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2]在安阳开始科学发掘，在此前的近三十年间，商朝的甲骨文已为中国的学术圈和一些欧美学者所知晓。这项新发现革新了中国古文字学，在华夏大地上为发展考古科学铺平了道路，而它的重要性又是如何为旧中国的读书人所认识的呢？

田野考古学者确知，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已被作为墓地使用。^[3]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掘坑埋葬死者时，他们就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候是一批受到过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那样熏陶的学者发现了这些埋藏的珍品，甲骨文可能早在13个世纪前就已为中国学界所知了！这一假设是基于一个事实提出的：现代发掘隋墓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发现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仅想表明一个基本观点：在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必定存在着遵循某种前后次序出现的不同阶段。19世纪末，甲骨文被公认为一个重大发现，如今学术界仍在继续研究。这一地位的确立并非偶然。此前漫长的思想发展的历史为1899年（或是1898年）发生的事作好了准备。将清朝的思想史纳入考虑很重要，正是这样一段历史创造并培养成熟了一批能够理解并肯定甲骨文重要性的学者。

清朝经学的两个学派与这一阶段思想的成熟密切相关。我想首先谈谈考据学的精进。这种研究早在北宋时就开始了，但直到17世纪初才得以全面发展。顾炎武（1613—1682）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位大师。在他之后，清朝初年出现了一个由其他杰出学者组成的学派，他们发扬了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梁启超把这种精神简要地总结为：“‘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4]。除顾炎武外，梁还提到了这一运动的另一奠基人阎若璩（1636—1704）。阎成功证明了，一千多年里在人们看来像西方人眼中的《圣经·旧约》一样神圣的《书经》，大部分是后世自命不凡的经学家伪造的。阎若璩的成功推动了考据学作为经学主要分支地位的确立。后来，戴震（1723—1777）^[5]成为这一学派的领导人，其后又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如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和吴大澂（1835—1902）。新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审视其他一切经典。这一学术活动逐步扩大到涉及所有重要的古代文献，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发展到顶峰。

与考证学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古物研究或古文字学（金石学）。众所周知，金石学早在北宋时就开始了，虽然在之后的元明两朝几乎完全被忽略，但到17世纪初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门学问又得到了重生。金石学是学习校勘学——考据学中更高深的一支——的必修课。校勘学要求研究者非常熟悉所有古代典籍，同时还要有渊博的中国古文字史的知识。梁启超在上面援引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古文字学家金石研究的意义作了如下评价：“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此前，梁启超还说过，中国的古文字学和许慎的《说文》相始终。同古代经籍一样，《说文》曾一直被所有读书人奉为解释汉字起源和意义的唯一权威。随着金文研究的出现，古文字学家开始对《说文》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且，许多古器物学家发现，金石学能对许多古代文献作出更准确的解释。

据容庚说，1910年叶铭在其编纂的铭文研究目录中列出了492部著作。^[6]尽管该目录被认为错误百出，但它表明清朝学者在这门学问上付出了极大努力。至于这些学者对古文字研究发展的贡献，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他们功劳卓著。

吴大澂的名字已为大家熟知，因为他对古物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注意。他学术贡献无数，其中以对古玉的研究甚为著名。伯特霍尔德·劳佛是北美研究中国学术的一位先行者，于1912年出版了一部著名的玉石研究专著，他在序言中说：“由于吴的材料具有巨大的考古价值，我不得不全部加以复述。”他接着说：“吴大澂没有被旧的桎梏所束缚，也没有被他接受过的学术传统所阻碍。他以公正、开放的态度，批判了《周礼》、《古玉图谱》和许多其他著作的注解谬误。他依赖自己的直觉判断力获得了他的先辈们预想不到的新的非凡成就……”^[7]

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于1889年首次出版。在这五年之前，吴还出版了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说文古籀补》。这部专著可谓是第一部由清代经学家在金石文字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指出《说文》错误的著作。附卷《字说》也和《说文古籀补》同时出版。《字说》研究了主要在金文中发现的约36个字，作者对这些字的看法与《说文》上的定义与解读全然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这两者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先秦文献的误读或误勘引起的。换句话说，金文提供的证据无疑证明，许慎的《说文》绝非一部完美无缺的权威著作。此处具体实例不必详叙，有兴趣者可参读吴的原著。在此我讨论的是19世纪末学术界中学者研究的普遍倾向。此时，在考据学和金石文字研究的基础上，由于当时文风的影响和乾嘉时期（1736—1820）皇室的支持，中国古文字学已发展到了一个急需寻找和研究新资料、新观点的阶段。千余年来《说文》加在中国文人身上的桎梏至此已完全松弛乃至碎裂。

所以，受此传统浸淫的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图1）偶然发现甲骨文时，其注意力马上就被吸引了，他立刻采取行动，开始收集这种奇异的、从前无人知道的文字。关于这位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发现刻字甲骨的确切情况仍不清楚，甚至他发现甲骨的确切年代也说不准。^[8]但无可争议的是，他的收集活动开始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以前。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王懿荣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始于家中发生的一场疟疾。大夫开出的药方中有味药叫“陈龟版”，这位一家之主显然也是位中医内行，药买回去后，他亲自察看了每一味药。让他十分惊异的是，他发现“陈龟版”上竟然还有古字。这些字他虽不认识，但立刻被吸引住了，便立即命仆人去原来抓药的铺子买下所有的“陈龟版”。

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至今已无人能确定。但人们都知道，王懿荣是第一个收集刻字甲骨的学者。

我们关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董作宾。后来他在安阳发掘中所起的作用将在后几章中叙述。1928年，董作宾被派往可能作为考古遗址的安阳小屯进行调查，他主要根据与小屯村村民的谈话，记录了大量关于甲骨发现早期的史料。他根据写给主持单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按年代顺序简要地把甲骨文发现、收集和研究的相关事件罗列成表，于1930年以《甲骨年表》为名出版。在随后的安阳发掘过程中，董作宾继续调查甲骨早期发现的情况，研究文字记载，并采访了早期的参与者。在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修订本中，董把一些与原来有本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新资料都补充进去了。^[9]因列入董作宾《年表》的最早几条记事已涉及甲骨学上的后续事件以及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虽然通常很模糊，在这里我拟翻译或者说概述董《年表》中第一年，即1899年的五条记事，并加以简评。下面的叙述依据董1937年版的《年表》。

1．董写的1899第一条记事为：

先是，远在本年以前，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北地滨洹河之农田中，即常有甲骨发现，小屯村人以为药材，捡拾之，售于药店谓之“龙骨”。村人有李成者，终其身，即以售“龙骨”为业，今已老死。所谓“龙骨”，多半皆为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2.1899年的第二条记事是根据一位笔名“汐翁”的作者所著的一篇文章写成的。董作宾指出，该文中所叙事件的年代有误，实际时间应比记录的晚一年。第二条记事为：

是年，丹徒刘鹗铁云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懿荣正儒私第。正儒病痁，服药用龟版，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正儒故治金文，知为古物，至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取价至廉，……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

这条记事与前面提到的王懿荣家闹疟疾一事的细节有些不同。董作宾把此事也记入《年表》中，因为无人能断定最初的情况。这是第一次提到刘铁云（图2）。他后来对甲骨学的重要贡献后面还将进一步介绍。

3．修订版《年表》中记录的1899年的第三条记事并无多少特别之处，它是根据董作宾与小屯村民的谈话记录的。《年表》中仅提到一个名叫范维卿的古玩商人为大收藏家端方游走。端方是一个有文化修养并与欧洲人有交往的清朝大臣。范四处游走，寻找可能取悦主人的任何古玩。他在彰德（安阳）停留时发现了几块刻字甲骨，于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条财源。现在仍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督端方对这批新的古玩极为满意，以至按每字二两半银子的高价从这位古玩商那里购买。如此优厚的报酬刺激范更频繁地走访田间。与前两段记事一样，这个故事既不能得到证实，也不能加以否定。总之，关于端方收集甲骨的故事只在古董商和小贩中流传，没有实际的学术影响。

4．董作宾关于这一年的第四条记事记载，这位古董商范维卿又以每块二两银子的价格卖给王懿荣12块龟甲。董是从明义士未出版的讲稿中获得这一消息的。明义士是一名长老会的传教士，关于20世纪20年代他在中国收集甲骨的活动下面将会谈到。明义士的消息则来自范维卿本人。

5．董作宾的《年表》中1899年的最后一条记事有两个来源：一是刘铁云^[10]；二是罗振玉1914—1915年的旅行日记^[11]，其中有他亲访小屯的记录。董对这一年的第五条记事可简述如下：

刘鹗《铁云藏龟》自序云：“龟版己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盖范等估人，……希图专利，不肯告人以真实出土之地，刘氏所记，乃受其欺。上虞罗振玉叔言《五十日梦痕录》言之甚详。

罗振玉（图3）以考证出甲骨的出土地点和撰写多部古文字研究的杰出著作而闻名，后面将对其进行介绍。

上面关于中国学术界初识甲骨文的五条记事是董作宾研究的一个概述。他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推进对这些古代文字性质的科学认识。

尽管尚存若干有待查明之处，但可以明确的是，王懿荣应算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些刻于以甲骨著称的龟甲之上的古代文字具有学术价值的人。《清史稿》对王懿荣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评介：“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博学。”^[12]在义和团运动最激烈的1900年，王懿荣自尽。人们普遍认为他收集的刻字甲骨大部分转入刘铁云之手。不少专家认为，刘铁云也从古董商人范维卿那里买过刻字甲骨。

1936年出版的刘铁云日记中有一些关于他自己和王懿荣早期收集甲骨的补充资料。^[13]这部分资料董作宾在校订年表时可能未及得见。辛丑年（1901）十月二十刘氏日记记古董商人赵执斋送龟版来，云：“龟版颇有大者，晚点龟骨共千三百件，可谓富矣！”陈梦家据此推论刘铁云早在1901年已有自己的收藏。^[14]

如果可以把王懿荣比作中国古文字学这个新学科中的达尔文，那么大家应会同意将刘铁云比作托马斯·赫胥黎。刘铁云是继王懿荣之后最重要的收藏者，原因有二。他不仅继续努力搜集甲骨（陈梦家估计他的收藏量至少有5588块）^[15]，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有远见将这些完全不为人知的古字进行墨拓印刷并交付出版的人。^[16]1903年出版的六卷集《铁云藏龟》共翻印了1058块甲骨片，并附有罗振玉、吴昌绶及刘本人撰写的前言及序。这是第一部讨论刻字甲骨性质及内容的出版物。

一年后，即光绪三十年，另一位杰出的学者孙诒让完成了他的第一本甲骨文研究著作，但书稿直到1917年才得出版。^[17]孙恐怕是清末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是“十三经”之《周礼》的出色注疏者。他对过去的所有注疏和评语进行了批判性的校订并加以汇编，终于1899年完成这一宏大工程。他第一次读到刘的《铁云藏龟》、看到复制的拓片时，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其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