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皇权扼杀的皇妃国母

皇妃国母的地位是极其尊贵的，但又是充满变数的。宫廷内的斗争激烈程度决不比朝堂逊色，后妃之间的尔虞我诈、皇帝的一时好恶，都可能改变一个妃子的命运。而事实上，在清朝历史上也确实演出了一幕幕以后妃为主角的凄惨悲剧。

1.被迫殉葬的大妃

乌拉纳喇·阿巴亥(1590～1626)，是海西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乌喇部(今吉林市北35公里处的乌拉街满族乡)，是海西女真四部中离建州最远的部落。阿巴亥8岁失去父兄，12岁时在叔父布占泰的亲自护送下，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嫁给年长自己31岁的努尔哈赤为侧福晋。当时，居大妃之位的孟古姐姐尚健在，除了阿巴亥，努尔哈赤的侧妃、庶妃加起来不少于7位。但短短两年过去，尚未给太祖生育过一男半女的乌拉纳喇氏脱颖而出，在孟古姐姐病逝后一跃成为努尔哈赤的第四位大妃。

生殉，即是逼迫活着的人和死者一同被埋葬，这是奴隶制下的一种野蛮的遗俗，在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社会屡见不鲜。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为努尔哈赤殉葬的后妃有三位，她们是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地位卑微的庶妃阿济根、代音扎。其中，阿巴亥以大妃身份生殉，在清代不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其生前所经历的波折与死后所受到不公的待遇，都是世所罕见的。

作为政治筹码的婚姻

明朝末年，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先后崛起，互争雄长。海西女真的乌喇部地广人众、兵强马壮，势力尤为强大，与努尔哈赤势不两立。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有乌喇部参与其中的九部联军，以3万之众攻打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企图把刚刚兴起的建州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乌喇部首领布占泰被活捉，表示臣服建州。努尔哈赤念其归顺之意，收为额驸，先后以三女妻之，盟誓和好，软禁3年后释放。布占泰在兵败回归、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为了取悦建州，感激努尔哈赤的再生之恩，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年1601年)，将年仅12岁的侄女阿巴亥亲自送到赫图阿拉，嫁给了长她31岁的努尔哈赤。这就是后来的大妃阿巴亥。

阿巴亥1589年出生于海西女真的乌喇部。她的父亲是乌喇部酋长布占泰的兄弟，纳喇氏。有人认为大妃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同属一个部落，大妃是孝慈高皇后的侄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孝慈高皇后属于叶赫部，而大妃属于乌喇部，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部落，怎么可能会是姑侄女关系呢?另外据考证，叶赫氏是在占领乌喇部旧地以后改姓喇的，就是说，孝慈高皇后所姓的喇是假喇，而大妃所姓的喇才是真喇。

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有了十来位后妃，这些女人，于努尔哈赤18岁至62岁之间先先后后走进了夫君的生活。她们的爱情，同阿巴亥一样，大多以外交和繁衍为目的，是怀柔和扩张的结果。外交需要势力，需要不同部落之间的联合，在那个交通不便、各自为战的落后社会里，女人便成了部落与部落联盟的纽带。扩张需要人口，在那种古典的战争范式里，“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意义，大概是一切兵法的底蕴。战争是人口与人口的较量，增加子嗣，使战争的消耗得到相应的资源和补充，当然需要女人。基于这种政治上的原因，努尔哈赤的女人，除了那个成婚最早的结发之妻佟佳氏哈哈纳札青似乎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之外，其余的都是女真首领的女儿和蒙古王公的格格。她们是各自部落的名片。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妹二人，是海西女真叶赫贝勒杨吉奴的女儿；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是海西女真乌喇部贝勒满泰的格格；寿康太妃博尔齐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宾图君王孔果尔的公主；侧妃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还有那些个继妃、庶妃们，哪个不是某个政治的或军事的势力依托呢?

努尔哈赤活了七十二岁，建立后金政权，在位十年，一生共有16位后妃，可是这些后妃，不是所有的都能像他一样长寿。在努尔哈赤兵进辽阳之际，他的16个女人中已有3个减员。首先是短命的元妃，她是青年努尔哈赤注入真实情感并忧患与共的女人。接着就是那个风华正茂而阳寿不长的孟古姐姐了，再就是继妃富察氏衮代。年仅十二岁的阿巴亥的到来，又为这个庞大的家族增添了一点新鲜空气。这位来自乌喇部的稚嫩公主，既要博得汗夫的欢心，又要周旋于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之间，难度够大的了。然而，阿巴亥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少女，不仅仪态万方，楚楚动人，而且天性颖悟、礼数周到，言谈笑语之间，无不令人心悦诚服。43岁的努尔哈赤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妃子，爱如掌上明珠。两年后，努尔哈赤便将幼小而聪明的阿巴亥立为大妃，独占众妃之首。子以母贵。她所生的3个儿子，努尔哈赤亦爱如心肝。他们年龄虽小，但每人都掌握一个整旗。当时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中，他们就占去3个旗，可见努尔哈赤对她的宠爱。

曾有一次被废的经历

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后金的都城暂时迁到了界藩城(今抚顺一带)，当上大金国天命汗大福晋的阿巴亥相继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努尔哈赤年过花甲，乌拉纳喇氏则30出头，正当老夫少妻相安无事之时，一场大祸毫无征兆地降临在大妃阿巴亥头上。

三月里的一天，阿巴亥的两个贴身使女不知何故大吵起来，一个说，淫妇，你与库隆通奸；另一个也不示弱，说我没通奸，通奸要送礼物做纪念，你向大福晋讨了两大匹翠蓝布送给你的相好达海，你才是个地地道道的淫妇。说者只图口头痛快，不想隔墙有耳，庶妃德因泽向汗王告发了她所听到的一切，结果通奸婢女被处死，创制老满文的学者达海被锁在木墩上拘押示众。本来这件事对大妃的影响不大，无非是不经同意就擅将财物送与了他人。可德因泽接下来告发的事就非同小可了，她说大福晋曾两次送饭给大贝勒(指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又给四贝勒(指皇太极)送饭，四贝勒受而未食。而且大福晋每日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去等等。这话让人犯猜疑，以德因泽的地位她只可能知悉阿巴亥做过什么，而不可能知道代善和皇太极都做过什么，因为他们居住在不同的王府里面，就算她是大妃的心腹而被派去送饭，受而食之她可以看到，而受而未食她是看不到的。相当于皇后地位的大妃送饭给皇太极，可能含有笼络的意思，但即使皇太极不想吃，他也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来人，否则他就不用做出接受的表面文章了。

努尔哈赤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疑点，虽然他曾说过在他百年之后要将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代善来养的话，可大福晋的这些举动似乎早了一点儿。为了以示惩戒又掩人耳目，努尔哈赤就借口大福晋私自送给别人东西，下令搜查阿巴亥私藏的财物。为了减轻罪过，阿巴亥就把自己的财物分散藏到长子阿济格家、娘家以及侍卫达尔汉家。百密一疏，努尔哈赤不但查获了所有藏匿起来的财物，而且还弄得窝里斗，太祖娶的蒙古福晋也来揭发阿巴亥，说她背着大汗给了附近村上的人许多财物等等。努尔哈赤本来就醋意难平，此时也顾不得脸面了，当着众贝勒大臣的面就开始数落阿巴亥，说她邪恶狡猾，自己用金子、东珠这样的稀世珍宝来打扮她，让她穿别人见都没见过的好缎子，可她竟然不爱汗夫而去爱别人，真该杀。可杀了她又对不起年幼的三子一女，好吧，从此我再不和她在一起了，我要离弃她。说到最后，努尔哈赤甚至流出了眼泪。用今天的话说，努尔哈赤当时是废了阿巴亥，而告发有功的庶妃德因泽和阿济根则升到了可以与汗同桌吃饭的地位。但阿巴亥毕竟是有机变的，不久，她又重新被复立为汗的大福晋。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着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德因泽背后有实力雄厚的四贝勒皇太极的支持。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令人惊异的生殉之举

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辰时，努尔哈赤进入刚刚攻克的辽阳城，就下达了“遣人往迎众妇人及诸子来城居住”的谕令。这样的举家大迁徙，为努尔哈赤日后定都辽阳埋下了伏笔。告别赫图阿拉老城的热土，顺着苏子河的流向，走出新宾重重大山的众福晋和诸幼子们，带着既向往又怀疑的情绪，一路上车马奔驰。辽阳，这一座用马鞭、箭镞和生命占领的城市，将为他们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四月初三，努尔哈赤又根据建制每2旗出五牛录额真1人，每2牛录出士兵1人，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前去往迎众福晋。他们的任务是保驾护航，当然，更是壮大皇家声威。四月初五日深夜，踢踢踏踏的足音和轰轰隆隆的轮响闹醒了沉睡的古城。总兵官以上的诸大臣立即骑马赶到城外教场，在那里他们下马步行，向风尘仆仆的众福晋们施行大礼，恭恭敬敬地引导迁徙的乘骑入城。城内，军士们沿街列队，欢呼祝福。自城内至努尔哈赤的寝宫，一色的白席铺地，上敷红毡，场面宏大。无数的灯笼点缀在丛丛篝火之中，整个夜空通红一片。众福晋们移动着木底旗鞋，一步步地向努尔哈赤走来……

众福晋顺利地到达了辽阳，但是，有官员却因为其间的过失遭到了革职。它给平淡的历史增添了一段跌宕的情节，讲述出来还是蛮有意味的。

阿胡图是最早受汗派出迎接皇妃们的官员之一。他的任务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宰杀自家的猪用以祭祀。那种仪式本来是走个过场而已，用不着那么铺张。可是阿胡图把自家的猪尽宰之后，又大散银钱，四处抢购，一日宰祭竟至二三十头。胡作非为的后果当然是自找倒霉。

如果说阿胡图的倒霉是咎由自取，那么布三的厄运就有点天降横祸，多少有些委屈。那一天，众大臣引领众福晋自萨尔浒再度启程，由日出至日落，时光在奔波劳顿中流逝。当队伍行进到十里河的地方，夜幕已经降临，众臣商议准备就此住宿，疲惫不堪的众福晋也欣然允许。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执行其他任务的布三不期而遇。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布三力排众议咄咄反诘：此地至辽阳稍息可至，何必非要住下呢?并且逼迫大家起身前行。于是，这支重又上路的队伍直至深夜才到达辽阳城。事后，努尔哈赤命人对布三进行审理。布三的用意也许不会怎么恶毒，可是上司一口咬定他有过失。直率的布三承认事情属实，但拒不认错。在众福晋到达辽阳的第三天，阿胡图和布三各自在征战中挣来的参将职务被一撸到底，降为白身，并且所得赏物被尽数没收。这段插曲不正也反映当时满洲勇士的作为和处境吗?

努尔哈赤占领辽阳之后，立即做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召回离异将近一年的阿巴亥，将其复立为大妃。

这件事证明努尔哈赤对可爱的阿巴亥确实情有独钟，绝非那个与她几近同时被轰出去的继妃衮代之辈可比。皇帝身边被赶走的女人太多了，不论她们此前多么高贵，一经出宫，沦落民间，能有几个获得回头的机会？刚愎自用的努尔哈赤能把“复婚”的决定做得这样果断必有深刻的原因。63岁的努尔哈赤对女人的感动已经失去敏锐，何况天下不乏美人。阿巴亥之所以能浮出政坛，是因为她的重要，她的持家理政、相夫教子的能力出类拔萃。众福晋的身影曾多次在努尔哈赤的脑海里一一滤过。秀美、端庄、勤劳、诚实、俭朴、坚毅都是她们为妻的美德，就连她们的刁钻、自私、懒散也可以容忍；她们都有对权力的渴望，并为此而不停地做着卑鄙的手脚，但是，这群几乎什么都具备的女人，就是缺少一种政治上的豁达、缜密、远见。后金进入辽沈，雄心不已的努尔哈赤将有更大的动作，现在身边的这些女人难挑重任。

时代选择了阿巴亥，她的才情吻合了努尔哈赤时代需求的苛刻检验。果然，她在厄运中非但没有颓废，反而经过风雨的历练而更加成熟。阿巴亥鲜亮如初。她再次介入到诸王和众妃建构的政治格局当中，重新与他们交谊和对峙。她的崭新的政治生涯开始了，其实这也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阿巴亥复出后，关于众福晋活动的笔墨也开始出现。努尔哈赤的女人逐渐从闺阁走上政殿，从京城走向野外，她们不再是帝王的附庸，她们有组织地从事一些政务，她们给努尔哈赤以政治的鼓舞，这一切与众妃之首阿巴亥的作用息息相关。时代也需要女人登上历史的舞台，发挥自身的才情。据清朝入关前较为广泛翔实的官方记录《满文老档》记载：自天命元年(公元1621年)八月二十八日，东京城在辽阳太子河北岸山冈奠基。众福晋在努尔哈赤和大妃的率领下，出席庆贺大典。这是他们未来的皇都，一方吉祥之地。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诸贝勒、众汉宫及其妻室。“八旗宰八牛，各设筵宴十席，大宴之。又每旗各以牛十头赏筑城之汉人。八旗八游击之妻，各赏金簪一杖。”这是何等阔气的仪式。众福晋点缀其中，让历史留下她们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助阵的呼声。

努尔哈赤留在辽阳的笑声似乎还没有消弭，他的生命旅程却将要走向终点。明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八旗军，号称20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

正当努尔哈赤志得意满的时候，在山海关外辽西宁远城，他遇到了自己的克星：文官出身的宁前道袁崇焕。这个来自广东东莞、身材精干的书生，不但是所有关外城寨中唯一一个敢于违抗指挥官错误指令的人，更在保卫宁远的战役中，带领四万余名将士，表现出了比大多数明朝武将还顽强的斗志。

于是，努尔哈赤不但未能攻下小小宁远城，更在战役中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所伤，输得一败涂地。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迅速得以提升，而努尔哈赤则不得不返回沈阳养伤。

七月中旬，努尔哈赤伤势越来越重，伤口大面积感染溃烂。二十三日这一天，他不得不向病魔低头，前往清河汤泉疗养。

然而即使是杀菌消毒的温泉，这时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八月初七，自知命不长久的努尔哈赤决定返回后金国都沈阳。同时，他派快马向皇宫中的大妃阿巴亥报信，让她立即前来迎接自己。

阿巴亥所乘的船，在浑河上的鸡堡河段与努尔哈赤所乘的船相遇，准备随后一起赶往沈阳。

然而，努尔哈赤再也没有回到沈阳，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儿子和部属们。

八月十一日未时(下午13-15时)，六十七岁的努尔哈赤死在了浑河的船上，地址正在鸡堡，距离沈阳四十里。阿巴亥只能陪着丈夫的尸体返回皇宫。

阿巴亥成了陪伴努尔哈赤最后一刻的唯一一人。

努尔哈赤死了，而且这个倔强的老头儿在代善出事之后一直没有正式确定过自己的继承人。于是，后金王位的归属，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当时的后金朝廷，皇族中最出挑的有四大贝勒(代善、阿敏、皇太极、莽古尔泰)和四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这其中，阿敏和济尔哈朗只是皇族而非努尔哈赤之子，没有继承权；代善曾闹出那样一桩事件，莽古尔泰之母富察氏又是获罪而死，他们的继承权也没有底气；剩下的就是皇太极和另三位(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子了。

按照努尔哈赤生前曾经制定的“大汗共推”之说，皇太极被推举为新汗。

然而，这位新汗此时所担忧的，是另三位拥有贝勒之立的兄弟竟出自同一位母亲阿巴亥，而这位母亲还是努尔哈赤临终前唯一的陪伴者、他的大妃。——许多人甚至怀疑，努尔哈赤之所以一直没有确定第三位继承人，就是在皇太极和阿巴亥的儿子中摇摆不定，有心等待阿巴亥的儿子们多立战功，将机会给他们其中之一。

假如这位大妃对皇太极继位不满，说出什么不利于新汗的“遗言”、或者以她的大妃名分再加上三个儿子手里的军队来图谋汗位呢?

于是，一个阴谋出台了。

八月十二日寅时，代善宣布了皇太极继位的消息。

刚死了丈夫的阿巴亥并没对这个消息做出任何反应，因为这毕竟是诸皇族共推之举。但是卯时宣布的另一个消息却使阿巴亥如五雷轰顶了：先帝早有遗命交代诸王——大妃殉葬。

除了努尔哈赤疗养的短短十几天之外，阿巴亥一直跟随在丈夫身边，丈夫临终时也只有自己陪伴，他怎么可能、又是什么时候见过这些王公，留下这样一条遗嘱的?阿巴亥哭叫、辩解，但是没有作用。几位成年王爷和大臣都赶到了她所住的宫室，各种各样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她，恶狠狠的话也从这些道貌岸然的男人嘴里吐出来：“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总之，要将她尽快送进阴曹地府里去。

当明白自己不可能逃脱死亡之后，阿巴亥恢复了神智，这时候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以自己的死确保三个儿子的平安。于是她更换了大妃的礼服，佩戴上了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哭着向诸王请求：“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这时也流下了鳄鱼的眼泪，当众一齐盟誓：“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于是，三十七岁的阿巴亥终于迫不得已地踏上了从殉之路。她死的时间是当天早晨的辰时，距努尔哈赤去世不到一天，距返回沈阳刚一个晚上，距殉葬令公布还不到一个时辰。唯恐夜长梦多的皇太极真是急不可待啊！

满族的殉葬制度，早在关外部落时期就已经盛行，孟古姐姐死时，努尔哈赤就曾将她生前的婢仆四人送去殉葬。早年为丈夫殉葬的也确实有无子的嫡妻，然而后金时期已经完全改变——丈夫死后，嫡妻即使无子也不必殉葬，而是选择一名无子之妾从殉。从殉之妾一般都要艳妆，然后由嫡妻率家人儿女向她行礼之后“上路”。最好的待遇是服毒自杀，或由家人以弓箭射杀或以弓弦绞杀，若是此妾不愿从殉的话，则会被家人活活掐死。

因此，阿巴亥作为生育了三子的嫡妻，怎么会被选中殉葬?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谜。

努尔哈赤会让阿巴亥殉葬吗?皇太极亲自编定的《清太祖实录》中说，阿巴亥“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因此努尔哈赤“留之恐后为患”，预先嘱咐诸王“吾终，必令殉之。”

除了阿巴亥，同时被殉的还有两名努尔哈赤的小妾，她们是阿济根和德因泽，她们倒确实是没有儿女，符合从殉的规矩——但是，努尔哈赤的庶妃中，无子女的又何止她们两人!这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间接隐晦地告诉后人，当年的后宫事端、阿巴亥的从殉，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如今事过境迁，她们也被顺理成章地灭口了——德因泽正是当年向努尔哈赤“告发”大妃之人，而阿济根则一向与她过从甚密，也有可能是告发“偷窃”的人。

阿巴亥死了，再也没有把努尔哈赤临终遗言说出来的机会，她的三个儿子也失去了依靠母亲与皇太极争夺汗位、或在以后对皇太极的汗位构成威胁的可能。

松了一口气的皇太极倒也履行了诺言，对多尔衮兄弟予以了相当的重用——当然，阿巴亥殉葬名声非常响亮，她死前又督促皇太极当众立誓，这才是多尔衮兄弟的真正保障所在。

2.被顺治皇帝所废寂寥一生的静妃

清世祖顺治帝废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孝庄皇太后的侄女。经孝庄皇太后和摄政王多尔衮的安排，她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被册立，成为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但仅时隔两年，顺治皇帝便力排众议坚决地将她废掉，降为静妃，在无尽的寂寞中终结一生。

一步登天母仪天下

顺治八年，此时这位皇帝已经十四岁，按宫廷规矩，已到了册立皇后的时候。顺治未成年就继承皇位，他的婚礼应该叫做“大婚”，是世间最为隆重的婚礼。而皇后的人选也是至关重要，所选的秀女不像其他秀女一样要经历答应、贵人、常在、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一级一级的升迁，而是进宫以后就是执掌六宫的中宫皇后，说一步登天毫不为过。皇后不仅是皇帝的正妻，而且是一国之母，应当母仪天下。历代皇后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她们代表了一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努尔哈赤的十六位妻子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集团，她们的婚姻，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努尔哈赤联合各个部落的需要。皇太极的五宫后妃，无一例外的来自蒙古族。与蒙古，特别是与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的联姻，对于巩固立足未稳的大清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于是孝庄皇太后和多尔衮早已为顺治选好了一位来自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少女。这位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孝庄皇太后和摄政王多尔衮将她册立为皇后，既可以“亲上加亲”，巩固家族势力；又方便孝庄皇太后利用同姓的皇后掌握内廷的权势。况且博尔济吉特氏还是蒙古王公的女儿，册立为皇后，既是对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满蒙联姻政策的继承，又可以起到巩固两民族的关系，巩固北部边疆稳定的作用。顺治八年二月，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这位未来皇后的父亲就把女儿送到了京城，等待举行册立典礼，可是顺治并不喜欢这位蒙古姑娘，所以借故一直拖延，吴克善父女只好等待。等到了秋天，册立皇后的事还是没有动静，吴克善已经不耐烦了，四处活动托诸亲王禀明太后。孝庄太后觉得再拖下去实在不妥，便下旨令顺治册立皇后并举行成婚大典，此时刚刚亲政年仅十四岁的顺治只好从命。

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次册后典礼，所以搞得格外隆重。那天，皇帝派出的满、汉大学士尚书各二员，引导龙旌凤辇，在宫娥内监侍卫执事等数百人的簇拥下，来到行馆迎接皇后入宫。到了乾清宫，顺治登上御座，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由宫女搀扶着，身着黄色锦服，上披五彩霞帔，满身金凤缠绕，珠翠盈头，珠光宝气，徐徐步行上殿，面北而立。由礼部尚书捧读玉册，鸿胪寺正卿(执掌朝祭礼仪)赞礼，引导皇后跪服听命。读完玉册，鸿胪寺正卿又引皇后起立，文华殿大学士捧上皇后玉玺，武英殿大学士捧上皇后玺绶，由坤宁宫总监跪接，转受给一名宫眷，让她佩在皇后身上。皇后再向皇帝跪服口称：“臣妾博尔济吉特氏叩谢圣恩。”谢完，皇帝退朝，皇后坐上龙廷，群臣依次入贺拜见皇后。然后，皇后再入宫，在笙箫管笛的礼乐陪奏声中，与皇帝行合卺礼。成婚典礼到此结束。顺治又颁诏诏告天下，从此朝廷正宫娘娘已定。

一朝被废打入冷宫

博尔济吉特氏是摄政王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为顺治选定的皇后，可是却不是顺治中意的人选。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十二月去世，次年二月，顺治亲政伊始，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没收他的家产，罢去他的封爵，把他的牌位清除出太庙，同时诛杀他的党羽。此时，皇后虽然已经确定，但是顺治完全可以借铲除多尔衮势力之际，改换皇后。可是顺治刚刚即位不久，为了取悦于孝庄太后，就同意了立吴克善的女儿为皇后。这样一来，顺治虽然从一开始就对皇后不满，但是又投鼠忌器，碍着母亲的面子不敢遽行废后。

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顺治与皇后的结合便是亲上加亲的姑舅姻亲，而顺治皇帝本人又是满蒙民族的混血儿，理应与皇后和睦融洽。况且，新皇后仪容出众，足称佳丽，亦极巧慧，称之“母仪天下”也够资格。可是，顺治皇帝无论在思想、感情、兴趣、嗜好等等方面，都与皇后格格不入。据福临说，皇后生性嫉妒，而且喜欢奢靡浪费，更坏的是“处心弗端”，见到宫中年轻漂亮的女子就设法将她处死而后快。例如清初宫中设置教坊司，专门负责宫内的礼乐事务。教坊司有近一半的女子为女乐，平时“衣绿缎单长袍，红缎月牙夹背心，用寸金花样金发箍，青帕手”，娇艳异常。女乐自然选择年纪小而且容貌俏丽者，她们又穿红着绿，这使蒙古皇后难以忍受，她下令裁掉女乐，一律改用太监吹管奏弦，这样才心安理得。然而她本人对于服饰却极为讲究，所有的衣服，都要求用珠宝等装饰。进膳食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一样器皿不是用金子装饰的，就会很不高兴。这个说法有夸大其词之处，如用太监鼓乐，却反映了顺治帝福临对皇后的不满。最让顺治难以忍受的是，皇后对他的举动常常加以防范，对于顺治与其他后妃的接触，就会产生出很多醋意，甚至在言语之间，还同顺治相抵撞。顺治一怒之下，干脆与皇后分地别居，根本就不与她见面。皇后身体健壮，可是一直都没有子嗣，可见顺治早就将她冷落在一旁。

过了两年，顺治忽然宣布要废掉她。顺治先是命令大学士冯铨将前代废除帝后的故事如实陈奏，以找出废除合理的依据出来。消息传开，举国哗然，议论四起。在大臣看来，特别是汉族大臣看来，皇帝的一切举动事关国体，休妻废后更是不可思议之举。冯铨等人立即上疏请求皇帝慎重考虑，“皇上为开国之君，举止作为当为后代之典范，不可以小事轻提废后之举”。冯铨请问皇后有何罪过，劳烦皇上要欲废之而后快，顺治说“皇后无能”，诸臣以为以“无能”而废后，理由实在不足，于是坚请罢议。然而，这位年轻的皇帝显示了他的执拗和决心，他严惩了一部分上疏反对废后的大臣，并且指出：“皇后系朕幼冲时，亲上加亲，由睿亲王(多尔衮)订婚，故自从册立一开始，便与朕意不合，何况皇后无能，朕已经奏明太后，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大臣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皇上早已经和太后商议妥当，皇后已经被打入冷宫，要求大臣们商议只是补办一个符合朝仪的手续而已，或者说是通知大家的一个方式。此事后经王大臣会议裁定，认为皇上废后是圣明之举，遵旨下礼部执行。就这样，博尔济吉特氏皇后被废，降为静妃，也被永久地打进了冷宫。

对于顺治的废后举动，处在幕后的孝庄太后当然不会毫不知情，实际上她开始是反对废后的，因为这关系到清朝既定的满蒙联姻政策和自己母族在后宫中地位的稳定。但是，她也心疼自己的儿子，孝庄见到顺治在婚后的短短两年时间，因为皇后的事情终日闷闷不乐，忧郁成疾，身体日益衰弱，容颜憔悴，如果自己再一意坚持，可能会葬送了儿子的性命，只好谕令顺治“裁酌”，实际上默许了他废后。顺治的废后举动都是在孝庄的默许下进行的，没有了母后的阻拦，那些好发议论、沽名钓誉的汉族大臣们，当然不可能让皇帝回心转意。

被废去皇后称号降为静妃的博尔济吉特氏的境况可想而知，别的不说，反正正史当中不再有她的记载，其久居冷宫的生活我们也无从得知。静妃何时去世，史书上更是没有记载，可能被废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可能在顺治死后还活了许多年，可能……但是这些都是猜想，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孝陵大墓里没有静妃的陵墓。在孝东陵里，除了孝惠章皇后之外，还有28位顺治的妃嫔，由于清初后妃制度还不完善，除了妃，较低等的妃嫔被称呼成福晋和格格，这28个宝顶分别埋葬着7位妃、4位福晋和17位格格，7位妃为恭靖妃、淑惠妃、端顺妃、宁悫妃、恪妃、贞妃、悼妃；4位福晋为笔什赫额捏福晋、唐福晋、牛福晋、塞母肯额捏福晋；17位格格是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塞宝格格、迈及尼格格、厄音珠格格、额伦珠格格、梅格格、兰格格、明珠格格、卢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几格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朱乃格格。——历数之后不禁要问：静妃呢?静妃成为了东陵的一个谜团。

3.被乾隆皇帝视若仇人的皇后

纳喇氏，是乾隆帝继孝贤皇后病逝后册封的皇后，也是乾隆帝生前立的最后一位皇后。但善始并没有善终，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这位当了15年并无失德的皇后纳喇氏，却因忤怒乾隆而突然失宠了……

循序而晋福兮祸兮

纳喇氏，又称作那拉氏、乌拉纳喇氏，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生。佐领那尔布之女，满洲正黄旗人。纳喇氏入宫较早，当高宗为皇子时，其通过选秀女的方式被雍正帝赐给弘历做侧福晋。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高宗册封后妃时，20岁的纳喇氏被封为娴妃。娴乃文雅之意，看来纳喇氏是个温柔文静之人。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纳喇氏晋封为贵妃。本来，纳喇氏完全可以安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但孝贤皇后的过早薨逝，为纳喇氏提供了晋升为皇后的机会。荣升为皇后，这是所有后宫妃嫔心中从一入宫就拥有的最高最美的梦想。身为皇后母仪天下，是何等的荣耀啊!可立为皇后，其中的福祸谁能预料呢?

乾隆的嫡妻富察氏死后，乾隆一直没有选立中宫的意思。有一天，皇太后把乾隆叫到慈宁宫，对他说：皇后去世已经一年多，六宫不可以无主，需要选立一人册立为皇后来管理后宫。乾隆不语，太后又问：“你看六宫之中，哪一个最合你意?”乾隆答道：“嫔妃虽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富察氏。”太后说：“我看娴妃不错，伺候皇儿多年，没有什么过失，也端淑娴静，就册立她为继后吧。”乾隆一听，虽然有些不愿意，但是她伺候太后一向孝道，何况自己一时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出来，也就勉强答应了。第二天，乾隆就下诏书，册封娴妃为皇贵妃，统领六宫，但是并不急于封为皇后。直到富察氏三周年过去，才在皇太后的催促下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

乌喇那拉氏虽然被封为皇后，但是并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在这段时间里，乾隆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一个叫香妃的回部女子身上，并没有把乌喇那拉氏放在心上。身为皇后的乌喇那拉氏，在名位上达到了极点，然而却好像被打入了冷宫。心理的极度不平衡，让她对乾隆的态度越来越坏，以至于连一向宠爱她的太后也看不下去了。在富察氏死后的几年里，乾隆正处于心情烦躁的时期。乾隆的烦躁一方面来源于家庭生活的不幸，他最喜爱的皇子和皇后相继离他而去。富察氏是他的结发妻子，富察氏的两个皇子是他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但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都撒手西去。另一方面，吏治的腐败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不断挑衅，让乾隆也更加烦躁。经历丧妻失子打击的乾隆，在自己执政三十年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政策。他感觉此前几十年奉行的宽厚仁慈的政策，已经使得天下隐藏着太多的问题，尤其是各级官吏的贪污腐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为此，他严惩了一大批的官吏，许多一直受到重用的显宦都被辞退，而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在民族问题上，此时发生的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也让乾隆忧心不已。金川土司撒罗奔，占据有利地形造反，不听朝廷命令，乾隆皇帝命令张广泗、那亲、岳钟琪前去镇压。大小金川并不算强大，但是领军将领却是久攻不下，为此，乾隆非常恼火，把两位领军将领给处死。两位将军，一位是有卓越战功的将领张广泗，一位是亲王那亲，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攻打大小金川，虽然久攻不下，但是也罪不至死，可怜他们成为乾隆烦躁情绪下的牺牲品。

乾隆心情烦躁，这一点很快就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给看出来了。电视剧上演的和珅，总是那样一副油头滑脑、阿谀奉承的样子，机关算尽、不学无术还经常被刘罗锅、纪晓岚等正直大臣所戏弄。有人说，和珅什么也不会，只会阿谀奉承。其实并非如此。和珅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很有手腕笼络同僚，对敌人的打击也是很有策略。刘罗锅和和珅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纪晓岚也不可能敢于羞辱像和珅这样炙手可热的人物。那些影视作品，只可能是“戏说”而已。和珅观察到了皇帝的心思，于是建议皇帝去江南游行散散心。乾隆犹豫了一阵，说道：“朕也想出去江南走一趟，可是朕担心此行会劳民伤财，于心不忍呀。”和珅说：“皇上乃是一国之主，广大臣民都希望能得到皇上的宠幸。况且如今国库充足，天下升平，朝廷完全有能力再次南巡。圣主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也没有见劳民伤财，今日财力，远过圣主，劳民伤财之说，绝不可能。”乾隆一生，最爱与圣主康熙相比。听和珅这么一说，也就不免心动。乾隆到慈宁宫，把南巡的想法给太后一说，太后正因为皇帝最近心情不好，没有办法劝慰，听到这话，就说：我也想出去散散闷。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这地方的风景景致，确实很好玩。从前南巡，皇后都未曾带去，如今她已经在中宫正位多年了，这次南巡，把她也给带着吧。乾隆不敢违命，只得答道：“圣母命她随去，谨当遵命。”

一次冒犯毁了余生

皇后乌喇那拉氏在这次南巡中出了问题。按说乾隆决定了带母后、皇后南巡，就命和珅做南巡的准备工作。当时南巡，还是按照以往的成例，只是多备了皇后的凤辇一乘，把龙舟略加修饰，其他一切，都如旧例。按照以往惯例，乾隆的南巡队伍，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沿运河向南方进发。一路上游山玩水，好不惬意，不知不觉来到了江宁。乾隆对和珅说：江宁是个好地方，前几次南巡，只在这里驻留了几日，没有好好地出去游玩。听说秦淮河上画舫游玩，十分有趣，不知究竟如何?和珅说：皇上可以在这多停留几天，待奴才探得详情，再向您禀告。和珅到底是会办事之人，当下探听情况并筹备好皇上的画舫游览事宜。第二天，乾隆命地方官员引导太后、皇后到江宁地方的名山胜景去游玩，自己托词探访民情，由和珅引导，到秦淮河上的画舫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去了。当日，乾隆君臣，身着便服，仅仅带了几名贴身随从，在秦淮河上的画舫中，召集多名江南美女，尽情淫乐。那些美女，都是江南名妓，见多识广，虽然不知道乾隆的身份，但是见他举止谈吐非同一般，地方大员又对他毕恭毕敬，断定他必定是扈从南来的著名人物，所以格外殷勤。乾隆左拥右抱，饮酒谈笑快乐异常，直到第二天还恋恋不舍，不肯离去。直到第二天晌午，两名太监及侍卫十几人奉了太后的命令，摇着船来找皇帝，乾隆这才登岸回到行宫。

太后见皇帝回来了，也不细究，便命起銮到杭州，乾隆遂传旨明日起航，直达杭州。在去往杭州的途中，皇后乌喇那拉氏同皇帝乾隆吵起架来。据《清史稿》记载，“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兰，命丧仪视皇贵妃。自是遂不复立皇后。”原来，乌喇那拉氏自从乾隆册封为皇后以来，一直受到乾隆的冷淡，她心中很不高兴，这次秦淮河上的事，很快就由太监传到她的耳朵里，她忍不住就同皇帝吵了起来，说乾隆以天子之尊，竟然跑到秦淮河上狎妓荒嬉，有失体统和尊严。可能是皇后的话过于激烈，以至于乾隆不能够忍受，就对她大加羞辱。一向深处宫中的皇后受不了这般的羞辱，就在一怒之下把自己的一缕青丝全部剪下。满洲旧俗，最忌讳剪发，发已经剪去，连一向偏爱乌喇那拉氏的太后也不便袒护。乾隆大为愤怒，命令太监把皇后送回京城，严加看管，自己又陪同太后到杭州游览。因为受到皇后的顶撞，乾隆余怒未消，在杭州呆了数日，就匆匆启程回京了。从此以后，皇后与皇帝之间不见往来，乾隆不再到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去了，皇后也如同打进了冷宫。皇后忧愤成疾，延了一载，就泪尽血枯，临危的时候，乾隆反而到木兰围猎去了。临终之际，皇后也没有见到皇帝一眼。在木兰围猎的乾隆，听到乌喇那拉氏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停止打猎。他谕令在京王大臣说：皇后自从册封以来虽然并没有失德之处，但是在随同皇太后南巡的过程当中，竟然不守孝道，不遵守礼法，举动乖张，类似疯迷，回京后一病不起。就她的行为，废黜也不过分，朕还保存着她的名号，已经是格外加恩。如今办理她的丧礼，不能够按照皇后的仪式办理，只可以按照皇贵妃的仪式办理，交给内务府操办。这是乾隆二十九年八月的谕旨。乾隆在木兰围猎回京以后，满族大臣力争以皇后礼仪葬乌喇那拉氏并且给她皇后的谥号，可是乾隆就是留中不发，终究还是按照皇贵妃的仪式办理了乌喇那拉氏的丧礼。乾隆对乌喇那拉氏饮恨之深从下面这件事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四十三年，上东巡，有金丛善者，上书，首及建储，次为立后。上因谕曰：那拉氏本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侧室福晋，孝贤皇后崩后，循序进皇贵妃。越三年，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优容如故。国俗忌剪发，而竟悍然不顾，朕犹包含不行废斥。后以病薨，止令减其仪文，并未削其位号。朕处此仁至义尽，况自是不复继立皇后。丛善乃欲朕下诏罪己，朕有何罪当自责乎?丛善又请立后，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理?下行在王大臣议丛善罪，坐斩。”由此可见，金丛善有两点要求：一、建储；二、立后。另外对于乾隆减杀乌喇那拉氏丧葬礼仪表示不满，要求给予皇后待遇。乾隆给他的理由是那拉氏咎由自取，自己对待她已经是宽厚仁慈了。自己已经六十八岁了，再册立后宫又有什么意义?金丛善被论斩。金丛善之死，表明虽然已经过去是多年，乾隆对于乌喇那拉氏剪发仍然耿耿不能释怀。

嘉庆皇帝即位后，乌喇那拉氏终于被追封为皇后。

4.一生与光绪为敌且抱幼帝退位的

隆裕皇后

清德宗叶赫那拉皇后(1868～1913)，满洲镶黄旗，慈禧太后之弟桂祥之女，1889年被册封为皇后，比光绪皇帝大3岁。慈禧临死，为培植叶赫那拉氏的势力，规定国政交摄政王载沣，但事必须禀询隆裕方可。慈禧死后，隆裕不顾国库空虚耗费百万两银子办丧事，她残忍狠毒，贪权横行毫不逊色其姑。辛亥革命爆发后，她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后在袁世凯胁迫下，只好接受清帝逊位条件，1913年病死，与光绪合葬崇陵。

一宗被强扭在一起的婚姻

光绪是慈禧的妹妹所生，隆裕是慈禧弟弟桂祥的二女儿，姓叶赫那拉，名静芬。她比光绪大3岁，是光绪的表姐。按照当时的情况，亲上加亲是非常正常的。妹妹的儿子娶了弟弟的女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婚姻。而且，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隆裕作为姐姐，虽然人长得很难看，但对光绪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当年光绪刚刚进宫的时候才4岁，每次隆裕到宫里去也都会去看他。光绪对这个表姐也有着说不完的话，俩人经常一聊就是好长时间，气氛也非常融洽，算是青梅竹马。可是这两个人谁都没想到，最后慈禧会将隆裕指配给光绪。

在光绪看来，隆裕本来是自己的表姐，忽然间就变成自己的皇后，是非常接受不了的。作为姐姐，隆裕长什么样光绪都不会嫌弃，可是要她作为自己的皇后，隆裕却是不合适的。光绪当时心里究竟怎么想，如今我们已难以猜度，但是这种角色的转变肯定是尴尬的，也是痛苦的。

可既然这桩婚姻是老太后钦定，想改变过来也完全不可能。

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光绪皇帝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皇后”。但她还是极力撮合这段姻缘，当然有她的考虑。她想通过这个巧妙安排，继续掌握朝廷大权。光绪帝载湉继位时年仅4岁，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垂帘听政”。到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帝已经17岁，到了应该婚配的年龄。按着封建王朝的惯例，幼帝一旦结婚，就要亲理朝政，收回皇权，太后就必须“撤帘”归政。为了应付必然到来的光绪帝大婚和由此导致的亲政局面，慈禧太后一面提前宣布给光绪帝成亲，让其“亲裁大政”；一面对光绪帝的后妃的人选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和选择。

慈禧太后本身就是从一个妃子而逐渐步入青云、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她深知皇帝的后、妃对皇帝思想及其政务活动的影响力。而要巩固自己在清廷中的专权地位，牢牢地控制住光绪帝，使未来的皇后对她唯命是从是至关重要的。

慈禧太后有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的母亲被封为贵人以后，她的父亲惠徵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照祥已在光绪七年去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而没出息，坐支都是朝廷给的俸禄，却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3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家的内侄女，小的已指婚，配给了王爷孚郡王的嗣子载澍。现在只有大的和二的还在家中。静芬是老二，是光绪的表姐，又比光绪帝大3岁，二人从小在一起长大，这些都是极其有利的条件。在慈禧看来，亲侄女自然要比旁人更加贴心，姐弟间也应该更容易培养感情，至于光绪帝个人的好恶，相比起来就不重要了。

在封建时代，儒家伦理道德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都很难摆脱这一精神上的羁绊。对于那些有自主权的君王来说，选择后、妃，是可以恣意妄为的。但光绪帝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作为慈禧太后手中的傀儡皇帝，囿于孝道，出于敬畏，在其婚配问题上却难以自主。慈禧太后利用所谓“母子”情分和封建主义的“孝道”伦理，按着自己的意志，亲自主持了选后活动，安排了一场纯粹的政治婚姻，从而导致光绪帝和隆裕皇后两人终身的不幸。

按规定，在确定皇后、皇妃之前，先选秀女，然后再从秀女之中确定皇后、皇妃的人选。清朝从顺治时就规定，凡满族八旗人家年满13岁至16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3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参加选秀女者，不得嫁人。阅选时，按八旗的顺序，一般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们挑选。被挑选女子的名字，每排写一张单子，留宫中存档，这种名单，在档案中称为“秀女排单”。

这次参加选秀的秀女一共是96个人，经过第一轮的淘汰，只剩下了36个。36位被选中的秀女，又经过一次慈禧太后灯下看美人，最后只剩下8个。因为上次选看是在上午，慈禧太后要看一看灯下的美人，所以定在深夜子末丑初。这8个人是桂祥的女儿、长叙、德馨的两双姊妹花；另外3个之中有一个是凤秀的女儿，她的大姐是穆宗的慧妃。光绪即位以后，以两宫皇太后之命，封为穆农敦宜皇贵妃，移居慈家宫之西的寿康宫。

由于慈禧太后有灯下看美人之举，宫内都认为她为皇帝立后的标准，大概是重在姿色。因此传言也都认为都统桂祥家的二女儿很难入选。因为慈禧太后的这个内侄女，姿色实在太平庸，也缺少一种雍容华贵、母仪天下的仪态。如果不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恐怕第一次就被光绪皇帝给“刷”下去了。

如果慈禧太后的内侄女被“刷”下去的话，那么入选皇后的肯定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之一，这两位小姐，不但美艳群芳，而且漂亮绝伦。尤其是大小姐，更是倾城绝国之色，光绪对她也是一见倾心。德馨久任外官，这两位小姐到过的地方很多，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因此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这又是一个优势。但也有不少人说，德馨的家教不好，两个女儿从小都被娇纵惯了，有时柳林试马，有时粉墨登场，不大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论德不足以住居正宫。因此对到底谁能被选为皇后，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经过第三次“备选”也就是淘汰后，只留下了5名：都统桂祥的二女儿、慈禧太后的嫡亲内侄女静芬，以及礼部右侍郎长叙和江西巡抚德馨的两双姊妹花。选后活动是在体和殿进行的。秀女依次排列，站在第一位的是那拉氏静芬，其次是德馨的两个女儿，站在最后的是长叙的两个女儿，即后来的瑾妃、珍妃姐妹。慈禧太后上坐，光绪帝站立一旁，前面摆着小桌一张。上面放着一柄镶玉的如意和两对绣花的荷包，荷包一律是红缎缝制，绣的是交颈鸳鸯，异常鲜艳。候选秀女如被授以如意，便是统摄元宫的皇后；如被授以荷包，则被封为皇贵妃或贵妃。

慈禧太后面色严肃，心情略有些紧张。光绪皇帝也清楚地知道，太后既然让她的内侄女参选，并且一直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其用意就是让她当选皇后，以便在自己身边安插一个最大的亲信。慈禧太后的种种表现也说明了想让她的内侄女当皇后，一切都是这么明显，自己能违反她的心意吗?如果不违反她的心意，选了慈禧太后的内侄女，那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就可能毁在她手里。

5位秀女，早就等在那儿了，每人由两个内务府的嬷嬷们照料。这些嬷嬷们照料得十分殷勤，她们谁都希望自己照料的秀女能够入选，那样对她们来说不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还可以跟着沾光。她们一会儿替秀女们梳梳头，一会儿替她们补脂添粉，前后左右，仔细端详，深怕有一处不周到。光绪皇帝跪着接过慈禧太后拿过来的如意，缓缓地向5名秀女走去。在慈禧太后和参加选后仪式的荣寿公主、福锟夫人、荣禄夫人看来，这柄如意现在要交给谁，实在是很明白的事。因此大家只有看热闹的心情，并不觉得紧张。

所有的视线自然都集中在皇帝面前，尤其是那柄玉如意上面。光绪皇帝心目中的皇后，在第一次选秀女时就已经定了下来，在那以后的屡次复选中，光绪皇帝的心也就更坚定了。他觉得如果慈禧太后不让自己来选便罢，而一旦让自己来选，便一定要选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天使。光绪皇帝快要走到叶赫那拉氏前面时，突然之间，将手一伸，虽无声息，却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得每一个都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上，那柄如意是分明递给第三个人，德馨的长女。

“皇帝!”

在这静得时间几乎都凝固了的时刻，慈禧太后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叫，就像惊雷一样，震得每一个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的人一哆嗦，光绪皇帝更是全身一震，差点将玉如意摔在地上。

光绪皇帝端着玉如意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慈禧太后。此时他所见到的太后，脸色发青，双唇紧闭，眼下那块肌肤不住地牵动，以致右眼半张半闭。

可以明显地看出，慈禧太后在向光绪皇帝奴嘴，而且是奴向左边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内侄女。

光绪没有逆他的意，把玉如意交到了静芬的手中。

这实在很委屈，也很没有面子。如果换个别的心高气傲、自尊自爱的女孩子，当时就有可能会哭了出来。然而叶赫那拉氏不但没有哭，反而勉强地笑了笑，然后又撩一撩裙摆，跪了下去，高举双手，接受如意，说道：“奴婢叶赫那拉氏谢恩。”

光绪皇帝看也没看，也没有答话，只管自己掉头走到御案旁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场选妃的傀儡戏就这样草草地收场。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年11月18日)，慈禧太后下懿旨宣布光绪帝的后妃一并选定。叶赫那拉氏静芬为皇后，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为妃，礼部右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嫔。

光绪的这桩婚姻从定亲时起他就不满意，接踵而来的不幸是择定大婚吉期前一个多月，迎娶皇后的必经之门——太和门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发生了一场大火，吞噬了太和门及其左右的贞度门、昭德门等建筑，慈禧只好下令清理火场、赶制太和门彩棚，临时以竹木、彩纸、花布等物搭建成太和门，以应翌年的大婚典礼。

光绪十五年正月(公元1889年)，光绪帝举行大婚礼，正式册封静芬为皇后。

帝后为敌何时了

慈禧太后强行将其亲侄女立为皇后，是为了在光绪帝身边安插心腹，以便钳制光绪皇帝，长期操纵清廷的政治大权。可光绪毕竟已经不是儿童，他对皇权的旁落不会无动于衷。这次选后妃活动与光绪帝自身的利害息息相关，慈禧太后专横跋扈，无视光绪帝本人的意愿，强行决断，给了光绪皇帝很大的刺激，也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怨恨，为光绪帝与皇后终生“不睦”和围绕后、妃产生的许多恩怨纠葛埋下了种子。

光绪与皇后的婚事也应了那场预兆不祥的大火，夫妻两人生活上一辈子不亲、也不协调，光绪始终不爱静芬。各闹各的犟脾气，你不迁就我，我更不迁就你，互不让步。只是当着西太后的面或在别人面前装成像个夫妻样子——那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事实上双方彼此不说话。

因为选后，光绪心里非常憋闷，大婚以后好长时间心里不痛快，不跟皇后同床。据隆裕的侄孙女回忆说，光绪生理有病，名曰“天阉”(即阳痿)。但这种隐病很难被发现。大婚之夕，慈禧派了4位年长有尊的王妃命妇在坤宁宫喜帐后听房，只听见比光绪大三岁的隆裕皇后叹气曰：“这也是你们家的德行啊!”当时在洞房里，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一下扑在表姐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并对隆裕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

从此，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

婚后开始亲政的光绪帝对这位皇后一点提不起情绪来，常推托政务繁忙，不愿去坤宁宫。他爱的是被立为珍嫔和瑾嫔的长叙的两个女儿，尤其是妹妹珍嫔。珍嫔不但生得美貌，而且聪明伶俐，知书识礼，善解人意。光绪既喜欢她，又同她讲得来，下朝后就去珍嫔的宫里陪伴她。只留皇后一个人孤守偌大的宫殿，难怪皇后妒恨。都是女人，为什么有人受宠而有人被冷落呢?她别无其他办法，只好到太后那里哭诉。

西太后为此也不少犯愁。清代宫廷有个传统规矩，在每年腊月二十和正月初一、初二这3天，皇后有特权必须陪伴皇帝就寝，过了这3天皇帝才能召幸其他的妃子。但是光绪和皇后即使同寝也仍不同食。据跟随西太后8年之久并在庚子年(1900)随西太后出逃至西安的贴身宫女何荣儿回忆，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晚上，慈禧晚膳后，光绪帝和皇后、妃子照例分头前来请安。这时西太后心情特别好，居然关心起皇帝和皇后的私生活来了，慈禧故意问光绪是从哪个门走过来的?光绪住养心殿，养心殿后面有个小门叫蠡斯门，也是西六宫最南边的一个小门。这回光绪是抄小道从蠡斯门到储秀宫来的。慈禧饶有兴味地耐心地和他们讲解蠡斯门的掌故，还不时搬出先皇帝咸丰的教诲。原来，这本是明朝宫殿旧名，因为名字吉祥一直沿用至今。蠡斯是一种昆虫，自古以来向以蠡斯比喻子孙众多，满清宫廷沿用此名，也是为了“宜尔子孙”，盼望家族兴旺。光绪皇帝是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一听慈禧的问话，就赶紧低垂下头去，表示知罪，并毕恭毕敬地回话说：“皇爸爸(光绪对西太后的称呼)往上缅怀祖先，往下垂念子孙万代。儿子一定听从皇爸爸的训诲。”但是说归说，光绪从来也没有真正和隆裕像一对夫妻那样生活过。

为了让皇后增加点儿修养，慈禧便亲手教她写字。皇后本不会写书法，经慈禧指点，自己又刻意下工夫，日久也能写出点意思来，写起草书来得心应手。到后来甚至能写斗大的字，还附庸风雅地自署斋名，叫作“延春阁”。慈禧怕她寂寞，还要她陪伴一起游玩，每日在颐和园中，不是登山游湖，就是听戏抹牌。

在光绪与西太后帝后两党之争中，皇后始终是站在西太后一边的。从这一点看，慈禧没有选错人。而且客观上，隆裕皇后还起到了忠实帮凶的作用，她是慈禧探听、监视皇帝行动的一个忠实耳目。虽然在她而言，这也是不得已之事，可是这件事情给光绪和她的夫妻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隔阂，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倾向不同，这种隔阂日益加深。到后来，因为慈禧的关系，光绪就变得非常不喜欢这位表姐了。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在瀛台，身同囚犯，不准皇后、妃、嫔随便接触，仅准许皇后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到瀛台看望。觐见时，有多名太监在旁边监视，皇后三言两语问安后便退出，布时光绪帝一言不发，以目送之。

那拉氏皇后在孤寂的宫廷生活中，开始找些事干来填补空虚，于是学会了养蚕。先取蚕卵孵化，蚕生出后，每天喂新鲜的桑叶四五次。她特命宫中数人专职晚上喂蚕。她每天都观察蚕的生长，吐丝做茧，见蚕变成蛾飞出，便感慨万分。或许她从蚕的生长过程看到自己像蚕被束缚于茧中一样被束缚在宫中吧?丝成后，她还经常拿到慈禧太后那里共同鉴赏，慈禧也取出年幼时所制的丝来与皇后的蚕丝比较。两者同样的精美。

这种孤寂平淡的生活很快被八国联军的炮火给打破了。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那拉氏皇后随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奔西安，在逃奔西安前夕，慈禧下令将光绪心爱的珍妃杀害，这件事的发生，那拉氏皇后的进谗也是一个因素。

西逃一路风尘仆仆，好不狼狈。在西安逗留一年后，皇后随着慈禧及光绪帝、瑾妃等回到京城，慈禧身边新来了两名旗员的闺阁千金。一名德龄，一名容龄，二人随父亲裕庚出洋了好几年，能通几国文字，慈禧很是欢喜，常命她俩陪伴隆裕，这样，这位古板的皇后也算是领略了一点欧风美雨。

一个被历史推上前台的庸后

从西安回鸾后，光绪帝更加阴沉了。对于心爱的珍妃被投入宁寿宫北的宫井溺死，对于国家朝政的难以为继，他都清醒认识到了。但是他没有发言权，这是一种怎样的痛和沉默?

光绪的爱情生活比较专一，自珍妃死后，他惯于孤独。对隆裕皇后和瑾妃均没有兴趣，还常常对皇后的问候表示不满。但他跟皇后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俗话说“干着她”，把她晾在一边。他对皇后至死也没有感情，甚至还有解不开的怨仇。皇后与光绪帝分居，具体年月虽不可考订，但到光绪死时已有10年了，皇后事实上守了一辈子活寡!光绪帝病重时，住在中南海的涵元殿里。据一位刘姓老太监回忆，当时光绪虽然已久病不愈，还是按照规矩伺候光绪帝刮脸理发。光绪像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听从下人们的摆布。他们都知道光绪的脾气，赶紧伺候，赶紧离开。孤独惯了的人，决不愿有人在一旁打搅。在光绪面前当差的人，都是低着眼皮做事，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向的习惯。

有些日子，皇后常来问候，光绪依然像往常一样，除去请老太后万安以外，冷冰冰地没一句闲话，彼此都心照不宣。皇后来是另有使命，是来察考监视皇帝的喜怒哀乐，一言一行，都要给太后报告的。所以，皇后一来，就引起了皇帝的不安，甚至愤懑。光绪是个容易暴怒的人，但多年的宫廷坎坷，使他也小有智慧。一天，皇后觐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那就是请她退下。皇帝的寝宫，不愿意谁在一旁，是完全有权力让谁退下的，何况在病中。光绪连说两次，皇后装作没听见，大概是衔命而来有所仗恃吧。于是光绪暴怒了，奋起身来，用手一抻皇后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只玉簪子都摔在地下了。这是光绪临死前十几天的事。

皇后向慈禧诉苦，慈禧表情沉郁，没有多说话，只是叫她以后注意点儿。但是已经没有以后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4日)，光绪帝在做了一辈子傀儡皇帝后，于忧愤交加中死去，年仅38岁。

光绪一生无子嗣。他死后，病中的慈禧犹念念不忘权欲，立醇亲王载沣(光绪的弟弟)的儿子溥仪为皇储。但溥仪是承继同治帝还是承继光绪帝?这事别人看来无所谓，可是对隆裕皇后却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到她以后的命运和地位。在清宫二十多年，她目睹慈禧太后的种种威势，太后的宝座她不一定觊觎很久，但是如果有机会，她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光绪帝在临死前夕，见到了叔父庆亲王奕劻。他哽咽着嘱告叔父，慈禧太后对他怀恨已久，一定不会让溥仪继承他，希望他能看在亲叔父的情谊上，为他力争，否则他死不瞑目。果然，慈禧宣命溥仪只承继同治，而不肯答应让溥仪兼承光绪皇帝之祧。庆亲王再三请求，她露出怒意。庆亲王跪下叩头奏道：“从前穆宗皇帝大行，未曾立嗣，故有人尸谏。现今皇上大行，若不想出一个兼顾立嗣的法子，仍像穆宗一样无子嗣，能保证没有第二个人来进行尸谏吗?”

庆亲王所说尸谏之事是说同治帝死后，慈禧不按规定立同治的子侄辈为嗣皇帝，而立同治的兄弟辈光绪承继大统，这样，同治帝便没有后继者了。满朝大臣慑于慈禧淫威，无人敢言。只有一个小小的京官、吏部主事吴可读，写了一份奏折，提出抗议，然后在同治帝陵寝惠陵附近的马神桥上以身相殉。

慈禧一听庆亲王提及这事，不免有些后怕，这才略略点头，要庆亲王速去拟旨，让她审阅，总算勉强通过了。

只会干着急的隆裕皇后，听到这消息，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十分感激庆亲王的暗中相助。虽然庆亲王是受光绪之托，但是毕竟结果也是对隆裕有利的。第二天，她被慈禧召去，面授机宜，无非是新皇帝登位后，慈禧自己当太皇太后，而她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参摄政事。接着，慈禧又令军机大臣拟了一道诏旨，指定：“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方由监国摄政王按所询裁夺。”

慈禧这样做的目的，不但是怜惜自己的亲侄女，更是为了培植叶赫那拉氏的势力，继续执掌大清王朝的大权。

过了一天，慈禧也死了。坐上太后宝座的光绪皇后，被尊为“隆裕”。为感谢姑姑的厚恩，她在慈禧棺木下葬前，大肆铺张，特地花费几十万两银子，用纸扎成一只巨形大法船，长约十八丈、宽二丈，船上楼殿亭榭，陈设俱备。侍从篙工数十人，高度与活人一般，统统穿上绣衣。船上设宝座，旁列太监宫女及一切器物用品，下面跪着身穿礼服的大小官员，仿佛慈禧平时召见大臣时的样子。船头悬一黄缎巨帆，上书“中元普渡”四个大字，船外围绕无数红莲，内有巨烛点燃。船制成后，由摄政王载沣代表皇帝溥仪致祭，祭罢，将大法船运到东华门外焚化。又焚去纸扎人马，器用物品无数。为慈禧下葬之仪，隆裕不顾国库空虚，费去银子125万两。

隆裕为人，优柔寡断，比慈禧远远不如。慈禧在政治上颇有手段，虽然残忍毒辣，但还有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也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为太后之后，个人毫无主见，一切为其宠监小德张操纵，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按照慈禧开创的先例，隆裕本可以在慈禧死后以太后的身份卵翼幼帝，摄取清朝大权，当时也有“垂帘”复活的传言。但是隆裕在政治上平庸无能，其实并无“垂帘”其事。

光绪死后，隆裕曾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等到奕劻传出慈禧遗诏立溥仪为皇帝、载沣为摄政王时，隆裕虽取得了对军国大事一定的决定之权，但离“垂帘听政”的美梦还相差甚远，自己又没有力量来实现这一美梦，他倚为心腹的小德张，是个只知道聚敛钱财的无能太监，丝毫没有政治头脑。隆裕受小德张怂恿，却在宫中东部大兴土木，修建“水晶宫”，以为玩乐之所。按清代相沿已久的制度，在“国服”期间，不得兴修宫殿，然而隆裕对此并不顾忌。而且当时清廷正在兴建新式海陆军，所需经费巨大，国库本来已经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建军的费用尚且不足，又要拨款修园建殿，无疑大大加重了国家的危机。而隆裕不管这些，挪用建军银两，立即拨出巨款，以为个人娱乐，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后虽然因为革命军起而不得不停止，但这件事更显露出隆裕的平庸无识。

由于她未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又不能随心所欲，心中不快，以致迁怒于摄政王，与载沣发生了矛盾。宣统二年五月(1910年6月)，载沣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数日后，隆裕下令载沣将这两个人撤去，载沣婉转相劝请求暂缓行事，隆裕则毫不让步。载沣不得已，反驳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大权。”隆裕也无可奈何。像这样隆裕凭自己感情冲动来制约载沣行动的事，并不少见。

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也无主见。他在受命监国摄政期间，里有隆裕掣肘，外受奕劻、那桐等人挟持，他的地位虽是监国摄政王，但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如对隆裕兴建“水晶宫”一事，他本来可以用既“违反祖制”，又影响建军的正当理由进行阻拦，据理力争，但由于他怯懦怕事，怕触怒了太后，也就不置可否地听之任之。

光绪死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现了光绪亲自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她自己不敢决断，便交给载沣处理。载沣也犹豫不决，召来奕劻、那桐等人商量对策。奕劻、那桐主张保袁，让袁世凯自行称病辞职。袁世凯辞职后，隆裕和载沣毫无远见，不把他留在北京控制住，反而命他回家养病把他放走了。“放虎归山，养痈为患”。这件事充分说明隆裕和载沣毫无治国之才，毫无政治远见，为此他们也吃尽了苦头。

结局并不美好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各省督抚相继宣告独立。南方半个中国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岌岌可危。环顾四周，清廷之中没有一人能使这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起死回生。不得已的情况下，隆裕只好同意请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给予军政全权。

袁世凯东山再起，首先搞垮了摄政王载沣。在慈禧还在世的时候，袁世凯就与载沣水火不相容，载沣甚至要拿枪毙了袁世凯。只是因为慈禧的威力，二人才不得不有所顾忌，勉力相处，共事朝廷。现在慈禧已死，袁世凯掌握北洋新军，独揽朝政，他岂能容下载沣?

于是，他迫使隆裕下令摄政王以醇亲王归藩，禁止干预政事。同时与南方革命政府达成妥协，以当民国总统为条件逼迫清帝退位。

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里，隆裕丝毫没有她姑姑的处乱不惊的心胸，遇事不顺则大哭。而袁世凯外贿奕劻、那桐两位重臣，内贿太后宠监小德张，利用他们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使隆裕完全落入他们的圈套，不自觉地主演了清帝退位这场戏。

袁世凯首先让邮传部大臣梁土诒唆使驻俄公使陆征祥等电请清帝退位。陆的电文到后，袁世凯假惺惺上奏说，查陆的电文，“语言趋向共和，作为出使外国的大员也这样说，我很痛心，请圣上不要降旨。”然后又上奏，言国库空虚，军饷没有着落，请朝廷将宫中所存的瓷器变卖来充饷救急。又指使属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请求朝廷恩准将银行所存款项分别提回，接济军用。

面对这四面告急的场面，隆裕太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这些请求，令宗人府传令各王公出钱赡军，但应者寥寥。袁世凯此时装作万分感慨的样子说：“既然促使我开战，又不给我军饷，这简直是置我于死地。”并面奏隆裕，说军饷没有着落，对军队哗变的事甚为担忧，请求隆裕拿出内帑黄金8万两充作军饷。隆裕计无可施，只得应允。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又与内阁大臣联衔上奏清廷，奏请清帝退位。奏折中大谈军饷紧急、海军尽叛、强邻虎视、人心涣散等危急情况，然后又花言巧语地提出“民主如尧舜禅让”，要求清帝退位，实行共和。并威吓说：“我皇太后皇上怎么能忍心让九庙祖宗受到炮火的震惊，怎么能忍心被驱出京城，政权被暴力推翻呢?”

袁世凯手捧奏折到养心殿觐见隆裕太后，隆裕坐在炕上沉默不语。袁世凯跪在红毡垫上，故作悲痛的样子，一边耸动着双肩，流着眼泪，一边向隆裕太后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并不时偷瞄一眼隆裕的反应。隆裕却是一言不发，只用手帕拭着泪水。坐在隆裕旁边的幼小无知的宣统皇帝，不知道地上跪着的矮胖老头为何人，听不懂他嘴里嘟噜的是什么，不明白两个大人因何啼哭，更不会考虑到他未来的生活。

隆裕被袁世凯出色的表演蒙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袁世凯退下后，她急忙召集王公贵族商量对策。皇族亲贵本来就把共和看成洪水猛兽，把袁世凯看作逆臣、革命党的奸细，想方设法要除掉他，现在听到袁世凯竟然要清帝退位，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更是群情激奋，认为不杀袁世凯不足以平民愤。这样，隆裕被弄得将信将疑，更是举棋不定。

袁世凯从内宫出来，遭遇了张先培等人的炸弹袭击，袁世凯先前命人制造的“革命党人已经遍布于北京城”的谣言，因此得以证实。隆裕看情况危急，也暂时消除了心头的疑虑，开始相信袁世凯的谣言。她特地派人去慰问袁世凯，而袁世凯则从此称病不朝，把逼宫的任务交给亲信赵秉钧、胡唯德等人。

袁世凯要逼清帝退位的话被传出后，皇族亲贵中的一些人对袁世凯极为不满。在肃亲王耆善、恭亲王溥伟及毓朗、良弼、铁良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

但此时的隆裕皇后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军情不断送至御前，都是节节败退的消息。1912年1月7日，她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实行共和的问题。奕劻和贝子溥伦受袁世凯贿赂，主张自行退位，实行共和。而溥伟和载沣坚决反对，会议不欢而散。1月19日，隆裕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赵秉钧、胡唯德等人也参加了，他们和受袁世凯贿赂的奕劻、溥伦等人的口风一致，都主张清帝自行退位。赵秉钧恐吓说，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北方军队已不足恃，故袁世凯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要隆裕和王公大臣讨论。王公大臣们立刻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一致反对。胡唯德、梁士诒又言财政困难、军费匮竭、外国将来干涉等，企图迫使隆裕表态退位。但是隆裕还是进退维艰，左右为难，赵秉钧等人看到阴谋无法得逞，立即采取威吓手段，奏请说：“人心已去，君主制恐难保全，恳请赞同共和，以维大局。”赵秉钧凶相毕露，指斥王公贵族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声称如此以往，就要辞职不干。隆裕不知所措，会议依然无果。

几天的御前会议，两派针锋相对，王公贵族每次都是吵吵闹闹，却没人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来，弄得隆裕更加茫然不知所措。除了抱着小皇帝大哭外，没有其他办法。

1月26日宗社党的首领良弼被炸身亡，京师震动。王公贵族闻风丧胆，有些人潜往青岛、大连、天津的外国租界，藏匿不出。隆裕更是惊慌不已，为保全清廷，她尽力拉拢袁世凯。她颁发懿旨封袁为一等侯爵，并命退归藩邸的醇亲王载沣亲自到袁的住所传旨，督促袁入宫谢恩。

隆裕一心想用封赏的办法拉拢袁世凯，使他效忠清室，但是袁世凯虽然接受了封赏，但是并不领情，继续进行逼宫活动。

为了夺取全国政权，1月29日袁世凯授意杨度在北京发起组织共和促进会，宣布目前行君主立宪为时已晚，为挽救国家危亡，保全皇室，只有实行共和。催促清廷迅速做出选择，早早退位。隆裕在其催逼下，整日抱着宣统皇帝痛哭流涕。载沣向来缺乏主见，不敢参与决策。皇室贵族束手无策，乱作一团。

隆裕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拖延时日。2月1日，她召开御前会议，提出采取虚君共和政体，即君主不干预国政的办法把皇帝保留下来。孙中山的南京民国政府和袁世凯都表示反对。隆裕无旁路可走，经过反反复复考虑比较，觉得保留性命，退位后享受优待条件，总比覆宗灭族的结局强得多。

无奈。她只好做出了皇帝退位、颁行共和的决定。

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民国政府商谈清帝退位条件。

2月8日，梁士诒携拟定的优待条件觐见隆裕太后。大意是：一、清帝逊位后尊号不变；二、每年由民国政府拨给银400万两；三、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四、宫内的执事人员照常留用，以后不得再招阉人；五、原有之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

另外，隆裕还向中华民国提出请求：“德崇(光绪)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在这些要求都被应允之后，隆裕边流泪边颤抖着拿出御宝，在三道逊位诏书上盖上大印。持续了共268年的大清王朝，在她手里宣告灭亡。

宣统帝的退位诏书起草之后，袁世凯看过，隆裕太后看过，最后正式发布。它大意是这样的：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众化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这么一个重大历史变革，用了很轻松的典雅的文字把它交代了。

宣布共和后，皇室已失去了政权。但清廷在紫禁城中，仍然按照皇室的礼仪，发布上谕。他们靠封建社会长期的影响，靠出卖宫里的珍宝和从中华民国政府领到的优待经费400万两白银，在宫中仍过着奢靡的生活，保持着皇家旧有的淫威。

隆裕太后仍然住在宫中。她心情忧郁，很少与外人接触，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转折，她大概是看透了!

她与宣统帝的关系也日渐疏远，教养侍奉之事，一概交给太监去管。

由于她整日忧郁，精神恍恍惚惚，起居也没有节制，饮食更不加注意，常常让太监拿着水果袋跟着她，每天只吃些水果。这样时间一久，身体生病，到了1913年便卧床不起了。

她去世前，正值深夜，世续、溥伦及载沣在一边侍奉。据说溥伦拟议遗诏，授命醇亲王载沣掌管宫中事务之权，但此时隆裕太后已昏迷不省人事。世续等大声呼唤，不见太后醒来。小德张来到近前，在枕前大声呼唤说：

“现在世续等王爷看太后身体欠安，宫中事务请下旨命醇亲王管理。”这样喊了三次，隆裕才睁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很久才说出一句话：“叫皇帝来。”

太监连忙把溥仪抱到床前，太后指着溥仪，使出全身的力气，慢慢地说：“他太小，你们不要难为他。”

说完，两眼一闭，命归黄泉。

隆裕皇太后死讯传出，袁世凯表示悼念，参议员外交团发了悼唁，国务院及清室为隆裕太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和丧葬仪式，并在故宫太和殿前搭起了彩牌楼。民国对满清皇室真可谓不薄呀!

隆裕的葬礼隆重庄严。除了曾经的王公大臣外，国务院总理和总统袁世凯的代表、各国务员、各局长并各部代表及海陆军等人参加祭典的达三百多人。末代太后隆裕就这样结束了她悲苦、孤寂的一生!也带走了她一生的无奈与酸楚!

5.被皇后桂冠压垮的婉容

婉容，郭博罗氏，字慕鸿，满洲正白旗人，天津前候补道台荣源之女。生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九月二十七日，17岁时通过看照片的方式，在端康太妃(即光绪帝之瑾妃)的极力推荐下，婉容因容颜秀美、家道富裕而被溥仪圈定为“皇后”。

从严格意义上讲，“末代皇后”婉容称不上是清代最后一位皇后。因为清宣统帝两岁登基，6岁退位——清朝寿终正寝之时，逊帝溥仪还是一个天真孩童，尚无妻妾，也就无所谓后妃。但由于“中华民国”的迁就，溥仪18岁前一直保留着皇帝的尊号，不仅在紫禁城的后宫区域内关起门来称孤道寡，而且于16岁时依清旧制册封婉容为“皇后”与其完婚。从此，婉容就有了末代皇后的名义称号。

民国时期的皇家大婚

1922年12月1日，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大婚的日子。在这次大婚中，年方十七岁、仪态万方的婉容被娶为皇后。

婉容自幼长于深闺，姿质天然。据接近她的人回忆，婉容不仅体态娇好，姿色迷人，而且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琴棋书画样样都精，是一位富有教养的才女。但是婉容被册立为皇后，却不完全是因其才色，而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圈定”。

1921年初，溥仪刚满十五岁，逊清皇室就开始为溥仪的婚事做准备。端康太妃和敬懿太妃都想让自己的亲信当选皇后。在议婚时争执不下，最后拿出一张照片让溥仪本人来确定。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道：“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溥仪圈定的这一位是满州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这正合敬懿太妃的意。但端康太妃竭力反对。溥仪只好又在她满意的照片上面了一个圈，这就是婉容。最后在宫中两派争斗下，婉容被册封为皇后，文绣被立为妃子。

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皇帝宣统，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婉容皇后，从而揭开了末代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婉容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当时清廷已被推翻十一年，中国社会已进入民主共和时代，但末代皇帝婚礼之隆重，较之以往帝王的婚礼毫不逊色。

清宫钦天监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从宫内出发。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着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算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而且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不妨碍礼仪的举行。

载涛贝勒负责总办大婚典礼的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查阅了《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朱益藩、绍英、耆龄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远。这不过是预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就算是花了四十万元，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二十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但据知情者说，清朝宫廷里有惯例：皇室的花销中包括了养活内务府人员所需的费用，所以内务府呈报的商品价格往往高出物品本身的许多倍。例如，一个鸡蛋要报三两银子。曾有一个掌故就是说明这种情况，有一天，溥仪问自己的老师今天早饭吃了什么，老师说吃了两个鸡蛋，一个果子。溥仪便惊诧的说，老师你真是太奢侈了，这在宫廷里可要花十几两银子。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猜想那巨额的婚礼费用，有多少是落入了皇宫仆人的腰包。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中华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答复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捡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的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年11月2日用十一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隆裕太后代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基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凤舆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时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唯一一次机会能够通过午门的中门。这真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哪里是简单过一道门的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因此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匾，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婉容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起来。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门额也装饰成了彩棚。从婉容娘家住所到皇后宫邸，沿途更是观者数万，军警林立。汽车、马车、洋车难以计数。迎亲队次序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厅马队、保安马队、军乐两班……最后是皇后所乘的二十二抬金顶凤舆及清室随从。参加庆贺瞻礼的显贵达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议员二十余人，外国要员二十余人。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官。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间的桌上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放置着“金册”，西桌放置着“金印”，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的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官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响。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正天使载振和副天使昭煦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官时，“中和韶乐”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布置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

凌晨一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等四位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润良和皇后之弟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种礼节等同于最尊崇的跪拜——九次屈身叩头”。行礼毕，接受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姜婉贞等又为皇后升入凤舆而准备了。她们先燃藏香，在凤舆内熏绕一圈儿，再熏皇后用以盖头的锦帕。熏完，将凤舆内正中那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移到旁边，请皇后手执苹果和如意，搭上盖头，升入凤舆。待首领太监刚刚垂下舆帘，抬轿的太监们便一个个伸直了腰板，经过内院、外院，一直抬到皇后府邸大门外，再换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打道回宫。

凤舆经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又被缓缓地抬到景运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就在这大理石台阶下最后被撤去了，接过轿杠的太监们庄严而谨慎地把凤舆一直抬到乾清宫前正冲着皇帝宝座的地方放下。从东华门到乾清宫，所经各门门座前后全部铺设了棕毯，凤舆起落的几处地方铺设了红毡。

照满族传统，新郎要在新娘下轿之前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为的是赶走黑煞神以确保平安。对于皇帝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须接受惩罚。起初溥仪挺有兴趣，接过箭来要射，却被姜婉贞挡住了。她考虑到溥仪高度近视，大婚典礼的场合又不能戴眼镜，一旦失手伤了皇后就不好办了。溥仪听了这话有道理，也觉得没必要墨守陈规陋习，遂临时传谕把射箭仪式免了。

按清宫祖制，在皇后下轿之际，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亲率女官和宫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与皇妃间的等级尊卑。溥仪想想似也无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让淑妃别下跪了，于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礼。

溥仪被引导着先往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去了，有资格随凤舆来到乾清宫的王公大臣、清室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师傅们也都退去了。凤舆周围只剩下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女官和太监，皇后这才由人们拥戴着走出凤舆。姜婉贞立即上前接过皇后手持一路的苹果和如意，又递给她一只宝瓶。这都是大婚典礼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随后，搀扶仍搭着盖头的皇后，在手执珠灯的女官导引下，经东隔扇，进坤宁宫，来到东暖阁前。

在这里，新娘还必须照满族习俗先迈过一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以期将来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然后再跨过马鞍和苹果，企望婚后的日子平平安安。这些仪式完毕，姜婉贞才接过皇后手中的宝瓶，把她领到皇帝面前。这时，有人向溥仪呈递一杆新秤，请皇上用秤杆揭开皇后的大红盖头，这大约是满族人让新娘计划柴米、俭朴度日的习俗。姜婉贞颇为细心，生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皇后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那杆秤。其实皇家的新娘谈何节俭?于是溥仪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脸上的盖头，第一次看到她美丽的面庞。

经隆重仪典迎娶来的婉容，等待她的却只是冷落和孤寂。按理来说，新婚当夜，揭开了红盖头、同食“子孙饽饽”、“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从国外购置了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他将婉容孤零零地留在坤宁宫的新房里。新婚之夜遭如此冷落，婉容深感苦闷和委屈。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这是溥仪在四十年后自己写在回忆录里的话。

一段和谐但并不美满的婚姻

红色的宫墙并没有阻断婉容与西方“新式教育”的联系，因为有“思想上很对劲”的溥仪的支持。起初溥仪给婉容延聘两位师傅：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显然都与婉容在天津念书的那个教会学校有关，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选。不久，伊莎贝尔·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她与婉容也是旧相识。她们不但教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的风物知识。

婉容的师傅们颇受礼遇。她们每天下午入宫授课，届时总有几乘二人肩舆在神武门内迎候。酬谢金也是可观的，逢年过节都有丰厚的赏赐，此外还有俸禄。据清室内务府1924年1月间的规定：马修容和英格兰木每人月薪大洋三百元，按时价可买一百五十袋“洋面”。任萨姆的月薪自然更高些。

婉容深受师傅们的影响，和她们相处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文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这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婉容给溥仪写英文短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婉容也读过一些书。据在储秀宫侍候婉容起居的太监赵荣升讲，清宫里的寡妇妃子们每天生活都很无聊，平时闲得慌就练练字、绘绘画而已。婉容年轻，还常常看书，对写诗填词也有兴趣。溥仪出宫后人们曾在储秀宫发现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两首词作：

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悦。思虽苦。心还慰，只有单思无了时。采莲莲花开，君王卧病帐不开。采莲莲叶长，桶役宫人来逞强。采莲莲结子，桶役宫人炊豆子。太不良，大不良，赛虎狼，赛虎狼。黑心肠，黑心肠，无法偿，无法偿。狂风扬，狂风扬，天地昏暗日无光。

桃花宫，桃花院，桃花院内桃花殿。桃花殿，桃花帘，桃花帘内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癣，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气如兰，桃花齿，似叶烟，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词无题，系闺中相思之作。词句整齐、浅白，比喻则切、新鲜，感情真挚，有如瀑布直泻，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从内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怒。这愤怒显然来自于不正常的婚后生活。第二首，原题《桃花歌》，用拟人的手法，宣泄了作者在情场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对象，讽刺、挖苦的对象，就是淑妃文绣。

在溥仪的历史档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迹，大多为钢笔写下的中、英文书札以及诗文作品和日记等，也有少数毛笔小楷字迹。语句文白相间，但错别字不少。书法尚可一观，只是没有找到她的绘画作品。据说她也和溥仪一样，能绘几笔画。她与宫内外的画家也有交往。美籍华人女画家杨令，当年曾进宫为婉容“写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图：婉容站在山水屏风前的地毯上，凤冠凤袍，全副旗人装饰打扮，显得高大、端庄和美丽。到天津以后婉容还专门聘用了绘画教师。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太监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得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加速开车。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六十至七十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报》登载了《溥仪夫人省亲》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鹄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信任的。这从建福宫失火后溥仪要婉容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来。1923年夏初，溥仪为查明珍宝失盗缘由，下令清查库存珍宝。偷盗的太监们为销赃灭迹，便放火烧掉了建福宫和附近十几座楼台亭阁。此时宫中又出现了太监报复伤人事件。溥仪想到平时他对太监的残暴，怕他们对自己行凶报复，就想挑一个可靠的人来为他守夜。挑来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让婉容整夜守护在养心殿内为他壮胆。这段时间，两人感情还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当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就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都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六百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悲惨的结局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悦和谐，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那就是在他俩之间还有溥仪的淑妃——文绣的存在。文绣，字蕙心，是满族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她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早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较好，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溥仪待文绣开始时也还较平等，比如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总是让婉容、文绣一起出面，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但是，婉容却对此大为不满。

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婉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和衣食豪华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深深地陷于痛苦之中。新婚不久的皇后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次年2月移居天津张园。按照《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已“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份。

出宫后的婉容似乎精神焕发了一阵，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再加上她纤柔秀美的音容笑貌，一时成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既时髦又风流的消遣方式：看戏、跳舞、溜冰、玩球……对她吸引力最大的则莫过于到各大百货公司购物，反正有溥仪付钱，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肆挥霍，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回忆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当时，寄寓在天津的皇室是靠典当以前从故宫偷出来的文物才维持着表面上奢侈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经济上就逐渐不支，当然也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了。

新的环境并没有改善婉容与溥仪的关系，他们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普通夫妇间的那种恩爱、真挚的感情。一则因为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自己后来才领悟到：“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虽然遇有应酬时他也让婉容出面，但在溥仪的眼里，婉容只不过是一个应景的摆设。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靡，常常夜不成寐，终而得了神经衰弱症，而且鸦片瘾也越来越大了。

1931年秋，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皇妃革命”，使溥仪的家庭生活骤起波澜——淑妃文绣因忍受不了不平等待遇而离家出走，最终与溥仪协议离婚。这件事并没有使婉容得意太久，长期以来，她的任性、孤傲已经越来越引起溥仪的不满，这次“皇妃革命”给溥仪带来的烦恼也就更多地迁怒于婉容了。

同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才在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川岛芳子的哄骗下由天津到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己也随之落入了阴谋的陷阱。1932年3月8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便又是“执政”夫人了。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几栋小楼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办公则在勤民楼。当婉容开始看到溥仪竟然“宵衣旰食”，每天那样勤勉地办理“公事”，心中似乎对恢复旧日的天堂也产生过些许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不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就连婉容也察觉到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原有的苦闷和新添的愁思使婉容的旧病日渐严重，不到两年的时间便由神经衰弱而发展到精神失常的状态，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摆设摔得粉碎。

婉容虽然在精神上呈病态，并且颜面已渐露青灰色的烟容，但她仍不失为一个俏丽的女子，在身体好些时候，她还是要悉心打扮起来，或以其他方式享受一下的。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二十七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丝绸，还有各种花色的日本、印度、法国的上等毛、绸、纱料。她每个月可以有三千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乐趣……然而，“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方面在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时，为了炫耀中日“亲善”而让婉容随溥仪在勤民楼参加了一次接见外，她在以后的近十年中再也没有以“皇后”身份公开露面。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溥仪与婉容关系的彻底破裂是1935年发生了婉容与溥仪的随侍发生暧昧关系而致怀孕的事情。这件事激怒了溥仪，虽然一个可怜的女婴刚刚降生就夭折了，但溥仪仍然认为这是婉容不可饶恕的过错，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仅仅两年的时间，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疯子。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还要吸鸦片。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溥仪派了两名太监和两个女佣伺候她，她病得最严重时两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她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1945年8月，随着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已现端倪。侵华日军开始准备退路，同时要溥仪带着家人退守南满，将“国都”迁到通化。8月13日，刚到达位于中朝边境的通化大栗子沟，8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溥仪准备随日本人经由沈阳转赴东京，于17日带着溥杰等人匆匆离去，剩下的人只好另想办法。11月份，天气渐冷，这一行人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住下来。不久，临江解放，他们又随着解放军从临江转到通化，经过八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于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长春。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遍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于是人们先后离去，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其实，婉容在长春有不少亲友，他们靠国戚的身份得到过那么多的荣华富贵，但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接她走。后来，解放军撤出长春，只得带着婉容一起走了。”

李玉琴离去以后，婉容最亲近的人物嵯峨浩还在她身边。嵯峨浩这时经过严格审讯也被宣布释放了。恰在此时上边又来了命令：为了防备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长春，将把婉容等转移到吉林市。对嵯峨浩来说有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一条是携婉容留在长春再寻生路，另一条是随部队转移，借以照顾病弱不堪的婉容。他不忍心丢下婉容，自愿选择了后者。

“闷罐列车”把婉容和嵯峨浩等最后一批皇族成员共六人载到吉林市，并将他们关进拘留所。拘留所的条件恶劣可想而知，关进拘留所的婉容再也得不到鸦片供应了。她时而疯狂呼救，时而痛苦呻吟，时而圆瞪双眼似乎透不过气来，时而又躺在地板上翻身打滚。她被烟瘾折磨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

因为国民党部队攻城在即，婉容等人又乘上没有座位但有窗户的“运兵车”，经敦化赴延吉。在延吉监狱里，有包括婉容在内的六个人。这时婉容已经严重虚弱，以至于走路都没有力气，在那里，她的病情继续恶化。

6月10日传下一道命令：将婉容、嵯峨浩等六人转往牡丹江，再赴佳木斯。考虑到婉容已经不能走路，还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以便在监狱到火车站这段路程上代步。然而，监狱负责人很快就发现婉容已是完全不能经受旅途折腾的人了，“如果她死在半路上不如不走的好”。六天之后嵯峨浩等五人被押送到佳木斯，他们是在登上火车后才得知婉容已被留下不再随行的消息，明白他们跟婉容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不久，这五个人在佳木斯获释，随即各奔他乡。

留在延吉监狱中的婉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皇族成员，孤独地度过了悲惨一生中的最后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