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3年年末，我差点烧毁了我们家。当时我9岁。

在我和哥哥大卫的房间里，我把我红色的“马里奥比萨”篮球队队服盖在了一盏灯上面，因为我喜欢它发出的红光，然后我去了别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发现有烟冒出来，立刻跑到了我的房间。他看到了一件被烧化的尼龙衣服，以及一张着了火的木桌。这张木桌是他特意为我们制作的。

我很难过，更感到愧疚。大概一天后，父亲让我坐下一起谈谈这件事。他当时刚刚从五角大楼下班回到家。当他坐在我的房间里谈及为错误承担责任是多么困难时，我依稀记得他的绿色少校制服似乎挂满了勋表⁽¹⁾。他借用了肯尼迪总统的例子，他在“猪湾事件”后展现出了突出的的领导能力和勇气。彼时距肯尼迪总统遇刺才不过几周，因此即使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历史、领导力和生活交织的深刻年代。

按照我的想法，这本书围绕两个总是令我着迷的线索编写——历史和领导能力——还包括我的回忆录，和我生活的故事。

这本书塑造了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历史、部队、事件和人物。由于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改变得如此彻底，我好像亲历了多个时代。在我还是个孩子时，作为一名年轻军官时，以及我在2010年离开时，我所知道的军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了很多不同。我生命中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开启或限制了我所做过或没做的事。

领导力总是客观的。在我最早的记忆里，领导力是一个公开且永不过时的主题。在小时候，妈妈给我读的书中——罗兰、威廉·泰尔和罗伯特·布鲁斯的故事——都是关于领导人、勇气和服役的故事。在斯通威尔·杰克逊小学的图书馆里，我发现了面向青少年的约翰·保罗·琼斯和戴维·克罗克特的传记，并偷偷地在林奇老师所带的二年级的教室里阅读。这些书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学会了以领导能力，而非其他品质来评判自己和他人。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我的生活，从1954年我出生到我的父母——赫伯特·约瑟夫·麦克里斯特尔（Herbert Joseph McChrystal）上尉及其太太——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生活，再到现在。像其他人的生活一样，我的生活是一段个人旅程，它因为我的经历、我记忆中的人们以及对我来说异常重要的关系而变得丰富。如果我能把我的感谢传达给我的家人和我认识的朋友，那我就达到了写作此书的目的。

超出我的职业生涯早年预期的是，我的故事贯穿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并在随后的几年里融入了政策问题。我试图描述我所看到的事情并评估其意义，但我把目前有关政策调整的问题留给了其他人。

尽管这是我的回忆录，但当我试图对所发生的事表述一个准确的观点时，我仅仅把自己的回忆当作起点。这样做需要同伴和参与者的慷慨帮助。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超过50人，其中大多数人都采访过不止一次。为了保证准确性和描述的公平，我多次审核草稿和部分章节。我特别感激参与采访的阿富汗人，他们提供了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的，有关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国家的见解。

为了履行我对国防部、我的国家和我的前同伴的法律责任和道德承诺，在为期22个月的写作过程中，我曾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SOCOM）亲密合作，并在完成时把整份手稿提交到国防部进行了一次冗长的安全保密审查。最终，我接受了很多更改和删除的建议（虽然有些不情愿），特别是有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和事件超出了保密规定。当然，我同时还要保证故事的连贯性。尽管这一过程并不完美，但我认为遵守安全保密审查对忠于曾和我一起服役的同伴以及这个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的目标是确保接下来的章节不会以任何方式危及我们的使命或我们那些坚定的队员。我相信我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正是那些慷慨地参与我的研究过程和写作过程的人，保证了这本书通过安全保密审查，这些专业人士对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为了保护他们，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一些人的名字被缩写为首字母或替换为假名。

最后，我很清楚这本书暴露出我的记忆缺陷和一些偏见，但其中许多都是无意识的。我希望读者能宽容这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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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勋表，ribbon，军服左上口袋上方代表所得勋章的彩色条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