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史补遗，情理交融

马勇

几个月前，高中自先生给我发来了三部书稿，并嘱作序。

第一部书稿是《高振霄三部曲》之《史迹》。编者从辛亥以来各种报刊、地方史志等文献上打捞高振霄久已湮没的事迹，由此可以大致重建高振霄先生的历史轨迹。比如该书征引1947年8月22日《武汉日报》的一篇短文，强调高振霄“早岁参加同盟会，辛亥首义任各部总稽查，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及国会议员，赞襄总理从事革命有年。抗战军兴，任策反委员，留沪联络伪方军警掩护后方工作人员，颇著勋劳。经行政院题颁匾‘忠贞体国’。”这段文字虽简，但确比较翔实地写出了高振霄的历史与贡献。

第二部书稿是《高振霄三部曲》之《文集》。这是编者经年累月从各种报刊上勾稽出来的高振霄留存文字，包括在辛亥及其稍后的护国、护法、五四、华盛顿会议时期的文字。不论长篇短论，还是只言片语，均反映了作者对这一时期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关切、认知及其主张。这些文字在经历了上百年风风雨雨摧残洗礼后留存至今，是个奇迹，值得珍视。

第三部书稿是《高振霄三部曲》之《传记》。作者以前两部《史迹》、《文集》为文学素材，运用亦文亦史笔法描绘了主人公高振霄一生公忠体国的丰功伟绩。文辞华丽，情节曲折，可读性极强。

在我粗疏的阅读中，我觉得三部书统筹兼顾，分工恰当，结构合理，对于重建久已丢失的历史真实，及纪念先烈，弘扬传统，均具有重要价值。三书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值得关注，更值得进一步探究。

我虽为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从业人员，而且也不时写过有关辛亥革命的文字，但在收到这三部书稿之前，我对高振霄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不知道高振霄在武昌首义后漫长的政治经历，更不知道高振霄在抗战军兴时留沪以洪帮首领和抗日策反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合国共两党积极抗日并接应保护抗日志士和我后方人员的奇特经历。不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孤陋寡闻，读书有限，而是传主的史迹被岁月淹没得太深太久。如果没有像高中自先生、王琪珉先生、裴高才先生这样许多有心人的仔细爬梳，我们仍将大而化之地讨论辛亥，讨论护法，讨论抗

战，讨论大上海，不免会对历史留下缺失和遗憾。由此，使我想到这样两点。

第一，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在关注一线人物的同时，最大限度注意大人物身边那些配角或“小人物”，还要正确看待历史上大英雄与“小人物”，即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研究的通则当然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没有主角的历史肯定不真实，英雄理所当然成为研究中的主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我们有机会阅读桑兵教授最近组织编辑出版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就知道当年追随孙中山一起干事的人有成千上万，这些还都是留下了名字、有过通信往来的人。至于那些从不发声，或很少发声的追随者、潜水者，更是不可胜数。历史研究如果不能兼及这些人物的行迹、言论，那么所描写的历史总是不完整的。何况，如果没有配角、没有绿叶、没有“小人物”的陪衬，英雄也势必显得孤寂、落寞。《高振霄三部曲》对历史细节有很多补充，由此亦可看到历史主角与历史配角、大人物与小人物、英雄与民众之间不可须臾离开的关系，正是他们的相互配合、补充、合作，构成了历史。

第二，名人后裔为其祖辈撰写家族历史，以此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道德示范，同时也考验着这些名人后裔的修养、教养与学识。中国原本是一个最具历史感的国家，至少从孔子以来就格外注意历史资料的征集、整理，注意家族历史的书写，注意前人事迹对后人的激励、示范。这种历史感是最好的道德示范，后人通过历史对祖先敬畏、尊重，在前人奋斗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的感慨，就是中国人历千百年而不变的历史启示。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年谱、史迹、文集、传记等。那时的物质条件和出版条件肯定不如现在。现代社会让人们产生了农业文明状态下不曾有的焦虑，现代人却在过去上百年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精神传承，这是非常遗憾的。高振霄先生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历史事件参与者那样永远沉没在历史的黑洞里，除了些许碎片化的信息外，主要还是因为传主有像中自君、琪珉君这样的“孝子贤孙”，他们在温饱、体面的生活之余，不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祖先留下的印痕。能够静下心来收集祖先的资料，编辑成册，确实不易。经济上的开销是一个方面，而时间、精力、兴致，都在考验着这些名人后裔的修养、教养与学识。他们于情为祖尽孝，于理为史补遗，于性为喜而为，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感谢高中自先生、王琪珉先生、裴高才先生的努力；作为近代史从业人员，我也从这几本书中学到了不少，故而乐于向读者诸君推荐。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