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不会受责备，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一个人能够让全天下都恨他，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一个人能够让全天下的人都赞美他，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虽然天下有很多人，但是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欺世盗名之徒；谤满天下的人，也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定论。”可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后世的评论者即使想要评价一番也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一文不值；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足够与他所受的诋毁相抵偿。能够做到这些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答：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人了！他是大奸之徒还是超乎寻常的英雄豪杰，姑且先不要去谈论，总之，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不在他的位置上的人所能够看得清的，也不是庸人可以信口雌黄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些，就可以读一读我写的《李鸿章传》这本书了。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痛惜李鸿章的胆识，我伤悲李鸿章的遭遇。李曾经被派遣出访欧洲，到了德国，去拜见前宰相比斯麦（今译为俾斯麦），询问他说：“作为朝中大臣，想要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朝廷里有很多政见和自己的不相符，他们群体联合起来想要牵制我。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斯麦回答说：“最主要的在于得到君心。你单独占有君心后，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呢？”李鸿章说：“譬如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的君主不管是谁的话都会听；位于关键位置的大臣和君主身边的贴身侍从等，这些人经常假借君王权威挟持大局。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沉默良久，比斯麦说：“我们作为朝中大臣，用最虔诚的心担忧国家，大概到最后没有不能得到君心的。只有与妇人和孺子一起共事，则可能不会这样。”听后，李鸿章若有所思的样子（这段话根据西方报纸翻译出来，平常用华文登载在《星轺日记》上的那些内容，因为有所忌讳所以不敢全部写进去）。呜呼！我看到这里，而知道李鸿章胸中好像积郁着石块，满腹牢骚抑郁，有的不是旁观者所能明白的。我之所以责备李鸿章就在于此原因，我之所以体谅李鸿章原因也在此。

自从李鸿章这个名字出现在世界上以来，五大洲很多国家的人士，几乎只见到过李鸿章名号，却不知道有中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李鸿章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听甲国人来评论乙国的事情，必定不能得到事情的真相，这道理本来就不必用过多言语解释，但是总而言之，李鸿章还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重要的人物。读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一定不能不谈论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一定要查看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都能认同的。所以我今天所写的这本书，也可以称为“同光以来大事记”。

不仅如此，凡是一国今天的现状，必定与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是相呼应的，所以之前历史是当今现象的原因；当今发生的现象是历史的结果。依我看李鸿章和今天的中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那么深厚，要想谈论李鸿章这个人物，一定要以洞察世事的眼睛，观察中国数千年以来政权动荡和变迁的大势、民族势力暗中的此消彼长和李鸿章在世时中外交涉的隐情，如此来得出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孟子说：知人论世。况且这世道都不能那么容易谈论，人哪是那么轻易就能了解的呢？

当今中国的俗论家，往往都是以剿灭太平天国等北方起义兵团来作为李鸿章的功劳，将数次与列强和议列为李鸿章的罪状。我认为只说这两件事，功劳和罪状的定义未免不太妥当。昔日比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我们欧洲人以能够打败不同国家的人为功劳。同一国家的人自相残杀来保住一种姓氏，欧洲人不认为这是什么可骄傲的事情。”李鸿章剿灭太平天国等北方起义兵团，就好比兄弟之间分割家产，哥哥杀害了弟弟。这种行为还能称为功劳，是为兄弟们所惧怕的。再说国人们都对国耻愤怒，十分痛恨和议的事情，就把这所有的怨恨都聚集到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虽然这件事并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想，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一九○○年八九月之交的时候，假使把议论李鸿章的人放在他的位置上，那么他们处理的结果能够比李鸿章处理得更好吗？把这些统统归罪于李鸿章一人，只是那些看客和笑骂者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所谈论的李鸿章对于中国的功劳和罪过，正是其他方面。

李鸿章已经去世了。外国人谈论他，都认为李鸿章是中国最厉害的人。又说：“李鸿章之死，对于中国今后的全局来说，一定是很大的变动。”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最厉害的人，我不敢随便说；但是要光看现在朝廷五十岁以上的人，能够做到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个是能赶得上李鸿章的，这是我能断言的。李鸿章之死与中国全局是否有联系，我不知道；但是要说当今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就像老虎失去帮助它的伥鬼，瞎子失去帮助和指引，前途岌岌可危，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这又是我敢断言的。但是我希望外国人相关方面的言论都不是真的。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中国这么大，却只依赖李鸿章一人，那么中国怎么还能重新兴盛起来？

西方有一句人们常常讲的很有哲理的话，是这样说的：“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使这样，他也只能称得上是被当时局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能够造就时势的英雄。被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只是寻常的英雄而已。天下这么大，古往今来，那么长的时间，哪个地点、哪个时间没有时势呢？所以当我们读完一部“二十四史”，会发现像李鸿章这类的英雄，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如果要说造时势的英雄，放眼望去，数千年都难得遇到一个。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总是沿袭老一套，缺乏创造和革新，所以最终不能大放异彩来震惊和照耀世界的原因啊。我著写这本书的时候，心中不断萦绕着这种感想。

史家有对霍光的评论，惋惜他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非同寻常的英雄，也只不过是因为这四个字罢了。李鸿章不了解治理国民的原则和道理，不通晓世界发展的大的趋势，不知道政治的根本原理，正赶上19世纪这个物竞天择和不断进化的世界，却只想靠着缝缝补补小的漏洞来弥补，图一时的安宁，而不去致力于扩张和培养国家和人民的实力，想要将国家处于实力道德皆完备的现实，却仅仅捡来西方的一些皮毛，只是一味地汲末流之水却不思其本源，于是这样自己就满足了。更糟糕的是，凭借一些小聪明和小伎俩，想要和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政治家相角逐，把丰厚的大的利益让给他们，却争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利益，不是不能做到鞠躬尽瘁，可是又会有什么成就呢？孟子说：“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大概他说的就是这类人吧。李鸿章晚年时期一次次的失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这样，这又哪是什么足够值得深深责备的呢？他李鸿章本来就不是能够造就时势的人。每个平凡的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存留的思想、习俗、道义、伦理所束缚，自己却是不能也无法从中脱离的。李鸿章没有生在欧洲却出生在了中国，也没有出生在今天，而是出生在了数十年之前，先于他出生的前辈、和他一起出生的同辈，甚至连一个有能力、能够造就时势的来引导他或者帮助他的英雄都没有。既然这样，我们可以说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所孕育出来的人物，充其量也就是这样了，本来就不能算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错误啊。又考虑到他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再加上他的好多志向并没有完全得到实行，所以我这才说了敬重李鸿章的才干，痛惜李鸿章的胆识，伤悲李鸿章的遭遇。但是此后有继承李鸿章的后起之秀吗？时代的局势既然已经变了，那么造就英雄的时代基础自然也会改变，希望千万不要再拿我所说的宽恕李鸿章的这些原因来自我饶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