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仰历史学家、教育家郑毅生师

我从1956年听毅生师讲课，随后从师读研究生，学习明清史，在老师指导下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直到1981年老师仙逝，历时26年，我从初学者到专业工作者，是老师看着走路的。当老师执教60年庆祝大会时，我就发了言，并写出《从学琐记——庆祝郑老任教60年》的记叙文，老师仙逝后重写《从学琐记——兼述郑毅生师的学术成就》，并和杨志玖师共同撰写《<探微集>述略——纪念郑天挺先生》，1985年为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史学家评传》一书撰《郑天挺》一文，1988年3月于《人民日报》撰文《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次后写《关于郑天挺教授教学和研究的点滴回忆》。毅生师不仅是我的老师，他的人品和学术成就更是我国当代史学的宝贵遗产。今天当他百年冥诞之际，我不拟再作追念式的回忆，以免重复过去的文章内容，而想在那些之外，继续思考他留给我们的学术财富，现在认识到三个方面，胪陈于后，聊表我缅怀毅生师的真挚心情于万一。

毅生师在北大贯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毅生师在北京大学教学、工作30年，担任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同时出任北大秘书长、历史系主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以及包括北大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总务长。在北大的历史上，他的行政工作和教学，都是有口皆碑，了解他的办学思想和为人者，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位重要的负责人，非常杰出。他的行政工作是处理学校行政事务和总务，对外代表学校与官方及社会联系。他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关心尽责的热诚，常常超出职务范围之外，如帮助学生实现半工半读，给生病而又贫穷的学生安排住院治疗，主动给学生介绍工作，写信托人关照毕业生，为教师安排住房，兴办单身教师的食堂及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的食堂。除了这类庶务，在下述一些事情上更令受惠者、与事者追忆，写出回忆文章，今就耳闻与寓目的资料列举数端：

1933年北大和北平各界市民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举行安葬仪式，毅生师参与操持，并在会上代表北大致悼词，其时为李大钊刻墓碑，毅生师同北大一些同仁都捐了款，并署了名。为安葬会顺利举行，碑石埋于地下，令当局找不到借口进行破坏。送灵车上只有数人，而毅生师为其一。

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时，北大有学生和教师五人被拘捕入狱，九人受伤，毅生师与教务长樊际昌同去协和医院慰问受伤同学，同时代表学校，向北平市当局提出交涉，经多方努力，当局同意无条件放人。毅生师亲自去监狱接人，被捕学生开始不知情，以为狱方叫他们出牢房是要提审，原来是让出狱，走到门口，看到毅生师在等着他们，接他们出狱，其时他们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1947年北大学生组织起来，筹建孑民(蔡元培)图书馆，收藏和借阅进步书刊，找校长胡适要求图书资助和给予必要的器具及房屋，未得允许，及至找毅生师申请，毅生师不事声张，默认学生原已借用的一间屋子，并令人去室内多安了几盏电灯，增加照明度，还送去一些书架桌椅，使孑民图书馆得以迅速开馆，供学生阅览。

1948年4月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为压抑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会议决议加强“剿总”职权，政府对大学生进行军训，以便钳制学生思想，毅生师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给在南京开会的校长胡适拍电报表示不满，实即希望胡适能在会上发表反对意见。他说北大有自由批评的传统，向为外间注意，如若用军训等措施抑制这一传统，北大将难以办好。他的这份电报内容，收于《胡适来往书信选》，读者不难找到。

1948年夏天，北平当局以“共匪嫌疑”之罪名要逮捕北大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学生，名单为毅生师获知，他巧妙地通知名单中的学生出走，其中的史学系学生戴逸时因放假回家乡江苏，毅生师还特意写信给戴逸之父，要他注意阅读北方的报纸，没有接到学校的通知不必回校，因为北平的报纸已经刊登了通缉包括戴逸在内的新闻，毅生师的信是暗示戴逸藏匿。于是12名学生全部安然无恙，而毅生师则冒着被当局迫害的危险。

毅生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护和营救学生，反对迫害学生，为死难的教师营葬？他不是共产党人，也未表示信仰共产主义，那么他是在什么思想主导之下做的这些事情呢？戴逸教授在《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一文中作了极其中肯的说明。他说毅生师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诿的职责”。毅生师表示：“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可知，毅生师的主导思想是保卫学术自由。这当然要从北大的自由传统说起。

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校长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胡适等校长继续执行，使北大成为充满自由思想的学校。40年代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而又回国任教职的邓嗣禹教授说“北大有民主作风”，在一些方面比美国大学还民主。他见到向达教授当着众人面责问校长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这样既有合理性又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责难，胡适只是作一点辩解，而没有压制向达，可见北大的民主程度。北大的学生在这种自由空气弥漫的校园里，思想活跃，关心国事，希望国家独立、富强、进步、民主，成为北平民主运动的重心。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是说学校是自由进行学术研究和学习的地方，将学校、学术与政治分开，学校不是培养官僚的处所，故学生应改变为做官而上学的目的，同样，教员是为教书，倘若想做官、经商，就不要在北大做教授。1946年6月校长蒋梦麟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北大教授以既做官就不能当校长反对他，迫使他辞职，由胡适继任。北大不培养官僚，而以培养自由进行学术、自由评论政治的人才为其特色。

毅生师担任学校主要负责人二十余年，如果同校方的这种主导方针不吻合，不可想象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这么多年。事实上，他说：“大学有其使命，学术研究应有自由。”这是重复蔡元培的话，是讲的北大传统。他的理念，学校是学术自由的场所，学术是与政治分离的，研究学术的学校不是政治场所，也就是说，学校脱离政治，学术脱离政治，反之，政治不能干扰学校，政府不能干扰学校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教师、学生的教学和学习，以及学术研究。正因此他反对军警进入学校逮捕学生，对学生中不同信仰者和各种学术见解者，以及他们的分歧、冲突，视为“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他营救学生，保护学生，反对军警到学校抓人，是维护学校学术自由的天地，维护北大的办学方针，诚如北大校友吴相湘教授所说：“当时担任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禀承胡适校长意旨，冷静缜密处理一切，明确规定：绝不交出一名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充分表现出大学独立自由的尊严和郑天挺本身高度的责任感。”因此，我认为毅生师在北大二十余年主持校务行政，是忠实地、全心全意地贯彻北大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他说如果军警真的要进入学校，他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能作这样的表示，表明北大的教授和他一样信仰学术自由，都能以不怕丢掉饭碗(辞职)捍卫北大的方针。这说明毅生师不是孤立的，他能代表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

毅生师执行北大办学方针，与自身思想认识上的认同相一致，是他高度的敬业精神，将营救、保护学生看作是作为校方负责人的责任，因为人家将子弟送进学校，就是相信学校，学校就有保护之责，如果学生被捕入狱，如何向家长交代？为了维护学生的安全，他不顾自身的安危。这种强烈的敬业精神，产生高度的责任感。营救学生，也反映毅生师是非分明。他说不满现状的人，可能“最爱国”，以奸宄视之，岂不冤枉好人。由此可见，毅生师极具正义感，对学生充满爱心。

总之，毅生师在北大为革命者营葬，营救、保护学生，满足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是忠实执行北大“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实现他的“学术自由”的理想，反映出他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正义感。他为北大的“学术自由”尽了心、用了力，是北大的功臣。1999年9月1日，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举办毅生师百年冥诞纪念会，说明他活在人们的心中!毅生师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毅生师的爱国思想是时代观念的体现——爱国者的表率

爱国对于毅生师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事。他有思想、有行动，体现在他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以及他的史学著作和教学活动中，而且成就卓著。

1907年，8岁的毅生师在北京入小学读书，同学中有广东香山人杨健。当时由于葡萄牙侵占澳门，澳门原来是香山县辖境，两地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许多香山人印了不少的图片，反对葡萄牙侵略行径，杨健将图片给毅生师看；还有一位福建惠安人庄绍祖，他的亲友有许多华侨，传来了不少反满的言论。这两件事在毅生师“幼小的心灵中，印象很深”。那时他虽然不可能理解多少革命道理，但是埋下爱国思想的种子。1911年，即辛亥革命这一年，12岁的毅生师考入顺天高等学堂的中学一年级，这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担心中国将被瓜分，年轻人尚武，学军事，准备保卫祖国的本领。顺天学校高年级同学发动课外军事训练，称为“兵操”，毅生师参加操练，因为年幼，背不动枪，只是随队走步。那时学生、知识青年、一部分士大夫爱国热情增长，形成某种社会气氛，年幼的毅生师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受长辈和学长的感染，自发地萌发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对16岁的毅生师刺激最大，印象最深。社会上掀起反日高潮，抵制日货，毅生师与爱国者一样不再购买日货，他同表兄、留日归国的张耀曾一同去西郊玉泉山游玩，张耀曾在塔上题诗，谴责袁世凯卖国，他在友人的带动下，更加增强了爱国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毅生师，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和同学一道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表现出反帝爱国激情。这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又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福州的学生游行抗议，北京的福建籍学生起而响应，组织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毅生师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到街头演说，宣传不买日货，并举办游艺会，学生联合会进行募捐筹款。在该会《闽潮周刊》上，毅生师用“攫日”的笔名发表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毅生师结束学生生活以后，当然不再直接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但改换方式，拿起笔来进行。1922年他在法权委员会工作，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正式出版，对帝国主义在我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侵略行径予以揭露和谴责，主张撤废这一权力。这是毅生师第一部学术著作，恰是反帝爱国的内容。这自然不是偶然出现的，是他自幼即具有爱国思想的必然表现。

在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抗战，那时日本在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制造“满洲独立论”的谬论，毅生师为了驳斥敌人，写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年)、《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年)等论文，用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了满、蒙、汉三族的血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指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给敌伪制造的谬论以狠狠的抨击。

毅生师不仅在学术上批判敌伪谬论，更以民族气节作为衡量人物的基本标准，哪怕他是师生朋友，也不例外。七七事变后，北大的一位学生因肺病不能追随毅生师南下，毅生师要他病好后赶快去内地复学，特别告诫他：“要注意出处大节，不要当汉奸!”可以设想，他是怕年轻的学生一时糊涂给敌伪做事，而预先加以教导。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文化汉奸周作人，当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向南京政府高等法院上书，为其说情，有人要毅生师签名，毅生师认为：周作人虽然是我的老师，过去亦时有联系，但“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遂拒绝签名。于此可见毅生师是多么看重民族气节，对丧失气节者绝不宽恕，是非分明，大义凛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毅生师的爱国精神继续发展，深入到教学和研究领域，“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向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53年，他根据古代史籍中有关石油的记载，批评中国无石油的说法，为我国发展石油工业提供一些历史根据。

毅生师的爱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更是亿万爱国者中的一个典型。爱国观念、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两宋以来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为两宋，是热爱以汉族为中心的爱国观念的真正形成期，明清之际使这一观念有所发展，这时主要是反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维护汉人建立的王朝，热爱汉人君主的国家；二是清朝末期19、20世纪之交的年代，以反对满人君主为主、兼顾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潮大兴，因中国受列强侵略，清朝政府屡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面临灭亡或被瓜分的危险，爱国的人们既痛恨外国强盗的侵凌，又愤懑于以满人为主体的清朝政府的无能，于是进行反清革命，提出爱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即以汉人反对满人的清朝统治，在推翻清朝之后，建立民主国家，全力对付外国强盗。辛亥革命理论家章太炎是此种论点的倡导者之一，他说：不打倒清朝统治，中国就不能独立，“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而推翻清朝，建设民主政体的国家——“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三是20世纪10—4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人的共识，将爱国发展到新的高峰。清朝灭亡之后，时代的任务，不少人说是两个，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消除军阀割据统一全国；或者说是三条，就是加上一个革命。无论是两点、三点，反帝是首要任务。这时人们对国家的认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明得多。过往爱国基本上是爱汉人之国，而且是君主之国，这时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爱国是爱多民族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国家，比古代范围广阔得多，内涵深刻得多，换句话说，这是以中华民族的团结号召国人爱国，去对付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比我们文明先进的帝国主义强盗。

但是，人们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革命先驱对民众的爱国表现常常是不满意的，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庭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因此中国人愿意为家族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梁漱溟甚至认为：“在中国宁为众多家族和合相处的一大社会，而不真正是一个国家。”孙中山是就辛亥革命前后的历次革命事件中的民众表现讲的，梁漱溟则是就近代国家的水准论述的，他们要求甚高，但是到了五四以后，中国的民众，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爱国认识大为提高，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才能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内涵的深刻、热情的高涨是前所未有的。

前述毅生师的爱国是与生俱来，就是指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笼罩在爱国气氛当中，给人以爱国思想和感情，而帝国主义的每一个侵略行为，都刺激中国人爱国热情的高涨。毅生师从小耳濡目染外国的欺凌，通过一个个事件，提高了认识，积聚了丰厚的民族感情，立志为民族的解放与兴盛而奋斗，这才有他的走上街头，参加五四运动和“闽案”斗争等等活动，因此说他的爱国与时代的爱国精神相一致，是时代的产物，同样，从他身上体现了时代的爱国精神。如果仅仅说到这里，是只看到事情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表象，因为毅生师的爱国有着他的特点：第一是持续性和一贯性，他的爱国是始终不渝的，终其一生，即在先追求民族解放，其后期望国家富强；第二是务实性，不仅表现出爱国激情，一时的示威游行和拒买日货，而且进行艰苦细致的学术研究，撰写《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等著作，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及为其辩护的谬论；第三是传播爱国思想，他不仅自身倾力爱国，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的教育，他富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文论，无疑还会感染他的读者。正因为他有着这些特点和业绩，说他是爱国者的表率，是不过分的。

学人教务、教学研究双收效的楷模

毅生师是教育家、历史学家，一般说来，一个人身兼二任是很难样样都做好的，因为做教育行政工作，占去了精力时间，势必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成绩，因此一般人很难兼具这两个头衔，毅生师做到了，而且还达到楷模的境地，对今天大量的“双肩挑”教师或其他类似的工作者来讲，不无可借鉴之处。

在北京大学时期毅生师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前已说到，在南开大学，他出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其他社会兼职甚多，不必胪列。北大、西南联大、南开的行政事务，特别是北大事务的殷繁，耗费毅生师的精力太多，可是他一样教课，而且所开设的课程门数相当多，前后计有：国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清代史料、历史研究法、元明清史、中国近代史、隋唐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清史概论、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20余门，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以中国古代史为多，在这个范围内，上起魏晋，下至明清、近代，旁及专题史；再一个领域姑名之为文献学，包括史料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此外是历史研究法，古代地理学，文字学。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专职教师，恐怕也不容易开设出这么多领域的这么多课程。

教学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挤”，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一分一秒地争，用到备课和学术研究上。毅生师讲到抗战前的备课情形：“当时每天行政事务冗杂，占去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只好利用晚上从事备课和进行科研工作。”这时他讲授古地理学，在晚上编写出《古地理学讲义》；讲授校勘学，为配合课程实习，“利用晚上的零碎时间，每天校勘《世说新语》数页，假日亦不间断”。他在教学的同时，还使用校勘学的方法，写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张穆<鞨斋集>稿本》等论文。真是行政事务、教学、科学研究三不误。作为毅生师的学生，每次去他那里请教，都见他或伏案写作，或读书查阅资料，或排比资料卡片，无有闲时。有一次见他在复写论文，我看着费劲，问他为什么不让别人抄写，他说为的是边抄边作修改，还是自己复写好。他是挤时间，力求提高科研质量。

毅生师为了教学与学术，宁肯不续弦。毅生师38岁时，师母仙逝，他痛苦万分，难以解脱。后来友人多次劝他续娶，他因见一些朋友重建家庭后带来的矛盾和不安，影响精力，决定不再结婚。为此他说：“一定要以学业为重，决不以家事干扰自己的事业。”学业、事业为重，生活为次，牺牲了许多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从而赢得一些时间，从事教学和研究。我们今天拜读毅生师的著作，就是他这种牺牲精神所得的成果，从中我们也感到他牺牲的代价太大，令我们对他的敬仰来得更加浓烈。记得在1981年的一天晚间，我去看望刚从北京回来的毅生师，他说任继愈先生对他说，他有两件事做得对，一是行政事务无论怎么忙，都能坚持教学与研究，二是中年丧偶不再续弦。在言谈中我感到，毅生师有一种知己之感、欣慰之感。就我的记忆，毅生师从未在我们学生面前谈自己的家事，特别是私生活，这是唯一的一次。任继愈先生所说极是，他是非常理解老师的，毅生师的知己感大约也正在这里。任继愈所说的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唯因生活上的牺牲，有益于赢得时间、精力去进行教学与研究。当然，在做行政工作时，要能教学，得有从事教学的强烈愿望和毅力，没有这种意识和毅力，就会在琐务缠身中不去捕捉可能利用的时间，就难得有学术的成就，特别是像毅生师那样的卓越成就了。行政事务与教学研究双收获，这是毅生师留给后人的一项宝贵遗产，对“双肩挑”者尤其如此。

(1999年8月29日写于顾真斋，载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

1. 《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
2. 《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1991年。以下只注书名及页码。
3. 《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 张世林编：《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年。
5. 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第393页。
6. 《郑天挺学记》，第362页。
7. 《郑天挺学记》，第138—139页。
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93页。
9. 《郑天挺学记》，第360页。
10. 《郑天挺师百年诞辰纪念》，台北《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第32页。
1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93页。
12. 《郑天挺学记》，第371页。
13. 《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5页。
14. 《郑天挺学记》，第96页。
15. 《郑天挺学记》，第397页
16. 《郑天挺学记》，第401页。
17. 《章太炎全集·复仇是非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册第271页。
18. 《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7页。
19. 《梁漱溟全集》卷7，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
20. 《郑天挺学记》，第384页
21. 《郑天挺学记》，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