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高涨和女性研究升温以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西方文学界声誉日隆，被尊为女性主义思想先驱^[1]，其作品在1990年被收录进由《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出版的《西方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中，从而跻身于为数不多的为主流文化机构经典化和正统化的卓越女作家之列。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殖民视角的介入挑战并丰富了伍尔夫性别研究的传统视野，英国2005年度伍尔夫诞辰纪念演讲的题目为《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帝国》，2010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改版并增加了“伍尔夫、帝国和种族”一章，将伍尔夫研究置于性别和种族交叉互动的大英帝国的宏观叙事中考量，伍尔夫的性别身份由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新样态。

第一节 后维多利亚时期“无形帝国”的文化建构与“帝国女儿”的身份探索

大英帝国独特的历史演变轨迹颇受学界关注。英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和岛国别具一格的地理方位是促成其占据海上中心位置进而走上殖民扩张之路的内在动因，而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与当时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并与文化意识形态形成一股合力，共同见证了帝国发展的兴衰沉浮。1588年英格兰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获得制海权，17世纪50～90年代，英格兰与荷兰、法国海上交战大获全胜，最终发展成为地跨几大洲的“日不落帝国”。学界通常以15世纪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界将其分为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和“新帝国主义”时期，北美十三州的独立被视为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分界线，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殖民扩张的政策与意识形态被称作‘新帝国主义’。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各欧洲强权‘为帝国而帝国’，在海外竞相争夺并巩固其殖民地”^[2]。伍尔夫出生于维多利亚晚期，并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帝国主义”时期恰好对应维多利亚中后期及后维多利亚时期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成为理解其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背景要素。

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英国面临德意志、意大利等新兴强势民族国家对其霸权所构成的巨大威胁，为了维护英国的殖民地权益，以迪斯雷利为首的保守党人大肆批判了自由党政府所实行的自由贸易以及从新西兰、加拿大撤军等较为宽松的殖民政策，不仅通过购买运河股票、加冕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向阿富汗开战等方式保卫既得领土，而且采取吞并斐济、尝试建立南非联邦的措施以达到扩大帝国版图的目的。作为这一政策的先声，查尔斯·温德克斯·迪尔克于1868年发表了《更大的不列颠》，迪尔克在书中提出重建“有形帝国”的政治主张，老套的种族优势论在前殖民地美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中找到了新的说辞：“英语国家是全世界力量和冒险的发源地，……世界上任何发现金矿的国家都必须仿效英国政府的高效管理，……这些地区已经证明他们是将英国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的先锋。”^[3]继而其在保留印度问题上振振有词：“我们目前在印度的正义行为是教育印度民族争取自由，在他们中间种植自由宪政之花。”^[4]推崇美国与保留印度并将二者纳入种族帝国范围都是“有形帝国”思想的具体表现，这试图使英格兰民族的心理优势转化为打败竞争对手、巩固世界霸主地位的潜在实力。与这一思想对立的“无形帝国”理论则可以追溯到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该书第四卷详细探讨了殖民地问题，具体论证了贸易垄断的弊端和殖民地防护给帝国造成的巨大负担，提出了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英国自1773年开始对印度殖民政策进行调整，相继出台《调整法案》《印度法案》《补充法案》，1874年1月1日通过的《东印度公司股息救赎法案》正式宣告东印度公司垄断统治的终结，打开了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和减轻英国政府压力的双赢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由此在殖民地树立了亲民的形象，十分符合亚当·斯密对于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构想：“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5]斯密所极力倡导的贸易自由原则在70年后“成为英国历史进程中一面醒目的旗帜”^[6]，迎来了帝国的自由贸易时代。费伊（C.R.Fay）在《剑桥英帝国史》中将这一时期的大英帝国区别于古代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查理曼帝国，以及16～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所谓“有形帝国”，并提出了“无形帝国”的概念，体现了英帝国凭借经济实力和自由贸易所形成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工业革命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通过资本和产品的出口以及人口的外流打造出一个庞大的无形帝国^[7]。伍尔夫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曾任殖民部副部长，于19世纪中叶提出了“母国”的概念，继承了斯密对帝国—殖民地亲子关系的构想。他将殖民地比作母亲监护下的孩子，以更为柔和的母亲形象拉近了帝国与殖民地的情感距离，并将此视为最牢靠的精神纽带：“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母国应该在某个时间和她的殖民地说再见……英格兰永远都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殖民地。”^[8]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形帝国”与“无形帝国”所代表的两种殖民思想都以巩固大英帝国的主导地位和根本利益为前提，二者的分歧在于统治方式的差别：是在对立关系中进行暴力统治还是在亲和关系里维护精神统治，是进行单向的掠夺侵略还是维护双向的互助共生。这成为18～19世纪大英帝国根据时局频繁变革殖民政策的理论导向。

1899～1902年，大英帝国与布尔人为争夺南非而爆发的英布战争“在英帝国史上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帝国在上升，在此之后则走上了下坡路”^[9]，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标志着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终结。在随后的爱德华和乔治统治时期，大英帝国经历了国内阶级矛盾深化，政党更迭频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殖民地纷纷独立等内忧外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导致英国经济迅速下滑^[10]，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冲击了英国殖民体系^[11]。后维多利亚时期见证了有形帝国的全面崩溃，活跃于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成为“一场文化危机”，“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是追求精神自由的艺术家，也是承受历史重压的艺术家”^[12]，他们的文学创作除了致力于美学创新外还要担负起探索帝国发展之路的历史使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将有形帝国统治合法化，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萨克雷的《名利场》，狄更斯的《董贝父子》《荒凉山庄》，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都以不同的形式将大英帝国塑造为文明和道德的中心，为其殖民入侵活动提供合法依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试图摆脱有形帝国失败统治的阴影，将帝国统治无形化于强调文化多元与包容的精神维度，以康拉德、毛姆、福斯特、劳伦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以更为复杂的心态看待异文明，批判了赤裸暴力的殖民关系，并一度将异文明视为拯救帝国的良方，其主要目的是在多元文化的不断整合中实现对无形帝国的文本建构。康拉德在其奠基之作《黑暗之心》中对打着“种族优势论”旗号的有形帝国统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小说中殖民者将非洲土著居民降格为动物并贴上“食人”的标签，用以“维持和强化他们的种族优越观念、政治帝国主义和统治与奴役的意志”^[13]，主人公库尔兹就是殖民暴力统治的代表，为获取象牙，不惜杀人放火，并将反叛者的首级挂在他屋前的木桩上警示其他土著人，反讽性地将殖民者对野蛮人的教化指向道德沦丧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帝国伦理。福斯特在小说《印度之行》中不再直面殖民统治，而是以“联结”为主题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彼此认同，通过穆尔夫人、阿黛拉和菲尔丁与印度人在文化冲突中坚持平等相待、真诚交流的故事并经由菲尔丁之口展望了大英帝国的发展前景，“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这样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来促进人们互相接触、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友好相待和文化与治理方面的帮助，使这种接触和影响达到人类理性的境界”^[14]。这种建立在亲和关系基础上互利共赢的帝国文化构想与自由贸易时代无形帝国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福斯特更像头脑清醒的帝国主义者，注意到了英印关系的不稳固性，并且对这种不稳固性的文化原因进行了一番思考。他似乎并非拥护印度独立，而是想为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开药方”^[15]，试图以理性的态度促成两种文化的自由碰撞，将帝国文化提升至海纳百川的精神高度，以此巩固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康拉德用批判来反思有形帝国的虚伪与丑陋的话，那么福斯特则用联结来展现无形帝国的包容与强大。

与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的对话也贯穿于伍尔夫的创作中。伍尔夫在《海浪》中借伯纳德之口拒绝相信有形帝国的永恒性：“我们英国过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英寸长的光辉。”^[16]“过去的历史”显然指诉诸武力的有形帝国腐败之身，以区别于伍尔夫极力倡导的无形帝国不朽之魂。在小说《奥兰多》中，奥兰多的祖辈为加强大英帝国的有形统治，与穆斯林人、土耳其人、波兰人、法兰西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展开血战争抢殖民地，虽立下赫赫战功，死后却只留下“一个头盖骨、一根手指头”，奥兰多认为其祖先的血腥征服与作家托马斯·布朗的书相比“轻薄如粪土”^[17]，不屑于祖先所赢得有形帝国的昙花一现。不仅如此，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伍尔夫试图帮助帝国摆脱统治危机的同时密切关注女性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空间，深刻反思了父权制社会与有形帝国的关联。1938年，一名律师写信给伍尔夫，询问她对于阻止战争有何看法，她回信反问道：“我们如何去阻止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我在脑子里苦苦思索……难道不是父权制度使你们趋向战争吗？”^[18]伍尔夫揭示了帝国战争、父权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批判了帝国战争和父权压迫中的暴力元素及其所引发的灾难，将性别压迫等同于有形帝国的殖民入侵：“这是一种侵略的欲望，一种统治和奴役的欲望。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能使得它清晰可见。”^[19]女性因此成为反对战争的文明人，肩负着摆脱性别奴役和“将男人从暴政下解放”^[20]的双重使命。然而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在内阁中没有妇女，在任何责任重大的职位上也没有妇女。所有出主意，并且处在能使其主意产生效果的地位上的人全是男人”^[21]。对于女性如何改变自身命运为男性主导下走向畸形的帝国统治提供解决方案，伍尔夫认为受教育和就业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女性摆脱父权压迫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22]的前提条件：“首先使她们得到教育，其次使她们能够通过从事职业而谋生，否则，她们不会拥有独立而公正的影响力来帮助阻止战争。”^[23]伍尔夫对女性自我发展的政治规划与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现实境遇十分合拍，大英帝国的没落不仅“刺激着青年男子留在国内保卫大英，或者到国外帮助拓展帝国”^[24]，也使女性走出幕后，组成了致力于宣扬帝国理念的“女孩友谊协会”（Girls’ Friendly Society）、“英国妇女移民协会”（British Women’s Emigration Association）、“维多利亚联盟”（Victoria League）和“女子向导”（Girl Guides）等女性团体。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管了开赴战场的男性的各项工作，表现出色而得到广泛认可，战争结束后获得了投票权、已婚妇女财产拥有权、离婚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伍尔夫对帝国战争、父权统治和女性问题三者间内在联系的独到见解使调整两性关系成为建构无形帝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在写作领域所获得的公共身份赋予其拯救帝国的合法性，为女性在两性亲和的父女关系中登上帝国舞台提供有力支持。在伍尔夫看来，“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这一变化，比起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为女性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合适的渠道”^[25]，写作有助于女性摆脱性别压迫，扩大公共影响力，将帝国从代表男性侵略欲望的战争中拯救出来。在《妇女与小说》中，伍尔夫将这一时期的女性定义为“一名选举人，一个挣工资者，一位负责的公民”，突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个人身份，将“批评国家大事”的男性特权“授予妇女”，女性“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因此可以“被看作组合成种族、阶级与集团的相互凝聚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们”^[26]，而女性作家的责任就是以非个人的理性眼光将其置于小说中组建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正是对无形帝国文化的最佳诠释。在《三枚金币》中，伍尔夫再次肯定了写作对于女性解放自我和拯救帝国的双重意义，“不可否认，女儿们没有统治过帝国，没有指挥过舰队，也没有率军打过胜仗；只有几本无关紧要的书能证明她们的职业能力，因为文学是唯一对她们开放的职业”^[27]，这种看似低调的自我调侃表达了对有形帝国的排斥和对写作事业的坚守，其以女儿之名构想无形帝国的发展之路，也是饱经战争磨难的女性所追求的目标。在战争中帮助实践有形帝国统治政策的女性依然遭受性别压迫而未能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女性没有遗产继承权，女性的国籍由丈夫决定，并只能以丈夫的名义生育。这一时期的女性以写作的方式为困境中的帝国提供精神保护，并积极尝试自身性别的角色定位。在英国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为争夺南非资源而进行的英布战争中，“女孩友谊协会”的会员刊物《友谊之叶》（Friendly Leaves）发表了诗歌《帝国女儿》（Daughters of the Empire）：“你们要承担的事业/与英勇的战场杀敌同样艰难/大不列颠的精神之光会引领你们走出困境/那些受伤的将士需要你们/来吧，勇敢的帝国女儿！”^[28]如果说男性参战杀敌延续了有形帝国的失败统治，那么抚慰将士的女性则代表了无形帝国的救赎精神，女性以女儿之名拥有了与男性平等的帝国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许多男作家、男诗人的生命，这使得女作家萌发了代替男性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责任心，然而作为西方民族叙事中的他者，女性和被殖民者一样处于“现代民族的史前阶段”^[29]，爱丽丝·梅内尔（Alice Meynell）的诗《女人们的父亲》表达了女性继承父权的迫切愿望：“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悸动/我们是他男性活力的女儿/没有陨落/他，没有衰落，尽管他已变得如此不同/尽管他身后没有男儿。”^[30]老迈的父亲身后没有男儿的惨状正是一战后实力严重受损的大英帝国的真实写照，为女性继承父权、摆脱残缺的民族身份提供了契机，而破除以公私领域分界为标志的性别压迫以赋予女性拯救帝国的历史使命正是建构无形帝国文化的必要支撑。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行为指南手册《英格兰女人》（The Woman of England，1839）将女人的身份归结为安居于家庭范围内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重角色构成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成长过程的他者化定义，并使女性逐渐丧失自我。在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先锋们试图摆脱这种角色分界背后的男权压迫，阻断了传统的女性成长之路，将自我定位于继承父权、走出家庭、为建构无形帝国文化效力的女儿角色上，“帝国女儿”由此诞生了。

伍尔夫建构“帝国女儿”身份的文学表现不仅代表着时代女性的呼声，也源自其独特的个人经历。伍尔夫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维多利亚晚期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著名学者、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母亲朱丽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着照顾八个孩子的家庭重任，还时刻在精神上体贴安慰敏感暴躁的丈夫^[31]，拉姆齐夫妇^[32]就是伍尔夫以父母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朱丽亚过劳早逝后，莱斯利要求女儿斯特拉和瓦奈萨全心照顾他，伍尔夫因而愤怒地称他为“暴君”。伍尔夫对父亲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父亲在教育子女上的区别对待，兄弟可以进入剑桥大学享受一流教育，而自己和姐姐却闲置家中，极具天赋的姐妹俩虽靠博览群书自学成才，但女性受教育权利的缺失始终让伍尔夫耿耿于怀，使其成名后谢绝了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授予她的荣誉博士学位。伍尔夫对自身性别劣势的深刻体会还源自其童年至少女时期遭受同母异父兄弟的性侵犯，这种违背女性意愿的男性暴力直接导致了伍尔夫成年后的性冷淡，并将与女性的亲密关系视为情感依托，对维罗特·狄克逊、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伊赛尔·史密斯，甚至姐姐瓦奈萨等多位女性都萌生过爱恋，1910年伍尔夫接受了同性恋者利顿·斯特拉奇的求婚，在其取消婚约后仍认为他是完美无缺的“女性朋友”。^[33]1904年父亲去世后，伍尔夫兄妹从海德公园门搬至布鲁姆斯伯里，在弟弟索比的引荐下，伍尔夫认识了崇尚自由、锐意创新的剑桥精英（包括撒克逊·西德尼-特纳、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拉奇、克莱夫·贝尔、德斯蒙德·麦卡锡等），充满智性交谈的定期聚会使这个私人团体逐渐形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伍尔夫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并正式开始了创作生涯。1912年伍尔夫与伦纳德结婚，由于伍尔夫体弱多病，伦纳德决定不要孩子，全心关照妻子的生活和写作，二人在近三十年的伴侣生活中实质上已经偏离传统的夫妻关系而转向新型的父女关系，揭开了由男性主导的婚姻既是伍尔夫创作中反复质疑批判的对象又成为其事业成功的坚强后盾这一悖论背后的秘密，也为准确理解其作品内涵提供了线索。

另外，“大英帝国想象是英国文学中的一个‘常数’，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思想探索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34]，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伦纳德婚前是英国驻锡兰殖民机构颇有成就的官员^[35]，伍尔夫的祖辈也参与过殖民政策的制定与帝国文化的建构^[36]，提出“母国”概念的詹姆斯·斯蒂芬更是无形帝国文化的倡导者，接近帝国殖民权力中心的家世背景和文化熏陶赋予她继承祖辈遗志、致力帝国发展的使命感，这贯穿于她一生的创作。伍尔夫是个多产的作家，共著有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45篇，政论文2部，传记1部，喜剧1部，散文和随笔350余篇。在政论文《三个旧金币》中，伍尔夫用“英格兰的继女”（Stepdaughter of England）来指称“受教育人士”即中产阶级的女儿，批判父权法律体系中的性别歧视，揭示父权制暴力压迫与有形帝国武力战争之间的共性，如何将被男权主导的英格兰民族叙事排除在外的女性纳入无形帝国的文化建构成为其不懈探索的命题，体现于兼具女性主题和殖民色彩的《远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等主要长篇小说中。《远航》中未婚暴病身亡的雷切尔、《达洛卫夫人》中国会议员达洛卫的女儿伊丽莎白、《到灯塔去》中的独身女画家莉丽和《幕间》中导演英国历史剧的拉·特鲁布小姐或客死异乡或具有异族特征，她们女儿身份中内含的多元文化正是伍尔夫建构无形帝国的理想目标。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在完成《幕间》后又一次精神病发作，担心自己不能再写作了^[37]，便于苏赛克斯的乌斯河投水自尽。芭芭拉·克莱尔·弗里曼（Barbara Claire Freeman）认为伍尔夫“沉迷于写作意味着持续写作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若无法写作，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38]，写作是伍尔夫以女儿身份建构无形帝国文化获取自我意识的方式，这种能力的丧失意味着理想自我的幻灭，死亡也就成为必然。

第二节 伍尔夫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评论界对伍尔夫的研究从其生前一直持续至今，由最早的现代主义形式技巧分析转向政治文化语境批评，其中就涉及伍尔夫对帝国和女性问题的看法。根据戈德曼（J.Goldman）的《伍尔夫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伍尔夫批评可以大致分为现代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研究阶段。本文将照此梳理，重点关注后殖民批评对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的探讨，就其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作为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伍尔夫生前就得到英美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在其去世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评论家们仍旧关注其颇具特色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1945），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之《棕色的袜子》（The Brown Stocking），罗伯特·汉弗莱（Robert Humphrey）的《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Novel，1954），梅尔文·J.弗里德曼（Melvin J. Friedman）的《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Stream of Consciousness：A Study of Literature Method，1955）等重点分析了伍尔夫对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多视角叙述、时空蒙太奇、象征隐喻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与创新，从不同角度对伍尔夫的创作实验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凸显了其作为现代主义先锋的身份和地位，但完全割裂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1984）中通过分析作品所体现的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认定伍尔夫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彻底改变了批评界对伍尔夫“唯美主义”的片面认识，将伍尔夫研究转向与现实的对话。随着伍尔夫日记、书信和传记的陆续出版，心理传记派批评家们更加关注伍尔夫的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认为伍尔夫的作品与生活可以相互印证，正是她对未知生活与普遍真实的强烈好奇成就了她作品中的“顿悟”与“存在的瞬间”［《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位作家的一生》（Virginia Woolf：A Writer’s Life，1984）］。由于伍尔夫患精神分裂症的事实被公之于众，一些评论家便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其特殊的心理状态上。露易丝·德萨尔沃（Louise A.Desalvo）通过透视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家庭乱伦和性暴力现象，描写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幼年受到同母异父兄弟的性侵犯，并揭示了这些伤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她日后的生活和创作《弗吉尼亚·伍尔夫：童年性骚扰对她生活及创作的影响》（Virginia Woolf：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Her Life and Work，1989）。伊丽莎白·阿贝尔（Elizabeth Abel）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心理分析小说》（Virginia Woolf and the Fiction of Psychoanalysis，1989）以心理分析学为切入点全面研究了伍尔夫的创作历程。对伍尔夫的心理学研究打破了伍尔夫研究前期将其创作形式化的认识局限，为探索其作品与现实的关联开辟了通道。

双性同体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南希·巴赞（Nancy Bazin）认为伍尔夫的作品力求通过在同一个体内建立男女气质的和谐平衡追寻缺失的整体感《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双性同体观》（Virginia Woolf and the Androgynous Vision，1973）。卡洛琳·海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的《走向双性同体》（Towards Androgyny，1973）认为双性同体使人从社会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的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这并非强调两性的平衡而是否认社会强加的两性差别。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提出质疑，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8）中探讨了伍尔夫受损的女性身份，她认为伍尔夫对女性愤怒地排斥是一种试图从自我异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无望努力。帕特丽莎·斯塔波斯（Patricia Stubbs）在《妇女与小说》（Women and Fiction，1979）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伍尔夫借双性同体观逃避现实，未能重塑女性形象。评论家们对伍尔夫女性主义立场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各执一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后现代研究则从文化、政治视角剖析伍尔夫小说对主体、文明、现代性、战争、公共/私人领域的重构。马基科·米努品克内（Makiko Minow-Pinkney）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主体问题》（Virginia Woolf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1987）一书中借用德里达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伍尔夫的作品，认为伍尔夫的作品体现了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所赋予的叙述、写作、主体的界定的颠覆。帕米拉·考费（Pamela Caughie）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后现代主义》（Virginia Woolf and Postmodernism，1991）在批判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应将伍尔夫置于后现代主义叙事和文化理论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从多元化视角理解其作品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安娜·斯奈斯（Anna Snaith）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跨越私人和公共领域》（Virginia Woolf：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2000）指出传统研究只关注伍尔夫的私人空间，而近期研究又过分强调伍尔夫在公共领域的作为，实际上伍尔夫扮演了游走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双重角色。克里斯汀·弗娄拉（Christine Froula）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先锋派：战争、文明、现代性》（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War，Civilization，Modernity，2005）将现代性视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交流与和平的永久革命，肯定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现代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现代理论的颠覆性和不确定性将伍尔夫研究置于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使其向纵深领域发展。

以叙事学为理论导向研究伍尔夫作品的代表人物主要有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玛利亚·第巴提斯塔（Maria DiBattista）、J.W.格雷厄姆（J.W.Graham）和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其中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将叙述模式与社会身份相结合，对伍尔夫叙事学研究的政治转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1982）一书中将《达洛卫夫人》中的叙述者与《名利场》、《米德尔马契》和《巴塞特郡纪事末尾》等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进行比较，将其视为“从故事中个体存在的集体精神经验中脱胎而出的普通意识或社会心理”^[39]。第巴提斯塔也注意到这一特征，认为伍尔夫与其他现代派作家的不同在于“她的小说保留了叙述者的形象，把叙述者看作无处不在并具有渗透力的在场”^[40]。结合伍尔夫的早期创作，格雷厄姆在研究《海浪》这部被公认为是其现代主义美学创作的巅峰之作时分析了伍尔夫在视角问题上的进退两难，并得出结论：伍尔夫放弃叙述者的理由显而易见，但保留叙述者的理由却深沉有力。^[41]苏珊·S.兰瑟（Susan S. Lanser）则指出伍尔夫用以替代传统叙述者的叙事形式带有微妙的霸气，列举其小说分散叙事权威的行为和混淆叙述者与人物声音的策略，以此阐明伍尔夫“应用明显的缺席来建立在场，用显而易见的多样性建立单一的叙述声音”，将叙述模式与性别身份相结合，通过套用、批判、抵制、颠覆男性权威来建构女性权威。^[42]兰瑟高度关注伍尔夫分散叙述者权威利用小说人物来行事的叙述结构，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人物叙述所构成的一种拥有普遍意识的总体性结构，以拉姆齐夫人牺牲自在自我的身份换取人际关系中多种身份的母性来掩盖潜在的自我中心欲望为例，分析其用叙事缺席掩盖叙事在场的技巧，用“无所在”以求“无所不在”的双重叙事结构来实现女性叙述声音从“虚构”向“权威”的重心转移，在批判男性霸权的基础上建构了女性权威。不难看出，对伍尔夫作品的叙事学研究聚焦于内隐叙述者和双重叙事结构，从以文本为中心、将作品视为独立的体系逐渐发展为将作品视为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关注作品与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的联系，但主要集中于性别政治的探讨，未对其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展开全面研究。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伍尔夫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简·马库斯（Jane Marcus）1992年发表的论文《大不列颠统治〈海浪〉》（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首次以后殖民理论视角分析伍尔夫的作品，揭示了英国文学与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的共谋。与此看法相左，帕特里克·麦吉认为伍尔夫以一种疏离的姿态揭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但这并不能为其介入开脱。^[43]而博埃默则综合了前两种看法，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立场归结为帝国主义态度与反殖民主义情绪并存。^[44]2004年马库斯更加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性别、种族、民族等概念在伍尔夫作品中的互动交叉，认为在伍尔夫对帝国主义批判表象背后暗藏着其利用种族身份摆脱性别劣势并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深层动机，通过解读《奥兰多》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分析了女性主义与殖民主义话语的共谋。正如萨克所言，伍尔夫的性别政治观点受限于她对种族问题的理解，帕特里克·麦吉在《言说他者：现代后殖民写作中的价值问题》（The Question of Value in Modern and Postcolonial Writing）中指出伍尔夫在《海浪》中突出了欧洲框架内的性别意识形态，但却未质疑反而放大了帝国主义话语对被殖民者的定义。简·伽里蒂（Jane Garrity）挖掘出伍尔夫从女性视角改写体现男权意志的民族叙事背后的殖民主义空间隐喻，并以《海浪》为例分析了伍尔夫以女性身份夺取男性地域所创造的整体感的女性帝国主义策略。菲利普斯（Kathy J.Phillips）以《远航》中的女性人物伊芙琳为例分析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女性自我的扭曲：“伊夫林由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她的愤怒，就把这种不满情绪转化成危险的殖民探险热情。……像伊夫林这样不安分的愤世嫉俗者并非有志于改变英国现状，而是无意识地接受了诉诸武力的海外扩张，帮助宣传她们原本明确反对的帝国意识形态。”^[45]在《现代主义、种族和宣言》（Modernism，Race and Manifestos）中，劳拉·温克尔（Laura Winkiel）阐释了类似的观点并提出一个对伍尔夫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十分有价值的问题：“伍尔夫政治言论中所倡导的先锋式解构怎样才能提供空间从反殖民立场对抗盎格鲁-欧洲的种族神话，并且挑战种族和民族的性别化界线？”^[46]总体看来虽然英美批评界对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围绕伍尔夫对帝国的批判和认同展开，同时将性别和种族身份问题化，大大丰富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研究，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不尽如人意，将伍尔夫称赞为帝国主义的批判者还是将其指责为共谋者似乎永无定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伍尔夫作品的翻译及简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系统的评论，现今已取得一定成果，包括11部已出版著作，12篇博士论文，240余篇硕士论文和800余篇期刊论文。关于伍尔夫的国内研究述评共有4篇：罗婷和李爱玉的《伍尔夫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2002）、高奋和鲁彦的《近20年国内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述评》（2004）、杨莉馨的《20世纪以来伍尔夫汉译与研究述评》（2011）、高奋的《新中国六十年伍尔夫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2011）。简要梳理了国内伍尔夫译作及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国内伍尔夫研究的现状。与西方学术风向相呼应，国内的伍尔夫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现代主义创作、女性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研究、叙事学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几个方面。瞿世镜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1989）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1996）详细探讨了伍尔夫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美学观念和艺术风格，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内的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林树明在《战争阴影下挣扎的弗·伍尔夫》（1996）中指出伍尔夫对男权的批判与她对战争的批判紧密相连。葛桂录的《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另一种阐释视角》（1997）以小说中女性主义人物莉丽为着眼点，揭示了边缘人物对中心人物话语霸权的解构。王建香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的立场》中分析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文章，认为伍尔夫的女性立场就是建构女性自我。姜云飞在《“双性同体”与创造力问题》（1999）中探讨了艺术家的双性特质与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李娟的《转喻与隐喻——伍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2004）从文体角度探讨了伍尔夫作品中两性共存意识的生成过程。袁素华的《试论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2007）通过分析《奥兰多》对双性同体的演绎指出其精神实质是强调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张舒予在《论伍尔夫与勃朗特的心灵与创作之关联》（2003）中通过研究大量的文学历史资料证实了伍尔夫与勃朗特姐妹的内在联系。王丽丽的《追寻传统母亲的记忆：伍尔夫与莱辛比较》（2008）对比了两位女作家追寻女性传统的相似痛苦和建构女性创作的不同取向及结果。李爱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双重解构下的生态自我》（2009）分析了《雅各的房间》对男性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及其生态自我的呈现。杨莉馨的《〈远航〉：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2010）分析了雷切尔旅行经验中所体现的“女性成长史”^[47]，揭示了伍尔夫批判男权话语与帝国意识共谋的决绝与矛盾。国内的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主要从批判帝国战争和父权中心体制、女性自我、双性同体观、通过和其他女作家的比较构建女性传统，以及结合生态批评等方面展开，将性别问题放置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探讨，使之朝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向发展。伍尔夫的后现代研究也呈现出繁荣之势，杜志卿、张燕的《一个反抗规训权利的文本——重读〈达洛卫夫人〉》（2007）运用福柯的理论分析小说中的规训权力运行机制和被规训者的生存状态。秦海花的《传记、小说和历史的奏鸣曲——论〈奥兰多〉的后现代叙事特征》（2010）从文类模糊、元小说特征、历史文本化等三个方面剖析其后现代特征。吴庆宏的《〈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2010）分析了《奥兰多》的狂想式虚构对英国社会发展史的重构。不难看出，伍尔夫的作品在后现代权力关系和虚实模糊的后现代文本特征的观照下显现出巨大的探测空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采用叙事学理论解读伍尔夫作品的论文与著作主要有申富英的《〈达洛卫夫人〉的叙事联接方式和时间序列》（2005），李梅红的《伍尔夫小说的叙事艺术》（2007），蔡斌、李小娟的《从叙事距离看伍尔夫〈达洛卫夫人〉的反讽魅力》（2009）和郝琳的《唯美与纪实 性别与叙事——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研究》（2005）。申富英认为，伍尔夫在小说中以四种联结方式为纬，以四种时间序列为经，“编织了坚韧缜密的叙述框架，不仅使零乱的意识碎片聚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且使小说的意义更加深远”^[48]。李梅红通过叙事主体、时间塑性和结构设置的分析强调了伍尔夫对人的精神和生命的关注及其对过分依赖物质性表现的传统文学的颠覆。蔡斌、李小娟聚焦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和小说人物的距离变化，以此探讨伍尔夫小说所展现的反讽艺术。郝琳从伍尔夫的小说中挖掘出双声性话语和多角度叙述这两个显著特点，从总体上揭示伍尔夫借助男性权威建构女性自我的叙事策略。还有一些期刊论文如陈静的《发出女性的“声音”——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2007），孙萍萍的《伍尔夫叙事艺术的女性主义特征》（2008），周文革、匡曼丽的《彰显女性身份 突出女性声音——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2008）等基本重复了郝琳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与西方学界一样，国内学者关注伍尔夫小说中以叙述者为核心的结构张力，对伍尔夫作品的语境拓展也大致集中于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开发。

从2005年起，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并呈现出蓬勃之势。尹锐在《公学战争殖民地——论伍尔夫小说中的帝国主义》（2005）中通过对《雅各布之屋》和《达洛卫夫人》所体现的公学、战争、殖民地等问题的分析，揭示了作为宗主国作家的伍尔夫对处于帝国主义晚期的大英帝国的矛盾心态。许芳和蔡青的《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后殖民主义解读》（2005）认为伍尔夫将殖民和被殖民的对立、种族、贫困和无归属等世界矛盾“归纳于资本主义内部，以伦敦、欧洲为文化核心地，来对边缘殖民地进行同样协调规划”，因而小说“就其社会文化本质而言，是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矛盾的艺术化产物”。^[49]谢江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大英帝国形象》（2008）探讨了伍尔夫对大英帝国既拥护又不满的矛盾心态。朱艳阳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双重语境》（2011）关注伍尔夫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成员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精英的双重身份，揭示其小说中殖民和反殖民的双重话语。李博婷的《从女权思想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犹太写作》（2012）揭示了种族因素在伍尔夫表达女性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了伍尔夫建构个人独特的女权书写对“犹太性”的利用。綦亮的《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论伍尔夫的文化帝国主义》（2012）认为伍尔夫的阶级和种族身份预设了其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从而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形态。吕洪灵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角度入手，认为旅行在伍尔夫“的笔下不仅仅是休闲的观光，亦成为体现人类中心和西方中心这双重统治逻辑的载体”^[50]。张燕、杜志卿在《从〈达洛卫夫人〉看伍尔夫矛盾的帝国情怀》（2014）中指出，《达洛卫夫人》中与帝国故事相关联的人物命运及其生活体验反映了作家矛盾的帝国情怀。或许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国内对伍尔夫的后殖民研究也始终纠结于伍尔夫对大英帝国认同和批判的矛盾，以帝国为参照，伍尔夫的女性身份呈现出殖民和被殖民的不确定性，然而这种不确定性的阐释框架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没有进一步创新的空间。

评论界虽然已从各理论视角对伍尔夫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突破了早期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而转向政治文化语境批评，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的探讨仍然局限于后殖民理论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基于自我、他者、混杂性等理论术语而导致的阐释绝对化或模糊化倾向，要么将女性视为帝国的批判者或共谋者，要么把女性定义为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者，这种理论阐释框架在关注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时并未对大英帝国的发展阶段及统治方式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将这种批评方法应用于任何同时涉及帝国与女性主题的作品时都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后殖民理论为他者的自我赋权提供了参考策略，但以策略为先带动身份建构的批评思路将伍尔夫定义为女性帝国主义者，显然违背其本人对于父权统治与帝国战争之关联的分析与批判。如何使自我赋权的策略与自我身份的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为依托对伍尔夫的创作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伍尔夫复杂的帝国女性身份？这正是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文化语境批评与叙事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正如第一部分所言，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经历了从有形帝国到无形帝国的文化转向，现代主义文学见证了有形帝国殖民力量的衰退并承担为帝国统治排解危机的使命，以康拉德和福斯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将批判与联结作为解决帝国危机的出路。此时正值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51]的尾声，已经在公共领域崭露头角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迫切希望跨越性别障碍以父权继承者的身份加入拯救帝国的行动，将自我命名为“帝国女儿”，这无疑也是伍尔夫执着追求的目标。本文在考察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转型和女性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伍尔夫女性创作的三大核心思想——杀死家中天使、建立局外人协会、走向双性同体，将其从单纯的性别政治层面拓展到与两种帝国文化对话的宏观语境中来。与男性作家所不同的是，伍尔夫从女性立场出发，在父权意识形态与帝国统治文化之间建立了极为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她将父权压迫与有形帝国暴政归为一类并坚决予以批判，为女性登上帝国舞台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她放大父权保护对于女性生存发展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建构与彰显无形帝国的亲和形象和理性内涵，并确立女性主导帝国发展的合法身份。

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也采用以家喻国的战略，通过与父权意识形态的叙事协商对两种帝国文化进行取舍，从而实现女性救国理想。搞形式主义研究的兰瑟尝试“采用否认社会现实与小说形式、意识形态与文本技巧之关联的批评工具（即结构主义叙事学）来探讨这些关联”^[52]，成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对伍尔夫的叙事协商在构建性别身份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运用叙事学理论中的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声音等批评术语分析伍尔夫在叙事行为中所加入的“距离感”^[53]，即与父权意识形态若即若离的叙事双重性，并将其视为伍尔夫建构女性权威的策略。相较于后殖民理论，这种批评思路绕过了使伍尔夫自我赋权的策略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完全重合却与其政治立场背道而驰的尴尬局面，为走出伍尔夫帝国女性身份的阐释困境指明了方向。然而兰瑟仅将语境的拓展局限于性别层面而忽略了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转型背景下父权意识形态的双重内涵，导致伍尔夫的性别身份沦为叙事的常量，其文本结构技巧被纳入叙事诗学（语法）而成为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不自觉地落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高度提炼文本结构形成理论体系，而去除文本个性使之脱离语境的窠臼之中。在已将语境批评广泛纳入研究范畴的当代叙事学里，即便“叙述者保持客观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作品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痕迹，只是作品中的主观因素不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流露，而是借助叙述结构的要素诸如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安排，或文体技巧（隐喻、象征等）表现出来”^[54]，为全面追踪伍尔夫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痕迹，本文选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隐性进程等相关理论来分析伍尔夫的叙事双重性在女性主导父权意识形态和帝国统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期真实呈现伍尔夫的帝国女性身份。

与伍尔夫三大核心思想的主题内容相对应，本文选取了她的三部女性主题小说作为文本分析对象，揭示她在建构“帝国女儿”身份过程中应对各种问题时所体现的叙事双重性。本文研究伍尔夫在《远航》（1915）和《达洛卫夫人》（1925）中，如何通过情节结构与人物塑造的叙事双重性，来建构反抗有形帝国父权压迫、强调女性革命的女儿身份和柔化父权、改造有形帝国趋于保守的女儿身份，重点揭示她采用模仿、依靠父权来批判、改造有形帝国的策略，并将其视为建构无形帝国的必要基础。本文还探讨《到灯塔去》（1927）这部作品如何通过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弑母认父建构无形帝国的女儿身份。伍尔夫针对象征无形帝国的“母国”概念中所隐含的父权压迫话语和女性帝国主义思想，用“帝国女儿”代替“帝国母亲”，完成以父女关系而非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女性与帝国的联姻，从而实现女性解放自我、拯救帝国的政治理想。这种介于革命与保守之间的政治立场为前两部作品所形成的对照提供了一个平衡点，表面类似于后殖民理论的“混杂性”，实质上却清晰而统一地呈现了伍尔夫探索救国方案的发展历程，将伍尔夫与女性帝国主义者划清界限，最终以对父权的选择性认同将女性自然化为救赎帝国的力量。

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伍尔夫建构“帝国女儿”身份的三大核心思想所体现的双重意识及对应小说文本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隐性进程中所产生的叙事双重性，为本文的具体分析做好铺垫，接下来的三章分别探讨伍尔夫的三部女性主题小说。第二章聚焦《远航》，从思想情节与行动情节所形成的叙事双重性入手，以三部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成长小说为参照，分析女性针对父权压迫与有形帝国的共谋，以暴制暴杀死家中天使的革命立场。第三章讨论《达洛卫夫人》，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从以功能性人物所创造的发展空间表现脱离父权控制、推翻有形帝国的理想目标转向在乡村求爱情节和家庭空间重构中柔化父权、改造有形帝国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女性从局外到局内的保守立场。第四章讨论《到灯塔去》，针对“母国”这一意象，分析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如何通过弑母认父对“双性同体”的无形帝国内涵进行全新演绎，并在革命与保守的立场之间实现“帝国女儿”的身份建构。

[1] 正如E.M.福斯特所言：“在她的全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影子，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参见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第18页。雷切尔·鲍尔比（Rachel Bowlby）也认为“正是因为伍尔夫坚持从性别角度思考所有历史理解和文学再现问题，她才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参见Rachel Bowlby，Virginia Woolf：Feminist Destinations.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8，p.15。

[2] 新帝国主义，http：//zh.wikipedia.org/wiki/，最近访问日期：2016年9月5日。

[3] 转引自张红《英国保守党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第109页。

[4] 转引自张红《英国保守党的“有形帝国”政策（1874～1880）》，《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第109～110页。

[5] 郭家宏：《从旧帝国到新帝国——1783～1815年英帝国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第129页。

[6] 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7] 1812～1914年，超过2000万人移出英格兰岛，近70%的人口移到了帝国以外的地区，1815～1880年英国累积有11.87亿英镑的海外资本。

[8] Jane Marcus，Virginia Woolf and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83.

[9]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311页。

[10] 官兵死亡达87.5万人，负伤的在200万人以上，商船沉毁了70%，国内债务达80亿英镑。战前英国对外贸易独占鳌头，1924年其出口额下降到全世界总额的12.9%。1928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10%，而美国占47%。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为美国所占有，纽约取代了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11] 爱尔兰于1919年1月宣布独立，1921年英国被迫同意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立自由邦，取得自治领地位。随后，阿富汗、伊拉克和埃及也相继实现初步独立。1920年10月印度共产党成立，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蓬勃发展。

[12]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acfarlane，“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 in Modernism：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ure 1890-1930，eds. by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acfarlane. London：Penguin Books，1991，p.26.

[13] Hazel Arnett Ervin，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9，p.350.

[14] 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52页。

[15] 李建波：《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23页。

[16] 弗吉尼亚·吴尔夫：《海浪》，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175页。

[17] 弗吉尼亚·吴尔夫：《奥兰多》，林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43页。

[18]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Ⅲ，王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026页。

[19] 弗吉尼亚·吴尔夫：《空袭中的沉思》，载黄梅编《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第340页。

[20]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Ⅲ，王斌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第1280页。

[21] 弗吉尼亚·吴尔夫：《空袭中的沉思》，载黄梅编《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第339页。

[22]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不同领域的划分开始深入人心：男人掌管公共领域，女人负责私人领域。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核心权力机构相关的社会公共领域都是男性的专属领地，而划归给女性的地盘则是家庭领域。参见Estelle B.Freedman，Victorian Women. Stanford：Stanford U.P.，1981，p.119。

[23] 弗吉尼亚·吴尔夫：《空袭中的沉思》，载黄梅编《吴尔夫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第342页。

[24] Paul Ward，Britishness since 1870.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39.

[25] Anna Snaith，Virginia Woolf：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2.

[26]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57页。

[27]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Ⅲ，王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022页。

[28] Julia Bush，Edwardian Ladies and Imperial Power. London & 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50.

[29] Anne McClintock，Imperial Leather：Race，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5，p.359.

[30] 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韩敏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28页。

[31] 参见昆汀·贝尔《伍尔夫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第42页。

[32] 参见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1页。

[33] Virginia Woolf，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ol.1，eds. by N.Nicolson and J.Trautmann. New York：H.B.J.，1975，p.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