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一

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是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总是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这是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以及他们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说过：“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懂得工人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经历任何其他的道路。”所阐述的正是这一道理。

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地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在小国寡民分封割据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只能产生和养育邸报、小报之类的古老的封建官报和规模很小、销数不多的民间报房京报。只有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信息的需要量逐渐加大，新闻时间性的要求越来越强，再加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才使近代化报刊的诞生和发展，和各种现代化新闻传播手段的发明和运用，成为必要和可能。

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门，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部门的联系也是异常密切的。文化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都和当时的新闻事业有密切联系。近代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问世，著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和得到社会承认，以及某些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都无不和报刊有关。此外，报刊上还有一般书籍上所难以查到的，内容异常丰富的，有关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绘画、书法、雕刻、摄影、体育、宗教、婚姻、礼俗、风尚、伦理、道德、建筑、医药、交通、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方面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研究文化史绝对地离不开各时期的报纸。加强新闻史的研究，以促进文化史各部门研究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手段的历史。

对于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需要着重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中国有将近1 300年的封建社会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外国人参加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的资产阶级办报活动的历史，有大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从事办报活动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先后涌现过6万多种报刊、1 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过几百次大小不等的有影响的宣传战役。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史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由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新闻史因此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于无产阶级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事实是第一性的。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理论的指导是重要的，但决不能以论代史。“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革命导师明乎言之：“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也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对一个一个报纸、报人和宣传战役的认真的专门的研究，一部完整的新闻史是难以写好的。

二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新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研究新闻史，目的是为了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新闻史怎样为现实服务呢？具体说来，有以下数端：

（一）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和进步报刊的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呼吁变法、呼吁改革、呼吁救亡，宣传进化论思想及民主革命思想，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又有不少革命的新闻工作者，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他们所办的报刊，性质虽然不完全相同，都积极地运用各种新闻手段，发表评论、传递信息、传播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当时的革命和进步的政治服务，具有很多好的传统。拿近半个多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来说，可以举出的就有全党办报的传统；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充当党的耳目喉舌和反映人民声音的传统；实事求是、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的传统，以及艰苦奋斗的传统，等等。学习和研究中国新闻史，可以帮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好的传统，更好地改进当前的工作。

（二）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报纸的办报经验

19世纪初叶以来，在中国的新闻战线上，曾经涌现过名目繁多的各种类型的报纸。从刊期来说，有日报、隔日报、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从版式来说，有大到全张和对开，小到四开、八开、十六开，乃至于六十四开的各种报刊。从性质来说，有单纯的政论报刊，综合性的时事报刊，也有侧重于科技、文学、艺术、体育、摄影、漫画等方面的专业报刊。从读者对象来说，有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报刊，也有以工、农、青、妇、学生为对象的专门报刊。从出版的地点看，有的是在封建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出版的；有的则是在租界乃至于国外出版的；有的是在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有的则是在白区、国统区、沦陷区，乃至于港澳和海外各地出版的。在后一部分报刊当中，有的是以党的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有的则是以非机关报乃至于中间报刊的面目出现的。有的报纸，重点在正张，有的报纸，重点在副刊。一些政治态度偏于保守的报纸副刊，也可以被利用来作为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此外，为了防止反动当局的迫害，历史上还曾经出现一些蒙上了一层“灰色”保护色的革命报刊。这些门类众多的报刊，长期积累下来的办报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总结和借鉴它们的经验，研究它们的规律，举一反三，可以使我们的报纸有更大的适应能力，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办得更为出色。

（三）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

在近代现代的中国报坛上，曾经涌现过一大批著名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属于近代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吴恒炜、唐才常、杨毓麟、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杭辛斋、林白水、张季鸾这样一些著名的报刊政论家；陈其美、黄远生、徐凌霄、刘少少、邵飘萍这样的著名记者；陈冷、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等这样著名的报刊编辑和英敛之、彭翼仲、陈少白、郑贯公、史量才、狄平子、汪汉溪等这样著名的报业经营管理家。属于现代的则有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萧楚女、恽代英、李求实、潘梓年、杨松、邹韬奋、戈公振、俞颂华、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等这样的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不仅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改革家、革命的先行者、进步的思想启蒙者，也是舆论战线上的英勇战士和经验丰富、卓有成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在各种环境下办报和办各种类型报纸的经验。有在新闻战线上冲锋陷阵的经验，也有打壕堑战的经验；有正面宣传的经验，也有旁敲侧击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他们在新闻业务的各个方面，包括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漫画、广告、副刊以及报纸的印刷发行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革新和创获。评价他们的业绩，总结他们的经验，是新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习和研究新闻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他们的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

（四）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本专业的历史知识

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也要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则不但应该有较丰富的一般历史知识，还应该有较丰富的本专业的历史知识。既了解新闻战线的现状，也应该熟知新闻战线的历史。对报纸、刊物、通讯社和广播电视事业是怎样产生的？怎样发展的？本国的新闻史上有过哪些重要的有影响的报刊和新闻机构？有过哪些重要的报刊活动家、报刊政论家和著名的编辑记者？有过哪些重大的宣传战役？有过哪些和新闻事业有关的重要的法律条例和文献？历史上各时期的新闻事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产生过哪些影响？历史上各时期新闻战线上的敌友我三方面的状况如何？新闻业务的演变情况如何？消息、专电、通讯、特写、社论、时评、短评等新闻文体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各时期的栏目设置和版面的安排有哪些异同？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了解，不能数典忘祖。

此外，新闻史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便于我们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顺应规律、取得自由、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如报纸的属性、报纸的定义、报纸产生的原因、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报纸的指导性与服务性的关系、报纸的思想性与可读性的关系、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的关系、歌颂与批评的关系、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等，也都可以通过新闻史的研究，来加深理解。

因此，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少数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事情，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新闻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1873年《申报》上发表的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和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就是中国研究新闻事业历史的最早的篇什。至于新闻史的专著，则以姚公鹤写的《上海报纸小史》为最早，这部专著作为附录，收入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闲话》，其问世的时间，早于中国最早的新闻学理论专著徐宝璜的《新闻学》（再版时改名《新闻学纲要》）两年。可见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

从1917年第一部新闻史专著问世到现在，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1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时期

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其中属于通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本国新闻史》等。属于地方新闻史的代表作，有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长白山人的《北京报纸小史》（收入《新闻学集成》）等。属于新闻史文集方面的代表作，有孙玉声的《报海前尘录》、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属于新闻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黄天鹏的《新闻记者外史》、赵君豪的《上海报人的奋斗》等。属于新闻史某一个方面的专著，则有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林语堂的《中国舆论史》、如来生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和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等。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这部新闻史专著根据作者亲自搜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材料丰富，考订精详，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自1927年初版问世后，一再重印，并且曾经被日本新闻史学者小林保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是旧中国的新闻学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50年代初，这本书曾经由三联书店再版发行，因而又是解放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学专著。至今在新闻史研究工作中，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余的专著，汇集了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的新闻史方面的材料，也都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新闻史著作的普遍缺点是：（1）偏于报刊名称、出版日期、编辑人员等基本情况的介绍，缺乏必要的论述和分析。（2）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办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议论。（3）少数作者功力不足，率尔操觚，辗转抄袭，缺少新意。此外，由于工作不够严谨，或所见资料不够完全，不少著作还有不少史实上的讹误。考订精详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那样的专著，近年来经已故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杨瑾琤和宁树藩、王凤超等同志复查，尚且发现了两百多处错误，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但除了《中国报学史》等少数几部专著外，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比较单薄。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1978年，即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这一段时期

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史。50年代初期，以中央党校新闻班为基础，联合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部分教员，共同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以前的近30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历史。1959年这部讲义首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为内部教材铅印出版。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则是两校的新闻史教师以这部讲义为基础，根据教学需要，各自重新编写出来的。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的出版，弥补了旧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空白，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的基础，对无产阶级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它们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潘梓年等撰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张静庐编辑的三大本《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五大本《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徐忍寒辑录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与此同时，一些新闻业务刊物和文史刊物上也发表了近150篇有关新闻史的文章。其中如李龙牧所写的有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历史的文章，丁树奇所写的有关《向导》历史的文章，以及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有关旧《大公报》历史的文章，吴范寰所写的有关《世界日报》历史的文章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总之，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特别是无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开展得还不够深入。一般地说，对党报以外的其他类型报刊历史的研究不够。党报史中，对党报史的人物活动和报刊业务活动的研究不够。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时间大约六年光景

这是新闻史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闻史教育与研究的队伍扩大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只有高级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江西大学、杭州大学、吉林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教师和个别业余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总数不过二三十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这一支队伍也基本上转了业，新闻史的研究陷于全面停顿状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结束。1978年起，首先在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课程，重建了教研室组织，到1982年为止，已有14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为了解决新开办的新闻系新闻专业的新闻史师资问题，教育部在这一年特地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立新闻史教师进修班，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新闻史教师的队伍，在短期内有了成倍的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招收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从新闻出版单位调集了一大批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老同志，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并招收部分新闻史方向的研究生。这些，都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骨干力量。此外，1980年以后，北京及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并在会所的领导下，设置新闻史组，组织会员从事新闻史方面的研究。其中仅首都新闻学会的新闻史组，就有近40名成员，全国各新闻学会新闻研究所也都有专人从事新闻史的研究，使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其次是出现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出版的新闻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专著，先后有《报刊史话》《中国广播史料》《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近代两册、现代两册）、《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报海旧闻》《旧闻杂忆》《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国新闻业史》《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中国广播简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华南新闻事业史料》《世界日报兴衰史》《报人生涯三十年》《记者生活三十年》《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已出1～4辑）等20余种。其中有通史，有断代史，有专史，也有新闻界人物史。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像《新闻研究资料》《新闻界人物》《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武汉新闻史料》等这样一些“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定期和不定期的新闻史专业刊物。其中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从1979年创刊到1984年年底止，就已经出版了27期，发表了643篇近550万字的新闻史文章。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和新闻业务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论述和介绍新闻史的文章。这些文章，累计起来在1 000篇1 000万字以上。因为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良好的学风，这些文章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在古代、近代、现代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都有不少新的创获。

最后是新闻史的研究活动全面展开空前活跃。除了已经完成的通史、断代史、编年史之类的新闻史研究项目，专业报刊史、地方新闻史以及个别报纸、刊物、通讯社和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都有专门的班子或专人在分头进行。拿专业新闻史的研究来说，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企业报刊史、中国铁路报刊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等单位有关同志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中国军事报刊史》一书，已由黄河、张之华同志合作编写出20万字左右的初稿，即将付梓。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开展得十分蓬勃。不少省市的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湖南新闻史和湖南省志的编写工作同步进行，起动最早，已经写成初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已经对省内历史上的650种报刊和200家通讯社进行调查；积累了100万字以上的文字资料，并写出了部分论文。黑龙江省新闻学会的罗玉琳、艾国忱两同志负责的黑龙江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写出了题为《东北根据地战略后方的党报》的近4万字的初稿。张家口市新闻学会的李孟坚等四位同志，则为原察哈尔地区的报纸历史写成了6万字左右的初稿，正在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此外，天津新闻学会部分同志正在进行中的天津新闻史编写工作，吉林省新闻研究所部分同志正在进行中的吉林新闻史和伪满时期东北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余陕西、四川、广东、新疆等地的地方新闻史研究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重要报纸刊物历史的个案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的成绩十分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的延安《解放日报》史和《新华日报》史的编写工作即将完成，年内可望出书。其余如《大公报》《救亡日报》《立报》《申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盐阜大众》等近百种历史上有影响的报刊，也都有专人分别进行研究，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其中以《申报》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最早，投入的力量最大。上海新闻学会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包括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先生在内的《申报》史编写组，对这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内容丰富的老报纸的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争取早日写成专史。通讯社史的研究是近几年才提上日程的。新华社、国新社、全民社等重要通讯社史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其中的部分成果已在业务刊物上发表。新闻界人物——著名报刊活动家、著名报刊政论家和名记者的研究，过去是一片空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所突破。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经《新闻界人物》一至四期介绍过的中外新闻界人物，就有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戈公振、瞿秋白、蔡和森、邹韬奋、林白水、王芸生、胡政之、斯诺等十数人。经《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介绍过的中国历史上的新闻界名人，到1984年版为止，就有梁发、黄平甫、郑观应等278人，今后还将以每版150人左右的进度继续介绍。个别名记者、名报人的传记如《邵飘萍传》《史量才传》《张季鸾传》《赵超构传》，也已有专人着手编写，可望在1986年左右出书。由于建国已经35年，建国以来的新闻事业历史亟待总结，当代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也已上马。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室牵头，联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暨南大学新闻系新闻史部分教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编写班子已经建立，正在积极搜集资料，草拟提纲，争取在两年内完成初稿，以弥补新闻史研究的这一空白。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重视，得到了新闻事业单位、新闻教学和科研机关、新闻界知名人士和老新闻工作者的热情支持。曾经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一大批老新闻工作者联合成立了《新华日报》史学会，曾经在《晋绥日报》及其前身《抗战日报》工作过的老新闻工作者，联合召开了《晋绥日报》报史座谈会；曾经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过的老新闻工作者，联合召开了太行新闻史座谈会；共同研究有关报纸和有关地区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不少老新闻工作者如许涤新、戈宝权、夏衍、张友渔、石西民、萨空了、陆诒、廖井丹、郝德青、郁文、安岗、李庄等，都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这项活动，有的还亲自动手撰写回忆文章。为了推动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新创办不久的《中国广告信息报》在总编辑冯迈的倡议下，还拨出了一笔专款，成立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基金会，为新闻史的研究活动提供资助和奖励，这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估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新闻事业单位，关心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为这项工作提供经济上的支援。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的纪念活动，这几年也开展得比较活跃。1984年举行的有首都新闻出版界联合主办的韬奋逝世40周年纪念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邵飘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和邵飘萍学术讨论会，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兰州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黄远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即将举行的还有戈公振、范长江等著名新闻记者的纪念会。这些活动，都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新闻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促进和加强了对新闻史著名人物的研究，对整个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起了有利的影响。另外，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也受到了整个史学界的重视。中国史学会召开的几次有关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会，都热情地邀请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参加，并且在文化史研究的选题规划中，增加了新闻史方面的项目。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短短6年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就远远地超过了以往的30年。现在，发展的势头很大，前景十分广阔、它说明我们的新闻史研究工作和我们的四化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就不会有新闻史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这也说明，新闻史作为新闻学和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大有搞头的，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如今初试锋芒，就已经斐然可观，假以时日，是未可限量的。所谓“新闻无学”，和由此引申的“新闻史非学”的说法，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四

要搞好当前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受“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极“左”理论的影响，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论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事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评论、采访写作、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方面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论述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时期敌友我各个方面各种类型报刊、通讯社和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平铺直叙，缺乏纵深和立体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状况有所转变、但是“左”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还时时有所表现。今后还应该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使新闻史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第二是加强各方面的协作和交流。新闻史研究的方面很广，涉及的历史时期很长，涉及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有关人物，数量和名目众多。少数几个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包打不了天下。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新闻史的产生，尤其需要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协作。50年代初期编写成功的那部《中国现代报刊史》，就是几个单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协作的产物。在此以后陆续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国新闻业史》等，也都是各方面的新闻教学研究工作者协作的产物。正在进行中的《申报史》《中国当代新闻史》《中国新闻年鉴》中的“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的中国新闻事业分支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都将以协作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协作关系，今后还应该坚持和发扬这种好的传统。

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对某些新闻史的学术问题，某些新闻史的事件，某些新闻史上的报纸和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些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只要言之有故，持之成理，成一家言，就都应该受到尊重。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可以通过互相探讨和切磋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不妨并存，让后人去择善而从。为了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繁荣，我们应该摒弃一切狭隘的宗派门户之见，提倡学术上的互相补充和争鸣。

这种协作关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应该逐步地扩大到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港台两地近30年来陆续出版的中外新闻史著作，已经接近80种。其中主要的有曾虚白、李瞻等分别担任主编的同名的两部《中国新闻史》，有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和《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有朱传誉的《先秦传播事业概要》《宋代新闻史》《报人报史报学》，有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和林友兰的《香港报业发达史》，有赖光临的《梁启超与近代报业》，陈祖华的《于右任创办三“民”报之研究》，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和林慰君的《林白水传》等等。此外，台湾出版的《报学周刊》《报学半年刊》《记者通讯》等新闻学刊物上，也刊有不少有关新闻史的文章。这些专著和论文，有的是作者精心研究的成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的则因为立场不同，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但所汇集的资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般地说，港台出版的这些专著和论文，在中国古代新闻史的研究上，在华侨报史的研究上，有较高的造诣，可以补大陆新闻史学者的不足。在个别近代报刊报人和有关港台地区报纸历史的研究上，由于掌握了较多的材料，也可以给大陆的新闻史学者提供不少借鉴。台湾新闻史学者的共同不足，是缺少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缺少作为研究基础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海峡两岸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在双方都投入力量进行研究的许多课题上，特别是古代近代报刊历史的研究上，有很多共同语言。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协作，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对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和这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前不久，《中国新闻年鉴》的“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编者，已经向现在台湾的新闻史学者朱传誉、赖光临、阎沁恒等发出共同合作编写好这个栏目和为这个栏目撰稿的公开邀请，我们希望台湾的同行们能够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

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新形势下，我们还应该逐步地加强和国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交流。19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外国人就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感兴趣，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838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写的《京报分析》，是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他正在中国办报。1933年美国人白瑞华写的《中国报刊简史》，是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部专著。当时，他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这个研究领域投入较多力量，取得较大成果的，主要是日本的新闻史学者。他们当中，有的人致力于中国古近代报纸历史的研究。曾我部静雄的《支那政治习俗考》一书中有关中国古代封建官报和小报的章节，小京忠吾的《中西之交流与邸报》，小野川秀美的《民报索引》，以及小野信尔的《民吁报的斗争》等，就是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的人致力于现代当代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出书的有牛岛俊的《中国的新闻》，小野川秀美的《中共的新闻》《台湾的新闻》和藤田正典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杂志研究》。有的人致力于中国新闻史学史的研究，如足立利雄的《中国报纸史研究》。最近几年来，还有不少国外的博士研究生把中国新闻史中的一些待研究的课题，选作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如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汪康禄岛（Lutaos-ophia Wang）的《中国近代旧报人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穆德礼（Terry Narramore）的《中国报学史与企业报纸之发展》（1925—1937年）等即是（穆德礼现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这些国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当中，有不少人对他们所研究的课题，是下了很大功夫，作了很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例如曾我部静雄的《支那政治习俗考》一书，就翻阅和利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引用了很多当时还不曾为国内新闻史研究者注意的有关宋代报纸的珍贵材料。小野川秀美的《民报索引》，共上下两巨册，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及其增刊《天讨》《莽苍园文稿余》和附录部分的全部语汇，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篇目和各种专有名词，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和索引，按笔画排列，注明号、页、行，并且附有《民报告白图画索引》《民报代派所一览》《民报解题》《人名检索表》和《欧汉译名对照表》，内容十分周详。为了编写这部书，小野川秀美从1960年起，到1972年止，花了近13年的时间做卡片，工作异常勤奋。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能够下这么深的功夫，是十分令人钦佩的。还有不少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外国学者，充分发挥了他们自己的优势，使所写的专著和论文很有特点。例如白瑞华的《中国报刊简史》，引用了很多外国传教士和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对外国人在中国办的那些中外文报刊的活动，有较详细的论述。小野信尔的《民吁报的斗争》引用了不少曾经对清朝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对《民吁日报》的被封起了直接影响的日本外事部门的档案材料。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所写的那些专著和论文，为研究同一课题的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很多方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中国的新闻史，我们自己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自然应该是主体。但我们不应该囿于见闻，故步自封。加强和国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可使我们开阔眼界，得到有益的借鉴。

第三是继续抓好地方新闻史、专业新闻史、新闻界人物史和其他新闻史专题的研究，为一部多卷本的高水平的中国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道理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辞费了。

第四是重视新闻史资料的积累。搞新闻史离不开有关的资料。没有必要的资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和无米之炊，是难乎为继的。当前的新闻史研究资料的积累工作，应该既包括文字资料的积累，也包括图片、录音、录像等现代化资料保存手段的积累。应该敦促和鼓励从事新闻工作、因为年老体弱退下来的老报人老新闻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十分熟悉的那一段历史，用专著、回忆录、论文、札记等方式写下来；以便把这些材料，留之名山，传诸后人。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也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对他们作一些必要的专访。新闻史研究急需的报刊和文献文物资料的搜访、征购、收藏、影印、缩微和复制等项工作，也应该加强。为了使这些稀世的珍贵资料不致湮没和散失，应该利用原有的基础，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建立几个相对集中的新闻史资料中心。这个中心可以考虑附设于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相对集中的会所和院系，以搜集某些报刊资料或新闻史人物资料为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筹备成立的以收存邵飘萍办报活动资料为主的邵飘萍纪念室，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封锁和垄断资料，是目前史学界存在的一种不正之风。在新闻史资料缺口很多，深虞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各个新闻史资料收藏比较丰富的单位，互通有无，互相开放。能够外借和复制复印的，尽量地互相提供方便；能够结集出版的，尽快结集出版，使分散在各处的珍贵资料，成为新闻史学界共同的财富。

经过几代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努力耕耘，新闻史学科的这块园地已经姹紫嫣红春意盎然。目前，这门学科正处在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让我们每一个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为她的茁壮成长而欢呼，为她的进一步繁荣，尽心尽力，作出不负于这个时代的贡献吧！

（原载1985年第3期《新闻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