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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我的旧照片。照片里，表姐抱着我。那时我还是一个婴儿，周末刚完成洗礼，穿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缎面裙子。照片是在纽约拍的，我们坐在一张覆着塑料罩子的长沙发上。表姐比我大一些，五六岁年纪。照片里，我不住地扭动，带着一种婴儿特有的无端恼怒，四肢定格在一个尴尬的角度。

我很感激，家里还能找到这么多我童年时期的照片，因为我以各种方式忘记的东西太多了。

对我生命中的很多很多年，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家人常常会说：“记得那会儿……（插入重要的家庭时刻）”每当这时，我眼前一片空白，对这些时刻没有丝毫回忆。我们虽然共享同一个过去，却并未共享相同的记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句话最能描述我和家人以及我生命中几乎每个人的关系。我们共享美妙的生活，但并不分担那些对我而言更加难熬的经历，对于那些艰难的时刻，他们所知甚少。我记得住的和记不住的事情并无规律和缘由可循。我也很难解释那些记忆为何会缺位，因为对于另外一些童年片段，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它们清晰得恍如昨日。

我的记忆力很好。即便是多年以前和朋友们的谈话，我也能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内容。我记得自己四年级的老师头发银灰，也记得自己三年级时因为上课无聊读课外书而惹祸上身。我记得我叔叔婶婶在太子港的婚礼，还记得我被一只蚊子叮咬后，膝盖肿成橙子那么大。我记得好的事情，也记得不好的事情。然而，必要时，我可以剥夺自己的记忆。当有必要删除记忆的时候，我就这么做过。

我有一些从父母家里拿来的相册，装满了我和两个弟弟小时候的发黄照片。虽然那是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前，但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似乎都被拍下来了，每张照片都被洗了出来，并精心存了档。每本相册上都标有一个圆圈，里面写着一个大数字。其中许多相册里都有关于名字、年龄和地点的简短注释，就好像我母亲知道，这些记忆需因某个缘由被保存下来。她用坚忍的意志和她特有的优雅教养了我们姐弟三人。她在我们身上投入的爱是如此强烈，这种激情只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势不可挡。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她把这些相册按顺序排成整齐的一排。一本册子满了，她就去买新的，再把它装满。

母亲用心去填补我童年时的一些空白，即便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她记得所有的事情——要么她总会给人这种感觉，要么事实正是如此——直到我十三岁上了寄宿学校，那里再没有人为我保留记忆了。

母亲现在仍然拍照，什么都拍。她的Flickr上有两万多张照片。她拍她自己的生活，拍我们的生活，拍我们生活中的人和地方。我博士论文答辩那天，她在现场，骄傲地注视着我，每隔几分钟就拿起相机拍一张新照片，尽可能地捕捉我答辩的每一秒。在另一次于纽约举办的我的小说阅读会上，她再次带着相机出现，记录下另一个难忘的时刻。

人们经常注意到，我会拍下每一个微小的事物。我告诉他们，这样我就不会、也无法忘记所有我见过和经历过的美妙事物。我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是，我的人生跟以前大不相同，这些记忆对我来说格外珍贵。但还不止这些。我会以无数种方式感知到自己确实是母亲的女儿。

我婴儿时期的相册封面是白色的，上面点缀着闪光的小点点。“是个女孩！”几个字醒目地印在封面上。相册第一页写着我父母的名字，以及我的各项信息——出生日期、身高体重、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这一页还印着我的两只黑色小脚印，上面写着“女孩盖伊”。我是早上七点四十八分出生的，我确信正因如此，我才不是一个能早起的人。“宝宝生活中令人兴奋的回忆”一栏下有很多空行，都被我的许多“第一次小小成就”填得满满当当。显然我两岁半就能识字母表，三岁就会看时间。我母亲骄傲地写下：“五岁时几乎什么都能读。”这是她的原话，字迹清晰可辨。不过根据家人的另一种说法，大约在那之前一年半左右，我就已经能和父亲一起读报纸了。

我的母亲记录下了我五岁以前的身高和体重。我有一个大脑袋，是三角形的，这在一对夫妻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身上常会出现。母亲说她花了好几个小时来捋圆我的头。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后的第十三天，那天的《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刊登了一则我的出生记录。这则剪报和我的出生证明原件，以及贴在我医院摇篮上的小卡片一起保存在这本相册里。那时，母亲二十五岁，父亲二十七岁，他们都如此年轻。但跟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们成家算是晚的。我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没有拼错，只有一个n，这个出生证明是粉色的。当时还没有所谓的多元性别文化——女孩是粉色的，男孩是蓝色的。就是这样。

在我和母亲的第一张合照中，她抱着我，乌黑的头发扎成一条粗粗的马尾辫，浓密的发丝从她背上如瀑布般垂下。她看起来年轻漂亮，不可方物。照片里的我刚出生三天。这其实并不是我们两人的第一张合照，我母亲还有一张怀着我时拍的孕妇照。那时她挺着大肚子，自信地穿着一袭时髦的蓝色超短裙，踩着一双厚底高跟鞋，头发蓬松地披散在后背上。照片里她靠在一辆小车上，看着摄影师，也就是我的父亲，那眼神无限缱绻，让我想转过头去，给他们留一些私密空间。母亲是我所认识的最不愿袒露内心的人，可她却把这张照片放在相册里。她想让我看到这张美妙的照片，让我知道她和父亲一直深爱着彼此。

这些最老旧的照片在相册里放得太久，都粘在内页上了。如果把它们拿走，定会毁了它们。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在我和父母的每一张合照里，他们都微笑着注视我，好像我是他们世界的中心。我曾经是。现在也是。这是真的，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每一件我身上美好而强大的事情都始于我的父母，每一件都绝对如此。几乎在每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里，我都笑得如此有感染力，每次我看到它们都忍俊不禁。世界上到处都是快乐的婴儿。我也曾经是一个快乐的婴儿。这一点无可争辩。

我最好的朋友说，婴儿很可爱，但他们很没用。他们没法为自己做太多事。你必须爱他们，即使他们很没用。在我的那些单人照片中，我全靠椅子扶手或几个枕头支撑着。在一张照片中，我独自坐在一张铺着一层厚锦缎的丑陋红沙发上，显然在大声狂叫。这样的照片不止一张。当你知道那些尖叫宝宝正是间或爆发出婴儿愤怒的快乐宝宝时，那些尖叫的照片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我看着这些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心想，我长得像我的侄女。事实是我的侄女长得像我。无论如何，家庭基因就是这么强大。我们总是被紧密联结在一起——通过我们的眼睛、嘴唇、血液以及血肉凝成的心。在我三岁的时候，弟弟乔尔出生了。相册里有他的照片——他棕色皮肤，体形溜圆，满头乌发，在我旁边或坐或站。

成年之后，我曾无数次地翻阅这些相册。我一直在努力去回忆。起初，我寻找一些能给我自己孩子看的照片，可以告诉她：“你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样，如果我有了那个孩子，她或许就会知道，她的家人懂得如何去爱，无论这份爱多么不完美；她或许就会知道，她的母亲一直被爱着，她自己也将永远被爱着。向孩子表达多种形式的爱是很重要的，这是我必须为她做的一件美妙的事情，不管这个孩子是如何进入我的生活的。我也研究那些照片，研究照片里面的人；我回忆那些名字、那些地方以及那些重要时刻，但其中很多我都忘记了。我试着拼凑起那些已被我小心翼翼抹去的记忆。我想要弄清楚，自己如何从这些完美镜头里的孩子，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我。

我其实心里知道答案，抑或我并非真的知道。我知道答案，但我想，我真正想要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当时和现在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距离。个中原因很复杂，令人捉摸不透。我想把原因握在手里，解剖它，撕碎它，将它烧成灰烬，然后在灰烬里找寻。尽管我也担心自己在那灰烬里看到什么之后，会做些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能否找到原因，但当我一个人时，我就会像着了魔似的坐在那里，慢慢翻看这些相册。我想知道那里有什么，缺失了什么，发生过什么，哪怕我仍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还有一张我的照片。照片里我五岁，眼睛很大，脖子干瘦。我趴在沙发上，两脚交叉，盯着一台塑料打字机——很可能正在做白日梦。我常常沉浸在白日梦中。即便在那会儿，我就已经是一名作家了。年幼时，我就开始在餐巾纸上画一座座小村庄，写一些那里的人的故事。我喜欢描写那些故事时，想象与我不同的生活时，从现实中解脱出来的感觉。我的想象力非常丰富。我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我讨厌被人从白日梦中拽出来，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在我的故事里，我可以为自己虚构一些我没有的朋友。我可以使许多自己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为可能。我可以是勇敢的。我可以是聪明的。我可以是有趣的。我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一切。当我写作时，我感觉到快乐是如此简单。

还有一张我七岁时拍的照片。照片中，我穿着连体工装裤，显得喜气洋洋。我小时候经常穿连体工装裤。我喜欢它们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有很多口袋，我可以把东西藏起来，而且这种衣服很复杂，上面有很多纽扣和需要系带的地方。它们让我感到安全且舒适。在那个时期，大概每三到四张我的照片里，就有一张是我穿着工装裤拍的。这很奇怪，但我就是个奇怪的人。在一张特别的照片里，我和弟弟乔尔在一起，他摆出空手道的动作踢我，而我试图躲开他的小脚。他从过去到现在都精力充沛。我们相差三岁，玩得很开心。现在我们之间还非常亲密。我们当时都很可爱。看到自己身上那种纯粹的快乐，我感到很难过。我愿意付出几乎一切来重新换取那样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