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初年，集思想家、学问家、爱国诗人于一身的顾炎武，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颗巨星。

顾炎武（1613—1682），江南（今江苏省）昆山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更名炎武，号亭林。在清初流亡各地时，又曾署名顾圭年、蒋山佣。当时的学者多称他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世家大族。在幼年时，他的祖父就以关心国家大事、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对他进行教诲^[1]；刚进入中年，又接受了嗣母临终时“勿仕异朝”的遗训^[2]。先辈的言传身教，对他的人生道路有深刻的影响。顾炎武的家乡，属于明无锡、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腹心地带，是明末爱国、正直的东林党人士的活动地区。顾炎武成年后参加的复社，则是继承了东林党人爱国、议政传统的文学社团。这个社团的广大成员，彼此以学问相砥砺，以气节相勖勉。在抗清斗争中，它的一批领袖人物和普通成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顾炎武从中受到鼓舞，汲取了精神力量。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被称为“天崩地坼”（黄宗羲语）的剧烈动荡的时代。政治腐败、经济枯竭的明王朝，在农民大起义和清兵铁骑长期进击的双重打击下覆灭。清兵入关下江南对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种种严酷的现实，推动着顾炎武对社会问题进行反复思考，促使他走上了一条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诗歌创作紧密结合的独特道路，从而成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和爱国诗人。

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建立之后，本已对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极为厌恶的顾炎武，更绝意仕进，积极投身于江南苏州、昆山等地的抗清斗争。随着清王朝对江南加强统治，顾炎武在当地进行反清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而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北、西北地区。顺治十四年（1657）秋，顾炎武离江南北上。从这时起，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历鲁、冀、辽、晋、陕、豫六省。所到之处，他一方面访问先朝遗老和爱国人士，密商抗清复明的大计，凭吊明朝陵墓和历代忠烈人物的遗迹，窥探清廷的虚实，观察用兵作战的地理形势，并在山东章丘县购置房舍田产，在山西雁门关造房垦荒，将这两处作为长期进行反清复明隐蔽斗争的活动据点。另一方面，顾炎武又随时注意调查各地的历史、文化、物产等实际状况，并与古人的记述相勘对。这种严谨、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为他后半生撰写的大批政治、文史等论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顾炎武高深的学术造诣，为世人所敬佩，清朝统治者也把他视为笼络的对象。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一些人多次要推荐他应试博学鸿儒和参加纂修明史，但他坚定地表示：若以此事相逼，自己“非死即逃”，断然拒绝^[3]。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操。顾炎武六十七岁时，定居于陕西华阴县，七十岁病逝于山西曲沃县。

顾炎武青少年时就有诗歌创作，但明亡之前的诗作没有保存下来，现存的三百余题、四百多首，全部是明亡以后的作品。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诗歌缺乏了解，主要是他的思想家、学问家的盛名掩盖了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实际上，顾炎武的诗歌，不仅数量可观，在艺术上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反映明末清初动乱的社会现实之深刻，展现爱国文人的精神面貌之真切，同时代的诗人是罕有其匹的。

顾炎武的诗歌注重描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现存诗集的开篇之作《大行皇帝哀诗》，写的就是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灭的大事件。二十年后，作者游览骊山，触景生情，联系历史，写的《骊山》一诗，进一步提出“败亡未必皆荒淫”的看法，这种认识是他原先认真探索朝代兴亡原因的继续。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几个抗清政权的成立，江南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清战争，在顾炎武的诗歌中都作了充分的反映。《感事》、《千里》、《秋山》等诗篇描写了江南军民举旗抗清的浩大声势和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揭露了清军残酷杀戮、焚烧造成的城邑残破、田园荒芜的惨状和清军劫掠美女财物的暴行。这些艺术地再现国家民族危亡年代大事件的诗篇，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前人评论顾诗如同评论杜（甫）诗一样，也称作“诗史”^[4]，如果把他的上述诗篇与他追述明朝兴起、发展的其他诗篇（如《帝京篇》、谒明孝陵、十三陵等）合并起来看，他的诗的确犹如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年的兴亡史。“诗史”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顾炎武的诗歌绝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是空泛地表示褒贬。顾炎武信奉传统的“诗言志”的观点^[5]，所以他的诗歌无论各种题材都有着鲜明的爱憎倾向，而爱故国、爱民族，坚持反清复明大志的思想感情，则是鸣奏在他的诗歌中的主调。在抗清斗争的初期，诗人慷慨悲歌、投笔从戎，誓死报国的昂扬斗志和胜利信心，洋溢在字里行间。在抗清的主战场由江南转移到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后，诗人的心思时刻关注着远方战场的前途和命运。听到唐王在福州即帝位的消息（《闻诏》）、亲自接到唐王的御札（《李定自延平归赍至御札》），他感到如温暖的春风吹来，喜悦之情难以抑止，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在获知郑成功高举抗清义旗，连克东南沿海许多州县以及李定国大顺军与南明政权联合作战，出兵收复湖南大片土地的喜讯后，他欢欣鼓舞地庆幸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赋得秋鹰》、《传闻》）。当南国传来反正将领金声桓失败的消息后，他对抗清军的挫折深感痛惜，同时还精研兵书，认真思索和总结永历政权失利的原因和教训（《春半》）。在《赋得越鸟朝南枝》中，诗人以“越鸟”自喻，表达了自己甘冒险阻、忍受摧残，也要“向阳”、“随日”的一片深情。最集中的表现出诗人这种坚贞不渝的深恋故国热诚的是《精卫》一诗，在诗中诗人以精卫自况，庄严地宣布：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正是这种为故国终生献身的精神，推动着诗人顶风雪、冒酷寒，遍历北方各省，进行深入隐蔽的反清活动；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几个南明政权屡遭挫折以致最终失败后，诗人仍然信心常在，坚贞不屈：

合见文公还晋国，应随苏武入长安。

（《十九年元旦》）

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又酬傅处士次韵》）

直到逝世前两年，他在悼念亡妻的诗中，还自豪地吟咏：“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诗人凛然的气节，一直坚持到最后一息。

与忠于故国民族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顾炎武有不少诗篇对抗清牺牲的志士和遇害的文人表达了深切悼念，对变节分子作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鞭挞。诗人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他的许多友人英勇献身的悲壮行为，表达了沉痛而又敬佩的心情。在《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诗中，对吴、潘二人因文字狱牵连惨遭杀害，表示了强烈愤慨和悲痛，对他们著书立说的成就和临危不苟的风范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晚年贫病而死的挚友归庄，诗人既刻画了他磊落孤高的个性，又突出歌颂了他一生坚持气节，宁肯贫贱自守，也决不为金钱禄位的诱惑而变节奉事新朝的高尚品质。对于变节败类，诗人则报以极端憎恶的感情。在《传闻》（其二）、《淄川行》中，诗人描写了听到孔有德、孙之獬被抗清军民处死的消息后喜悦振奋的心情，讽刺、嘲笑了他们可耻的下场。对于奉事新朝的文人，作者以“分题赋淫丽，角句争飞腾”痛斥他们苟且迎合，以求加官进爵的卑劣行为（《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以“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揭露他们谄媚邀宠的丑恶心态。其语言之尖锐、锋利，真可谓达到了诛心砭骨的地步。

顾炎武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从不写淡淡的哀愁，莫名的惆怅和泛泛的应酬之作。但他的创作题材也并不狭窄。他的诗还有一批描写交友、亲情和山水的作品。顾炎武敦重道义和友情，他与友人的赠答之作，总是坦诚相见，出语感人。《又酬傅处士次韵》，取譬设喻，对傅山进行委婉劝慰和热情激励，表现出君子之交以道义相砥砺的风范。与屈大均邂逅相逢，“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的诗句，道出了有幸相会的欣喜眷恋之情（《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与程先贞重会，用“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的诗句，写出了好友相见，摆脱常套所表现出的特有的亲热、豪爽气氛（《德州过程工部》）。而与好友李子德的相会，则通过描写眼神，将主客相互注视，彼此感到无限欣慰的情态和精神交流，表达得十分出色（《过李子德》其一）。《悼亡》诗是诗人仅有的一组描写夫妻之情的作品。诗中追忆新婚时白首偕老的誓言，回顾妻子支持自己从军杀敌、款待宾客的情景，联想自己久留他乡使妻子独居闺房的寂寞、清冷的心境，嘱托妻子告慰公姥于地下的话语等等，感情深挚，凄恻动人。在顾炎武的诗歌中，山水诗不多，但颇具特色。《金陵杂诗》其一，作者夜晚登楼眺望，不写满目万家灯火的景象，却从下楼后看到“江空悬孤月”又回首窥望危楼下笔，构思新颖而隽永。《济南》一诗，借波光粼粼的水面衬托，将城外的山峰描绘成似出水芙蓉一般，亭亭而立，色彩艳丽、令人神往。《劳山歌》是一首描写山水景物的较长诗篇。诗中描绘了巍峨的山势，姿态各异的群峰，谧静的神仙洞府，刻画出了劳山高峻、幽静和奇异之美。

顾炎武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

首先，有鲜明的艺术风格。纵观顾炎武的全部诗歌可以看出，尽管其作品的风格在他的中年、老年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雄放、凝炼、刚劲是最基本的特色。他的诗善于从大处落笔，描绘事物，表达感情。如“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蛟浮。”（《京口即事》）“春风一夕动三山，使者持符出汉关。万里干戈传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李定自延平归赍至御札》）“千里吴封大，三洲震泽通。”（《千里》）“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海上》其四）“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势压齐之东。”（《劳山歌》）等等，都是高瞻远瞩、纵横自如地概括了时00间和空间的大跨度，因而无论写时局、人心，还是大地山川，都开阔雄伟，具有一种雄放的气概。但诗人却并非刻意铺张扬厉，故作壮语。他笔下的题材，都是经他精心选择，概括着现实和历史的实在内容，渗透着他对人生的体验，饱含着丰富而深沉的感情，并通过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诗歌的意蕴丰富而深厚。如《海上》其一写登临海边的感慨，把对现实苦难的悲伤，对南明政权的遥念和对它的前途的忧虑不安这样复杂的思想感情，浓缩在八句诗中，就表现出既雄放又凝炼的特点。刚劲是顾炎武诗歌风的又一特色。顾炎武壮年时期的诗歌，就具有一种慷慨悲歌的阳刚之气，在经历抗清战争和走南闯北，饱尝人间艰难辛酸之后，更加百折不回，坚韧不屈。诗人把自己比喻作“立雪凌寒”的柑桔（《颜神山中见桔》），能经受任何风霜的摧残。与人谈到自己的个性时，曾申述说：“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一种刚劲凛然的气概充溢于诗中。清人沈德潜称赞顾诗“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6]。顾炎武自己也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7]，他的诗的风格就是他的性情的艺术体现。

顾诗在以雄放、凝炼、刚劲为基本风格的同时，又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淄川行》浅近、明快，富有民歌风味。《桃叶歌》在轻柔、舒缓的节奏中，表达出凄婉的情调。《桃花溪赠陈处士梅》热情洋溢。《劳山歌》语言夸张，气势奔放，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顾炎武诗歌的另一艺术成就，是善于提炼语言，描摹景物，表达感情。顾炎武虽然不以诗人自命，但他总是对诗中的语言精心选择和锤炼，使之富有表现力。“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上句的“突兀”和“倚”字，写出了居庸山峰拔地而起上接云天的高峻，与下句谷底的流泉一高一低，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居庸关地势的险要。“车穿峡谷鸣禽里”，“穿”字点出了峡谷的狭窄，“烽点重冈落雁前”，“落雁”的衬托，更增加了高峻的烽台、重冈的飞动之势（《居庸关》）。“枕石且看云，悠然得所遣”（《春雨》），“一窥西华顶，天下小秋毫”（《关中杂诗》其一），两者的语言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前者准确地抒发出作者摆脱掉清王朝绊的轻松、舒畅、悠然自得的心情，后者则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居高临下，傲岸不俗的胸襟。《又酬傅处士次韵》中，“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二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全诗激励傅山振奋精神，积极投入反清斗争的主题，诗句意蕴精警醇厚，造语新奇而又贴切，是诗人爱国心灵迸发出的火花，也是他在语言上千锤百炼结出的硕果。它与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千古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后者更具有形象生动之美和韵律悠扬之美。顾诗在语言上的另一成就，是善于推陈出新。由于顾炎武是一位博通古籍的学者，特别是因为他生活在文网严酷的年代，有无法直抒其意的苦衷，而不得不较多用典，但他反对依傍和模仿前人^[8]。他的“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又酬傅处士次韵》），前句用的是李白《菩萨蛮》词中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词意。李词是吟咏怀古之情，顾诗则是抒写自己对故国败亡的悲哀；后句是由杜甫的《春望》“感时花溅泪”化用而来，杜诗以拟人化的手法单纯写人们在国破家亡中的痛苦，顾诗则深入一层，写人民在哀痛中仍与敌人奋力拼斗，两句诗都推出了新意。“相看仍慰籍，均不负平生”（《过李子德》），显然是受了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启发，李诗强调的是“两不厌”，即彼此兴致高，顾诗则是喜悦、欣赏、宽慰、庆幸交友得人等各种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蕴藉更为丰富。顾诗中也有些典故没有推出新意，但却非简单袭用，而是经过精心选样、组织，使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十九年元旦》诗中用了晋重耳、汉苏武经历十九年的流亡苦难终于回国和庖丁解牛所用之刀十九年刃锋常新三个典故，与明朝灭亡十九年联系起来，借以表达作者反清斗志常新不衰和恢复故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热切愿望，这三个典故运用得贴切、自然，显示出诗人取譬用典上的艺术技巧。

顾炎武诗歌的爱国忧民的思想内容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特别是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清初的继续和发展，他的诗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使他成为清初的一位杰出的诗人。

顾炎武同时是一位文章大家，而且就数量而言，其文章远远超过了诗歌。他的文章，除现存的文集六卷之外，在大批专著中也不乏精彩可读的篇章。顾炎武的文章主要论述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治学方法等问题，此外，还有一批书信、序记和少量传记。顾炎武著书为文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致力于经世济民的“当世之务”，具体地说，就是要“厚民生，强国势”（《郡县论》一）。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顾炎武的目光既回顾过去，探索历史上王朝的兴灭治乱的经验教训，更注重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剖析、研究，以为自己期望中出现的“新君”提供治国安民之策。他的许多进步的思想主张，就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阐发出来的。顾炎武严肃地批判了宋明理（道）学曲解孔孟等“先圣先贤”有关心性言谈的原义，“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空谈“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无用的恶劣学风（《与友人论学书》）。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在博览史籍和游历四方进行实际调查的坚实基础上，对社会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地剖析和批判。他猛烈地抨击“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的封建专制主义造成了“民穷国弱”的局面，主张扩大地方郡县的权力，以调动地方官吏的积极性，加强他们的责任感，从而达到“厚民生，强国势”的目的。这种地方分权的主张，当然并非否定封建专制制度，但作者以发展变化的观点为依据^[9]，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主张。在《钱粮论》中，主要的矛头是揭露朝廷向农民征收银两和官吏乘机贪污自肥，造成农民的贫穷破产的惨状并提出解决办法，但作者也已看到“廿（矿）人既停，海舶既撤”，“商贾绝迹”，亦即缺乏商品经济在客观上使社会上银两匮乏，造成的征收困难。作者对商品经济作用的认识虽然是初步而粗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难能可贵的。科举取士制度到了明代，已经日趋腐败。顾炎武身为生员（秀才），参加过科举八股文考试，又生活在生员密集的江南地区，深知其中内幕。在《生员论》中，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败坏天下之人材”而制造出一批又一批“蠹政害民”的特权分子的严重弊端。作者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同时提出了地方荐举和朝廷征召的取士办法，这实际上就是废除科举制度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科举八股取士制度的抨击，并不是以生员们个人的辛酸痛苦遭遇为出发点，而是从人才的得失，国家的兴衰着眼，这充分显示出作者宏大的胸襟和深思远虑。当然，顾炎武的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观点、主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但是却渗透着一定程度的民主精神，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仍然是弥足珍贵的。而最集中体现作者思想主张的民主精神的，是在《正始》一文（《日知录》卷十三）中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这个思想冲破了几千年以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丘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轲语）等传统思想的桎梏，也摆脱了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有限圈子，而是充分肯定了普通平民百姓的个人价值、对国政的参与权和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这个思想是在封建社会的夜空中一束耀眼的火花。在近百多年来国家民族危亡的时期，先进的人们总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响亮口号自我勖勉和激励民众，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它仍然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只片面的看到顾炎武的某些著作（如《日知录》等）中的考证功夫，而不理解或不敢正视顾炎武治学的根本目的，他们脱离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当世之务”，埋头故纸堆中去大做考据文章，却又以膺服顾炎武相标榜，其实是与顾炎武治学的目的南辕北辙的。

在顾炎武的文章中，有一批书信和笔记性短文（如《日知录》）阐述了有关治学方法和文章写作方面的见解。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在批判空谈心性的同时，着重申述了孔子的博学多识的主张，在《与人书一》中，又提出“博学审问，古人与稽”，即要把广博地学习知识和实际调查、精审考核结合起来。这种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勤奋刻苦的态度，不仅使他撰写出了造诣高深的等身著作，更重要的是影响所及，一扫明代的积习，开创了清代求实的朴学学风和文风。在文章写作方面，提出“文章无定格”、“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日知录·程文》）、“终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的见解，强调独辟蹊径，贵在独创。针对人们关于文章的简繁孰优孰劣的争论，认为应因文制宜，以“辞达”为衡量标准（《日知录·文章繁简》）。显然，这些见解都是切中肯綮的警策之言。

顾炎武的文章，政论文材料与观点紧密结合，布局谋篇有着精心的考虑。文章善于将立与驳、理与事、古与今、正与反结合融会成一个整体，把揭露弊端、探索原由、分析形势、申述利害和提出主张等几个环节周密组织，使文章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论述透辟，气势畅达，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其书信、笔记则不拘一格，要言不烦，往往一语破的，发人深省，新人耳目。他文章的风格在总体上是谨严、练达、朴素，具有一种阳刚之美。

我们选译顾炎武的诗文，是从全面的角度着眼，即力求能从所选的诗文中反映顾炎武作为一代思想家、学问家和爱国诗人的全貌，能体现他的诗文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内容、风格的主体性和多样性。诗歌部分由李永祜译注，文章部分除《与友人论学书》、《与人书》一、十八之外，其余由郭成韬译注。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吸收了学术界的某些研究成果，得到了校内外的有关专家的帮助，尤其是北京大学孙钦善教授对诗文的译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的学识所限，加之时间紧迫，书中难免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恳切欢迎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李永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郭成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

[2]顾炎武：《答次耕书》。

[3]顾炎武《答次耕书》。

[4]顾云臣：《顾诗笺注序》。

[5]《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

[6]《明诗别裁》卷十一。

[7]《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

[8]《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模仿之病”及《与人书》（十七）。

[9]《郡县论》一：“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