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阅读“世界”的歧路与正途

王强

本雅明初次受电台之邀去聊书话，电台负责人谆谆告诫他录音时需恪守两个重要原则。其一，“千万别犯初来乍到的新手避免不了的错误，以为你是在对着或多或少一群听众诉说，虽然你碰巧看不到他们。其实根本没这一回事儿。收听电台的听者几乎总是孑然一人。即使假想讲述者可以抵达千万听众，那他也不过是抵达千万个单独的听者。你应该总是像对着只有一个听者讲述，或者对着众多的一个个单独听者讲述，你永远不会真是对着聚在一起的听众讲述”。（瓦尔特·本雅明：“分毫不差”，《讲故事的人——孤独中诞生的故事》，London/New York: Verso, 2016）

沈双发表的文章即将结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作者点名要我给她的新著写篇序。发给我的电邮里，沈双不容分说，搬出我“北大学长”及她那届“辅导员”这本来算不得资历的“资历”，且顺势扔来一顶高帽，期许我能从她自己烂熟于胸的文字中读出一些“言外之意”。结果，面对这一挑战，我本以为可以正当果决地婉拒却无功而返，只得翻开篇幅不多的文稿试试运气。

中国、美国、英国、印度。北京、上海、香港、纽约。小说、报刊、戏剧、电影。战争的“反讽”、历史的“真实”、“印度”之外的印度。飞行时的阅读、行走时的阅读。空间、时间。异地、本地。语言、翻译。文本、世界。如果不再毫无意义地重述作者已然清晰表达出来的意思，这些文字的“言外之意”，如果确实存在，它们会栖息在哪里？

《在纽约读木心》是把颇为好用的开锁钥匙。我指的不是文章中的纽约，也不是木心和木心笔下的上海，而是作者“别出心裁”将横光利一的《上海》费了一番口舌带进她在美国大学开设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专题”课。

“别出心裁”四个字透露了作者对所谓“世界文学”的独特理解和隐藏起的抱负。文学文本可能构筑的，是整一的世界？这样或那样离散的世界？我的世界？他者的世界？我所描述的他者的世界？他者所描述的我的世界？文学文本企图揭示的世界的“真实”，是“一”还是“多”？在此岸还是彼岸？来自生活者不得自拔的熟悉的“本地性”，还是他者（作者笔下游历者、移居者、翻译者）挣脱了特定文化羁绊的陌生、自由的思想和眼睛？

作为学术的观念和实践，“世界文学”虽非刚刚降生，却仍在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歧路上蹒跚，似乎尚未踏入正途。这其中，乐观者有之，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认为：文学的流通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可能的。跨越时间的阅读，跨越文化的阅读，通过翻译的阅读构造着不断生成的“世界文学”，这样的“世界文学”令我们离开熟悉的狭窄的生活世界，朝向不同的、陌生的广阔世界走得远些再远些（《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如何读》）。审慎者有之，如阿普特（Emily Apter）坚称：语言和文化间的不可译性、不可比较性、未译、误译才是界定“世界文学”的基础。“比较文学”的本质不是文学间的比较而是“可译性的研究”（《对世界文学唱反调》）。独辟蹊径者有之，如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绘制出“世界文学”新的分类版图：单一地区或社会特有的文学，泛区域的文学，跨文化跨语言跨政治空间的文学，民间的文学，民族——国家的文学，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文学（《世界文学的生态》）。

从沈双行进自如的批评文字时不时留下的思考痕迹里，不难捕捉到上述关于“世界文学”看法的三重底色，但她思想目光的着力处似乎不在“世界文学本质”的探讨，而是落在剖开具体的“世界文学的文本”之后，多方位多层次地追问：具体的世界文学文本呈现的“世界”如何成为“真实”或者为何变得“失真”。她深感兴趣的大问题似乎是：“世界文学”启示着——“真实性”源自“世界观”，“世界观”则塑造了“世界”。

岂止文学如此？让我们从文学稍稍后撤，放眼看看哲学，看看心理学，看看人类学，看看社会学……道路相异，但不同符号形式系统试图呈现的“世界”和世界的“真实”不都遵循着相似的路径？

哲学的世界之途。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著作《建造世界的种种途径》（Ways of Worldmaking）揭示了“哲学世界”的演变轨迹。自近代哲学始，康德先以“精神结构”的世界替代了过往“经验、客观结构”的世界；之后，刘易斯（C. I. Lewis）则以“概念结构”的世界替代了康德的“精神结构”的世界；再之后，其他符号体系（各类科学/哲学/艺术/认知/日常话语）渐次轮番替代了“概念结构”的世界。在古德曼看来，所谓“世界”，其实是由一个个“世界的版本”迭代出来的。世界的建造始于一个“版本”，终于另一个“版本”。

心理学的世界之途。二十世纪初，享有“心灵疗治大师”之称的维也纳著名心理医生威廉·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在其文集《爱的种种伪装》（Disguises of Love）第一章“内在之人”（“the Inner Man”）里写道：“一个人究竟能够对另一个人了解多少？我们往往想象着对一个人只会了解得越来越深；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然穿透外在的层层遮蔽物进入他心灵的纵深之处，直到一些事件的发生令我们猝不及防，一个突如其来的行为、一句不经意间吐露的话语，我们这时才不得不承认原来我们错了……如果一个人有机会真正谙熟另一个人，他会惊讶地发现一个人的‘内在之人’和其‘外在之人’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也只可能呈现出内在之人的极小部分……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撰写出关于一个人真实而完整的历史。”

人类学的世界之途。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撰述与生活》从文学角度详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斯基和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或人种志学）撰述。格尔茨指出：人类学家能令我们对他们的所言严肃对待，这与他们所言表露出来的某种事实的样子或观念优雅的外观关系不大，而是与他们能够说服我们的能力密切相关——他们让我们相信，他们的所言是他们确曾深深进入另外一种生活形式之中的结果，他们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曾真真切切“到过那里”（been there）。人类学家的文本既力图“客观”呈现“身在彼处”（being there）的世界，又无法“主观”排除“身在此处”（being here）的世界。以何种文本策略将“他们的生活”装入“我们的撰述”构成了人类学（或人种志学）世界“真实”的基础。他借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作结道：他们描述“那里”（there），其实为的是描述“这里”（here）；他们描述“彼时”（then），其实为的是描述“当下”（now）。

社会学的世界之途。利兹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十多年前提出了“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这一“世界新图景”，试图描述全球化时代人类时下体验的种种生活形式。现代之前的“固态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和其“固态的”恒久制度、习俗和行为方式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式微乃至消失。人类似乎“越来越紧密的聚集”带来的却是“越来越疏离的陌生”。构成世界的不再是坚固稳定的“板块”，而是瞬息万变的“流沙”。生活世界没有了以往长久明确的“目的地”之感，于是人们不得不“如履流沙”，在从未经历过的实验性黑暗中费力摸索前行。他的重要著作无一不在探究“液态”这一当前世界呈现出来的显著特质（《液态的生活》《液态的爱情》《液态的现代性》）。

简言之，哲学的思辨从总体的、实在的、整一的“外在世界”移开，转向对“世界的观念”或“世界的知识”或“世界的可能性/不可能性”的探究（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心理学把世界切成现实的“第一世界”与精神的“第二世界”，“内在之人”与“外在之人”，“意识”与“潜意识”（威廉·斯特克尔，《心灵的深处》《爱的种种伪装》；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人类学、人种志学努力理解“身在彼处”的世界与“身在此处”的世界之间如何有效地传递、沟通和理解（克利福德·格尔茨）。社会学告别坚实、滞重、缓慢、恒常的“固态世界”，竭力捕捉轻轻飘飘、无从预测、迅速流变的“液态世界”（齐格蒙特·鲍曼）。

回到沈双文本构成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专题”案例的课堂。即使横光利一和木心确曾呈现出了上海的“真实”，“作为世界”的上海，其呈现远远未被穷尽，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被穷尽。上海这一世界的“真实性”，依然会像植物那样继续野蛮生长，像歧路那样继续扑朔迷离。“世界文学”将在它不断扩大的耐心里慢慢证明：一条通向唯一世界、唯一真实的“正途”不过是具体时空里生存者或叙述者的幻觉。上帝之后，没有人能够宣称一劳永逸即可俘获作为“总体世界”的“绝对真实”；因为“世界”从来都是“复数”形式的存在，是“一个个”而不是“一个”，像本雅明在录音棚里倾诉时，他视而不见的“一群听众”，其实是一个个彼此毫不相干的“单独听者”。追问世界的“真实”，本质上其实是在追问：自己手中握着的“世界”，究竟是哪一个版本？

这似乎是从沈双文本的“边缘”渗透出来的“言外之意”。或者，这仅仅是作为读者的我碰巧从沈双文本的“边缘”捡拾起的“言外之意”。虽然她不一定首肯，甚至断然不能同意。

201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