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家在北京

1995年，为了出版父亲的《赵守俨文存》，我和内子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一篇散文。散文的名字为《幻园琐忆》，讲述了父亲对自己少年时代居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那段生活的怀念。

父亲是一个很含蓄而低调的人。因为特殊的年代和经历，以及工作环境等缘故，他平时很少展露自己的内心情感。因此，这篇散文与父亲的其他作品在写作风格上迥然不同，着实让我们有些诧异，读来却让我非常感动。

父亲文中讲述的“幻园”，便是现在北京的东总布胡同三十四号，过去的旧门牌六十一号。那是一个西式的花园洋房。房子除了门牌号，并没有什么园名，但它便是父亲心中的“幻园”。“幻园”在父亲的一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在文章的结尾曾这样写道：

今天小园的主人和到过那里的客人已一个个谢世了，所剩的寥寥可数，这一页很快就要揭过去了。这里不久可能夷为平地，由于它既非名园，又不是名人故居，将来不会再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我不愿意在此追忆小园中有关的人，以及我和他们感情上的联系，那里发生的悲欢离合。当年的欢笑，有些今天已化为泪。我已垂垂老矣，我不忍再写它，承受不住情感上的激荡。有许多应做的忏悔，也只得暂时从阙，俟诸异日了。

在三十九年前北风呼啸的严冬里，我终于离开了我的小园，我当时清楚地知道这是永别，借用George Eliot的一句话，我知道“金门永远对我关闭了”。从此我脱胎换骨，铸成新人。而“幻园”也同时诞生了，那里永远是鸟语花香，永远有一个年轻的我。

对于父亲心中的“幻园”，我其实印象不深。虽然在那里出生，却在一岁左右就随家人离开了那里。但是多年后，读到父亲的这篇《幻园琐忆》，同样也触动了对自己少年时的那段记忆，并促使我记录下自己的那段岁月。

祖辈荫泽

赵家算不得望族，而是比较寒素的。我家虽是汉族，但是隶属汉军正蓝旗籍。我的太高祖名达纶，字莲洲，号经圃，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是道光癸未科进士，在陕西佛坪做过知县、知府，因此与陕西有着不解之缘。高祖母和曾祖母都来自陕西延川的书香世家李氏。前几年，曾有位年轻的朋友居然买到我太高祖的《枣花轩诗稿》相赠。虽然诗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太高祖的故物。此外，他还著有《经圃日记》，记载了许多在陕西佛坪任上的经历，可惜没有看到过。

我的高祖名文颖，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字子異，号鲁斋、锐峰，与高叔祖文起（字景翰，曾任工部主事，著有《天籁轩诗集》行世）都是道光乙巳恩科进士。因为是汉军旗的缘故，他们的名字前并没有冠以“赵”字。高祖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第五天，阳谷被捻军围困，他守城殉难。因为殉节的缘故，《清史稿》中专门有传记载。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的一副书法楹联。

高祖母很了不起，其祖父李步瀛（太子少保衔）、父亲李宗沆也是当地的名门世宦，诗文都好。我家自高祖殉难后，家境败落，甚至连纸都买不起。但高祖母还是以一己之力，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并亲自负责四个孩子的教育，最后成就了“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在当地也是一段励志的佳话。因此，在今山东泰安安葬高祖母的地方，为了纪念她，曾被称为“奇母地”。高祖母幼承家学，能诗文，著有《双清阁吟稿》和《训子手札》，后来，她的侄女又嫁给曾祖赵尔丰，也就是我的曾祖母。

因此，若是从太高祖论起，那就应该是“一门六进士”了。但直到我曾祖这一代，才算是阀阅之家。

根据现存的家谱，从顺治三年（1646）开始，我家便落籍在山东泰安（一说是山东莱州）。因此赵家的籍贯考证，应该从入关后定居山东算起，即今山东泰安（或莱州），而郡望则是古襄平。今天，我还保留着一方“襄平赵氏”的印章（已收入我所编的《彀外堂藏赵氏印存》，后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关于古襄平，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辽宁铁岭，一是辽阳。但我觉得应该是今辽宁省的辽阳，只不过这已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

当年，我家算是“从龙入关”的。曾祖一辈兄弟四个，也就是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除了曾祖父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行三，大排行四）非进士出身，其余三位都是进士。其中，赵尔震（字铁珊，行一，大排行二）和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行二，大排行三）是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后来赵尔震做到工部主事三品顶戴，而赵尔巽次第做到山西巡抚、湖南巡抚、户部尚书、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东三省总督、奉天将军。曾叔祖赵尔萃（字小鲁，行四，大排行七），是光绪己丑科进士，别号傲徕山房主人，曾为直隶州知州，创办山东工艺局，后调任直隶工艺局、矿物局会办，三品衔，后辞官回到泰安故里。直到今天，在登临泰山的沿途，都能不时见到他的题咏。其实，从太高祖时代起，我家基本就住在北京了，只是因为高祖后来又在山东做官的缘故，才与山东祖籍地有着各种联系。

曾祖父赵尔丰是道员出身，先做了山西永济、静乐两县的知县，后来随锡良（1853-1917，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著称，曾任山西巡抚、四川总督、热河都统）从西凉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宁道、建昌道。因为曾祖父做事干练，为人得体，后来被任命为驻藏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这在当时，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因此，在清末的九位总督中，我家占了两席。

历史上，对我曾祖父的评价，从贬多于褒，到目前的褒多于贬，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现在看来，当时英国人觊觎西藏，赵尔丰任驻藏大臣的时候，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在打箭炉（即今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清末改置康定府）和英军作战，有很大的功绩。后推行铁腕政策，镇压西藏土司分裂国家的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不让外国列强染指西藏，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版图的完整。前两年，我见到周景良先生（周叔弢先生之子，一良先生之弟），他对我说：“令曾祖真是了不起，他当时甚至将中国界碑，立在了今印度的加尔各答。”如今对我曾祖父的很多评价，都称他为民族英雄，后人评价他“公而忘私，血诚任事”，“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而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尚秉和也曾谓“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功若此者”。章士钊更有诗题咏：“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曾祖父的《川滇边务奏稿》也是研究西南边务的重要文献史料之一。后因四川的路权风波，他下令开枪（有说法是朝天鸣枪示警），激起了四川民变，被尹昌衡所杀，殉难于成都。这段历史，《清史稿》有记载，还被收入了《庚子辛亥忠烈像赞》。关于他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最近，有朋友从西藏林芝归来，特地带给我一本近人陈渠珍的笔记《艽野尘梦》，陈渠珍曾是赵尔丰麾下的管带，他在书中对先曾祖的记述十分详尽，尤其是对先曾祖经略西藏的文治武功和平定西藏叛乱的威仪，叙述得淋漓尽致。

关于曾伯祖赵尔巽，应该说是清末至民初一位风云人物。他有两大特殊的事迹颇为后人称道：一是当御史时期的敢于直言极谏，一是任封疆大吏时的努力推行新政。赵尔巽以儒生当“言官”而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而名闻朝野，和当时翰林院的前辈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一起被誉为清流。他甚至和盛昱等一起弹劾醇亲王载沣，认为他“不宜参与政事”。后来任封疆大吏九年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如兴办新式学堂，筹办机械制造工厂，设立警察机构，修建铁路，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政务。清末李伯元在《南亭随笔》中还记录了他经常到高等学堂讲演，甚至引用华盛顿、赫胥黎、克伦威尔、林肯、孟德斯鸠、西乡隆盛等人的言论，令人惊叹不已。他还极力反对缠足，主持禁烟，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废除科举制度的运动。

颠　沛

曾祖父赵尔丰共生四子一女（女儿名瑛，终身未嫁，逝于上世纪30年代中。按照旗人的习惯，父亲呼之为“大爸爸”），除了小儿子（世磐）夭折外，其他三子一直都带在身边。大伯祖赵世愚（曾祖父的长子，字梅岑），大排行四，称四爷。二伯祖赵世基（字穗生，号介卿），大排行七，称七爷。祖父赵世泽最小，大排行九，称九爷，也就是后来启功先生的口述史里，经常提到的“赵九先生”。早年，赵尔震和赵尔巽都是膝下无子（赵尔巽晚年六十岁才得子），于是七伯祖赵世基就过继给了赵尔巽（因此，辛亥四川路政风波时，只有四伯祖和祖父在曾祖身边），而祖父则过继给了赵尔震，一子兼祧两房。后因赵尔震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去世，祖父赵世泽才又回到了曾祖父膝下。

祖父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别号小鸥波馆主人，又署听松阁主人，三十岁后以字行。他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当时的京师贵胄学堂。曾历经清末皇朝的倾覆、民国的肇始、北洋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与内战的动荡岁月，一生坎坷。

1906年，祖父世泽和四伯祖世愚随曾祖父赵尔丰前往四川成都上任。1911年，由于四川路权风波，曾祖父殉难于成都。而祖父一行兄弟二人在危急时刻化装逃出了成都。至此，便开始了一段四处颠沛的生活。

祖父回到北京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四川云阳人，辛亥后任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宣布江苏独立，祖父应召南下，往苏州做了程德全的幕僚（类似机要秘书，当时江苏巡抚驻节在苏州），负责程德全内外往来的各种公文草拟、电发等事务。至今我仍保存有祖父当时为程德全草拟的公务电文，如发给当时的安徽都督朱家宝、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给倪嗣冲、孙宝琦等人的电文原件。

祖父赵世泽在苏州跟随程德全期间，迎娶了苏州名门顾姓人家的女儿，即是祖父的元配夫人。同年，顾氏便因产褥热而去世，留下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名守儁，字思柔）。自顾氏去世以后，祖父后来续纳的继室都不曾扶正，皆是侧室的名分。

祖父在苏州一年多，后因程德全卸任，随后不久也离开了江苏。期间续纳了孙氏，生有一子，名守倞，不久孙氏也因病去世。当时，清王朝刚倾覆不久，许多清朝的旧臣遗老多在天津、青岛、大连、上海四地退隐寓居。因此，祖父赵世泽再次北上，前往青岛投奔曾伯祖赵尔巽。在青岛期间，祖父再次续纳了老祖母初氏。老祖母名初婉，字静瑜，山东诸城人。嫁给我祖父后，随了夫姓，称赵初婉。她因身体缘故（曾患子宫肌瘤，摘除了子宫），一生无出。不过，老祖母对我的父亲和我一直都非常好，视如己出。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都承她百般疼爱和呵护，所以我一直叫她“老奶奶”。而很多旧时的见闻和家族中的往事，也多是从小在她身边耳濡目染，才不至于到了我这一辈，“断”了这些过往的记闻。

我年少时常听老祖母说起他们在青岛的那一段日子。当时曾伯祖赵尔巽年逾七十，以清朝遗老自居，他常讲这样的几句话：“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他此生最后的夙愿便是领修清史。

由于曾伯祖和袁世凯在清末来往较多，袁对他一直很尊重。以至于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仿照汉高祖时“商山四皓”的典故，封了个“嵩山四友”，俨然以帝王自居。“嵩山四友”的第一位便是曾伯祖赵尔巽，第二位是徐世昌，第三位是李经羲，第四位就是张謇。不过，这四个人谁都没有接受这个封号。

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了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的呈请，并聘请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当年9月正式成立。这也算了却赵尔巽此生最后一个夙愿。同年，袁世凯为了曾伯祖主持清史馆事务的便利，特地派了专列前往青岛，将他们接至北京，而进京的路线就是胶济铁路转京浦铁路。据彼时随行的老祖母说，他们坐的专列被称为“花车”——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老祖母晚年总是对这段往事津津乐道，我也常听不厌。所谓的“花车”，就是有豪华内饰的高级专列，也是当时北洋政府远程接送贵宾的最高礼遇。“花车”由三节车厢组成，有卧铺车厢、起居车厢和豪华餐车，所有的内部设施都是西洋款式，如红丝绒的沙发和座椅，挂着流苏的幔帐和窗帘，几乎与那时的西洋高等车厢无异。（蓝钢车组成的花车，是因临时需要组成的，而花车本身并不独立存在。）

栖居东北

自从曾祖父赵尔丰四川殉难后，祖父赵世泽一直南北颠沛，奔波了数年。在随同曾伯祖赵尔巽回京之后，虽然全家衣食无忧，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特殊的经历和当时的环境，让祖父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他期望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作为。于是在民国初年，因为曾伯祖与张作霖的旧年渊源，祖父前往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任职，署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那时，祖父举家定居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两地。齐齐哈尔的房子我估计是官署，而哈尔滨的房子则是私产。

那时，祖父经常往来于黑龙江与北京之间，回京之时，也会住在曾伯祖于北京的一处宅院（位于今天的北兵马司）。如今这处宅院早已不在了，1948年以后，那里盖了大楼，成为交通部的办公场所（也即后来的三机部、航天工业部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其实曾伯祖在京还有一处宅院，在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那个大园子虽房屋不多，但是花园极大，每到春天，满园的芍药、牡丹，姹紫嫣红。50年代，老七爷赵尔萃的侧室住在里面，我称“七老祖”，算是赵家当时辈分最高的长辈了。我小时经常随两位祖母乘着三轮车去那里玩，尤其是七老祖每年过生日时，恰逢暮春，正是园子里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我会在那里满园地疯跑。赵尔巽晚年所生之子，十二叔祖赵世辉与张怀瞳（张作霖之女）夫妇1950年曾从美国回京省亲，还在那个园子里住了十几天。

当时，祖父任署地是在省会齐齐哈尔，但两位祖母特别喜爱当时哈尔滨的洋派生活，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全家都居住在哈尔滨。为此，祖父在当时的哈尔滨南岗地区置办了房产，供两位祖母常年居住。祖父则因此频繁往来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提到张作霖，不得不说起他与我曾伯祖赵尔巽那段极深的渊源。清末时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当时东北的匪患猖獗，其中以张作霖的势力最大。曾伯祖爱惜张作霖是个人才，将其招安，并一手提拔，为其日后成为东北王奠定了基础。因此张作霖对曾伯祖感戴一生。曾伯祖在六十一岁时得子赵世辉（1942年移居美国），他感到此生无憾，自诩“无补老人”，对儿子疼爱有加。而赵世辉的夫人，便是张作霖的三女儿张怀瞳（张学思将军的胞妹）。因此赵张两家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使得两个家族在以后的岁月里，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赵张两家联姻一事，绝非如唐德刚记录的张学良口述中所说“是赵尔巽主动向张作霖提亲”。而是当时张作霖确有此意，但我曾伯祖认为两家出身、门第悬殊，因此坚决不允。直到曾伯祖去世后，张家再度提亲时才被应允。

祖父任署东北期间，适逢张作霖五十大寿。张聘请七伯祖赵世基担任演出堂会的总提调。因七伯祖与梅兰芳相交甚笃，虽然梅兰芳有不出关演出的惯例，无奈冲着七伯祖的情面，破例为了张作霖的五十大寿，在奉天（沈阳）登台唱了三天大戏。而当时的大轴戏便是梅兰芳与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按说，在寿辰之际演出《霸王别姬》是不祥之兆）。同时被邀请前往奉天的，还有京剧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谭富英和王凤卿、姜妙香等，他们都被安排居住在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只有梅兰芳，因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由七伯祖陪着住在中国银行沈阳办事处。张作霖对梅兰芳很是敬重，曾由七伯祖陪同，携夫人前往梅兰芳下榻处拜访。（七伯祖赵世基一生才华横溢，只可惜身体一直不好，1927年不到五十岁时便去世了。）

当时全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关内与关外的货币汇率不同。因此，祖父在东北任职期间，通过关内外的货币汇率差价从中赚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获益颇丰，家道也逐渐殷实起来。也是在这期间，祖父又续纳了我的亲祖母。亲祖母是江苏扬州人，随其姑母在安徽长大，名汪姞，字曼殊，后随夫姓称赵曼殊。因为她好吃甜食，又喜欢散糖给小孩儿们吃，我称她为“糖奶奶”。

1926年1月18日（旧历乙丑腊月初五），我的父亲赵守俨出生在齐齐哈尔。老祖母每与我讲起父亲出生时的场景，总是满脸骄傲的神情。父亲出生时，老祖母为了孩子的平安降生，找到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日本医生伊藤夫妇（伊藤是当时著名的妇产科大夫，他的妻子是日本助产士），为我亲祖母接生。而当孩子的脐带剪断之后，医生便将孩子（我的父亲）放在了老祖母手中。老祖母对我讲：“她（指我的亲祖母）那时才十八九岁，能懂得什么呀！”不想，多年以后，两位祖母却常因此旧事拌嘴，一个说“儿子可是我生的”，一个说“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我在一旁听来倒也觉有趣。

祖父给父亲取的乳名叫“安儿”，这其中是有个缘由的。在我父亲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11月，时任东北军京榆驻军副总司令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挑唆下，举兵倒戈反奉。后被张学良平定，同年郭松龄夫妇兵败身死。也因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东北局势转危为安，祖父更希望家中的亲人和新生的孩子，能相安于世，于是才给父亲起乳名为“安儿”。

而此时在北京主持纂修清史稿的曾伯祖赵尔巽，虽然晚年得子，号称“无补老人”，但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在“北京政变”之后也曾应段祺瑞政府之邀，以德高望重出任临时参议院议长，但是实际已经不能做什么具体事情，健康状况堪忧，已近灯枯之年。他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稿》的完成，一再催促着《清史稿》的编修完竣。1927年，为了了却曾伯祖的夙愿，《清史稿》仓促成书。由于仓促，书稿确实存在不少疏漏和问题。后又由金梁（1878-1962，号息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携至关外，经其增删修改后的版本称为关外本。而曾伯祖主持修撰的版本称为关内本。1928年后，国民政府对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都不予承认，宣布了它的二十七条罪状，例如“反革命”、“不奉民国正朔”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依然对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赵尔巽的去世

1927年里，有三位重要的清朝遗老相继去世。第一位是在北京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于昆明湖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突然逝于山东青岛的康有为，第三位便是我的曾伯祖赵尔巽。

曾伯祖病笃之际，即电告我的祖父赵世泽，望其携两子（守倞和守俨）回京省亲。其间，曾伯祖在病榻上，以他的思路口吻口述，由祖父代为执笔，为所藏《宋拓房梁公碑》写了一篇跋文。这篇跋文事关曾伯祖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传世藏品，也即是“小三希”之一《宋拓房梁公碑》——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碑。碑文记录了一代名臣房玄龄的生平，梁公是房玄龄的谥号。该拓本为唐代正书碑刻，由褚遂良所书。拓本曾以珂罗版形式影印了一百部，我至今还保留着其中几部，后来还赠送给朱家溍先生一部。而这件家藏的原件，在40年代初，被堂叔祖父赵世辉带去了美国。赵世辉后来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办，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这些都是后话了。从跋文能看出来我祖父的手书字迹非常漂亮，落款为：

丁卯重逢乡举之年，八十四翁无补赵尔巽病榻谨记。犹子世泽率倞孙、俨孙适从龙江来省，即命之代笔，秋节前十日。

丁卯即是1927年，俨孙即我父亲。

这段跋文不久前在嘉德拍卖，被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购得，据说是从樊增祥后人家中流出。他拍得此件后，又来找我在上面再重新题跋一段始末。九十年后重见先人手泽，又得补跋，也为幸事。

曾伯祖去世后，祖父携两位祖母与其他家族宗亲一起，在北兵马司操办大丧事宜。多年后，两位祖母都对我讲述过当时闻讯赶来的张作霖出席丧礼的不少细节。

当时的张作霖已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势力已经扩张到长江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巅峰的时期。但是在赵尔巽面前，张作霖一生都自称僚署、麾下。就是在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每次谒见赵尔巽递手本，也署“沐恩张作霖”。张学良也曾在口述史中称，“赵尔巽是张作霖一生最敬重和惧怕的人”。丧礼期间，张作霖行至北兵马司宅邸大门口时，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灵堂，痛哭至两个鼻孔流血不止，被人搀出灵堂。当时我的两位祖母作为侄媳在旁守灵，看得最为真切。那场景真应了古人对“泣血稽颡”的描述，也足见二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又因我的两位祖母与张作霖的许夫人（即张学思和我叔祖母张怀瞳的生母）关系也非常好，在东北时，也常与她和于凤至在一起打牌，所以关于张家的一些轶事，也是两位祖母常说起的旧事之一。

待曾伯祖的丧礼结束后，祖父即携家眷回到东北。转眼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后北伐成功，奉系与当时的国民政府谈判后，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从此听命于国民政府，响应全国统一。但是这期间，东北军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祖父触动极大。

张作霖死后，围绕奉系内部新的权力中心的确立，张学良与父执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奉系老派人物）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加上多年的积怨，以及政治理念的不同，张学良最终设计诱杀了杨宇霆和常荫槐（1888-1929，字翰勷，曾任黑龙江省省长、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掌管东北经济命脉的主要人物）。杨常二人死后，对外公告的罪名当中，首罪便是勾结日本。然而众所周知，杨宇霆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在东三省的问题上，与日本人的抗争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可见当时定此罪名，不过是为了安抚民心罢了。我祖父任署东北期间，素来与杨、常二人交好。特别是常荫槐，因为常是经济出身，与祖父同为东北经济系统僚属关系，两人来往更为频繁一些，而且两家的家眷也常有往来。杨、常二人被杀，让祖父对张学良的作为十分不满。后据父亲讲起，祖父一直对张学良印象不佳，认为他是纨绔子弟，且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祖父也曾说过，如果杨宇霆不死，也许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

不久，祖父便辞去了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的职务，举家搬到了大连。祖父在东北任署期间，因公务常往返于齐齐哈尔和大连，所以在大连的老虎滩置有一处日式别墅。由于东北局势随后逐渐平稳下来，祖父和两位祖母就来到大连居住。在大连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的生活相对平和，日子过得也还算优裕。而父亲也随祖父一起迁居到大连，当时他已经两岁。

再度定居北平

1929年，祖父举家从大连迁回了北平。自此算来，从跟随曾祖父赵尔丰四川上任伊始，待到再次归返久别的北平，祖父已经南北颠沛了二十来年。不久前，我在某拍卖网站看到他当年的诗作，手书七言律诗两首，气魄雄浑，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绝对不是外界认知的一味风流倜傥的“赵九爷”。

回来之后，祖父在东总布胡同内置办了一处房产，以供全家人居住。而这幢房子，便是父亲笔下的“幻园”。自此，从1929年到1950年，我们全家便在此居住，也开始了我们这一房重新正式定居北平的日子。只是住下后没过多久，伯父（即父亲同父异母的兄长）守倞因病去世。

当时北平的胡同里多是传统形制的四合院，而祖父购买的这幢房子，来历却有些独特。房子最早是一位德国建筑师设计建造，供其自身居住使用的。后主人回国，就将房产转卖给了一位国人。后来，因新主人嗜赌成性，一夜之间又将这房子输于他人，经过几次辗转之后，被我祖父买下。

当时，这类西洋形制的洋房在北平并不多见。房子为两层楼房，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外观都呈现西式风格，周围是欧式的木制回廊。难得的是，还兼带有一座花园，花园的布置却是半中半西，花木扶疏，其间还有水池、太湖石假山和一座中式的茅草凉亭。

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时局动荡，祖父虽有抱负，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经历坎坷，诸事繁杂，便逐渐淡出世事，深居简出，过起了寓公的生活。于是从1929年至1937年间的那段日子，就成了祖父在北平最闲适宁静的一段时光。而四伯祖家也买了东总布胡同中段的一座西式小楼，离我家不远。不过，四伯祖与我祖父兴趣爱好大不相同。这位世愚四爷最喜欢在家鼓捣些九章算术、勾股定理之类的推演，但是他并不懂现代数学，只不过是兴趣消遣而已。

祖父博学多才，风流倜傥。不过，由于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他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纲操影响颇深，为人风雅，无意流俗。因此在东总布胡同的日子里，祖父多好收藏历代文人书画和碑帖。而1937年之前，正是他收藏最为丰富的时候，如马远、赵孟、沈周、董其昌和画中九友、査士标等人的字画作品收购了不少。而对于类似扬州八怪等人的早期商业画作，祖父历来是不屑一顾的。如今看来，他当时的收藏趣味不免过于正统，失之偏颇。不过，在当时北平的古玩行里，赵九爷的名声着实不小。在20年代末，他又从当时的大收藏家完颜景贤（朴孙）旧藏里收购了很多精品，更算得上是当时的大家。早在30年代以前，在收藏界里，碑帖的收藏是远远高于书画收藏的，其价格也要比书画高很多。我祖父所藏的碑帖精品正是他能在收藏界享名的原因。当时很多宋元碑帖都经他鉴赏收藏，如元人袁桷的《雅潭帖》、虞集行书《白云法师帖》、龚的《教授帖》、段天祐的《安和帖》，以及宋拓《兰亭》“况字三点，暂字有贼毫本”等，多从项元汴起，历经安岐、何子彰、完颜景贤、张爰（大千）、谭敬至我祖父相继收藏，都有他们所钤的收藏鉴赏印。因祖父所好所喜多少有些偏好和自负，投其所好者不在少数。后来，他将自己的收藏花重金拍照，一一做成了珂罗版图片，我保存至今。无论如何，在旧时的北平，祖父赵世泽称得上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之一。每与马宝山、耿宝昌、程长新、徐震伯、樊君达、刘云普等厂肆旧人谈起祖父，他们都能道出许多当年与他交往的旧事，与他非常熟悉。

祖父也酷爱戏曲。在那段做寓公的闲暇日子里，除了对昆曲的爱好之外，常常也创作些皮黄（京剧）本子，同时也将一些昆曲传奇的剧本改编成皮黄。如将李渔的《玉搔头》改编成了一部皮黄本子，叫作《凤双栖》。后来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还演过几回（张君秋是我祖父的义子，那时经常住在东总布胡同）。不过，祖父创作的戏曲剧本因其个人喜好，风格大多过于典雅，无法迎合当时梨园内流行的世俗之风。于是祖父对戏曲的喜好，渐成了他自娱自乐的消遣，用以打发寓公生活的寂寥。至今，我仍藏有他用蝇头小楷写的戏曲创作和工尺谱几十种。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战爆发，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祖父坚决不肯出来做事，因此也断了经济来源。除了东北的房产之外，家中从来没有经营过任何产业，抗战期间东北房产的收益也到不了家里。且祖父不擅经营，只能坐吃山空。那段日子里，因生活窘迫，他开始靠变卖藏品度日。如今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十余件法帖和书画藏品都是他那时变卖的，如元代袁桷的《雅潭帖》、虞集的《白云法师帖》等，都钤有他的收藏印，是当年他卖出的藏品。

祖父也擅围棋，据说达到了六段的水平。在那些日子里，与人手谈，成了祖父打发时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幻园”生活时期，常有一些喜欢书画的朋友和擅手谈的棋友上门来陪他鉴古下棋，如陈叔通的哥哥陈汉第（字仲恕，画家），以及石雪居士徐宗浩（名士，书法家）和画家陈半丁等。

1949年新中国建政以后，陈叔通等人也曾多次劝说他出来做些工作，无奈祖父已经历二十年的寓公生活，养成疏懒而不问世事的习惯，都婉言谢绝了。1950年初，祖父因突患脑溢血去世，享年仅六十六岁。

离开“幻园”后的日子

祖父去世之后，家中的经济来源基本来自哈尔滨的房产收入。1949年后，哈尔滨的几处房产统一由国家管理经营，而原房主每月有定息可拿，这便是我们全家当时的所有经济来源。由于这定息需要每月去专门的部门领取，因此在哈尔滨当地委托了一个叫潘立甫的人，每月里由他按时领了这定息，再电汇至北京。每月的定息总额在八百元人民币左右。当时一般人每月的薪水较高的也不过六七十元，多的也不过二百元，所以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每月的定息被分成四份，两位祖母各拿其中的三成，剩余的四成，由父亲和姑姑平均分领。直到1960年前后，父亲便将这定息中的两成主动放弃，上缴国家——即每月从哈尔滨电汇来的定息中不再有父亲的那两成。后来，哈尔滨的潘立甫去世，老祖母通过私人关系，委托北京通教寺一位尼姑（法号隆观）在东北工作的俗家哥哥（姓姜），代为处理每月领取定息的事宜，一直到“文革”前夕。

1948年的圣诞之夜（也即戊子十一月廿四日），我出生在“幻园”（实际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亲自接生）。一年多后的1950年初，家人将房产以三千匹布的价格卖给了国家，并举家搬出了“幻园”。

父亲多年以后回想起离开“幻园”的场景时，我依稀还记得他说：“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

离开“幻园”后，家人仓促间在东城南小街的什方院胡同（1965年后改称盛芳胡同）购置了一处四合院。那是一座格局很奇怪的四合院，半中半西，围绕着整个住房，有一圈回廊，回廊很宽，都铺着很漂亮的花砖地。整所房子都有地下室，其中南侧的地下室成为了家中的厨房，而东西北三面的地下室都堆放着从东总布胡同搬来的家具。我们在此一直居住到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