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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这十二个月里，我觉得自己老了十二岁。我像住在楼梯尽头的老处女一样生活着，除了家人谁也不见，世上事只有流淌在报纸间时我才能略猜一二。隐居生活本该有益于写作，若不是父亲最后那番话让我如此难受，若不是他的死使我悲痛欲绝。我现在才明白自己一直都错了，以为他的离世会给我答案，更错在曾希望能以此得到解答，即便只是一秒钟的念头。

我不可遏制地想要他回来。我需要修正许多事情，去原谅，去获得原谅，而这两者都是同样毫无可能。我需要时间来向他证明，我的性格不过在边缘处有些扭曲和幼稚，而我仍然能够成为他的骄傲。但时钟不会倒转，而我也很难相信它在朝前走。至少在我这里没有。

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也向学校请假，回家住了一阵子。我们一起在厨房吃每一顿饭，晚餐后穿着家居鞋一起听广播。白天我试着写些新东西，但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咬着铅笔杆，呆望着窗外，等待着母亲召唤我做些什么。

她表现得很勇敢，比任何人都勇敢，一直作为我的北极星的母亲，对她来说，父亲才是那颗恒久的星。一天我出门寄信时，看见她静静地站在楼梯下。临近晚餐时间，她就站在那里，蓝色的天光斜射进来，在大门上投下阴影。终于我明白了缘由，骤然为她心碎——她在听父亲的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等待着他的吻。

我走过去抱住她，她静止得像空气，消瘦得禁不住风吹。

“我不知道怎么办。”母亲倚着我的肩膀说，“我不停地想我如今该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帮你什么吗？”

“你已经做了很多。我明白，你其实更想待在别的地方，逍遥自在地生活。”

“我很愿意留在这里。”

部分是真话。为了让母亲活得更轻松，什么我都愿意做，但待在家里宛如在陵墓中，活在玻璃罩下。大多数日子里，我无法大口呼吸，母亲那布满悲伤的脸令我心痛。三十五年来她一直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谁能承受如此的逆转和空虚？除非拒绝爱任何人，孤独终老，谁又能避免这样的事情？

过了些时日，我又开始写作了，并开始猎寻《民困见闻录》的出版机会。我把书稿寄给多家出版社，焦急地咬着指甲，却等来一封接一封拒信。希望像砂糖入水般渐渐溶解。最终我决定做些别的事情，不然难以维生，便开始找东部新闻界的工作。我往曼哈顿寄了铺天盖地热情洋溢的求职信和简历，尽管并非多么拿得出手。在排山倒海的“谢谢来信，很遗憾”之后，《时代》杂志允许我写一篇试用稿给他们。我踌躇满志，非要拿下他们不可，每天玩命地写作十二个小时，持续了整整一周。我觉得那是一篇扣人心弦的稿子，带有个人色彩的同时也不失新闻性，写的是我和伯特兰以前租车从纽约到密西西比的旅程，以及我们如何以近得恐怖的距离见证了一次私刑。

写作占据了我。我在这篇文章中倾尽了心血，完成，寄出，在一周的时间里踟蹰等待，孤注一掷渴望拿到这份工作，然而却等到《时代》编辑的来信表示遗憾。只有短短一段令人挫败的话。他们觉得文风不对，有些太严肃，又有些不够严肃。他希望将来有机会我能再试试，等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我不懂，”我向母亲抱怨，“太严肃又不够严肃？怎么可能？”

“也许他的意思是你还有很多要学的地方。这不是坏事。”

“我可以到那儿再学啊。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行的。”

“你要是把眼光放低些，可能会慢慢长进，到时再找他们试试吧。”她建议道。

“哪有这个时间呢？我只想直接到一个万事俱备的好位置上，我会卖命工作的，我不介意。”

母亲温和地看着我，似乎在心里小心衡量着接下来的话。她说道：“开头也很重要，亲爱的。你得对生活耐心点。”

“要是有一件顺利的事，也会容易得多。天知道我现在还能在哪儿找到工作。我的小说也完全停滞不前。”我指的是最近刚开始写的新书，那对反战主义的法国夫妇和他们高尚的冒险行动。我兢兢业业地写作，描写场景，加工对话，但大多时候这个故事好像与我完全无关，仿佛它只是个流浪儿，某天恰巧跟着我进了家门。“书里的人物就像陌生人，我没法和他们拉近距离。”我说下去，“要是我在法国的话，或许会有解决办法，到世界大战^[1]的著名战场上走走，或者只是坐着思考，看看塞纳河的风景。”

“那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别说傻话了，以后我会找时间去的。”我本想让她安心，话一出口却明白了母亲的沮丧。她觉得自己在碍我的事。

“你不能为了我放弃自己的计划和自由，那样对我俩都不公平。”

“我待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心疼你。这和义务无关。”

“那就说是因为爱吧，但是爱也会变得沉重。你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明白。”我答道。我确实明白。只是当我紧紧拥抱母亲，她的善良像血液一般输送灌注到我全身时，我方才意识到，自己对该朝哪个方向寻找那所谓的生活一无所知。

这一年慢慢冬去春来，我从一个房间躲到另一个房间，过度吸烟，熬夜，有时睡到下午一两点起床。随后我接到威廉·莫洛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的消息，他决定接受《民困见闻录》。对方提供的预付金少得可怜，还分别在信件和电话中明确说了，他对这本书的销量不抱期望——假如有销量的话。话不中听，但至少这本书将得以面世。我感激地接受了，内心盼望着结果会证明这个编辑错了，又想着，如果能将这个消息和父亲分享该有多好。

每每想起曾经对他的怒气，被他审视时的激动和口不择言，我都羞愧万分。或许他是对我太苛刻，但或许那只是想要帮我成长，逼我上进，趁为时未晚。而我只知道，那些愤怒和反抗曾经存在的位置，如今只剩下巨大的空虚。某种程度上，母亲所说的“我不停地想我如今该做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也印在了我身上。我不知道未来要面对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找寻未来。

终于我对母亲说，我又在考虑去欧洲了。

“我一直盼着你哪天改变主意。”她说，“就当作是工作疗伤，去那里埋头写书吧。”其实她索性可以对我说：弄清楚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吧。时间不等人。

1936年6月我乘船出发，先是去了英格兰，然后到法国，比起我上次前往的时候，两个国家都更加萎缩衰败了，而那只是不到两年前的事。蔓延的失业潮令气氛高度紧张，罢工使巴黎整座城市瘫痪，于是我搬到德国，准备认认真真开始研究——于是才有了我站在当代历史图书馆前，看着纳粹士兵行进的军姿的一幕。他们试图制造恐怖，而城市的大多地方像被下了可怕的符咒一般，畏缩地蜷成一团。

希特勒的影响日渐膨胀，但以往离我的生活总是很远。而现在，我终于看清了众多事情的轮廓。矛盾与骚动正在发酵，欧洲版图里的不少国家处于军事管制或独裁奴役之下，从希腊、葡萄牙，到匈牙利、立陶宛、波兰。仍在负隅顽抗的只剩下西班牙，新选举的民主政府试图开辟一番新天地，但佛朗哥很快进攻了。

在纳粹报纸上读到政变的消息时，我毫不意外——我记得当时的自己如此认为。隐约的讯号一直在阴险鬼祟地迫近，但这并未缓和一切来临时的恐怖。我回到巴黎，想要埋头写我的书，但这仿佛像是与阴影赛跑。罢工仍在持续，半数的餐馆都关门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王子公园体育场爆发了骚乱，被法西斯镇压。我眼中的整个法国不堪一击，危在旦夕。

在《民困见闻录》问世之后，我立刻火速回了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本书卖得很好，而且受到广泛赞誉。本来毫无期待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波士顿晚报》称我的写作“十分无畏”，《纽约先驱报》刊登了全篇幅的特别评论，附上了我的照片，从头到尾用热烈的词句描述这本书。路易斯·加奈特在他的联合书评专栏里写道，我的作品是燃烧着的“刺痛的诗篇”，并预测我的书将成为他的年度最爱之一。

我真想掐自己一把看看是不是梦境。第一本小说的失败后，终于被他人认真地以作家看待，这真是美好而满足的事情，宛如苦苦祈求的阳光穿透了雷雨云层。我很快乐，觉得得到了平反。但是还缺了什么。我一遍一遍地读着评论，想知道到底还有哪里不够。我再次将注意力转向报纸，《圣路易斯快邮报》《时代》和《芝加哥论坛报》纷纷刊登了眼下局势的最新进展，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委派通讯记者，因为每日报道的内容量不断增加，所有人都关注着西班牙的一举一动。

“这种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我挥着手中登着最新进展的报纸，向阿尔弗雷德和母亲问道，仿佛挥舞着一面可怕的旗帜。在对阿尔卡萨长达六十八日的包围后，佛朗哥的反叛部队攻陷了这座十四世纪的城堡，占领了托莱多，屠杀数以百计的共和国士兵与人质。在西班牙的其他地区，随着民族主义军的势头上升，行刑和处决每天都在发生。

“真是糟透了。”母亲说，“而且天知道罗斯福在想什么。”

“他在想怎样才能连任。”阿尔弗雷德说，“可以打赌他不会派任何东西支援欧洲，连玩具水枪都不会。”

“我真希望你是错的。”我说，“如果这次像巴尔干战争一样怎么办？现在所有人都预估会变成那样的局面。战争随时都可能降临在我们大家头上，但是竟然没人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它发生。”

随着各大报纸报道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整个秋季弥漫着越来越重的焦灼感。民族主义军转移到了瓦伦西亚，十一月初进军马德里，从北部和西南夹击，西班牙共和国的上万难民从东边涌入城市。连日的炮轰开始，德国的轰炸机对准了城市中心。

“我将毁灭马德里。”佛朗哥向全世界发出宣告。然而紧接着，国际纵队的第一批志愿者抵达了这座城市，沿着格兰大道进军，马德里人聚集起来，欢呼雀跃。或许纵队能够阻止佛朗哥，扭转这座城市的局面。又或许佛朗哥将又一次取得碾压性的胜利。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隔岸观火，等待下一步的发生。

[1]指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