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创伤，1933—1938年

成年后的玛丽莲似乎依然对她童年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她经常将那些故事告诉朋友和记者。在她的故事中，殴打她的艾达一家狂热地信奉宗教，有的寄养家庭则不欢迎她，但她从来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个寄养家庭。不过，她总是对格雷丝和安娜赞不绝口。全球各地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这些故事，很多事情都进入公众的视野，比如好莱坞儿童援助协会孤儿院的负责人曾要求她洗一堆盘子、打扫厕所、擦地板。1955年《大银幕》中写道：“不知道总统是谁的山区居民却有可能会背诵玛丽莲的生活细节。”

这些故事帮助她成为她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她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个大明星，像灰姑娘一般从贫穷走向成功，实现了一个女版的美国梦。其他电影明星的童年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重创——虽然琼·克劳馥、丽塔·海华丝和拉娜·特纳的童年也很艰苦，但仍然不及玛丽莲悲惨。“几乎所有好莱坞明星的人生故事都有灰姑娘和霍雷肖·阿尔杰⁽²¹⁾的影子，”一位记者写道，“不过玛丽莲的故事超越了所有明星。如果有评论家批评她习惯性迟到，公众反而会站在玛丽莲这边，因为人们总是会想起以前的她曾悲惨地在肮脏的环境中做苦工，洗‘令人恐惧的堆成山的脏盘子，只为了每月赚5美分’。”

她的故事是否真实？她的传奇是否是杜撰的？我的研究表明，虽然她有时对自己的童年经历有些夸大其词，但她的故事确实是真实的。格兰戴丝崩溃之后，玛丽莲的童年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让我们先按时间顺序来叙述那些表面的故事，然后再一层层揭开故事背后隐藏的秘密，去研究她说过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话，从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丽莲。请记住一点，格兰戴丝在住进州立精神病院后，玛丽莲遭受了很多的非难。在那个时代，她的身世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她只能靠补助金生活，但当时许多美国人把接受福利视为一种耻辱。她的家人被确诊患有精神病，那时人们认为这种病是遗传的，并且患者必然会不断地恶化。

1934年的一天晚上，8岁的玛丽莲住在格雷丝的公寓里。她躺在床上，不经意间听到格雷丝在隔壁房间和朋友们聊天。朋友建议格雷丝不要当玛丽莲的监护人，因为她有“家族遗传病”。他们说玛丽莲的外祖父、外祖母、兄弟和母亲都是“精神病人”，她将来也会和家人一样，变成一个疯子。“我边听边躺在床上发抖，”玛丽莲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精神病，但感觉不是什么好事。”不久之后，她知道了格兰戴丝的病情。对于敏感的玛丽莲来说，她意识到自己将面对残酷的命运，她也害怕自己的余生会在疯癫中度过。

格兰戴丝得病之后，格雷丝离开了玛丽莲，让她继续与阿特金森一家一起住在阿博尔街的家里。格雷丝的决定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格兰戴丝也许很快就能康复并返回家中。玛丽莲的学校离家很近，她的朋友也住在附近。阿特金森一家似乎很喜欢玛丽莲，他们能够照顾好她。格雷丝除了有全职工作外，还在出演一些戏剧，她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对表演的热爱，正是这种强烈的兴趣引领她来到了好莱坞。1934年，格雷丝的侄女搬走后，她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但这些时间还不足以让她抚养一个孩子。阿特金森是格雷丝的朋友，她可以在探望玛丽莲的时候顺道拜访他们。格雷丝住在好莱坞市中心的洛代街，距离阿博尔街只有十分钟的车程，按照格兰戴丝和她多年的习惯，周末她会带着玛丽莲去看电影，然后去餐馆用餐。她一如既往地对玛丽莲说，你将成为第二个珍·哈露。

格雷丝的公寓在好莱坞工作室俱乐部的对面，这个俱乐部是为有理想的女演员准备的廉价住处。20世纪20年代有影响力的好莱坞女演员和男演员的妻子担心好莱坞的一些公寓会成为招揽妓女的场所，所以筹集资金建造了好莱坞工作室俱乐部。当玛丽莲来看望格雷丝的时候，她告诉玛丽莲很多明星都曾在工作室俱乐部里住过。这个地中海风格的洛杉矶建筑由建筑师朱莉娅·摩根设计，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玛丽莲作为一名好莱坞女星，早年也曾在俱乐部里住过。

然而，格雷丝并没有帮助玛丽莲成为女演员。在格雷丝的支出明细里，没有送玛丽莲去学习演艺和歌唱这一项。在好莱坞，想把孩子培养成电影演员的母亲无处不在，比如秀兰·邓波儿、贝蒂·格拉布尔、琴吉·罗杰斯和朱迪·嘉兰的母亲都是如此。格雷丝在电影业沉浮多年，她有广阔的人脉关系，但却并没有用在玛丽莲身上。她用这些人脉帮助丈夫欧文（多克）·戈达德开启了演艺生涯，并在1935年与他结婚了。格雷丝对于玛丽莲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也仅仅是处于“幻想”阶段而已。

不过，格兰戴丝得病后，格雷丝接管了格兰戴丝和玛丽莲的全部事宜。其实她可以选择不这样做，但她不想看着格兰戴丝和玛丽莲两个人都住进州立精神病院。梦露家的亲人没有住在附近的，除了马里恩·梦露的妻子奥利芙·梦露，但她在丈夫1929年失踪后艰难地抚养着3个孩子，马里恩离开时并没有留给她一分钱，因此她不是寄养玛丽莲的理想人选。由于格雷丝仍对艾达·博伦德心存芥蒂，所以她并不想让玛丽莲回到艾达身边，尽管艾达后来声称她曾去看望过玛丽莲，并带她去大都会州立医院见格兰戴丝。据莱斯特·博伦德说，当时他们家的房子住满了寄养的孩子，已经没有玛丽莲可以住的地方了。

1934年末，格雷丝向法院提交了让格兰戴丝在大都会州立医院住院的文件。医院的监管者表示，格兰戴丝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没有办法出庭，并且在“无限期的时间”内都无法出庭。1935年3月，格雷丝向法院提出请求，希望能指定她为格兰戴丝的法定监护人，以便她出售格兰戴丝的房屋和物品，来支付她的花销。请愿书被认可后，格雷丝在春季开始了售卖。格雷丝的阿姨安娜·劳尔买下了格兰戴丝为玛丽莲购买的钢琴，并把它放在自己的公寓里，这一举动表明她知道玛丽莲的存在，并且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架钢琴象征着玛丽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青年时期的玛丽莲在好莱坞自力更生当小明星，她把钢琴漆成了白色，效仿20世纪30年代电影里常出现在摩登艺术场景中的白色钢琴，它是优雅和精致的象征。

玛丽莲与阿特金森一家住在一起，直到1935年6月格雷丝卖掉了阿博尔街的别墅。之后他们搬进了位于格伦科街的房子，依然在好莱坞山上且距离阿博尔街很近，一些传记作家认为阿特金森一家搬回英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1935年的洛杉矶人口普查登记了他们住在这个地址，但玛丽莲的名字并没有位列其中。乔治·阿特金森参演了1936年的好莱坞电影《小公子》和1939年的《来福士》，他和妻子莫德·阿特金森于1942年6月出席了玛丽莲的婚礼。1944年3月9日，莫德·阿特金森的讣告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其中指出她在过去的25年里都居住在南加州。

阿特金森一家离开后，格雷丝必须找个地方安置玛丽莲。她并没有把玛丽莲带在身边，而是把她托付给了一对生活在阿博尔街附近的夫妇哈维·吉芬和埃尔希·吉芬，他们的女儿是玛丽莲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哈维·吉芬是RCA唱片公司的音响工程师，埃尔希是家庭主妇，负责抚养孩子。那时的玛丽莲9岁了，性格安静且遵守纪律，还总是愿意帮助他人，似乎是个完美的孩子。无论她在艾达家经历了什么，艾达终究还是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好孩子。吉芬一家表示愿意抚养她后，格雷丝也征得了格兰戴丝的同意，于是玛丽莲搬进了充满爱心的吉芬家。

玛丽莲很喜欢吉芬一家，他们有个养着热带鸟类的鸟舍，包括长尾小鹦鹉以及其他会说话的鹦鹉。她被鸟迷住了，并且喜欢给它们喂食，与它们交谈。后来吉芬一家计划搬到新奥尔良，想带她一起走，但格兰戴丝不同意。于是，格雷丝询问雷金纳德·卡罗尔和他的妻子是否愿意抚养玛丽莲，他是格兰戴丝在统一电影业公司的同事和朋友，和家人一起住在洛杉矶。如果他们同意抚养玛丽莲，那么她将继续生活在洛杉矶，但格兰戴丝再次拒绝了。

吉芬一家在7月份离开洛杉矶后，格雷丝开始带着玛丽莲和她一起生活。她告诉玛丽莲不必去孤儿院了，这让玛丽莲大大减轻了心理负担，因为她不想去一个周围都是陌生人的地方。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在格雷丝的自身情况被评估为有能力抚养玛丽莲之前，法律要求格雷丝必须将玛丽莲送进孤儿院，但格雷丝十分聪明并且善于处理，顺利地避开了这些规定。那时多克·戈达德可能已经在格雷丝身边了，他和格雷丝打算结婚。他的孩子与前妻一起生活在得克萨斯州，未来他有可能会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所以他并不想抚养玛丽莲。

多克是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牛仔”，高大帅气、温文儒雅，来到好莱坞就是希望能成为一名电影演员。他在电影中扮演一些小角色，后来成了乔尔·麦克雷的替身，乔尔·麦克雷经常在牛仔电影和犯罪戏中扮演硬汉的角色。多克比格雷丝年轻十岁，比格雷丝高一英尺，但他俩常常把年龄和身高上的差异拿来开玩笑。他的兼职工作是搞发明，把车库当作车间，做些电动小配件，但他从演艺事业和创造发明中都赚不到钱，而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孩子都还很小——埃莉诺（比比）9岁、弗里茨7岁、约瑟芬（诺娜）5岁。

格雷丝并不介意多克朝不保夕的低收入。那时的她三十多岁了，年龄太大不能再参加好莱坞的派对了，于是她期待着与英俊潇洒的多克结婚。格雷丝认为组建新的家庭是她的首要任务，玛丽莲排在第二。多克对前妻和子女的抚养责任并不明确，但他可能会寄一些物品给她们。1935年8月初，格雷丝和多克在拉斯维加斯结婚了，安娜·劳尔出席了婚礼，但玛丽莲没有出现。一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9月，格雷丝把玛丽莲送进了孤儿院。多克与他的孩子们一起生活似乎是斩钉截铁的事了，但是他们在1940年之前并没有这样做，他的孩子仍在得克萨斯州。

以上所述的一系列事件,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故事，这涉及玛丽莲所指的8岁时自己曾遭受性侵犯。她在1953年和1954年接受编剧本·赫克特采访时提到过这件事，那时本·赫克特将为她的自传代笔。她还向传记作家莫里斯·佐洛托讲述了童年遭受性侵犯的故事，后者在1960年撰写了一本玛丽莲的传记。1962年，玛丽莲去世前的几个月，她在接受摄影师乔治·巴里斯采访时详述了这个故事。巴里斯的访谈本计划在《COSMO POLITAN》杂志上发表，但随着玛丽莲的去世，刊登计划也被取消了。之后，巴里斯把这个故事卖给了全球各地的报纸，并被广泛报道。玛丽莲去世后不久，巴里斯的采访本可以作为传记作家的参考资料，但他们大都忽视了这个采访。我在2010年与巴里斯交谈时得知，除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之外，没有其他玛丽莲的传记作家和他联系过，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为巴里斯给玛丽莲拍摄的照片配文，撰写了一本简短的传记。因此，玛丽莲对性侵犯事件最详尽的描述就这样被忽略了。

玛丽莲说这一切在她8岁时发生了。当时抚养她的家庭把房子分租给了一个名叫坎摩尔的人，他年过半百，对人严厉却很有礼貌，大家都很尊重他。有一天晚上，坎摩尔先生叫玛丽莲去他的房间，等玛丽莲进入房间后，他便把门反锁了。他开始搂抱她，虽然她乱踢、挣扎，但都无济于事。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并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女孩（在巴里斯的采访中，玛丽莲表示那次性虐涉及爱抚）。坎摩尔先生让她离开房间时，给了她一个5美分的硬币，让她去买冰激凌吃。她把那5美分硬币扔在他的脸上，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姨，但阿姨不相信她（玛丽莲把所有的寄养母亲都称为“阿姨”）。“你太无耻了，”阿姨说，“坎摩尔先生是我房客，他的品性大家都有目共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玛丽莲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趴在床上哭了一整夜。

玛丽莲曾在接受《巴黎竞赛画报》的乔治·贝尔蒙特采访时说，性侵她的人真名不叫坎摩尔，她通常会改掉她童年故事里的人名，以隐藏他们的身份。如果她在8岁时遭受了性侵，那么当时的她是和阿特金森一家住在阿博尔街的房子里，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春天格雷丝卖掉房子，她和阿特金森一家在阿博尔街的房子里住了将近两年。格兰戴丝在1933年6月将她带到好莱坞的时候，她就已经和他们住在一起了。

玛丽莲的大多数男性传记作家认为被性侵的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吉姆·多尔蒂说，玛丽莲嫁给她时还是处女。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玛丽莲童年时期并没有被性侵过。然而他们似乎从没有留意过研究儿童性侵案例的专家的说法——性侵犯通常会用爱抚的方式，而不是性交。一般性侵者都不想留下证据，所以不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印记。即便在今天，成年人性侵儿童的罪行判决主要是依据儿童的证言，因为实物证据通常不存在，性侵者基本上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罪。

玛丽莲在1962年接受巴里斯采访时，描述了具体的爱抚行为。“他把手放在我的裙下，然后触摸了我从未被人触碰过的地方。”她说，不相信她的阿姨还打了她耳光。玛丽莲告诉她的表妹艾达·梦露，在被侵犯后她觉得自己很肮脏，洗澡洗了好几天之后才觉得干净些。这种试图通过反复淋浴或沐浴让自己觉得干净的做法，是性侵受害者的典型行为。

她在《我的故事》中将性侵者命名为坎摩尔先生，导致玛丽莲的一些传记作家将英国演员默里·金内尔认定为那个性侵者。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除了乔治·阿特金森认识金内尔之外。他们二人都与著名的英国演员乔治·阿利斯合作过，阿利斯有操控自己电影的权力，多次起用之前合作过的演员做配角。金内尔就是其中之一，而阿特金森则是阿利斯的御用替身。金内尔是银幕演员公会的创始人，他住在西木区的比弗利格伦大道上，距离福克斯的摄影棚很近，阿利斯就在那里拍摄他的电影。西木区距离好莱坞露天剧场和阿博尔街的房子很远。

性侵者可能就住在格兰戴丝家里，她的房子有4间卧室。玛丽莲占了一间，格兰戴丝需要一间，来自英国的阿特金森一家租下了第三个卧室，余下还有一个房间对外出租。如果排除了金内尔的犯罪嫌疑，那么性侵者可能是乔治·阿特金森和多克·戈达德其中的一个，这两个年长的男人在玛丽莲8岁时都在她身边。在乔治·阿利斯的自传中，他对他的替身阿特金森评价不是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阿特金森可能就是“元凶”。

阿特金森是个可悲的人，这个老演员做过很多演员的替身，但是他本人却“从未有机会真正地扮演一个角色”。现在的他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个影子罢了。但他内心却感觉自己无比重要。他觉得自己长得像明星，穿得也像明星，散步时会下意识地摆出明星般的姿态。在摄影师面前，他模仿阿利斯的姿势，已经彻底把自己当作明星了。

在阿利斯的描述中，阿特金森是个装腔作势、东施效颦的人，是一个缺乏自我的影子，膨胀的自尊心驱使他把自己当成了阿利斯，并且完全沉浸在阿利斯的明星光环里。在《我的故事》中，玛丽莲把这对英国夫妇描述成快乐且无忧无虑的人，他们之前是杂耍演员，教她玩呼啦圈、纸牌以及抛接橘子。阿特金森作为阿利斯的替身，他的形象与阿利斯非常相像，并且这两个人都六十多岁了。曾在阿利斯的电影中参演的贝蒂·戴维斯将阿利斯描绘成一个有英国绅士风度却又不拘小节的好色之徒。“他又小又黑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他绷紧的三角形的嘴似乎总是压抑着无法释放的快乐。”他经常扮演英国政治家，诠释着平静面对大萧条的英雄主义和灾难来临时的独立性。

玛丽莲在接受莫里斯·佐洛托采访时称性侵者为“K先生”。她把此人描述为一个严肃的老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在上衣口袋里放着一块金色的手表，一条金链露在外面，而这正是乔治·阿利斯的穿着。阿利斯在生活和电影中都扮演着英国绅士的角色，所以他总是戴一副单片眼镜。我们可以想象，一直模仿阿利斯衣着和行为举止的阿特金森，很有可能也打扮成了这个样子。

玛丽莲告诉她的朋友——好莱坞导演让·尼古拉斯科，在她8岁时一个老年演员强奸了她。她告诉《电影故事》杂志的编辑阿黛尔·怀特利·弗莱彻，她并不愿意回想电影公司经理对她的种种不好，因为他们会让她想起8岁时性侵她的人。格雷丝曾说，她之所以把玛丽莲从阿特金森家带走，是因为发现他们并没有好好对待玛丽莲。1959年，玛丽莲在纽约举行的一个晚会上，与演员工作室⁽²²⁾的同学佩吉·弗勒里的丈夫说起了那次性侵。玛丽莲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并没有像许多遭受类似侵犯的受害者那样患上精神病。

多克·戈达德有可能是性侵者吗？玛丽莲在1937年与多克和格雷丝一起生活时，他曾试图爱抚她，他对玛丽莲的传记作家弗雷德·吉尔斯承认了这一行为，尊重多克的吉姆·多尔蒂也知道这件事。这可能是多克唯一一次醉酒失控的行为，但也有可能他早有前科。

我找到一些采访和报纸上的文章，发现了一些关于多克这个人的信息。1935年8月19日，《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多克和格雷丝一周前曾去过拉斯维加斯。文章中写道，他是1933年来到洛杉矶的，而不是玛丽莲的传记作家所写的1935年。如果《洛杉矶时报》是正确的，那么玛丽莲第一次受到性侵时，也就是格兰戴丝发病的时候，他恰恰就在好莱坞。同年，格雷丝把他介绍给执导西部牛仔影片的阿尔·兰热尔，兰热尔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角色。多克陆续接演了一些小配角，之后成了乔尔·麦克雷的替身。

事实上，多克·戈达德不只是个温文儒雅的得州牛仔，他还是个广受男性朋友欢迎的男人，喜欢去酒吧喝酒，和男性朋友聊天。他太沉迷于泡吧了，以至于经常在晚餐时迟到好几个小时。除了在电影中饰演小配角以及偶尔卖点他自己做的小零件之外，他几乎无事可做，处于半失业的状态，直到1938年生产飞机零件的阿德尔精密零件公司雇用了他。20世纪30年代，位于南加州的飞机产业发展迅速，加上为了筹备1938年可能与德国展开的战争，飞机产业的技术工人严重不足。正如一些传记作家所说，在1938年之前，多克确实没有为阿德尔工作过，因为阿德尔是1938年才创立的。

多克为人友好，但是在他搬到好莱坞之前，他在得克萨斯州的生活简直是一部悲剧。他是奥斯汀市一个显赫家族的后裔，他的父亲曾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医学院的院长，但他自杀了，而多克的母亲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住在精神病院里。多克曾经是一名医学生，但是他在1925年娶了第一任妻子后就退学了。因为他有过学医的经历，所以被称为“医生⁽²³⁾”。在比比、弗里茨和诺娜出生之后，多克和妻子在1931年离婚了。

孩子们在母亲的监护下住在得克萨斯州。据比比说，他们的母亲情绪不稳定，因此把他们安置在寄养家庭中，但寄人篱下的他们遭受了非人般的待遇，诺娜也说过相似的经历。比比甚至坚称，玛丽莲所说的那些童年遭受不公待遇的故事是从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经历中获取的灵感。她的话有可能部分是真实的，但玛丽莲在寄养家庭中确实过得不是很好。比比非常依赖多克和格雷丝，因此不希望他们被指控有不道德的行为。她有自己的理由来质疑玛丽莲童年故事的真实性。

根据多克离婚的条款，他有探视子女的权力，但他并不想获得子女的监护权，也没有阻止前妻将子女托付给有虐待孩子倾向的寄养家庭。事实上，多克和妻子的离婚判决书上显示，多克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听证会上。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他身上拥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玛丽莲在青春期后期，宽恕了多克与她之间发生的所有不快，并且与他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起来。玛丽莲在1942年给格雷丝的信中，称呼他为爸爸。20世纪50年代初，格雷丝掌管玛丽莲工作上的业务时，多克也在协助她。

性侵事件还有一种可能性。我的证据表明，性侵发生在1933年年底，这可能直接导致了格兰戴丝在1934年1月发病。一些作家认为，致使格兰戴丝发病的原因有以下3点：她的儿子杰基离世，82岁的外祖父蒂尔福德·霍根也在去年春天自杀了，还有她供职的电影剪辑工作室爆发了罢工。但是，1928年她的母亲去世了，一年后她的弟弟马里恩也失踪了，她在这双重打击下依然挺了过来。多年来，她所在的电影剪辑工作室也经历了各种罢工和危机。她在1933年买了新房，然后把房子的大部分都租给阿特金森一家是为了还贷款，这表明她的状态越来越好。另一个可信的证据指出，她还买了一辆新车。格兰戴丝似乎准备好了应对一切潜在的问题，直到自己的女儿被性侵了。

玛丽莲在巴里斯的采访中表示，当她把遭受性侵的事告诉寄养母亲时，寄养母亲抽了她耳光，因为她竟然指认“明星房客”有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她的寄养母亲认为玛丽莲编造了这起性侵事件。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是：只有下层阶级的男人才会调戏女孩，而且是被性侵的女孩先勾起了男人的性欲。一个被尊称为“先生”的杰出人士是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的，所以她认为必定是玛丽莲在说谎，或者这起性侵事件完全是由她引起的。

玛丽莲经常使用假名来掩盖故事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在这里说是她的寄养母亲，而不是她的生母。不过乔治·阿特金森的确是格兰戴丝的“明星房客”，因为阿特金森一家的租金能够帮她支付每月的房贷。格兰戴丝发病之后，就再也没有在那里住过了。玛丽莲成名后，她对女儿成了性感偶像而不满。随着格兰戴丝的年纪越来越大，她开始反对自己二十多岁时性行为应该开放的思想。她希望女儿登上《女士家居月刊》的封面，而不是淫荡的男性杂志。

玛丽莲告诉乔治·巴里斯，她被性侵后开始变得口吃。她还告诉他，口吃与性有关，且男性口吃比女性更频繁。她是对的，而且往往是严重的创伤会造成女性的口吃。虽然玛丽莲努力控制着她的口吃，但她从未完全克服过。在她紧张时，她的口吃尤其厉害。当她对《电影故事》的阿黛尔·怀特利·弗莱彻讲述遭受的性侵犯时，她开始口吃。当她在电影里说台词时，口吃也是一个问题。现代的语言治疗师认为，玛丽莲柔和的声音和她的面部表情可能是掩盖口吃的策略。

她告诉莫里斯·佐洛托，她小的时候不与大人说话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口吃。那个在韦恩·博伦德面前侃侃而谈、充满好奇心的玛丽莲成了大人面前害羞的“老鼠”。她在学校里也不说话是因为担心自己被老师叫到，她会在回答时口吃。“我天性害羞，口吃使我更加自我封闭了。当我想说话的时候，我的嘴唇会固定成一个‘O’形，并且顿时会觉得很迷茫，很长时间站着一动不动。”玛丽莲花了很多年时间才缓解了口吃，敞开心扉与他人交流。

埃米尔·克雷佩林在19世纪90年代发明的精神病分类方式仍主导着现今对精神疾病的定义，尽管阿瑟·诺伊斯在1934年发表的著作中指出，病人的症状可能会结合多种类型的精神病，也可能会处于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之间。吉姆·多尔蒂说15岁的玛丽莲比同龄女孩在身体上和情感上都更加成熟，同时又像孩童一样，与玩偶娃娃和小孩子玩耍，他的描述听起来像是玛丽莲有分裂的人格。玛丽莲也认为自己个性多变，是个多面人。“我可以成为他们希望我成为的任何人，”她对苏珊·斯特拉斯伯格说，“如果他们希望我是天真无邪的，那么我就是天真无邪的。可以说我有很多面。”

但玛丽莲并不是一直都能控制自己的多重人格。她的第一位表演老师娜塔莎·莱泰丝曾与她一起生活过，娜塔莎觉得玛丽莲缺乏安全感，这使她好像是“在水下挣扎”，或是“在月亮上漫步”，她无视周围的环境，好像没有活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她习惯于隐藏一切，”娜塔莎说，“而且她从小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许多与她合作过的导演都说她是走进自己的世界去创造角色，朋友说“有时她的眼神好像游离在别处”。

据研究性侵的专家说，被侵犯的女孩可能会在噩梦中看见女巫和恶魔，而玛丽莲在一生大部分的梦境中都看到过女巫和恶魔。她在1952年到访纽约时，萨姆·肖带她参观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赏戈雅⁽²⁴⁾画的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绘画。肖回忆说：“当她看到戈雅所画的战争与暴行以及骑着扫帚飞过夜空的女巫时，她抓住我的手臂说：‘我非常了解这个人（戈雅），我从小的梦境就是这样的。’”拉尔夫·罗伯茨从1958年开始担任玛丽莲的按摩师直至她去世。她对拉尔夫·罗伯茨说过，她梦中的恶魔很像罗塞尔·霍普·罗宾斯在《巫术与恶魔学百科全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本书在1959年面世，书中有17世纪关于巫婆和恶魔的绘画。

玛丽莲告诉在《纽约邮报》担任娱乐专栏作家的朋友厄尔·威尔逊，她觉得自己长期失眠是由于对噩梦的恐惧所致。威尔逊记得她对梦境的描述：“可怕的噩梦与我的内疚有关，令人恐惧的幽灵细数我犯下的种种过错。”苏珊·斯特拉斯伯格写道，玛丽莲梦中的人物与勃鲁盖尔和博士所画的秘密祭神仪式以及地狱中的恶魔类似。1956年，玛丽莲在伦敦与阿瑟·米勒一起拍摄电影《游龙戏凤》，她在日记中记录了她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故事——“在黑暗的屏幕上再次出现了怪物的形状，它们与我如影随形”。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些梦中的“恶魔”有可能代表着侵犯她的人，也可能代表着死亡，这既是威胁又是诱惑，因为恶魔承诺死后就让她回到母亲的子宫里。玛丽莲告诉她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森，她服用的药物巴比妥类（例如速可眠和戊巴比妥⁽²⁵⁾）所产生的平静感，让她感觉到“子宫和坟墓”，即母亲的子宫和埋葬尸体的坟墓。

玛丽莲的梦中经常出现巫婆和恶魔，说明性侵事件对她来说是个重创，她把性侵与基督教关于魔鬼和黑暗天使的信仰联系了起来。阿瑟·米勒认为她有清教徒的罪恶感。与她私交甚密的卢埃拉·帕森斯认为，玛丽莲对于“罪恶”的观念与她童年时遇到的复兴传教士的观念一样——“罪恶”不会被宽恕。厄尔·威尔逊说，童年时期的玛丽莲被性侵之后产生了一个想法，她觉得所有的男人都想和她睡觉。莫里斯·佐洛托写道：“她因内疚而心神不宁。她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死后会下地狱。童年时侵犯她的人以扭曲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她的梦中，所以她尽可能地通过阅读或说话来消除睡意。”她的失眠随着年龄增长而越发严重，需要服用更多药物才能入睡。

玛丽莲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将性侵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在被性侵后，她的“阿姨”强迫她参加了一个福音布道会。在她的记忆中，坎摩尔先生也参加了那个布道会。当传道人呼吁有罪之人去祭坛忏悔时，玛丽莲冲上前告诉传道人她被性侵的事，她认为那件事是“罪恶”的。但是祭坛周围其他“罪人”极大的哭喊声把她的声音淹没了。然后她看到坎摩尔先生站在“无罪人”之中，他并没有对他所做的一切感到愧疚，只是在那祈求上帝原谅其他人的罪恶。

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对罪恶和内疚的反思。性侵者混在无辜的会众中，而受害者却想忏悔并请求被赦免。玛丽莲的“阿姨”强迫她去参加福音布道会，这表明“阿姨”认为玛丽莲该为性侵负责。在玛丽莲的回忆中，她把性侵者给她的五分钱硬币扔回了他的脸上，这一举动非常重要，因为它表现出玛丽莲虽然心灵受挫，但她依然坚强，这种坚强使她有了自我价值感。它与人类的“自我修复系统”有关，这一进化机制有益于物种生存。人的内心有自虐的一面，就像弗洛伊德理论中提到的本能冲动，但人的内心也有自我支持的一面。人类都有“修复”自己的本能。

幻想是“自我修复系统”的基础，创造的梦想可以如茧一般孵化人的内心，削弱过去的创伤，让人向往积极的未来。玛丽莲经常活在幻想中的世界，她在童年时期常幻想自己是被王子追求的公主，是被世人爱戴的著名女演员，有着一位长得像克拉克·盖博的父亲，在他的保护和关怀下长大。她经常做白日梦，梦境中充满了红色和深红色、金色和绿色，这些颜色正是童话故事中国王和女王的颜色。她在卧室里扮演电影中的角色，为自己创造了另一个幻想世界。

她住在孤儿院时可以透过卧室的窗户看到雷电华大楼上闪烁的标志，雷电华大楼是一座无线电塔。那个标志是雷电华的商标，含义是雷电华将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她的母亲曾在雷电华工作，当玛丽莲看到这个标志时，她会想起格兰戴丝曾经工作过的胶片剪辑室，那里黑暗且有异味，嗅觉是人类最原始的感官，会让人回想起与之相关的事情。玛丽莲用对未来的憧憬颠覆了她对胶片剪辑室的负面印象，她说自己将雷电华的标志看作是指向光明前途的灯塔，像琼·克劳馥和贝蒂·戴维斯这样的好莱坞明星都曾出现在雷电华。这两位女星是伟大的，电影史学家称她们为“口齿伶俐的女性”，与玛丽莲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形象相符。

玛丽莲说自己有一个幻想——穿着一条裙摆拖地的蓬蓬裙在教堂里行走，而此时教堂的会众们都面朝上躺在地上，看她赤裸的下体。这个幻想有色情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征服世界的梦想。这个幻想可能是性侵事件的产物——玛丽莲将五分钱硬币扔在了性侵者的脸上，她的寄养母亲不相信她，她哭了一整夜。这个幻想可能是导致她后来在公共场所暴露自己身体的原因。

据阿瑟·米勒说，玛丽莲认为她的身体归男人所有，当男人想要时，她必须给他们。她告诉编剧南奈利·约翰逊，她和男人做爱是向帮助过她的男人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她告诉W.J.韦瑟比：“我有时觉得自己嗜性如命，就像酗酒者沉迷于酒精，有毒瘾者被毒品吸引到无法自拔。”虽然她有种大家闺秀的风范，但性成瘾也成了她的问题之一，她内心是认同“性自由”主义的。

玛丽莲在那么多寄养家庭和一个孤儿院中度过童年的经历可能是极端案例，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贫困人群中，类似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因为那个年代失业率很高，而国家福利很有限。玛丽莲和孤儿院中的大部分儿童一样，都是“半个孤儿”，没有父亲，母亲穷困，而贫困的家长都打算在财务状况好转一些后接子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