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探索阶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古文字学研究

我已在开篇的章节里概述了有字甲骨最初在学术界，尤其是在那些有精深的古文字知识的学者中间，引起注意的情况。有三位学者为这一新学科的创立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第一个是王懿荣，大家一致认为是他最早认识到这些新发现的刻字甲骨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刘铁云，他不仅继续了王的搜集工作，同样重要的是，在少有的几个先行者中，他第一个勇敢地将甲骨文拓印成书出版，使这些不为人知的古文字的知识得以在学者中广泛传播。第三个是经学大师孙诒让，他的《契文举例》是对刻字的结构和意义进行学术探讨的开创性著作。这三位开拓者的成果互为补充，共同为中国古文字学这一新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若这三个人没有同行和继承者，那么他们奠定的基础可能会像中国古代不少创造发现一样，被学术界看作玄奥而得不到真正的重视，最后销声匿迹。中国金石学的一些学派在科学发掘已开始之时仍固执地坚持着这种看法。^[18]幸运的是，不论对中国学术界还是对古文字学而言，《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经学学者。

随后迎来了一个众多学者广泛搜集、辨认、考释甲骨文字的时期。在此，我想应当对1900年至1928年间正式发掘前的各种活动作一概述。这些活动可归为以下几类：（1）私人挖掘，（2）搜集活动，（3）著录及出版。

●1928年以前的私人挖掘

关于这段时间里的挖掘活动，此处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董作宾。他在《甲骨学五十年》^[19]，特别是在《甲骨年表》修订本中，都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总结。

从安阳收集到的资料使董作宾相信，小屯及其附近村庄的人至少挖掘过九次“字骨头”（当地对刻字甲骨的称呼）。这种活动开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1900）。也就在这一年，原本分文不值的“龙骨”在古玩市场上身价倍涨。但董作宾并没有记载所谓的首次挖掘的细节。书中仅提到，在王懿荣发现甲骨后，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到安阳搜集甲骨，并以每字二两半银子的高价收买。据小屯村民讲，这是端方开出的价格。第二次私人挖掘发生在1904年，董对这次活动记述较详。刘铁云的《铁云藏龟》拓印出版后，对字骨头的需求陡然增加。为满足市场上的急需，1904年村民们开始在洹河岸边一块农田的北部进行挖掘。村民们仍记得，在科学发掘开始前，一个拥有本村部分土地的名叫朱坤的地主已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挖掘队，所有队员都住在专门搭建的临时帐篷里。直到他们与另一支由村民组织的挖掘队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挖宝权的争斗，这次挖掘才停止。争斗引发了一场官司，县令随即下令禁止进一步发掘，此案才得以了结。

第二次挖掘究竟获得了多少块字骨无法确定。董的报告中只提到，这些新发掘的珍品卖给了包括罗振玉、黄濬、徐枋、方法敛、库寿龄和金璋在内的许多收藏家。

五年以后，即1909年，宣统（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元年，小屯村一位田产富裕的村民张学献在自家门口挖红薯，发现了很多刻字的“马蹄儿”和“骨条”^[20]。据说，张学献通过挖红薯收获了一大批有字甲骨。

第四次挖掘发生在11年后的1920年。这一年，华北五省大旱成灾，村民们迫于饥荒再次挖掘甲骨。大批挖掘者，包括许多邻村村民，都聚集到小屯村北的洹河河畔，因为他们已知这里是藏有宝藏最多的地方。

第五次挖掘是在1923年，地点在张学献家菜园内。董只简单记述了此次挖掘得两块刻字大骨版（牛肩胛骨？）。在随后的1924年，小屯村人为筑墙取土时，再次挖出一些字骨头。据村民口传，其中有大片的字骨。这两年挖掘出的大部分字骨都卖给了以传教士身份驻在安阳的明义士。

董作宾记载，第七次挖掘发生在1925年，但他未提及任何具体村民，只简要记述了一大批村民聚集在小屯村前大路旁挖掘，得甲骨数筐。其中有的胛骨（董的叫法）长至一英尺有余（？）。他猜测这些甲骨全卖给了来自上海的古董商人。

第八次私人挖掘发生在1926年。这次挖掘与民国早期这一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因素有关。据说是富有的地主张学献被土匪绑票囚禁起来，索要大量赎金。村人乘机与张家商谈，提议在张家菜园进行挖掘。经协商双方同意：凡挖出有价值的珍宝由挖掘者和地主平分。于是，挖掘就此开始了。几十人分成三组，成鼎足状；每组各占据一个角同时开始挖掘同一块地。挖掘并无确定的计划。自然每组都急于先挖到宝藏。但这次寻宝却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结束：三组人挖到了一定深度，并开始朝着同一个藏宝地点进发，于是三组之间已能在地下相互联系。突然，像矿井里偶有发生的塌方一样，上层虚土下陷，埋住四人。幸而同伴急救，四人保住了住命。此次挖掘也因此停止了。据小屯村民相传，此次挖掘收获颇丰，所得的甲骨都被明义士买走。

科学发掘殷墟前的第九次，即最后一次私人挖掘，是在1928年春。此时正值北伐时期。安阳地区亦受战火波及。一支军队驻扎在洹水南岸。战时小屯村民无法耕种土地，因此到4月战事结束时，村民又聚集在一起挖掘字骨头。此次参与者甚众，都集中在路旁的打谷场进行挖掘。据董作宾的《年表》记载，这次挖出的有字甲骨全部卖给了上海、开封的商人。

●搜集活动

第一章已谈到，早期有字甲骨的主要搜集者有：刘铁云，他接收了王懿荣搜集的大部分甲骨；著名的青铜器收藏者端方，他搜集的甲骨，不论其来源或范围，都没有真正的学术影响；罗振玉，他发现了这些古文字真正出土地在彰德府。

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几年里，有中外搜集者约几十人积极支持、竞相参与有字甲骨的搜集。据明义士讲，早在1904年已有外国学者开始甲骨搜集。^[21]牧师方法敛大概是第一个参与甲骨搜集活动的外国人，他为上海皇家亚洲文会的博物馆购买了400片甲骨。在他之后有牧师库寿龄和伯根。尔后，他们将购得的甲骨卖给了几家博物馆：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后来，英国的金璋也加入了搜集甲骨的行列。据董的《年表》记载，不久青岛的卫礼贤也参与了甲骨的搜集。同时，在日本甚至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22]关于这期间各方面的搜集活动，显然董的《年表》并未像记载私人挖掘活动一样，全部加以囊括。这可以理解，因为实际买卖甲骨的交易多经古董商之手进行，这些人像大部分博物馆馆长一样，更喜欢秘密交易。虽然如此，在董的《年表》中，我们仍然能见到若干条关于甲骨搜集的重要记录，如：

A．1904—1905年，范售卖与端方甲骨1000余片、黄濬600片、徐枋1000片。同年，库寿龄也购买了许多甲骨残片；柏根买到70多片，并转赠济南广智院，但其中大部分是赝品。这一年，金璋搜集甲骨800片，青岛卫礼贤得70余片，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院得700余片。另外还记载了天津新学书院接受王懿荣后代馈赠甲骨若干。

B．1909—1910年，在林泰辅购买600多片甲骨的影响下，日本学者也开始争相收集。其他日本学者获得甲骨共达3000余片之多。

C．1910—1911年，刘铁云在流放中死去。据董的《年表》记载，刘所收集的甲骨散落在多人手中，其中包括罗振玉、哈同夫人、叶玉森、陈钟凡及中央大学。显然，刘所收集的甲骨都是零星地被卖掉或送掉的。董的《年表》还记载，直到1926年商承祚还从刘氏的原初收藏中获得了2500片。

D．1914年，明义士开始搜集甲骨。

E．1918年，日本研究甲骨文的先行者林泰辅亲赴安阳购得甲骨20片。

F．1919年，古董市场上出现大量甲骨赝品。

G．1922年，北京达古斋古玩商店以所藏甲骨赠与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共463片。

H．1927年，明义士购买了一大批甲骨。

搜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因为大部分交易都是秘而不宣的，且又都是在贪婪的古董商与财大气粗但却愚昧无知的收藏者之间进行的，其结果就是，大量的赝品流入市场。这些赝品是在安阳、北京、潍县、上海等地生产的。不管怎样，一开始确有古董商人靠贩卖这些伪造品赚了大笔钱。在科学发掘开始以后的几年中，笔者就在欧美很多有名的博物馆里看到一些这样的赝品。^[23]董作宾对甲骨造假进行了专门调查，还为跟这群很有天赋的人交上朋友颇费了些工夫。后来，他成功地结识了一个伪造者，即安阳人蓝葆光。董说他是个“真正的天才”。他吸食鸦片，而且只在吸过鸦片兴奋时才表演他的技艺；他在小屯找到的无字骨头上刻字，遂得与真品几无二致的甲骨。董曾告诉笔者，蓝葆光成为伪造者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做这件事。实际上，他是个穷商人，出售这些伪造品也只得很少的钱。

伪造甲骨的出现极大地扰乱了古玩市场，引起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方面，由于保守派沿袭千多年来的传统，对许慎《说文》的权威性怀有极虔诚的尊崇，便自然而然地以这些伪造品为确证，认定这些所谓的甲骨文全都是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仿古制作出来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远见卓识，信息掌握丰富，并研究过真正的甲骨片，他们受到了激发，为探明真伪甲骨的区分标准而更加发奋工作。这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是《甲骨研究》一文的作者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1914年，明义士第一次被派往彰德府，一战后，他再次留驻彰德，从1921年一直到1927年。他常常到小屯去探访，因此能够就地了解当地人挖掘甲骨的情况。^[24]职务带来的地利与考古的天赋幸运地结合在一起，为明义士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最终，在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中，他为甲骨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

同时，中国的收藏家们也增长了对甲骨片真伪的区分和鉴别能力。

总结以上关于甲骨搜集活动的讨论，可以说，从商业角度讲，欧美搜集者更具考古意识，因此愿支付较高的价钱来购买这些新奇古董。^[25]但最先意识到这些甲骨文的文化价值的是中国学者。第二代甲骨学研究者中包括一大批优秀学者，他们的著作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广博的学识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我们将在下面加以介绍。

●甲骨的著录和出版

董的《年表》列举了截止1928年9月用汉文、日文和西文所著的甲骨文字的墨拓摹本及甲骨研究的文章、书籍共110种。其中书籍36本，30本是中国学者写的，4本是日本学者写的，其余两本分别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所著。在发表的74篇论文中，41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9篇出自日本汉学家，还有至少19篇是用英文写成的。刊登在德文杂志上的有三篇；法文杂志上有两篇，其中一篇是中国人写的，另一篇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写的。沙畹于1911年为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撰写了书评简介，该书于此前一年在北京出版。这一长篇书评向西方汉学界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26]牧师方法敛的《中国原始文字考》于1906—1907年间出版，是最早用外文写的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著作。^[27]

用英文写的其余文章，大部分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为同一个作者——金璋所著。他撰写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到1927年止，已在这本杂志上连载了七篇。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德国、日本的汉学家也对这种新发现的中国古文字的搜集和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发展得最迅速最浓厚的是在日本，虽然发表的论文并不多。包括林泰辅和内藤虎次郎在内的日本学者的著作同样对中国铭文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董的《年表》记载，1910年林泰辅将自己一篇研究甲骨文的论文寄给了罗振玉。罗评价这篇洞见深刻的文章在很多地方都“足以补向序之疏略”，即罗为《铁云藏龟》写的序。应该注意到，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一时期两位最顶尖的、对中国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学者，都在日本侨居过一段时间。辛亥革命后不久，罗就到了日本，而王仅在日本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在我看来，同日本人的接触对他们二人启发极大，激发了他们探讨新观点的热情，唤醒了一直深埋在他们潜意识中对历史和考古的兴趣。我不能妄称这就是他们献身于该研究的根本动力——甲骨文字研究当时已成为了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他们还可能受到所处时代其他因素的驱使，从而选择终生从事甲骨研究。

在专论罗、王两位先行者的研究之前，我想详细谈谈前面提到的孙诒让作出的贡献，并以此为开端对中国学者的工作作一总结。孙是通过读刘鹗的《铁云藏龟》首次知晓甲骨文的。早在1904年，即刘的著作出版一年后，孙便凭借他对金文的渊博知识对甲骨文字进行逐个考察。他连续研读了两个月，积累了许多研究笔记。这便是《契文举例》一书的底稿，但该书直到1917年才出版。这部最早探讨甲骨文字结构和意义的学术著作，是以单个字的功能含义来组织的。该书分历法、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等篇。其中关于文字的部分最长，几乎占到全书篇幅的50％。^[28]

1905年至1906年，孙诒让完成了另一部著作《名原》，并于1906年自费出版。^[29]书中孙说明了他的目的是探源以金文、甲骨文、周朝石鼓文和贵州省岩刻文（当时推测为苗族的古代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古代汉字，并将它们与许慎时期仍通用的古籀文相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孙旨在探明《说文》九千余字中较重要者的起源及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孙特别详述了数字的起源，并十分精确地追溯了在中国语言里出现过并仍继续使用的各类数字。他继而论证了象形字的本义，并列举了一长串表示动植物名称的象形字，如马、牛、羊等，加以图示说明。在对每个字进行考释时，除了依据在甲骨文中能找到的字之外，他还常常引证金文和其他先秦古文字，最后还评注这与《说文》的解释是否相符。

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孙诒让的著作，但现在要介绍另一个重要的学者罗振玉。据董的修订版《年表》记载，1902年至1903年，罗在刘铁云家中首次接触有字甲骨。^[30]第一次见到墨拓版的甲骨文时，罗振玉就对这种文字惊叹不已，他说：“自汉以来小学家若张（张敞）、杜（杜业）、扬（扬雄）、许（许慎）诸儒所不得见。”^[31]因此，他显然是通过刘铁云的介绍才第一次知道这门新学问的。

这一发现给罗极大震撼，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去传播、普及它，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字的新知，永久留存下来。他认识到，中国文字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许多变化，也遭受了种种误读。实际上这门语言较先秦时代使用的文字而言，其原初的性质及特征已变得不复辨认。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在他统治的第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即他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后的第八年^[32]，焚毁了所有书籍。同样著名的是，在完成大一统的第一年他即下诏要“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最重要的是，“书同文字”。随之而来的是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的诏令，焚烧除卜筮、医药、种树以外的其他所有书籍。紧接着，汉朝初年兴起了复兴古学的运动，它一开始带有混合的性质，也同样著名。对古籍进行卓有成效的搜集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6年）即位后。汉武帝颁布了搜集古籍的诏令。此时，由于种种原因，汉字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完全不同于先秦时通用的文字了。

对上述变化的历史不必再作进一步探讨，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变化的确发生了，由此才能认识在甲骨文发现后，特别是继先驱者王懿荣、刘铁云、孙诒让之后，这些学术贡献的重要性。

之前提到，林泰辅寄来的《以所作甲骨论著》给予罗振玉极大激励，罗“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墨拓，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孜孜不倦地对甲骨和拓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

第一，他确定了甲骨的确切出土地，即安阳市郊小屯村。此前，古董商把甲骨真正出土处当作商业秘密而隐瞒着。但罗振玉经过细致调查、仔细询问和系统研究后，终于找到了甲骨原初的埋藏地。第一章中已讲到，1915年罗振玉走访了彰德府，并记录了旅行日记。

第二，通过研究真正的甲骨文，罗振玉“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以这些新观点为基础，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他自豪地声称写此书目的有三：“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他的自豪不无道理。他在文中总结道：“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乃一一剖析明白。”此文成于1910年，同年由玉简斋石印出版。据董《年表》 记载，罗振玉这部重要著作的目次如下：

考史第一

一 殷之都城

二 殷帝王之名谥

正名第二

一 籀文印古文

二 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笔画

三 与金文相发明

四 纠正许书之违失

卜法第三

一 曰贞

二 曰契

三 曰灼

四 曰致墨

五 曰兆坼

六 曰卜辞

七 曰埋藏

八 曰骨卜

余说第四^[33]

此文刊印时还附《自序》和《又识》。

值得注意的是，罗在他的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重要著述的序言中，在追溯中国古文字的这一学科早期复杂的发展历程时，指出了几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实，特别是刘铁云、孙诒让和罗振玉之间的相互关系。罗在评介中也明确承认：“亡友孙仲容征君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见寄，惜亦未能洞析奥隐……”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罗还承认他为刘的《铁云藏龟》撰的序言为匆忙写就，并不全面。十分有意思的是，罗从孙的原作中发现的仅仅是其缺陷，而据罗称，孙诒让的手稿还是孙去世前寄给他的。而且，罗对于孙诒让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上面提到的、追溯了许多汉字演变的《名原》，只字未提。但罗一定对这部极具原创性的惊世之作非常熟悉。

因此，将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内容与孙的两部早期著作作一比较至少是有趣的。就研究方法而论，罗与他前辈无甚差别，这一点几无疑议。孙以比较研究为目的，充分利用他渊博的金文知识，与甲骨文进行了仔细比较，自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罗振玉效仿孙诒让的做法，以代表动物的象形文字为实例，分析了金文和甲骨文中发现的各阶段的象形字。罗列举了表示羊、马、鹿、猪、狗、龙等的象形字。不要忘了，孙在《名原》中选取加以专门研究的象形字也有马、牛、羊、猪、狗、虎、鹿和夔龙等。或许罗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的，意欲说明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曾经历过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也绝没有一个定式加以规范。但罗选择的例证清楚表明，即使罗在自己的文章中的确说明了一些新观点，涉及到一些新领域，那也只能说明他利用了前辈未出版的材料，并受益于孙诒让的早期著作《名原》的研究方法。^[34]

尽管如此，罗振玉仍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为夯实三位先驱者奠定的基础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早期收集和研究新发现的契刻文字的原始资料方面，他是非常幸运的。他充分利用这个良机，潜心研读，将其与先秦文字进行对比，对甲骨文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辛亥革命的次年，他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作《殷虚书契前编》。这部四卷本的著作包含2229幅甲骨拓片，全都是罗从他收藏的数万片的甲骨中亲自精选的。这几万片甲骨中大部分是从刘铁云处得到的，还有部分是他新购得的。这部著作以珂罗版用最好的纸在日本出版。三年后，1915年，又在日本印刷、出版了《殷虚书契后编》两卷。此一年前，注释卷《殷虚书契考释》完稿并出版。该书将《前编》中复制的甲骨文译成了现代文，并加以注解。其原稿是罗的年轻同事王国维教授手抄的，抄写本石印出版。全书分八章：（1）都邑；（2）帝王；（3）人名；（4）地名；（5）文字；（6）卜辞；（7）礼制；（8）卜法。前有罗振玉的自序，后附王国维的后记。^[35]十二年以后，该书修订本由东方学会出版，但未署出版者及出版地名。修订本是这一时期甲骨文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该书的注解中包括了许多新的研究，其中最有价值的出自王国维，上面已提到，他手抄了罗振玉第一版的注解和转录。

从纯文字学的角度看，大家公认这时期王国维所作贡献比罗振玉的概要注释要重要得多，虽然王一开始很可能从这位年长的同事处得到过许多实质性的帮助。然而，王国维的工作所依据的是珂罗版的《殷虚书契前编》这一原始材料，而该书忠实地墨拓复制了罗收藏的甲骨文字。

罗本人对精选材料的研究和高明的考释，在学者中间广为讨论，其中还包括一些一流的汉学家，当然这对中国保守派和开明派的金石学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考释》的第一版共考释了485个字。在修订本中，据董作宾讲，考释的字增到571个^[36]，几乎占此时期已知的甲骨文字总数的50％。罗考释的文字大部分为数字、天干地支、方位、动植物、地名、用具和关于日常生活的一般字，如入、出、上、下、步、行、狩、渔等等。因此，这暂时满足了读懂这些古文的基本需要。《考释》的最后一部分刊印了707条卜辞，以罗振玉的标准看，卜辞完整且清淅。^[37]罗根据卜问内容的类别将其组织起来。卦辞共分八类：

《考释》中由罗译成现代文的这707条卜辞原本是按可判读的文字所记录的事件类别分节的。显然，其中大部分与祭祀（a-c）、王的旅行（d）、渔猎、天气和收获及战争有关。这些条目可以重新分类，得各类占百分比如下：

1927年出版的《考释》增订本大大增加了考释文字的数量，扩大了《殷虚书契》中著录的可辨读的卜辞条目。考释的字数达671个，同时可判读的卦辞条数达1094条。罗振玉将后者分成九组，增加一组为“杂类”，其余八组仍保留原名称。若按上面的重新分类计算，所得各项占百分比的结果见下表：

虽两组事件显示的百分比有些不同，但差别不大。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无疑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商人须问卜以求其答案。其他三组——王的旅行、打猎和捕鱼、收成和天气预测——无疑也同样重要。大概这四组活动占据了商王的日常生活。占可读记录的5％多的战争，无疑也是和祭祀活动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只是战事当然不像祭祀那么频繁。这类记载后面还有机会更详细论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这些著作，说明了从殷商直到后汉许慎的《说文》问世前这个时期中国文字的发展变化，成功地巩固了新的中国金石学研究的基础。在这部巨著中，他们还在探究占卜方法和商朝都城所在地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商王室世系图谱的重建追溯到了前商时代。重建商王及其前商时代祖先的即位顺序主要是王国维的功劳。王对所有可判读的卜辞及相关记录都悉数加以研读。他还是将不同出版物上的墨拓甲骨片成功“缀合”成完整文献的第一人。在描写祭祀列位先王的仪式时，文献便会按他们的即位顺序加以罗列。王国维教授在1917年发表的两篇专论性的文章中建立了商王世系图，并以此与关于这一主题的另外三部重要著作作了比较。^[38]王总结道：

据《殷本纪》则商三十一帝，共十七世。……今由卜辞证之，则以《殷本纪》所记为近。

其他两种文献记载的世数都不准确。

上面提到的论著代表了王国维在历史学和金石学的研究过程中为古文字研究作出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贡献。直到现在，他的经典贡献根本上还未曾有改变。37年后的1954年，董作宾在写作《甲骨学五十年》^[39]时，列出的商朝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几乎仍和王国维1917年第一次考订的一模一样。

王国维于1915年开始投身这门新学问的研究，并持续了十多年。后来他仿效1900年死去的王懿荣，自沉于慈禧太后建造的颐和园昆明湖中。这一年是1926年，此时他正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

同一时代至少有五、六位中国金石学家对这门学问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学者的贡献中，有两本字典值得特别注意：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1）收录已识别文字873个；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1923）收录已识别文字789个。这些字典意义重大，既把初学者引人甲骨学之门，又使这门新学问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在结束这一章前，应谈谈章太炎（炳麟）的态度。董作宾生动地记述了这位被他称为阻碍这些新发现资料研究发展的“大敌”。章太炎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被认为是当时最卓越的金石学家，同时在政治上是个革命派。关于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董记述如下：

章太炎是我国学术界惟一不相信而且反对研究甲骨文的人。他的证据是流传之人不可信，因为罗振玉“非贞信之人”。第二是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第三是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第四是龟甲文容易作伪。^[40]

据说，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珍贵文献确实存在后，章仍然固执己见。有一桩轶事颇有风度地记述了章太炎对这种刻有殷代文字的古代遗存的内心感受：据说，章太炎作44岁生日时，学生黄季刚送来一包礼物，呈长方形，外用红纸包扎，很像一盒子点心。后来，老先生拆开红纸，发现里面是罗振玉的四卷本《殷虚书契前编》……

故事仅在结尾处提到，这份得意门生送来的礼物并没被扔掉，而是放在了老人的床头枕边——看来他还真是看了那些伪造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