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的人生轨迹首次交汇于纽约第23大街的美术馆。那是1908年，林肯的诞辰日。尤金·迈耶(Eugene Meyer)32岁，不过只做了几年的生意，他却已经赚得了数百万美元。艾格尼丝·恩斯特(Agnes Ernst)只有21岁，刚刚从巴纳德学院(Barnard)毕业，亭亭玉立。她是当年的《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的自由撰稿人，不仅经济独立，而且还能贴补家人。她对艺术颇感兴趣，也正因此缘由去参加了日本版画(Japanese Prints)展。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子来说，她的趣味和工作全都不落凡俗。

父亲驾着斯坦利蒸汽汽车(Stanley Steamer，最早的汽车之一)前往华尔街，路上遇到了一位平时不是很热络的熟人，埃德加·科勒。科勒看起来虚弱又沮丧，父亲不由心生怜意，所以决定送他一程。父亲表明自己会在日本版画展览场馆停车，科勒决定陪同他前往。

进入美术馆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两位正在往外走的朋友。两个人调侃这次展览说：“里面有一个女孩在参观展览，她比墙上的任何艺术品都更加漂亮。”进入场馆后，科勒和父亲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个女孩。她是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金发碧眼，看起来倔强、充满活力而又自信非常。我母亲始终记得她那天的装扮，因为她觉得这身“套装”影响了自己的命运。母亲身穿灰色花呢套装，戴着鹰羽装饰的松树皮帽，想必靓丽极了。父亲在见到她的那一刻，转身对科勒说，“这个将会是我要迎娶的女孩。”

“你是在开玩笑吗？”科勒问道。父亲回答说，“我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科勒觉得他们以后可能不会再有遇到女孩的机会了，便怂恿我父亲前去搭讪。“不行，那样只会冒犯到她，把事情弄糟，”父亲回答。于是，两个男人约定，以后无论谁先碰到女孩，都要把她介绍给对方。

仅仅在一周后，科勒打电话给我父亲说，“猜猜发生了什么事？”“你遇到那个女孩了，”父亲脱口而出。“混蛋，让你猜中了，”科勒回答。母亲巴纳德学院的同学在家中举办聚会，聚会上有《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的业余演出，母亲扮演丹尼洛伯爵(Count Danilo)，而科勒也参加了这次聚会。表演结束后，母亲卸去了戏装，科勒认出她就是美术展上的那个女孩。他向母亲做自我介绍，并告诉母亲他与我父亲间的约定，还为他们三个人安排了一顿午餐。

科勒履行了诺言，让我父亲和母亲认识了彼此。1910年，林肯的诞辰日，距离父亲在美术馆首次见到母亲整整两年后，他们结婚了。当我回顾生命的漫长过往，如果有什么东西自动浮现出来的话，那就是机遇和偶然对我们的命运的影响。因为正是这一连串的偶然，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父亲来自显贵的犹太人家庭，家族的许多代人都生活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家族出了许多拉比(rabbis，意为先生、夫子，犹太人对师长和有学识者的尊称──译者注)和民间领袖。我的高祖父雅各布·迈耶(Jacob Meyer)曾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他其实是犹太公会(Sanhedrin)成员。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称犹太公会为犹太名人团体，这个团体与犹太人市民权利的确认有很大关系。

我的祖父名叫马克·尤金·迈耶(Marc Eugene Meyer)，大家都叫他尤金。他于1842年出生在斯特拉斯堡，是曾祖父第二位太太的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曾祖父去世后，曾祖母身无分文。祖父14岁便辍学了，然后和兄弟姊妹一样外出工作以供养家庭。祖父先是为布卢姆两兄弟工作，他们在阿尔萨斯拥有一家店铺，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的唐纳森维尔还有一家店铺。两兄弟之一表示要前往美国，彼时，还很年轻的祖父决定一同前往。途经巴黎时，布卢姆将祖父介绍给了拉扎德兄弟公司(Lazard Frères)的亚历山大·拉扎德(Alexandre Lazard)，后者又将祖父引见给了他们在旧金山的合伙人。1859年9月，祖父花费110美元，买下三等舱的船票，然后乘坐当时最快的明轮船(side-wheeler)离开欧洲来到纽约。接着，他乘坐蒸汽船自纽约到达巴拿马，又乘坐火车穿越地峡，最终搭乘蒸汽船抵达了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只有五万人左右。祖父在那里待了两年时间，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在拍卖行工作，他还存下了一点小钱。1861年，祖父搬到了洛杉矶，因为拉扎德兄弟的表亲说他在那里的商店缺少店员。祖父曾经描述说，当时的洛杉矶只有三四千居民，且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城中有四座砖房，其余则是屋顶开裂的土坯房。没有铺砌好的街道，也没有下水道。饮用和灌溉水全部来自沟渠。接下来的22年里，祖父一直留在洛杉矶。

开始时，祖父担任店员和记账员，居住在杂货店的里屋。有时，他抱着枪睡在柜台上，以保护货物。祖父可靠稳重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因为当时没有银行，新结交的朋友开始将金钱交予他保管。不到三年的时间，祖父就成为了杂货店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即无限责任合伙人──译者注)，而杂货店的名号“巴黎城”(The City of Paris)也愈发响亮。不到十年，祖父和他的兄弟康斯坦特就接管了这家店铺。他开始放贷，成为了一家银行的董事和洛杉矶社交俱乐部(Los Angeles Social Club)的组织者，此外，身为治安委员会(Vigilance Committee)的成员，他还帮助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祖父是城市供水系统的创始人，涉足房地产和矿业投资，并兼任法国领事代理人。1867年，他迎娶了16岁的哈丽特·纽马克(Harriet Newmark)。女方父亲是拉比，他亲自主持了婚礼。婚礼过后，新婚夫妇在新家中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其中就包括冰淇淋，对于洛杉矶人来说，这可是新鲜玩意儿。

我父亲生于1875年，全名为尤金·艾萨克·迈耶(Eugene Isaac Meyer)，名字分别取自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是家中的长子，前面有三个姐姐，罗莎莉、爱丽丝和弗洛伦斯。他后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两个女孩露丝和艾琳，两个男孩沃尔特和最小的埃德加。祖母哈丽特并不如祖父那样健康，她长期体弱多病，也许是因为仅仅32岁便已经成为8个孩子的母亲，而当时的医疗水平又非常有限，或者是因为她多少患有抑郁症，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正因此，父亲年幼时，比他大六岁的姐姐罗莎莉充当了母亲的角色。罗莎莉姑姑很早便离开学校，帮助抚养弟弟妹妹。

这些早年境遇帮助我理解了父亲的个性。据我所知，祖父非常严厉，而且并非特别慈爱，真正的母职人物是近乎同龄的温柔敏感的姐姐，但她却并没有准备好承担起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权威，在重压下变得不知所措。这些孩子不可能得到太多父母的关爱，因为父亲总是雄心勃勃，而真正的母亲又缺席不在。我父亲从来都不善于处理亲密的人际关系；感情存在于心，却无以言表。

1884年初，父亲随家人搬回旧金山，当时这座城市已经有22.5万人，相较于洛杉矶，它可以为庞大的迈耶家庭提供更好的教育与医疗设施。这里也要更加安全。我记得父亲讲述过他在洛杉矶的早年岁月，那时候所有人都随身携带手枪，且几乎每晚都会有人被枪杀。祖父也许对搬家之事非常满意，但尚且只是八岁小男孩的父亲很快就陷入困境。他孤僻而好斗，还被家人逼迫着穿一些看起来“不同凡常”的衣服──包括白色硬挺的阔翻领衬衣。学校里高年级男孩会把低年级男孩围在圈子中，让他们相互殴斗。直到有男孩鼻血横流时，殴斗才能结束，而那个流鼻血的可怜男孩，通常就是我父亲。为图自卫，父亲迫于无奈学习了一些格斗技巧，却一直因为举止粗鲁而受到祖父的严厉呵斥。这些遭际令父亲变得坚韧。为了让祖母远离旧金山的雾气，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父亲一家搬到了阿拉梅达，在那里，年少的尤金击败了当地的恶霸，这个人之前一直霸占操场。这场胜利的后续效应却并不美好，父亲成了学校和家庭中的捣蛋头目。他带领年幼的弟弟妹妹对抗管家，调皮捣蛋，戏弄女孩，尤其是骚扰可怜的罗莎莉姑姑。

阿拉梅达并没能让祖母的身体好转，并且，它太偏僻了，对祖父的生意并无太大帮助。很快地，全家人又搬回了旧金山。这是父亲第三次转学。在眼睛被棒球砸到后，父亲被禁止玩耍，理由是这会令祖母担心。橄榄球和在附近湖中划船同样遭到禁止。不过，他可以参加击剑课程，并向绅士吉姆·科比特(Jim Corbett)学习拳击。科比特后来成了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然而，他为了宣传而将上课的照片刊登在了报纸上，于是，这些活动全都遭到了禁止。父亲在学校的日子仍旧艰难，他要忍受犹太鬼的蔑称，同样遭到羞辱的还有被称为意大利佬、爱尔兰佬和中国佬的同学。

这个家庭属于犹太教改革派(Reformed Jewish)，父亲接受了犹太史、希伯来语和宗教意义的教育，但当要行受诫礼(bar mitzvah，犹太教庆祝男子满十三周岁和进入犹太教团体的典礼──译者注)时，他拒绝了。在被要求宣称“全然信仰”(perfect faith)时，父亲说，“我相信部分教义，但我并非对它们全都坚信无疑。”父亲从未有过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后来却参与了犹太教的慈善团体、事业以及国际事务。不过，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并坚信自己的身份首先是美国公民。

父亲不爱上学，但读过很多书。他以班级第三名的成绩从初级中学毕业，祖父却责备他没能拿到第一名，因为祖父知道，这个男孩根本没有用功学习。后来，祖父越来越多地让父亲参与到商业会议、政治讨论和高级金融融资中，这激发了他真正的学习热情。

同我父亲一样，罗莎莉姑姑成长为了坚强并极具控制欲的人。她嫁给了西格蒙德·斯特恩，而她的大妹妹爱丽丝则嫁给了西格蒙德的弟弟，亚伯拉罕。斯特恩兄弟是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的外甥，后者在淘金热(Gold Rush)高峰期来到旧金山，向矿工出售用于制作帐篷的厚重粗斜纹布。最终，这些粗斜纹布并没有做成帐篷，而是变成了带有铆钉的裤子，李维·斯特劳斯凭借这些裤子获得了大笔财富，“李维斯”(Levi's)这一品牌也风靡世界。斯特劳斯终生未婚，负责打理其生意的斯特恩兄弟继承了这家公司。后来，西格蒙德和罗莎莉姑姑又将这家公司交给了他们的女儿艾丽斯，及其丈夫沃尔特·哈斯，此后，这家公司一直掌握在他们家族手中。

现在，旧金山也成为父亲两位姐姐的家，她们在婚后建造了两座紧邻的大房子。然而，拉扎德兄弟公司给予了祖父合伙人身份，尽管全家人都不愿意离开旧金山，但祖父却觉得这次邀请是很好的机遇。1893年，全家人搬到了纽约。当时父亲17岁，刚刚完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学年的课程。第一次，父亲见识到了美国的辽阔和纽约的庞大。彼时，纽约有350万人口，囊括了各类奢侈的享乐和反差强烈的贫民窟。

父亲在拉扎德公司担任信使，一心盼望某天能够接替祖父在那里的职位。他临时抱佛脚参加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只有三周的准备时间和伯克利分校的普通推荐信，但他还是被录取了，并且此后的生活变得极度紧张起来。父亲只认识很少的人──他是来自西部的孤独犹太男孩──所以，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并修读了许多额外课程，只是偶尔才去体育馆锻炼一下。毋庸置疑，这些既是为了弥补社交生活的缺失，又是源自他追求卓越的动力。父亲进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并凭借额外学分跳过第三学年，最终只花费两年时间便大学毕业──在250人的班级中排名19。那时，他还不满20岁。

短暂回归拉扎德公司后，父亲去国外待了一年半，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中实习。他首先来到巴黎，那里的实习工作没有报酬，但他获得了一枚漂亮的珍珠领带夹。在我早期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一直戴着那枚领带夹。因为直到21岁前始终没有抽烟，祖父奖励了父亲600美元，父亲开始用这些钱来投资。多年以后，父亲同我们这些孩子立下了相同的约定，但我相信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或者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21岁前不尝试抽烟。毫无疑问，对于我们而言，他许诺的1000美元的价值，远没有当时600美元在他心中的价值高。

父亲成年独立后的第一次锻炼，出现在从欧洲归来后。祖父培养他，当然希望他能够进入拉扎德公司。但父亲回来后发觉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年半的银行从业经验毫无用武之地。他的初始薪资是每周12美元，且增长缓慢。此外，他为其姐夫乔治·布鲁门塔尔工作，后者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自高自大且脾气火爆。父亲从未真正喜欢过这个姐夫。布鲁门塔尔是优秀的外汇交易银行家，后来成为了拉扎德公司在美国的主管，成功更胜以往。他的妻子是父亲最爱的姐姐弗洛伦斯(家里人都叫她弗洛里)。

我最初知道布鲁门塔尔一家人时，他们冬季生活在纽约，夏季居住在法国或者地中海的游艇上。在纽约，他们巨大而精心装饰的房子占据了半个街区，还设有室内游泳池。弗洛里每年从法国购买大量的服装，有时，她从顶楼取下箱子为前往巴黎收拾行李时，竟然会发现上次旅行带回的一箱子衣服尚未拆封。父亲曾经玩笑式地向乔治抱怨母亲在衣服方面的浪费，夸张地声称母亲几乎从不曾重复穿一件衣服。乔治转过头来，极其真诚地说道，“尤金，你从来没指望过你妻子同一件衣服穿两次吧？”

弗洛里拥有完美身材——一次圣诞节，他们没有寄卡片，而是寄送了她精致的脚和脚踝的石膏模型。弗洛里只有一个孩子，乔治不允许她给孩子喂奶，以免破坏她美丽的体型，但这个孩子很早便夭折了，为此她始终耿耿于怀。

可能是对乔治·布鲁门塔尔没有好感，也可能是天性喜好独来独往，父亲开始脱离祖父为其铺设好的道路。他在其他领域经历了许多的冒险和试错──曾经利用晚上时间攻读法律，但却感到厌烦。后来，父亲偶然读到一本书，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勒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著作的《人生地图》(The Map of Life)，书中建议说，“人的一生应该被视作整体来规划，其中每一阶段都是下一阶段的序幕。”父亲依此制定了一项概略规划。前20年已经结束──它们可以被概括为“求学”。20至40岁间应该致力于成长和经历人生，这个过程中他将获得“才能”、婚姻和家庭。40至60岁是运用自身知识和经验的时期，而行事的前提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献身于公共服务”，父亲写道 。他将会在60岁退休，然后优雅地老去，并帮助年轻一代。

父亲环顾拉扎德的一切，甚至将目光放在了他父亲身上，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人生规划的正确性。拉扎德的官僚作风已经药石罔效，老年人掌控一切，聪明的年轻人毫无出头的机会。巴黎的合伙人统治了这家公司。父亲和许多年轻女子约会，但其中只有一位是他真正动心的。这名女子便是艾琳·昂特迈耶，律师塞缪尔·昂特迈耶之女。我相信，这是他在遇到母亲前唯一真正经历的浪漫爱情。然而，当时在拉扎德，父亲每月只有200美元的薪水，他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法供养妻子，而我也相信，艾琳的父母有着同样的想法。

此时，由不抽烟而得来的金钱已经在投资中获得回报，父亲总共积攒下了5,000美元。通过投资铁路股票，这笔钱已经增值到了5万美元，然后向祖父摊牌，表明了离开拉扎德，独立创业的决心。这是剑拔弩张的一刻。祖父认为自己为父亲的前途操劳终生，而父亲的决定无疑是否认了他的努力。父亲进一步告诉祖父，他将会在证券交易所购买席位，祖父表示不会给予他任何帮助，但父亲声称，他已经攒够了必须的5万美元，可以自己做到这件事情。祖父说，“尤金，你这是在赌博。”这便是祖父对资本市场的看法。

离开拉扎德后，父亲迅速踏出第一步，但却遇到了麻烦：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一家投机商号──欺诈性的经纪人事务所。父亲发觉同事的本质后，立即离开了。这是一次重大挫折，但现在祖父开始支持父亲，表示想要给父亲投资的基金，并希望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去投资。甚至连布鲁门塔尔也参与了。

经历这次的不利开局后，父亲躲到棕榈滩反省过错，在那里，他制定了“商业拓展计划”。这份备忘录概述了一项简单却异常高尚的策略，包括与最优秀的人合作、购入熟悉的证券、持有它们以及保持建设性。这些思考引导他于1904年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尤金·迈耶公司(Eugene Meyer and Company)。渐渐地，父亲开始在华尔街崭露头角，自己与合作方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等到1906年，父亲已经赚得数百万美元。刚开始，他要与知名大公司竞争，这其中必然会有诸多困难。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他渐渐认识了这些大公司的老板。我总是听父亲说，他最崇拜爱德华·亨利·哈里曼(E. H. Harriman)。哈里曼是埃夫里尔(Averell)的父亲，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哈里曼、摩根(Morgan)以及其他大人物面前，我想父亲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和拘谨，而当这些人开始注意到他的作为时，他一定也颇觉得意。父亲曾援引他们其中一人的说法，“小心迈耶那个家伙，他会赚走所有的钱。”

父亲的投资哲学之一，就是深入研究上市公司──首先对其同类公司做详尽的经济分析。他一生之中的典型习惯，就是在做出决断前弄清事实真相。事实上，尤金·迈耶公司是全华尔街最早设立市场研究部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愈发擅长分析经济趋势。他预见了市场的恐慌和剧烈波动，当推断出经济崩溃即将来临时，他便会及早抽身。尽管赚取了大笔财富，父亲仍旧勇于承担风险，有两次他都血本无归，至少以华尔街的标准来看是如此。

父亲对家人尽职尽责，始终如一，他庞大的财富允许他去改善祖父母的生活水平。整个迈耶家族关系紧密，且斗志昂扬。父亲与罗莎莉姑姑的关系尤其亲密。1906年，可怕的地震和火灾袭击了旧金山，整座城市与外部世界的电话通信被切断。父亲决定立刻动身前往那里，看看能帮上些什么忙。他往钱包里塞上3万美元，带着一个小手提箱和一把手枪，在纽约搭上火车出发了。

罗莎莉、爱丽丝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都安然无恙。他们和聘用的佣工共计28人，全都来到罗莎莉姑姑家中，躲避了两天。随着大火的临近，他们先是转移到卫戍地，接着跑到金门公园，后又搬到他们其中一人在费尔奥克斯租的夏日别墅。在那里，父亲找到了他们。父亲走近他们时，罗莎莉姑姑抬头望着他，说道，“尤金，我知道你会来的。”

父亲很早就喜欢上了收藏，他对丢勒(Dürer)和惠斯勒(Whistler)的蚀刻版画，美国作家的原稿第一版，以及林肯书信尤其感兴趣。父亲结识了雕塑师加特森·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当时他正在创作林肯的头像，父亲主动请求买下它，并将它捐赠给了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答应了博格勒姆的请求，将雕塑陈列于国会大厦前，首先将其置于白宫展览。因此，父亲平生第一次来到华盛顿，并见到了罗斯福总统。他在写给罗莎莉姑姑的信中，极有洞见地指出，“罗斯福必须建立一套货币机制，以防止出现我们最近经历的恐慌。我希望自己能够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毫无疑问，即便我丢下公司业务，依循长期规划直接参与管理政府事务，这些问题也仍旧会存在。”

1908年2月，就是这个男人进入了美术馆：成功的商人，对艺术充满兴趣，原稿收藏家，怀揣着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建设性思考。他非常富有，但却关注贫穷问题。他拥有高尚的价值观念，抱负远大，但也独来独往，是紧迫感十足的工作狂。他重视家庭，尽管与父亲和姐夫乔治·布鲁门塔尔关系复杂。他天性羞涩，但同时又脾气暴躁。在大学、华尔街和社会上，他必然曾因种种歧视而受到伤害，但他坚强、聪慧、能干、风趣且充满自信。

尤金·迈耶在美术馆见到的那个年轻女子热衷于先锋艺术，且自认为有些放荡不羁。她同样坚定而自信，但另一方面，她又完全以自我为中心。1887年，母亲在纽约出生，母亲的家族根源与父亲在某些方面相似，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截然相反。这些差异促成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

就外祖父的家世而言，他们世代都在德国北部的汉诺威担任路德派神职人员，至少最近的那段时期都是如此，家人中也有不少败坏家族声誉之人。恩斯特家族的人英俊、天资聪慧、充满斗志，但不幸的是，他们往往酗酒成性。曾外祖父卡尔·恩斯特(Karl Ernst)是汉诺威王朝末代君主的教士，1866年，汉诺威被普鲁士人征服后，他将七个儿子送出德国，以躲避兵役。七人中有六人来到美国，其中就包括我外祖父。来到纽约后，外祖父成为了律师，之后他说服前来旅游的露西·施密特(Lucy Schmidt)留下来嫁给自己。外祖母同样来自德国北部，她家族中的人大多数都是水手和商人，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不来梅附近的小村庄中。

母亲在当时还是小乡村社区的佩勒姆高地长大，就位于纽约市外，全家人搬到那里时她才3岁。母亲曾经描述过那里的氛围，在那里，她被教导得拘谨、朴素且充满家人的特质。她写道：

路德派父母有着古怪的执念──我们越是憎恶去做某事，做这件事就越有利于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食用摆放在面前的食物，却不能够抱怨，即使它令我们作呕。我痛恨缝纫课，但每周六的早晨，我都会被强制关在屋子中一个小时，去缝纫褶边……然而，我们生活中的真正磨难，还是每天早上都要浸的冷水浴，无论寒暑，父母认为这有利于塑造坚强的性格。

母亲完全习惯了这种沐浴礼的功效，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做这件事情。

直到母亲六七岁时，外祖父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才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角色。母亲对他的最初记忆是，“工作勤奋的律师，给予家人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却非常舒适。”她的家人从不谈论金钱，这种传统也被传递给了我们。外祖父的影响逐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自称形成了“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母亲称外祖父拥有“闪耀的人格”，而这种品质绝对照亮了母亲的童年生活。外祖父常常带母亲散步，欣赏日出，与她谈论音乐、诗歌和艺术。他谈论瓦格纳的“指环”中的乐趣，在房子周围唱起莫扎特的咏叹调，尤其是《唐璜》(Don Giovanni)中的一段。我清楚地记得这段曲子，因为在她晚年我们一起去观看歌剧时，她曾兴奋地将其哼唱出来。父女俩必然是相互迷恋的。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祖父变得风流放荡，沉溺酒色，并停止支付家用。母亲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童年时她敬爱之人被替换成了她口中的“阴沉的身影，像梦魇一样萦绕着我的青春”。

除了家庭作业以外，母亲和三个哥哥还要在家中学习德语和数学。当同一班级的比尔和母亲准备读高中，而弗雷德要上大学时，全家人搬到了纽约，以享受更好的免费公共教育。母亲不得不适应新生活，停止与男孩们打闹，进入一所女子中学。然而，莫里斯高中趣味盎然的学习环境令她迅速成长，在那里，她学习了拉丁文、希腊语、古代史、数学、法语以及美国和英国文学。

整个高中时代，母亲与外祖父的关系持续恶化，因为外祖父变得更加耽溺于饮酒作乐，也更加忽视工作和家庭。他不再赚钱谋生，而是去写作书籍和戏剧，母亲直言不讳地形容这些东西为“极其业余”。家中的账单无人支付，外祖母变得愈发焦虑不安。这无疑对母亲的生活造成了重大的情感冲击。一切事情都颠倒过来了，母亲对外祖父由敬爱变成羞愧，甚至是憎恨。最糟糕的是，曾经教育母亲热爱学习的外祖父，如今已经不再关心她是否去上学。他甚至想要母亲去工作，以供养家庭。母亲对外祖父这些的感情持久而痛楚，尽管经常向我们谈起外祖父，但她却很少提及这些阴暗面，只是做些微暗示。我最终意识到，母亲对男人的矛盾心态就是源自这样的经历。她对性关系的概念既感吸引，又非常排斥。即便如此，母亲的桌子上一直保存着外祖父的照片，那是个英俊的男人。

与外祖父关系疏远的有益一面，是让母亲意识到必须努力学习赢得奖学金，以进入大学，并赚钱应对日常开支。努力工作还能帮助她消除恐惧──她总是担心自己在许多方面与外祖父太过相似，同时也拥有他的某些缺点。

母亲赢得了奖学金，并于1903年进入巴纳德学院学习，起初修读数学与物理，后来转向了哲学与文学。她特立独行又玩世不恭，最终被贴上了“太缺乏责任感”的标签，以致无法获得接下来的奖学金，此时，她决定赚取必需的150美元，以重回巴纳德学院完成第二学年的课程。那时候，她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早上和午后，她是浸信会夏季学校的负责人。下午6点至10点，她负责打理哈德森·吉尔德收费图书馆。母亲所在学校的主管宣布，两名“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纽约市最棘手的一个地区)地区的男性负责人被迫离职，他们将以双倍工资聘用志愿者，而此时，母亲仍旧缺少50美元；她主动申请并得到了这份工作。第一天，她走进骚乱的教室，将一名14岁的男孩驱逐出去才得以扭转局面。然而，这名男孩原来是帮派头目，他的帮会成员(教室中一半的男孩)全都跟了出去。母亲很快弄清了状况，她充分利用被驱逐出去的帮会头目及其主要对手，让这两个人站到她这一边，帮助维持秩序，最终完全掌控了复杂的局面。那时她不过17岁。

回到大学后，学院告知母亲，他们最终决定授予她奖学金。这真是上天的恩赐。她不必再通过教课来挣得额外的金钱了，并且，她还可以向外祖母提供生活费用，对此，外祖父如今已经漠不关心了。自此之后，母亲的大学生活一帆风顺，她很受欢迎，许多男孩都倾心于她。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恩赐令我心高气傲、自我中心到了极点……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很大程度上都只爱我自己，在生活治愈这种自我陶醉前，它给我和他人带来了许多痛苦。”坦率地说，生活从未治愈她的自我迷恋。

因为有两学分的课程尚未修完，母亲被迫回到学校继续读大四，但这原来却是伪装起来的幸运，正是在这最后一年，她对优秀男性首次产生了理性而又高度情绪化的迷恋，并且，这些男性大多都擅长艺术或文学。母亲经常会与那些才华横溢的男性建立起异常亲密的友谊，而这其中的激情又会令她心力交瘁。我曾经听父亲抱怨说，“家中总会有陌生人。”

母亲的第一个迷恋对象是约翰·杜威。作为大学哲学学会主席，母亲曾邀请杜威发表演讲，并透过他女儿伊芙琳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伊芙琳是母亲的同班同学，她有时会邀请母亲到她家中共进晚餐。母亲阅读了杜威的所有著作。她认为，杜威所倡导的高水平生活令她与“大学生活中的挫败、磨难、沮丧达成了和解”。“我相信，如果不是杜威富有启发性的识见治愈了我的心性不定，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嫁给我的丈夫，他是上天赐予我的最好礼物。”

母亲告诉家人她想要去做新闻记者，后来她对此事记录道，“母亲落下了眼泪，父亲沉着脸说：‘我宁愿你已经死了。’”在那个年代，受教育的女人要么去教书，要么做文职工作，只有那么几个女人成了记者，而且大多还是写感伤文章的。因此，母亲首次为《纽约太阳报》担任自由撰稿人，并开始工作时，这的确可以说是一项壮举。她做的是“计件工作”，这令她倍感压力，要费尽心思获取或编造足够多的故事来供养家庭。她的收入高时每周40美元，低时每周只有5或10美元。但她坚持了下来，并很快以“太阳报女孩”而闻名。

某天，为寻求新闻素材，母亲来到了第五大道291号的一家新建的现代美术馆。在那里，摄影作品首次被视为艺术品展出。并且，以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和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为首，包括画家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约翰·马林(John Marin)和马里厄斯·德·扎亚斯(Marius de Zayas)在内的摄影分离主义者都在此陈列。母亲认为，这些真正的先锋派艺术家是很好的新闻素材。那里的思想和人物都令她兴奋异常(这些人后来被称为“291”)，以至于忘记了余下的工作，坐在那里不间断地谈了6个小时。母亲并不认同政治激进派，但对291团体领导的艺术反叛却窝心至极。她在那里结识了许多知己，尤其是史泰钦，还有玛丽恩·贝克特(Marion Beckett)和凯瑟琳·罗兹(Katharine Rhoades)；母亲和后两个人被称为“美惠三女神”(Three Graces)。我的名字也是取自凯瑟琳·罗兹。

从那时起，母亲的艺术和社会生活便丰盈了起来。父亲已经向母亲表达了爱慕之情，但他似乎不过是众多殷勤求爱者之一，若非他的财富以及这可以为母亲带来的种种好处，母亲甚至不会认真考虑他。财富带给母亲的一项重要好处，就是让她梦寐以求的欧洲旅居生活有了一个同伴，这件事情她筹谋已久。母亲已经借得500美元，她认为这足以支撑六个月的生活，但就在临行前两天，她向父亲这位富有的新求婚者表示，她的好友伊万杰琳·科尔──朋友们都叫她南希──无力负担同行的旅费。父亲同样希望母亲能有个女伴和保护人，便也借给了南希同行的旅费。1908年8月4日，两名女孩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程。

母亲不顾父亲以及其他至少两位追求者的劝阻，来到了欧洲，这让她远离了家庭问题，并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母亲离开期间，外祖父要为供养家庭之事忧心。在欧洲，母亲沉浸于博物馆、剧院、芭蕾舞、音乐和歌剧的丰富生活，常常排队数小时购买门票。两名女孩，艾格尼丝和南希，在巴黎找到了一套四室公寓，每月租金36美元，包括食物、洗衣和其他杂费。这套公寓很快成为各国学生的聚会场所。每周工作半天的清洁女工可以挣到30美分，包括5美分的小费。

母亲进入艺术和文学界的唯一真正导师是史泰钦，但只是他一人便足够了；当时，史泰钦和家人正居住在法国。借助史泰钦，母亲见到并结识了许多当时居住在法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是在那里，她与史泰钦建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后来的生活中，史泰钦与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人始终关系亲密。母亲遇到了里奥·斯坦因(Leo Stein)及其妹妹格特鲁德。母亲欣赏甚至崇拜里奥，但她觉得格特鲁德只是在“招摇撞骗”，因此对其嗤之以鼻。母亲开始了解法国当代音乐家，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和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是其中翘楚。毕加索的作品被母亲摒弃为华而不实。在巴黎，她真正敬佩的女性是居里夫人，她们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击剑，因此一周会见两次面。母亲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她去赶超的女人──居里夫人真正地激励了她。

母亲在巴黎结识的两位更为重要的朋友是布朗库西(Brancusi)和罗丹(Rodin)。 布朗库西同样成了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人终生的好友。罗丹是由父亲介绍给母亲认识，当时父亲正途经巴黎。罗丹风流成性，喜欢挑逗年轻女子，某天，他锁住工作室的门，拔掉电话线，开始拥抱我母亲，这令她大为惊慌。母亲恳求他说，她爱的是他的伟大作品以及教诲，她不想要失去这种爱。令人惊讶的是，罗丹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但他仍旧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不愿意裸体坐在马背上，手握标枪，帮助他创作“波阿狄西亚”(Boadicea)，不过，他还是将母亲置于了自己的庇护之下。

母亲爱上了巴黎。她在拉丁区纵情作乐，在巴黎圣母院和沙特尔大教堂参加大弥撒，学习歌唱，上法语课，聆听数不尽的讲座，并为她的青春、际遇和不羁的生活而欣喜。她记录巴黎生活的日记，展示了高尚的价值观、娓娓道来的学问以及对艺术和思想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极大热情。

在日记中，带着纡尊降贵和明显冷淡的态度，母亲将父亲描绘成了富有的犹太公子哥。从自欧洲寄回的诸多信件来判断，她将父亲视为南希和其他朋友的放贷人，以及为左岸(Left Bank，位于巴黎塞纳河[Seine]左岸，是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汇集之所──译者注)学生团体享用大餐埋单的人。父亲曾前去巴黎看望母亲，次数不多，而他之所以受到欢迎，大抵还是因为带所有人去银塔餐厅(Tour d' Argent)大吃了一顿。

母亲并没有认真地将父亲当作追求者来对待，在旅居欧洲的整段时期里，她一直给奥托·默克尔写信。默克尔是德裔美国人，母亲家的朋友，居住在纽约。母亲似乎觉得已经将自己托付于他。她将自己与默克尔的所有往来信件都保存了下来──他一定是退回了母亲的信件。默克尔显然在逃避，他表示要去看望母亲，却始终没有来，母亲对此失望至极，但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继续充满热情地给他写信，详述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未来。某一次，母亲说她为“我们的图书馆”购买了一本精美的初版书，而这些钱原本是为购买毛皮大衣而节省的。任何读到这些信的人都能够看出，默克尔已经失去了爱意，和所有单相思的故事一样，母亲并没有领悟到他的躲避和日益冷淡、稀疏的回信所传达出的信息。

1909年2月，南希回美国了，母亲搬到公寓六楼的一个房间里，既没有浴室，又没有暖气。她通过向《纽约太阳报》和某些杂志(包括《圣尼古拉斯》，她还为这家杂志拍摄了一些照片)寄送新闻报道来赚取旅居欧洲的资金。那年春天，她跑去伦敦过复活节，十分偶然的机会，她进入了一间满是中国画的屋子。就这样，她突然不可思议地“爱上了中国艺术，完完全全地一见倾心、无可救药而又矢志不渝”。她决心要探索这种“生活态度”，触摸其“最深层次的本质”，接下来的数年里，她也的确这样做了。

母亲之后去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经过这样令人兴奋的游荡后，她最终回到家中，面对令人沮丧的问题。母亲一边要忠于狂放不羁的艺术家朋友，一边要应付我父亲重新点燃的关爱之情，这让她倍感撕裂。并且，她必然已经发觉那个可怕的事实──她挚爱的默克尔不再钟情于她。不管怎样，她对父亲越来越感兴趣了。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吃午餐时，母亲告诉父亲，她觉得有必要回欧洲认真考虑一番。父亲认定塔夫脱政府所遭遇的问题将会导致经济衰退，于是将资产全部置换成了现金，静待华尔街不可避免的动荡，他对母亲说，“我已经决定独自离开一段时间。”父亲告诉了母亲他计划花一段时间来周游世界。

“为什么，你要离开多久？”母亲以痛苦而惊讶的口吻问道。

“嗯，最少六个月，”父亲回答说。

在那一瞬间，母亲意识到父亲或许不会永远等她。她迅速回应道，“我和你一起去。”

“我知道，”父亲回答。“我给你买好票了。”

三周后，他们在母亲的家中结婚了，婚礼采用了非常简单的路德派仪式，只有双方的家人出席。甚至连纽约的报纸都提及了双方好友的错愕。当时，父亲34岁，而母亲则只有23岁。母亲的动机是什么？还有，父亲的动机又是什么？母亲嫁给父亲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为了安全感，还是为了金钱？当然，母亲坦言她的决定与父亲的金钱不无关联。她在自传中坦言：

对于我而言，嫁给任何一个穷人都是不可能的。我能给予丈夫的嫁妆只有我父亲和我自己的债务。我向尤金坦承，我与父亲的关系是永恒的梦魇，这让我摆脱了内心深处的紧绷状态。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身一人，而其中额外的福佑是，自此以后，我将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任何人都不应低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的是，母亲的经济得到了保障：父亲在去度蜜月前就还清了外祖父的债务，而且还慷慨地赡养他，直至他在1913年去世。外祖母同样生活安逸。

当然，母亲终生都在以她特有的方式爱着父亲。她敬重他，钦佩他的智慧、实力以及领导才能。也许，母亲在欧洲所记的一段日记提供了一些洞察，让我们知晓为什么她会嫁给他，以及她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昨天写信给尤金，祝贺他的生日。这是我所写过的最出色文字。如果我对他的人格曾有任何疑虑，那么，它也被这样的事实一扫而空了──他要求我展现出崇高的一面。这于我而言是最严峻的考验。

就父亲而言，他做好了结婚和组建家庭的准备。母亲的照片证明了她惊人的美貌，她还是个充满智慧的年轻女子，拥有众多的追求者。从美术馆的第一次相见，父亲便为之目眩、倾心，发起了有耐心的攻势。

父亲的犹太人身份困扰到母亲了吗？我想必然是的。在自巴黎写给家人的信中，她提及了这一事实。母亲有着深厚的路德派背景，但她却并非特别笃信宗教，不过，显然，她潜意识中也隐藏了那个时期的反犹主义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我觉得，从母亲的角度来看，父亲的实力和魅力盖过了他是犹太人的事实。我还认为，她当时太过年轻以致不切实际，又向来无视家庭规范我行我素，才会觉得父亲的犹太人身份不会影响到自己。我只能推测，她过于自我和自信，以至于在嫁给父亲时，觉得自己不会被视为犹太人，反倒父亲会被视为非犹太人。然而，纽约的社会歧视还是触痛了这场婚姻，母亲因此而深受伤害。

毫无疑问，母亲嫁给父亲的决定混杂了多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场婚姻令所有人都大为惊愕，还有许多人相信它不会持续太久。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尽管父母的婚姻曾承受压力，遭遇酸楚，但他们从未心生悔意。

几年前，父亲在纽约州芒特基斯科镇买下了一座农场，这对新婚夫妇在那里逗留了两周，接着便带上仆人乘坐私人列车——宪法号，开始了环游世界的蜜月之旅。他们穿越美国，在蒙大拿停下车，探望父亲开采铜矿的朋友，“大比尔”汤普森。母亲佩戴着她的结婚礼物，一串完美匀称的珍珠项链。珍珠并不是特别大，但当时养殖珍珠还没有出现，这些大珍珠已经非常罕见了；母亲后来一直佩戴着这串项链。根据家里的传言，等到他们要离开时，汤普森太太面向她丈夫说道，“比尔，你看到那串珍珠了吗？”从比尔那里获得肯定的答复后，她质问道，“那么，你觉得你该做些什么呢？”

新婚夫妇到达了旧金山，在那里，他们用一周的时间拜访了迈耶家族在加利福尼亚的成员。等到要离开的时候，母亲的女仆仍未进入状态。罗莎莉姑姑找到了一位受过训练的保姆，她想要旅行，也愿意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尽管对母亲的需求一无所知。因此，玛格丽特·艾伦·鲍威尔女士取代了那位无法令人满意的女仆。鲍威尔是位经验丰富的保姆，淳朴得体，信奉基督教科学派。对于我们迈耶家的孩子而言，这是最幸运的事情，因为鲍威丽──我们都这样称呼她──一直留在我们家中，将我们所有人带大。

等到父母结束蜜月之旅，回到纽约，母亲也已有了身孕。父亲重回华尔街，母亲则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已婚女人的身份。一夜之间，她发觉自己过着富裕的生活，并且还要管理家庭事务。有一次，她坐在专人驾驶的车里，思索着对我说，“这真的是我吗？”正如她曾经承认的那样，她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尤其是在早些年里，那时我离我出生时日尚多(我是她五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她很少去思考，在夫妻和亲子关系中，婚姻所带来的责任。恐怕她一生都没有能够弄清楚这些。

她似乎将婚姻视为一纸契约，她将永远坚守，并且，她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在她看来，她的责任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管理家庭事务，并在需要的时候履行女主人的职责。除此之外，她决心要保持自身的个性和精神生活，这和许多当代女性相仿，但却超前于她的那个时代。在自己的世界中，她我行我素。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解释了当时的感受：

对于婚姻突然强加的责任，我从内到外地抵触抗拒。最初的那些年里，我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密谋抹除我的个性，将我投入名叫“女人”的通用模具中铸造。许多已婚的大学同学都放弃了智识上的兴趣，转而在洗尿布、下厨房的日常琐碎和对生活自鸣得意的满足中迷失自我。我下定决心，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想要有个大家庭，但我同样也想要继续作为个体来生活。

我相信，母亲在婚姻中经常感到极度的不快，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她去看心理医生，并且对其极度依赖。她学习中国艺术和中文，与“291”艺术家们保持联系，发展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兴趣，试图借助这些来逃避婚姻和母亲身份中的所有问题。她遇到了实业家和先锋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这个人对她的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他们在中国艺术展相遇，弗利尔了解母亲的兴趣后，邀请她到底特律参观他的藏品。母亲回应说，“下周我要生孩子，不过，在此之后，我会尽快过去的。”父亲陪伴母亲一同前往了，并且，他也成为了弗利尔的好友。

从1913年1月到弗利尔去世，母亲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并同他一起收藏艺术品。他们经常瓜分弗利尔的私人代表从中国运回的物品。1911至1913年间，母亲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在接下来的5年中，通过中国学者的帮助(她经常在芒特基斯科的住所中招待这位学者)，她收集了大量研究材料，以分析儒学、道教和佛教对唐宋两个朝代的发展所做的贡献。1923年，母亲出版了著作，《中国绘画：李龙眠的思想与艺术思考》(Chinese Painting as Reflected in the Thought and Art of Li Lung-Mien，李龙眠即李公麟，宋代著名画家，号龙眠居士，擅长画山水佛像──译者注)，以展示她的研究成果。母亲将这本书献给了弗利尔，不幸的是，弗利尔已于1919年去世。在弗利尔遭受病痛折磨的漫长时间里，母亲多次去探望他。弗利尔弥留之际，为他在华盛顿的美术馆指定了5位托管理事，我父母都位列其中。

作为心灵的另外一个出口，母亲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生物、经济和历史的研究生课程。在那里，她见到并结识了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玛丽·比尔德。比尔德夫妇、约翰·杜威等人创办了以自由开明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母亲谦逊地为其提供资金，1919年学院开课后，她还帮助促成了心理学课程的开设。

与此同时，母亲与“291”团体的接触更加频繁，并开始与史泰钦一起推广现代艺术，尤其是约翰·马林的作品；史泰钦不断从巴黎将自己的油画作品寄送过来。母亲协助创办了以那家美术馆命名的期刊，“291”，并成了这一美国首份先锋派杂志的编辑。在第一个孩子——大姐弗洛伦斯出生之时，母亲就已经投身到了这些活动中。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她原本是打算给孩子喂奶的，只不过在“校外活动”的忙碌中忘记了回家，等跑回家的时候，可怜的鲍威丽正在抚慰大声哭闹的宝宝。

母亲为婚姻苦苦挣扎的最初几年间，父亲在生意上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他大举进入刚刚萌芽的汽车业，向美国汽车公司投入巨资，生产麦克斯韦牌汽车。这家公司曾陷入困境，父亲帮助将其重组为麦克斯韦汽车公司，但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仍旧没有改观。父亲在铜矿业的大笔投资也尚未收获成功，就这样，他首次感受到了经济拮据。父母之前搬到了位于第70大街和林荫大道交会处的一栋高档大房子中。为了紧缩开支，他们卖掉了这栋房子，并搬入圣瑞吉斯酒店的一整个楼层中──这里并非贫民区，但足以引发谣言，让人们怀疑华尔街的青年才俊业已深陷窘境。

父亲最终自麦克斯韦汽车公司的糟糕状况中脱身，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让他保持了对汽车行业的信心。此后不久，他明智地投资了费希尔车身公司(Fisher Body Company)，并取得成功。该公司由七位能力出众的兄弟经营。后来，费希尔车身公司被卖给通用汽车，父亲当时选择了现金而非股票，因而错过了成为通用汽车最大股东的机会。

与此同时，父亲犯下了另外一个并不太严重的错误。他与好友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投资了一家金矿，名叫阿拉斯加朱诺。金矿的价值起起落落，在某些位置发现的是水，而非金子。出于某种原因，父亲为我们所有孩子投资了这家金矿，并将此事告知了我们。多年来，阿拉斯加朱诺的价值始终是餐桌上的谈笑主题，我们还会讨论每个孩子是否获得了盈利。然而，它的价值一再跌落，直至完全消失。后来，我和菲尔将我们的黄金猎犬取名为朱诺，以纪念这座金矿──显然，这条狗是更成功的投资。

父亲对铜矿、汽车以及后来的化工业的投资表明，他的追求不仅仅是赚钱，还想要参与开拓新领域。父亲非常敬佩爱德华·亨利·哈里曼，铁路刚刚兴起时，哈里曼就建造了一条。这才是父亲渴望去做的事情──在一个行业诞生之初去参与它。詹姆斯·拉塞尔·维金斯(James Russell Wiggins)担任《邮报》主编时，父亲曾经问他，如果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的话，他会做些什么。拉塞尔回答说，他觉得自己会去记录历史，而父亲则回应说，“我不一样，我会抢先创造历史。”

婚后的最初几年，除了生意问题外，父亲还遇到了一些个人问题和不幸。其中最糟糕的是失去最年幼、最疼爱的弟弟埃德加。埃德加同时还是父亲的合伙人。他和家人搭上了泰坦尼克号，轮船沉没时，他将妻子和女儿推上了最后一艘救生艇，之后便随船沉入海底。当时他只有28岁。父亲是埃德加最大的兄长，几乎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当然也是良师益友。埃德加的罹难令父亲悲痛不已，父亲并没有多少关系亲密的人，而埃德加便是其中之一。

当然，他还有我母亲，在他需要的时候，母亲总是坚定地站在他身后。然而，母亲似乎日益厌恶操持家务，愈发抗拒社会责任，生孩子的痛苦也令她颤抖和沮丧。弗洛伦斯出生时，母亲询问产科医生，为什么会有人生第二个孩子。她自己写道，“我成为了一位尽责但缺乏爱心的母亲。”

等到1914年，母亲已经生下来了第二个女孩，伊丽莎白(Elizabeth)──我们都叫她碧丝(Bis)。母亲很恼火，她觉得自己的个性正遭摧毁，于是父亲鼓励她到国外散心。他们最初打算一同前往，但不断聚集的战争阴云令父亲深感忧心，他决定留在家中照看业已十分庞大的生意。此外，鉴于母亲在适应家庭和婚姻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保持距离，于是，他们商定母亲独自去欧洲旅行，且他们会经常通信。的确，母亲一生都认为透过一定的距离来交流会更轻松些，并且，她与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不会多过透过信件的交流。我对此已习以为常。

母亲步入晚年，而我成为中年人后，出于某种原因，她突然将1914年在国外时与父亲的通信交予了我。我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在这些信件中，他们两人的紧张关系暴露无遗。两人不加掩饰地表达彼此的分歧──父亲毫无缘由的愤怒与嫉妒，以及母亲矛盾的情感。

母亲给父亲的第一批信件写于1914年5月，当时，她正乘坐德国邮船“爱国号”前往不来梅。母亲在第一封信件中责问父亲，为何邮船开动前很早他便离开了。她非常伤心，在信的最后写道，“吻我的孩子们。我把心留在了你和她们的身上。”然而，她似乎很快就忘却了离开他们的悲伤，因为她的下一封信满是船上丰富的社交生活的细节──来自费城的斯托茨伯里夫人气度不凡，完全将母亲吸引住了。母亲在详述社交生活之余，还写下了更为亲密的话语。她在信中问道：

你会放下我暂时抛下你的事实，而深情地思念我吗？这是个非凡的时代，即使对于婚姻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在我思考事情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你不要失去对我的信心，不要停止对我的爱意。这一切都只会让我对你的感情更加明晰，因而也更加美好。

欧洲之旅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是在重建学生时代的艺术生活。在柏林、维也纳和巴黎，她阅读书籍，欣赏艺术品，并购买它们。她与德·扎亚斯一同去观看她所谓的“超现代艺术”(ultra-moderns)。她“期望被震撼”，尤其是被毕加索的作品震撼，因为她听说毕加索在用“墙纸、报纸和其他实物来构建图画”。她发现他的作品“如生活般浩瀚迷人”，并买下了一小幅静物画，有“水管、玻璃、瓶子和一些葡萄”，葡萄被放置于木屑之中。她称这幅画为“真正的艺术品”，并为其支付了140美元。

很快地，母亲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令她与我父亲的关系更趋恶化。她去故友艾尔弗雷德·冯·海梅尔(Alfred von Heymel)的公寓中喝茶。在母亲还是学生的那年夏天，经由她的前男友奥托·默克尔介绍，他们在柏林相识。

母亲本以为从这么远的距离写信会让事情变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在信中提及的这次无女伴的拜访，引发了最老套的争吵。母亲不经意地告诉父亲，她独自一人去了冯·海梅尔的公寓，又补充说他不必惊讶，因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佣人”。然后便是父亲的两封回信(全都被精心保存)，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愤怒和重复性的指责──“独自一人去男人的公寓”。

母亲发电报并回信说这是个误会，试图加以解释，但这些都徒劳无益。细节对于父亲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去信任她。他枚举母亲其他考虑不周的事件。他觉得自己希望母亲感受到的自由，已经被滥用了，如果她真的在意，她就能够想象到自身行为欠妥的后果。难以置信的是，在说完这些后，父亲表示希望“这些话语听起来不像是说教”，信尾还签上了“以最深情的爱”。

对冯·海梅尔的这次拜访，招致了父母间的误解，但母亲仍旧继续旅行和写信。她告诉父亲，她觉得自己的全部存在都献给了生活，而父亲则全都献给了工作。她还说，她没有全身心地委身于父亲，但这并非全然都是她的错误：“我们经常见不到面。我们居住在闹市中，而非铸造自己的圣地。”她甚至认为他们的城市别墅都反映了彼此间的距离：“没有空间能让他人感到你和我是在真正地生活。”她向父亲承认，过去的一年她极度地不安和不满，也感受到了父亲的无所适从：“我并不责怪你。只有失明的男人才会对这个离开你的女人安心，但当这个女人回家时，我想你会放下心来的。”

事实上，在旅行期间所写的信件中，母亲试图表达对父亲的关切，并剖析自身，但却收效甚微。在最后一封信中，父亲抱怨母亲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经常写信，她总是匆匆忙忙，等回到家中时必然会是疲惫不堪，而非精神焕发。这封信的结尾写道：

你说“高兴些，记住我永远都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这是一种巧妙的表达，我确信你会这样做的──如果你凑巧想到了什么的话。毕竟，有心才是最重要的。

母亲的欧洲之旅的最后一周是在史泰钦家度过──那是位于沃兰吉斯的一栋简美小筑。而她的这次旅行也超过了两个月。史泰钦在家中种植了飞燕草(delphiniums)，这是他终生的嗜好。母亲无事可做，写信给父亲说，“越来越不放心你，不放心孩子，不放心厨师，不放心没有新鲜保存的草莓……”

母亲依照承诺，于7月31日搭乘荷兰邮轮返家，这是极为幸运的事，因为两周后一战就爆发了，这艘轮船也成了当时最后离开欧洲的几艘船之一。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史泰钦的家临近德军意图突破的前线阵地。史泰钦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危急之境，拍电报询问我父亲应该怎么办。父亲坚定地回答，“建议即刻有序撤离。”史泰钦一家勉强得以离开欧洲，来到我父母位于芒特基斯科的家中避难。

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变身成了外祖父，不负责任、自私自利，以致毁了全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她下定决心不要变成那样。事实上，尽管有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通信，离家的这些日子似乎还是起到了作用。母亲返家时承诺会坚守这场艰难的婚姻，竭力令它有所改观。她在一封信中提到，要好好休养调整，以承受更多的“宝宝事务”。我猜测她的设想是每两年生一个孩子，的确，一年后她生下了哥哥比尔。再过两年后，1917年6月16日，我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