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奔波

我的祖籍是宁波市镇海县（现在是镇海区）庄市镇，这个地方世称人杰地灵，根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宁波出了93位院士，镇海占了1/3，庄市有7位⁽¹⁾。但我是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基本上还是靠后天的氛围形成了自己的性格。

太小时的事情记不大清楚了。能记事的时候，1937年上海沦陷，当时我不到6岁。我们的国土被践踏，日军对当地百姓的欺凌等等，都引发了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我至今还能想起当年和小伙伴们躲在床下偷偷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形。后来日本人强迫学校开日文课，实际上通过对英文的掌握，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恨乌及屋”，学了一年多的日文，我就只会几个“片假名”！

母亲严梅卿出身于殷富之家⁽²⁾，生性温柔聪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生了我们四个男孩儿，分别取名维永、维斗、维尧、维适，我排行老二。我们四个孩子跟母亲待在上海，父亲在上海沦陷区随抗日童子军团和战地服务队到了内地，父亲会开汽车，组织了一个车队，雇了很多司机，其中有不少是华侨，在当时被称做“生命线”的中缅公路上运输物资。印象最深的是，在1942年秋天，局势稍稍稳定了些，父亲在湖南衡阳设了一家办事处，让母亲带着孩子们过去团聚。当时我们四个男孩儿的年纪分别是10岁、9岁、8岁和7岁，母亲决定带着稍大些的哥哥和我从上海出发去找父亲，同行的还有姨妈、姨父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母亲是1912年生人，也就是说30岁出头就带着我们出发了。按照事先策划好的路线，姨夫一个男人加上我们妇孺共6人从上海坐船到宁波，然后经奉化、临海、丽水、龙泉，再由福建的浦城、建阳、邵武，到江西的南丰、广昌、宁都、吉安、莲花，经界化陇入湖南芋陵、来阳而至衡阳。整个路程如果是现在的话坐一个晚上的车就到了，可当时一路上有土匪出没，还要通过沦陷区的封锁线，坐船、汽车、火车、轿子、步行等差不多五个多月快到半年了才到目的地，路上非常的艰苦。母亲来例假，血顺着腿流，我当时虽然不懂，但看到母亲走路蹒跚，又要照顾我们这些孩子，表现得非常坚韧、刚强，这些对于9岁的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劲头儿，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磨练。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千里”寻父，对我人生的成长还是很有益处的：不仅增长了许多见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到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如何战胜困难的意志品质。只是时隔几十年了，直到今天，每当一想到母亲，我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愧疚的感触：母亲在晚年重病弥留之际，其实是非常需要亲人的照顾的，但当时我是副校长，工作特别的忙，也只能是雇个保姆在医院里陪伴母亲，自己一周去个一两次探望，算是聊以自慰，而母亲却是在半夜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的情况下离开人世的……哎——自古忠孝难两全啊！

倪父（倪家玺）

倪母（严梅卿）

在上海的时候我在振粹小学念书，因为这所学校是教会办的，我的英文学得挺好，能看英文小说。到衡阳后，又在一所郊区的中学继续读书。当时上课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座大庙，里面还有香火，还碰见过和尚圆寂。因离家很远需要住校，每周只回家一次，徒步需两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乱坟岗，晚上回家的时候非常害怕。就是这样上了不到一年的学，日军开始南下，又打湘桂战役⁽³⁾，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叫方先觉的军长指挥保卫衡阳，但后来没保住，就不得不走了。从此我们吃的苦头更多了，印象也更深啦。兵荒马乱的，到处是难民，一大家子不能一起行动，我和一个表妹随着父亲的一个朋友坐火车先离开，人太多，我们是从窗子被塞进车厢的。车厢里人多极了，站都没处站，表妹还很小，才两三岁，很纤弱，站着能睡着，我作为表哥，比她大几岁，生怕她睡着被人踩在脚下，就拼命地拉着她不让她躺下去，还拼命地掐她，不让她睡着，我们站了一天一夜算是到了桂林。大家聚齐了再沿着湘黔铁路往贵州撤，火车拉货的平板车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一部分装着父亲的货，另一部分用竹竿搭了个篷子算是拉人的空间。往金城江方向，到六甲这个地方，火车到这里就算到头了，车站也无人值守，六个车道停满了车。人们就在此处歇脚，一待就是两个月。那时是七八月份，到处是人，吃喝拉撒睡全在原地，脏乱不堪。以至于我身上长满了疮，还时常拉肚子，当时的特效药就是Sulfur Quinidine（硫磺·奎尼丁），逃难的游医摆摊卖这种药，一粒一粒地卖，价钱很贵，先去买一两粒，吃了药躺在平板车上，看好不好，不好爬起来再买两粒，我就是这样吃好了。当时，家里还多了一口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母亲在衡阳生了她，取名湘君，她的运气没我好，因出水痘、发高烧，不治身亡了。现在想来，真像是电影里经常描述的情节那样：我的父亲用破棉被包着小妹妹，哥哥扛着锄头跟在后面，他们沿着铁道边走啊走啊，找了个相对僻静的地方就把小妹妹给埋啦。这期间，家里的经济上也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温饱，父亲让我和哥哥凌晨四五点去饭铺排队批发些大饼、油条回来卖。我们也算是出身中产吧，以往家境殷实，从没干过这个，所以呢，我和哥哥挎着一篮子的大饼、油条去四处叫卖时显得非常吃力，经常是卖不完就回来了。父亲看这样下去坐等终归是死路一条，带来的货物也不能一下子就扔了，于是决定让大家还是分散离开。

按照父亲事先策划的路程，我和母亲等人先期辗转到了贵阳，我们在贵阳期盼着早日能和父亲团聚，但父亲却杳无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又有一批难民来到了贵阳，在这批难民的队伍中，我们发现了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鞋底鞋面脱开用草绳捆住的“乞丐”，没曾想，这竟然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后来听父亲说，他此次来贵阳的一路上可谓是九死一生，本来他和几个同伴是一起出发的，他们到了一座途经的城市居然碰到了国民党进行大轰炸，国民党当时误认为这座城市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轰炸的力度也就特别的大，城里的人几乎都被炸死了，而父亲被炸，从死人堆儿里爬了出来，独自前行；但没走多远，又碰到日本人抓苦役，父亲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好在父亲曾带领童子军访日，会讲些日文，日本人对父亲也就不像对待其他服苦役的人们那样凶残了，父亲随着日本人一边前行、一边盘算着，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要想办法逃离开日本人，于是，边随着日本人走、边用心地观察周边的环境和地形，终于，他发现在铁道旁有两枚散落的手榴弹，离铁道不远处是山坡，他便对日本人谎称自己肚子疼，要拉肚子，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方便”，日本人见父亲捂着肚子那副痛苦的样子，也就同意了，这回，童子军曾经的训练派上了用场，父亲跑到铁道旁，捡起两枚手榴弹向日本人堆里扔去，轰——轰——，随着两声巨响，趁着混乱，父亲滚下了山坡，脱离了日本人，又是在童子军时学到的观星行路帮助了父亲，靠着星星指路，父亲继续独自前行……最终，父亲碰到了前面说起的难民们，说是要到贵阳，父亲才随着难民们一起来到了贵阳和我们团聚，几天几夜吃不上饭，实在是走不动了，但看到一个个小脚老太扭着身子奋力前行，给了父亲继续前进的动力。这件事儿实在是让我对父亲肃然起敬：我爸真的是有两下子啊！

这以后，我们一直在大后方打转转。那时坐火车，我们把火车分为五层：行李架、椅子背、椅子、地板和底层。底层就是我们用铁丝在火车底部的弹簧间绑上棍子、垫些板儿，就当成底铺，有时甚至还坐过车顶。如果说睡底铺伴随着耳边转动的车轮还称得上是有惊无险的话，“坐在”车顶上简直可以说是在玩命，要非常小心，遇见隧道要很机敏地趴下来，否则就会被扫下车顶送命的。

1944年前后，我们滞留在重庆，我便在冯玉祥开办的敬善中学上了半年左右的课。父亲经朋友介绍到新生活总会昆明分会当副会长，生活总算是又相对稳定下来了。抗战一结束，父亲决定回上海，他自己先乘飞机过去了，我和母亲等搭乘着新生活总会的船返回上海，在船上我害了似乎是疟疾之类的病，发高烧，昏迷不醒，同船的人认为我得的是传染病，都要把我扔到江里去。母亲舍不得，紧紧地护着我，坚决不让别人碰我，但是到了南京见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带着我一起上岸去找医院、求大夫，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终于痊愈了，这才又坐火车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

我经常说，泡在糖水罐子里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道理就是如此。尽管我出身在宁波颇有名望的家族里，小时候又生活在上海比较优越的环境中，但想想从9岁到13岁期间离开上海这么几年的经历，确实非常非常的艰难，当然，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逼的，不过，这段经历让小小年纪的我练就了不怕困难、克服困难、适应环境的生存本领，这对我以后的成长是一种极有意义的磨砺。

沪江大学童子军队长孙以勤的夫人在游泳池里抱着维斗，旁边的小孩是比维斗大一岁的哥哥维永

回到上海后，我在南洋模范中学就读，这所中学和当时的上海中学齐名，很有影响力，位于上海交通大学旁边，执教物理、化学、英文等主科的基本都是上海交大的老师。大学老师们教我们这些中学孩子颇为得法，譬如上物理课，物理老师要求我们对物理概念的掌握要非常清晰，对任何事物都用物理概念去理解；再譬如上数学课，为了不使基本公式等太枯燥，又能提起大家的兴趣，数学老师让我们像唱戏一样地去记忆，现在中学生记不住的公式我都还能倒背（唱）如流；又譬如上英文课，虽说不是外国人教，但我们当时使用的课本（不论物理课本还是化学课本）都是上海龙门书店出版的英文洋装书，做习题一般用英文，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让学生把英文复述当成一项作业，所以对学生掌握英文很有帮助。总体来说，南洋模范中学有着优秀的教师队伍，优越的学习环境，科学的授课方法，让学生能够获得出色的教育，所以，从建校到现在出了30多位院士，这其中包括张光斗先生⁽⁴⁾和王选先生⁽⁵⁾。

1950年毛泽东应部分学生之请，为南洋模范中学高三班的墙报题字，维斗任墙报编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