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我们对寻找柴火的急切使我们全变成了植物学家。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第7章 穿过沙漏

2003年10月～11月

在2004年2月一个干燥的夜晚，我就站在离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或许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和我如此之近，也不知道在半个街区外，那间昏黑房子里的特战队员比我更要靠近他。我们都在费卢杰东北部的阿斯卡里区。这个城区的南部，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黄色的田野。这里是这座城镇较安稳的区域。一排建有平屋顶的矩形房屋，远离用墙围住的街道，每间屋前都有一个小院子和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房屋使用劣质的混凝土建造，墙面和房间内布满赭石的粉末。半个街区远，我和加布⁽¹⁾，一名我指挥的特遣部队里的少校，站在拐角处监视。通过夜视仪，我们盯着一道半开着的院子大门。在里面，特战队员正迅速、谨慎地排查漆黑的房间。

如果扎卡维确实在那里，而且要逃跑，我们认为他会从二楼的窗口跳出去。他应该会跳到我们这里的小巷拐角处，隐蔽在连栋房屋后面。我们很难听到他落到地面上的声音。这里没有任何瓦砾阻止他，因为当时这儿的房子还完好无损。而且，这是伊拉克，看不见的流浪狗在附近的各个角落大声吠叫。一个月后，一群人在城市的另一端杀害了4名美国安保人员，其中两具烧焦的尸体，在横跨幼发拉底河的绿色栈桥上挂着，一切都改变了。这次示威刺激布什政府展开了两次大型的海上行动。在当年11月的第二次行动中，有1 200名叛乱分子死亡，他们潜伏的城市也变成了一个空壳。

扎卡维那晚在这座城市的停留，是为了探访和激励他的军队。他可能全身穿着他象征性的黑衣。他更有可能是穿着普通的伊拉克服装，他就是这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通过无数美国检查站，却从未被发觉。无论如何，他是不大可能在街上碰到别人的：所有人早在几个小时前都躲在了家中，就算是我们的闪光弹、手榴弹和叫喊声惊醒他们，也没人出来。在接下来的4年里，我在伊拉克经历的大规模突袭中，再也没有看见任何人在街道黑暗的窗户后走动，也没有看见好奇的旁观者出现在街道上。经过萨达姆几十年的残暴统治后，伊拉克人似乎本能地会在安全部队夜间行动时，避免做出任何可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的事。这是他们所熟悉并存有恐惧的一段时间。

扎卡维在那晚比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要矫健许多，之前他已变得很笨重，而且因为总待在室内逃避我们的监视而脸色苍白。在不间断的狗吠声、黑暗和空荡荡的街道中，他可能已经沿着铁轨往北溜到野外，等待我们出来。或者他可能朝相反方向逃走，消失在各种宣礼塔之下的费卢杰闹市中。或者他可能根本就不在那里。

当晚早些时候我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与我们辖区的作战人员一起工作。他们来自一个被称为“绿军”（Green）的陆军特种任务部队，是我现在带领的第714特遣部队（TF714），即全球部署特种作战部队的核心。在队伍成员简单说明行动后，我们开车走出戒备森严的机场西北门。我们穿过一片迂回曲折的障碍迷宫，这些障碍的作用就像是三维弹球游戏中的缓冲设置，可以放慢所有可能载有汽车炸弹或射击手的车辆。在我们车辆窗户的上方，机枪的黑色枪筒伸出防暴墙——这是一种冰箱大小的钢丝笼，装满了泥土和石头。

随着我们离开相对安全的机场，我们特别装备的装甲车和悍马都开上了从巴格达沿着幼发拉底河往西并一路通往约旦的10号高速公路。我们在昏暗和出奇安静的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小时。在费卢杰的东部，我们一列纵队从出口匝道，慢慢离开高速公路。我们通过高速公路绿色标牌，这些带有白色文字和箭头的标志在美国所有城市中都随处可见。这感觉就像是我们要去战场上班。

这些作战人员不像其他士兵。他们是精心挑选、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他们平静但精神高度集中，在车辆中没有显出任何紧张，也没有像战争电影中那样一片闲聊。我只听见引擎的低鸣声和仪表盘上无线电设备有规律的哔哔声。

我曾与来自他们部队的作战人员一起训练，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许多当时有任命的和非任命的军官都是我的前游骑兵战友。我尊重他们，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尊重。但直到我在指挥第714特遣部队4个月后，我仍然不知道我在他们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在我身边，都是一副恰当、谨慎却僵硬的举止。我之前没有直接带领过部下一起行动——也没有试图让自己加入到行动中。而在这个晚上，我是观察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对抗一个不断改变且拥有智能网络的敌人，如果我想了解地面上发生的情况，作战人员的随行是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是，自那天晚上在这场只会愈加艰难的战斗中，这些都是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让我带领的所有人相互信任。

那天晚上我们排查了大量的房子。当我爬上其中一栋房子的二楼时，我看见了站在楼梯平台上的伊拉克人。他们站在角落里，有些地方被照亮了，他们转身不看搜查他们财产的作战人员，而是看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眼神。他们极力克制，但我能感觉到纯粹的愤怒在炽热地散发。当我进去时，也许他们从作战人员的反应当中便知道，那晚就是我派遣这些带着灯和枪支的人进入他们的房子。也许他们的眼神是对任何入侵他们家园的人的本能愤慨和惊骇反应。而我这个外国人更加剧了这一过程。我在未来几年里总是看到他们这样的眼神。

当搜索其他房子时，绿军作战人员比任何人都要敏感。他们很自然地保持镇静：他们年纪稍大，三十多或者四十多岁，而且经验丰富。他们不需要砸东西证明他们的气势和强大。他们大多都是父亲，在这场战争的数百次突袭中，那个晚上，他们情不自禁地从那些躲在父母腿后的伊拉克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身影。

但作战人员并不关心一直怒视我们的伊拉克人。我们都是身型高大的人，穿着防弹衣使我们显得更高大，那是凌晨1点，而我们对他们的搜查就像脱去他们身上的衣服一样，让他们深感羞辱。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是父亲：彼此没有言语，根本没有机会尝试沟通。我知道我们需要进行这些突袭行动，但我也知道，这些搜查在缺乏电力、污水横流、没有工作机会的混乱环境里，在萨达姆后的伊拉克时期，必定充斥着针对我们的愤怒。根据我们的预测，扎卡维已经开始利用我们的“失败”，使我们显得软弱无能或邪恶，或两者皆有。那个晚上，他在黑暗中的消失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我却是为这个伊拉克家庭而不安。看着他们凝视我们，我意识到这场战斗将会漫长而艰难。

在美国挑头的“入侵”近一年之后，2004年初给我们在伊拉克的任务带来了新的警示。一个月前，当两颗塞满了炸药的炮弹埋藏在地下并杀害了三名开车经过塔基路段的士兵时，在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从可怕的497人上升到500人。这时候，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这场战争会依然将继续进行，使500名美国人被杀的数字又翻了8倍。这是在其演变成一场内战，使伊拉克变成真正的人间地狱前的事，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晚上开车穿过巴格达就像观看一场末日电影，蒙面人被检查站上的火光照亮；这是在每个清晨，城市里褐色浑浊的灌溉运河上出现更多漂浮尸体之前的事。这些景象都是伊拉克内战可怕的标记，这是一场扎卡维用无情高效的屠杀运动而助燃的战争。有时他的炸弹会一次性杀害一大群伊拉克人。有时他的受害者会在这个国家阴暗角落的偏僻刑讯室里死去。

所以，在2004年2月那个尘土飞扬的晚上，我们因没能逮捕他而失望，因为我们的失败而随之带来的血腥后果还未显现。在那个晚上，扎卡维还不是伊拉克的祸害。

倘若那晚我们捉到了扎卡维，特种作战的最新历史将可能完全被改写。由第714特遣部队进行的费卢杰突袭是初期战役的一部分。尽管第714特遣部队的战斗范围不仅仅是伊拉克，但是由于我们近距离对抗扎卡维和他的基地组织分支，我们的地位和声誉提升速度远超其他。这是一个自1980年“沙漠一号”事件以后，军队组织和人们开始彻底转变，对抗新威胁的故事。我们的转变也促使我从最擅长的行动指挥官成长为一名战略级领导者。这并非是注定的，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也并没有料到这样的转变。在那次突袭之前，我见证了我们一步步的成功，我不能只是简单地指挥第714特遣部队。我必须成为美国对抗现代战争新主式的一部分。

从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成就来看，特种作战部队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人才济济的部队。一系列有远见的领导人把它们锻炼为同类当中最有效率的军队，并在最初的20年里不断证明其价值。但是在“9·11”事件余波中不断升级的反恐战争，迫使小型人质营救组织和反恐部队去适应全新的、更危险的威胁。第714特遣部队需要成为一个拥有空前强大能力的复杂组织，而且我们需要为此日以继夜、年复一年地训练。

这个变化具有历史意义。我在2003年重新加入的这个组织，在攻打阿富汗以及伊拉克行动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直到2008年我离开时，它才成为军队的核心。为了把我们从传统的军事部队转变成一个网络部队，我们改变了组织结构和决策方式，我们形成了一个我们为之自豪的新文化独特集体，我们不断地增加合作伙伴。2003年的“成果”是我们的“致命武器”——我们无与伦比的战术打击实力。在决定伊拉克命运的最后几个月里，网络性成为第714特遣部队的强大特性——把能够迅速收集信息的众多人才聚集起来，然后采取相应行动。

第714特遣部队的再造和成功既非简单，也非必然。我们经历过多次的失败。我犯过无数的错误。我们在自己创造的各种历史时刻中得到了进步。最后，有关军事历史的章节，是与我一起服役的那些人的故事，也是关于专业精神、创造力和坚定不移的故事。拥有罕见耐力的第714特遣部队队员，承诺进行夜复一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战斗和搜索，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努力。但这样的努力让所有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3年10月6日，星期一，当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司令部的普通驻地接管特遣部队时，我并没有预想到要改变第714特遣部队。尽管这个布拉格堡基地司令部和第714特遣部队的前沿部署并不相同，但管理特遣部队要比管理基地司令部更优先。从那一天开始，我将成为这两个组织的指挥官。这个仪式在降落场地举行。出于安全原因，外来客人的数量受到了限制，安妮是我唯一出席的家庭成员。除了讲台上聚集在一起的我们和一名坐在金属折叠椅上的观众外，房间里很安静且空空荡荡。如丝般柔滑的松色降落伞等待着被折叠，此刻像泄气的气球般覆盖着墙壁。我们没有像一支常规军队那样，在阳光明媚的阅兵场上举行正式的指挥权交接仪式。但这无言的小型仪式反映了第714特遣部队标志性的低调本质与平和的专业精神。

我很兴奋，但也有一些疑问。在之前的18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在特种作战部队服役。我来自游骑兵部队，从未在这样的特种作战部队待过——“绿军”（陆军精英突击队部队）和“蓝军”（Blue，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这两支部队被认为是司令部和第714特遣部队的皇冠之珠。前一周，我拥挤的收件箱里收到了部队最近的指挥官调查，其中列出了众多相似的抱怨：“太多游骑兵。”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作为一直被视为是第714特遣部队后备队的游骑兵，继续挣扎在这个特种作战小世界中，期待着被承认，期待着跟他们日益陪伴在旁的专业军队获得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并没有增长我的信心。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重新加入这个组织，这让我更加担忧。在“9·11”后，我被调配到阿富汗，但令我懊恼的是，去年春天因为入侵伊拉克，我一直待在五角大楼的大厅里。我错过了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的行动，在那时大多军队里的人都可能认为这是第714特遣部队最大的成就。像所有那些加入一支刚参加过重大交战行动的部队的士兵一样，我为自己没有亲身参与那场艰苦的磨砺而感到惭愧。但我试着不去担心一些我无法控制的事情。

相反，当我坐在台上时，我看着安妮。在我离开五角大楼的三周前，我和她飞往丹佛，租了一辆车，在9月下旬花了12天时间行驶在怀俄明州。我们远足、观光旅游。在未来的一年里，每天拂晓，当我回到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房间睡觉前，我都会花一些时间看看那次旅行的照片——穿着运动短裤和戴着棒球帽的安妮被晒得黝黑，但她却在微笑。这些照片就贴在墙上，在衣钩上的军服后面。这些照片是黑暗战争后的晴天。安妮坐在前排折叠椅上，我看了看她。每当她感觉到我在想什么，她就会用唇语告诉我“我爱你”，她常常这样在公众场合表达爱意。就此我便开始了我所经历过最长时间、最困难但最有价值的工作。

布拉格堡是我和安妮所谓的“家”。这是我们第四次住在那儿。但现在基地的气氛已经变了。在“9·11”之后的第一年我曾在布拉格，那时这里在不断增加安全部队，而我就是基地中第一批部署到位的军人。现在，随着美国进入阿富汗第2年、进入伊拉克第6个月，这个基地更增强了部署。到目前为止，伤亡人数有限，并预期不会有大幅上升。但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名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任务，没有明确的尽头。

担任指挥几天后，我去了一趟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去看望特种部队司令部的道格·布朗（Doug Brown）将军，以及离开了联合参谋部且现为中央司令部指挥官的约翰·阿比扎伊德。自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还是游骑兵连长的时候，我就认识道格，在那之后，当我成为作战军官时，他曾在“黑卫士”中担当特种作战飞行员，这是为了营救伊朗人质而组建的特别飞行组。当几个月前，道格刚被选中指挥特种部队司令部，他打电话给我，彼时我们已经认识20年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在当年十月接管第714特遣部队。这个电话来得不是时候。我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指挥第82空降师，而且我想我可能已脱离特种作战世界太久，在这个纯粹主义者的圈子里不会有人欢迎我回来。

“长官，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吗？”

“可能有，斯坦。”道格回答，“但我想让你指挥特遣部队。”

我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很荣幸。

现在在坦帕市，我坐在约翰·阿比扎伊德身边，等待他的指导，也等待他批准指挥关系中的重要调整。约翰负责从北非到亚洲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行动，他当时所进行的是在美国军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当我接管时，第714特遣部队由一名少将指挥，但他的两名准将副手中的一名一直在伊拉克指挥日常特种作战。自然地，中央司令部将会直接与那名副手联系，而不是通过我。我希望约翰同意，在他的战区中我是所有部队的指挥官。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是他联系和对其负责的唯一一人。这似乎就是军事等级制度的难以言说的地方，但直觉上，我相信第714特遣部队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战役，在整个广阔的地区都应该尽可能地在领导方面团结一致。我也觉得我和高级领导者的关系以及我的实际存在，将提高第714特遣部队的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受到严重限制。在名义上，我们拥有一个广泛的合法空间；但当面对高风险和高代价的军事行动时，我们可以自由调遣的程度，将实际上取决于审批者对我们的信任和信心。

像几乎所有我跟约翰的会面一样，这次的交谈很友好，一点也不正式，我们常常毫无拘束地谈笑。我们会因军队生活的荒谬和他那标志性的贯穿整个谈话的冷讽刺而大笑。在第82空降师和联合参谋部共事多年后，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段亲密的友谊。当我们讨论严肃的话题时，他表达了对阿富汗东部形势的担忧，最近那里报导了一些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我同意在该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行动。终于，他同意了我提出改变方案。10年前在第82空降师，约翰作为我的上司，就喜欢与我当面沟通，而不是通过我们的手下。因此我直接提出方案的交流方式符合他的风格。

“好的，斯坦。”他说，“但如果我打电话来，必须能够找到你。如果我打电话而找不到你，这个协议便马上终止。”

这是典型的阿比扎伊德：友好而坚定地提出条件。我看着他，现在他的沙棕色迷彩服的翻领上别着四颗星，我想起几年前在布拉格堡的那个周末，当时的他戴着那顶粗糙、被晒褪色的“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的帽子。他的举止和脾气就像一名老练、总是冷嘲热讽的老练的棒球经理。他会大力支持我但又不动声色，如果我没扔出好球，他会毫不犹豫地找候补队员上场。

尽管我享受其他类型的工作，但我喜欢指挥。在之前的26年里，我已经在指挥职位上干了10年。但每一个新职位一开始的工作都是艰巨的。正如我怀疑许多领导者也有这样的感觉一样，我从来都不确定我是否能胜任，直到我真正开始指挥这种级别的部队。我想起道格拉斯·索思豪尔·弗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在《李的中尉》（Lee’sLieutenants）中的描述，李在决定哪些旅长能真正承担一个师或军团的责任时，得面对巨大的挑战。最激进的旅长往往缺乏成为更高级领导所必备的无形素质。当然我对自己也很怀疑。

随着职位的要求不同，还有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发现作为一名领导者我已经有所改变。我学会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所指挥的组织必须做什么？第二，我如何指挥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的？经验告诉我，许多因素将影响我的“指挥风格”，而我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在到任的第一个星期，我探访了绿军。像我们的总部一样，绿军的驻地也建在布拉格堡，在基地的另一个角落。然而，第714特遣部队和从属部队的真正距离远远超过了10分钟的车程。当时，第714特遣部队的人员，如果他不是绿军或海豹突击队队员，是不会顺道走访绿军或海豹突击队驻地的，他们不会在那里受到欢迎。在这些队伍中，许多人都把更高的总部视为一个不必要的附属品。

同样的观念使得我现在指挥的部队很有价值，但也很冷漠。尽管我们把第714特遣部队设想为“团队的团队”，但在许多方面都成了“部落中的部落”。每一支队伍的核心精神、不可动摇的标准、严格的选拔流程，全都赋予了这个组织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和凝聚力。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部落文化使他们变得更加孤立。

在早期，我看到第714特遣部队的每支从属部队用我阶段性的指导方式来鼓励竞争。但我需要更细致地了解这些部队，让自己成为一名高效的指挥官。当我在游骑兵中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与其他部队共事时，我知道它们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更深入地了解每支部队不同的优势、不同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弱点。

绿军是最具影响力的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末，绿军根据当时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的愿景所创建，这是一个效仿英国皇家特别空勤团的前所未有的组织。这支部队集合了经验丰富的现役和非现役军官，被锻造成在营救人质和精确攻击方面，有针对性、可以直接行动的专业化团队。

这支部队被经常提及的神奇之处是它的士兵。大多数新成员都是来自游骑兵和特种部队，但是有些人直接来自陆军的常规部队。这支部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选拔程序，会测试每个申请人的健康、智慧、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整个过程关注于成员应当共同拥有的特征。他们倾向于选择身体健康、态度坚定、打破旧习、无畏、聪明、能在没有指引下迅速成长的问题解决者。他们在任务间歇假装对兄弟部队冷漠。但是在胡子和普通T恤衫之下，他们是核心军队的专业人士。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检查他们的衣柜，我会看到他们的内衣叠得整齐无比。正如一名有经验的成员告诉我的，“每样东西都有其位置，而每样东西就在其位置”。他们很自觉这么做。

普通士兵没有资格成为绿军，直到他们晋升为中士；一旦加入，大多数人都会一直待到退休。这就将部队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业人才水平。在一个常规旅中，大约有5名军士长——最高的士兵军衔等级——和超过2 000名年轻士兵。在绿军，一个旅规模的队伍有63名军士长而没有士兵。鉴于绿军士兵的资历，等级相对不重要，他们是通过表现来获得荣誉的。因为很少有人离开这支部队，所以，加入绿军就意味着要接受一段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进入绿军的成员都放弃了传统的职业发展，因为这支小部队就只有这么多的空缺。很少有人自愿离开这里，每个成员的资格都是临时的——而且如果变得懒散，就可能会被取消资格。

在其早期，绿军被誉为老男孩俱乐部，并且是军队牛仔的避难所。由于长时间沉浸在特权和尊重之中，后来一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太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超级军事部队的一员。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我在特种作战部队工作时，我认为绿军是一支有效率但傲慢的队伍。

进入绿军的驻地总是有些吓人，似乎他们是故意的。但指挥官，当时的上校贝内特·塞克尼克（Bennet Sacolick），以及参谋军士长乔迪·纳西（Jody Nacy）热情地欢迎了我。我们去了其中一个较大的会议室，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群作战人员前。他们中许多人刚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中回来。而我，这个新的指挥官，刚从五角大楼的安全大厅里走出来。那天五六十名作战人员坐在我前面的一排排椅子上，我扫视了一遍他们的脸。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在游骑兵服役，我认识他们。熟悉的面孔总是让人安心。尽管许多人是老战友，他们却有了一个更高的级别。我们不再有相同的发型，他们不再跟我第一次与他们一起服役时那般年轻。我需要调整我们彼此的关系。

这些人更为年长——这些人员的平均年龄常常大于35岁——但他们非常健康。任何稍微发胖的身型都会引起别人的轻蔑。当他们的成熟和经验融合在一个小团队里时，他们变得非常高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当大多数美国人享受和平生活的时候，他们曾参加多次部署。许多坐在折叠椅上的成员都曾作为一名绿军或一名游骑兵在摩加迪沙或巴拿马战斗。最近，在投身于反恐战争前，他们已经在巴尔干半岛默默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努力锻造的直觉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得到深化。

不像许多年轻的、未经历练的士兵那样，在座的这些人从不认为他们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当兵。几乎所有的人都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不是婴儿，而是即将成人的青少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却在海外战斗。在未来的一年里，不止一名士兵的孩子将会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参加同样的战争。有一对我认识多年的夫妻，他们唯一的儿子作为一名年轻的伞兵在战斗中丧命，我承担起给这名经验丰富的军人和他的妻子写慰问信的痛苦职责。

那一天，我想知道部队的成员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像往常一样，他们的举止没透露什么信息。他们表现得耐心又细心，却不谄媚。我没看到任何一个懒散的神情，或者不感兴趣和鄙视的暗示。像往常一样，我没有准备演说；我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消除战争即将结束的流言，第714特遣部队的行动将不会受到限制。为此，我们需要表现出非凡的适应性。

“我需要你们做客户想要的所有事。”我说。

在座的士兵们露出震惊的表情。事实上，这些老兵的反应跟我在20年前听到“客户”这个词时的最初表现出的恼怒相似。那是在1985年，在一架由一名“黑卫士”老兵驾驶的名为“铁甲”的直升机上，我通过耳机听到了这个词。被称为一名客户让我感到沮丧。感觉就像商业，过于商务化——而不是战士们看待他们战友的方式。我很快就明白“黑卫士”的常用术语是以一个巧妙的方式来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持和帮助他们飞行的部队，即客户。围绕着这个词而形成的文化是“黑卫士”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之一。

最后，我想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感觉到他们非常好奇我将会如何指挥，以及我会把第714特遣部队带向何处。经常跟部下争辩并在“一战”期间带领部队的T·E·劳伦斯曾写道，他们“会自觉地追随一个统一的意念：因为他们心中未许诺的忠诚使他们成为顺从的仆人。没有人能逃脱这条纽带，直到成功伴随其责任、义务和承诺来临。”这些拥有强大意志，立场坚定的成员远非仆人，他们跟劳伦斯的部队一样拥有共同的基本品质：如果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使命——一个他们愿意信任的想法——他们将会以我从未见过的方式效忠于它。

事实上，当时我所看到这些绿军成员和海豹突击队的老面孔都很坚韧且神采奕奕。这些从一个战场走向下一个战场、没有考虑过他们为何而奉献的士兵，不是为了薪水而战，也不是僵硬且愤世嫉俗的士兵。事实上，比起曾与我一起服役的许多其他军人，他们往往更爱国，他们会迅速把美国国旗挂在他们的兵营和总部的墙上。对我们共同的事业和领导人的信任，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在我回答问题后，我们的会议结束了，我离开会议室，走过阳光照射的长走廊，来到驻地前方。在墙壁的另一边，是数英尺宽和数英尺深的玻璃柜，里面的陈列品每个都记录着这支部队的大型行动或任务。布满灰尘的枪支、设备、地图和照片就放置在每一个成就的简介后面。

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会有理由安放更多的陈列品。

在开始我的新工作前，我立即告诉第714特遣部队的成员，我想到我们部队曾经行动的地区考察，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从地中海延伸的杜兰德线尽头，这里是满目疮痍的战区。我们计划用10天进行这次旅程。几名关键领导人将会陪我前往，包括情报部门（J2）的情报军官布莱恩·凯勒上校（Brian Keller），他是一名我认识多年且非常信任的前游骑兵。布莱恩在几个月后很快就会离开第714特遣部队到另一个司令部，并最终将被晋升为准将，因此我想在他离开前吸取他的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

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门（J3）的另一名关键领导人是我的作战军官T.T.上校。作为一名上尉，他曾和我在1987年至1989年在第3游骑兵营一起工作过。我知道他的才华，我们都非常关注年轻军官，也许是因为有点太过相像，我们的关系最初有些紧张。我们俩同时获得更高的军衔，共同增长了经验，而我对T.T.的欣赏也与日俱增——他有着惊人的远见、坚定不移的忠诚和个人勇气。我们开展了一段深厚的友谊。T.T.后来加入了绿军，但在1995年，他同意回到游骑兵担任我的第2游骑兵营副手。现在，8年后，我再次受益于他的经验和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第714特遣部队的高级招募顾问是军士长C·W·汤普森，一名说话简洁的前马术表演者，后来做了士兵，也是一名可信的朋友。我的副官是空军少校戴夫·泰伯（Dave Tabor），一名年轻又幽默的资深MH-53直升机飞行员，他曾在2001年阿富汗最初行动中执行过任务。一起参与旅程的还有绿军的副指挥官，当时的中校奥斯汀·“斯科特”·米勒（Austin “Scott”Miller）。贝内特，是“斯科特”的上司，明智地派遣他跟我一起考察，既是为了照看我，也是在开始塑造我对他的部队的看法。“斯科特”在塑造我的观念方面做得非常好，并且将在未来的几年里成为一个关键的人物。

这4人，加上我的通信员，海军士官维克·库瓦，形成了指挥队伍的核心。从那年秋天开始，每天60％的时间，我都会跟他们接触，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他们（或他们的继任者）。这支指挥队伍将在未来的几年里壮大并且变得很知名。我们将一起在每一架飞机中度过无数个小时，并一起塑造我们的指挥部。我们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与那些目前已部署的第714特遣部队建立关系。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看看每个地方的形势，并在未来评估我们的需求。尽管2002年我曾在阿富汗服役，但我没有去过伊拉克；而且我知道，我在联合参谋部的观点已经不切实际也不完整了。像往常一样，我想亲眼看看战场。

像大多数在伊拉克看到的一样，从远处看，巴格达的共和国卫队宫殿显得稳定且有序，但靠近细看，却是一片混乱。美国带领的联军在2003年10月24日那个星期五进占了共和国卫队宫殿，之后这里变成了我们的总部，这是我作为第714特遣部队指挥官，前往我的部队战区的首站。这座处于绿区深处的4平方英里大小的宫殿，把巴格达一分为二，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平民庇护所和军事部队总部。与戴夫·泰伯一起，我们开车从城市西部的巴格达国际机场出发，沿着一条当时被联军称为“爱尔兰大道”的道路行驶。这次很顺利，这条道路尚未变成几个月后那个臭名昭著的射击场。当我们接近绿区时，越过那些排列在车道两边，延伸到宫殿的棕榈树，我们可以看到置于门外的巨大的萨达姆半身像——那个我们尚未捕获但已被罢黜了的独裁者。巨像被重新塑造为一名古老的阿拉伯战士。他冷漠、宽厚的脸在一顶遮阳帽和阿拉伯头巾下窥视着周围，这是那位曾站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伊拉克人的典型着装。联军雇用的伊拉克起重机还没从他们的所在之处拆掉这些半身像。这座宫殿熬过了战争最初的巴格达轰炸，大部分幸存下来。在外面，米色外墙传达着有序和安静的氛围。而墙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美军初次进入伊拉克后，4月的得意洋洋和5月的信心很快消失了，最终在6月变成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当年8月，紧张感弥漫在五角大楼的大厅和办公室。许多数据预示，那年秋天将有更多的动荡和暴力。不较真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萨达姆并让灯光照亮巴格达，这里就仍有希望，这个国家就会好转起来。

在3月的军事行动后，布什政府最终委派L·保罗·布雷默（L．Paul Bremer）大使重建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伊拉克。作为新组建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局（CPA）的负责人，布雷默负责快速客观地让伊拉克主权进行过渡。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局5个月来一直将宫殿作为其总部，但内部是一片混乱的无序状态。

一支由专业人员、士兵、承建商和天真的“特勤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其中有20人是政治活动家——看起来像是在几小时之前才到达这里的，要不他们就是刚刚被门外众所周知的“野蛮人”所打垮。这些文件排满了好几条走廊。宫殿里，那些洞穴状的房间使用意大利大理石装潢，在宫殿里工作的人用隔板把这些房间划分成数间办公室。一些人坐在伊拉克人留下的仿路易十四风格的椅子上和桌子上——那是有镀金、弧形支腿和蓝绿色坐垫的精致家具。许多人看起来一片迷茫。那些穿着我称之为“探险服装”的人很搞笑——他们穿着登山靴、褐色的裤子以及有多个尼龙搭扣口袋的奥维斯衬衫，这是他们来伊拉克之前专门用自己的津贴购置的。

那天我到那里是为了见里卡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他是最新上任的三星将军，也是部队在伊拉克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在几年前见过桑切斯，这一次，在巴格达他的办公室，我们建立了一段互相尊重的友谊。他穿着沙漠迷彩服，透过矩形的大眼镜看过来。

“你的人正在做我们需要他们做的事。”他说。

他没再多说。他没有在咖啡桌上打开地图，解释他试图做什么以及我们的部队应该如何帮忙。他很自然地沉默。第714特遣部队与桑切斯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尚不清楚。那时，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捉获或杀死具有重大价值的伊拉克复兴党前领导人——这些人是五角大楼印制的“扑克牌通缉令”上的通缉罪犯，这些印上了大量粗糙照片和复兴党成员名字的“扑克牌”，在他们逃往科威特边境前就分发给了士兵。

去年夏天，我们的部队在杀死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和库赛的战斗中一直在起关键作用，但我们尚未捕获黑桃A，即萨达姆本人。在2003年的秋天，桑切斯有许多担心的事，而且我察觉到，他在怀疑我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在这里仅停留几个月的匆匆过客。他不知道我是否会坚定地成为他的一名真正同伴。我们没有太多客套话，我对战争的大方向也没有感觉。在宫殿的其他地方，我会见了CPA的办公室主任，他也是在伊拉克排名第二的文职官员——帕特瑞克·F·肯尼迪（Patrick F．Kennedy）特使。我向他介绍了第714特遣部队。

我刚来的时候，我对漫不经心和不严肃的国家决策很有意见。因为这让我们无法毫无保留地在“入侵”之后作出决定。许多机构对此都有责任，但宫殿里的气氛增加了我对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局的怀疑。当然很多聪明人在那年夏天和秋天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但7个月参差不齐的进展已经留下了许多弊病。政策让他们隔绝在宫殿的墙壁后，在那里他们经常与任期过短而无法胜任工作的“志愿者”一起工作，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更不用指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伊拉克复杂的环境。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局要解决最基本的挑战。这是关乎伊拉克人以及在他们当中战斗的美国人的性命的工作。但显然这个工作交给了不合格的人来解决，就像让一名25岁没有金融资质的人负责重建股票市场一样。那天我离开宫殿，觉得这一切可真扯淡。

10月25日，第二天早上，我与戴夫·泰伯和“斯科特”·米勒坐直升机到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巴格达上游250英里处的摩苏尔。这个伊拉克第二大的城市拥有1 800万人，由当时的少将戴夫·彼得雷乌斯负责。他的第101空降师曾在战争中从科威特穿过伊拉克南部进入巴格达；当时，他们已经转移到了北方。这个城市坐落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相交的不稳定地区，逊尼派阿拉伯人主要在传统的城市中心南部和底格里斯河西部，而库尔德人在郊区至东北部。

在一座旧宫殿里俯瞰全城，戴夫·彼得雷乌斯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他的办公室——一间巨大的大理石地面房间变成了一个战士的巢穴，到处都是挂在钩子上的战斗服，他睡的帆布床盖满了分发给每个士兵的迷彩雨披内衬。戴夫和我之前都曾对印度尼西亚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反暴乱战士和非常规战争着迷。戴夫跟当时所有的指挥官一样有效率，他研究了自己负责的伊拉克地区局势，看出了巨大的不稳定性威胁，并迅速行动，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阻止了这些威胁。他在经济以及政治发展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从而取得了早期的进展。他的军队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开办学校，并聚集、装备和调度了一支当地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但当第101空降师的2万名士兵在接下来的一月把摩苏尔转交给一支只有他们规模的一小部分的美国军队时，叛乱分子很快就摧毁了戴夫的军队本可获得胜利的努力。

第714特遣部队有一个小分队在摩苏尔与戴夫共同工作。我们喜欢他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当我们根据少量信息和他们在早期拦截的情报，来回顾他们是如何定期地完成目标任务时，我确信他们的影响力非常有限。2003年10月，萨达姆和他前政权的成员仍然是我们的重点，但这时候，我们了解的情况还是很模糊。我们只有少量来自巴格达总部或驻扎在省里其他前哨站的特遣部队的罕见情报。他们试图努力融入那些住在驻地山下的人们，并尽可能多地完成一个16人组的工作。他们大都是从我们剩余的部队中抽取出来的。我感谢了他们的工作，然后走到直升机停机坪。他们的才能和奉献精神毋庸置疑，但这支与世隔离的队伍限制他们做出有效贡献的功能。孤立的代价清晰地表现在空运补给提克里特的行动中。

两架“黑鹰”一前一后飞行，突然我们的直升机急剧大转弯，猛烈倾斜，偏离了轨道。我们斜倾到一侧，沙子通过打开的侧门从下方涌进机舱。当我们旋转飞起，重回航线时，飞行员通过耳麦说我们后面的直升机被一枚火箭推进的榴弹击落。谢天谢地，在动身前往摩苏尔前，我让我的第714特遣部队关键成员留在巴格达，为约翰·阿比扎伊德的即将来临的阿富汗行动起草一个作战计划。因此，我们的两架UH-60中，原本应该载满人员的第二架直升机除了机组成员外再没其他人。更幸运的是，当飞机被击中的时候，并没有立即爆炸。他们迫降后所有的机组成员都离开了飞机。在燃烧的飞机旁，我们伴随着爆破声和碎片再次起飞。其中一名一条腿受伤的飞行员已经包扎好伤口，坐上了我们的直升机。在空中，我问他是否还好。

“我很生气，长官。”他通过耳麦说，“该死的。”他俯下身，回望那股浓烟，“他们击落了我的直升机。”我笑了笑，片刻之后他继续说，“长官，你不记得我，但我曾是第2游骑兵营的一名游骑兵。”他穿着飞行服，戴着头盔，我并没有认出他。我们的回忆，让我感觉我们的特种作战世界是多么小。我又一次意识到特种作战世界的等级并非一成不变。

当我们继续前往提克里特时，我的思绪转移到我们的敌人身上。我试图想象那个勇敢射击我们的人，是什么让他走到沙漠来这么做？只有一定程度的忠诚才能驱使他站在这片开阔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猛烈攻击两架全副武装的联军直升机。当然，在那个时候，能出现在伊拉克的这个地区，意味着他肯定是一名逊尼派教徒。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火箭弹如此准确，他是一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复兴党士兵吗？还是这个执行任务的复兴党士兵太过年轻和虔诚？难道这是基地组织同盟出现在那个地区的标志？与政府的官方立场相反，对我来说，这次袭击并非是困兽之斗，更像是“游戏开始”的信号。

降落在坚硬的停机坪后，我们转移到萨达姆的另一间官邸，当时的少将雷·奥迪耶诺把这里当成他的总部。雷和我在海军战争学院时就认识。他的儿子托尼，现在是一名步兵中尉，雷以前经常照顾山姆，而且在每周户外跑步后，我们都会一起喝几瓶啤酒。现在他指挥第4步兵师，我父亲在越南战争中曾担任这个旅的参谋长。雷在巨大的华丽门厅里跟我们见面。他知道我们失去了一架直升机，但没有人员伤亡。

“斯坦。”他伸出他的大手，低沉的声音充斥着这个有着挑高天花板的房间，回荡在房间里的大理石墙壁和地板上。“听说你在进行一次令人兴奋的考察。”

雷负责提克里特。提克里特是与拉马迪、巴格达组成的城市群中最北边的一个。拉马迪在西部，而巴格达在伊拉克的中心，这三座城市形成了暴动频发的逊尼派三角地带。他说目前的局势十分严峻。提克里特是萨达姆的故乡，军方一度认为他就躲藏在这里的一定范围内。高层的伊拉克军官在美国“入侵”后回到周边的一个省，那里是逊尼派的一个据点。一些记者认为雷在戴夫成功的地方失败了。人们说，聪明的戴夫利用金钱和有效管理进行战斗；而雷，这个头发稀少的激进的球队前锋，迟钝而残忍地用大规模的扫荡和逮捕疏远了民众。现实却远非如此简单。雷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法，应对他所遭遇的复杂情况。提克里特跟摩苏尔有着不同的地形，而且两个城市都将在未来的几年经历艰苦的战斗。像戴夫一样，雷欣赏我们——这个与他合作的小队伍。但我很快便看到了我们的主要障碍。第714特遣部队与他们之间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实时网络，这使我与第4步兵师领导者的良好关系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像在摩苏尔的队伍一样，在提克里特，这里的部队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和指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吃力地运作。像范围更广的联军一样，第714特遣部队因为没有共同的策略和一个可以依赖的信息网络而饱受苦头。在第714特遣部队工作人员处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突袭行动中获得的大量原始情报时，这个障碍最为明显。在每个任务中他们都会发现文件和电子设备，以及那些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的人。但人为的失误、技术的不足和组织的责难限制了我们使用这些情报提升下一次突袭的能力。在摩苏尔或提克里特，唯一的情报分析员无法消化工作人员在凌晨时分从垃圾桶里带来的边防站信息。队伍没有完善的设备来审问在目标行动中发现的嫌疑叛乱分子，也没有能力在基地前线短暂拘留他们。而且我们难以向巴格达寻求帮助。我们认为用小单元来传递通讯会更加稳健和安全，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不适用于发送和接收大量来自巴格达的机密信息，这种速度无法跟上我们的目标。单一的电子邮件很迅速，但现代情报取决于大量的数据——地图或文件的扫描图，在电脑和摄像机上找到的视频——这需要很大的带宽。没有迅速共享这些情报的能力，我们等同无用。

这些限制使军队在那年夏天和秋天采用了一个在后来显得很滑稽的标准。摩苏尔、提克里特以及拉马迪的部队从他们缴获的原始资料中整理出他们需要的信息后，会铲起成堆的文件、CD、电脑和手机，装满原本清空了的麻袋、沙袋、粗麻布或透明塑料垃圾袋，然后把它们送往我们在巴格达的基地。一些袋子会贴一张解释它们来源的黄色便利贴，另一些则没有。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囚犯会与这些袋子一起被押送到下一个地方。

从根本上说，信息发送方和接收方，也就是前线部队及其总部，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分享敌人的照片，同时双方缺乏共同战斗的能力。这激发了两者之间关于能力的争议，让双方互相不信任。边防站很少能看到他们收集的原始情报的用处，在他们呈递情报后，往往就再无下文，就像是消失在黑洞里。同样感到失望的是，即使便签在运输途中没有脱落，接收情报的分析员常常缺乏袋子里信息的上下文，也不知道被审讯者的身份。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来判断这些硬盘或文件是来自旧复兴党的宅邸，还是发现于圣战分子安全藏身处的祈祷地毯下。

当月晚些时候我在检查巴格达国际机场的情报处理设施时，我打开一间备用房间的门，发现里面是成堆的塞满资料的塑料袋和麻袋，它们都尚未开封。

那天晚上我回到巴格达，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想法写在白板上，并想听听其他人观察到的信息。我就是这样来思考的，而且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协作研讨。在跟“斯科特”·米勒谈话时，我画了一个沙漏。顶部的三角形代表一支前线部队，底部的三角形代表后方总部。他们中间有一个狭窄的瓶颈，两者间只允许细微的交流。

（中文图注见附录）

“去掉这一半会影响前线部队吗？”我把手指向底部的三角形问。

以“斯科特”的角度来看，他说不会。后方总部跟前线部队没有关联，因为它们都是独立战斗的。至少，瞄准一个恐怖分子系统既乏味又暴力；在2003年的秋天，我们的队伍由于缺乏信息而使得战斗缓慢且痛苦。这个沙漏图描绘了我们部队结构的一个简单缺陷。我在便签上重画了这个图，并带着日后改变第714特遣部队的初步愿景离开了伊拉克，前往阿富汗。

10月27日，在我们离开巴格达两天后，扎卡维的伙伴用一连串的战略轰炸迎来了斋月。那天早上，一场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CRC）大楼外的爆炸杀害了两名职员和十名伊拉克平民。这是一种最新的模式，尽管其重要性在当时并不明显。这场开始于8月7日，一枚停靠在约旦驻巴格达大使馆外的汽车炸弹的爆炸，造成了17人死亡，40人受伤。两周后，在8月19日下午四点半，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一辆满载炸弹的卡马斯平板货车，冲进在伊拉克的联合国总部前门，并在正门前引爆，使这座三层大楼部分倒塌。22名身亡的受害者当中包括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 de Mello），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任务负责人，他还是一名著名的战后重建专家。爆炸还杀害了亚瑟·赫尔顿（Arthur Helton）。1999年，当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时，就已经认识他。我很喜欢他。当时我是一名上校，而他是和平与冲突项目的负责人。9月22日针对剩余人员的第二次轰炸结束后，联合国撤回了所有职员，全部前往卡塔尔。直到2007年年底他们也再没大规模返回这里。

尽管在当时还不清晰，但后来这些违反人道主义的袭击被证实是扎卡维孤立美国和塑造战场的初期战略。扎卡维显然很憎恨约旦政府，因此纯粹的报复可能只是前戏。他指责联合国，称巴勒斯坦是“送给犹太人的礼物，让他们可以掠夺土地”，根据其中一名负责袭击的成员说，扎卡维之所以报复德梅洛，是因为他在东帝汶独立时，参与解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行动。但这个暴力事件的真正后果却很具戏剧性。随着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离开，扎卡维消除了两个有经验和拥有合适能力来帮助重建伊拉克的组织。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吓跑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组织，这场战争达成了一个认知，那就是扎卡维确保了伊拉克人在街道上渐渐只能看到美国军队。

美国努力组建有更多国家参与的联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爆炸事件而无法进行。经过数月的进展，这次行动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美国的占领，而非国际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在阿富汗，我们的军队正规划着我们戏称为阿比扎伊德将军的“了不起行动”。最终计划是派遣大量第714特遣部队进入阿富汗东部。据情报显示，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就藏身在偏远的库纳尔和努尔斯坦省。阿比扎伊德知道，美国在那里——实际上是在整个阿富汗——惊人地薄弱。他无法增加部队的总数，因为总指挥权属于拉姆斯菲尔德部长，于是，鉴于我们独特的敏捷性，他下令临时增加第714特遣部队的兵力。

美国军队在调配军队的正常程序上很繁琐，且在实践中非常拖沓，不管在战区内还是战区周边都一样——这几乎与我们现在截然相反。我们意识到，要让第714特遣部队根据我们要求的速度和精度执行这场战役，只能构建一个新的概念。幸运的是，我的前任，戴尔·戴利（Dell Dailey）已经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来确保第714特遣部队可以重新配置武力，而不需要走传统的流程。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无价举措。

去年11月，我回到阿富汗进行最后几天的计划，然后执行当时称之为“冬季袭击”（Oporation Winter Strike）的行动。当我们深入到一个行动的战术细节时，我会尽可能地让规划者独处，在那时我和大多数士兵一样，是最空闲的。因为比尔·加里森曾经教导我，对战场上的士兵表现出信任并灌输归属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信心——总是比我或即将进行的任何轻微战术调整更重要。

随着“冬季袭击”临近，我搬进了帐篷后的一个办公室里。这次行动将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一开始我就把摇摇晃晃的铝床放到我的办公桌旁，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我曾看到过那些远离军队的指挥官，我很早便下定决心自己绝不会这么做。但这只是一长串小型决策和微调的开始。我得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任务，还有我身边的队伍和我们能够支配的工具，像通讯系统和飞机。

在接过指挥权的几周里，我明白了第714特遣部队任务的复杂性——各个任务零散的地理位置和我们为了取得成功而需要维持的关系。所有这些使我确信，不管是在未来的伊拉克或阿富汗，还是返回美国，我都需要用平衡的方法来全方位指挥。

散布各地的任务，促使我们尝试在网络中分派不同的关键领导人。经过一些反复试验后，我们分别派三名将军到阿富汗、伊拉克和布拉格堡总部。尽管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我跟我的两名助理戴夫·斯科特（Dave Scott）和比尔·麦克雷文（Bill McRaven）变得很熟，但我们无法待一起。直到2006年4月，他们被晋升到第714特遣部队之外的新职位。

指挥官身边的技术和人员是部队成功的关键，但指挥方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人格。我天生倾向于信任他人，并且往往会开诚布公地对待同事和下属。通过给他们最大的自主权，我相信我能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判断力。包容形成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减少让我成为一个孤点从而失败的危险。但当我给予少数那些不值得拥有信任的人时，当其他人断章取义地看待我们时，这样的透明度可能会走入歧途。

虽然我们进展顺利时，但“冬季袭击”却未能捕获到任何基地组织最高分支机构。尽管我们知道缓慢、呆板的清扫是不可能打击恐怖分子的，但这次行动证实了我的预感，给予第714特遣部队更强的灵活性是很聪明的选择，但确实有轻微的缺陷。我们需要提前拟定队伍网络和预先批准权利范围，来重新分配队员以应对新增的威胁。即将采取行动的军队是无法回到美国等待召唤的。遥远、必要而又繁琐的部署审批将使我们行动缓慢，这会导致军队失去焦点。我们需要小节点，本地自主决断权以及部队之间紧密的联合。那些必须在远离战争中心的地方做出决定的团队需要一个能够快速调度资源、信息和支持的网络。为达到这个目的，第714特遣部队将需要开发更好的情报。

“冬季袭击”表明这或许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我们正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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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布（Gabe）是一个假名。在本书中为保密，个别人物仅使用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名字的一部分或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