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应为之战斗的部队

1976年8月～1982年3月

“你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人。你们怎么会让这一切发生？”这个问题充满激情，就像提出这个问题的军官一样。我找不到一个好的答案，无论是为泰瓦茨（Thawachi）中尉——一个跟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泰国军官，还是为我自己。

那是1980年4月，媒体曝光的伊朗沙漠中失事的美国飞机和烧焦尸体的照片非常清晰地宣告了我们营救德黑兰美国人质行动的失败。尽管我尊重吉米·卡特总统实施该行动的勇敢决定，但很明显，我的国家徘徊在挫败和无力之中。

当时，我是陆军第7特种部队的中尉，在第三次印支战争即将结束时负责执行一项任务。5年前，在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和西贡沦陷后，历史沉积和新的政治仇恨点燃了一场复杂的“东方”争夺战，涉及了前苏政府联和中国政府以及当时控制着柬埔寨大部分领土的越南政府。我被调至泰国带领一支四人特种部队，教导泰国军队如何使用肩扛型龙式反坦克导弹对抗任何越过边境的越南坦克。从西点军校毕业4年后，我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尉，并为能在战场上负责执行虽小却重要的任务而感到兴奋。在这个贫瘠的“军事靶场”上，这并非演习，而且我焦虑的泰国同伴也在提醒着我事件的紧迫性。

但那个闷热的早晨，我和泰瓦茨中尉在普朗布利市附近的泰国陆军基地进行的讨论，让我的思绪远离东南亚，转移到伊朗的沙漠中。

泰瓦茨是一名身材强壮的军官，他拥有明显的自制力，当时我们正坐在一间小咖啡馆里喝茶。因为精准的枪法和流利的英语，他成为首批被选中接受龙式反坦克导弹训练的四名泰国士兵之一，而这项训练的艰苦程度是众多周知的。他是一名亲美国的士兵。“你听说过吗？”当他激动地问我时，他的脸上表露出痛苦。我也听说了。是的，卡特总统向外界宣布，他放弃了拯救任务，这一新闻和照片迅速扩散开来，甚至传到了普朗布利市。我引用卡特总统的话：“我们的两架飞机在伊朗一个偏远的沙漠添加燃料后在地面相撞。”“没有战斗，”卡特说，“但有8人死亡。”

我可以想象那两架美国飞机在沙漠中燃烧的情形，并想到那些死去了的人。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自1979年1月16日那个星期二以来，我就开始密切关注着伊朗。那一天，在面对一年多动荡的公众反对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逃离了伊朗。两个星期之后，伊朗国王一直以来的对手阿亚图拉⁽¹⁾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结束了他14年的流亡返回德黑兰。受阿亚图拉的激励，超过500名伊朗学生在1979年11月4日星期日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并扣留了66名美国人。许多伊朗人相信大使馆是1953年使伊朗国王重新就职的政变总部——这一观点深植于霍梅尼和持反美立场的伊朗人心中——许多人认为此次推翻政权是阻止美国迫切介入伊朗政局的一个必要步骤。美国公众的情绪反应激烈，他们挂上了黄丝带，而晚间新闻每天都播报危机爆发天数。很多人问：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我们要怎么办？

泰瓦茨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他对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我最初关于解释拯救人质行动的复杂性以及失败的可能性的解释并不能让他满意。他的问题很广泛。他重复强调：“你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人。”就像我已经忘记了这点一样。

任何特种作战的失败代价都是巨大的。卡特总统勇敢地承担起这次失败的责任，但即使如此，这个事件依然刺痛着我们。这感觉就像一个屈辱的例子证明我们无法执行像营救人质这样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在跟我们的盟友近期成功的营救行动相比较时。我对1976年7月以色列突击队的一次行动印象尤为深刻，他们当时深入非洲，从一架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被劫持的法国航空公司客机中成功营救了乘客。两年后，我已是伞兵部队的中尉，在新闻中看到法国外籍军团空降到扎伊尔东南部，并从反蒙博托叛乱分子手中营救了数千名法国和扎伊尔人质的消息。我们在伊朗的任务失败10天后，英国皇家特别空勤团（SAS）在伊朗驻伦敦的大使馆中解救了19名被阿拉伯分裂分子挟制的人质。虽然“鹰爪行动”（Eagle Claw）——即人们所知的这次美国的失败行动——比这些突袭在战术上更为复杂和困难，但是我们的行动还是没有成功。

1981年1月21日，星期三，人质的释放驱散了笼罩在美国头上的阴霾。但是在伊朗沙漠上的失败给美国特种部队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位即将退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海军上将詹姆斯·L·霍洛韦（James.L.Holloway）一阵见血地提出：是哪里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做什么？这为我日后的军旅生涯提供了值得思考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当我到佐治亚州本宁堡报到时，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在近4年前开始了。在我毕业两个月后的1976年8月初，我放下在西点军校学习到的大部分理论，开始真正的实践教育——学习当兵的每一个细节。我还自愿到游骑兵学校学习。9周的游骑兵课程创建于朝鲜战争之初，通过模拟作战压力传授领导能力。这种方式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神话。在那里，睡眠被剥夺，饥饿和身体疲劳，以及那些让课程变得无比恐怖的教官都吓得许多军官不敢去尝试（在参加基本课程的200名中尉中，只有不到80名选择了这一课程），并使我们这些选择参加的人感到害怕。然而，在我们的左臂上戴上游骑兵臂章，是体现我们忠诚服役的一个重要步骤。

游骑兵拥有丰富的历史。在“二战”中，游骑兵部队执行了高危任务，穿过北非直击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力量薄弱地区的纳粹分子。他们从在菲律宾卡巴那图的日本战俘集中营中救出了美国战俘。在诺曼底登陆日，第2游骑兵营——后来由我指挥的一支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上一个名叫奥克角的断崖峭壁搜寻敌人的位置，并摧毁他们的武器。1973年后的军队一直在努力重建在痛苦、不得人心的越战中受到重创的专业精神和自豪感，现在终于开启了游骑兵的一个新时代。

1976年11月，我们来到了本宁堡的教会区。在那些“二战”时期的木建筑里，游骑兵建立了一个较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军队的标准更为宽松的斯巴达式“飞地”。许多游骑兵教官留着“莫西干头”，特别注重身体的强壮，并为他们从未表现出身体不适而感到自豪。在越战后军队的低谷时期，教会成了残余军队的一个避难所。

许多教官，例如参谋军士斯瓦克哈默（Swackhamer），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他那狄更斯式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中，而且他把本宁堡那个他教授白刃战的地方当成锯屑坑，就像罗马圆形大剧场的沙坑。当我们在后来的课程中穿着冬装颤抖时，另一名很特别的游骑兵教官，陆军上士杰拉斯，硬挺着，并看似自在地穿着单层的夏季劳作服，用浓厚的罗德岛口音嘲笑我们：“冷吗，姑娘们？”据说有一次，他在佛罗里达湿地最后阶段的课程中讲授关于毒蛇的知识时，被毒蛇咬过，但他还是继续冷静地向游骑兵学员描述毒液起作用时的感觉。

越战之后，每个人对军队的弊端以及解决的办法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战术教官为塑造军队之魂而亲自行动。西点军校的中尉都倾向于把学员团结起来，并“带领”较弱的学员通过游骑兵学校的训练。他试图让课程的前几周变得艰难困苦，将那些较弱的学员从队列中剔除出去，并因他们没能体现个人价值而拒绝发给他们游骑兵臂章。他最喜欢在“虫坑”里训练我们，那是一条满是泥浆、由18英尺长的铁丝网覆盖的狭长壕沟。在寒冷的11月和12月，我们艰难地爬过泥浆和水。在进行爬行训练时，一名学员率先退出了。有一天晚上，我看着我排中的5名中尉退出训练。根据游骑兵学校的规定，他们签署了《动机缺乏声明》，永远丧失了任何获得游骑兵臂章的机会，并接受了一个将一直伴随他们今后军旅生涯的污点。

领导力课程总是出乎意料地到来。一天晚上，课程刚开始，我们在进行了6英里的急速行军，之后我们的战术教官带我们来到体能训练场地。行军时出的汗使我们的身体变冷，浑身颤抖，在那个寒冷的夜晚通过训练场地的微光，可以看到热汗变成蒸汽从我们光光的头顶上升起。片刻后，我们被命令进行穿越障碍物和虫坑的训练，爬过冰冷的泥浆。很快，那寒冷便让我们出现了间歇性呼吸不畅，四肢和手都无法握紧绳索并做出动作。那一刻，我们似乎越过了艰苦和愚蠢之间的界线。

突然间灯光闪烁，另一位游骑兵教官、一名军士长，大声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场地回到我们山上的木制营房。我们的战术教官、一名少校，对这名下属的命令感到惊讶，立刻表示反对。而我们却处于从寒冷和痛苦中释放出来的兴奋中，立刻用自己冰凉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逃离了那里。即使在那一片匆忙中，我依然为那名军士长阻止我们那愚蠢行为的勇敢之举而感动。不幸的是，几周后，当我们在进行高山训练阶段的课程时，比我们早一届的两名游骑兵学员因寒冷而丧命，他们当时正在佛罗里达进行湿地阶段的训练课程。

领导力的基本教学方式是小队巡逻。教官们会根据学生带领小队和排的表现而评分，并经常让游骑兵学员轮流担任领导职位。因为巡逻队队长的表现取决于同伴们的支持，所以大家都抱着“合作并共赢”的态度。然而当疲劳和饥饿折磨着队伍的其他成员时，合作便会变得困难。我们大多数人都发现，当事情变得艰难时，个人纪律要求便是对一个人最精确的衡量标准。

我们当中一些来自西点军校的同学在当学员时都是傲气十足的，但一旦他们在树林里瑟瑟发抖时，便变得软弱了。而一名学员同伴跟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铁棒”中尉戴夫·罗德里格斯，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我们一起在西点军校的时候，“铁棒”，这名约6.3英寸高、230磅重的防守端锋，是一个安静、谦和但顽皮得有趣的人。一天晚上，他受命带领我们这支疲惫的巡逻队离开目标，到一个需要7小时步程的基地。他研究了地图，并下令“走捷径”，尽管拖着疲惫的双腿且背着沉重的背包，我们还是自觉地行动，并在不到两个小时内的时间到达了基地。我意识到，一个优秀的人是绝不会浪费时间的。

当我们1977年2月毕业时，游骑兵臂章并没有让我们变得像斯瓦克哈默或杰拉斯那样。没有人会因这臂章而立即变得更强大、更勇敢或更聪明。但它改变了别人看待我们的方式，并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毕业后，我跟大多新游骑兵一样疯狂地吃喝放纵。我记得当时安妮来到本宁堡原为看看我钉在臂上的臂章，但她却惊讶地看着我就着啤酒吞咽下蘸满花生酱的巧克力，直到呕吐，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但这种疯狂只是一时的，1977年3月初，我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82空降师报到。

从一开始，第82空降师的理念就是基于一个的现实：跳离飞机是一个人人平等的过程，而且运气往往决定跳跃者如何以及在何处着陆。将军和士兵背着同样的降落伞，并在落地时承受同样的冲击力，而且在一个战斗激烈的着陆区，根本没有“安全的”后方区域用来指挥战斗。优秀的伞兵部队领导者会利用这些实际情况，通过以身作则获得领导能力的声誉。在诺曼底登陆日，师长马修·李奇微少将和他的助理吉姆·加文（Jim Gavin）准将，便表现出色地带头跳出机舱。后来，从李奇微手中接管过第82空降师后，加文在他执行“市场花园”的行动中采用背越式跳入荷兰时摔坏了脊椎，但他继续指挥行动。在后方指挥的上将通常会炫耀般带着装门面的手枪，而加文会带着一支他会使用的步枪。

我所加入的第82师跟其历史上的形象以及我的期望大相径庭。但像所有的中尉一样，我观察着并希望学到什么。我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启发了我，但很多也是没用的。李奇微和加文所遗留下的东西已经过时：我记得在我们的25英里徒步行军的过程中，一名指挥官驾驶着一辆吉普车经过，他看到伞兵队显而易见的缺点便下车纠正，这让我所在的伞兵部队中传出了尖刻的议论。

在接下来的20个月里，我在营里当过迫击炮排排长，然后是步枪排排长，最后是连队主管。在那段时间里营长和我交流很少，我记忆中几乎没有他对我的鼓励。他谈到自己保留了一本把人们区分为好人或“小人”的笔记本。我感觉他跟军队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紧密。

20世纪70年代的军队对指挥官尤为严厉。资源的受限和法令的集中营造了一个既苛刻又充满约束的氛围。当时训练贫乏，可部队还是饱受折磨，主要是因为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科目，以及毫无意义的驻军相关设备检查等类似的强制命令。当真正的战斗训练被那些虚有其表或纸上谈兵的东西所取代时，士兵和部队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军队的价值观和诚信常常会面临压力。尽管越南死亡人数虚报以及美莱村屠杀事件的黑暗日子已经过去，然而那些虽然细小却潜伏着侵蚀军队价值观的思想将会浮出水面。为了降低调查报告文件中丢失设备的数量，许多连长会通过交易或“索要”来制造物资短缺的假象。同样，满足延长服役期限的配额也面临着压力。在一个报告季度结束时，我的连长为阻止一名不合格的伞兵延长服役期限采取了一些行动，后来营长又撤销了这一行动。因此，那名士兵被允许延长服役，部队完成了其配额，并且连长得再多忍受那名士兵一个服役期。因为类似的消息传播得很快，所以像这样的指挥官所说的有关领导力和价值观的话，常常被嗤之以鼻。

表象都是骗人的。对于师里一些耀眼或充满男子气概的领导者，我一开始总是印象深刻，而后往往感到失望。我发现，即使是用战斗徽章来判断一名军官的学识和领导力，也是不可靠的。同样，不起眼的外表和非军事方式的举止也未必表示其专业精神的衰退。

这是我第一次加入查理分队并遇见我们的连队后勤士官——陆军上士戴维斯，或叫老戴夫时所学到的教训。戴维斯是一名身材高大的老兵，据说他曾经是一名严厉的副排长，但在一次跳伞训练中腿受了重伤，现在只能费劲地一瘸一拐地行走，甚至不能穿军靴。结果他被分配到了库房，并长出了一个显眼、突出的大肚子。他穿着凌乱的制服、一双平跟皮革鞋，额上总是布满泛着油光的汗水，经常站在一幅伞兵海报的对面。但他是我实践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在我加入队伍几个月后，戴维斯把我叫到他闷热的库房里，这座库房在我们兵营的地下室。“马克中尉，我要在这里教你一些东西。”当我走进房间时他说。他翻阅我所在排的设备收据表，喘着粗气说：“这是你填写的收据表。看到这几列吗？我可以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写上任意的数字。”他一边说，一边手指在页面上指来指去，“因为你签错了地方，你将要为我所写的任何数字而负责。”那并不是一个大错，但是我粗心地填写了这份表格并被捉到把柄，而且我要承担潜在的责任。“我本来可以这么做，但我没有。我在等着，看看你是否不错。现在我已经确认了。我让你到这里来，是为了确保你将来会更小心。记住，马克中尉，不是每个在军队里的人都会为你着想。”

多年后，当我向情报专家寻求帮助或跟大胡子部落首领们进行商讨时，我都会想起老戴夫，并谨记领导者并不总是像他们走出西点军校仪仗队表演场地时的那个样子。

“技能自豪”（Pride in craft）是越战后军队中一个难以捉摸的特质，但作为跳伞长的军士和军官们都有这种特质。由于军用降落伞（空降）的操作有着内在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指挥第82空降师空降的跳伞长在技能方面需要绝对过硬的专业知识。他们必须指挥大批心存恐惧的伞兵完成从飞机上跳跃的基本但并不自然的动作。因此，跳伞长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并且第82空降师的跳伞测试的失败率出了名地高。许多经验丰富的伞兵部队领导者都只能在他们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尝试中通过。在跳跃的过程中，跳伞长不仅要确保安全，而且要给将要跳跃的伞兵灌输坚定的信心。他们从一开始就会这么做，在每个伞兵登上飞机前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个人的设备：用双手和双眼快速但精确地逐一进行降落伞和设备检查。

在空中，跳伞长会小心地控制空降前的最后几分钟。当我们临近跳伞时间，那两名跳伞长会站在飞机的机尾，做出手势的同时会大声提醒：“20分钟！”自“二战”以来的演习经常使用粉笔标记来让飞机上的伞兵和他们的目标飞机联系，后来，满载士兵的飞机便被称之为“白垩”（Chalk），并广泛传开。接着是检查头盔，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伞兵也会精细地检查武器集装箱和其他设备。在发出10分钟提醒后，跳伞长依然是站在飞机的尾部，两人分别靠近机舱门两侧控制跳跃的过程。

两位跳伞长交换一个眼神确保一致后，他们会接着大喊：“准备！”气氛随之变得紧张。为了鼓励士兵们迈开脚步，跳伞长首先指向最靠近飞机外侧的伞兵，然后是飞机中央或内侧的士兵。他们举起手臂，命令：“外侧人员，站起来！内侧人员，站起来！”接着连续快速下令：“挂钩！”当伞兵将固定拉绳挂在弹簧钩上时（这使他们离开飞机后能够打开他们的降落伞），弹簧钩会发出一阵叮当的响声。

“检查固定拉绳！检查设备！”从飞机的后端开始，每个人都检查自己和在他前面的伞兵。然后“报数！”这表明他们已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他们逐个报告，放下拉绳，直到靠跳伞长最近的伞兵竖起拇指，大声喊道：“全部准备好，跳伞长！”

随着机门打开，风和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最后行动开始。每位跳伞长都会检查可能会割断伞兵固定拉绳的锋利的门框边，然后走到跳跃板上一个伸出舷门外露在稀薄空气中大约一英尺长的踏板。在年轻伞兵的注视下，每一位跳伞长会在踏板跳两步以确保其可靠性，然后牢牢地抓住门框的两边并使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地远离机门。他的身体被风剧烈冲击，风扭曲着他的脸。但他平静地环顾四周——首先观察其他飞机或不利于跳跃的危险情况，然后是接近降落区（DZ）的情况。他们扫视此前记住的标示降落区距离的地面地理标记。最后，转身回到机舱并提醒伞兵：还有一分钟！……30秒！在到达降落区的瞬间，跳伞长把自己拉回到机舱里，对着伞兵，命令第一名跳跃者：“站在门口！”片刻之后，机门边的灯由红色变为绿色，跳伞长拍击第一名跳跃者的屁股，“跳！”第一个伞兵便消失在黑暗中。我们缓缓走向前，仓促地跳离飞机。最后跳的是跳伞长。

这是刻意安排的惯例，而且必须如此。跳伞长是主要人物。在一支大多数领导者只是衣着光鲜而缺乏能力的军队中，跳伞长表现出更为真实的能力：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多年来，当我们需要真正的专业技能时，我都会看到自信的品质和承担责任的意愿在各级领导者身上逐步提升。

在担任中尉期间，我从未感到过孤单。当我在游骑兵学校的时候，安妮晚我一年大学毕业了。而且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重新长出了一些头发，变得“正常化”。于是我们在一个军事化仪式中结婚了，那时她的父亲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我们没有钱去度蜜月，而是坐上我那辆1974年产的雪佛兰织女星轿车搬到了靠近布拉格堡的一间公寓套房，这里只有一个卧室，月租为180美元。我们的大部分家当都放在我们用煤渣砖块和木板做成的架子上。但这架子感觉很不错。

安妮和我在许多方面都一起学习。一个周五的晚上，作为一名排长，我安排了一次跳伞，这通常是在午夜后完成，因此便占用了周末的一部分时间。在我们背上降落伞时，我感觉到了士兵的怨气。为提高他们的士气，我暗示大家在行动结束后可以到我家举行派对。我不经常同下属出去聚会，但这是一个有利于团队建设的时刻。这个计划安排好了，但是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里，我没能告诉安妮。

尽管等我们完成跳伞并开始聚会时会很晚，但我以为我可以在每个人到达之前回家。在其他队员清洗设备时，埃米尔·霍尔兹（Emil Holtz）军士——一个高大的迫击炮手被派到商店买酒。尽管霍尔兹军士外表粗犷，但他是一个安静、清醒的禁酒主义者。他不知道男生们在聚会上喝什么，所以便用他们给他的钱每样买了许多。之后不久，安妮穿着睡衣来应门，她依然不知道这个聚会。她看到这个像巨人安德烈⁽²⁾一般的男子，拿着装满啤酒瓶并叮当作响的杂货袋站在门口。“中尉说我们有一个聚会。”他羞怯地说。其他人很快就到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安妮已经见过了大部分的队员并用零食招呼了他们。后来，她坐下来愉快而热情地跟一名士兵的女友聊天。她是一个在驻地跳脱衣舞的漂亮女孩，但在派对上却穿着保守的衣服。安妮天生的交际能力能让别人在尴尬的情况下感到受欢迎，并十分舒适。

尽管在我第一次遇见安妮时她已经明确告诉我，她不想和一名军人交往或结婚，但我认为她在一个军人家庭中过得比她所说的更舒适。作为一名“军队之子”，安妮深深地敬佩她的父母。在她的记忆中，作为学校里新来的小孩，她有苦乐参半的时刻，但她总是记着她和5个兄弟姐妹挤进旅行车或小房间等这些有趣的故事。我很快发现，安妮有一个难以定义的特点——我称之为勇气——这让我们更看重责任，并使我们的军队生活变成一场冒险。

在1978年的秋天，我决定申请特种部队训练。陆军中校大卫·巴拉托，我来自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官，正在布拉格堡指挥第7特种部队的一个营，在征询他的意见后，我提交了请求。当时特种部队的名声是毁誉参半，但我想成为在很久以前就吸引了我的某样东西的一部分。

在我离开第82空降师后，陆军参谋长，伯纳德·W·罗杰斯（Bernard W．Rogers）上将，取消了伞兵的栗色贝雷帽。为控制其他人穿戴各种不标准的贝雷帽和其他帽子，罗杰斯上将发布了一个全面禁止令。失去栗色的贝雷帽这个全世界公认的伞兵象征和骄傲的标志，大大挫伤了第82空降师。当时在我看来，似乎陆军的领导者，尽管是出于良好的意图，却分不清什么对自己的士兵才是最重要的。

在伞兵失去他们的栗色贝雷帽时，我正戴着一顶绿色贝雷帽。1978年11月，我加入第7特种部队（空降）第1营A连第714特遣队，这就是美国陆军著名的、同时在一些人看来也是“臭名昭著”的“绿色贝雷帽”。这支特种部队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创建，来源于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杰德堡战场中的故事：一支三人队伍深入被纳粹占领的欧洲招募游击队民兵并指挥他们。在越南，特种部队发挥出了他们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行动故事和经历从小就让我着迷。

我被分配至一支12人的A队中（A行动分遣队），并成为一支现今依然有效运作的部队的一员。这里配备了两名军官和10名拥有特别资格的中士，其目标是获取技能、拥有成熟度和文化敏锐度。这使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任务中，在更多分散的选择中，以及在更大型更常规的行动中，利用本土的武装力量（从军队到游击队）。

特种部队的历史总是伴随着政治色彩。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当时，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的参谋试图帮他凸显作为一名竞选人的国防能力。其他参议员也把自己与像北极星导弹或B52战略轰炸机这样的高规格武器联系起来。在肯尼迪1961年秋天正式批准之前，特种部队的士兵一直“不正当地”戴着绿色贝雷帽，就在那一年这位新总统授权这顶帽子为一个“区别标记”。

正如肯尼迪在1962年6月6日对聚集在西点军校更衣室的毕业学员所说的，他预期他的步兵将会面临“在强度上……全新的，起源上……古老的”小型、激烈的外围战争，利用“经济动荡和民族冲突”对抗“游击队、颠覆分子、叛乱分子”。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第一批派往越南的军队，在那里他们训练了南越人。随着越战在约翰逊总统时期升级，他们的任务开始增多，行动的多样化也超出了日常训练。他们变得高度公开，尽管在战争结束时获得了一些非凡的功绩，但争议也一直伴随着这支军队。针对这支军队的评论从被誉为精英到被斥责为“不合常规”，在特种部队指挥官连同6名情报军官因为在越南谋杀了一名所谓的南越双重间谍而被调查后，《时代》周刊在1969年8月的一期中咒骂这支军队——“笼罩着邪恶”。

在我1978年加入特种部队时，他们只是略微有点像他们肯尼迪时代的前辈。传统上，陆军都厌恶精英部队，因为这样的部队往往会从其他的队伍中吸纳走资源，尤其是有才能的士兵。越战后，这样的抗拒再次出现，而特种部队被允许削减兵员。年轻军官常常会听到扼要的建议，即避免因加入特种部队而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么说你想与那支部队‘同流合污’？”我营里的一名军官在我离开第82空降师前跟我说。

在早期，我的一些担心成为现实。我的特种部队教官中包括几名曾被第82空降师调离的中尉——在当时，那是一种罕见的情况。另外一些教官也同样令人失望。有一次就因为一名高级教官不得不把一名显然是喝醉了的中士从讲台上赶走而停了一天课。我的连长因为在一次训练部署中的不当行为而被免职了。这听起来像是有趣的故事，但其实一点都不有趣。

这是一个困难时期，一些有才能、战斗经验丰富的特种部队军官及一些未被任命的军官（NCO）开始感到失望并失去了动力。和平时期的常规服役并不适合他们。对于一名年轻的领导者来说，这些老兵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

我早期就面临过这个挑战。作为一名新的特遣队指挥官（A队队长），我认为这支曾受人尊敬且经验丰富的A队已经变得懒散，并且需要脱离这种状态。对于一名年轻的中尉队长来说，身处这个为一名更高级的上尉而设的职位，会让这种评估变得不容易，而且采取行动更是困难。那些戴着绿色贝雷帽的军官曾参与了一场战争，而我的贝雷帽还是崭新的，我从未参加过战争。

我得到了各级指挥官的支持。我们做出了变动，用一名经验较少但精力充沛的29岁战斗老兵取代了一名军官。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行动，然而我惊讶地发现整个队伍（尤其是未经任命的老兵）都支持这一行动，意识到特种部队的专业精神基础似乎比其最初时要更强大。

作为一名队长，我所积累的经验改变了我日后的军旅生涯。我几乎经历过一名越战后中尉会经历的全部事情，并得到了来自指挥官的大力支持——尽管还缺乏微观指导，为我的队伍设立了标准和方向。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我的队员们已经是“精英”，但我发现他们希望有人来推动和引导他们，这说明大多数士兵要在挑战中才能超越自我。尽管后来我在特种部队的实践取得不小的进步，但还有很多不足。1980年，我服役的第四年，我想要一些训练之外的东西，一些更重要、更真实的东西。此时，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在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推翻了曾经跟我父亲一起在西点军校学习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建立的政权。当然，还有伊朗革命推翻国王并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对于一名正在磨炼技能的年轻军官来说，全球的动荡使得在布拉格堡的训练显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1980年6月，我离开特种部队进入在本宁堡进行的步兵军官高级课程，在那里，我被晋升为上尉。尽管我在特种部队的经历顺利结束，但我更希望加入游骑兵。后来，我跟整个连队一起被调到韩国驻守一年，这是最好的发展路线，尽管这意味着要跟安妮分开一年。

在我离开的几个月前，安妮的妹妹诺拉突然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史蒂文·斯特里克兰——一名早我一年进入西点军校的陆军上尉——在西德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中遇难了。当时，诺拉怀孕了。安妮决定在我们分开的那一年跟她的妹妹一起居住，来帮忙照顾新生婴儿。1981年2月20日，当诺拉的孩子梅根出生时，安妮、她的父母和我都在杰克逊堡的军队医院。这感觉就像是一次特别的家庭时光。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在泪光中，我吻别安妮，离开了一年时间。2008年9月，在我执行另一次长时间任务回来不久后，梅根已经结婚了，我和安妮还在梅根的婚礼上跳了舞。

尽管我很希望能在韩国指挥一个步兵连，但我被分配到了板门店的共同警备区（JSA）。JSA是在非军事区内的一块中立的小型飞地，交战双方（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就在这里一个跨越边境的简朴的单层建筑中进行。朝鲜士兵冷着脸怒视我们，而我们也回瞪他们。这个地区很少出现冲突，但这里的氛围总是异常紧张。1975年，当双方仍在JSA谈判时，一群朝鲜人试图激怒一名美国少校，他们把他撞倒在地，并用靴子砸他的喉咙。一年后，朝鲜士兵杀害了两名美国人，他们当时正在非军事区修剪一棵阻碍了南面视线的树。

1982年3月当我结束了在朝鲜平凡的一年时，我也实现了在西点军校毕业后服役5年的承诺。迄今为止，我的一些经历是令人失望的，而且我所看到的一些事使我开始考虑离开。但是我否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让人惊叹的领导者，并发现了让人满意的士兵之间的团结，我感觉到，军队正在发生变化。

我的感觉是正确的。当我正在朝鲜半岛经历我职业生涯的低谷时，美国军队已经开始了复兴。许多综合性因素驱使着军队前进。我即将亲身经历的很多改进——也就是特种作战的复兴——始于军队对1980年在伊朗沙漠失败行动的处理。

“鹰爪行动”的目的是营救在德黑兰——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错综复杂的城市——中心地带两个地点的53名美国人质。规划者决定秘密潜入德黑兰并寻找这些目标，他们不得不开车进入城市。但是一旦警报响起，他们就会与敌方交火并需要乘坐直升机逃离。这些直升机将在德黑兰附近的一个足球场与营救小组会合。飞机在与德黑兰相隔600英里的阿拉伯海基地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这超出了那些直升机所能飞行的极限距离。因此，行动需要固定翼飞机。为了重组队伍，并在飞机与直升机之间提供燃料，队伍需要在前往和撤离目标地区的时候使用临时机场。

为了支援营救队，两组飞机将飞入伊朗，并穿过其南部边境。首先，C-130运输机——带着陆军特种作战人员、陆军游骑兵和为直升机提供燃料的6 000加仑油缸——从一个小岛离开飞往距离德黑兰1 000英里的阿曼海岸。第二步，海军空载直升机——以及负责驾驶它们的海军陆战队员——将紧跟着从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上起飞。所有飞机将于夜间在德黑兰东南部代号为“沙漠一号”的一条飞机跑道上会合。为了避开飞机跑道上的侦察，队伍的转移和直升机的燃料补给将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进行。地面队伍将乘坐直升机到德黑兰郊区——“沙漠二号”——士兵们将在清晨突击之前在此隐蔽度过一个夜晚。

当护航队在第二天早上聚集在德黑兰时，游骑兵将夺取、防守并控制西南方的第二空军基地。从大使馆营救人质后，直升机将从足球场飞往这个空军基地，在这里，作为第二梯队的C-141运输机将把这支队伍和获救人质运送至安全的地方。

这次任务总计需要44架飞机，数千加仑的燃料，一队地面车队，一支来自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情报机构的混合部队。整个过程需要在黑暗中保卫一个沙漠着陆带，利用并控制第二机场，袭击两个城市里的目标，进行一场战斗以离开德黑兰，并撤出敌方领地飞回到友军的领地上空。说好听点，这个计划是一系列艰难的任务，每一个任务都是一个复杂方程中的变量。而说难听点，这样一个临时的团队要完成任务，需要一连串的奇迹。

任务在人质危机发生173天后，即1980年4月24日星期四开始执行，但很快便失败了。与所有的行动一样，这个计划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条件无法满足，任务就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与行动的直升机数量从最初的8架减少到少于6架，行动就会中断。5架直升机无法运载一支足以压制部署在大使馆附近的敌人的队伍。进入伊朗领空后不久，一架直升机因为机械故障而退出了。剩下的7架直升机低飞以逃避雷达探测，却卷入了一连串的哈布沙暴中。那串沙暴形成的“巨墙”高达1 000英尺，吞没了这些高速行驶的直升机长达几小时，模糊了驾驶舱窗前的一切视线。在一架直升机返回后，只剩下6架降落在了“沙漠一号”中。

在实行行动第二阶段的关键时刻，6架直升机中的其中一架也不能用了。只剩下5架直升机，达不到任务的最低数量，于是行动中断了。在直升机队伍准备撤出敌方阵地时，被夜里所翻起的沙尘遮挡，一架直升机撞到了一架满载士兵和燃料的C-130运输机的前部。这架飞机起火，机身里的燃料箱被点燃，烧死了8名被困在里面的士兵。

“鹰爪行动”是美国军队对一场综合了政治敏感性、复杂、快速、联合作战等特征的新型特种作战的首次尝试。它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各方面的误差判断不足。军队没有完善的指挥和决策过程：尽管地面指挥官在联系白宫，但一些直升机飞行员后来承认他们直到行动结束也不知道“沙漠一号”的负责人是谁。这支队伍并不是一支联合部队，在进入伊朗领空前，他们没有一起合作过，甚至没有完整演习过。任务对安全的要求相当高。甚至对安全的关注阻碍了天气分析员对飞行员的作战提示，他们预测直升机或许会遇上一场哈布沙暴，但当情报报告上呈时，他们的预测被忽略了。

这次“沙漠一号”的不幸事件并不是一次政治上或军队勇气上的失败。当这支军队面对有限的资源、人才和专注力，未能建立和维持完成这类任务的必要力量时，失败早已注定了。

在对这次失败的回应中，霍洛韦委员会⁽³⁾建议创建一支“筹划并为反击针对美国的恐怖分子而训练及执行行动”的“反恐联合特遣部队”（CJTF）。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特种作战的一个复兴机遇出现了。

伊朗国家电视台反复报道在“沙漠一号”中烧焦了的飞机和尸体，伊朗官员在第二天德黑兰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得意洋洋地展示美国士兵的残骸。在特种作战中，“沙漠一号”成了一个失败的代名词和一个默认的强大战斗口号。这些包含着清晰的暗示信息——“绝无下次”——的残骸照片，被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并张贴在军营中。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我们进行了数百次的行动演习，以确保在需要时我们能做对做好。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国家所需要的那支军队最终会出现。

————————————————————

(1) 阿亚图拉（Ayatollah），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编者注

(2) 巨人安德烈，Andre the Giant，法国职业摔角手、演员。——编者注

(3) 霍洛韦委员会，Holloway Commission，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调查“沙漠一号”行动的失败而专门成立的一个独立委员会，以著名将领詹姆斯·霍洛韦的名字命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