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作品群中的“时间层”

那波本卷七十一收录的是白居易刑部侍郎致仕之后，淡然描写老境的诗。在卷七十一《昨日复人辰》中，他回忆说：“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经多故处，却想似前身。”

对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来说，赵村的杏花可以替代长安的曲江杏园，让他欢度春天。他虽如卷七十一《病疮》所咏“……病销谈笑兴，老足叹嗟声。”身心都已衰弱，自己也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此珍惜春天的心情越发地强烈。73岁的白居易在卷七十一《游赵村杏花》⁽⁸⁾中咏道：“赵村红杏每年开，十五年来看几回。七十二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这首诗中的“十五年来”是指他活动的场所转移到洛阳以来的15年间。这从卷七十一《刑部尚书致仕》首句“十五年来洛下居”即可得知。而“七十二人”句也因卷七十一《问诸亲友》开头两句“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卷七十一《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其二首句“七十三翁旦暮身”，而增加了真切感。再进一步，回溯到卷六十二，与其中所收的《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合在一起读时，我们就能感受到《游赵村杏花》的“今春来是别花来”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所蕴藏的厚重了。在与同僚刘禹锡、李仍叔一同酌酒，静静地欣赏了洛阳的春景后，他们商量着：“明天去哪呢，去城东赵村看杏花吧？”这时的白氏66岁，虽说已是老年，但仍身居太子宾客之职，居然还有兴致邀请友人“明日期何处，杏花游赵村”。绍兴本卷二十九《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诗的结尾“……明日期何处，杏花游赵村”句后，附有原注“洛城东有赵村，杏花千余树”。

此前，51岁罢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离开长安，经商山路南下，到江州造访遗爱寺后，抵达了任职地杭州。如果按顺序阅读那波本、绍兴本卷二十“律诗”收录的作品群，我们就能知道他对途中各重要地点的感慨以及在任职地的行动了。本卷第1首是《初罢中书舍人》，第2首是《宿阳城驿对月》，第3首是《商山路有感》。第3首附有长“序”，序中有诸如“前年夏”、“今年”、“长庆二年七月三十日”这样表示日期的词语。绍兴本的第2首有自注“自此后诗赴杭州路中作”。从作品编号即可知，前文提到的《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也是收录于此卷的。而此卷的《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中，也使用了“依旧”这个词语。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回忆了前年春天，感叹“……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携酒来到钱塘湖畔，吟诗、唤管弦、赏梅，宴会的所有皆与去年相同，可是清点参加者，却发现去年还与会的薛秀才，今年却物故了。在绍兴本中，此诗附有作者自注“去年与薛景文同赏，今年长逝”。同卷此诗稍前有卷二十《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诗。两诗同为七言律诗，第1句和偶数句的韵脚依次是：《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为“梅”、“杯”、“来”、“开”、“回”；《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诗为“杯”、“梅”、“开”、“来”、“才”。两诗的诗题、诗形、诗意全部相符合。我们只有把两首诗合在一起读，才能真切感受到白氏深藏于这两首诗中的感慨。

下面我再来举一处隔卷呼应的例子。那波本卷五十五“律诗”中的《有小白马……题二十韵》诗和卷六十四“律诗”中的《往年稠桑……更题绝句》诗：

能骤复能驰，翩翩白马儿。……睡来乘作梦，兴发倚成诗。……昨夜犹刍秣，今朝尚絷维。卧槽应不起，顾主遂长辞。……念倍燕求骏，情深项别骓。银收钩臆带，金卸络头羁。何处埋奇骨，谁家觅弊帷。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

——《有小白马，乘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⁹⁾

路傍埋骨藁草合，壁上题诗尘藓生。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

——《往年稠桑曾丧白马题诗厅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¹⁰⁾

前首诗作娓娓倾诉在自长安去洛阳道上，失去18匹驾车骏马中自己最喜爱的白马时的悲伤之情。白居易的感情比常人要丰富得多，他这种按捺不住、横溢旁出的感性，就以文字泛滥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冗繁的语言泛滥，他自己也奈何不了。为爱马，他写下了五言二十韵，多达二百字的哀悼辞。后首诗作描述7年后，在自洛阳往下邽途中，他重温自作的旧诗后，再次沉浸在往日的感慨中。到了56岁，他依然“不能忘情”⁽¹¹⁾，时光流转，直到64岁他还能回想起昔日的悲哀。就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否“情过脆”？这种过于纤细的感性，就是白居易的风格。两诗合在一起读时，《往年稠桑……更题绝句》诗的“题诗厅壁”四字和“壁上题诗尘藓生”句很让人感兴趣。被“尘”和“藓”覆盖了的7年前自作的旧诗，触动了白居易的心灵，使他再次沉浸在感慨中，以文字为媒介，他又与七年前的自己相会了。

下面，作为三首以上的诗相互呼应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他反复吟诵曲江池的作品群：

秋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独信马蹄行，曲江池西畔。……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人寿七十稀，七十新过半。且当对酒笑，勿起临风叹。

——《曲江早秋》（绍兴本小字题注：三年作）⁽¹²⁾

……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青芜与红蓼，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早秋曲江感怀》⁽¹³⁾

沙草新雨地，岸柳凉风枝。三年感秋意，并在曲江池。早蝉已嘹唳，晚荷复离披。前秋去秋思，一一生此时。昔人三十二，秋兴已云悲。今我欲四十，秋怀亦可知。岁月不虚设，此身随日衰。暗老不自觉，直到鬓成丝。

——《曲江感秋》（绍兴本小字题注：五年作）⁽¹⁴⁾

序：元和二年、三年、四年，子每岁有《曲江感秋》诗。凡三篇，编在第七集卷。是时予为左拾遗、翰林学士。无何，贬江州司马、忠州刺史。前年，迁主客郎中、知制诰，未周岁，授中书舍人。今游曲江，又值秋日。风物不改，人事屡变。况予中否后遇，昔壮今衰。慨然感怀，复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明年秋又何许也？时二年七月十日云耳。

其一：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闲十四年，六年居谴黜。……独有曲江秋，风烟如往日。

其二：……莎平绿茸合，莲落青房露。今日临望时，往年感秋处。池中水依旧，城上山如故。独我鬓间毛，昔黑今垂丝。……故作咏怀诗，题于曲江路。

——《曲江感秋二首并序》⁽¹⁵⁾

位于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风光明媚，是当时著名的游乐地，很多唐代诗人都曾到访过这里，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大部分是迎初春、赏仲春、惜晚春的诗作，白居易也不例外。他一有机会就会造访这里，无论高兴还是哀伤，都在这里写过诗，既有和朋友一起作的，也有独自一人作的。在众多取材于曲江池的名作中，上述的作品群，因白居易以自己秋日造访曲江池的旧作为基础，跨越时空，反复以同一主题吟作的形式，而大放异彩。

回顾、回想昨天、数天前，或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前的往事，虽有频度的差别，但谁都曾经这么做过吧，将之写成诗，也决不仅仅是白居易一个人。但是，“一种感怀也好，感慨也好，时隔数年仍然反复回顾，并将其诉诸文字写成诗”的这种倾向，似乎是白居易特有的。在自己旧作的基础上，时隔数年又有续作的著名例子是刘禹锡咏“玄都观”的五言绝句。晚年在洛阳诗酒唱和，共度余生的同年友人刘禹锡的作品，与白居易有数处共通。其中，就回忆诗来说，长长的诗名，仔细地记录具体日期、人名、地名的序文，就显得非常相似⁽¹⁶⁾。

因此，这种倾向并不仅见于白居易。但是，像白居易这样，不止一次，时隔数年又一次一次、非常执著地反复续写的诗人，大概别无他人了吧。连续三年，他在初秋的“曲江池”感叹着老去，经过“十四年”的岁月，再度沉浸在感慨中，其他还有这样的例子吗？后世诗人中，在自己旧作基础上再作诗的北宋的苏轼，在诗、词中吟咏离别的妻子，反复题写与“梦”相关之诗的陆游，除了这些特殊的例子之外，“形成时间层”的白居易的回忆诗，归根结底还可以认为是白氏特有的。

不过如果只是简单重复的话，“时间层”是无法形成多层重叠的。然而，在“曲江池”诗之外，《写真（肖像画）》⁽¹⁷⁾《商山》⁽¹⁸⁾《白莲》⁽¹⁹⁾等作品群，也可见到由回顾、回想形成的“时间层”。

那么，这样的“时间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正如花房氏在《白氏文集的批判性研究》的序章《白氏文集的形成》第22页指出的：“不是被事物激发出的感动，而是由已有诗篇引发出的情绪促成的”，这是形成“时间层”的要因。花房氏的这段话，是在卷六十《刘白唱和集解》记述的基础上，针对唱和寄赠类作品的倾向而言的。白氏在此文中言道：“……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

以“已有诗篇”引发的感慨为基础，再创作新诗篇的做法，不仅局限于与友人、熟人的唱和，对待自己的旧诗亦是如此。《曲江感秋》《香山寺写真诗》等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诗例。

宋代黄澈《溪诗话》卷四云：

用自己诗为故事，须作诗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沧浪》吾有曲，《相子》棹歌声。”乐天：“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明年云：“去秋共数登高会，又被今年减一场。”《过栗里》云：“昔尝咏遗风，著为十六篇。”盖居渭上，酝熟独饮，曾效渊明体为十六篇。又《赠微之》云：“昔我十年前，曾与君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盖旧诗云“有节秋竹竿”也。坡赴黄州，过春风岑，有两绝句，后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至海外，又云：“春风岭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又云：“柯邱海棠吾有诗，独笑深林谁敢侮。”又《画竹》云：“吾诗固云尔，可使食无肉。”

《溪诗话》所引李白的诗句，是《送储邕之武昌》的结尾二句。不过，在宋本《李太白文集》中“相子棹歌声”作“寄入棹歌声”。李白或许是吟唱着他的得意之作《笑歌行》饯别储邕的吧。《溪诗话》中所引白居易的诗句详细情况如下：

“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见卷五十《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宝历元年（825）54岁作，时为苏州刺史。

“去秋共数登高会，又被今年减一场”，见卷五十四《九日寄微之》，宝历二年（826）55岁作，时为苏州刺史。

“盖居渭上，酝熟独饮，曾效渊明体为十六篇”，指卷五《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元和八年（821）42岁作，时于下邽服丧中。

“昔尝咏遗风，著为十六篇”，见卷七《访陶公旧宅并序》，元和十一年（816）45岁作，时为江州司马。

“有节秋竹竿”，见卷一《赠元稹诗》，元和元年（806）35岁作，时为校书郎。

“昔我十年前，曾与君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见卷一《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相关作品为元稹的《种竹诗并序》），元和三年（808）27岁作，时为京兆户曹参军、翰林学士。

《溪诗话》所引李白诗例，李白对自己的旧作只用“我有曲”的“曲”一字加以概括，以避免重复，与之相反，白、苏两氏之例，都在寻求旧作和新作的叠加效果。苏轼“去年……”“昔年……”的用法，类似于白居易的句法，让人很感兴趣。

《溪诗话》云：“用自己诗为故事，须作诗多者乃有之。”而白居易却正相反，正因为他具有“以己之诗为故事”的倾向，才使得作品量变得很大。

《溪诗话》所引白诗的用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卷五十一《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这首诗是咏九月九日重阳节的，作为咏节日的诗，它不是很罕见。罕见的是，在这首诗中，作者以“前年”、“去年”、“今年”这种形式把三层时间交织融汇在里面了。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卷五十四《九日寄微之》诗的结尾是在这首诗结句的基础上写的，诗云：“去秋共数登高会，又被今年一场减。”这似乎与白居易“想表达所有，无法按捺地想说尽一切”的“饶舌”的性情，以及无法下决心舍弃堆积如山的文字、强烈的“对作品的爱恋”，有一定的关系。

诗歌这种表现形式，尊崇含蓄，重视余韵，省约语言，在对其进行推敲时主要着眼于削减文字是普遍的做法。然而，白居易在使语言简练的同时，却又重复描写，不用减法而用加法⁽²⁰⁾的形式，使作品不断增殖。例如，对于造访长安郊外悟真寺之事，王维只用五言十二韵120字就概括了，而白居易却用了五言一百三十韵，共计1300字，成为超过王维诗作十倍的长篇大作。清代田雯在《古欢堂集》中指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是把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脱胎换骨的另一种“演法”，并云：“凫胫何短，鹤胫何长。续之不能，裁之不可。各有天然之致。”田氏对两者进行等值评价的态度是十分妥当的。白居易从杜甫、王维的诗作中获得构思，却使己作比他作长数倍。这既是他对先人名作的挑战，是他挑战创作极限的欲望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在作品中尽情享受由自身性情中的“饶舌”所带来的愉悦的表现。

卷六十二《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是回复裴度所赠《二十六韵》诗而献上的“五百言”的长编。诗题中虽然谦逊地表示“才拙词繁”，但却正如“……客有诗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残纸墨，一扫狂歌词”所言，“诗魔”还是引发了白氏惯有的“饶舌”。

另外，从卷五十三诗题的“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²¹⁾一语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白氏的“饶舌”，以及非如此即坐立难安的心情。

白居易对自己作品的“爱恋”，从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其余杂律诗，……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之语，卷四十五《策林序》“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目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损”语中，都能感觉到。将其与刘禹锡《刘氏集略说》的“……前年……书四十通，……删取四之一，为《集略》……”这种简明干脆的态度相比较时，让人感到，白氏对自已作品的“爱恋”，就像对自己的身分一样，无法割舍，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正如他在《题文集柜》⁽²²⁾一诗中所云：

……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大小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损。……

对于一生把“文字”作为“事业”的白居易来讲，“三千篇”是其人生的记录，就像每一页日记，每一张相片对当事人来讲都是珍贵的回忆一般，即使是“一篇”，他也不忍心“弃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