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队前夕

（一）

1967年，史铁生拿到了清华附中64级的毕业证书。此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全国性的串联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就在前一年，史铁生怀揣着母亲给他的十五块钱，和几位出身不太好的同学结伴而行，也在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串联了一番。等到毕业之后，因为被排除出了革命队伍，史铁生就只能和一群清华园的孩子待在一起打发时光。不过，同样是游玩，此时史铁生的心境与之前相比却已大不相同。如果说当年与孙立哲等人游历清华园的时候，他还有一种青春飞扬的得意之感，那么此时被革命队伍抛弃的史铁生，就只剩下了无所事事的空虚。

在《插队的故事》里，史铁生回忆了这段闲散的时光。那时他们几个整天在清华园里闲逛。因为“文革”的缘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也下降了，史铁生和几个住宿生组建了一支“补养大军”，经常去清华园里的食品店扫荡一番。不过，说是扫荡，其实也就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或者一包炸排叉，放在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着。

这几个游手好闲之徒，在清华园里“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儿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儿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此时“文革”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史铁生和几个朋友都是逍遥派。因为他们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种不上不下的阶级地位，只能让他们在火热的革命大潮中袖手旁观。但心里的惭愧却是避免不了的，于是为了不至于那么愧疚，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学习。

史铁生在这段时间里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马列经典，一有机会就跟人辩论。不过慷慨激烈的言辞，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白读那些书而已。其实对于书里面的大道理，史铁生也是似懂非懂，总之只要在政治觉悟上表现得不那么无知就成。好在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书籍可以阅读，这大概是史铁生最感兴趣的事了。尽管要想读点有意思的书，就得打出批判反动思想的旗号来，但趁机搜罗一些“毒草”看却实属生平快事。实际上，史铁生看这些“毒草”的历史已经不算短了。在附中读书的时候，他就和孙立哲跑到清华教授莫宗江的家中，拿着本《世界美术全集》看得津津有味。书中有不少女性的裸体画像，两人当时就看得面红耳赤，彼此却心照不宣，绝口不提。大概从那时起，史铁生就知道“毒草”一类的东西可比政治读物有看头多了。

除了读书，史铁生还同样热衷于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他经常和几个朋友，“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不过这般闲散的日子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每个人都要去插队的消息。

这是1968年的秋天，正当史铁生和小伙伴们摸鱼摸得兴致盎然之际，突然有消息说每个人都得去插队，“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这让史铁生有点失望，因为他一直盼着自己能当上工人，攒点钱买一双“回力”牌球鞋。现在看来，这个梦想怕是要幻灭了。朋友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过去，将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一辈子挣工分。这对于城里人来说自然是将信将疑。

到了年末的某一天，清华附中专门从外校请来了一位工宣队长，为学生们作插队的动员报告，据说这位工宣队长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一上台便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又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差不多就连呼吸声都快没有了，随后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队长的最后一句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当时，工宣队为了号召学生插队，特意把该去的地方都夸得像天堂一般，史铁生也将信将疑。母亲可没这么幼稚，她深知农村的苦处，于是找到学校工宣队，说孩子患有先天性脊椎裂的毛病，不能长期劳动，但史铁生不知是信了工宣队的话呢，还是当真有一番革命理想，竟不听母亲的劝阻，执意报了名也要去插队。母亲知道后忧心忡忡，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直到确定史铁生去的地方是延安之后，她的心里才略微踏实了一些，毕竟那里是老区，生活条件总不至于比边疆还差吧。尤其是延安所具有的革命象征意义，更是让史铁生感到激动。

远行的日子快到了，母亲慷慨地给了史铁生不少钱。得此良机，史铁生终于买了一双梦寐以求的回力鞋，加上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守着这堆财产，他也对插队生活向往了起来：“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史铁生的母亲经常落泪，大人也都叹气。但少年老成的史铁生为了迎合，也做出一副叹气般的表情，心却早就飞向了远方。“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儿们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二）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永远都少不了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此时无所事事的史铁生根本无须担心未来，因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都已经被身不由己地裹挟进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而这一回，就是影响了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有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志愿者队伍，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开展垦荒事业。为支持这一活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还在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欢送会上为这支队伍郑重授予了“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光荣称号。政府也借此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号召大家“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并以邢燕子等人为榜样进行了大力宣传。不过，知青运动的高潮真正始于“文革”后期。此时由于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已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上级决定给红卫兵运动降温。

1968年12月，领袖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大规模展开。参与者中，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人数最多。

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了1600多万人，几乎占据了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迁移，而且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流动，也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知青运动的缘起、过程、结果和影响等，近年来屡屡成为学界的争论热点。但如果褪去知青运动那些“血色浪漫”的魅人外衣，却可发现隐含其中的现实问题的确沉重。知青个人及其整个家庭命运的改变，城乡人口逆向流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道德伦理体系和文化价值的变迁，等等，都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

从农村角度看，知青群体的上山下乡，虽然在农业建设上带来了新的劳动力，但他们却成了农民阶层的一种沉重负担。多数知青满怀理想地来到农村，却又不安于贫穷落后的农村现状，毕竟真正融入农村的只是少数人。一旦有了返城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都会选择离开。甚至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很多知青都在利益争夺中上演了无数人性倾轧的好戏，由此也足证“文革”给当代中国带来了何等的道德失范。要而言之，知青有限的贡献远不及他们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各种损失。

从知青本身的情况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带来的其实是一种幻灭感。当初所秉持的“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卫国信念、敢于挥洒青春和汗水的理想主义、崇尚底层人民品格的道德主义，甚至是由此所衍生出来的民粹主义等各色思想情怀，都抵挡不住严酷现实的日渐消磨。等有幸返城，很多知青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城市生活的局外人，住房、工作、婚姻等各种现实阻力，都令他们身心俱疲，由此滋生出来的叛逆倾向，也导致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文学中，上山下乡运动却常以另一番面目出现。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以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不论是壮怀激烈般的慷慨悲歌，还是冲淡平和式的浅吟低唱，都能以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为名，彰显他们借上山下乡运动去实现自我认同的创作初衷，如此自会在一定程度上诗化知青群体的插队生活。而这种诗化历史的倾向可谓是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