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中国

我们通常都觉得东与西原是两个方向，特别是古希腊那样辽远的地域、那样古昔的时代，好象和我们完全没有一点儿关系。其实我们在古时候也受了一些希腊影响，虽然不像西方人那样全盘接受。这影响也可以从文字上看出来。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碰到一位化学博士，这博士还没有“博”以前，沉默寡言，绝不谈什么历史文化，只会说什么二氧化碳、三氧化水。可是当他刚刚“博”了那晚上，他便口若悬河，告诉许多洋毛子说，英国文字很受了一些东方的影响，如象“茶”字转成了tea, typhon原是“台风”的译音。那些毛子听了参信参疑。我那时初初认识几个希腊字母alpha, beta, gamma，忙去翻字典查查，哪知Typhon原作Typhaon，又作Typhoeus, Typhos，这原是希腊神话里的大力神，虽然也就是“台风”，却难以担保这字的古希腊音也作“台风”，而且这“台”字也难以担保是一个古字。

我现在要说的是中文里的古希腊字。司马迁老先生说过，葡萄是从阿拉伯输入我国的。北平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告诉我们，“葡萄”二字原是希腊文botrus一字的译音。据他说，有一把汉镜上刻得有葡萄花纹，很象古希腊的浮雕。我曾经请教司徒雷登，他说得条条是道，但我问他那把汉镜保存在什么地方，他一时可想不起来，也许是跟着人家出洋去了。（后来成都华西大学的葛维汉拿了一把葡萄镜给我看，那上面雕着很均匀的一串一串的葡萄，虽然没有枝叶，但也很素雅可爱，依照样式看来，恐怕是唐代的东西。）司徒雷登还说，“萝卜”二字也是从希腊文rhaphe（莱菔，中医称萝卜籽为莱菔子）变来的。此外，有一位东方人说“西瓜”二字是sikua（本义是葫芦）的译音。我初读这生字时，总记不清是什么意思，经他这样一提，我记不清也记得清了，我天天出门不就看见许多冬南西白瓜？还有石榴也是同葡萄一块儿输入我国的，只可惜rhoia一字和“石榴”的字音相差太远了，要不然，我也可冒充一个发现家。

日本关卫先生著了一本《西方美术东渐史》（已由熊得山译出，商务印书馆出版），里面说起一些有趣的史话。

据说希罗多德说过，有一位希腊商人，名叫阿里忒阿斯（Aristeas）的，约在公元前七、六世纪之间到过我国西境。当时的西方人管我们叫seres，这名称是从“丝”字转变来的，由su变成sur，再变成希腊文和拉丁文seres（丝国的人）。有一次我读贺拉斯的短诗就遇着这个拉丁字，没有去查，先生问到我时，我只好红脸。我们知道亚里斯多德研究过一种蚕子，那也许是由我国盗去的。据说还有一位希腊商人，名叫马厄斯（Maes）的，实曾到过Serametropolis（意即“丝国之都”），德国人里奇托芬（Richthofen）一口咬定那就是汉长安，但也许是我国西部的城市，当时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是著名的国际大市场，这位希腊人也许到过那儿。此外，我们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希腊人到过我国，那就是《汉书·地理志》里面记载的张掖郡（即今甘肃）内的骊轩人，据说那些骊轩人原是从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移来的，虽然说不定是哪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城，但总是一个希腊系的城市。

当时的东西交通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天山北路，即是由黑海到阿速夫（Azov）海，跨过伏尔加河到里海，再穿过吉尔吉斯（Kirghiz）大平原，爬上阿尔泰山，爬上天山。第二条是波斯南路，由小亚细亚经过米索不达米亚东行。第三条是由海道到广东。这些交通留下一种很真实的痕迹，那便是希腊的艺术精神。据说四川雅安县高颐墓旁的有翼的石狮上面所表现的希腊精神，便是由海道传来的。那石狮雕刻得很简单雄劲。

若干年前希腊人跑到大夏、大月氏居住，为那些本地人雕刻了许多佛像，即所谓犍陀罗（Gandhara）式的雕刻。这一种艺术精神又分两路传到我国：第一路从大月氏经过乌孙，越过葱岭来到我国；第二路南下到印度，成为希腊印度艺术，又回到葱岭来到我国。我国最古的千佛洞要数敦煌的莫高窟，那是前秦时代开凿的，那里面的佛像便是犍陀罗式的雕刻。此外，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宝山的大留圣窟，北响堂的刻经洞、释迦洞、大佛洞，南响堂的华严洞、般若洞，太原的天龙山等处的石刻多多少少都表现这种艺术精神。云冈有几个浮雕小佛像，很象柏林收藏的斯巴达墓碑坐像那样古拙，那样带着古拙的微笑（如今这些无价的艺术珍品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亚历山大必能东去把它们收回）。

此外，不知我们还直接或间接受了一些什么希腊影响？如果有人肯在那些山道上或海道上去寻找，也许还可以找到古希腊的歌舞队翩翩飞舞来到唐宋的宫前时所遗下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