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诗宗：丘菽园旧体诗创作风貌论^[1]

◇李佳^[2]

摘要：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中，丘菽园于旧体诗致力甚勤，被誉为“南国诗宗”。其旧体诗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政治民生的关注，表达出深沉的故国情思，不断歌咏家乡风物，更将大量的语典、事典融入诗歌的写作之中。由于侨居南洋，丘氏常常接触到不少新生事物，诗中的新鲜语汇与域外视野呈现别具一格的特色。此外，丘氏还有不少具有南洋在地特征的诗篇，显示了传统的旧体诗文学样式与近现代文化碰撞的痕迹，彰显出传统文学形式在异域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关键词：丘菽园 旧体诗 域外视野 南洋书写

在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创作可追溯至中国明代。通晓阿拉伯文、在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途中充任翻译的费信于明朝正统元年（1436）撰成《星槎胜览》一书，详记沿途凡四十四地之风土民情。费信每记述一地，皆题一诗，其中《龙牙门》一诗涉及新加坡地理、气候，诗曰：“山峻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掳易，番舶往来难。入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3]正如费信提到的那般，彼时的新加坡尚是一个“番舶往来难”的地方，费信本人也未曾寓居南洋，其所题诗歌乃以“过客”视角写成。^[4]华文旧体诗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当属开埠（1819）之后，大量华人迁居新加坡的这一时期，丘菽园是其中于旧体诗致力甚勤的一位诗人。^[5]

丘菽园（1874—1941），本名炜萲，字菽园，出生于福建漳州府海澄县，出生次年即随母离乡前往澳门。1881年，丘菽园初赴新加坡，其时，丘菽园之父丘笃信（字正中）已于新加坡经营米业致富。1888年，丘菽园返乡应童子试，中秀才。1894年，时值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大败清北洋水师，丘菽园在本年乡试中考中举人，次年赴北京参与会试时，清政府即将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丘菽园参与了由康有为主导的各省举人“公车上书”，向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这是其投身改良运动之始，然丘菽园于会试中未能考获进士，因此绝意仕途。1898年，丘菽园决定长期寓居新加坡，自此直至身故，未曾返回故乡。居住新加坡期间，丘菽园积极投身报业，在定居新加坡的第二年即创办《天南新报》，自任社长，之后又承担《振南日报》《星洲日报》等报编务，对中国以及国际上的时事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丘菽园亦致力于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曾与林文庆等人合办新加坡华文女子学校，并先后担任宁波佛教孤儿院、同济医院的董事。1941年，丘菽园于“东滨小阁”寓所逝世，葬于咖啡山坟场。^[6]

丘菽园一生酷爱写诗，创作了1500多首旧体诗，主要见于《菽园诗集》，其中所收最早的一篇作于1888年，为其在家乡所撰的《玉笛》^[7]，所收最晚的一篇乃其逝世前三天所作的《梦中送人回国醒后记之》，可见丘氏从青年时代开始直至晚年，一直笔耕不辍，大力创作旧体诗。在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丘菽园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其与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来往密切，友人们对丘菽园的诗多有好评，康有为曾言丘菽园诗：“自戊戌以来，感时抚事，沉郁之气、哀厉之音、悱恻之情，绵邈滂沱、顿挫浏亮以吐之，虽多托乎好色之言，而夷考《风》《骚》，可兴、可怨，哀感顽艳，实正则也。”^[8]可见，康有为注意到了丘菽园创作生涯中的诗风变化，然康氏此论仍是以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的“雅正”观来审视菽园诗。其实，丘菽园23岁（恰是康有为所言之戊戌年）以后长期寓居新加坡，他以“从边缘看中心”的心态在观察着故国，而到他晚年，诗歌当中的本地风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呈现一种在地化的倾向，故乡血脉与侨居身份交织在一起，使丘菽园的诗歌既保留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味，又融入了本地的自然风光与社会风情，“成为中国近代海外诗人的特殊案例”^[9]，而这些都是笔者所要着力探讨的。^[10]

一 菽园诗的故国情思

丘菽园作为早期的华侨知识分子，具有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自幼入学就傅，接受正统的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有着较为深厚的旧学根底。侨居海外时仍眷恋故国家乡，在菽园诗中常常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以下试分而述之。

（一）追念家乡风物

家乡的各种风物是丘菽园诗作中时常出现的意象。展开《菽园诗集》第一卷，便可见晏海楼、筼筜港、木棉庵、太姥山、闽粤分水关等闽中名胜。丘菽园提及这些名胜时往往诗风雄壮，充满豪情，如《晏海楼题壁》首联“百战河山地，巍然见此楼”，与《筼筜港》首联“延平两岛建旌旗，天堑横飞此济师”，皆以故乡名胜为傲，诗句遒劲有力，气势丰沛，又如到木棉庵凭吊诛杀南宋权相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所作的《木棉庵》一诗云“我来吊古扪苍苔，寒花尚带激昂色”。当然，牵涉家乡风物的菽园诗不总是如此硬气激荡，诗人亦常能从家乡风物中提炼出温馨与趣味来。如《四果汤》一诗，丘菽园在题下注：

序曰：莲实、枣肉、桂圆、红豆、栗子、杏仁、糖瓜、干柿，随举四味，合成甜羹，号曰四果汤，从闽称也。按：四果名出佛典，于此借用，语殊雅驯。予也赁庑远市，食无兼味。各物采办以时，藏蓄可久，以伴茶酒，颇饶别趣。

此段文字直接书写其享用家乡甜点的雅趣，其在诗中亦写道：“自是菽园甘啜菽，斋筵腊八笑僧同。”将“四果汤”与佛教中熬制的“腊八粥”相联系，颇为新奇。又如《壬辰海澄村舍十一月二十九三十连日见雪二首》其一：

闽南偏燠雪无花，久种梅花当雪夸。莫是天公与侬戏，一宵飞遍野人家。

此诗言闽南下雪是天公戏弄凡人所为，极富想象力。又如《菽园诗集》卷七中前后相连的三首诗作《乡园啖荔》《咏龙眼》《试小种茶》多有意趣横生的字句：

黄梅过后谈红荔，密味中边未许追。（《乡园啖荔》）

闽山宜果树，夏圃胜秋田。（《咏龙眼》）

崇安岩茗嫩，采焙爱纤柔。（《试小种茶》）

可见丘菽园直至晚年，依然对家乡风物眷恋不已。对家乡风物的描摹与回忆，成为贯穿丘氏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二）大量用典

丘菽园作诗喜爱用典，最为典型的是他写作不少咏史诗^[11]，在这些诗作中借古讽今，抒发怀抱。如《偶忆两汉书人物，各系一绝，凡得二十二首》分别咏纪信、吴王刘濞、贾谊、周亚夫、汉武帝、张胜、李陵、东方朔、杨恽、疏广、承宫、宋弘、郑玄、臧洪、赵壹、戴良、祢衡、董卓、公孙瓒、刘表、袁绍、袁术二十二人之事，首首用典，且手法多样，有的直接用本人之典，如《周亚夫》一首中写道：“从容翔尽中朝步，末了方知狱吏尊。”事出《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12]

周亚夫晚年因得罪汉景帝蒙冤下狱，审判时廷尉有意刁难周亚夫，而后周亚夫不堪侮辱，竟致不食而亡。丘菽园34岁时，因投资失败而破产，为人所告惹上官司，险些锒铛入狱。^[13]周亚夫晚年的遭遇当令丘菽园心有戚戚。

有的诗将同类史事并置一处进行评论，抒发感慨，如《吴王刘濞》首句“分子恩深蔑汉封，田桓计绌塞疑胸”将兴起西汉“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比之春秋时期齐国权贵田无宇（谥号桓，世称田桓或田桓子），取吴王犯上谋反与田氏夺取姜氏王位相通之意。有的诗则典中带典，如《赵壹》一诗中“九卿平揖大司马”便串联赵壹和郦食其之事，《后汉书·文苑传》载：

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14]

赵壹在受司徒袁滂^[15]接见时长揖不跪，并指西汉重臣郦食其面见时为汉王的刘邦亦仅行揖礼，为袁滂所重。丘菽园诗歌用典与其本人性格气质亦有较大的关联，张叔耐在《丘菽园传略》中指其：“性好义侠，以此挥金结客，倾身下士，屡削其产无悔。”可见丘氏亦是慷慨磊落之人，故而对历史上不慕权贵、耿介狂傲的士人尤为倾心。笔者翻检《菽园诗集》，细考其用典情况，将丘氏诗中青睐有加的历史人物，列为表1。

表1 菽园诗用典情况统计

表1 菽园诗用典情况统计-续表

通过表1不难发现，丘菽园对历代文学大家皆有所致意，有意踵武前代诗人。诗中典故涉及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陶渊明的《饮酒》《归去来兮辞》，李白的《月下独酌》，杜甫的“三别”、《壮游》、《梦李白二首》、《空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燕子来舟中作》，苏轼的《惠州一绝》，等等。丘氏有些诗句亦直接使用前人的语典以为己语，如《十七夜月》中有“深杯同酌三人影”一句化用李白《月下独酌》之“对影成三人”，《答江霞公太史秋日见怀原韵》中“未信斯人独憔悴”一句化用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之“斯人独憔悴”，又如《乡园啖荔》中“日啖东坡三百颗”化用苏轼《惠州一绝》之“日啖荔枝三百颗”，体现出丘菽园对前人诗歌语言的熟稔。

菽园诗中所涉及的诗人，大多遭遇坎坷，身世飘零，而丘氏身赴南洋，偏居异乡的经历使其与这些诗人的谪迁遭遇产生了强烈共鸣。丘菽园晚年居住于加东时曾作《感兴》一诗，首联、颔联“生时下笔妙天下，一饭艰难莫解忧。漫学陶潜门种柳，剧怜杜甫燕来舟”之句，化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和杜甫《燕子来舟中作》之典。《五柳先生传》中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文句；而杜诗则作于杜甫晚年由三峡出湖北、湖南的途中，其中“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一句感慨一生漂泊流离。晚年的丘菽园生活陷入困顿加之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对陶文以及杜诗的化用，亦是借此明志抒怀。

在丘菽园引介的众多历史人物中，王昭君值得注意。丘氏不仅用昭君之典最多，在《菽园诗集》中为一个历史人物创作组诗的情况也仅此一例。“昭君出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母题，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即以代言体书写昭君到达匈奴后的遭遇和心理情态。而丘菽园的诗作回归正史，认为昭君是自愿出塞，《后汉书》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16]丘菽园在《明妃曲》一诗中这样写道：

彼犹人为非己为，何如自请有明妃。明妃自请空复尔，羞煞汉廷众男子。

此诗歌颂了王昭君的爱国热情以及勇敢与担当，反衬了庸碌男儿的无能。丘菽园之所以反复以昭君典故为题进行歌咏，当因有同病相怜的感慨于其中。《后汉书》以为王昭君未能得到皇帝宠幸，故而请辞。丘菽园在中国时曾两次应科举考试，并参与了康有为主导的“公车上书”，热切期望改良政治，却最终在顽固派的镇压下草草收场，丘氏因此绝意仕途，背井离乡。昭君出塞，菽园旅星，一向北，一往南，都远离故国，因此，丘菽园青睐王昭君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关心故国时政

丘菽园早年具有改良思想，与变法运动的主将康有为、谭嗣同等来往密切，对中国时局甚为不满。张叔耐在《丘菽园传略》当中记录了丘菽园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时光绪乙未，清政府割弃台湾，方事亟时，丘奔走上书，不报。”在菽园诗中，时常能见到对故国时政抒发的感慨。如戊戌变法失败后，丘菽园作《骤风》一诗：

迭迭商声撼旅窗，连樯猎猎拂旗幢。风过黄叶纷辞树，云拥青山欲渡江。斜日光沉龙起陆，平沙影乱雁难双。飞扬猛士今谁属，天地无情自击撞。

原诗附有丘氏自注：“时在八月，得闻北京政变而作。”该诗以“骤风”譬之后党的反扑，以“骤风”袭来造成的种种乱象比喻慈禧太后主导的“戊戌政变”将给国家带来的祸乱。又如《哭唐佛尘烈士才常六首》，悼念庚子年意图铲除慈禧太后势力，解救软禁中的光绪帝的自立军领袖唐常才。据《丘菽园传略》，丘氏曾赞助唐常才的“勤王”行动。多年以后，丘菽园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又写下《昔岁庚子，汉上自立会勤王兵败，当路者谓余实遥预军事，致名捕内地故人，怜其无辜，屡通书问，作哀愤语，余用为是二章答之，前广其意，后告无辜》一诗大发慨叹。

虽然丘菽园具有改良思想，亦曾寄希望于光绪帝，但民国建立以后，其又转而支持革命，认同共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去世后，丘氏写下悲袁项城一诗：

手按皇图竟自殊，闭门天子笑公愚。群儿欲贵相牵引，濒死应怜踞火盆。

此诗辛辣讽刺袁世凯是“闭门天子”。丘菽园晚年时亦对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十分不满，当他听闻施剑翘刺死直系军阀头领孙传芳后，甚为欣喜，写下《施剑翘女士刺杀孙传芳为父报仇，十年苦心得成其志，诗以纪之》二首，诗中“肯定湖亭追鉴侠”“贞德还收旧国功”等句将施剑翘比作鉴湖女侠秋瑾和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褒扬之意溢于言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丘菽园甚为关心国运，1940年重阳节时，写下《重阳》一诗，其中“远盼金瓯悲碎块，才过寒露旋重阳”一句对国土遭到日寇践踏悲愤不已，展现出对故国深沉的关切。^[17]

二 菽园诗的域外视野

除了许多缅怀乡土、关注故国时局的诗篇，由于菽园身处海外，所见风物人情有别于中国，也得以较早接触到一些现代的发明创造。同时因为其投身报业，故而对于各国历史时事都易于闻见，所以在其诗歌中常有对这些新鲜事物的吟咏，对政治人物事件的评价，展现出宽阔的域外视野，凡此种种都丰富和拓展着旧体诗的形式和内容。

（一）菽园诗的新鲜事物

当时旅外华人知识分子在居住地常常能接触新生事物，他们在创作中也注入了许多新鲜语汇。如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黄遵宪在其组诗《日本杂事诗》和典志体史著《日本国志》中都大量运用新鲜语汇，如纸币、预算、决算、新闻、治外法权等。^[18]丘菽园与黄遵宪来往密切，在《菽园诗集》中有六首诗提及黄遵宪，其中《追悼故任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四首》其二提及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手口由相代，歌谣妙率真。都成小游戏，能事早开新。

丘菽园特别称赞黄遵宪诗歌能够“开新”。而丘氏本人的不少诗作也颇具新意，笔者考察《菽园诗集》，其旧体诗中新鲜语汇随处可见，有的诗作直接吟咏新生事物，如《见飞机过》：

百石飞车举，身轻月下鸿。遗音喧破晓，劲翼稳成空。雾雨行休阻，川峦路别通。浮云瞻气载，何用待长风。

该诗描写了飞机作为新型交通工具的巨大便捷性，虽然体型巨大却身轻如鸟，胜过大鹏之待风，人们出行不再受自然的掣肘。丘菽园吟咏飞机的诗作还有三首七律《飞机上作》：

飞机驾处苦凌空，劲翅行时稳御风。群岛回看沉海底，此身高举入云中。神仙谁昔骑孤鹤，升降于今诧阵鸿。天际真人聊自许，尘寰俯瞰正蒙蒙。

取象蜻蜓锡号鹰，物无大小竟堪乘。嘘云吹气休前阻，超海踰山最上层。轻举有风随叶转，高标如月向天升。戈人漫作孤鸿篡，此是奇肱万仞腾。

渐离积气渐无埃，大好云光到眼来。掷笔青山看作架，倾樽沧海唤为杯。捷逾连驿忘迢递，滞笑轻舟咏溯洄。若使此机逢穆满，神游何羡化人台。

搭乘飞机出行，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体验。丘菽园这一组诗形象地书写了诗人搭乘飞机时的奇妙感受，揭示出飞机敏捷、轻巧、快速的特点。第三首的末句“若使此机逢穆满，神游何羡化人台”用西周穆王驾八骏之乘巡游天下这一神话典故，指当世之人能乘坐飞机就如同穆王神游一般，也不必羡慕周穆王了，生动形象地传达了对这一体验的感受。菽园诗中吟咏新生事物诗还有《显镜观物》、《汽球升高》和《番茄》等，前两首分别吟咏显微镜观测细小物品以及热气球离地飞升的神奇，真实地展现了时人对于新事物的兴奋和好奇。如《显镜观物》：

显微镜里烛微生，蜗角兴师可有名。要识伏尸知几许，算来巧历也心惊。

诗歌把显微镜下的世界与《庄子》“蜗角之争”的典故巧妙联系，将古人想象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两用《庄子》书中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感受，十分有趣。而《番茄》一诗，丘菽园在题下注道：“英女君伊里莎白时代取南美洲野茄移植欧洲，流传至今。”考古番茄这一农作物的来历。又如《星岛》的前四句：“星岛今非岛，悬桥渡列车。崇朝劳十反，未觉路途赊。”诗中歌咏1924年竣工的新柔长堤，它跨越柔佛海峡连接新马两地，使得新加坡与大陆相连，同时提到现代社会另一重要交通工具——火车，使得新加坡与新山之间往返非常便利。他用旧体诗书写新时代的景物。又如《星洲》中有“车辙殊今昔，航途利往还。由来形胜地，设备等严关”，指出新加坡在航运方面的发达。有的诗不专为吟咏新生事物而作，却很自然地将其在南洋所见的新事物写入诗中，如《东滨小阁春兴四首》其四的首联“置身何必最高层，辽阔盘空两翼凭”便是春天兴之所至描写居所周遭的见闻。不唯那些描写新加坡生活体验的诗作，丘菽园在感叹故国之事的诗作中也时常描述新生事物，如《七月下浣岛中得电报具知联军陷京两宫西巡近状》的诗题便提及电报这一通信手段，如《慈禧西太后挽诗二首》其一首联“露电朝飞报上仙，瑶池天外有重天”亦包括对电报的描述。丘菽园晚年的诗作仍有新鲜语汇的运用，如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闻播音机战士鼓吹步伐之声，感而有作》提及播音机这一传播设备。诗云：“振耳如闻军令严，抚身恨不着征衫。西山无地将薇采，东海何人把石衔。病骥眼中斥万马，断桅舟畔越千帆。道人痴对音机语，犹有雄心未脱凡。”通过收音机传递声音这一功能，将作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爱国热忱，极其传神地表现出来。

菽园诗中出现的新鲜语汇说明这些新生事物已为旅外华人所熟悉，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

（二）菽园诗的域外闻见

身处南洋，丘菽园除了接触新生事物，也积极了解各国历史与时政，其眼界得到了拓宽。《菽园诗集》中的一部分诗歌体现出丘氏较为丰富的世界性知识以及宽广的域外视野。如《观欧洲女优作西文字舞》：

蝶衣五色幻缤纷，金雁银鹅列阵云。拟似锦城姱字舞，太平万岁译灵文。

该诗将西方舞者的婀娜曼妙描绘得淋漓尽致。有的诗作把西方历史人物和史事纳入其中，前文述及《施剑翘女士刺杀孙传芳为父报仇，十年苦心得成其志，诗以纪之》最后两句“若为此例神坛女，贞德还收救国功”，并在诗下自注：“法史有女侠贞德者，托为神巫以救国难而抗外患，卒受异端之刑，烈炬焚死。施剑翘假借优婆夷方便以复父仇，苦心一志，不恤其他，亦复何殊。”将施剑翘隐忍十年为父报仇的惊人之举，类比为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伟绩。丘氏有一些直接以西方政治人物为题的诗作，如《观西史法皇拿破仑易妻故事有感而作》：

话柄千秋在，生离约瑟芬。故妻同乙弗，新后挟三军。星月光难替，宫朝事更纷。英雄无用武，遗恨到钗裙。

该诗写出拿破仑与两任皇后的爱恨纠葛，以及其婚姻对政治的重大影响，颇有感叹之意。

还有一部分诗作的域外视野体现在丘菽园对时事的关注上，如《英吉利女君维多利亚挽词》一诗：

犯月金星掩夕曛，霸雌陈宝迹空闻。昆仑桃树虚青凤，西土神谣哭白云。益地早张阿母节，断鳌终见女娲坟。朝来河上蛟龙会，虺虺雷声泣雨纷。

该诗运用了许多中国典故，如首联中的“霸雌陈宝迹空闻”用中国古代神鸡“陈宝”之典，干宝《搜神记》载：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19]

《搜神记》提及陈宝，指出“得雌者伯”^[20]，丘菽园借以评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当时的霸主地位。丘氏还使用西王母、女娲的典故，用这些古代神话中的伟大女性颂扬维多利亚女王的功业，拓广了旧体诗的表现范围，也丰富了旧体诗在现代的生命力。丘菽园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关注域外时事的习惯，如在其逝世前一年（1940），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身亡，丘氏先后写下两首诗，一为《闻托洛斯基在墨国为同党所刺毙》：

新国功成感异谋，频年亡命寄他洲。可怜卒死门徒手，防友难于御血仇。

二为《托洛斯基遗像题后》：

丈夫本志死边烽，安得无声柩便封。对影怜君如是了，伟人喑死死何庸。

第一首诗道出托洛茨基为其信任的朋友刺死的可悲，第二首诗则感慨托洛茨基遗下未竟事业的遗憾，都颇具哀婉之情。丘菽园早年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维新活动，因而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在革命胜利后惨死于战友之手的悲惨结局倍加同情。

三 菽园诗的南洋书写与在地化特征

丘菽园久居南洋，自称“星洲寓公”^[21]。随着居住日久，《菽园诗集》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南洋的内容，这些书写使得菽园的旧体诗具有明显的在地化特征^[22]，以下分而述之。

（一）对星洲风土的赞誉

新加坡地处热带，毗邻马六甲海峡、柔佛海峡，一年长夏、潮湿多雨，风土环境有很多独特之处，这些都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以及抒情的寄托。丘菽园的好友黄遵宪任新加坡领事时曾写下《新嘉坡杂诗》十二首，在这些诗中，黄氏对新加坡并未展露好感，其五便写道：

裸国原狼种，初生赖豕嘘。咤咤通鸟语，袅袅学虫书。吉贝张官伞，千兰当佛庐。人奴甘十等，只愿饱朱儒。^[23]

又如其七：

化外成都会，迁流或百年。土音晓鴂舌，火色杂鸢肩。马粪犹余臭，牛医亦值钱。奴星翻上座，舐鼎半成仙。^[24]

在上引两首诗中，黄遵宪直接将新加坡视为“化外”之地，对其风土人情颇多批评、嘲讽。黄遵宪在新加坡居住三年，父亲去世，疾病常作，因而意颇不适，这可能是其不能客观看待新加坡风俗人情的一个原因。丘菽园则不同，自23岁来到新加坡后，从此一生几乎没离开过这里，因而得以熟悉并适应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菽园诗集》中有多首以《星洲》为题的诗篇，下面这一首是其中收录的第一首：

连山断处见星洲，落日帆樯万舶收。赤道南环分北极，怒涛西下卷东流。江天锁钥通溟渤，蜃蛤妖腥幻市楼。策马铁桥风猎猎，云中鹰隼正凭秋。

该诗对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致写得颇为壮观而有气势。又如《星洲岛上冬日喜雨四首》：

南方当雨季，冬序又摧年。水涨珊瑚岛，云阴玳瑁天。午炎冠选草，宵冷被装棉。此地殊温带，从知赤道偏。

远市东滨驻，郊原静不哗。绿依三面水，红遍四时花。着雨林枝重，涵光月色赊。清凉足消受，况有客供茶。

雨脚朝朝密，雷声虺虺腾。青苔寒不死，香蕈湿犹蒸。浪急沙如雨，风高月有棱。浑忘炎岛热，四向绝蚊蝇。

乡路千程隅，天时万里殊。聊将冬季湿，视与雪宵俱。照壁喜逢蝎，疑冰休学狐。夜来长起坐，不厌雨声粗。

这一组诗首先在题目上点出“喜雨”，丘菽园之心情愉悦可见一斑，而其中“清凉足消受，况有客供茶”“浑忘炎岛热，四向绝蚊蝇”“夜来长起坐，不厌雨声粗”等句俱揭示出丘氏对雨景的享受，对星洲风土赞誉有加，与黄遵宪的诗歌相较，呈现不同的态度。又如《岛曙》中“沉梦潮声破，罗衾辨早凉。日延东室燠，风挟北方强”，四句写出了冬季星洲的独特气候。又如在《星洲见山茶花喜赋》中的“四季枝头孕，千花叶底开。移根逢海外，坼甲及冬来”，写出作者看到在星洲落地生根的山茶花的喜悦，山茶花“移根逢海外”颇似丘菽园自况之语。

（二）与本地名流的交往

丘菽园早年多与康有为、谭嗣同、唐常才、黄遵宪、丘逢甲等人交往密切，他还曾写下“谭唐两知己”的诗句。而上述人物有的未曾踏足新加坡，如谭嗣同，余者前往新加坡亦是匆匆过客。他们给丘菽园带来的更多的是故国之思。丘菽园晚年寓居新加坡，未曾返回中国，他与本地名流的交往也热络起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释瑞于和李俊承，此二人皆曾为《菽园诗集》题词。

释瑞于，又称瑞于上人、痴禅，新加坡凤山寺住持，是丘菽园晚年佛门好友。丘氏晚年学佛受其影响很大，曾为《瑞于上人诗集》作序。《菽园诗集》中有十首诗涉及释瑞于，在这些诗歌当中，丘菽园往往使用佛门术语以成诗语，如《题佛莲图为痴禅上人寿》：

依正庄严是福田，田田荷叶伴青莲。图中寓景仍归净，空际闻香早悟禅。会得三身盈法界，从知九品越诸天。更欣瑞应征师寿，诞日弥陀共后先。

诸如福田、净、禅、三身、法界、九品、弥陀等词皆为佛门术语，又如《瑞于上人偕同志倡设光明山放生处》中“大光明界放光明”亦用了佛家“大光明界”的提法。

李俊承，号慧觉居士，是新加坡实业家和诗人，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有《觉园诗集》《觉园诗存》等行世。丘菽园喜与李俊承谈诗，《菽园诗集》中《寄怀慧觉居士李俊承》的颈联和尾联云：

……入室香俱淡，称诗兴转浓。年时搔首处，谁与共高峰。

可见丘菽园与李俊承兴趣相投。《菽园诗集》中涉及李俊承的诗尚有《花开见佛轴子，题句奉赞李俊承居士》等十首，数量与涉及释瑞于之诗持平，可见李氏在丘菽园交往圈子中的分量。《菽园诗集》还有将释瑞于和李俊承并举之诗四首，其中感情颇为充沛的《岁将阑矣，瑞于上人、慧觉居士先后躬到余寓问疾，并赠御冬之具、卒岁之赀，诗以志感》一诗：

泥径车轮寂，残冬暮雨深。赠袍量体称，送炭敌寒侵。亲接文殊问，频分鲍叔金。长贫兼老病，愈见故交心。

由此不难见出释瑞于、李俊承皆为丘菽园晚年之挚友，相互关怀，最见真情。

（三）安居星洲的心态

丘菽园长期在新加坡定居，渐渐产生了“只把他乡当故乡”的情感，其安居星洲的心态在诗作中显露无遗，如《星洲寓卢即事》首联“朅来陋巷飞尘隔，更喜吾庐占地偏”就写出了对寓所的喜爱。又如《东滨夏寓》：

小有园居僦，尘祛热海涯。清阴欣托鸟，绿净不闻蛙。列宿涵光影，轻雷走浪沙。荡胸应视此，吾复爱余霞。

以及《小阁》：

小阁偏宜夏，晴光水一隈。时禽冲槛入，野艇划流开。拓牖熏风纳，遮檐灌木栽。闲身甘众弃，息影比樗材。

上述两首诗都描绘了丘菽园寓所精致的风景，而丘氏徜徉于天光草色之间，亦颇为自得。丘菽园甚至在《嘉东逭夏》一诗中十分明显地表达了在新加坡寄托此生的想法：

绿阴深处野夫家，南岛无禅静不哗。洗砚烹茶云意袅，卷帘待燕日光斜。风前交拂菩提叶，雨后初舒佛座花。热客潜踪忘溽暑，小园宜夏足生涯。

不难看出，丘菽园到晚年时已逐渐融入本地社会，其“星洲寓公”的身份也渐渐掩盖了“旅外华人”，其诗歌的在地化也为华人旧体诗拓展出了新的境界。

结语

19世纪以后，旧体诗随着越来越多侨居海外的作者一同来到了异国他乡，一方面它仍旧受到传统题材、意象、比兴、格律等内容的巨大影响，同时它也受到其所在国家地区文化的冲击，而带有地域性的特色。丘菽园作为侨居南洋的传统旧知识分子，延续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与当时晚清的文人并无太大差别，而旧体诗如同其文化生命中的血脉，须臾未曾与之相离。丘氏的许多旧体诗伤时忧世、心系中国，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政局的关注，表现出深沉绵邈的故国情思，不仅常常歌咏故乡风物，更将大量的语典、事典融入诗歌的创作之中。同时，丘菽园还是改造旧体诗的积极实践者。他身处海外得风气之先，其所闻见的各国史事、各种新鲜事物，也成为诗歌的内容，亦因此其旧体诗具有宽阔的域外视野。另外，丘氏自青年时代迁居南洋，度过了50多年的时光，逐渐建立起了对南洋本土的理解与认同，在其诗中多有对南洋风情的书写，具有南洋文学的特征，为旧体诗这一传统形式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也显示出旧体诗这一文学形式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丘菽园一生创作了1500多首诗歌，题材丰富多样，古体近体皆备，是新加坡影响最大的旧体诗人，被誉为“南国诗宗”“南洋才子”是恰如其分的！诚如李元瑾评价丘菽园旧体诗时所说：“（菽园诗）既洗涤小岛荒气，也使星洲成为南洋诗坛重镇，更让新马在中国近代诗史上找到衔接点。”^[25]丘菽园的创作以及对中华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诸多贡献，使得旧体诗在南洋得以传承，绵亘不绝。

[1] ［基金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IE ACRF 2015项目。

[2] 李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先唐文学和南洋文学（1965年以前）研究。

[3]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后集》，中华书局，1954，第5页。

[4] 有关南洋旧体诗的研究可参考〔新加坡〕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Wang Bing，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Singapore：Witness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Massachusetts：Lexington Books，2017）。

[5] 较早注意到丘菽园诗歌成就的研究有：杨承祖《丘菽园研究》（〔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朱杰勤《星洲诗人丘菽园》（《亚洲文化》1986年第7期）。近年来也成为一些博硕士研究对象，如王志伟《丘菽园咏史诗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论文，1997）、蒙星宇《南洋奇葩——东南亚华文古体文学个案研究之邱菽园》（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高嘉谦《汉诗的越界与现代性——朝向一个离散诗学（1895—1945）》（“国立”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陈小英《邱菽园旧体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丘菽园生平可参考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

[7] 本诗集中首篇诗为《晏海楼题壁》，该诗作于1893年，但在本诗集卷四《续玉笛诗》中，丘菽园在自注中提及其十五岁时创作的《玉笛》，并将原诗注出。

[8] （清）康有为：《丘菽园所著诗序》，载《菽园诗集》卷首。按：本文所引丘菽园诗皆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菽园诗集》排印本，以下不再一一出注，笔者已完成对该书的校注整理。

[9]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丘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第41页。

[10] 有关丘菽园的生平、事业、文学的研究综述，可参考王兵《邱菽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通讯》2013年第2期。

[11] 有关丘菽园咏史诗的研究，可以参考宋红霞《丘菽园咏史诗评价》（《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及王志伟《丘菽园咏史诗研究》（〔新加坡〕新社出版社，2000，第87—96页）。

[12] （汉）司马迁：《绛侯周勃世家》，载《史记》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82，第2079页。

[13] 邱新民：《邱菽园生平》，第22页。

[14] （南朝·宋）范晔：《文苑传》，载《后汉书》卷八十，中华书局，1965，第2632页。

[15] 《后汉书》记为袁逢，袁逢系另一东汉大臣，未曾担任司徒官职，古音“滂”“逢”相近，《后汉书》误植。

[16] （南朝·宋）范晔：《南匈奴列传》，载《后汉书》卷八十九，第2491页。

[17] 参见丘铸昌《试论丘菽园诗作中的爱国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8] 参见蒋英豪《〈日本杂事诗〉与近代汉语新词》，（台湾）《汉学研究》2004年第1期；钱昊、曲景毅《〈日本国志〉“外史氏曰”对〈史记〉“太史公曰”的沿与革》，《史记论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第248页。

[19]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第112页。

[20] 亦有“得雌者霸”的说法，可见于《晋太康地理志》《东周列国志》等文献。

[21] “星洲寓公”之名见张叔耐《丘菽园传略》。

[22] 可参考朱崇科《本土意识的萌蘖抑或“起源”语境——论丘菽园诗作中的本土关怀》，〔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2008年第1期。此文后收入朱崇科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3—33页。

[23] （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591页。

[24] （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第594页。

[25]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丘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