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同母亲一起帮父亲下了楼，把他送进车里，用毯子裹住他的双腿，就好似问题是出在天气，而不是身体里蚕食他的病痛。天开始下起了雪。

巴恩斯医院接收了他，随即将他推走，穿过一扇接一扇的弹簧木门。我们母女俩则在医院餐厅里等候，喝过糟糕的咖啡后，又转移到毫无人情味的访客休息室坐着。医院外面，暴风雪越来越大，地上悄无声息地积起了一片白。仿佛确认时间流逝的唯一方式，就是望着吹雪越堆越厚，窗沿上，五层楼之下停车场里的轿车车顶上，越来越像堆积起的砂糖。

“他会没事的。”我们时不时对彼此说道。

“没错。”

我们一字不变地重复着这些话，就像一枚平安符，我们来来回回地编织着，直到每个字紧紧连成一条希望或信念的链条，或是介乎两者之间。

白天稍晚时分，一名外科医生朝我们走来，手上拿着布制手术帽。我想我宁愿灵魂出窍，也不愿听到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我看着他的嘴唇翕动，几乎难以忍受。但没想到，我们迎来的是好消息。

是癌症，如我们所料，但肿瘤很容易便取出了，没有残留，看上去也没有扩散的迹象。他们让父亲住院一阵子等身体恢复，但已经没理由不满怀希望了。

“噢，谢天谢地。”母亲喊道，我们互相拥抱，笑中带着泪，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抖。我的心骤然明亮起来，如同一只魔术师的鸽子被放飞天际。

看望过父亲后，我们更加安心下来，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后来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直接朝家开，而是绕了几英里路，去索拉德市场的德国糕点房买罂粟子蛋糕。回到家里，母亲在厨房用深锅热牛奶，就像圣诞节又到来了一般，只是带来了更好的礼物。牛奶盛在一只颇沉的马克杯里，我双手捧着，享受着它的温热。这时，母亲问起我的生活。卸下了如此多的忧虑和负担，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自然地交谈。

我全部告诉了她，我借住在康涅狄格州新哈特福德的一间房子里，最近都躲在那儿潜心写作。我很喜欢我的小房间，书桌正对着一片长长的草坪。还有对我珍贵无比的时间——几个月来哪里也不去，什么紧迫的事情也不用想。

我侃侃而谈，没留意到母亲的表情已经变了。

“你应该回来住，”她沉默半晌，然后开口道，“麻烦朋友这么久很不礼貌。”

“啊，菲尔兹无所谓的。”W. F. 菲尔兹是我现在的施恩者。我都没把他当朋友，因为我们才认识没多久。“没那回事，他在城里上班，从来都不在那儿待。”

“他妻子呢？”

“他是个单身汉，妈妈，而且他的房子大得不得了。他几乎都不知道我在那儿住着。”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比起菲尔兹的慷慨大度可能带来的影响，他没有妻子这件事无疑会让母亲更烦心。还有几个字，她虽没有说出口，但我仿佛听得分明，她紧绷的肩头说明了一切：人们会怎么说你？

“真的没关系。”我试着解释。这并非那种庸俗老套的情节，菲尔兹不是我的情人，连战利品也算不上。他古板得很，像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对中国无所不知。我们在华盛顿的一次派对上相识，聊了聊我的创作，说到我的新书是一本长篇故事集，素材来自我当联邦紧急救援署的叙事记者时辗转美国各地遇到的一些人，他们让我难以忘怀。我就说了这些，还加了一句，如果可以有个地方让我潜心写作就好了，就像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在巴黎时那样。

“有个地方，虽然离巴黎还差得远。”他这样答道，表示愿意提供他在北部的度假屋。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全部内容了，真的。后来有一次他雪季来度假，对我大献殷勤，但我得为他辩护，那是喝了三杯实实在在的马提尼之后的事，而且我毫不费力地把他挡了回去。后来我们提起这件事都大笑起来。

我知道这些话母亲一定听不进去，也没法让她安心。所以我只对她说：“我真的能照顾好自己。”然后便转换了话题，说起我最近给杂志投递的文章。最近几年来，我也试图涉足正统传媒界，但不是背景不符，就是离我想要的太远。当我终于得到面试机会时，一群编辑上下打量着我。我修长的双腿，上好的衣服，头发，都让他们给我贴上了社交名媛的标签，而不是女青年会成员。最后我能找到的工作只有给闲暇的女性写写美容建议，从减龄保养、美黑方法到时兴的发型，千字二十美金。写这种玩意儿既无脑又束缚重重，在这些文章里，我的智慧与观点派上的用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写作令我分裂，但我又何尝有别的选择？

母亲听着，不发一言，我们杯子里的牛奶都冷了。我知道她希望我不仅仅是这样，也希望我对自己这么想。我还是小女孩时，每天都写诗，梦想着成为文学界之光。而现在，在泡泡浴和滋润乳的文字里，我连边都擦不着。

“你待在这里我会很高兴。”母亲说道。夜已渐深，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知道这么说很自私。”

“你这辈子就没有自私过。”

“我们存了些钱。如果你想做点事情，那……”她踌躇着，没说完的话飘在空中，但只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道，“我们很愿意提供帮助。回家吧，在这里写作。”

“噢……”

她的话一点儿也不让我意外。这几个月她过得很不容易，筋疲力尽，如果我就住在楼上的话，她也不会那么为我担心。我琢磨着如何回答她，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这个邀请很诱人。”我终于说道，“让我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吻了她，把我们用过的杯子放进水槽，然后静静地走上楼。厚厚的地毯吞没了我的脚步声，但内心深处，我感到一阵绞拧的痛苦，还有些许若隐若现的恐慌。

如果按照我父母的想法，我就永远不会离开学校，除非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或是像他们一样步入长久稳定的婚姻殿堂。可是我却去了阿尔巴尼为一间报社工作，那里没有人写永垂不朽的诗文，我刊登结婚通告，报道女人们的社交午宴，指望着四美金的周薪过活，住在散发着泡菜酸味的小房间里。那样的日子将我消耗殆尽，我终于开始反抗，带着两个行李箱和打字机，揣着七十五美金远渡巴黎。

在巴黎，我也试过做新闻工作，但很快就明白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于是我转而去当了学徒洗头妹，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写作，睡得很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总是用钱去买束紫罗兰，而不是早餐。

与此同时，我的父母忧心忡忡，一开始他们没有表现出来，之后便渐渐不再避讳了。父亲抛来一封接一封心急如焚的信，无疑是想劝我回家，或是以其他什么方式让我安顿下来。但他们只会让我想要更加放纵地生活，肆意撒网。

我就是这样遇见伯特兰·德·乔弗内尔的。他是一名法国左翼新闻记者，温文尔雅，相貌俊朗，已婚。我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一切就迅速地发生了。他曾经是克莱特热烈追求的情人，被广传为故事。她是他的继母，引诱他时他才刚刚十五岁。这一切本该让我避而不及，但我竟反被吸引，而他对我的渴求，和我们想在一起却不得的绝望，更令我意乱神迷——他的妻子玛赛尔不同意离婚。

我们交往了将近五年。我时不时会惊觉自己所陷的处境，于是从他身边逃离，背包里装满了我第一本小说破破烂烂的手稿，打算开始认真生活。但他很快便追了上来，一次又一次，混乱的旧桥段再次上演。

我原地打转，哭干了眼泪，然后继续原地打转。

公平说来，不赞成我跟伯特兰在一起的不止我父母。每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都直接对我的幸福表示担忧。他不能以自由身来爱我。不管他怎样承诺改变玛赛尔的心意，但她就是不放手。即便如此我还是留在他的身边，让大家觉得我像个劣等艺伎一般强求着自己。我成了警世故事的主人公。

终于和伯特兰彻底分手后，我回到家里疗伤。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玛蒂，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什么样了？”父亲责骂道，“‘经历’本来不是个下流词，但在你身上好像是另一回事。”

“别说这种不公平的话，爸爸。我现在要重新写书了，我是想要写作的，你很清楚。我真正想要的只有这个。”

“那你就写。”他冷漠地说道。在他的书房里，我不禁感到自己像一个病人，正等待着他宣布最坏的判决。我坐在他收拾整齐的沉重书桌前，父亲笔挺的肩头后方，医学词典、文献，还有他毕生所读且热爱的书，像特制行刑队似的一一排列在书架上。“去写，现在就去做。别再利用你那身材和秀发的资本了，也别再表现得那么魅力四射的。”

他话里的刺让我头昏脑胀。我的耳内嗡嗡作响。“要是我有什么魅力，那也是你和母亲的过错。”

“你不过是害怕孤独罢了。”

我瞪着他，心里既受伤又愤怒，但更多的是悲伤。悲伤的是我没有勇气对他说，其实他或许是对的。那时候已经有另一个追求者等候上场了，虽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那人也是已婚。

“你得学着和自己相处，不是跟别人。”他接着说下去，“困难之处就在这里。等你学会了接纳自己的天性，你会感到平静，不再狂躁。也许到那时你就不会再任由自己做出这样糟糕的选择了。”

“我的所作所为没有问题。”我对他说，但那不是真话。其实我似乎已经无法自拔了。“我不是在问你的建议。”

“确实不是，我很明白。”父亲转过头，看向窗外。正是秋季，我们这条街上的梧桐披上褐色，在自然的呵护下未经摧残，美丽夺目。他终于又转过头来凝视着我，说：“你收集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需要他们对你的看法。这在旁人眼中很难看。”

“那就别看。”我说完便离开了，趁我忍不住嚷出心里的所有感受之前——我恨他盲目地审视我，我爱他爱得让五脏六腑都纠结起来，我迷茫，害怕，我试着倾尽所有，却似乎永远，永远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