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

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1949年初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乃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文坛爆出一桩自杀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对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的关注：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与身份，自然是别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本文将就此讨论五个问题。

一、沈从文为何自杀？

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8年11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以及1948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¹⁾的自杀，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1948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²⁾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起步。”⁽³⁾十三年后的1961年，沈从文又如是谈到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生在这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⁴⁾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判断，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说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能适应这个由“思”向“信”的历史大变动吗？

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作为一个“文法部门”的知识分子（即今天所谓人文知识分子），能够放弃“思想”吗？“我思，我在”⁽⁵⁾，“思”对沈从文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岂能轻言放弃？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的，是无法“忘我，无我”的，“我持”越强越难做到。⁽⁶⁾

二、作为一个“内向型”的知识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有“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样的怀疑主义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知识分子，能够和需要“单纯信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吗？⁽⁷⁾—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对“不满意于现状”的“感觉灵敏”的“文艺家”的命运的思考。

三、作为一个固执的“乡下人”，“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这样的生活理想的“旧小说”，是自己多年来抗拒现实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堕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够轻易割断的吗？⁽⁸⁾这背后似乎还隐含着对“乡土中国”的消亡的疑惧。

这已经涉及到新时代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视为生命的文学上的成绩的问题。本来，沈从文对于在“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是有思想准备的⁽⁹⁾，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实是大有来头的。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电，内称：“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¹⁰⁾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是严重的，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¹¹⁾。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则说是“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¹²⁾。总之，“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¹³⁾，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的“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那句著名台词。担忧“革命胜利了，知识分子却毁灭了”是从海涅开始的世界知识分子历史所共有的命题。⁽¹⁴⁾

这样，沈从文的困惑乃至恐惧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存在论的层面：“绳子断碎了，任何结子都无从……”，“你是谁？你存在——是肉体还是生命？”，⁽¹⁵⁾“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旧存在”⁽¹⁶⁾，“革命来临以后”，我将“如何自处”？⁽¹⁷⁾“我（的）‘意志’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¹⁸⁾，“我实在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¹⁹⁾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共同构成的“无边无际的海洋”（这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说的有形之阵与“无物之阵”）里，“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惧⁽²⁰⁾。他说“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²¹⁾，以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²²⁾。因此，确如论者所说，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都是有“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的⁽²³⁾。如果说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说的存在于“抽象”里的“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和现实人事之间的巨大冲突所引发⁽²⁴⁾，他尚能够在其间“推挽撑拒”；而到了1949年，沈从文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只要被体制拒绝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门都关得严严的，没有一处可以进去。全个社会都若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²⁵⁾。

于是，沈从文就深深地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的折磨之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

首先是被时代、历史、社会抛弃的“游离感”：“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²⁶⁾。沈从文想起自己一生都是“完全游离于生活之外，作一个旁观者”，这难道就是一种宿命？⁽²⁷⁾他觉得自己像“失去方向的风筝”漂浮在天空，“不辨来处归处”；在刹那间，他甚至产生了自己的生命（肉体的与精神的）“游离四散”而“破碎”的幻觉⁽²⁸⁾。在幻觉消失以后，他又如此冷静分析这样的游离状态给自己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²⁹⁾：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³⁰⁾这样的孤立感对沈从文是致命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幻觉：“向每一个熟人鞠躬，说明不是一道。／向你们微笑，因为互相十分生疏，／而奇怪会在一起如此下去。／向你们招呼，因为可以增加生疏。／一切都不可解，却始终得这样继续下去”⁽³¹⁾。这样的在“熟人”（知识分子群）中的生疏感、异己感，其实是早已存在于沈从文心灵深处的：他无法摆脱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与情结。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就提醒说：“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³²⁾而对那些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条线的：他后来就谈到自己和胡适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谈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³³⁾。而现在，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和这些朋友的隔膜。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这些留在大陆，聚集在清华园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心境：“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³⁴⁾沈从文对老朋友的乐观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若勉强附和……，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³⁵⁾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不过是他早已看惯的“城里人”的“世故”⁽³⁶⁾，是自己这样的固执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自己只有孤身坚守了。但却因为坚守而被朋友“当了疯子”，这是沈从文最感惊心的：“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³⁷⁾。这样的亲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参预谋害”的幻觉，是足以使沈从文崩溃的。—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

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又这样写道：“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³⁸⁾这样的“家庭破灭”几乎把沈从文的恐惧与疯狂推到了顶端。关于家庭危机，沈从文有两点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谈到自己这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³⁹⁾。这里谈到“生活不严肃”，所暗示的自然是沈从文的家庭感情危机。过去已有学者考证、研究过沈从文和诗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恋，⁽⁴⁰⁾2009年《十月》2期发表了新发现的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摘星录》和《梦与现实》的初刊稿，所写的正是沈从文的另一段婚外恋情，《摘星录》即是这样的爱欲经验和幻想的产物，也就是这篇小说被许杰等作家批评为“色情作品”，郭沫若直斥沈从文的作品为“粉红色的反动文艺”，其主要依据大概也是这篇作品。而在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这些婚外恋是引发了家庭危机的，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沈从文频频谈到精神的疯狂与自杀欲念，其中一个重要触因就是“主妇”的态度“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⁴¹⁾在感情与家庭危机过去以后，沈从文在1945年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写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坦承自己“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世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并无法摆脱“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这都造成了“情感泛滥”而给家庭带来“危险”，他说自己为此“战争了十年”，并表示“我得从公民意识上，凡事和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最后，“我”又被“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幻念”带到了“疯狂”，在“无边际的思索”所产生的幻觉中走向滇池，在往前一步即陷入死亡的深渊的那一瞬间清醒了：“我得回家了”，“我”又回到“主妇”身边，但还是“遥闻一种呼唤招邀声”。⁽⁴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无边际思索—疯狂幻觉—自杀欲念—回家欲念”的心理模式，在我们所讨论的“1949年沈从文自杀事件”中再一次出现了，或者说被延续，发展了。这一次并没有“感情泛滥”造成的家庭危机，但郭沫若“反动黄色文艺”的指责，则显然会引发本已趋于平静的感情的痛苦记忆，将沈从文置于道德审判台前，而这样的道德审判又显然铺垫了政治审判：在郭沫若的声讨中，“黄色”是为加强“反动”的罪责的。这样的家庭情感危机与政治的纠缠，对沈从文是最具杀伤力的：既使他有口难辩，更让他感到恐惧。

于是，就有了在给丁玲信中沈从文的另一方面的暗示：“欲使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对我的处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溃恐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⁴³⁾现在没有材料证实组织在鼓励主妇离开沈从文，他的这一暗示或许有幻觉的成分。但有一个事实，连沈从文也很快就觉察到了：在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转折时期，每个人都必然要卷入政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沈从文因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政治无所不在》，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对新社会的第一个观察，而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政治浸入了孩子的生命已更深”。这对沈从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在1948年决心留在大陆，就是因为“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船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做牺牲”。⁽⁴⁴⁾现在，孩子（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主妇”）都并不困难地接受了新政治，新社会，而自己却因为“乡下人”的固执多所疑虑，这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家庭冲突。《政治无所不在》一文里，就写到“我们共同扮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⁴⁵⁾这落泪是动人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沈从文终于明白，他如不改变自己，不“向人民投降”，⁽⁴⁶⁾不仅为社会所不容，“即使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⁴⁷⁾家庭是沈从文，也是所有的人，在大时代的飘摇中，最后一块安身之处，立足之地，现在也发生了被拒斥的危机。沈从文的游离感、孤立感都发展到了极致，已是他极度敏感的心灵所难以承受，而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又极度地强化了他的恐惧感，他终于到了“疯狂”的绝地，在“投降”之前，只有借“彻底休息”保留一个完整的自我来作最后的挣扎了。

以上的讨论，说明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于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沈从文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危机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家庭情感危机和政治的纠缠，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再发生，这也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现象。

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置之绝地而后生，在沈从文的疯狂与自绝中也孕育着新生。正像前文所分析的十年前的那次情感的、家庭的、精神的危机止步于自杀的边缘，最后“回家”了；这一次，在自杀被救以后，他也是“回到家里”，“终于还被大力所吸引，所征服”，“被迫离群复默然归队”了。⁽⁴⁸⁾—这样的“默然归队”，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知识分子中也是具有典型性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沈从文的“归队”，并不完全出于外在的压力，也不完全被动。我们首先注意到，沈从文是一个具有极强的承担意识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这是沈从文一切思想与行为选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观察、研究他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点。他是不能想象自己永远被游离于社会、人群之外的，他觉得这样的游离状态，是“极离奇”的：“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代过程中，竟把脑子毁去？把和社会应有关系与自己应有地位毁去？”⁽⁴⁹⁾对沈从文来说，这些“爱”，这些“关系”，这些“地位”，都是一种责任；不管外在力量怎样拒斥、孤立，他依然要“归队”，回到时代、历史潮流中，尽到自己的一份公民的职责，即使社会不给他机会，他也要“等待”。他在从自毁的迷误中清醒过来以后说：“我明白了‘等待’二字具有什么意义”，“等待”成了他此后主要的生命词。⁽⁵⁰⁾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的“归队”，也是有内在依据与可能的。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沈从文怎样找到自己的生命和“新社会”的契合点，作为联结的通道？也就是说，他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又“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从而形成了他的“新思想”？

“文革”期间的1968年，沈从文写了一个申述材料，回顾1949年以来的人生之路，说到“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活是党为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⁵¹⁾1983年他在一篇文章里，也说自己“卅年学习，前后只像认识十一个字，即‘实践’、‘为人民服务’，和‘古为今用’，影响到我工作，十分具体”。⁽⁵²⁾—这两段话，特别是“文革”期间的申述，自会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但沈从文的态度是认真的，大体上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的，并且对他的基本思想作了一个概括，因此，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依据。结合他各个时期的言论、文字，我以为1949年以后沈从文的“新思想”大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沈从文的“新爱国主义”思想

在1968年的申述中，沈从文说到党对他的“挽救”，以及“余生为党做事”的意念。这或许有时代印记，但他在1949年那次自杀以后，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是事实。而这样的接受又是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1951年沈从文在给朋友的通信里，提出了一个原则：“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而他的“爱”，首先是对国家的爱：“我爱国家，因为明白国家是从如何困难挣扎中建立起来的”，“我是个中国人……怎么能不爱？”⁽⁵³⁾这是沈从文以及他那一代和国家、民族一起饱经历史沧桑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他们的思考与行为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沈从文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必须牢牢把握的另一个要点。他们正是从对国家、民族的刻骨铭心的爱出发，对他们并不习惯，甚至有所抵牾的新中国、新社会，采取了努力理解的态度，这就是他们最终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基础。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948年，沈从文就已经说过：“重要处还是从远景来认识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国家明日必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更多方面机会的发展，事无可疑。只不过进展方式，或稍稍与过去书生所拟想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一切历史的成因，本来就是由一些抽象观念和时间中的人事发展相互修正而成。书生易于把握抽象，却常常忽略现实。然在一切发展中，有远见深思知识分子，却能于正视现实过程上，得到修正现实的种种经验。”⁽⁵⁴⁾—这里谈到了“书生（按，在另一封信里，沈从文称为‘自由主义书呆子’⁽⁵⁵⁾）所拟想的蓝图”，是对他自己的建国设想的一个反省。沈从文说自己的思想与创作倾向是“自由主义偏左”的，⁽⁵⁶⁾并自称“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文学中的观念革命家”。⁽⁵⁷⁾这大概是符合实际的：沈从文曾把他的“人类社会理想”概括为“使人乐生而各遂其生”，并认为是和“人类大同的愿望”相“一致”的，这或许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显然有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的影响；⁽⁵⁸⁾而他的实现理想的建国之道，又是“专家治国”，“以为是可以从社会上各部门专家抬头，而代替了政客官僚军阀，知识能代替武力和武器，应用到处理国内问题时，就可以达到目的”，⁽⁵⁹⁾而沈从文更看重的是文学艺术的作用，以为“如把文学艺术作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教育与启迪，形成多数人对于国家进步的一种新态度，新观念，由矛盾对立到和平团结，是势所必然。既深信文字的效果，且认为凡事能用文字自由讨论，就可望有个逐渐合理的明天，带来些新空气，新理解，足以将这个乱糟糟的统治现实加以改造”⁽⁶⁰⁾：这就更是书生空谈了。而且“专家治国”的理念（这是沈从文和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点）又是和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专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多少有些矛盾。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成立，是人民武装革命胜利的结果这一现实，使沈从文，以及和他有类似想法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老实承认在革命现实发展中，文学艺术已落于军事政治发展之后”，⁽⁶¹⁾就像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时所说的那样，“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⁶²⁾正是这种“罗亭式的空想空论，和现实接触后的破灭”，⁽⁶³⁾成为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内在逻辑起点。

沈从文在1956年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的道路时，特地谈到与“年过七十，在本世纪初，和帝国主义者办过交涉极久的叶公绰先生”的一次谈话：“他说，有两次关于国家重要消息使他流泪：一回是孙中山先生宣布辛亥革命成功，另一次就是毛主席在人民政府成立时，说的中国已经站起来，因为都和反帝有关，和对于国家新的转机有关。”沈从文表示：“我想凡是年在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叶老先生具有同感的一定不在少数！”⁽⁶⁴⁾在此之前写的一篇文章里，他更是强调一点：“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百年特权，一下铲除，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事，是史无前例的。”⁽⁶⁵⁾—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沈从文和他那一代有着民族屈辱记忆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社会的接受，其最初的因缘，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束了中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半殖民地的历史，民族得到解放，国家得到独立。这样的感受，在沈从文这里是刻骨铭心的，在他以后的著作、书信里，不断地谈到中国必须“成为世界上一个大强国”，以防止“任何帝国主义者”的“侵犯”，⁽⁶⁶⁾这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样的独立、强国梦，对帝国主义侵犯的警惕，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情结，也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认同点，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沈从文在谈到“知识分子和新社会的关系”时，谈到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外”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国家独立、富强这样的“共同进步目标”，像自己当年那样，“另有企图期望”，则“容易转成空想”，实所不能；二是“寄托依附于其他国家势力下”，“即容易成为民族罪人”，实所不取；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放弃旧立场，抛掉旧观点”，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至少可以在国家建设上发挥自己的作用。⁽⁶⁷⁾

因此，就有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认同理由：“一个多变易的时代，必有个集团并善于运用集团方能成事”。⁽⁶⁸⁾于是，人们很容易就发现，在沈从文的文章、书信里，出现了四个他过去著述里从未有过的新词语：“组织”、“动员”、“计划”和“领导”。这都是他反复强调的：“格外重要”的是“个人和国家在有组织有计划中的发展”，“这种种，无不得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可能来实现一个伟大美丽的新中国”⁽⁶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能把蕴藏在中国人民内部无限丰富的智慧和创造热情，全部解放出来，纳入国家计划中，运用到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上去，实现国家发展的远景”⁽⁷⁰⁾；“人在组织中动员起来时，实在是不可想象”，“人力的动员如此伟大，个人处身其间，不免越来越感觉渺小”⁽⁷¹⁾；“这次下乡四月，深深明白‘集体主义’和组织领导的重要性”⁽⁷²⁾，等等。—这里显然存在一个逻辑：国家必须在“有组织有计划中”发展，特别是东方落后国家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动员，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与力量；而要做到这样的全民族、全国范围的“组织”、“动员”和“计划”，就必须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的集团来领导。这就意味着，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接受，是建立在通过组织、动员与计划的力量，实现后发国家跨越性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同基础上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沈从文现在认同的“国家”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国家”，对于一个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沈从文也就因此解决了长期困扰着他的两大问题。首先是和“政治”的关系。沈从文并不讳言：“‘政治’二字给我的印象，向来就只代表‘权力’，与知识结合即成为‘政术’，在心里上历来便取个否定态度。只以为是一个压迫异己膨胀自我的法定名词。”但是，他现在终于认识到，“政治无所不在”，“人不能离开政治”，自己过去那样逃避政治不仅是自欺欺人，更是“对社会进步要求的责任规避”。尤其重要的是，现在，他在“官僚政治”之外，还发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前者是他深恶痛绝，避之不及的；后者他即使并不完全理解，却是可以接受，愿意适应的。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在他看来，是用权力来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服务的，并不追求一己私利，也不会压迫异己者。因此，他尽管也知道“一个普通人，实不容易如政治家那么理解政治，适应政治”，但他依然愿意努力“改造”自己，以融入这样的新政治中⁽⁷³⁾。他大概认为，这是实现他在1948年提出的一个理想的契机：“国家社会能在一个合理管制领导下向上向前。万千人必忘过去仇恨，转而为爱与合作，一致将热忱和精力为新社会而服务”，⁽⁷⁴⁾他是愿意为这样的国家、社会理想献身的。

在《政治无所不在》里，沈从文还谈到了他的第二个新认识：“人不能离群”，并且是“离群必病”⁽⁷⁵⁾。这大概是他这一次“疯狂”而自闭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他在病后所写的诗里写道：“一个人被离群方产生思索”，而思索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个人群的新法则”。他终于“重新发现了自己”：“我原只是人中一个十分脆弱的小点／却依旧在发展中继续存在／被迫离群复默然归队，／第一觉悟是皈依了‘人’”；“终于还被大力所吸引”，“为完成人类向上向前的理想，／使多数存在合理而幸福，／如何使个别生命学习渗入这个历史大实验，／还是要各燃起生命之火，无小无大，／在风雨里驰骤，百年长勤！”⁽⁷⁶⁾—这里，既有人性的“皈依”：在充分认识人性的群体性的基础上，自觉将个体生命回归群体之中；同时，也还包含有被时代的“大力”所吸引，融入“历史大实验”中，为“理想”，为“多数存在合理而幸福”，而无条件牺牲个人的生命欲求，而后者是接近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观念，即诗里所说的“人群新法则”的；前文提到沈从文在经过土改实践，“深深明白”了“集体主义”的“重要”，是真实反映了他的新思想的。

因此，沈从文有充分理由宣布，他获得了“新的理性”⁽⁷⁷⁾。这大概包括了前文所提到的国家独立、富强梦，“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观念，党的领导，“人不能离开政治”，“人不能离群”的理念。沈从文在另一篇文章里，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爱国主义”的概念⁽⁷⁸⁾，其内涵应该也包括这几个方面。

这样的“新的爱国主义”、“新的理性”，显然是对新社会的一个“适应”，对其原有思想的一个调整，以至转变；但也有“坚守”，因为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新社会的接受与认同，是以这样的新领导方式、新国家、新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有利于他的“使人乐生而各遂其生”、“万千人忘去过去仇恨，转向求爱与合作”的理想的实现为前提的。因此，当以后的发展，越来越走向“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距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时，沈从文想适应也适应不了，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之中，并且完全无能为力，这都是可以想见的。

更重要的是，起初，沈从文对党的领导的接受，尽管也存在外在压力，但仍然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自觉选择，是自有逻辑的。但随着组织规约的加强，就越来越显得被动了。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他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实际处境。在给大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得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毛病实在更多，今年就下定决心更改。几年来我记住丁玲告我两句话，很得益，她说‘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这话的好处。盼望你也记住他”⁽⁷⁹⁾。这样的接受，是以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为背景的，显示的是反右运动的威慑力。对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就意味着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沈从文在1960年写给大哥的信里，说出这样的话，就不是偶然的：“大处全有党在一盘棋下掌握，不用担心了。惟小处总还是就地要人肯热心做事”⁽⁸⁰⁾。那个一直在关心、思考民族的未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承担意识的沈从文，就这样发生了“转变”。当然，沈从文还在挣扎，这是我们在下文要讨论的。重要的是，这样的“转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⁸¹⁾。

（二）沈从文的“新人民”观

沈从文一直是以“乡下人”自居的，这是他最看重的自我身份，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他的一个情结，其中夹杂着自傲与自卑。这也是我们观察、研究沈从文必须把握的另一个要点。

沈从文曾一再说他“和人民中的船夫、农民、兵士、小手工业者，感情易相通”，⁽⁸²⁾因此，他总有“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的冲动。⁽⁸³⁾在他的精神迷乱中，不断出现翠翠的形象，他说他在“搜寻丧失了的我”，那么，那个本真的“我”是应该在翠翠们中间的。⁽⁸⁴⁾因此，他在择路的困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到这些普通人民中寻找出路与支撑：“只想想，另外一片土地上，正有万千朴质农民，本来也只习惯于照料土地，播种收获，然由觉醒到为追求进步原则，而沉默死亡，前仆后继，永远不闻什么声音，这点单纯的向前，我们无论如何能把自己封闭于旧观念与成见中，终不能不对于这个发展，需要怀着一种极端严肃的认识与注意！”⁽⁸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沈从文所关注的“农民”，是“觉醒”的，为建立新中国而“前仆后继”地牺牲的新农民，沈从文说为了要打破自己“封闭”于“旧观念与成见”的状态，就必须把握这样的“发展”，显然是要通过对这些觉醒的农民的关注，来寻找和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沟通之路。因此，当他的老朋友杨刚代表时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沙可夫、吴晗等人表示：“我和许多朋友都相信你最终是属于人民的”时，⁽⁸⁶⁾应该是使陷入绝望中的沈从文看到了希望的微光的。

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沈从文于1950年初，到华北大学学习，这是他和革命与新政权的第一次接触；但真正触动他的，却不是那些抽象的革命理论，他说“在此半年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⁸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和他此后的一生。因此，如前文所引述，直到“文化大革命”时（那已经是十八年以后）他还是说是“那个老炊事员”“稳住了我，支持了我”。⁽⁸⁸⁾这样，这位老炊事员在沈从文这里就具有了象征的意义。那么，沈从文在“老炊事员”身上发现了什么呢？沈从文在谈到他在土改中所接触的农民时，曾经说过：“好些方面，这些人的本质都和我写的三三、萧萧、翠翠相似，在土地变化中却有了些新的内容。”⁽⁸⁹⁾沈从文对“老炊事员”也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而他最看重的，却是那些“新的内容”。他看到的是新的觉醒：“明白意识到自己作了主人”，“明白国家是老百姓自己的，自己的事自己做，齐力合心好好的做”，“明白爱国家为人民做事，大小都是一样”；新的道德：“一切为人而无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的作风：“素朴而忠诚”，“话虽说得极少，事情总做得极多”，“在沉默里工作，把时代推进”。⁽⁹⁰⁾沈从文说他发现了“一种新的人民典型”。⁽⁹¹⁾他也因此懂得并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文化”，却“在阶级社会里，历来被统治阶级所忽视轻视”，“从不曾在历史文化中得到应有位置”，新社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劳动人民成为“主人”。这样的“新人民观”也是沈从文的“新理性”，无疑是对他的“乡下人”情结的一个理论提升。沈从文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万万人民来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既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⁹²⁾他更是从炊事员“老同志”的“在沉默里工作，把时代推进”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详作讨论。

这里要强调的是，沈从文因此找到了他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新社会最基本的契合点，一个最重要的认同基础。在他的新理解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让老百姓翻身”的历史变革⁽⁹³⁾；共产党及其领袖“代表的是万万劳苦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声音”⁽⁹⁴⁾；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向前向上进步思想，在中国和万万觉醒农民单纯素朴人生观的结合，也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式样”⁽⁹⁵⁾。原本充满疑惧的革命、新社会、新意识形态，经过这样的转换，就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被“乡下人”沈从文接受了。

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还在对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的鄙夷与批判里，找到了他和新意识形态的认同点。这几乎是他在1950年前后，也即他的思想转变、归队时期最喜欢谈论的话题：“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所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而健康”⁽⁹⁶⁾；“这些人（按，指土改中的农民）真如毛文所说，不仅身体干净，思想行为都比我们干净得多”⁽⁹⁷⁾；“我们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不中用之至，甚至于可狗屁之至”⁽⁹⁸⁾；“到农村看看，才明白在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过的生活，实在还是剥削国内工人和农民劳动果实，不大合理。如有人民良心，要靠拢人民”⁽⁹⁹⁾。“乡下人”的自尊，在新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依据；沈从文也因此比较容易地接受了“知识分子必须改造”的思想。而这样的改造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因为真正到了农村和乡下人接触，沈从文却发现，“我似他们可不是他们。爱他们可不知如何去更深入一点接近他们”，“某一点极理解，某一点却如隔着一层东西”⁽¹⁰⁰⁾，于是，他明白了，自己“虽来自民间，却因为到都市一久，如同迷失了方向，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乡下”⁽¹⁰¹⁾，这给他带来了真实的痛苦和负疚，他真诚地检讨着自己，愿意接受改造。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他也这样忏悔：“想想五六亿人民都是常年贴身土地，为生产而劳作，我只有惭愧，别无可说。”⁽¹⁰²⁾

但就是这“别无可说”，暴露出了引起沈从文共鸣的，将农民理想化，以此贬抑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思想的负面。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而言，这是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的理论依据；而在沈从文这里，就成了他接受改造的心理抚慰。

而沈从文将他们视为乡下人天然的，永远的“代表”，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当沈从文真诚地宣布要将“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作为自己的一个“不变”的“根本原则”⁽¹⁰³⁾，他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样的“大多数”、“人民”、“长远”的利益，是由谁来确定的？在实际生活里，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十分简单、明快的逻辑：既然革命者“代表”了人民，那么，“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就是一切从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沈从文很可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实际生活的逻辑，但他确实因此而接受与服从了现实的领导意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沈从文和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想过的：强调“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那么，“大多数”之外的“少数”，“人民”之外的“非人民”，“长远利益”之外的“眼前利益”怎么办？本来这些问题是曾经的自由主义者的沈从文应该关注、追问的，但他现在却根本不去想了，这大概就是“改造”了的结果；这“改造”的代价，是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许多感慨和深思的。

（三）沈从文的“新唯物论”

这也是沈从文一再强调的：“由于不曾受过正式中等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一般出身于大学文史系搞创作、搞研究的人多不相同。可能大不相同。所得进展和结果，因此也显著不同。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免有孤独感。”⁽¹⁰⁴⁾—这里所透露出的信息对我们理解沈从文是十分重要的：和“乡下人”一样，“不曾受过正式中等教育”也是梦魇般压在沈从文心上的一个“情结”。他因此时时感到自己和受正规教育的学院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距离和隔膜。也就是说，他不仅感受着政治的压力，而且也感受着学院体制、文学体制的压力。这就给我们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处境、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人们通常把共和国成立后二十七年间的知识分子精英视为一个受压抑的整体，而忽略了或遮蔽了其中的复杂性。在沈从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许多老朋友的处境就是大不相同的。他甚至说：“近来看老舍巴金，如在地面仰望天空”，⁽¹⁰⁵⁾那些被体制所接纳的老朋友，虽然仍不被信任，受着不同程度的压抑，但无论生活待遇，还是社会地位都是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同程度掌握了学术权力、文学权力的学院里的“专家”，文苑里的“权威”，在对上承受着权力的管制的同时，对下却也会对“小人物”（沈从文在他后来从事的文物工作中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形成某种压制关系，这正是沈从文感受得更为具体，而且是他要抵制和反抗的。

沈从文自称自己是有“严重的‘经验主义’毛病”的人⁽¹⁰⁶⁾，说是“毛病”，但背后却有一种自信与坚守，即是要和那些一切从书本出发的专家、权威划清界限。1949年以后，沈从文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但他读得最有兴趣，最有心得，而且付诸实践的，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沈从文说，他读毛泽东的两大论，懂得并牢牢“记住”了四条：“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性”，“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运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¹⁰⁷⁾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补充了一条：“一切从具体出发，不从抽象出发”。⁽¹⁰⁸⁾沈从文将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启发下形成的这样的新认识论与方法论，称为“唯物的‘常识’”⁽¹⁰⁹⁾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方法”⁽¹¹⁰⁾。—这对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和新政权、新意识形态又一个重要的认同点，而且因为是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因而能够渗透到他的业务工作中，就是更加内在的一种精神纽带了。

当沈从文自觉地将“唯物的‘常识’”运用于他的文物研究时，不仅确立了他的“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的研究方向⁽¹¹¹⁾，而且形成了一套“把文物和文献广泛结合起来搞问题、搞制度的方法”⁽¹¹²⁾。沈从文对他的这一研究新思路是颇为自信自得的，他断定“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因为它“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去”，他甚至认为这是“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¹¹³⁾

沈从文如此强调他的新方法新思路的“革命”意义，就是意识到他是在向传统的“重文献轻文物”的研究道路挑战，向文史研究的权威挑战，而这些传统与权威是有学术权力支持的，如沈从文所说，那些“所谓正统派”是不会“承认这种实践学问是新通史知识来源一部门，或新基础”的。⁽¹¹⁴⁾这样的不被承认，和前面所说的“不曾受过正式中等教育”的沈从文情结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沈从文和学院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思想、观念、方法、情感和心理上的冲突。沈从文在私人通信中不断谈到他对学院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北大而言，许多历史系教授，还不习惯搞文物，忽视文物提供的新问题，国文系的同志们，更不注意，甚至于还有人把它看成是‘玩古董’，以不懂而自傲”⁽¹¹⁵⁾；“不要再学过去教授的孤立方法搞文史。如依旧停顿到以书注书辗转抄袭方法上，真对不起时代！”“许多教文史的还满足于这几年的方法，以称几句马列词句附和旧材料哄学生，就算历史科学，真令人代为着急之至！”⁽¹¹⁶⁾“艺术和文物部门，研究工作极薄弱，还有抱虚无主义态度老一套搞他自己的东西，却又拿那个来教人的”，“教授之无识，有出人意外的”⁽¹¹⁷⁾，等等。面对和学院知识分子的这种隔膜，沈从文唯一的支撑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了，沈从文因此而多次强调自己在实践毛泽东的《实践论》。但他所在的博物馆的领导者却并不理解这一点，反而一再指责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是“不务正业”。

因此，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时，沈从文的复杂反应。当然，从总体来说，沈从文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不理解，⁽¹¹⁸⁾后来就越来越反感了，而他自己从一开始就被排入“假专家”之列，“成了黑牌子人物”⁽¹¹⁹⁾。但“文革”中提出的“破除专家权威迷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共鸣的。他因此写了《用常识破除迷信》等申辩材料，除强调自己一直不被承认，“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一切努力，都是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¹²⁰⁾外，重点却在肯定“文革”中的批判，是文物工作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示“深信唯物的‘常识’必将战胜传统的‘权威’”，要“用土方法”“破除上千年来所谓皇帝名流和现代专家‘权威’的传统鉴定，还他一个本来面目”⁽¹²¹⁾，并且提出对这些专家，仅“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方面进行批判，并不能动摇其权威性，还必须“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才有可能，并毛遂自荐说自己的工作在这方面“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¹²²⁾—尽管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沈从文的用意无非是争取一个工作的机会，而且他对自己的新方法是深信不疑的；但他却不理解“文革”中的批判，是一个政治的斗争，他这样发言，自然显得书生气十足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三、努力适应后的沈从文又遭遇到了怎样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

沈从文更无法理解的是，尽管他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来适应新时代，他也确实找到了自己和新社会的某些契合点，深信自己的生命对新的国家还有用，他不仅是心甘情愿，甚至是满腔热情地愿意为之服务，贡献力量；但新的体制依然没有对他敞开大门。1965年，64岁的沈从文在给他的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这样说到自己的处境与心境：“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想把点剩余生命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上去，也总像配合不上去。”⁽¹²³⁾1957年在给大哥的信中，他也这样写道：“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¹²⁴⁾这其实正是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处境，他依然处于游离与孤立的状态。他说自己“永远如飘飘荡荡似的，不生根，不落实”⁽¹²⁵⁾，“更离奇处也许还是现在又像是一种孤独中存在。并家中也似乎不怎么相熟。由于工作，接触面虽相当广，可像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¹²⁶⁾，他甚至再一次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是谁？”“我难道又起始疯狂，他人却（十）分正常健康？”⁽¹²⁷⁾—这真是：“此身虽在堪惊”⁽¹²⁸⁾，沈从文始终没有摆脱1949年自杀时的生命存在的精神的困境。

问题是，经过那一次死里重生，沈从文已经放弃了用“休息”来结束困境的选择，如他所说，他还在“努力”中。沈从文说他自己“真像永远不老，特别是脑子中保留的青春幻想，永远有一种动力，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总想“为国家多做几年的事情”，做一个“模范公民”⁽¹²⁹⁾。这就是前文所说的，那样一种对国家、社会的承担意识和使命感，没有因为体制对他的排斥而有任何收缩，甚至是更加强烈而迫切了。这就形成了主观追求和客观环境的巨大反差，使沈从文深深陷入了爱国家、社会却不相容的痛苦，随时要被卷入“斗争”旋涡的“忧惧”，以及“总像配合不上去”的焦虑，“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与无奈的困惑之中，而且永远无以摆脱。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就从几乎是给沈从文致命一击的“焚书”事件说起。1953年沈从文得到开明书店的正式通知：由于作品已经过时，他在该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书及其纸型，已全部销毁。沈从文在事发后于1954年1月写给大哥的信中写道：“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先还以为那么爱国家，对工作也认真，且从不和人争名利得失，只在工作上努力，受限制于旧社会，是应当的，必然的。……”⁽¹³⁰⁾这封信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他完全绝望了，写不下去了。

到1月底，一位不相识的朋友来信，又触动了他，于是再次谈到焚书：“和‘人民’脱离，对‘人民’无益，结果就这样。人民如需要，《西厢记》、《白蛇传》、《空城计》……即再荒唐些，都依然可以存在，普遍流行。不需要，当然还是烧掉合理。你说的‘作品对时代有一定进步作用’，不免有些阿其所私，不大合乎实际。如实际这样，是不会烧的！”—“人民”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词语，在“‘人民’不需要”的“理由”面前，沈从文几乎是无言以对的，但他未必信服。于是，就必须找出另外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国家是在党的严肃正确领导中向前发展的，千万人的生命，都为了追求一个进步原则，一种为多数人生活幸福合理的共同目标而牺牲了，而且直到解放。为抵抗美帝，就还有数以万计的善良生命牺牲。我胡里胡涂写的几本书，算个什么？”—这里出现了为“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和长远的“共同目标”、“进步原则”而牺牲个人的逻辑，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面临个人委屈不幸时通常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而且似乎是有效的，至少可以从牺牲个人的“崇高”感中获得某种心理的慰藉。而“千万”革命烈士的“牺牲”，更是沈从文这样的当年未曾参加革命，甚至对革命有所非议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胜利以后，一直心存内疚的隐痛，因此，在烈士的“牺牲”生命面前，个人的“牺牲”（不过是烧掉几本书）就微不足道了，甚至还可以获得某种赎罪感。如此勉为其难、煞费苦心地来说服自己，这背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的。而且沈从文依然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我的对于工作的认识和希望，完全错了”，幻想破灭了。于是，又有了这样的沉痛之语：“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按，我们不禁又要想起沈从文1949年自杀时所写的《从悲多汶乐曲所得》，他总是从音乐中去思考生命问题，获取力量的），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好好的作事！”⁽¹³¹⁾这封信依然没有寄出。

这是沈从文永远的痛。三年以后，在写给大哥的信中，他又谈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什么人，作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过去写的东西，即家中的龙虎都不爱看，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处”，“我能写出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¹³²⁾。又两年过去了，还是在给大哥的信中，沈从文这样写道：“这时正九点钟，住处院子十分静，我看着桌前一大堆旧作，觉得除了你，怕再也没有人明白这些作品是用多大努力才出现存在。”⁽¹³³⁾如此语多悲凉，实在是伤心伤身的。沈从文越来越虚弱了。但直到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在执拗地问这是为什么：“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都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掉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因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¹³⁴⁾

这是沈从文所想不通的：如果说《长河》等书被扣被删，那是在旧社会；那么，为什么在新社会，他的书甚至要被烧掉呢？这正是沈从文所不能理解的。激进主义思维是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范围，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的，因此要对知识分子实行不间断的批判与斗争：从1950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批《武训传》，1954年批胡适，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64年大批判，直到1966年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列为革命对象，对“臭老九”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底”，就连时时“紧跟”的郭沫若也直到“文化大革命”箭在弦上时才明白过来，宣布要自己来“焚书”，后来焚书就果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盛大节日”。如此看来，沈从文在1953年被焚书，是必然发生的，是一个预告。

至于对沈从文要提早焚书，也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他属于在本文一开头就提到的1948年毛泽东那份电报里说到的“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沈从文在1948年前后对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持有疑虑，主张“中国应当要个第四党”⁽¹³⁵⁾。他之所以和老舍、巴金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不同的待遇，以致他有一种“看老舍、巴金，如在地面仰望天空”的感觉⁽¹³⁶⁾（而沈从文又觉得自己是“比老舍巴金更宜写作”的⁽¹³⁷⁾，这是他始终心意难平的），其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在新社会里，无论沈从文怎样努力适应，无论他怎样乐于服务，始终难以得到信任，尽管他很愿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但始终得不到入门券。这是“始终保留一点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的沈从文⁽¹³⁸⁾，似乎一直没有弄明白的。

使沈从文困惑不解的，还有一个问题：和自己“想把点剩余生命用到国家最需要上去，也总像配合不上去”相对比，“一些老朋友，过去在国民党时代作官满得意的，现在也还是坐在黑色大汽车中，在什么集会散场时，从我身边风驰而过。我很觉得奇怪，是我始终不明白原因。这些人凭什么法术，总是不倒翁？我为什么老是不善于自处？也可真说是‘不学无术’！”⁽¹³⁹⁾其实这也是他在1949年自杀以后所感到的困惑：“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以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性格上的客观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¹⁴⁰⁾—那么，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以后”一直纠缠着沈从文的：莫非这也是一种宿命？

直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才似乎有了觉悟。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新社会争出路，必须具两种基本特长：一是善于适应当前需要，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且作成十分柔顺诚恳的，装成无保留的对“顶头上级”的忠诚可靠；其次则长于十分巧妙的阿谀逢迎，且勇于当面奉承，把报纸上文件上随处可以见到的表态式款式，记得个烂熟，一有机会即用上。同样一个人，这两事学不到家，一切倒霉你活该。你懂到了，又在各种公开场合胆大脸厚，运用得恰如其分，便叫做思想通了。即凡事好办。熟人中在军阀时代，老蒋时代吃得开，在新社会仍吃得开，都由于有这项本领。内中有不倒翁，也有不倒婆，本质实相同，都可入《弄臣传》。我到大都市虽将近六十年，表面上像个城里人，事实上却永远是个乡下土佬佬。搞工作还像样，应对新社会一种变相封建习气，可不中用。即或其中有比较熟悉我的长处的人，极力推之向前，也还是如不堪抬举，终于倒退落后。这是必然情形。聪明人说来叫做“不识时务”，一切困难只能用“活该”、“自讨的”五字概括，这也反映一种教育。我缺少的正是在社会上层必须受的“世故哲学”教育，许多人似乎稍学即通，一即百事皆通，无往而不宜。我则越学越觉得它虚伪，转而成为半白痴低能状态，亦无可奈何之事。只能接受现实，到死为止，生活中难望什么真正转机也。⁽¹⁴¹⁾

沈从文终于明白：他所面对的社会中的最大弊端就是官僚主义。很多官僚“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方面的真正民主”，它所要求的，就是绝对的服从。⁽¹⁴²⁾这是沈从文有切身体会的。早在1953年他刚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馆里的一名讲解员的时候，他就面对这样的官僚体制：“在本馆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室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个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进行。凡事必禀承英明全面馆长指导下进行，馆长又禀承社管局一个处长，处长又禀承局长，局长郑西谛算来是我的五级上司了”⁽¹⁴³⁾。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官僚体制要求人成为“凡事秉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见各级首长就一鞠躬，凡事在专家指导，首长指示下进行”的“小职员”⁽¹⁴⁴⁾。这正是沈从文所绝对不能适应的：作为一个对民族、国家、事业有着使命感和自觉的承担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虽然身为博物馆的小职员，却在关心和思考“馆中明天任务，国家在发展中一个国家博物馆必然的任务”，而且还要发言，提建议。⁽¹⁴⁵⁾这就被看作是“僭越”，想了“本不是我应想”的事，就“近于多事”。对体制的“一切无知”，还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而要说话”，“不是说的不中肯，即是废话”，甚至“一开口”就“错”⁽¹⁴⁶⁾，结局就只能是这样：“过于热心肯做事的”却“不能放手做事”⁽¹⁴⁷⁾。沈从文终于明白：“对人对事永远的热情”，已经成为“古典的东西”，自己早已是过时的人，⁽¹⁴⁸⁾为时潮所不容乃至淘汰，是必然的。⁽¹⁴⁹⁾

但真正让沈从文感到不安和愤愤不平的，是“弄臣”的出现和受重用。“这个社会正给人以各种‘向上爬’的机会”，“客观环境重在‘务虚’，能言会说的总占上风，善于弄虚作假的日子都混得很好”。沈从文说：当“社会变成以‘世故哲学’为主要本领，以‘阿谀逢迎’为所谓‘红’的表现时，我觉得一切工作都无多意义了”。⁽¹⁵⁰⁾—沈从文在这里对“新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所倡导的时潮，作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判断。问题是，1949年以后，经过苦心经营也确实培育出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中，沈从文在一篇未完稿里，将其命名为“特权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应该说，沈从文这篇未完稿是一篇奇文：从表面上看，他写的似乎是“旧社会”的文人，但又使人处处感到这是在写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将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概括、分类为“新式奸商”、“骗子文学教授”、“左得可爱”的“投机分子”、“变相西崽”、“名流贤达”、“新式弄臣”、“候补弄臣”，最后说：“事实上真正可怕的，还是目前正在出现的这一道逆行浊流，行将有大量以为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胡胡涂涂，行不由己的逐一淹没在这个污泥浊流中，没顶之前，先就死去了那个万物之灵的辨别是非爱憎的心！”沈从文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污泥浊流”，要为“具有小聪明和世故，善于为己的教育文化中人”构建这样的“向上爬”的“梯子”，原因就在社会正在日益左化。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新式书呆子”的类型，和“特权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相对立：“说得不好听，便是为人拘迂、顽固、保守，不通达世务；加重些些，就是‘思想反动’了”⁽¹⁵¹⁾。这自然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沈从文当时就背着“思想反动”的罪名，而“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恶评也一直追随着他。但沈从文是坦然的，他其实是以自己不通“世故哲学”为荣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引述的他写给儿子的信中所说的“永远是乡下土佬佬”的自尊、自信与自傲，他的信条是：宁愿被视为“半白痴低能”，也不来城里人“虚伪”那一套！

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个人的不幸，他说他倒反为国家，甚至为体制“着急”。这其实是有深意在的：当“劣币驱逐良币”的时候，当体制不能容纳沈从文这样的独立思考，愿意献身，能够实干，真正应成为国家支柱的“新式书呆子”，而吸纳、提拔、重用、依靠那些无信仰，无操守，又无真才实学（或是“才子”却同时又是“流氓”）的，实际上是国家蛀虫的“弄臣”式的知识分子时，就是在“自毁长城”。因此，沈从文说他的命运的“悲剧性”⁽¹⁵²⁾，实际说的是国家、社会的悲剧；而形成悲剧的原因，也绝不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的体制造成的。⁽¹⁵³⁾

而沈从文的“悲剧”，还有更深层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

四、沈从文遭遇到了怎样的文学困境？

之所以将文学困境视为沈从文的更深层面的悲剧，是因为对沈从文而言，文学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他的生命意义的根本，文学对他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这是沈从文永远也不愿放弃的一个文学理想：“要为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奠个基础，使它成为社会重造一种动力”⁽¹⁵⁴⁾，并与世界短篇小说的大师比肩，“把记录突过契诃夫”⁽¹⁵⁵⁾。沈从文对他自己这方面的才能，他的这支笔，是充满信心的。他说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八骏图》“这个小书必永生”，“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价”⁽¹⁵⁶⁾；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还断言：自己“本来是应该写小说终生，比巴金老舍更宜写作”⁽¹⁵⁷⁾。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沈从文相信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负有历史之大任的：与其说是自傲，不如说这更是一种文学的使命感和自觉承担。

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在某一方面能作到的，比帝王或政治家所起的好作用有时还更普遍、持久”⁽¹⁵⁸⁾，“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¹⁵⁹⁾。沈从文显然希望通过文学将他自己的生命不仅和他的时代、祖国、人民相联接，而且在历史的连续里，超越时空，和千载百代之后的读者的生命“沟通”，在文字的不朽中获得自我生命的永恒的“存在意义”。因此，说文学，小说创作是沈从文生命之根，是大致不会错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懂得，沈从文最终不能不停止小说创作，几乎是意味着生命的中断的，文学的困境才是他在1949年以后真正的困境所在。

于是，我们又要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为什么？

沈从文说：“人难成而易毁，毁的原因有时由外而至，有时由内而来。”⁽¹⁶⁰⁾这自然是沉痛的经验之谈。

谈到“由外而至”的原因，就不能回避1949年以后的文学观念和体制与沈从文个人创作经验、观念、方式的冲突。

不过，我们首先要强调的，还是沈从文和新社会的新文学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格格不入，他依然找到了某些契合点：这是他适应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沈从文一再申说，他是属于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始终记住与坚守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两个目标：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¹⁶¹⁾。他所继承的是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和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的文学传统，在他的信念里，文学能够并应该担当改造人生和社会，重建信仰，重铸民族情感，从“人”的重造开始“国家重造”的重任。⁽¹⁶²⁾持这样的文学观，就不会拒绝文学的功利性；因此，新社会倡导“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更何况如前文所说，他对“政治”已经有了新的理解，已经接受了新社会的新政治。

沈从文的文学观念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同情“一切被践踏和侮辱的阶层”的“乡下人”的立场⁽¹⁶³⁾，他的写作的“乡土性”，他是把自己的文学列入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¹⁶⁴⁾因此，他也并不困难地就接受了“为工农兵的文艺”。1952年他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时，写给夫人的信中写道：“一到乡下，就理解到文艺面向工农兵是必然的”，态度和感情是绝对真诚的。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但如何面向？目前解释性文件似乎还不大具体”⁽¹⁶⁵⁾。因此，他一直在热忱地，也冷静地关注着工农兵文艺的发展。1949年他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看到刘白羽“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的通讯，立刻作出强烈反应：“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他甚至说：“把我过去对于文学的观点完全摧毁了。”⁽¹⁶⁶⁾十一年后，他又对1960年出版的《红旗歌谣》作出同样热烈的反应：“《红旗歌谣》用山歌体歌唱新社会新事物，文字简质，热情奔放，许多人都认为好。家乡四句头山歌好的甚多，可学的必然也多，这些学习也值得重视，一般习惯却舍近而求远，好的当面错过。其实我若写诗，还将回来好好收集三几千山歌拜老师。”⁽¹⁶⁷⁾在同年写给大哥的信里，他又表示：“许多新诗我即不懂。偶尔看看正著名的短篇小说，也不大懂好处。倒是看了《红旗飘飘》上面有些文章，可以增加不少知识。如程世才作的《悲壮历程》，看来极感人，可是极少有人称道，情形不易明白。”⁽¹⁶⁸⁾他对六十年代提倡的工厂史，培养工人作家也很感兴趣⁽¹⁶⁹⁾，对当时贵州出版的《挡不住的洪流》给以很高的评价：“贵州革命种种故事，拿笔的多是部队转业的廿来岁干部，平时还不曾执笔从事写作的，可是一出手，即得到极大成功！”他认为这样的“群众集体写作”的“训练写作方法，是前人不可及的”⁽¹⁷⁰⁾。—可以看出，沈从文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的观察，是有他特殊的角度的，他对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学表现了更大的热情，这是和他同时期对“劳动人民的文化史”的关注（下文有详尽分析）是有内在联系的，也确实抓住了1949年以后的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沈从文还提出“新时代应当有一种完全新型的短篇小说出现”。他设想，这样的“新型的短篇小说”应该写“新的典型，变化，活动，与发展”，并且是“对于‘人’的理解”“有深度”的，“善于综合与表现”的，“真正有思想”，“诗意充盈”的，而且要有“真正向下看不是向上看的作家”⁽¹⁷¹⁾。这里包含着他对新社会的新文学的理解和想象，又是可以和他自己的创作经验与追求相连结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在他自杀之后又“沉默归队”时，对自己能够在新社会重新获得写作的新生，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又确实怀有隐忧，在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政治上民主集中制领导有好处，文学写作如果过度使用这个集中，即不免成为名流制，只能点缀政治，不易推进政治。”他接着又说：“但这些话说来似毫无用处，因为许许多多事，都难（按，下面两字不清），我已失去了说话的意义。”这封信最后似乎没有发出，留存的是一封残稿，而且以上这段话也被删去了⁽¹⁷²⁾：他心上显然蒙有阴影。

那时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学的日趋“左倾”化，这样的阴影越来越大，沈从文也越来越用怀疑的眼光来观照新社会新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在1961年他写下了《抽象的抒情》一文，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批判性审视。由于此文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要多说几句。

他首先重申自己对文学终极性的不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有意思的是，沈从文正是从这样的文学的终极价值出发，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的合理性：“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新的文学艺术，于是必然在新的社会——或政治目的制约要求中发展，且不断变化。必须完全肯定承认新的社会早晚不同的要求，才可望得到正常发展”。他认为，文学艺术必须在“政治目的制约要求中发展”，“任何一时代都是这么要求的”，不同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更新的要求却十分鲜明”。——可以看出，沈从文依然坚持我们在前文已有分析的他对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基本肯定态度，并以此作为他讨论的前提的。

因此，他是如此提出问题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在承认或否认。否认是无意义的，不可能的。否认情绪绝不能产生什么伟大作品。问题在承认以后，如何创造作品”，如何“解放出”真正的创造“力量”，因此，“我们实需要视野更广阔一点的理论，需要更具体一些安排措施”。沈从文正是从这样一个“解放”还是“束缚”文学创造力的基点出发，对五十年代开启而在六十年代发展到极端的，不是更广阔，而是更狭窄的理论，和制度性的安排措施的失误，提出了击中要害的批评。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在文学作品中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家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这里，沈从文对文学艺术的特点，例如它的娱乐效果，情感动力的强调，都是极为中肯的。但确实“更重要的”，是他尖锐地指明，这样的狭窄的文艺功能观，并不是真正看重文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作用，其实质是要求文学艺术服从于“少数特权人物”的意志：这是沈从文的又一个诛心之论，而且早在1961年就已提出，这是能显示沈从文思想的敏锐与远见的。而他同时批评的“多数人‘能懂爱听’”的价值观，也抓住了“少数特权人物”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多数人”的要求的“代言人”的要害，而且也是对以“大众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最高要求的质疑。这都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当年对文学艺术和作家不能沦为“官的帮忙，帮闲”和“大众的帮忙，帮闲”的警告。现在，沈从文在新社会、新文学里，又发现了这样的危险，这自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¹⁷³⁾

其二，沈从文指出：“在某一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的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的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这里所提出的是“思想”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对异己思想的规控，以及“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家对思想的放弃，由此提出的思想独立与自由的问题，当然都抓住了极“左”时代思想、文化、文学体制的要害。

其三，沈从文忧虑的，还有“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人与人关系简单化了，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沈从文大概不会意识到，他这里质疑的，是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他所指出的“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也是点破了所谓“区分敌我”，所谓“阶级斗争”的实质。而对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而言，动辄“区分敌我”，就意味着随时会因为一部作品而变成“敌人”，这样的不安全感，应该是沈从文几次欲写又止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原因。

其四，沈从文对所谓“思想改造”也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把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关键（这也是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过于“简单化”的，如果进一步“不改造”就“斗争”，依然会“落空”，“许多有用的力量反而从这个斗争中全浪费了”。

这样，沈从文就几乎涉及了他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问题。他当然不是以一个理论家的自觉来进行这些思考的；他说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是从他的生活与写作实践的感受，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他的追问的。而他这样的追问，有一个直接的动机，就是要弄清自己的实际处境。因此，文章中的许多话，都可以视为他的自我审视，内心独白。比如，“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须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自己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在面对或者听从指令“胡写”或者“不写”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时，他选择了“不写”。⁽¹⁷⁴⁾

应该进一步琢磨的是沈从文这句话：“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也谈过类似的话：“由外而来，还可望外面环境好转而得恢复一部分。由内工作失败感而形成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存在的事物，腐蚀着自己的对工作信心和热情时，却不易挽救。”⁽¹⁷⁵⁾—这里说到了自己的“失败感”而且“不易挽救”，大概是触动了沈从文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痛：这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学困境。

这是最终无法回避的：“事实（上）全民族抗日斗争起来时，我的笔，由于和社会隔绝，停顿了。”⁽¹⁷⁶⁾更准确的说，沈从文的创作困境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知道，沈从文的创作，在三十年代达到了高峰。1949年沈从文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括性的总结：“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这就是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这是他避免自我屈服、堕落，从生存困境中挣扎而出的生命救赎。“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合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此而来。”因此，在沈从文心目中的《边城》、《丈夫》这些他的创作的巅峰之作，“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还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和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¹⁷⁷⁾。如果读不出沈从文用“和平”的文字包裹下的心灵的“伤处”，是读不懂沈从文的这些乡村“牧歌”的：这是他的流浪于现代都市，受伤的充满危机的生命和着意幻化的“平静乡村人民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一个融合。这是沈从文创作的特殊魅力所在：当年以及以后的许多因种种原因陷入困境的读者，也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命的“救赎”。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也是他的限制：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平静乡村人民生命”，或者乡村生命的平静瓦解、消失，都会带来他创作的危机。

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所面临的恰恰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抗日战争带来社会大动荡，乡村的平静已经无法维持。沈从文在《长河》里写到的那位老水手对“新生活运动”可能带来的乡村变动充满疑惧，这自然有其深刻之处，⁽¹⁷⁸⁾但也是内含着沈从文对乡村生命的平静被冲击的心中之忧痛的。更重要的是，四十年代的沈从文蜗居边地学院，不但和战乱中的社会隔绝，而且笔也“离开土地和人民，自然即慢慢失去了应有的健康性”。这是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的四十年代沈从文创作的变化：从写乡下人的生命形态，到写现代知识男女的爱欲与幻想，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表现出极强烈的象征化与唯美化的倾向。沈从文在五十年代初对此有一个反省：“我手中的笔，用到小说方面，则越用越和现实隔离，而转成一种纯粹情绪观念的排列玩赏，早形成一种病的存在。”⁽¹⁷⁹⁾—这样的反省，或许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不是没有道理的。⁽¹⁸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