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日本军国主义者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先后以武力强占的殖民地有台湾、关东州（旅顺、大连）、库页岛、朝鲜半岛、南洋群岛等，而在中国东北炮制出的“满洲国”，是其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最大的一块殖民地。“满洲国”始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3月，终结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8月，历时13年零5个月，地域包括中国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以及内蒙古一部分。名义上的元首是清王朝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实为日本关东军把持下的军事法西斯控制区^a，伪政府机构及社会组织都被编织在类军事化的管理网络中。例如被称为“国家精神子宫”的“协和会”（1932）^b，实为全民动员的工具，所有的官员、教师和地方名流都被纳入其中。“协和会”下设有“青年团”和“国防妇人会”，16—19岁的年轻人和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也被编织到“协和会”的外围组织之中^a。而“满洲艺文联盟”（1941）垂直管理“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1944年改为组织更加严密的“满洲艺文协会”，下设“文艺局”“演艺局”“美术局”“音乐局”“电影局”，形成控制严格的文艺家全面统制的法西斯体制。但是只要不是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那样的“恶托邦”，总有管道通往他处。在“满洲国”这个异态时空中，同样有以文学为志业的人们，尽管他们绝大多数被归属于“协和会”和“满洲文艺家协会”，身份复杂多样，但所谓的“国策文学”和“报国文学”比重并不高，“献纳诗”和“时局小说”^b在很多作家那里有时只是一种应景姿态。而殖民地作家创作出的大量形态各异、意味丰厚的作品，如实地记录下殖民地真实生活场景和精神想象，其中有或强或弱的政治诉求和精神抵抗，也有灰色暧昧的协作和算计，这些作品因其殖民地文本的属性而独具无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些作品不仅仅属于文学世界，因为它与20世纪对殖民主义的全盘反省相关，并对理解21世纪的世界现实有启发。对伪满洲国殖民地文学遗产的清理，不仅可以发现文学是反日本殖民斗争的构成以及如何构成，更可以看到殖民伤痕如何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深处，在反殖/协作、被动接受/主动亲和、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的纠缠交叉之处看到殖民地知识者的心路历程，深入反省东亚殖民主义。

满洲殖民地，地处中国东北边疆，毗邻苏俄和朝鲜半岛。这里不仅有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本土中国人，还有在殖民构架中谋生的朝鲜人和俄罗斯人。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在国家身份、民族认同以及信仰、阶层、语言等方面呈重层杂多状态，具体到伪满洲国文学，也呈现出多国家、多民族、多语种的特点，其中有中国人文学、日本人文学、俄罗斯人文学和朝鲜人文学等。了解伪满洲国文学，需深入当时的“满系”文学、“日系”文学、“鲜系”文学、“俄系”文学进行考察，探入各个语族作者作品深处，细察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例如，在何种情况下如何抗争和抵抗，而这些抗争和抵抗是否又不经意间落入了殖民者的逻辑；在何种境遇中如何迎合并协作，而这种迎合和协作的背后是否包含了有别于殖民主义的政治诉求；在欲利用殖民者当局的政策并与之周旋的危险尝试中，殖民伤痕如何刻印在殖民地人们的精神深处，由此呈现“满洲国”的盘根错节的精神印记，清理东亚殖民主义带来的悠长缠绕的苦难。

“满系”文学：解殖与协作

“满洲国”成立后，伪称“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在其所谓的“建国宣言”中宣称“五族协和”^a，而且试图在种族差异基础上建立一套“满洲国”的身份认证体系，首先模糊东北在地人的民族身份，将汉族、满族、回族等东北原住民命名为“满人”“满系”“满洲人”，汉语被改称为“满语”，而把1932年3月以后由关内“入境”的汉族、满族等称为“中国人”。这样一套新称谓表明了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同时也让清醒的中国人知晓其窃据中国东北的企图。

“满洲国”被炮制之初，地处伪国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之远的北满哈尔滨文坛，开展了勇敢的反日反满政权的文学活动，洛虹（罗烽）、巴来（金剑啸）、黑人（舒群）、姜椿芳、林郎（方未艾）等共产党作家，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刘莉（白朗）、梁蒨（山丁）、星（李文光）、侯小古、金人、林珏等热血文艺青年，在“满洲国”统治下的哈尔滨《国际协报》《大北新报》《黑龙江民报》和新京的《大同报》，直面抵抗日本及其傀儡政府，发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的作品，形成具有抵抗性质的反殖文学^b。但是随着“满洲国”治安监控体制的加强及暴虐，有作家被杀，有作家被捕，有作家逃亡，有作家直接参加了抗日队伍，反殖文学在伪满洲国被迫落下帷幕。上述作家中只有山丁继续留居“满洲国”，其他人星散到中国各地，最著名的是创作出优秀抗日文学作品的“东北作家群”。

留居“满洲国”的作家及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作家，直接反抗已经没有可能，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与殖民地文化政策共存，这里以吴瑛的《新幽灵》^a和古丁的《新生》^b两部小说为例，细察文学如何回应殖民地的文化宣传，消解与协作背后的精神伤痕及诉求。此外，这两部作品都是艺术家小说，以周边世界和自身为素材，由此还可看到殖民地生活的侧面及作者的内心世界。

吴瑛的小说《新幽灵》以殖民地“新中间层”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殖民地伴随了所谓现代产业和现代家庭的建设，在社会上营造一种新中间层的“良好生活”模式。受过教育的殖民地青年，他们在城市的行政机关、产业工厂、商业公司做下级官吏、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每月领取固定的薪水，形成社会上的新中间层。典型的新中间层家庭模式是充满恩爱的城市核心家庭——青年夫妇和两三个活泼健康的孩子。以新中间层为题材的宣传画张贴在新京、奉天和哈尔滨等都市的公共场所，一方面为殖民地招揽现代产业的劳动者，一方面为殖民地青年营造“乐土”的梦想。吴瑛的小说揭开了新中间层的面纱，小说写了两个空间，一个是城市中的核心家庭，一个是“官厅”的现代办公室，大学生丈夫即官厅里的下级职员把这两个空间串起来。家里，夫妻间格格不入，居家的春华嫂成天想着靠哭闹和生儿子来拢住丈夫，大学生丈夫对妻子当面顺从，背地里找女人“逛道”（去妓院）。官厅办公室里，只要说日语的科长在，四个职员就假装认真工作，科长一走，他们就“松快”起来，这个办公室徒有现代的躯壳而已，装神弄鬼的高压和应付了事是每天的节奏。小说中的新中间层既没有恩爱和睦的小家庭，也不是勤劳奉公、积极向上的现代员工，吴瑛把新中间层隐喻为“新幽灵”。

《新幽灵》能如此拆穿伪满洲国致力营造的“良好生活”，暴露其幽暗内核，消解殖民地的正面宣传，这不仅仅是不合作的文学，而且是具有抵抗意味的解殖文学^a——如腐蚀剂一般消解、溶解、拆解着殖民地的文化宣传。小说还展示出殖民伤痕如何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世界。大学生在家应付妻子，上班应付 “类主子”的“科长”，不认真生活，不认真做事。“应付鬼子”在今天的东北是一句俗语，其背后的渊源正是来自东北殖民时代。殖民地人“应付鬼子”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消解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败坏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真实生活也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殖民统治，掠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还带来了精神生活的沦落。生活在殖民地的与日本人共事的中产阶级，始终要面临殖民者的淫威、贪婪和鄙视，为了生存下去，精神萎靡或沦落几乎成为难以避免之事，为了“明哲保身”，“阳奉阴违”地应付生活。殖民主义在精神上的侵蚀伤痕更为持久并难以修复，需要几代人的自我治疗。

与吴瑛的《新幽灵》消解殖民宣传相反，古丁的《新生》看起来似合作之作。

《新生》的主题是“民族协和”，而且是“日”“满”协和。该小说曾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次赏。小说的主要内容是“百死毒”流行期间，因邻居染病死亡，主人公“我”一家人被迫健康隔离，在隔离病院“我”遭到日本人的白眼也得到日本人的帮助，最后与日本人秋田等相互帮助渡过难关。出院后，与日本人一起总结扑灭病毒的关键是“民族协和”。对该小说的解读，有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认为是屈服于日伪淫威的汉奸文学^b，一种是同情其背后的曲折隐情而给予正面解读^c。一种是批判，一种是同情理解。两种解读依据各自的时代、立场和文化背景，对于理解该作品都有意义。我们从反省殖民主义与殖民伤痕的角度来解读这篇作品。“满洲国”殖民者，用“暴力”和“说服”两套策略实施统治：关东军是侵占镇压的暴力，而“协和会”实施宣传说服，制造出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如 “新满洲”“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现代文明（包括教育、卫生、育儿、妇女观念等）”等。与殖民者合作的文士们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中读出了一种进步、平等的气息，欲借“民族协和”来谋求“民族平等”，欲借“现代文明”谋求“民族进步”。这是古丁小说背后隐情之一。该小说取自古丁本人的一段经历。1940年秋，新京流行鼠疫，因为邻居患病身亡，古丁一家被强制隔离一个月。这段生活，古丁称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荡”^a。所谓精神震荡，是指隔离病院中的生活让古丁强烈地感到了民族差异与民族歧视。古丁因其文学才华和流利的日语，成为伪满洲国文化界的名流，很多“日系”文人也敬重他。但是到了隔离病院，这些都毫无意义，人们只按种族被分为“满人”和日本人，被区别对待。这样的经历，让古丁主动地亲近“民族协和”的意识形态口号，这是古丁写出《新生》这篇协力殖民者作品的一个契机。不仅如此，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并深深喜爱鲁迅作品的古丁，深知国民性理论。他的思考逻辑是，要实现“民族协和”，需得民族平等相待，而欲平等相待得改造国民性。这篇小说道出：对百死毒，“日系”有着科学而正确的观念，他们遵守秩序，安安静静；而“满系”关于细菌、传染病的知识几乎为零，不讲卫生，吵闹不守秩序。小说中的“我”给自己的邻居鞋匠陈万发讲解“扑灭老鼠”“细菌感染”“打预防针”等相关知识，可陈万发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在隔离病院里，看护妇区分对待“满人”和日本人，作者议论道：“这是怨不得谁的。”之所以受歧视，原因在自己的低劣，要想彻底改变，得先改变自己。这套话语正是殖民者炮制出来并极力宣传的殖民主义逻辑：“日本是先进的、文明的，满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落后的、低等的满洲需要先进的、文明的日本来统治，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致的愿望。”^b

《新生》并非一篇迫于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写的作品，而是自发协同殖民者观念的作品，这背后有作者自己的理想诉求，或启蒙或改造国民性或寻求平等，但是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危险尝试中，协同者跌入了殖民者的逻辑。深陷现代性理论的文士们，容易陷入这个逻辑之中。古丁在另一篇协力“民族协和”的作品《西南杂感》中表述道：“如果用民族协和的力量去开发，热河会一跃而为我国的产业地区，更可为东亚的产业地区。”热河明日构想是：“水力发电所的建设，地下埋藏的稀少金和石炭铁铜的发掘和矿业区的建设，高架铁道的开设，电灯明亮，收音机齐备，兴亚矿工大学设立，温泉旅馆和疗养所设置，奶酪畜牧业振兴，各部落国民学校和县属健康所开设，纺织工厂设立，杏、梨、栗、枣之外还有苹果园，植造的松林，蒸汽船的定期运行……”^a这种把现代文明变成拜物主义，忽略其带有的殖民暴力性，殖民者压迫的话语变成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可能性。如果不对此进行深入的反省和揭示，这种殖民主义逻辑经过改头换面就会重新出现在今日世界，例如有人声称“伪满洲国是东北经济建设最快最好的时期”^b。

“日系”文学：虚妄与傲慢

伪满洲国成立后，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越来越多，除关东军之外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来殖民地政府任职的各类大小官吏和来教育机构任教的文化人；一类是借助日本殖民力量来获得资本利益的商人；一类是随日本大陆政策而来的开拓团农民。除原来在关东州的文人外^c，来“满洲国”的职业文学家非常少见。其实很多“日系”文人/作家是伪满洲国“培养”起来的，他们原为各行各业的普通日本人，因为身居伪满洲国，殖民者的绝对优越感给他们一种幻觉——人种和文化优秀——可以做任何事情。“把日本的文学横向移植到‘满洲国’殖民地，并促使在满日本作家的创作添加满洲的地域特色，从而提升原本低下的满洲文化。”^a身处殖民地社会上位的日本人发表作品十分容易，原本在日本本土很难做到的事情，在伪满洲国却唾手可得，有些日本人就借此便利条件成了“作家”，当时仅“满洲文话会”一个文学社团中有记录的“日系作家”就高达300多人^b。而所谓的“开拓文学”，如“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编的《大陆开拓小说集》和“农民文学恳话会”编的《农民文学十人集》中，很多作品就出自于“开拓团”中的日本农民之手。

今日重读这些“日系”文学，并非全为文学审美，而是由此观察殖民者记录的殖民地生活场景以及殖民者的内心世界。来“满洲国”的殖民者如前所述，各怀目的，各式各样，有高高在上的压迫者、盘剥者，也有被裹挟而来的赤贫者和知识分子；有与政治、意识形态、军人融为一体的军国主义文士，同时也有反省殖民政策、心怀梦想的知识人。军国主义的“笔部队”，有专书考察^c，我们以牛岛春子的《祝廉天》（又译《姓祝的男人》）^d和北村谦次郎的《那个环境》^e两部小说为例，细察殖民者的文学如何表现满洲生活，以及他们对日本殖民的反省及反省的限度和陷阱，由此看殖民主义在殖民者身上的烙印。

小说《祝廉天》，塑造了一位“满人”翻译官吏“廉洁、公正、勤恳”的形象。该作品获日本“芥川赏”候补之作。“满人”形象在“日系”作家中，常常是“贪婪、无操守、懒惰”的代名词；在古丁等“满系”作家的作品中，是“愚昧、落后”有待启蒙的对象；在“鲜系”和“俄系”作品，也很难见到正面、正常的形象。牛岛春子在小说中塑造的“满人”——桀骜不驯、个性鲜明，可说是可贵之点，而且小说还挖苦了傲慢无识的日本官吏，称他们是“聋”“哑”人——因为语言问题无法与当地人沟通，暴露出一个不会说汉语的日本官吏管理三十万县民的空虚和危险，“勉强施行建立在三十万县民之上的政治……一想起来就后背直冒冷汗”。牛岛春子作为一个来“满洲国”的日本官吏的妻子，旁观“满洲国”的政治治理，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满洲国”毫无根基。貌似强大的雄飞海外的“大和民族”根本不是“满人”的对手。虽然如此清醒，但是小说最后还是落到了“民族协和”的窠臼，“廉洁、公正、勤恳” 的祝廉天对日本人上司忠诚无比，与这样的满人“协和”，“新满洲”才能建立起来。这里的逻辑与“满系”作家古丁相似，一个是要改造国民性，一个是洗去日本人的骄傲凌人之气。由此，这里还是透露出殖民者天然带有的高于其他民族的盲目自信，其背后隐现的是殖民主义逻辑。

北村谦次郎的小说《那个环境》，讲述了日本少年忠一由东京到“满洲国”，在殖民地环境中学习、工作、生活的故事。少年时在关东州读书，与当地人愉快交往毫无芥蒂，但是成年后已是作家的忠一与“满系”交流充满龃龉，“非常寂寞”，作品最后以忠一立志扎根“满洲国”结束。在满洲长大的北村谦次郎，对“满洲风土”怀有感情，字里行间充满温情。作品里的主人公忠一充满热情，真心与“满系”作家交往，而且能够“想着满人、白俄人，那些和自己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人们”，愿意真诚地对待这些差异，欲与他们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协和”。同时小说对“满洲国”的文艺政策有反省和批评。作家的感情和小说中忠一的感情都是真诚的个人情怀，无须怀疑；从对“满洲国”文艺政策及组织形态的批评中，也可见作者冷静的反省精神。但是“我喜欢，我就要扎根在这里”，“我热心与你交往，你须同样回应”，这里有殖民者的任性和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背后藏着其自身难以察觉的心理现实：生逢其时，浮躁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令人吃惊的自信——世界以我族为中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