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一直到1949年，继承了清末民初小说的某些特征，迎合了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商业性市场化较强，因受新文学精神的影响，并在内容和形式上逐渐改良的一类小说。这类小说虽然数量众多，时间跨度较长，但类型化、模仿性很强，虽缺乏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但共同特征较多，且始终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消遣娱乐。具备作为一类小说进行研究的条件，所以本书直接把这类小说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此进行宏观上发散式研究。

把这类小说作为选题的意义在于：

第一，给予其相对科学的命名，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对这类小说的命名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并值得商榷的问题(这类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和“民国旧派”三种称谓，80年代后有“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两种称谓)。这类小说是在清末民初市场文化的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以后直到1949年受新文学的影响，改良变化较大，逐渐成为流变中的小说类别，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消遣娱乐，钱振纲在《清末民国小说史论》一书中把这类小说称为“中国现代消遣小说”，本书借用了这个命名，论证了这个命名相对于其他命名的合理性。其实，概念是一切逻辑的起点，给予其科学的命名，就是再认识这类小说的过程，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

第二，探讨其现代的起点，有助于科学确定其入史的时间界限。学界对这类小说的现代起点有几种观点：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清末的四大谴责小说；民初以《玉梨魂》为代表的骈体文言小说。对于这几种观点学界也是众说纷纭。现代小说的起点在“五四”以后，同样，这类小说在“五四”后也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前的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这类小说的起点也应在“五四”以后。对其现代起点的研究，有助于科学确定其现代范围的时间界限。

第三，正确看待其价值，有助于帮助合理解决其入史问题。在清末民初市场文化影响下兴起、“五四”以后逐渐改良，并具有消遣娱乐功能的这类小说从实际创作的数量来看，似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口号后，开始郑重审视这类小说。随之，学界出现了写“大文学史”的想法和“两个翅膀论”。特别是“两个翅膀论”确有要把这类小说提到与新文学“比翼双飞”地位之嫌疑，李欧梵在给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作序时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面貌和传统看就是通俗的，张爱玲是重振了文学的主流传统，并把“五四”作为另类。(注：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序二》，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09年范伯群在《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一文中郑重提出，通俗文学要入史，还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否要“向前位移”；二是如何就中国现代文学史“双翼齐飞”的整体格局达成基本的共识。(注：参见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1)。)诸如此类，这类小说应该怎样进入文学史及地位如何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所在。就本选题而言，从给这类小说一个科学命名的探讨开始，进而对它的产生、变迁、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以及价值定位进行了发散性宏观上的探讨和把握。抓住了这类小说始终未曾改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消遣娱乐，并注意到这类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的某些特征，与市场文化紧密相连，又受到新文学精神的影响，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等特点。总之，通过对这类小说的宏观把握，客观地看待这类小说的价值，科学地判断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助于合理地解决其入史的问题。

二、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了重写文学史和关于经典的大讨论，之后通俗文学在文艺研究的领域才真正开始成为热点。自然这类被称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小说类别在80年代之前受到学界的关注较少，即使关注，给予的批评总是多些。80年代后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但关注集中于对这类小说微观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对其宏观研究仍旧不是很规范，也不是很深入，没有对这类小说的深层把握和理解。

对这类小说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从被命名为“鸳鸯蝴蝶派”和“现代通俗小说”两种不同称呼的小说研究中去考察。

被命名为“鸳鸯蝴蝶派”的这类小说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我看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新论》。研究这类小说的论文很多，例如《鸳鸯蝴蝶派小说观新探》、《再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传统“体贴”与现代“抚慰”——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观论》等等。这些研究著作和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第一，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定论；第二，鸳鸯蝴蝶派的产生、发展和衰弱的过程；第三，鸳鸯蝴蝶派的特征；第四，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研究范围更着力于清末民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品，更多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为本选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些研究对这类小说的消遣娱乐特征、改良变迁性、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等特征注意不够，这为本选题留有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以“现代通俗小说”为名进行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通俗文学概论》、《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以及博士论文《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这些著作除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外，都是以史的形式对通俗小说进行微观整理和研究，提供了相对翔实的研究资料和一些基本观点，但并没有深入地对这类小说进行宏观把握和探究。这类研究只是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缺少对这类小说的产生、变迁、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价值定位等方面的归纳总结和研究，这给本选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材料基础，并留有了相对宽阔的研究空间。

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只是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逐一探讨，其实是单篇论文的连缀，没有从整体上对现代通俗小说进行理论探讨。孔庆东的《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只是对抗战单个时期的通俗小说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朱志荣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按照“绪论”、“现代通俗文学变迁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论”、“现代通俗文学主题论”、“现代通俗文学技巧论”、“现代通俗文学读者论”、“现代雅俗文学关系论”以及“现代通俗文学评价论”的结构方式，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综合评估，这无疑填补了通俗文学理论探讨的空白，对本选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作者在该书最后的结论段中这样写：“魏绍昌先生曾把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比作河水与井水的关系，认为通俗文学自成系统，有自己的传统、园地与读者，因此可以和平共处：‘……’这就道出了新文学与通俗能够共存发展的原因。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有各自领地，并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注：朱志荣：《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183~18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可见作者对新文学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作用的认识还有所欠缺。此著作对这类小说的消遣娱乐特征、世俗性和受新文学影响所具有的启蒙性都没有作更多的论述。吴秀亮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主要从文化雅俗的视角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研究，论述了五四文化转型与现代雅俗小说并存格局的生成、现代雅俗小说之间的关系结构、现代高雅小说对通俗小说的艺术影响以及现代通俗小说对高雅小说艺术的潜在影响。此著作对新文学和现代消遣小说之间关系的论述对本论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张登林的博士论文《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主要探讨上海市民文化视野中通俗小说的特质，揭示通俗小说和上海市民文化的复杂关系，这对本论题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但是上述两部著作对这类小说最重要的消遣娱乐特征没有作更多的探讨。有一点需要说明，以上论著(除《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外)都把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一部分，这不在本论题所研究的范围内，本论题的研究范围是从“五四”后到1949年，因为我们认为不管是现代严肃小说还是现代通俗小说都是从“五四”后开始的，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通俗小说。

以“现代通俗小说”为名进行研究的论文也不少，例如《中国通俗文学的性质和批评标准的论定》、《通俗小说的特质：入俗、合俗、劝俗》、《论小说通俗与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价值形态三题》、《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论通俗小说及其主要特征》、《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化选择》、《通俗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创建》、《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通俗小说的文本形态及本质属性》、《〈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等等。这些论文都把这类小说称为“通俗小说”，大多也都把清末民初时期的这类小说归为现代通俗小说。可见虽然学界已经开始给予这类小说足够的重视，但实际研究中还存在很多被忽略或有争议的问题，这就为本论题留有了相对较大的研究空间，本书对这些问题都提出质疑并进行探讨研究。以上这些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通俗小说”的界定

“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概念，其所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流变性。”(注：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事实上，通俗小说这一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是依凭其实际存在而不是‘定义’。”(注：同上书，2页。)因此，在通俗小说的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对通俗小说的定义及分类采取了约定俗成的宽泛理解。对于“通俗小说”的界定大致有五个角度：其一，从被大众所接受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说”。代表性的论文有1918年刘半农的演讲《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1942年丁谛在《万象》期刊上发表的《通俗文学的定义》以及陈涛的论文《通俗小说的特质：入俗、合俗、劝俗》等。在这些论文中，作者对“通俗小说”定义的角度都是从大众接受的方面来理解。其二，从与传统的关系方面界定“通俗小说”。代表人是宋梧刚，他从题材的通俗性、艺术手法的传统性以及不被看重的地位等方面来定义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的定义问题上，和宋梧刚持一样观点的还有刘锡诚，他认为通俗小说和传统有很大关系。其三，从语言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说”。伦海在《论小说通俗与通俗小说》一文中指出确实有“通俗小说”和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伦海认为主要是言文不一的原因造成的。其四，从阅读目的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说”。魏家骏在《通俗小说的价值形态三题》一文中认为通俗文学概念的界定应该立足于接受对象的划分。其五，从内容、形式、功能、特征及作者目的等相对全面的角度界定“通俗小说”，这是比较全面的一种界定。代表论文有周启志的《关于通俗小说的界定》、张华的《论通俗小说及其主要特征》、张从容的《通俗小说的文本形态及本质属性》、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孔庆东的《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等，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一书中也对此概念作了相对全面的界定。其中孔庆东对“通俗小说”概念的界定更能概括出这类小说的一些本质特征，他认为具备消遣娱乐的功能是前提，“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两个特征，在狭义的层面上理解，二者需都具备，从广义的层面上理解，二者只需具备其一。对“通俗小说”这一概念作了相对更丰富、更具体解释的是范伯群，他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背景、内容、形式、功能、读者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定义，是一个相对完备、客观的定义。(注：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总之，前四种定义“通俗小说”这一概念的角度都不够全面，不能客观全面地涵盖这类小说的特征。最后一种定义的角度相对全面，但具体到作品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就此来看，“通俗小说”这个命名是否科学、合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学界虽然也认识到“通俗小说”只是一个姑且说之的称谓，但没有作出更多的努力去探讨。本书在这方面则作了一定的思考和研究。

2.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起点的研究

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指出，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并列举了六个“率先”作为理由。同时在绪论中指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实际上是中国社会通俗小说现代化的开端。这一观点引起了质疑，冯国晨在《对〈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的质疑》一文中从社会形态、主题、人物和语言结构四个方面对《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仍属于旧式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山之作依据是不够充分的。孔庆东《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认为：“古代通俗小说向现代通俗小说的进化，开始于清末。”范伯群和孔庆东主编的《通俗文学十五讲》也谈到通俗小说现代化的萌蘖这一问题，认为通俗小说现代化的源头与狭邪小说与谴责小说有关。黄书泉在《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通俗小说》一文中认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总之，这些观点都是认为这类小说现代的起点在清末。本书则认为这类小说现代的起点在“五四”以后。

3.关于中国通俗小说现代化的研究

范伯群、汤哲声、蒋益、韩云波等人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都作了一个大致的划分。代表论文有范伯群的《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蒋益的《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改革》以及韩云波的《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等。他们所持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清末民初时期是现代通俗文学的起步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其全面市场化、改良的时期，40年代是其现代化进程基本完成时期。并且汤哲声指出了媒体性和市场性是其两个明显的特征。蒋益认为北派武侠小说推动了通俗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积极意义，他还认为徐訏、无名氏的作品已经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层次。对于通俗小说的现代化特征，温奉桥在《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一文中说明了张恨水在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是一个典型。金立群的博士论文《媚俗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碎片呈现——文化、媒介的综合研究》从文化、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论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非宏观上的现代性。其实这类小说没有明显的现代性转换特征，但因其市场化商业性很突出，而且在逐渐改良中接受了新文学的影响，从而体现出缓慢的现代性。本书对此也有所注意。

4.关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其他种类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种研究相对来说不是很多。朱志荣的著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以及吴秀亮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新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宏观研究。范伯群在《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一文中按照“从各自独特的艺术规律看互补的可能性、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为新文学提供背景式的参照、对小说类别与题材的不同理解派生出百花齐放态势、与新文学中的乡土小说与社会剖析派小说互补的‘都市乡土小说’”(注：范伯群：《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1)。)等方面阐释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吴福辉在《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一文中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和流的关系”(注：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他通过分析两派的区别，最后得出两派的思想意识不在一个层面上，认为人为地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相结合是没有意义的。这与范伯群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也是一种声音。这方面的研究更侧重于现代通俗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和补充，而对这类小说在新文学影响下具体的改良变化研究尚未充足，这给本书留有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研究状况大抵如此，在西方通俗文学的研究现状如何？通俗文学进入西方的研究视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美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纽约知识分子文人集团在“对通俗文艺的看法”(注：[美]托马斯·英奇：《美国通俗文化简史》，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上有很大的分歧，以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为代表的左派强调群体社会中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严厉批判艺术的等级制，并提出消除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之间的隔阂。菲德勒甚至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小说，从纳博科夫、梅勒、厄普代克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广泛采纳了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注：参见黄禄善、刘培骧：《英美通俗小说概述》，5、8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7。)从1969年俄亥俄州成立全国通俗文化协会(PCA)至今，“美国通俗文化研究运动发展史经历了朦胧草创、艰辛发展和硕果鼎盛三个阶段。”(注：王旭东：《美国通俗文化研究述评》，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12)。)在此基础上，通俗文学研究也向纵深处发展。在德国，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ysor)1958年发表了《当代文学生活》的讲演，这一演讲“打破了文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为文学社会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为通俗文学的研究起了‘解铃’的作用”(注：袁志英：《联邦德国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60年代起，关于通俗文学的大辩论在德国文艺界展开。同时60年代末兴起的以姚斯、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中“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要求对作品的接受情况进行研究”(注：[荷]瑞恩·赛格斯、史安斌：《读者反应批评对文学研究的挑战》，载《文艺研究》，1993(2)。)的观点为通俗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最终通俗文学的研究在德国“被确立为一门独立于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新学科”(注：伯格：《艺术的消失：后现代主义争论在美国》，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7)。)。在英国，50年代后期，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查理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提出了新的文化定义。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此后“跨越学科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总体化的文化研究”(注：王宁：《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外国文学》，1996(2)。)开始兴起，80年代后期成为国际“显学”。其中突出了对当代通俗文化的关注，并把它作为研究的重要范畴。通过对以上国家的通俗文学研究状况的考察，可以看到有很多相似之处。总之，“后现代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使得通俗文学在创作与理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兴。而女权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等当代理论思潮对传统文学史的质疑，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通俗文学的研究。同时随着文化研究兴起，通俗文化作为一个重点课题被推到了学术讨论的前沿，尤其是90年代与美国通俗文化研究的汇合，把通俗文学逐步纳入了体制化研究轨道。”(注：张玉霞：《20世纪外国通俗文学研究综论》，载《当代文坛》，2009(4)。)随着当代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西方对当代通俗小说的研究思路集中在与影视等其他通俗文化形式进行平行比较，考察它们与当下的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注重对受众特征的把握和小说文本的文化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有着明显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及其在内容解析层面的效用，往往使得通俗小说的文本研究大而无当或缺乏深度，未能对一些具体作品细致把握。二是过分关注当下、追踪新潮，忽略了对历史上的通俗文学经典作品如《飘》这样的文本的研究，往往模糊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把对通俗小说这种传统的通俗文化形式的具体研究淹没在众声喧哗的时髦话语中。(注：参见王宁：《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外国文学》，1996(2)。)

三、主要思路及结构安排

中国现代消遣小说是以整体形象凸现在文学大厦之中，而不是以作家作品独创性见长。陈平原说：“研究中更适合于做综合考察而不是具体的文本分析，更要求洞察力与整合性而不是细腻的艺术感受。”(注：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129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本书主要运用发散式的方式从整体上考察研究现代消遣小说，论证过程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探讨研究它的命名、产生和变迁到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最后得出这类小说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定位。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通俗抑或消遣？本章主要解决命名的问题。

古代的“通俗小说”主要指宋代平话，今天“通俗小说”的所指已经违背了它最本源的含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广泛使用的“通俗小说”这一称谓因其内涵和外延界定的分歧和模糊性及具体到作品归类的争议性决定了其缺乏科学性和缜密性。关于这类小说的其他四种称谓也不够科学合理。这类小说公开宣称它们写作的宗旨是游戏和消遣，是为了茶余饭后的娱乐和消闲，并且这种主张和实践做到了一以贯之，可见这类小说的本质特征是消遣娱乐。钱振纲在《清末民国小说史论》中把这类小说称为“中国现代消遣小说”，这一称谓突出了其本质特征。(注：参见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在此书中，作者把这类小说称为“中国现代消遣小说”，定义为：“中国现代消遣小说指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出现的，迎合大众消遣阅读兴趣，商业性较强，因而通常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也比较缓慢的小说类别。”)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消遣小说”这一名称更科学、更规范，因此借用这一名称给这类小说一个相对科学的命名。

古代文学雅俗之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就小说而言，清末民初，新小说产生之后在小说文体内形成对比，从而产生雅俗的转换品严肃与消遣，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历时性存在于清末民初。现代小说的严肃消遣之别，主要体现为新文学与现代消遣小说之间的对立和区分。

第二章：市场文化与现代消遣小说的发生。

“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地位，扫除了小说创作思想的障碍，为现代消遣小说的创作铺就了一条道路。但是清末民初消遣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繁荣和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市场形成主要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发展、稿费制度的逐渐完善和作家的职业化。文化市场建立后将作者与读者关系转化为消遣小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在文化市场的平台之上作者群和市民读者群的涌现才使消遣小说商品生产过程得以完成，消遣小说因此发生。辛亥革命失败后，作为政治小说等严肃小说的读者逐渐失去了阅读热情，“消遣”变成了文学的旗帜，消遣小说作为严肃小说的替代品应运而生。但是只有在“五四”之后，现代消遣小说才真正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严肃小说和现代消遣小说才形成对峙。

第三章：新文学精神与现代消遣小说的变迁。

现代消遣小说作家大多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洗礼，程度不同地拥有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现代意识和审美品格，在新文学启蒙及抗日救亡精神的指引下，现代消遣小说表现出明显的流动变迁性，其中以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最有代表性。因新文学和现代消遣小说的相互影响，小说创作出现了三种情况：现代消遣小说雅化；现代严肃小说俗化；超越于雅俗的小说新类型，以张爱玲、苏青、徐訏、无名氏为代表。

第四章：现代消遣小说的思想倾向。

现代消遣小说家直接认同市民读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主要根据市场文化的要求，为满足读者的消遣娱乐需求而创作。本章主要以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为论述对象。现代言情小说塑造的充满悲剧色彩的世俗之爱从清末民初哀情小说满载幻想色彩的悲情小说开始，从情爱的空中楼阁到情爱的社会话语再到情爱的畸形世俗化完成了现代言情小说主题的表达。中国武侠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展示的是以“侠”与“义”为核心构筑起来的乌托邦式的江湖世界。武侠小说表达的是对江湖世界中侠义的赞美和追求。在对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和本国公案小说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侦探小说表达的是对智性的追求。总之，其思想倾向都体现出消遣娱乐的创作观念。

第五章：现代消遣小说的艺术特色。

现代消遣小说是在文化市场建立后产生的一种商品文学，读者成为支配作者创作倾向和价值取舍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现代消遣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审美创作观念上追求消遣娱乐，选取的小说题材世俗化，作品的存在形式媚俗化。总之，其艺术特色都有利于发挥小说消遣娱乐的作用。

结语：现代消遣小说的价值定位及学术意义。

现代消遣小说的价值体现在：消遣娱乐至上，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这同样决定了现代消遣小说和新文学不可能成为“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