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我

王蒙

王蒙，河北南皮县人，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曾任《人民文学》和《中国文学》主编。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作品600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5部——《青春万岁》、《活动变形人》、《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暗杀——3322》；中篇小说15篇——《布礼》、《蝴蝶》、《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相见时难》、《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深渊》、《鹰谷》、《名医梁有志传奇》、《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蜘蛛》和《九星灿烂闹桃花》。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包括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和日本创作学会的和平文化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

关于我的“基本情况”

我祖籍河北省沧州专区南皮县。南皮，因是张之洞的故乡，故小有名气。但我这一辈已出生在北京了。具体地说，我出生在北京沙滩，当时我父母都在京上学。

我出生在1934年10月15日。出生后回过南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彻底迁往北京，叫作“逃难”。至今我依稀记得坐马车逃难，夜宿旅店，听到牲口吃草声音的情形。小时候，在家里我说沧州话，在学校说北京话。

学龄前在香山慈幼院附属幼稚园（即幼儿园）受教育，其旧址在帝王庙，后为女三中。

1940年不满6足岁，“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北师附小。二年级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叫华霞菱，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在品德上和知识上对我循循善诱，使我终生难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单身的她响应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号召，报名去刚刚“光复”的台湾推广“国语”去了，据说至今仍在台湾。

1945年我跳了一级考入私立平民中学，因当时报考公立学校需要文凭，而我小学并未毕业，只好考私立的。在小学和初中，我学习成绩较好。平民中学旧址现为北京第四十一中学。

就在我考入中学这一年，日本投降，使我兴奋若狂。因为我虽年幼，仍和其他儿童一样，具有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所以，我曾热烈地欢迎“国军”的到来。

国民党政府很快使我绝望。整个腐烂的旧社会孕育着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我从1946年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毛泽东著作和革命（包括苏联的）文艺作品。《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大众哲学》、《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士敏土》、《铁流》……都是在解放前悄悄阅读的。

1948年10月10日，还差五天不满14足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她的地下组织的一个成员，并立即投入了发展组织，积蓄力量，迎接解放，保卫北平的斗争。在这样的年代，我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3月，我成为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工委的一名干部。8月我到中央团校学习。

1950年5月，在中央团校学习期满后，分配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后改为东四区）工作委员会。一直到1956年，我从担任“干事”开始，到担任副书记。

这几年的大部时间我联系几个中学的团的工作。在中国翻天覆地、高唱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少年——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动人和迷人的，特别是其中那些政治上相当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曾热切地申请参加高考，我想学建筑，到建设第一线去，从小，我就是既喜欢文科也喜欢理工科的。而且，50年代我所读的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也影响了我，使我对建筑工地充满神往。

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到第一线搞建设的愿望无法实现，小小年纪的我产生了一种开辟新战线的跃跃欲试的情绪，还有一种怀旧的情绪——我非常怀念地下党的那些同志，那些在解放前后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的青年人，那些热情地迎接解放，又热情地投入了建设新生活的斗争的青年人。

于是我决定写小说。从1953年11月起，开始写《青春万岁》，陆陆续续写了一年，1954年底，我把稿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潘之汀同志，请他看看。潘之汀同志写信称赞我的“才华”，并把此稿转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吴小武（即萧也牧）同志和看了此稿的老作家萧殷同志找我谈话，肯定了小说基础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等待对《青春万岁》的意见的同时，我写了短篇小说《小豆儿》，寄给《人民文学》，不久，发表在这一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第一篇小说的发表并未使我愉快，因为我发现，小说被删去了三分之一，题名也变了。我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质问信给《人民文学》，葛洛同志接见了我，讲解了修改的道理，使我赧颜。

1956年初我又发表了一短篇《春节》。同时萧殷同志为我联系了半年的创作假。同年4月，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后我写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也是在9月，我的《青春万岁》修改完毕交稿。

1956年12月，我调至四机部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

1957年以后和在新疆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期，我被“扩大”化进去了，这样，已排好版，打出清样的《青春万岁》未能出版。直到1979年，20余年后，才得以问世。

1958年至1962年，我在北京郊区参加体力劳动。1962年，我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员。这一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眼睛》和《夜雨》。

1963年10月，我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会。在这个会上，我向有关领导提出了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同年年底，全家抵达乌鲁木齐。

从1963年底到1979年，我在新疆生活、工作、劳动了将近16年。特别是从1965年到1971年，我在伊犁地区的巴彦岱公社“劳动锻炼”，并一度兼任该公社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是一段非常宝贵和永远难忘的经历。我和当地的维吾尔农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六年来我和维吾尔老农阿卜都热合曼与老农妇赫里其汗住在一起，亲如一家。我学会了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能熟练地与维吾尔人交谈和在会议上进行同声口译，并能把维吾尔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由于维吾尔农民和当地干部的保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侮辱。一位关心我的老同志知道我的经历后，认为我在十年内乱中“平安无事”是一个“奇迹”。

上了两年“五七”干校以后，从1973年我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文联担任翻译和编辑工作。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流放”。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见闻，对中国、对汉民族、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使我有可能从内地——边疆，城市——乡村，汉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学到、悟到一些东西。新疆的干部、作家、群众……都对我很好。

当然，如果没有“反右”运动中的被“扩大”，我大概不会去新疆，而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荒谬和不幸的事情。

这几年

1976年10月的事件使我欣喜若狂，我当时已经感觉到，旧的时期结束了，充满了新的希望的新时期开始了。当然，那时我没有想到拨乱反正能够这样彻底。

1978年我开始发表小说，有《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光明》等。这时候我写小说还是相当拘谨的。但在《最宝贵的》结尾时所写的严一行（市委书记）的内心独白里，已经充满了我的血泪。

1979年初，在“沉冤”20余年之后，“反右”中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我从北京市委开出了迟开了16年的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新疆，心中感慨万分，这就是中篇小说《布礼》的由来。虽然，《布礼》并不是一篇自传性小说。

同年夏天，我终于举家迁回了阔别16载的北京。开始时没有房子，住在市文化局的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屋里，对面是盥洗室，昼夜流水哗哗；窗后是电视室，每晚响起性能良好的高低音喇叭。时值盛夏，我每天“赤膊上阵”，只穿一个短裤衩写作。《布礼》、《友人与烟》、《悠悠寸草心》、《夜的眼》和许多篇评论，创作谈，都是在这里写的。

1979年11月我搬入新居，写下了《说客盈门》与《风筝飘带》。1980年初我回新疆参加了一个活动，并在乌鲁木齐写下了《买买提处长轶事》，回京后，我写了中篇小说《蝴蝶》。这一年6月我去西德访问两周，同年8月底，又应美国依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之邀去美国访问了四个月。

1981年初我访美经香港归来，带回一个在依阿华“五月花”公寓写的中篇小说《杂色》，然后写了短篇小说《深的湖》。同年夏天，我写了中篇小说《湖光》与《如歌的行板》，微型小说《不如酸辣汤及其他》。秋天，我重返新疆，重访巴彦岱公社，又去了特克斯县牧区。在新疆，写了短篇小说《心的光》与《最后的陶》，散文《故乡行》。《故乡行》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甚至一个美籍华人来信告诉我，说他读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82年，我发表了近10万字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其中美籍华人蓝佩玉，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种人物。有人怀疑我能否对美籍华人有足够的了解，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正是当年的学生运动里我们烂熟地打过交道的那些人，其中有一些可说是当年左派学生的“手下败将”。然后，30年过去了，他们陆陆续续以“外宾”或准“外宾”的身份回来了，重新与当年打过交道的左派学生，现在我国各条战线的中坚、骨干见面，这是多么令人激动、令人困扰、令人思索的经历呀！我觉得《相见时难》并未尽其意，也许我还会写个续篇或再续篇的。1982年我还写了短篇小说《惶惑》、《听海》和《春夜》，中篇小说《莫须有事件》和《风息浪止》。还有短篇小说《青龙潭》，是发表在1983年初的。

1982年5月，我再次访问美国，参加了纽约圣约翰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并顺访墨西哥一周。

1982年12月，根据“军事题材创作会议”上的安排，我去西沙群岛和海南岛深入海军部队的生活。海军战士的艰苦奋斗、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写了一篇散文诗：《西沙之行》，发表在《昆仑》1983年第2期上。

关于我的“评论”

我还写过一些创作谈、评论之类的文字。原因是我要开许多会，参加会就要准备意见，发言，便形成了“评论”文章。遇到索稿太急的编辑，当我没有小说作品可以交任务的时候，便请“评论”来救急。同时，我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事业，整体的事业，我有什么想法，对别人的作品有什么意见，愿意公之于世，求教于人。

我的“评论”是打引号的，因为它缺乏理论的严谨性，而更多地是随感的性质。我追求把评论当散文或者杂文来写，当然，这样做或许能显得活泼一些，但同时会影响这种文字的严密、科学性。写什么东西，追求什么风格，往往都是有一得必有一失。

这一类文字中较重要的有《当你拿起笔……》（1979—1980年的《青春》）、《我在寻找什么》（《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序言）、《倾听着生活的声音》（《文艺研究》1982年1期）、《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11期）。

此外，我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文学主张。在创作上我进行一些试验，但从来认为生活是第一性的，生活的丰富决定了题材的多样性和手法的多样性。在各种试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接近“意识流”但又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全然不同的写作）为纬的作品。其次是一些幽默讽刺作品。我在这些幽默作品中追求的是对一些有缺点的人物的善意的揶揄和有节制的讽劝。

我的个人生活

关于我的生活。我要说，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与我同甘苦，共命运，永远心挨着心，她是我历尽坎坷而不垮下去的精神支柱之一。我的两个儿子都已大学毕业。我的小女儿也已是共青团员。

我喜欢游泳，不放弃每一个游泳的机会。我曾在西沙的金银岛和海南岛榆林港附近游泳。我曾在美国依阿华的室内游泳池游泳。在墨西哥，我不但游了泳而且从3米高的跳台跳水。在新疆，我曾从5米高的峭壁上往水库跳水。可惜，我跳水的姿势百分之百地不合标准。

我还喜欢听音乐。包括西洋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某些地方戏曲、大鼓书和“洋”歌剧。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现在不唱了。

我还喜欢做平面几何的证明题，虽然我这方面的学历大概只相当于初中毕业，但是遇到三角形和圆，我就跃跃欲试，我始终认为，人类的理性活动、逻辑推理活动充满着灵感、诗情和智慧的喜悦。

我喜欢学语言，除了维吾尔语外，我利用几次出国机会唤起了少年时期（1945—1948年）在课堂上学英语的记忆。目前，在国外我的英语完全可以对付社交和生活的需要。我总觉得语言也是一种艺术、一种音乐，是打开一种人心、一种文化的钥匙。多学一种语言就等于多长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个舌头和一副头脑，学英语、读英语、听英语和说英语，是当前我的癖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