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重新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珍品或宝藏。因而安阳的故事也就是从发现“龙骨”上刻有中国古文字真正开始的。由此李济博士叙述了此发现如何获致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这些所谓的“龙骨”一旦被认定是由占卜者刻写了问卜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一股寻求更多的有字甲骨、将刻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也随之兴起。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问一直专注于对古典著作的精细考证，因此，许多学者渴望了解甲骨卜问的内容，推测可能的答案。要恰当地解释这些字的含义，需要将甲骨的发现与合格的学者所作的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联系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应该是呆在书斋中的，从事体力劳动被视为与做学问不相称。因此，要使安阳考察成为可能，社会和物质都必须作出调整，这要求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来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国已为此作好了准备，若无这种社会和思想变革的新风气，安阳发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安阳考察计划产生于社会变革，亦自始至终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

贯穿安阳发掘始终的关键人物李济博士为完成这项光荣任务作好了准备。李先生在中国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士。^[1]当时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很活跃，但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寻找远古人类和研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李济回国后，结识了这些正忙于破解中国历史档案的杰出外国学者。李先生从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在探寻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但他很快就投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活动中。后者走的是一条典型的中国式的道路，即寻找、考释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把中国文献研究和细致的田野考古方法结合起来。史语所选择李济指导安阳发掘是明智的，因为他同时受过这两方面的训练。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不管是对研究仍处于传说中的中国早期青铜时代，还是为确立其在信史中的适当地位，都是恰如其分的。如今，要记录安阳发掘的起因、描述安阳考古发掘的过程，并最终对考古学者从安阳殷墟发现的宝贵资料中所获的知识进行总结，李济是最合适的人。

在前两章中，李济向我们介绍了现代考古故事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设定了故事的开场，翔实地记叙了每个人的作用——是他们最早识得，中医里用的“龙骨”其实是照亮早期青铜时代、将商朝引入信史的文献。

三、四章中，李先生说明了20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情况，记叙了几位著名的外国人的贡献。接下来是安阳发掘计划的制订，财政上的困难，史语所与弗利尔艺术馆的最初合作以及最后的分道扬镳。

自第五章起，李济开始记叙安阳的历次发掘及主要的发掘成果。作者对安阳的工作作了逐年回顾，直至发掘于1937年因日本侵略而被迫停止。后续的几章介绍了史语所面对日军的进犯不断撤退的窘境。他们携带着发掘的珍贵资料以及当时能搬运的图书和技术器械，向中国西部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跋涉。甚至于此也不能安身，随战争形势的发展，他们还得搬迁。这些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未挫伤他们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史语所临时住址一经安顿，他们又立刻开始对资料的分析研究，甚至还成功地出版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史语所返回了华东地区的原址。然而，二战的结束虽然给世界许多地方带去了和平，但未将和平带给中国。曾促使安阳发掘成为可能的那场思想和物质的革命继续升级，史语所很快迁往台湾，并在那里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员，恢复了工作。

最后几章概述了安阳考察的种种成果，并介绍了一些诞生于这一里程碑式的项目的主要著作。同中国一切考古活动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但李济从未允许因政治顾虑永远停止这个项目，或因此影响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种种发现，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发掘的先行者，安阳为那些继续从事中国考古探索的人树立了典范，并给他们以鼓舞。

米勒德·B.罗杰斯

华盛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