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从2010年到2015年间，我去过三趟古巴。面对朋友们的好奇，我一成不变的解释是性价比：用七八百加元的代价，逃离北国的寒冬，享受一整个星期食宿全包的阳光海滩，的确是一桩钱包和身体都感觉舒适的交易。只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没敢说——怕说了显得矫情。我其实是怀旧去的。我的怀旧，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旧，那时我刚出生。也不是60年代的那个旧，那个时代让人心惊，我不想去触碰。我怀的那个旧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么短短的三五年。那个三五年里，包围所有人的那道铜墙铁壁裂开了细细一条缝，趴在那条缝里看世界，是一种放大变形了的新奇。那个年代里的我，还有我身边的许多人，都对未来怀抱着一些朦胧的憧憬和希望，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理想（说到这个词我忍不住羞赧难堪），尽管后来我很快知道那些玩意儿都是年轻和无知的伴生物。那几年的时光瞬间即逝，成了我记忆中永恒的亮点。古巴兴许是如今世界上少有的和那个年代略具相似之处的地方，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里，反复经历着探险、寻求、惊讶和失望。对于古巴来说，我至今还处于出发了却尚未真正抵达的状态——我一直还在路上。

土地：被红与黑同时遗忘的灰色角落

古巴人形容自己国土的形状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是鳄鱼。的确，古巴从地图上看像是一条头朝下浮游在佛罗里达海峡、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鳄鱼。这三片水域给予了古巴绵长的海岸线和源源不断的旅游资源——这在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断粮岁月里救了卡斯特罗一命。这条叫古巴的鳄鱼，在躺着不动的时候就已经得罪了人：它的尾巴几乎扫到了一片打个喷嚏地球就要颤抖一下的国土，这片国土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国。古巴离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最近处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一百五十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假若你把水域想象成陆地，那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假若你把想象力如橡皮筋那样地扯开，就能想到一个体力中上乘的汉子骑自行车早上从古巴出发，马不停蹄，天黑就可以抵达佛罗里达。一百五十公里是个有点小意思的数字，没到这个数字时人还太癫狂，过了这个数字人或许就过于理智，而只有正正在这个数字上时，人才能有些癫狂而又不至于完全丧失理智。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块状似鳄鱼的土地上的人总想驾着各样的船只，冲击一下一百五十公里这条线，因为他们知道过线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我在古巴的三次旅行中很少尝到海鲜，除了在专门对外国人开放的高级餐厅里，后来才知晓，这也是那一百五十公里惹下的麻烦——卡斯特罗政府对出海的渔船控制极严。

我第一次逗留的那个地方叫巴拉德罗（Varadero），它是鳄鱼脊柱尾端向海洋延伸出去的一个细长半岛，最宽之处也只有1.2公里。从下榻的宾馆往前走，过一两条街就是海；往后走，过一两条街也是海，我们居住在一个被两片水域夹住的大约两三百米宽的狭窄陆地上。那一个星期里天一直在耍着小性子，北国的风雪刚刚被我甩在了身后，可是南国的艳阳也并未向我招手。在十二摄氏度的风里行走时，身上的夹克衫瞬间感觉薄如蝉翼。风是从两个方向交错而来的，仿佛两边的水域在轮番叫阵。那时印尼海啸的印象依旧鲜活，任何一丝可疑的声响都会让我生出莫名的惊悚，总觉得这块二三百米宽的陆地还不够海啸轻轻舔上一口。

我们抵达巴拉德罗是在夜里，第二天便是元旦了，我们在古巴睡过了一年。早晨走出门来，吧台的帅小伙们已经在调鸡尾酒了，工作人员正在挂满彩饰的舞台上调试麦克风。昨夜的狂欢尚未睡下，今天的狂欢已经起床，可是我对狂欢兴趣索然。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轻轻松松地找到比这里更好的酒，更精彩炫亮的歌舞，甚至更细软洁净的沙滩，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寻找奢侈——奢侈早已移居他乡。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些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革命的飓风扫过之后的瓦砾，再比如说我的故国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毕竟，我是听着《美丽的哈瓦那》的音乐长大的，我也是哈瓦那的孩子。

其实在下飞机的第一眼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中国的印记。在机场和涉外宾馆之间穿梭行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宇通大巴，连门楣上的安全提示，都是未经翻译的中文。巴拉德罗的街面上找不到红绿灯。他们用不着，因为街上几乎没有小汽车。偶尔开过一两辆，也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老爷车——那是几十年里西方禁运的直接后果。后来在哈瓦那我们终于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却依旧是同样的老爷车，只是颜色漆得光怪陆离。看见宇通巨人般地在缺乏同伴的巴拉德罗街头横冲直撞，不知怎的，我感觉有些扎眼。

我们在宾馆餐厅的厨子眼里，也依稀看到了中国。那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脸上泛着一层与阳光和炉火相关的红油。据说旅游业是古巴人梦寐以求的高收入行业，我不知道在聘用的过程里是否有“政审”一说，只是我没有在这个女人的脸上找到任何类似于优越感的表情。我用英文问候她，她用西班牙语回应我。即使是涉外宾馆，工作人员也几乎不讲英文。我总觉得这与教育水准无关，这里牵涉的其实是姿态和立场。“Chinos？”她问我们。怕我们听不懂，她又用油腻腻的双手将眼角往上扯了一扯。这是欧美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是吊眼。这个手势在美国和加拿大会立即被解读成种族歧视，而在这个女人眼中，我看到的只是善意。我掏出一块硬币塞到她的手里，她收了，并无忸怩之态。女人的手很粗糙，我猜想一天中最耗费她心神的事，大概是怎么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做出看上去比实际重量多的菜肴。

天还早，街上的人群却已经开始聚集，房屋之间的空地上站着一些喝啤酒弹吉他唱歌的人。孩子们跑来跑去，每一个路口都能发现几条铺开四肢酣睡的狗——它们从未经历过汽车的惊吓。今天是难得的假日。我心想。可是我错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有以后的每一天，他们几乎天天如此。他们似乎永远不用上班，可以喝着啤酒把一首歌唱到地老天荒。上帝在创造拉丁族裔的时候，兴许在他们的血液中掺进了兴奋剂，这个民族的快乐从来不需要理由。

再走过一条街，我们发现了一家酒吧，门口有个小乐队在唱歌，是典型的加勒比旋风。看见我们走过，乐手好奇地停下手里的沙球——中国人应该不是巴拉德罗街面上的熟面孔。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接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无法抵御音乐的呼唤，就率先走进了酒吧。话说不通，我们只能傻笑着，各喝各的酒。突然有人把我们推到了麦克风跟前，我们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小合唱的匆匆排练。我们抛出去的第一首歌是《美丽的哈瓦那》。我们唱得很嗨，他们却只是礼貌地微笑着，神情茫然。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意识到：这首歌是土生土长的国货，没吸吮过加勒比的营养。于是我们又抛出了一首《鸽子》，那是地道的古巴民歌。“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可是我们并未在他们脸上呼唤出任何悲伤，他们的表情依旧是一片礼貌的茫然。就在我们准备彻底放弃用歌探路的企图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假若这首歌依旧没有得到回应，我已决定给旅行社打电话，求证一下他们带我们来的那个国家是否真是古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们怯怯地唱出了第一句，很快就有了和声，先是一个，后来是一群，再后来是全体。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歌词在按自己的节奏行进，只有唱到副歌时，在那个“英特耐雄纳尔”的节拍上，我们严丝合缝地踩上了彼此的点。人群开始走近，我们围成了一个圆圈，圈子越来越紧，我们开始握手拥抱。对过的一个男人高举着酒瓶，对我们喊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抵达古巴以来听到的第一句英文：

“Brother！”他说。

我有些疑惑。在这个但凡有子女被录取在哈佛的中国母亲都要写一本育儿心得，每一家略有门脸的中国饭店都在卖百威啤酒的时代里，我们，中国和古巴，还是弟兄吗？

还有，在过去，我们曾经真是弟兄吗？

这个疑问是在后来的一次哈瓦那之旅中凸显出来的，那次我们走进了古巴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气势雄伟，有好几个楼层，里边陈设的除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使用过的旧物，还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我在照片里找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维埃农场的康拜因，我甚至发现了胡志明和他的战友们。可是我没有找到毛泽东。我不仅没有找到毛泽东，我甚至没有找到中国的纺织女工或者是在水田里栖息的牛。我身上那点残存的“哈瓦那孩子”的血开始在太阳穴上涌动，我和那位音乐家朋友冲进了纪念馆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三四个工作人员，面对我们所有的“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始终一致：No English（不会说英文）。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和语气都十分平静，我们绝无可能在这堵以不变应万变的铁壁上砸出一丝裂缝。正打算撤退，那位音乐家朋友突然抛出了一个新招：用歌声敲门。我们在古巴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一个真理：语言走不通的路，歌声兴许能。

这一次，他唱的歌我完全陌生。

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也为了自由，

我们一起斗争……

后来他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叫《七·二六颂歌》——7月26日是古巴革命纪念日。他比我年长几岁，多学过几首歌。

办公室的人都怔住了。他们大概从未听过一个外国人用一种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如此准确而富有激情地演绎完了这样一首属于他们的年代歌曲，直至最后一个节拍。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大楼的砖缝里钻来钻去，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声。

歌很长，他唱完了，很久很久，墙壁都还在震颤。

四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这才发觉门外的走廊和大厅里，到处围满了人。

“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支持古巴……”我的歌唱家朋友指了指膝盖的位置，语无伦次地说，英文被激动撕扯成一床烂棉絮，“可是你们，怎么，怎么可以……”

一位中年妇女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紧紧拥抱我们的歌手。

“我们一定跟馆长转达你的意见。”她说。

她忘了，十分钟前她还不会说英文。

回到车上，我们依旧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古巴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我们质疑一切是否真有必要——独立之必要，革命之必要，坚持之必要，或者说，妥协之必要。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它只不过是四年前另一场争论的延续而已。

那次我们去的地方叫圣卢西亚（Saint Lucia），在鳄鱼的上腹部。我们跟着旅游车去附近的卡马圭（Camaguey）古城游览，沿途的景致相对单一，都是些一马平川的绿色农田和偶尔出现的旧农舍。“不要被那些绿油油的颜色忽悠。”导游告诉我们，“那都是毒草。只要地里长着这种植物，其他作物就别想存活。它们蔓延的速度极快，而且不能根除。唯一摆脱它们的方法就是烧荒，要连续烧上三季，之后才可以种植一些生长力旺盛的植物。”

这里曾经是肥沃的甘蔗林。导游说。这里出产的蔗糖，曾经源源不断地送到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换来石油、粮米和日用品。随着东欧的解体，大部分的糖厂关闭，蔗林便沦为荒芜之地。

我的心抽得很紧。我心疼，却不完全是为古巴。在这个自然资源如此稀缺的世界上，竟然有千万顷田园如此荒芜着，等待着一把烧山的烈火。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带着这把火进来的，会是美国的百强企业，还是中国的煤老板，抑或是阿拉伯的石油大亨？

古巴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那条鳄鱼曾是一块被西班牙、英国、美国同时垂涎的肥肉。作为美洲第三大都市的哈瓦那，曾带给过世界怎样纸醉金迷的夜生活？

假如1492年哥伦布未曾发现这条横卧在加勒比海的鳄鱼，今天的古巴该会如何？假如1763年英国不曾把短暂地获取的古巴主权归还给西班牙，今天的古巴将会如何？假如1896年美国成功地从西班牙手里购买了古巴，今天的古巴又会如何？古巴可以隶属西班牙，可是它不肯。古巴可以隶属英国，可是它没有。古巴有一千个理由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它依旧没有。

原因很简单：这块鳄鱼形的土地上除了盛产甘蔗，也盛产硬汉。硬汉不想仰人鼻息，硬汉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可惜硬汉的力量不够。难倒硬汉的不是勇气，而是物资，所以硬汉不得不求人。硬汉搬了美国来打西班牙，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却不肯走，硬汉只好搬来苏联赶美国。于是古巴就陷入了这样一个用依赖来实现独立的怪圈。

我们是在哈瓦那逗留期间听到古巴和美国复交的新闻的。古巴人终于可以过上好一些的日子了，街上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里，不久将会被美国黄油和高露洁牙膏填满。可是我却兴奋不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怪圈的终结，还是另一个怪圈的开始。

人：遭遇资本来袭的革命后裔

在古巴街头，你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群在排队，有的能看得出所以然，比如排在副食品店前的队，大概是在等候凭票供应的新鲜食品。而排在公园门口的，大多是为了一客冰激凌。排在银行门前的，极有可能是在等着换取可兑换比索——我们自己就排过这样的队。在排队的过程里，我们也学会了当地排队的规矩：你需要在人群中找到队尾的那个人。只要得到了那人的认可，你在队伍里的合法性就不会遭受任何质疑。古巴的货币制度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都是双轨制，当地人使用当地比索，而外国人则使用类似于我们当年的外汇券的可兑换比索。这两者之间的汇率差别巨大，后者大约是前者的二十五倍。可兑换比索的好处不仅仅在差价上，它还能买到当地比索买不到的紧俏物品。所以，银行门前似乎总是排着长队。

偶尔也会有让你猜不出缘由的队列，比方说那天在哈瓦那街头。那支队伍很长，绕着街角转了几个来回。排队的人手里没提篮子和塑料口袋，看不出与购物有明显的关联。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才终于明白这些人原来是在等周五的芭蕾舞票，而那天是周日。对一个据说人均月收入只有十来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队列让人心生敬意。

那天我们是想去哈瓦那大学的——我们对古巴的校园生活充满了好奇。另外，我们也想找一个能上网的地方。古巴的网络只对外国人开放，费用昂贵，且网速极慢，即使在五星级宾馆也很难查询网络信息，我们在古巴的日子里几乎与世隔绝。

在这之前我们去过几家学校，在巴拉德罗，在卡马圭，在哈瓦那，有中小学，也有幼儿园。古巴的涉外政策与当年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当地人被禁止进入涉外宾馆，而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除了军事基地之外的几乎任何地方，包括黑黢黢空荡荡的食品商店和接近于贫民窟的老街区，卡斯特罗似乎不怕掀起裤子让你看屁股上的疖子。我们没有遭到任何拦阻，堂而皇之地闯入了几家学校。校舍大多简陋却很干净，漆成海洋色调的墙壁上，画着各样色彩浓烈的宣传画。教室里的设施很简陋，在一家临街的幼儿园里，我们看见了一台用纸箱子糊成的电脑，黑笔勾勒出来的屏幕和键盘看上去有些潦草。可是孩子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穷，他们见到客人老远就主动招呼，神情活泼而纯真，并无经过洗脑教育的儿童脸上特有的刻板和麻木。不知这些从未触碰过真实电脑的孩子长到大学年龄时，会不会也成为“拇指一族”？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走进了哈瓦那大学。校园在山坡上，要走过很多级台阶。那是一座殿堂式的建筑，大门前耸立着几根极有气势的罗马廊柱，台阶和墙面上长满了黑色的寿斑，却依旧看得出曾经的辉煌。正值周末，校园出奇地安静，我们绕着庭院走了几圈，才遇上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像是恋人。他们看见我们，便热情地走过来打招呼——这是我们第一次遇上主动和我们说英文的人。

他们是历史系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巴现当代历史。我问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女生英文水平有限，只是微笑不语。男生思索了片刻，才说我想教书，也想写书，我要告诉大家古巴这些年发生的事，全世界不能只有美国一个声音。

他的肤色白净——那是几代欧洲血液在加勒比基因中的沉淀，衣着得体，英文几乎听不出口音。他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大概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青春和理想相遇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合宜。

假若我就在那一刻离开，我或许可以保持对哈瓦那大学近乎完美的记忆，可是我偏偏决定滞留，于是我亲手毁灭了一桩虽然很小却依旧难得的满足。

当我们走到数学楼前时，我们遇到了另外两个学生。他们见到我们，也主动走过来，热切地操练起英文。他们是数学系的学生，辅修历史。什么年代的历史？当然是古巴现当代历史。

哈瓦那大学还有没有别的历史课程？我暗想。

我问他们，业余时间做些什么？篮球，还是游泳？我特别挑出这两项运动，是因为它们都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他俩的回答却让我惊讶：他们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货币。“能让我看一眼加拿大纸币吗？”其中的一个小伙子怯怯地问。

我毫不犹豫地取出了我的钱包，抽出一张印着伊丽莎白女王头像的二十元纸币——是塑料纸的新版。他们对着阳光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然后还给了我。

他们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里的几座雕像和纪念碑，甚至还有一辆古巴革命中使用过的坦克车。我们的谈话围绕着校园生活渐渐铺展开来。我问他们学费昂贵吗。他们说是政府负担。那伙食费呢？也是政府负担。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年代，那时国家为我们支付学费，我每个月还能拿三十五元补助。

“只是，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很少吃到肉。”他们彼此对望了一眼，犹犹豫豫地说。

这是两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啊。我的心里隐约生出一丝疼意。

“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肉，我有可兑换比索，我可以给你们买火腿香肠。”这句话没经过脑子，直接从我的喉咙溜出了舌尖。

“其实，假若你愿意，你可以给钱，我们自己去买。”一个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打开钱包，抽出了那张被他们仔细研究过的纸钞。

“假如你愿意，你还可以多给几张。”另一个小伙子扫了一眼我的钱包。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第一次打开钱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清了里边的存货。我闻到空气里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变味。

“不，我们自己也要用。”先生果断地合上我的钱包，拉着我往山下走去。我听见身后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是他们追上来了。

我们怎么跑得过他们？喊也没用，校园里没人。我近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挡在了我们跟前，高大，黝黑，威猛。

“我们也有一样东西送你，是切·格瓦拉任古巴银行行长时发行的纸币，上面有他的签名，市面上不多见的。”他们说。

下山的路上，我捏着那张印有切·格瓦拉签名的等值于四十美分的十比索纸币，默不作声。我突然开始怀疑周遭的一切：那些墙面上的黑斑，那寥寥几个在校园里时隐时现的人影。也许，我在这里看见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它们都是某项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兴许他们，真的是饿……”同行的朋友试图安慰我。

我们坐上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的指令心不在焉，他的目光好奇地落在我们拿来作地图用的手机上。这样的目光我们很熟悉。两天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在哈瓦那街上拍照时，身后走过来两个年轻人，顺手将她手中的iPhone“抢”走了。我在“抢”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字是否使用得当，因为当我的朋友跑过去和他们交涉时，她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立刻把手机还给了她，顺便送给她一个几乎有些羞涩的微笑。整个事件的实质因此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到现在也无法断定它到底是一个带着小小恶意的玩笑，还是一桩藏着些许幽默的抢劫。

而早在五年前我们的第一次古巴之旅中，我们就有过一次与iPhone相关的奇遇。在巴拉德罗的一个酒吧里，我们碰到了一位穿着和化妆都很大胆的中年女子。据她说她在多伦多市区开着一家高档的意大利餐厅，一年工作358天，剩下的那个星期到古巴度假，年年如此。那是个早晨，酒吧刚开门不久，她的桌子上却已经堆了四五个空啤酒瓶。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iPhone——那时的版本大概还是第三代，对我们扬了一扬，说古巴真是个好地方，一部破手机，就可以让我过上奇妙无比的七天。她说“奇妙无比”这个词的时候，眉毛朝后挑了一挑，我们这才注意到了她身后坐着一个古巴小伙子。小伙子大概刚从海里游泳回来，棕黑色的肌肤上闪耀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他听不懂英文，只是对我们腼腆地微笑着。女人喝完了第六瓶，或许是第七瓶啤酒时，便起身离开了酒吧，带着她的iPhone。小伙子尾随着她，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一个房间。我远远看见窗帘轻轻一抖，阳光给挡在了外边。

“这是最新版本的iPhone6 Plus吧？”司机问我们。

“还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们要去美术馆？”我把手机咚的一声扔回了手提包。

我被自己的语气吃了一惊，立刻感到了羞愧。我知道我的火气跟这个满头是汗的中年人毫无关联，他只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把车停在了哈瓦那大学门前而已。

太阳已正正地升到了头顶，阳光把一切景致洗刷成一片煞白，街道便再也无法藏匿它的痂疮和皱纹。我对一切突然失去了兴致。

“不去美术馆了，去El Floridita吃饭吧。”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El Floridita是海明威当年常去的一家餐馆。古巴街角的每一家餐馆，都可能钉着一个“海明威曾在此就餐”的铭牌；每一份酒水单上，都可能注明“这是海明威爱喝的酒”。海明威住过的旅馆和农场，早已被开辟成纪念馆，而且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大致模样。全世界都知道海明威的巴黎和海明威的西班牙，而海明威生活过将近三十年的古巴，却是海明威神话里缺失的一页。“美国到底怎样，看看海明威的下场就知道。”据说卡斯特罗说过这样的话。的确，海明威在古巴写下了一生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而就在他被外交部强劝回美国的第二年，他在爱达荷州的家中持枪自杀。海明威的价值，大概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古巴唯一达成的共识，也是我这三趟古巴之行中唯一一件了解清楚了的事实。其余都还是乱线团，需要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整理出头绪。

“对不起，天太热了。”我对司机说，算是我的道歉。

“你们的革命广场上为什么只有切·格瓦拉和何塞·马蒂的画像，而没有卡斯特罗？”同行的朋友问。

司机沉吟了片刻，才说：“夸奖一个死人，远比夸活人安全。”

我们忍不住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