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愿或被迫地，我近年的生活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作为IT界从业人员，上班的时候要瞄准短期目标，天天琢磨怎么提高效率，尤其要关注潮流，生怕自己落后。商业也好技术也好，能在眼下的漩涡中保持不败的东西就是好的，让看得到的数字不断增长，就是硬道理。这个世界不太相信资历和权威，相信的是“事实”——一个回车键之后，屏幕上出现的结果。这些东西几乎黑白分明，而我们也被这种（自以为的）黑白分明所洗脑，这背后自然也就有了一套冰雪剔透的目标和哲学，“如何成为优秀的程序员”“好程序员每天该做的十件事”之类，程序员这个社区的文化就这么一直拥抱着技术世界。我自己的电脑收藏夹里总是存着这些网页，希望自己在职场竞争中，起码完好无损。

我的生活还有另一个侧面，这就是跟音乐和阅读相关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点守旧，一点顽固，一点自命不凡，它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来支撑，如果有的话也会主动拒绝（古典音乐唱片销量又减少了多少云云）。它瞄准的是世世代代中人心积累的记忆，依托的是一种基于“长久相信”的真理。我喜欢这个观点：世上的“真理”粗分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典型如科学和工程；一类基于在一定的群体内互相承认的信念，从政治宗教到文学艺术，都属于这类。而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尤其是早期音乐——18世纪以前的欧洲音乐，在当代音乐家的视角中尤为如此。艺术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追求一个悦耳并自圆其说的结果，音乐家们为历史研究的相对客观也争吵不休，看上去，乐器的“历史真实”，乐谱的相对本真，以及音乐的气口、断句都令人生出捍卫“绝对真理”的劲头。虽然，人们捍卫的仍然是一些传统，一种相信。信念从来都是动态的，也是有惯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权威，相信过去的“相信”，但它没有什么说服众人的白纸黑字。它可能经历波折，回到起点，也可能挥手告别，万劫不复。它可能以少胜多，在残破纸片上流传于世，也可能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彻底从文明中消失。“人心”的维度，在某些方面跟技术世界就这么势不两立。

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有时深感这种“精神分裂”的无奈，但渐渐也会尝试追究其本。俗话说适者生存，我也在努力寻找平衡之道。在技术世界中，自我感觉良好并不会增加价值，自我肯定和辩护也不能让黑变成白。其实，这个世界所擅长的求知与求真，对客观真理的尊重，不惧成规的挑战，年轻人的锋芒，难道不是人文世界中同样需要的吗？而在人文和艺术的领域，种种变化的缓慢和不直接，能积累出跃于理性之上的火花，也可以成为自我膨胀和廉价谎言的温床。上面说过“两类真理”，细看之下又会发现两者彼此密密渗透：技术和商业，背后仍然有厚厚的心理积习。只是它的驱动机制，注定涉及大量善变的资源，也让驱动变化的力量本身发扬光大——种种成功学，尤其是程序员成功学，都在挖掘人的认知潜力，把精神资源集中到某种类型的思维方向之中。而音乐的背后，也有绞尽脑汁的设计与实现，从两小时长《马太受难》的框架，到某个瞬间定格于一个和弦，光辉的静止，它分享技术世界的专注和改变，只是方向不那么唯一。它鼓励不规则的惊喜，容忍某种程度的孤立和冷落，能接受怀旧与轮回。它的背后有缓慢和沉默这两种利器，在一个安静的剧场中等待史诗。

的确，自己近几年的写作，背景都是这两个世界的纠结，不过也因为这种纠结，我对科学史越来越喜欢，最初是出于对人的兴趣，比如作为普通读者爱读的“故事”——科学和科学家都有各自的命运，正确的人遇到错误的时间，往往终结于悲剧。我渐渐也会好奇他人遭遇的“两种文化”，包括历史中的科学，科学中的个体，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裂痕。书中《星船与大树》一文也事关裂痕：物理巨匠之子乔治·戴森曾经像个野人一样住在树林中，跟预想中的中产阶级生活、常青藤教育南辕北辙。爸爸多年来倾心的是飞往火星的“星船”，跟他毫无交集。若干年后，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曾经的高中辍学生乔治成了这段当代科学史的最忠实书写者。不过父子仍然彼此独立，各有其指向远方的骄傲。我喜爱这书名的“辽阔”，取来做标题，“星船与大树”与本书的两个版块恰有寓言式的呼应。

写人文跟科学的交互，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是大师之一——其实古生物、进化论这些话题，命中注定地，将触及科学、宗教和伦理的底线，把“人”与“物”拷问得遍体鳞伤。本书《斯蒂芬·古尔德谈屑》一文则仅仅选取古尔德广泛兴趣中的一个小小侧面，也就是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与写作的互搏。纳博科夫终生热爱蝴蝶鳞翅目的分类研究，倾注心血无数。而且，他自有一套思考习惯，对细节穷追猛打的精神在蝴蝶研究和小说写作中似乎有类似的强度，但他张狂的想象力和勇气，似乎只结晶于文学。从世俗的角度衡量，他的蝴蝶研究没有产生巨大的成就，因为他的努力，主要限于收集资料和归纳。毕竟，科学与文学需要各自的“运气”——思维方式偏巧能激发特定灵感，并能合于情境需要的运气。纳博科夫拥有其一，并无其二。

我们并无良方，来解释纳博科夫的成败得失（或许这根本是个伪问题），就像没有良方来愈合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过度分裂。《哲学家的早餐俱乐部》一书，给读者还原了一个“科学家”称谓尚不存在的年代——那时，英国绅士们尚在业余时间格物致知，大学里学的是古典学。终于有一天，剑桥人能理直气壮地拿着科学学位毕业了，各个“学位”之间的割裂也走上了不归途。知识海量增加，技术疯狂发展，一个看似小小的关注点能做出一个博士学位，事实面前，有没有“倒退”之途？

而我只是一个自身处于多重生活的作者，我没有答案。我只有观察和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