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应举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真宗赵恒的这首御笔亲作《励学篇》，传布天下之后，为多少文人士子营造了一个美丽得无以复加的梦，勤读五经而参加科举考试中举，就能够顺利登上仕途，一展宏图而名利双收，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多么有诱惑力，多么令人向往！这个美好的梦几乎迷醉了近千年以来的所有莘莘学子，当然，冯梦龙以及他同时代的明代文人学子也未能免俗。

科举制度并不是从明代开始的，而是早在隋唐时就逐渐形成并推广开来，但是，科举制度在明朝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明代开科举，也开启了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之至的一种招生规模——扩招。扩招为大明王朝治下的读书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他们纷纷以读书为业，想要为自己未来能考中做官觅得一块合适的敲门砖。科举制度成为平民阶层能够青云直上到达社会上层的最重要途径，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平民都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是否具备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明代的科举制度，主要分为养士(培养人才)和取士(选拔人才)两个阶段，《明史·选举志》中明确规定“科举必由学校”，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比如，明代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学校，分别称为府学、州学、县学。学生入学都要经过考试，没能通过考试入学的，都叫“童生”。通过考试而取得了入学资格的，称为“生员”，就是大家惯称的“秀才”。生员内部也是有分别的，“廪膳生员”指的是府、州、县学生员中成绩较好，获得支领公费资格名额的生员；“增广生员”则是在上述公费资格名额之外增加录取的生员，他们自然没有资格支领公费；“附学生员”是在增广生员之外再增加录取的生员。生员获得入学资格之后，可以参加由学道(即学政、学台)主持的岁、科两试，以此来决定他们的等次升降和应该获得的奖赏或领受的惩罚。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进行。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是由南北直隶和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录取名额由朝廷决定，考取之后就称为“举人”，可以参加会试或入国子监，或在京城担任小官吏，或者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的贡院举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会试考中即可参加殿试，仅有一道时务考题的殿试，其考试规格却很高，题目由皇帝选定甚至亲自命题，皇帝亲任主考官，考试地点在紫禁城的奉天殿或文华殿。到了明代，能够参加殿试的基本已经高枕无忧，算是大功告成了，因为明代参加殿试的人一概不被黜落，只是根据殿试水平定名次：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新科进士畅饮“琼林宴”，拜谒孔庙，姓名也被镌刻在国子监前的石碑上，然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中二三甲的考庶吉士，中选者有机会由资深翰林院官员任教习培养三年，其中优秀者可以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或者检讨，其他人就可以出任给事、御史，或者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这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

明代科举考试在总方向和原则上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考试原则方面尊崇儒学，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一以程文定去取”，这里的程文，即是著名的有固定格式和行文规定的八股文。

能够科场通达而进入仕途，是被无数明代读书人羡慕、嫉妒、恨的事情！比如，明代万历年间首创文学流派“公安派”的湖北公安三袁，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斩获就羡煞了众人。万历三年(1575)，十六岁的老大袁宗道考中秀才；万历七年(1579)，二十岁的他又中举，在乡试中名列第八；万历十四年(1586)，年仅二十七岁的宗道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任翰林编修。袁氏兄弟都是早慧之人，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一岁的老二袁宏道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二十五岁的宏道进士及第；两年后谒选吴县县令。老三袁中道也是十六岁考中秀才，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获得会试的佳音，先后任徽州府教授、南京国子博士、礼部主事、吏部郎中。与他们相比，冯梦龙的读书应举生涯，实在是坎坷，甚至说得上令人心酸！

和明代同时期的文人一样，冯梦龙从小便攻读“四书”“五经”，根据魏城壁《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研究》，他跟随自己的启蒙老师王仁孝先生认真研读相关儒学经典，尤其致力于对《春秋》的诵读与研习。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埋首举业数十年，可惜的是，直到五十七岁时，还没有考中举人，仍旧只是一名生员。也许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他没有能够通过科考成功而成为当朝的达官显贵，但他得以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用在对通俗文学作品的改编、创作、刊印方面，文学史上也因此多了一位熠熠生辉的通俗文学大家、旗手的名字。可是，对身处其中，饱受科举考试折磨，在屡次鼓起希望与屡次失望的轮回中煎熬的冯梦龙来说，在五十七岁的“高龄”，不得不离开考场，出贡去做一个岁贡生，是相当遗憾和无可奈何的！《老门生三世报恩》是“三言”中唯一一篇可以确定由冯梦龙本人所作的话本小说，主人公鲜于同也是一位像冯梦龙一样，五十七岁时还只是一位老生员的科场失意之人。在话本中，冯梦龙借鲜于同的口，表达了自己对明代科举的真实认识：“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谭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锭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上轿，上司还要寻趁他。”(《警世通言》)其中的不得志不服气与多少失意落寞，没有亲身经历的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也许只有十之一二，个中滋味，的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