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父亲收购了《华盛顿邮报》。当时，我们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事件将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巨大的转变。这家报纸已经陷入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者爱德华·比尔·麦克林(Edward Beale McLean)漫无方向的经营方式。爱德华是个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爱丽丝·朗沃思后来描述他是“没有志气、没有个性的可怜人”。内德(爱德华的昵称)曾是哈定总统的扑克牌和高尔夫玩伴，但他们间的关系最终破裂，原因在于内德及其报纸牵扯进了“蒂波特山油田丑闻”(Teapot Dome)。

内德1916年继承《邮报》，并于15年后失去它，在此期间，他对报纸的新闻内容和商业经营不闻不问。内德带着情妇参加编辑会议，至少他的妻子艾弗琳在离婚诉讼中是这样陈述的。至于内德的新闻敏感性，艾弗琳回忆道，“他不曾有任何的新闻意识──甚至是人咬了狗，接着又咬了内德·麦克林。”艾弗琳娘家家业雄厚。她是矿业大亨的女儿，居住在豪华别墅中，举办奢侈的派对，拥有并佩戴着著名的“希望之星”(Hope diamond，重达45.2克拉，是全球最大的蓝宝石──译者注)。“希望之星”据说会为其拥有者带来厄运，这似乎在艾弗琳的身上得到了应验。艾弗琳下定决心要将《邮报》留给儿子，因而多次拒绝他人的收购报价──并敦促丈夫也这样做──其中至少有一次来自我父亲。

事实上，父亲在表现出对《邮报》和其他报纸的兴趣前，就已经多次尝试进入新闻业。早在1925年，父亲发现赫斯特(Hearst)在华盛顿有两家报纸，且都在亏损，他觉得赫斯特可能会愿意出售其中一家，并尝试收购于早晨发行的《华盛顿先驱报》(Washington Herald)。

四年后的1929年，父亲试图以500万美元收购《邮报》，他觉得这个报价已经很高，控股《邮报》的美国证券信托公司(American Security Trust Company)不可能会拒绝他。但他们的确拒绝了。其他的报价，包括1931年两次300万美元的报价，也全都遭到拒绝。这是因为艾弗琳·麦克林的坚持──尽管离婚诉讼和法庭交锋已经开始。然而，内德从其父亲那里继承的原本利润丰厚的报纸业绩持续下滑。管理不善的《邮报》负债超过了50万美元，并被迫与1932年3月进入破产管理程序，这家公司甚至无力支付新闻纸的费用，将会被公开拍卖。

与此同时，1930年9月，父亲被胡佛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这项工作的任务就是扭转大萧条的颓势。父亲开始掌控美国国内外的银行和金融政策。他构思了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起草成立该公司的法案，为法案在国会的通过保驾护航，并担任这家新信贷机构的主席──为确保法案的通过，法案上专门注明了由他担任主席──同时保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在上午管理一家机构，下午管理另一家机构，且都正处于大萧条的最糟糕时期，这令父亲殚精竭虑，几乎在巨大压力之下崩溃。母亲去见胡佛总统，表示这些无法忍受的工作负担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父亲完全倒下前减轻他的职责。在日记中，母亲生动地描述了这次会见总统的经过：

昨天……尤金的身体极度疲劳。白宫的重担让他备受折磨……我秘密约见了胡佛，告诉他如果不将尤金从参议院的贪婪中解救出来，尤金将会被彻底压垮。胡佛被我彻底唬住了。计划成功了，我敢肯定，从现在开始胡佛面对尤金时将会态度会更加审慎。我没有责难胡佛任何事情，但却迫使他至少暂时性地与尤金站到一起──这种事情不会永恒不变，因为他的秉性决定了他会为一时的地位和目标而不惜牺牲任何人，付出任何代价……我之前只听尤金说过他与总统关系紧张，但在与总统聊天过程中，总统一开始就强调说，“尤金·迈耶是我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人才。”这令我大感吃惊。我的首要任务是让尤金一切顺利。

最终，国会于1932年通过了《紧急救济与建设法案》(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复兴金融公司的主席职位相分离，并允许父亲放弃后者。这稍稍减轻了父亲身上的压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2年秋天当选总统，当然，这为受胡佛任命的父亲带来了新的问题。父亲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公众利益，因而不应该辞职──尽管胡佛想要他这样做。胡佛多次敦促父亲在罗斯福就职前辞职，母亲对此行为的解读极为切中要害：

也许他希望尤金像个东方的寡妇，陪伴主人葬身火海。我猜胡佛进入政治坟墓的同时，希望带着所有的家臣、家眷，甚至是宠物狗一同陪葬，就像伊朗人或塞西亚人首领一样。

父亲可能有类似的想法，但他无意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工作看起来像是政治职位，他认为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另一方面，父亲觉得留在政府部门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感到自己正在开始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罗斯福邀请父亲留任美联储主席，父亲同意了，但在3月底，他向罗斯福递交了辞职信。在他看来，罗斯福的罪状太多了，其中某些还非常突出：美元实验，漠视金本位制，缺乏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经验──不得不说的是，每一位总统都缺乏这种经验。

正因于此，《邮报》的破产成为了父亲的一次良机──正值他准备离开政府之际。他和母亲显然讨论了收购《邮报》的可能性，因为母亲在5月7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情，几乎就在收购前一个月，这也是罗斯福接受父亲辞职申请的前一天：

他(尤金)突然决定购买《邮报》。如果他成功了，这将会引起轰动，我们也会因为这次有智谋的行动而赢得声誉。我最初有些不情愿，因为它意味着很快就会有繁重的工作要做，但现在毕竟也不是逍遥度日的时候。它同时也意味着巨额的支出，但钱不拿来花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然而，在这篇日记写作了一段时间后，父亲仍旧未决定购买《邮报》。相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回归芒特基斯科。在退隐后的第二周，父亲自楼上走下，摩挲着楼梯栏杆，声称上面有灰尘。他抱怨房子的管理有不足之处，母亲则回应说，“尤金，是时候去买下《邮报》了。”1934年，父亲向美国报业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和昔日的东方哲学家一样，我决心离开混乱烦恼的世界，去享受田园生活的平和和静谧。这种归隐的情绪只持续了两周，而且，我相信家人也认为这种沉思冥想的生活不适合我。

讽刺之处在于，正是父母的老朋友茜茜·帕特森(埃莉诺·梅迪尔·帕特森[Eleanor Medill Patterson])的到访，激励了父亲去重新思考购买《邮报》一事。茜茜的兄长乔·帕特森(Joe Patterson)是《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创始人，那是当时非常优秀的一家通俗报纸；茜茜的表兄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Robert McCormick)则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老板和发行人。

麦考密克家的女人坚强而智慧，茜茜完美地继承了这些品质。她是法国人口中的“相貌普通却有独特魅力的女子”(jolie laide)──面部特征丑陋，但却仍旧不失美丽。茜茜住在杜邦环岛的大厦里，如今的华盛顿俱乐部(Washington Club)，她是赫斯特的早报《先驱报》的编辑，后来还成了午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的编辑和发行人。她先是从赫斯特手中租赁经营这两家报纸，最终又将它们购买下来，并合并成了一份全天报纸。1933年的彼时彼刻，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的未来取决于谁拥有《华盛顿邮报》。

茜茜知道父亲先前有意收购华盛顿地区的报纸，她过来询问父亲，现在是否有意购买邮报，事实上，恰恰是她的问题重新唤起了父亲的兴趣。这次父亲变得坚决了，他来到华盛顿认真筹备此事。很多人都知道父亲曾经愿意为《邮报》出价500万，因此他不想要暴露身份，以免推高拍卖会上的出价。他找来律师小乔治·汉密尔顿替他竞拍，并指示汉密尔顿在任何人出价之后，立即加价5万或10万美元，以表明永不放弃的决心，在出价到达80万美元后，立刻转为每次加价2.5万美元。他在场外告知汉密尔顿最后的出价会在150到170万美元之间，然后便派遣汉密尔顿代表自己出席拍卖会。父亲则继续留在新月城，与好友和终生助理弗洛伊德·哈里森一起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

1933年1月1日，拍卖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 E 大街《邮报》华丽的灰色办公楼前的台阶上举行，仅仅是父亲草率归隐的几周之后。当日，聚集在大楼台阶前的人包括：内德·麦克林已分居的妻子艾弗琳，穿着黑色衣服，佩戴着希望之星；她的两个儿子；她的朋友爱丽丝·朗沃思；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当时是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的女婿；《华盛顿星报》的总裁维克多·考夫曼(Victor Kauffmann)，及其业务经理弗莱明·纽伯德(Fleming Newbold)；麦克林家、赫斯特以及其他出价人各自的代表。拍卖会上的唯一拍卖品就是华盛顿五家报纸中现状最糟糕的一家的所有遗留物：降至五万份的发行量，别致而生机尽失的古旧大楼，美联社(AP)授予的特许经营权——一言以蔽之，负债60万美元的衰败报纸。

在茜茜的鼓动下，麦克林夫人的代理人和赫斯特的律师们成了汉密尔顿仅有的竞价对手，但麦克林夫人在竞价达到60万美元后便即退出。赫斯特的人紧跟汉密尔顿出价，直至竞价达至80万美元。汉密尔顿则依照指示加价到了82.5万美元。赫斯特必定已经指示他的竞价人在80万美元时收手，因为就是在这个价格他们也退出了。茜茜·帕特森请求拍卖人推迟裁决，这样她就可以打电话给赫斯特，获得更高出价的授权。茜茜获得了三分钟的时间，但接着汉密尔顿就威胁说要退出竞标。毫无疑问，赫斯特1933年时资金匮乏，最终拒绝了跟价竞拍。拍卖人一锤定音，代表匿名竞拍人的汉密尔顿获得了标的。父亲就此以82.5万美元购得《华盛顿邮报》，而五年前他的报价是500万美元。

《邮报》深刻地影响了我和家人未来的生活，但这次收购行为最令我惊愕的地方还在于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无论在收购前还是收购后，家中都没人提及此事，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拍卖会进行时，我刚刚在马德拉读完高中三年级，且仍旧留在那里，准备参加大学入学。南希·怀特住在隔壁房间，她是汤姆·怀特(Tom White)的女儿。汤姆是赫斯特名下所有公司的总经理，赫斯特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茜茜·帕特森的密友(也有人说是情人)。我父亲多年参与公共服务，而南希父亲对新闻业始终关注，所以，我和南希自然很好奇《邮报》拍卖的事情，我们讨论拍卖会上的事情，并猜测那位匿名买家是谁。大学入学考试结束后，我回到芒特基斯科的家，家人都已经来这里度夏了。我们闲坐在门廊里的时候，母亲和父亲聊起了“你什么时候接手《邮报》”的话题，在我的想象中，父亲是匿名购买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我茫然不解地询问母亲她在说什么。她回答说，“亲爱的，没有人告诉你吗？你爸爸买下了《邮报》。”“没有啊，”我回答，“根本没人提到过。”

我发现这件秘密后不久，这件事情就公开了。收购之后隔一段时间才公布新的拥有者是有必要的，这样法庭才能够审批这桩交易。父亲同意法庭将裁定日期延迟十日，日期将满之际，艾弗琳·麦克林的律师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试图重新竞拍。此时，管理人报告说匿名竞标者准备支付现金，法院最后敲定了这笔交易。1933年6月13日，父亲成功收购《邮报》的消息出现在了《邮报》的头版头条上。

我第一次踏足《华盛顿邮报》的办公楼是在那之后的一两天。我和哥哥比尔随父亲从芒特基斯科来到华盛顿，并在晚上参观了大楼，那些带领我们参观的人一定非常紧张。经历了麦克林时代末期的艰难境况后，只有基干员工留了下来──几位非常优秀的员工维持了报纸的发行，另外一些人则无处可去。

大多数人都积极地看待报社易主的事情，至少见诸报端的观点是如此。然而，私下里却有人心存疑虑，怀疑《邮报》是否能成为一份无党派的报纸，以及华盛顿排名第五的报纸在无经验的出版人手中能否经营成功，这样的疑虑迁延多年。针对后者，美国最有才华的独立出版人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警告父亲，华盛顿是晚报占主体的城市，政府员工很早就要去上班，下午四点半才能回家。他认为所有的早报都难有任何作为，尤其是《邮报》，《星报》在这个城市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父亲虔诚地回答考尔斯，“这个伟大国家的首都需要一份好报纸。我相信美国人民，如果他们知道事实真相，我们就能够依靠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我将会给予他们无偏差的真相。思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东西都将无法阻止它。”

至于像尤金·迈耶这样的共和党人能否维持报纸的无党派性的问题，父亲从一开始就强调，《邮报》将会是独立的。在父亲掌控《邮报》的声明中，有几项关键陈述奠定了尤金·迈耶的报纸的基调。他表示提高报纸质量是他的目标，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保持独立性。他解释说，在收购《邮报》的过程中，他只代表自己行事，没有任何人、团体或组织在背后鼓动。当时很多人对这些论述不以为然，但它们却是千真万确的，父亲竭力使公众确信《邮报》不会成为玩物：它不会是共和党的喉舌，也不会被用于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它的确多多少少那样做了)。

甫一接手，父亲便非常兴奋。眼前的挑战似乎焕发了他新的活力。父亲取消了接管者先前实施的减薪10% 的决定，并告诉员工只要“表现出色”，他们就全都能保住工作，员工的士气立即大增。然后，父亲环顾四周，很快便开始面对自己争取来的废墟般的严峻现实──报纸版面数量减少，人才大量流失，发行量和广告数量锐减，你甚至不知道第二天印刷机是否还会继续开动。在父亲被宣布为新老板的那天，《邮报》只有18个版面、19个广告栏以及不多于两个版面的分类广告。父亲曾经说道，这是一家“精神上、道德上、实体上全面破产”的报纸。

最初，在重组这份报纸过程中，父亲天真地以为，既然他在商业上和政府部门里均获得了成功，那么，他也就能够将自身所学应用于新闻领域。尽管他不了解新闻报纸，但他觉得只要加大投资，加强管理，局势肯定就能够被扭转过来。但事与愿违，接下来的数年间充满了苦苦挣扎和灰心丧气，投入了金钱却始终收效甚微。父亲获得了一些非常宝贵的经验。进入新闻业的花费仅仅是一系列资金枯竭和精神压力的开始，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在那些年的艰苦鏖战中，父亲无数次怀疑自己能否成功。他有时会在我们面前哀叹，甚至还说要卖掉《邮报》，但我认为，父亲并不是认真的。

父亲质疑自身的时刻和《邮报》最困难的时刻几乎同时来临。他旧日的好友茜茜·帕特森非常懊悔于失去的黄金机遇，如今在激烈的竞争中对父亲实施了重大打击，引发了两人间的公开冲突。茜茜令其表兄麦考密克将《邮报》的漫画专栏转交给自己，从而重创《邮报》。麦考密克不仅经营着《芝加哥论坛报》，还拥有实力最强大的报业辛迪加(syndicate，向各报刊同时出售稿件，供同时发表的企业──译者注)，向世界范围内的报纸出售专题稿件，而茜茜本人也是《论坛报》的股东。茜茜让辛迪加通知我父亲，《邮报》的转手令四部最流行漫画(分别为安迪·甘普[Andy Gump]、狄克·崔西[Dick Tracy]、汽油巷[Gasoline Alley]和温妮·温克尔[Winnie Winkle])的连载合同失效。这些漫画将会刊登在《先驱报》上，茜茜还得意扬扬地大肆宣传这一转变。

父亲从来不看漫画，他询问《邮报》的业务经理马克斯此事是否重要。父亲这个外行对影响报纸发行量的因素完全缺乏了解，这令马克斯深感震惊。他明确地告诉新老板，漫画对于报纸的发行量至关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如今──也的确是《邮报》最好、最重要的资产。父亲立即向茜茜提起了诉讼。

接着，茜茜致电父亲说，这些漫画由她的兄长乔·帕特森策划，而她与麦考密克和帕特森的关系给予了她处置这些漫画的权力。父亲则指出，在华盛顿，他才是那个拥有处置权的人。茜茜回应说，“这意味着一场战斗。”

事实的确如此。漫画版权的诉讼战持续了两年，也结束了父母与茜茜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父亲首先在纽约赢得了临时限制令，禁止《先驱报》刊登那些漫画，但限制令后来遭解除，有一段时间里，两家报纸都刊登了那些漫画。后来，茜茜赢了，《邮报》转而向出售稿件的辛迪加提起诉讼，并于1934年7月在纽约赢下了针对《芝加哥论坛报》讼案，当时法官裁定《邮报》是漫画版权的法定拥有者。针对《先驱报》的讼案在华盛顿开审，1935年3月，哥伦比亚特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茜茜将该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但却未被受理。1935年4月10日，父亲赢得了胜利。

最终判决下来后，茜茜被禁止在《先驱报》刊载漫画，她请求父亲准许她在周日刊载计划好的漫画，因为这些彩色漫画被提前印出，已经到她手中。由于积怨太深，父亲在授权的同时设立了条件，要求她感谢《邮报》，并注明从此以后，那些漫画只会出现在《邮报》上。这自然遭到茜茜的拒绝，而且在不久之后，她出于报复寄给了父亲一个包装精致的花箱，里面有用兰花包住的包裹，包裹之中则是一块生肉；茜茜写了张卡片，以阐释这磅肉的蕴意──“为了不让你失望。”这种满含恶意的对夏洛克的影射，表明了这场冲突的鲜血淋漓。从那时起，茜茜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不断挑衅父亲和《邮报》。只要《邮报》犯错，她就会从旁煽风点火。最终，父亲打电话对她说，“茜茜，如果你再不停止诋毁我，我就会向他人揭穿你的真实面目。”

诉讼结束后的第22个月，《邮报》的漫画连载合约到期，茜茜最终拿到了那些漫画的版权。她和我父亲多年没有再说过话，除了有一次，他们都受邀参加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夫人举办的晚宴。副国务卿夫人并不知道两人间的紧张关系。我的好友露薇·皮尔森也出席了宴会，她后来告诉我，父亲和茜茜坐在一起聊了大半夜。

围绕漫画版权的讼战进行的同时，父亲努力工作，期望能够改善报社的境况，使其具备财务上的偿付能力。他很快意识到报纸行业与自己所知的其他行业不同──你不能够采用普通的改善业务的方法，然后静待结果。他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令报纸取得商业成功，尤其是在华盛顿拥有如此多的报纸的情况下。

父亲真正拥有的是一套成熟完备的理念，他将其初步阐述在了1934年的一篇社论中，随后几年间的演讲过程中又对其加以完善。父亲认为报纸是公共信托，意在服务于民主国家的大众。父亲希望《邮报》能够超越其辉煌时期的成就，且“以非凡品质独领风骚”。在1935年5月5日的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几项原则，并将其归纳如下：

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最大程度被探明为事实的真相。

2.关于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事务，报纸要倾其所能地报道出全部真相。

3.作为新闻媒介，报纸理应恪守低调绅士义不容辞的行为准则。

4.报纸刊出的内容理应老少皆宜。

5.报纸要为读者和公众负责，而非报社拥有者的私利。

6.在追求真相过程中，报纸要做好为公众利益而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的准备。

7.报纸不应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且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时要公平、自由、审慎。

这些原则是父亲信念的核心和灵魂，然而，如何将它们付诸实践才是真正的挑战。父亲首先着手进行的是寻找需要的人才，让他们承担其令《邮报》起死回生的重任。一开始时，他并不知道哪些人是优秀人才，或者如何去寻找他们。等他真的找到了合适人选──他听说过或物色到的一些新闻记者──说服他们为一家颓败不堪的报纸工作却又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此外，新闻界人士仍旧不确定父亲的真实动机。许多人认定他是要办一家共和党报纸，或者，至少也是要指摘罗斯福政府，尽管这与他的声明相悖。父亲总是说，华盛顿的竞争对手不断散播谣言，加大了他寻找一流人才的不确定性和难度。

寻找工作人员的活动仍在继续，包括社论和新闻撰写人，以及经营人员。新加入的员工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一些人被雇佣来提供建议和评估。《邮报》的经营问题从一开始就令父亲头疼不已。他从《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News)雇用了尤金·麦克莱恩(Eugene MacLean)做总经理，监督除社论版外的所有内容。麦克莱恩在《邮报》只待了两年。父亲发现，麦克莱恩虽是优秀记者，但却在为公司培养人才上毫无建树。他认为麦克莱恩懒惰、嗜酒且沉溺女色。麦克莱恩有一次来芒特基斯科拜访，我完全被他吓到了，我们本来在认认真真地谈论报纸，他却突然抓住我，亲吻了起来，而我当时只有17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父亲对广告一无所知，但在起初犯过错误后，他雇用了一流的业务主管，唐·伯纳德(Don Bernard)。父亲从《诺克斯维尔旗帜》(Knoxville Banner)挖来了伯纳德，这个人最终帮助他恢复了混乱的经营秩序。新闻编辑方面也由黑暗迎来了曙光，因为父亲很快就找到了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 F. Jones)──大家都称呼他为凯西(Casey)。凯西于1935年11月来到《邮报》，出任新的总编辑，他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人才。凯西来自新闻专业的名牌大学，他优雅、稳重、雷厉风行且朴实无华，总是能够抓住重大新闻，是过渡期里的完美人选。凯西为编辑工作带来了真正的专业精神和新闻标准，也为报纸管理和出版引入了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父亲和凯西·琼斯继续招兵买马，有时甚至支付高于当时水准的工资，聘用了许多对《邮报》未来极为重要的人员。他们逐渐认识到首都报纸的重要意义，并开始组建独立的国家新闻编辑团队来全面报道政府新闻，尤其是联邦政府的事务。开始时，父亲也看到了报纸的本地内容的重要性，特别是考虑到华盛顿古怪的管理方式。

在体育新闻方面，父亲受益于之前麦克林时期的留任者，雪黎·波维奇(Shirley Povich)。波维奇是优秀的体育记者和编辑，于1921年受聘于内德·麦克林，他还曾在缅因州给内德做球童。从事新闻工作70多年后，波维奇仍旧时常回到办公室，偶尔为报纸写上一篇稿子。波维奇后来讲了个故事，透露了父亲对另外一个领域的无知，这一点和他当年对漫画的不了解如出一辙。1934年，当地的棒球队元老队战绩不佳，只拿到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比赛的第七名。父亲认为，既然球队在1933年夺冠，那么，他们就应该年年捧杯才对，他询问波维奇，棒球俱乐部存在什么问题。“投球，是投球的问题，迈耶先生，”波维奇回答。“告诉我，这也许对《华盛顿邮报》有益，买一个投手要花多少钱？”父亲天真地询问。他已经逐渐地认识到，体育新闻对于报纸发行量的重要性。

在那个时代，华盛顿的居民经常通过观看 E 大街《邮报》大楼上的巨大记分牌，来了解棒球场上发生的事情；比分是用粉笔写成。父亲偶尔会自己从电报人员那里拿过比分，交给记分人员。有一次，古斯·葛塞林(Goose Goslin)打出全垒打，并赢下了一场重大比赛。父亲要求记分员先不要公布分数，等他赶过来才写，好让他可以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大批观众欢呼雀跃的样子。

父亲了解到辛迪加所能提供的稿件有限，且会造成报纸缺乏自身风格，于是决心让《邮报》尽可能地保持独创性。他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妇女版，创建者是富有学识的编辑玛尔维娜·林赛(Malvina Lindsay)，同时她还开设有“巾帼不让”(The Gentler Sex)的专栏。父亲觉得《邮报》为女性提供的内容沉闷枯燥，于是开始组建写作团队，他认为这个写作团队理应“为华盛顿女性写作，身处华盛顿女性之间，关注华盛顿女性的兴趣”。甚至购买《邮报》尚不足一年，他就已经认为，妇女版的重整旗鼓是《邮报》的最大成就之一。

父亲雇佣女性写作妇女版，让她们在报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寻常。他对心理疾病和精神卫生很感兴趣，于是去寻找心理医生为那些存在相关问题的人写作咨询专栏。然而，他无法吸引到心理医生来做这份工作，最终，他选定了妇女版记者伊丽莎白·杨(Elizabeth Young)来写作专栏。最初的几个月里，杨的工作得到了心理医生的指导，她使用的笔名是玛丽·霍沃斯(Mary Haworth)。杨才华横溢，她的专栏成为了《邮报》上最受欢迎的栏目，一年收到的咨询来信超过2万封。

父亲另一个成功的首创是刊登读者民意调查。那时，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刚刚成立美国民意研究中心(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他的民意调查还未受到重视。父亲善于逻辑思考，且始终重视调查研究，他率先与盖洛普签订合约，并在头版刊登他的民意测验。

最重要的是，自入主《邮报》的那一刻起，父亲就致力于社论版的发展。他认为社论版作为美国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影响力和威信都在下滑，而重新焕发社论版的活力将会成就《邮报》──社论版在首都的重要性远超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他总是向编辑们强调，要避免情绪化、报复性和党派性的言论。他还发誓说，绝不会仅仅因为是政府政策就盲目赞同，绝不屈服于政府官员的控制，并且会避免“群众心理的微妙影响”。父亲具备自己的理念，但挑战在于寻找真正出众的社论版主编，这个人要和他分享共同的理想和抱负。

父亲多次尝试从其他报纸雇佣高知名度的作家，后来，他开始寻找“朝气蓬勃、尚未定型的年轻人”，并选定了费利克斯·莫利(Felix Morley)，后者于1933年12月加入《邮报》。莫利曾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Rhodes Scholar，罗德于1902年设立，为美国、德国或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提供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译者注)，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员。他还曾担任《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社论作者和驻外记者，并写作有关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著作。作为小说家克里斯托夫·莫利(Christopher Morley)的弟弟，费利克斯聪慧、有才学，且是贵格会(Quaker)教徒。父亲再次开创传统，与莫利达成协议，永远不会要求他写作他不认同的东西。《邮报》发行人将这一传统沿用至今。父亲还与莫利约定，在关键时刻，发行人保留其观点得以发表的权利。两人发展成为同僚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美国参加二战前夕，当时两人出现强烈的意见分歧──莫利的反战观点令他成了孤立主义者。

《邮报》的重大发展是独立声音的建立，这也是它的首个显著特征。莫利很快开始在社论版和《邮报》上崭露头角。1944年，《财富》杂志刊出文章回顾《邮报》的发展历史，写道，“随着他的到来，《邮报》的社论版迅速开始具备洞见、活力和威信。”莫利自己开创了另一个流行传统──社论作者自己完成部分采访，并向进行报道的记者和外界消息人士了解信息，在形成观点前细致研究相关事件的正反两面说法。

正如父亲曾经与凯西为新闻报道所做的那样，如今他开始和莫利打造优秀的社论团队。他们聘请了杰出的经济和金融作家安娜·扬曼(Anna Youngman)，她曾经是威尔斯利学院的教授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的研究员。扬曼的头发灰白，剪得像男人一样短；她头脑冷静，诚实正直。莫利留下了麦克林时代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默洛·蒲赛，他于1928年来到《邮报》，工作了38年。默洛充满智慧，略微保守，在退休前，他始终是报社的稳定力量，帮助《邮报》赢得了1936年的普利策社论写作奖(Pulitzer Prize for editorial writing)，这也是《邮报》第一次获得该奖。父亲的传记后来就是由他写作。

母亲甚至也开始尝试写作社论。1935年10月，她将一篇文章交给了莫利，说道，“如果我的处女作太过生涩，请把它们丢到一边，直到我的作品不需你做太多修改再采用它们。我不熟悉媒体，这让我有些放不开。”显然，母亲还没有放不开到不去尝试它们。她还给主编写了一些言辞挑衅的信，其中一篇的结语是，“想要你们写作更多优秀专栏的人”，落款是“乔纳森·斯威夫特”。

《邮报》的社论开始对国会和政府产生影响，它经常质疑政府部门的作为，但父亲声称，它支持的举措与反对的举措一样多。《邮报》投入到了各个方面的战斗中，对抗父亲认为会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罗斯福、自然资源局(NRA)、雷克斯·塔格维尔(Rexford Tugwell)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捍卫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免遭金融欺诈的规则，清理华盛顿隐蔽的贫民窟，并力挺罗斯福于1937年发表的“隔离”演说。

父亲期望《邮报》能够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有人评论说，头版乍一看像是美联储公告。似乎有许多编辑和记者在刻意讨好父亲，报道他们认为父亲会喜欢的内容。事实上，在父亲担任出版人之初，工作人员持续将注意力放在报道金融、银行和税制问题上。不过，他们很快发现，父亲非常重视报纸的独立性以及记者、编辑(在其原则限制内)的自主权。父亲制定了一套的制度，给予管理者两方面的自主授权──编辑和业务，前提是他们要依照父亲的标准和雄心行事。由于《邮报》最近五位出版人中的三位──父亲、菲尔·格雷厄姆以及我自己──开始时都在不同方面缺乏经验，这成了管理报社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不过，我至今仍旧相信，报纸最好就是由编辑来主导。

单是在1935年，父亲就亏损了130万美元。从那年起，他邀请母亲入股《邮报》，两人共同承担盈利和亏损，父亲占股93%，而母亲占股7%。尽管有这些损失──如今部分可用于免税──但也卓有成效，不过，这些成效更多地表现在新闻方面而非发行量和广告上。

显然，父亲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延伸至了商业方面。他要求广告营运人员研究广告客户的需求，并真诚地去满足他们。父亲非常希望广告客户了解《邮报》在社论版方面的转变，并竭力去促成此事。但发行量上的成功却迟迟没有到来，直至10年后二战结束。

1935年，父亲开始了解到报纸行业的真正意味。逐渐地，工作队伍开始成形，并在当时表现出色。父亲引入了更好的字体，还提高了图像印刷质量，以此来提高报纸的可读性。他扩建了 E 大街上的办公楼，为其增加了一座侧楼，并在隔壁的芒西大楼租借了一些地方。他甚至自己报道一些新闻，或者，至少是向记者提供消息。正是他向《邮报》透露，英皇爱德华八世(King Edward VIII)打算迎娶离异的美国女性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而这最终成了独家新闻。他为自己泄露的内部消息变成轰动性新闻而自豪不已，就像多年后的我一样。

最初几年间，《邮报》大楼的围墙中似乎充斥着麻烦、亏损和艰难挣扎，许多人来了又走，或者挫败逃离，或者另谋高就，但报纸在逐渐取得进步，且这些进步显而易见，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称赞《邮报》是“过去12个月中，我注意到的进步最惊人的报纸。”有意的买家不时出现，包括安德鲁·梅隆和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这些人都被父亲断然拒绝。另一方面，父亲于1936年尝试从赫斯特手中购买《华盛顿先驱报》，但遭遇失败，原因是茜茜·帕特森听说了协商中的交易，并致电赫斯特，哭泣着请求他拒绝此事。没有什么东西得来轻易。

自从1933年首次参观报社起，《华盛顿邮报》就成了我生命中恒久不变的一部分。我们家拥有它，关切它，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它日常运作的琐事中。父亲是报纸的拥有者、发行人和新成立的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总裁，同时，他也成为了最出色的业务员，从不错过任何出售广告的机会，还会向出租车司机推销报纸。他时常打电话给新闻编辑部询问新事件，经常出席完晚宴后，穿着礼服便去巡视报社的工作。

母亲的热情和参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署有她名字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尤其是早些年。母亲的关切程度在寄给父亲的便函上显露无遗，她抱怨说，一次去乡村，她发现《邮报》的邮箱比其他华盛顿的报纸都要更少。她停下来，询问路上的行人以找出原因所在，并报告说，“《华盛顿邮报》失去了大量订阅者，因为长期以来报童都很不负责。当地居民认为，只要稍加注意，雇佣好的报童，发行量就可以轻易提升。”

我最早在1934年夏天开始为《邮报》工作，当时正值高中毕业，上大学前。我主要在妇女部担任复印员和信使，还同两位优秀的女编辑玛尔维娜·林赛和玛丽·霍沃斯成了好友。从那时起，我便偶尔到《邮报》做暑期工。

收购《邮报》一年后，我进入大学，并和父母就《邮报》的事情不断通信。我每天阅读《邮报》，评论它，鼓励它，甚至批评它，而父母，尤其是父亲，详细地告诉了我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全身心地参与到了推动《邮报》发展的努力中。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涉世不深、不谙世故且毫无主见，但令我惊讶的是，我似乎对报纸及其内容拥有许多独立的见解。譬如，我17岁那年写信给父母说：

我一直都在认真阅读《邮报》。我觉得它的确在逐渐变好。“人情味”原来充斥了报纸，令人觉得非常尴尬，这种特色如今在新闻中越来越淡化了。即使有纽约报纸摆在面前，我也会无意识地拾起《邮报》……我觉得你们有一件事情是疏忽了，你们曾在一个版面上表现出整个社会歌舞升平的景象，却在其背面刊登社区福利基金(community chest)广告，描绘了流落街头的小孩的悲惨生活。这也许是迫于无奈，也许是无心之失，但其结果却令人吃惊──特别是我会想到失业者。但这不过是细枝末节的事情。整体来看，你们应该受到鼓励。

多年以后，菲尔的心理医生指出了我对《邮报》的关切之深，他说我和菲尔存在相同的问题：过度关心报纸。我以一生中最轻描淡写的态度告诉他，他恐怕对此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