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离伍珀河谷太近了

伍珀河谷的自然风光历来是引人入胜的：并不太高的山峦，有的倾斜作态，有的峭然壁立，披着翠绿的外衣，嵌入碧绿的草地；天气晴朗的时候，蔚蓝的天空映在伍珀河里，它那鲜红的染料颜色便淡了许多，甚至完全消失……

19世纪30年代末期，爱北斐特有一个由博物馆改建而成的赌场。这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灰色大厦，大厦的圆柱柱基坚固，没有柱脚柱头等多余的东西，粗粗的石柱直挺挺矗立，顶端再戴上拱形圆顶，气势雄浑古朴。

大厦的入口处铺着一张褐色的巴伐利亚熊皮，门旁的角落里站着一名身穿盔甲的莱茵骑士。穿过不太长的门廊进入大厅，大厅里人声嘈杂，一堆一堆的人在那里慢吞吞地喝着用大杯子盛的啤酒。中厅的一张大桌旁围坐着六七个绅士模样的人，他们正激烈地争论着什么，场面显得特别喧闹。一位戴金丝边夹鼻眼镜、穿笔挺高领衣服的先生正在侃侃而谈：

的确，巴黎这个浪荡城市离伍珀河谷太近了。那里一放枪，这里就可以听到扣扳机的声音。

尊敬的先生们，在这危险的处境下，普鲁士国王的马刀根本无助于我们爱北斐特。柏林本身也非常需要马刀，那里的青年比我们这里更无节制。

一个月前，我在柏林看到了多么可怕的场面：一群大学生竟然向皇家教授谢林吹口哨，一批士兵在参加工人的集会，诗人们被马拉的演说所陶醉，一些穷人要求的居然不是面包，而是自由！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我遇见一大批失去理智的有才华的人，他们在“青年德意志”的招牌下联合起来，正在把普鲁士的首府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心脏。

这位慷慨陈词的先生叫汉契克，哲学博士，皇家教授，时任爱北斐特中学代理校长。这所中学是当时全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汉契克博士作为伍珀河谷的博学之士，显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尽管巴门教堂的钟声仍日复一日地在伍珀河谷上空回响，爱北斐特染坊的纺纱机还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一个节律，可革命的浪潮正冲刷着整个欧洲，汹涌澎湃。

1815年的维也纳秩序，并没有能够熄灭拿破仑战争点燃的革命火种。神圣同盟信心十足掘出的墓坑，很快便被时代的巨轮碾平。亚历山大一世、威廉三世、路易十八这几个自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万万没有想到，拿破仑的士兵们，这些穿上军装的爱好和平的法国农民，不仅一度在军事上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而且创下了更伟大的业绩：随着远征的风尘和战斗的荣光，他们也给欧洲各国人民送来了爱好自由的思想。在复辟的年代里，这种思想成了欧洲复兴的灵魂。复辟王朝一遇到自由思想的锋芒，就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未来毕竟不属于他们。

尽管神圣同盟磨刀霍霍，张牙舞爪，可欧洲已经跨过了封建的樊篱，不可能再向后退了。伏尔泰的声音，卢梭的著作，以及断头台上法国国王的哀鸣，已经洗亮了人们的眼睛，锻造了人民的灵魂。硬要给19世纪穿上中世纪的锈盔烂甲，哪怕再有10个梅特涅这样“能干”的帝国首相，也是徒劳的。

在《马赛曲》的雄壮歌声中，德国诞生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天才的创造，是“革命的代数学”；法国出版了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著作，虽然他们的理论还有很多空想的成分，但社会主义理想的根须已经牢牢扎进了丰润的土壤；英国工厂主欧文，则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大量否定旧经济秩序的试验。

与此同时，诗人海涅在柏林像欢庆胜利一样赞颂革命思想，作曲家柏辽兹和画家德拉克洛瓦在巴黎公开表示对革命思想的同情，科学家达尔文在伦敦深沉地思考革命进化论，作家赫尔岑在彼得堡辛勤地创作革命檄文……

一大批天才人物在革命的洪流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知识成为革命的进攻武器。在同知识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敌人是软弱无力的。无论是书报检查机关严厉的检查措施，还是才华横溢的谢林为专制王朝所作的捉襟见肘的哲学辩护，都无法挽回他们失败的定局。实行恐怖的武器马刀不管有多么锋利，在同知识这把巧剑的搏斗中，都只能甘拜下风。

除了智慧的革命以外，也许更有力量的还是生产力的革命。瓦特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旧的经济秩序，蒸汽机尽管还很粗糙简陋，但它永远埋葬了封建贵族的幻想。现代大工业逐步取代工场手工业，并建立了由于美洲的被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冷冰冰的现代化车床的每一次转动，要比拿破仑的任何一个炮兵团队更有助于革命的进步。随着工厂的烟囱在一个又一个城区冒出滚滚浓烟，资本的无限权力受到顶礼膜拜，进步的铁扫帚眼看要把封建地租和贵族特权一扫而光。

新的经济政治秩序就这样顶开层层硬甲，破土而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其严密的科学论证，给新秩序颁发了理论上的“出生证”。

思想的革命和经济的革命已然星火燎原，政治的革命也已经势不可挡。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只是一场预演，紧接着是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长达12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最后汇集成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滚滚革命洪流……

革命的浪潮同样撼动着伍珀河谷。正如汉契克博士所说，伍珀河谷离“浪荡”的巴黎实在太近了。旧秩序被撕裂蜕变的喘息声和新生命脱颖而出的阵痛，它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总体上是相当落后的。普鲁士王朝统辖的大多是农业地区，只有莱茵省是一个例外。莱茵省一度作为拿破仑的战利品，接受了法国经济关系的改造。在这里，封建秩序和封建赋税已被废除，教会和贵族的特权不复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一批新兴工业中心正在崛起。

巴门和爱北斐特，是1815年新加入莱茵省的。伍珀河谷的这两个著名城镇，是当时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

1840年左右的爱北斐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素来是与冷酷和灾难并行的。机器大工业摧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摧毁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伍珀河谷大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涌上街头，走进肮脏的工厂，接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企业主为了同占优势的英法同行竞争，对雇佣工人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工人的工资低微，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他们被迫在低矮的厂房和混浊的空气里劳动，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大量吸进煤烟和尘土，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许多人年纪轻轻就患上肺结核死去了。

由于面临大机器工业的竞争，个体手工业纺织工人也同样感受到残酷的生存威胁。他们只得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或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背。

还有那些无辜的孩子们，也成为工厂主压榨的对象。仅仅在爱北斐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雇用童工，工钱要比雇用成年工人便宜一半。对此，大腹便便的工厂主们自是轻松愉快的，他们只要每逢礼拜日去教堂忏悔一两次，灵魂便可高枕无忧了。

生活的苦难摧残着下层阶级人们的身体，也摧残着他们的精神。在伍珀河谷，酗酒、赌博、梅毒和肺结核蔓延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宗教神秘主义盛行。

那些道貌岸然的传教士，不遗余力地扮演着“上帝仆人”的角色。他们竭力散布天堂地狱的说教，声称贫困和痛苦皆因自己的罪孽造成，劝诫穷人们只有通过勤劳、节俭、默默忍受苦难，才能赎清自身的罪恶。

美丽的说教并不能替工人们消除劳累和贫困，许多人只好借酒消愁，或者浪荡街头。既然必须在酒店老板的尘世烧酒和传教士的天堂烧酒中二者择其一，工人们两害相权，自然愿意选择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尘世烧酒了。颓废的精神状态与伍珀河谷迷人的自然景观极不协调，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已经成为久远的回忆了。

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大声唱着他们的歌曲，但都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从醉汉嘴里唱出来的最庸俗最下流的歌曲；你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听到一支往往传遍整个德国并且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民歌。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人，特别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11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成群结队地从酒店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酒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Karrenbinder，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

穷人们的日子过得让人不忍卒睹，发了财的人又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呢？他们除了做生意和赚钱，就是寻欢作乐，对政治和社会进步毫无兴趣，除了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宗教知识外，对科学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

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谁能玩惠斯特或打台球，能谈一点政治和说几句恰当的客套话，谁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了。这些人过着可怕的生活，但还觉得蛮不错。白天他们埋头做生意，而且是那么专心致志，简直令人难于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讨论政治和抽烟，直到钟打过九点以后，才各自回家。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谁要破坏这种生活方式，谁就会倒霉；他也许会相信，这个城市所有的殷实户都不会饶恕他。父亲热心地把儿子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儿子也希望步父亲的后尘。他们的话题非常单调：巴门人喜欢谈马，爱北斐特人喜欢谈狗，当没有东西可谈的时候，就开始品评漂亮女人的外表……

一面是革命的电闪雷鸣，一面是道德的腐败堕落；

一面是大工业的火热，一面是人情的冰凉；

一面是无产者的苦苦挣扎，一面是有钱人的醉生梦死……

历史正处于空前的裂变和阵痛之中，时代呼唤着伟大的智慧和思想，人间锻造着无畏的普罗米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