕更是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直接把文学创作和治理天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所以，“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文学与政治归根到底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

众所周知，1930年代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政治兴趣浓厚、充满政治激情的时代。朱晓进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中详细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1930年代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总体的政治化倾向浓厚。表现为文学群体对统治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对立或游离状态；为适应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学体裁出现了新形式。还有学者这样表述：“文学群体形成特殊的政治趋向，亚政治文化性在文学领域表现得鲜明突出，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普遍特征。”这种政治的激情表现在多个方面，文学创作充满政治宣泄的文字，文艺论争中常以政治批判代替理性的思辨，文艺出版中政治性刊物成为抢手的商品。不仅仅如此，在笔者看来，政治也是导致某些作家群落生成的重要因素。

某种意义上来说1930年代作家群落是集体政治诉求的产物，相近的政治兴趣促成了作家群落的聚合，在1930年代一些作家群落刊物的创刊词中即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后期创造社，在他们刊物的创刊号上无不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主张。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成仿吾发表的《〈文化批判〉祝词》中就宣称：“《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予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在同年3月创办的《流沙》中，朱镜我激情洋溢地呼吁：“我们相信惟有无产阶级才最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惟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能有明瞭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思想上有一致的倾向，在文学上亦同样的应有一致的倾向，——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来，我们大家一齐举起鹤嘴斧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转过方向来，开辟这文艺的荒土！”而在1929年8月出版的《新兴文化》月刊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则更是发出坚定的呐喊：“斗争的确是打破旧势力恶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状态之唯一的手段。斗争就是一切！”这些创刊号上类似结社的宣言，政治色彩鲜明而突出，表现了作家群落共同的兴趣与追求。

左联的生成完全是政治运作的结果，这个群落与政治密切的关系表现在多个方面，可以说左联这个作家群落生成的基础就在于其组成的三支人马本身就具有鲜明而一致的政治倾向性。组成左联作家群落的第一支人马是后期创造社，如上文所述，后期创造社在他们自己的刊物上已经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事实上当时这个作家群落中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都加入了共产党。组成左联作家群落的第二支人马是太阳社，太阳社某种意义上是仿照后期创造社而创立的，杨邨人1933年回忆太阳社的成立时说：“创刊之初，并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而是在受到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到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所以太阳社在具体运作上则基本是延续后期创造社的做法，是后期创造社的翻版。从成员的身份来看，“而太阳社的成员在1927年底来到上海之前就已经是中共党员，后来不断加入的成员也大多已具备党员身份。在上海鼓吹‘革命文学’的年青文化人1928年底基本上都拥有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身份”。组成左联作家群落的第三支人马是以鲁迅为首的一批作家，鲁迅在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论战中，认真地阅读和学习过一些主要源于俄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阶级观和斗争观，并积极投身于左翼文学运动。尽管在一些观念方法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鲁迅一方面对于三方共同目标是肯定的，正如李欧梵所说的那样：“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他对国民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对立情绪……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受‘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另一方面，钱理群认为鲁迅之所以能够做出“牺牲若干自己意见”的代价加入左联，主要是因为受了当时他自己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左翼知识的分子的影响与感化，他通过对以冯雪峰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实际接触和了解，对当时的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对于左翼作家斗争精神产生了认同。所以鲁迅仍然能冰释前嫌，答应了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联合。由此可见，相近的政治倾向最终促成了左联作家群落的生成。

即使是一些文艺氛围浓厚的作家群落，也隐含着相当程度的政治热情，并在某些特定时间段内，政治因素左右了作家群落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新月派作家群落。新月派作家群落一向是以温文尔雅的绅士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其最初为一个社会型群落，自1925年10月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之后，加入了饶孟侃、熊佛西、闻一多、朱大柟、朱湘等人，正是由他们发起和创办了《诗镌》和《剧刊》，这个群落的文艺气息才变得浓厚起来，逐步转变为一个作家群落。到了1930年代，新月派作家群落的政治色彩开始变得明显。1928年3月《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了《〈新月〉的态度》，阐述了创刊的目的，他说：“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个文学刊物的发刊词中，徐志摩谈得最多的不是文学，而是思想态度，隐含着新月派的政治理念。文中他把思想比作一个市场，把当时出现的各种思想派别比作行业；而在这些行业中的“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显然喻指左翼文学，徐志摩针对之进行了批判。虽然徐志摩“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不过与新月派作家群落的其他人相比，他的政治兴趣显然还不算是太浓烈的，在新月派作家群落中对政治兴趣浓厚的大有人在，其中胡适肯定要算一个。翻开《胡适日记》，1930年代的胡适对于政治的思考明显增多，显示出对政治事件与政局走向的密切关注。虽然他曾经说过“不谈政治”，然而到了1930年代也是他第一个谈起了政治，而且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他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2号发表《人权与约法》，疾呼“人权”与“法治”，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提出严厉的批判。就这一期的《编辑后言》中也明确说：“但此后的新月月刊，在评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缺的见解。”从第2卷第3号起，《新月》刊登文章的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议论政治的文章逐渐增多，并逐渐占据了《新月》的大部分的篇幅。从第3卷第2号至第4卷第1号，罗隆基执掌了编辑大权，计发文章25篇，主要是讨论政治问题的文章。这个阶段罗隆基是《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著述颇丰，对政治更是显示出超乎一般的热情。在《专家政治》一文中他说：“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是要先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则是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论人权》一文则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应有之义，国家只能承认人权而不能产生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应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直接批评了国民党“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口号下的一党专制与独裁。罗隆基主编《新月》期间，《新月》成为讨论政治话题的重要阵地。也正因为《新月》如此热衷谈论政治，1931年上海《民报》发表了汪常有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一、共产；二、《新月》派；三、三民主义”，把新月派看成一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与共产党、国民党相提并论。看到这则新闻后罗隆基也十分高兴，甚至有点扬扬自得，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这也从客观方面反映了1930年代新月作家群落的生态环境，以及政治因素对于群落发展动向的影响。

如果说新月派作家群落和左联作家群落政治文化意识浓郁，相近的政治倾向促成了群落的形成，那么，向来被人们称为“远离政治”的京派作家群落的形成与政治是否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呢？对此朱晓进曾做出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这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作法，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一种反应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他们对并不认同的主流政治的一种反抗策略。对政治的逃避，尤其是有意识的、自觉的逃避，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态度，或者干脆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表态。”所以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每个文学群落的形成和产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即使打出超脱政治的旗号，提出文学远离政治的主张，但事实上这种旗号和主张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政治的表态，无一例外。

1.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见《鲁迅全集》，第4卷，303~3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5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载《文艺争鸣》，2007（5）。
4. 余晓明：《互渗与回环：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载《求索》，2005（11）。
5. 参见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