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谭友夏竭尽毕生精力，支持同乡好友钟伯敬创建晚明又一个文学流派，世人谓之“竟陵体”。

竟陵体的一个特点，是反对同调，坚持创调。这是钟、谭在公安派之后另创新派的出发点。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派，原是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为出发点的，可公安派末流，却出现了人人依傍袁中郎，同袁中郎唱同调的弊病。文艺作品不能创新，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谭友夏说：“吾辈论诗，止有同志，原无同调。”（《万茂先诗序》）他认为一个文学流派，可以为着共同的理想，遵循共同的美学原则进行创作，却不能摹拟别人，致使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同唱一个调子。他说：“有教春者曰，公等所为，创调也，夫变化尽在古矣。其言似可听。”（《诗归序》）所谓“创调”，即指创新。古代杰出的诗人都曾向前人或同时代的人学习，其创作又都能出奇变新，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竟陵体的另一特点，是击排假伪，崇尚真实。钟伯敬指出：“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与王穉恭兄弟》）前后七子“诗必盛唐”，摹拟初盛唐诗人，不能抒发自己的性灵，因而所作诗貌似初盛唐，实则是假的、伪的。公安三袁反对“诗必盛唐”，提出唐代初盛中晚各自有诗，宋亦有自己的诗，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诗。袁伯修把自己的书房取名“白苏斋”，公开表明对白居易、苏轼的推崇，因而公安三袁的诗真有中晚唐诗的兴味了，故“真中晚实胜假初盛”。谭友夏也说：“予尝言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后人未尝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纸上，予悲夫悲秋者也。”（《秋寻草自序》）那些摹拟古人、依傍别人的人，都是“不信胸中而信纸上”的，都是可悲的。他推崇“文章之道，恒以自然为宗”（《古文澜编序》），“真有性灵之言，常浮纸上”（《诗归序》），作品“漠漠皆有真气”（《又答袁述之书》）。

竟陵的再一特点，是补救轻浅，力求深厚。公安派为诗文讲“率性而行”，“信口信腕”，致使其末流有流于鄙俚轻浅的弊病。钟、谭为补救这一点，就力求深厚，具体办法是刊行《古诗归》《唐诗归》，合而为《诗归》，使人从中看到古人的“真诗所在”，看到“真诗者，精神所为也”（钟伯敬《诗归序》）。这是什么样的精神？钟伯敬在《与高孩之观察书》中谈了两点：一是“诗至于厚，出于灵”，这是对前后七子说的，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没有自己的性灵；二是“灵不能即厚”，这是对公安派说的，因为公安派只讲“直抒性灵”，不讲性灵的修养，所以其诗有流于鄙俚轻浅的弊病。因此钟伯敬提出，那些意境深厚的诗，“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这就是能为“真诗”、能使“诗至于厚”的精神所在。谭友夏在《诗归序》中也说：“乃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

谭友夏与钟伯敬联手文坛，同其他志同道合者一道从事创作和评论，形成了竟陵派。钟伯敬去世后，谭友夏继续坚持竟陵派的创作主张和批评实践，使竟陵本色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丰富和完善。

竟陵派中，钟、谭著述最富，而以钟氏《隐秀轩集》和谭氏《合集》为代表。《鹄湾文草》，即《谭友夏合集》中的文集部分。

《谭友夏合集》有明崇祯初年沈春泽刻本，有据此排印的三十年代铅印本，而后者错漏较多。我们依据沈春泽刻本，请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校点印行。

一九八七年十月九日

本书20世纪80年代我社曾出版，此次系根据原本改版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