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高原

2003年8月，我应邀参加海外华文作家观光采风团，与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菲律宾及泰国的十位同仁一起，从广东沿海出发北上，至青岛、青海，然后抵达北京。十天的行程中，感受良多。然而印象最深的，应该算在青藏高原的那几个日夜。趁着记忆尚鲜活之时，将青藏高原的数件趣事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在飞机渐渐接近西宁国际机场的时候，一路的笑语喧哗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听见了自己狂野的心跳。地貌的变化本来是预料之中的，然而青藏高原依旧在第一眼里就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山峦在下午的阳光里变幻着层次和色彩，线条是如此的分明和刚硬，毫无逢迎之意地把一切过渡部分通通抹去。满地都是狭长的植被，一些极绿，一些极黄。同伴告诉我，那黄的是正在凋谢中的油菜花。想象中，青藏高原应该是一片无边的苍凉，没有想到暮夏的日子里竟还有如此欢愉鲜活的色彩。

我们下榻在青海宾馆，那是当时青海全省唯一的四星级宾馆。大堂灯火辉煌，室内的设施却已相当陈旧，服务员的表情里明显地带着沿海地区少见的直截了当。然而追寻都市文明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在极具青藏特色的晚宴上，在主人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们的心早已恍惚地飞离都市，飞到那片离天很近、离地很远的地方。那个晚上，在极度的疲惫中，我却迟迟难以入眠，心在期待中温柔地颤动着。

次日清晨的第一站是塔尔寺。塔尔寺是为了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藏语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像弥勒洲。塔尔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最盛时有殿堂八百多间，占地达一千亩。

在寺前，我们见到了此行的导游雪儿达娃（藏语意为蓝色月亮）。和她的名字一样晶莹透亮的是她年轻的微笑。雪儿十八岁，旅游学校毕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也略识英语和日语。雪儿穿着一件绣满金花的藏袍，颊上挂着两朵高原红，辫子上的银饰物在她步子的间隙里发出轻轻的震颤。雪儿带领着我们在大小金瓦殿、弥勒殿、释迦殿、文殊菩萨殿和四大经院间穿行，每一片金墙绿瓦上都写满了年月和历史。雪儿的声音如珠玉在午间静谧的四壁中飞溅。虽然行前就已经知道了进入寺院的某些禁忌，在酥油灯剪出的肃穆庄严中，我们还是感到了脚步的拘谨和惶惑。

在金瓦殿门前，我们遇见了一群藏族妇女，衣鞋头脸上沾满了长途跋涉的泥尘。她们用两块几乎磨穿了的布片垫住手掌，在寺院门前的台阶上全身匍匐在地，一次又一次地磕着长头。在磕长头的空隙里，我终于有机会和其中的一位搭上了话。她通过雪儿对我说，她一生的愿望就是磕足十万个长头。“祈求什么呢？”我无知地问。她笑了，露出两排粉红色的牙龈：“来世依旧转世为人。”我默然。十万个长头将铺到天地的哪一方呢？她似乎读懂了我的疑惑，指了指手里的念珠，说每五个头是一颗珠子。她手里的珠串很长了，却还不够长。我知道她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了一个简单得几乎可以称为幸福的信念。

走出寺院的时候，雪儿腰间一柄小巧玲珑的手机响了起来，接完电话她眉眼里盈盈的全是笑意：“塞赤活佛答应和你们见面了。”雪儿说塞赤活佛是地位仅次于班禅的一位大活佛，平日深居简出，极少与外人会面。这次的破例与其说是因为我们的特殊身份，不如说是因为他与雪儿的私交。我们的行程里原本并没有这个安排。我们被这个意外击中，一时喜形于色。雪儿张罗着带我们去买送给活佛的哈达。“这叫请，不叫献。活佛祝福过后，是要还给你们的。”雪儿认真地纠正着我们。想起“文革”中请宝书宝像一说，我们忍不住莞尔一笑。“白色的代表纯洁，蓝色的代表吉祥，黄色的代表高贵。”店员仔细地帮助我们挑选着哈达，同伴们在纯洁、吉祥和高贵之间长久地犹疑抉择着，最后终于决定三样都要。出售哈达的店铺与寺院之间几乎是一步之遥，这样的地理位置本该引起的另外一些猜疑，被我们轻而易举地压抑住了，俗世的猜测是在下山的路上才渐渐浮上心头的。

带着五颜六色的哈达走进塞赤活佛的住处，侍童进去通报，我们的声音立时低敛了下来。脱鞋。将所有手携之物留在门外。跨过门槛（藏俗不能踩在寺院的门槛上）。身穿红黄相间袈裟的塞赤活佛已在门内静候。活佛三十多岁，博学，精通数国语言，睿智祥和的脸容瞬间照亮了原本光线昏暗的房间。在闪光灯交织出来的声响和光亮中，他安然端坐，在世界之中，又在世界之外。他和每一个人合影，替每一个人摩顶祝福。我听不懂他的藏语，也不相信佛教。然而在他低缓的祈祷声中，却觉得有平安如水流过欲望丛生的心间。同伴们开始取下随身饰物，放在活佛面前，乞求祝福，谓“开光”。同行的领队是位年轻男士，却也取下自己的眼镜，放在一堆女人的零碎中。再戴上时，高原的街景有了不同的层次和色彩。“清晰多了。”他感叹着，众人便笑。

下一站是日月山和青海湖。车经过一家帐篷宾馆时，速度渐渐缓慢了下来。这时我们听见了歌声。那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歌声。无曲无调，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却极为高亢自由，与四野浑若一体，宛如天籁。车停下，便有一群年轻的藏族男女飞奔而来，向我们献上了白色的哈达，黑漆的托盘中盛了三大碗青稞酒。在这样浓烈的好客美意中，连最不能喝酒的我，也尝过了这高原上家家必备的御寒美物。酒极好，流过喉咙时是一种清纯的甜香。我喝过了我的酒量，却没有醉。

然而酒和哈达只是前奏，真正的迎宾内容却是歌舞。歌词都是藏语，舞蹈却是不需要语言的。带了酒意的眼中看见了许多翻飞的红袖和踢踏的马靴。歌是旋风似的那种歌，舞也是旋风似的那种舞。后来，旋风刮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成了旋风的一部分。我们惊异地发现，歌舞原来是一种无师自通的本能。

到达日月山的时候，天渐渐阴暗了起来。日月山是大唐文成公主和亲进藏的途经之地，山下有一条叫倒淌河的河流，传说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文成公主不愿让远在长安的亲人知道她的忧伤，于是下令让河流逆向，就有了这条从东往西流的河。我很早就在知名海外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雌性的草地》中知道了这条河流。那部小说带给我的心灵震撼在许多年后依旧余波不息，所以日月山和山下的那片土地也是我多年追寻的梦。可是在下车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肺部急剧疼痛，呼吸艰难了起来。在3510米的海拔线上，高原反应毫无先兆地击中了我。我原为日月山而来，却最终与日月山失之交臂。躺在车椅上，我隐约看见了远处文成公主的塑像，温婉软绵的，富态的，衣裙飘飘的，看不出是悲是喜。如果战事都以这样的方式平息，各国的版图上大约会增添出许多河流的。我想。

我在车上躺了半个小时，便渐渐地恢复了。车离开日月山，向青海湖驶去。到达青海湖边的时候，一天的阴云已经化成了雨。这个在晴朗的日子里如明镜般的湖泊，在雨中却成了一片硕大漠然的灰暗，仿佛是天穹在地面上的延伸。风起来，雨落在身上就有了早来的寒意。我们如惊鸟似的往车里跑去，途中遇到了一群极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孩子们朝我们招手尖叫着，脸儿在风中冻得绯红，鲜艳的藏袍上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泥迹。这样的色彩和背景的组合是高原留给我们的属于白天的最后印象。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拍下了一张没有经过任何人为调教的照片。

离开高原的那一晚，好客的主人自然一如既往地劝着酒菜。那天饭桌上的人都说了些平日里不说的话。那些话在低矮拥挤的都市里听起来可能有些酸，在高原上听起来却是如此的自然。我们这一伙人来自世界的七个国家，大多是初次相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相遇了，生活的轨道从这里分开，也许还有长长远远的并行，也许永远不再交会。然而总会有一天，在惯性生活的某个链节上，我们还会想起高原上曾经有过的一个夜晚。

那一个夜晚，月亮很大。

我们喝了一些酒。

也说了一些真话。或许是，蠢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